我是嫁给吉姆了，我和吉姆是结过婚，又离了。

过去的事，尤其是那些过去了又无法挽回的事，就用不着想了。但是我总还是想，想什么呢？

吉姆到医院探视我之后走了，他留在我耳边的声音很低沉，但是顺序很清楚：坦坦、花、书……其实我渴望他说会为我弹钢琴，但是吉姆偏偏没有说。

我是爱吉姆，还是爱吉姆会弹钢琴？我这一代中国人，会弹钢琴的太少了，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全校园都在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好像全世界钢琴曲只有一首《致爱丽丝》，但我在欣赏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致爱丽丝》时，发现了巴赫，而且更喜欢上了巴赫。

初到德国，我爱一个人的前提是他会弹钢琴。

马蒂亚斯

刚到德国的时候，打工真苦。但是1990年的一天下午，阳光真灿烂，蓝天白云下红顶的德国小房子真好看。我穿着白衬衣黑裙子，套着件牛仔服，骑车去中餐馆打工，碰到了马蒂亚斯。

马蒂亚斯那时想从另一个城市到明斯特来攻读博士，后来他来看我了，在我简单的学生宿舍里，面对面和我喝啤酒聊开了。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问我来德国多久了，怎么来的。我心里想：是不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像许多德国人一样问我何时回中国去了。但是马蒂亚斯没有，他继续问我学的什么专业，问我父母是做什么的，有几个兄弟姐妹，并告诉我他有4个兄弟，他最小。

马蒂亚斯和一般的德国人不一样，他没有一点傲气，有好奇心却没有潜在的距离感，他让我感觉亲切。当他对我说“你一个人在德国，生活很难吧”，一直轻松微笑着的我，突然哽咽了，眼泪几乎掉下来。是啊，我来到德国，生活的变化天翻地覆，仅在中餐馆站过一天酒台，但我那天刷的杯子要比我在中国生活二十几年刷的杯子还多。在中国优越地活了二十多年的女孩子，如今要为每天的面包去打工，那其中的酸甜苦辣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而事实上，还从来没有德国人如此直接地问过我。那天，马蒂亚斯就坐在我对面，眼神坦率，声音亲切，我心底的忧伤才表露出来。

那天晚上，马蒂亚斯和我在小城里逛，穿过明斯特大教堂前面的广场时，我兴奋地告诉马蒂亚斯，我在那儿见到科尔总理了。有一天，大教堂前聚集了一些人，忽然，人们闪开了一条道，科尔总理被人簇拥着走来，原来他是来竞选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见到了总理，而且也不是人山人海，也没有什么讲演台，科尔总理就在大教堂前面广场的斜坡上发表了讲话。

“科尔总理下一届能当选吗？”我问马蒂亚斯。

“那是根本不用我们操心的事情，他是东西德统一总理。”马蒂亚斯回答我时已经站在了广场旁边的商店橱窗边，似乎马蒂亚斯更关心我的德语，而不是科尔先生是否会连任总统，他一一指着橱窗里面的陈列商品，不停地教我：“那是一个帽子，这是一条裤子。”他就像教一个小孩子，我不断地点头，忍不住发笑，就笑他把我当孩子的神情，其实尽管那时我才到德国8个月，但帽子、裤子这些词我早已认得。

忽然，马蒂亚斯迅速地向前跑去，转眼又回到我跟前，哈哈地笑道：“一只猫，我想逮着它让你玩玩。”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不再忧伤，几乎有些撒娇：吃冰激凌。德国的冰激凌真是太好吃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真的很好吃。马蒂亚斯也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说没问题，我们就去吃冰激凌。

马蒂亚斯笑着向前跑了起来，穿过一片建筑工地，那旁边竖着“行人绕道”的牌子。他哈哈地笑道：“看啊，我偏走这里面，偏走这里面。”我忍不住捧腹大笑，那也许是我到德国8个月来最开心的笑。我被马蒂亚斯快活的情绪所感染，也变得快活起来，心里有种甜蜜温柔的感觉。

马蒂亚斯亲切地跟我说这说那，告诉我他的父母住在这个城市的附近，但他却在很远的另一个大学城哥廷根学习，现在他将回到父母身边，到明斯特大学来攻读博士。他忽然停住了脚步，转向我：“我读博士要好几年，你能等吗？”我愣住了：这是什么问题？这问题是什么意思？马蒂亚斯好像又明白了什么，笑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而继续说别的。他说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只能活6个月了，我听了心情很沉重。马蒂亚斯可能看到了我脸上的忧伤，反而转过来笑着安慰我不用担心，说他的父亲是医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他说得那么轻松，真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讲他自己的父亲。

最后，我们坐到了一个冰激凌店里，我开心地点了一份大大的冰激凌，马蒂亚斯微笑着要了一份小小的。吃着聊着，到了我该回家的时候了，马蒂亚斯站起身去了吧台前，回来对我说可以走了，我说我还没付账，马蒂亚斯笑着说他已经全付了，我说这不行，我必须自己付，但马蒂亚斯已走出了店门，我只得跟在他身后。

