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耳际、脖子印满了戈尔德温柔的吻，他的双手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给予，但是他自己并不勃起，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知所措。戈尔德感觉到了我的窘态，他平静地说：“你舒服吗？你舒服就行，别管我，也别介意，我一贯这样，有时为自己做爱，有时只为女人做爱。”

我放松了一些，我并不能完全享受，但是我知道，那把手术后横在我身体上的枷锁正在慢慢松动。

我嗅到了德国莱茵河畔一望无际的葡萄山天然佳酿的醇香，我感受到意大利漫山遍野橄榄树的油脂润滑……渐渐地，我变成了一朵法国莫奈的睡莲，同时又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中国莲花，墙上客厅中的油画《荷花睡莲》在我朦胧的双眼前晃荡起来。

我要啊，我要啊……我要爱，我要活……

但是从那以后戈尔德不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从内心当然希望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自问与戈尔德并没有更多更深的联系，自己并没有爱上他，和他也没有像与亨德瑞克那样的默契和情投意合，对戈德尔只是简单地喜欢，两个人一起享受舞蹈而已，所幸戈德尔也只是喜欢我。戈尔德对我兴趣减弱甚至对我的身体感到害怕都是正常的，凭什么人家非要一直热情满怀地追求我呢？看来，患过癌症的女人能吓倒很多男人。

我对自己说，和戈尔德的交往也许正恰到好处，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爱情，我需要重新放松自己，开放自己，积聚爱的力量。

我在戈尔德的电话上留言：“亲爱的戈尔德，谢谢你！我要带儿子回中国一段时间。我会永远记得你教我跳舞。”

戈尔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我病后身体的开放陪过一程，我会永远记着他的身材和舞姿，我还记着他的话：“为自己的老年投资，结交朋友并诚心给予朋友快乐。”

腰部以下的动作

戈尔德后来不打电话约我了，我有一点失落，但更多的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力量。回到中国后，我不再关心云是否和别的女人或者和自己的亲妹妹来往。

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我不做瑜伽，但是我每天闭着眼沉静地提醒自己好几遍，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

舞蹈在我的身上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到了北京，我拿出刚刚认识的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位院长的名片，打电话到院长办公室，几经周转，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一对舞蹈老师。

2003年那个春天，似乎创世以来所有的细菌都苏醒了，一场莫名的SARS病毒，昼夜不停地在整个地球上肆虐蔓延。街上的行人好像颠倒了季节，把十几层的棉纱口罩罩在脸上，一罩就是一整天，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许多年以后，还会活在那种惊恐里。

我当时像亿万其他人一样，被蒙在鼓里。我告别了德国首都柏林的空气，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坦坦，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白天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穿行在地铁里，经过许多戴口罩的人身边，我浑然不知，大口大口呼吸着祖国首都的空气。我天天把儿子