走到大街上，我再次说我该付我的账单，马蒂亚斯说他付了是一样的，我说不行那不一样，马蒂亚斯停住了脚步，转向我，声音竟然有些涩：“怎么不一样，在中国是这样吗？”我也停住了脚步，转向他，声音也有些涩：“在中国是男士付，可是我知道在德国是分开付账的，分开付账这个词我是在德国学的，并且已经习惯了。”说这话时，我的眼泪差点不争气地掉下来了，自尊的委屈直往上涌，我一时多少有些忘了马蒂亚斯的存在，沉入内心独白的状态：我毕竟是个中国女孩，天生就希望被绅士们宠着，可是在德国的8个月，替我开门的绅士不少，帮我付账的绅士却没遇到，每次被热情地邀请参加聚会，最后服务小姐总是会向大家一一收款。当然是分开付，我心里却总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幸亏每次都是一帮人。嗨，我就是没出息，天生不如德国女孩潇洒，在她们看来，自己付账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对此毫不介意。

我这边想得出神了，那边马蒂亚斯听了我的回答，也愣住了，有些惶惑，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就面对面地愣着。马蒂亚斯望着我，眼神里有说不清的意思，其中的爱怜却是明明白白的，他短促地说：“是一样的，我喜欢你。”他说“我喜欢你”这几个字时有些羞涩，但是迅速又坚决，我听了感动又不好意思。

我问马蒂亚斯他那天在马路上干什么，马蒂亚斯大约没完全明白我的问话，有些难为情，笑着迅速说，他远远地看见了我，觉得我骑车飞奔很可爱。我说我不是问这个，我是想知道你在干什么，这回马蒂亚斯轻松了，说他正想告诉我，他是在为从另一个城市搬到这个城市找房子，现在有满意的了，本来想找个单间的公寓，现在改了主意，找了一个套间，有七八十平方米，他忽然转向我：“你会喜欢吗？”

我站住了，看着马蒂亚斯：“这是什么问题？这问题又是什么意思？”马蒂亚斯笑笑，不再继续那个话题，而是吹起了口哨，一个欢快的旋律。

经过一路上不断地让我开心大笑，马蒂亚斯终于把我送到了宿舍楼前，我忽然感觉到我俩之间的空气有些凝固了，不知道怎样告别。最后我说谢谢，晚安。马蒂亚斯问，可以再来看你吗？我有些慌乱，却清楚地摇了摇头，顷刻间强烈的失望显现在了他的脸上，整个晚上马蒂亚斯第一次失去了笑意。他待在原地站了好一阵，也许在期待着我再说些什么，但我无话。马蒂亚斯终于走出了几步，回过头来向我招手，我木然地站着，拼命抑制着发酸的鼻子。

我怎么向马蒂亚斯解释呢？不要说才来德国几个月，德语说得还不够好，就算我的德语已经不错，我又怎么能让他理解我在德国的委屈和艰辛呢？可仅仅一个晚上，爱的情意好像已荡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我感受到了马蒂亚斯对温柔、活泼的东方女子的梦幻和自己对西方男子幽默、潇洒、快活的向往。但是我的自尊阻止我去和别人分担艰苦，我的自尊注定了我必须孤独地度过在德国最艰难的岁月。

打工的艰难岁月里，我时常想起马蒂亚斯的笑声和手势：“你看，我是这么高，你是这么小。”他比画着，充满了爱意。我相信这份情感马蒂亚斯对那些和他几乎一样高大健壮的德国女孩是自然不会有的。我忘不了我说我最喜欢听钢琴曲，马蒂亚斯说他从小就学钢琴，以后可以天天为我弹。“天天”这个词撞击着我温柔敏感的心，让我千百遍地回味。

马蒂亚斯没有再来看望我，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来明斯特，也许他的父亲很快去世了，也许他的生活很快发生了大变化，也许……一切都只能永远是也许，只有爱意和温暖变成了诗：

深夜里

一

深夜里，

雨过天晴的时候，

最不肯将息。

独到的情怀，

对着满世界的寂静，

开放。

二

黑暗中，

你划根火柴，

安详自在。

飘过的烟味，

可是一道弧线，

把我俩轻轻连在一起。

不知道心的距离，

是否也这样亲近，

让我甜蜜。

三

请你给我两个太阳，

一个照在我身上，

一个亮在我心房。

斯特凡

到德国的时间在流逝，我由在国内的执着压抑转向开放轻松，年轻的生命重新强烈地渴望爱与被爱。但生活中尽管有男孩子或近或远地出现，爱与情却和我无缘。一方面，我怀着热情享受着集体和单身生活的快乐，和一些同学及朋友去滑冰、游泳、跳迪斯科、参加音乐会等。时不时我还背上旅行包独自一人上了高速公路，截车去遥远和陌生的城市，看那里的教堂、自然和风土人情。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爱与情的无所寄托，有时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

这时，斯特凡出现了。

1992年初春的一天傍晚，我穿着粉色的针织及地长裙懒懒散散地准备去楼道的浴室淋浴，忽然，我想起浴巾还在地下室的洗衣房，于是我匆匆忙忙去取了浴巾。当我沿楼梯拾阶而上时，我看到一个面孔陌生的男孩从楼门闪进，他穿着运动服，显然刚跑完步，当他跟在我身后来到我住的楼层时，我奇怪地想，这层的邻居我都认识，这人我却不曾见过。

当我进了自己的房间拿了浴液重新往浴室走时，这人却站在楼道里看着我发呆。我问他找谁，他摇摇头。于是我往楼道公共浴室走（德国学生宿舍男女厕所的浴室是混合着用的，谁用谁关门），转身关门时，却发现他愣在门外，我也愣着问，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没什么，我觉得您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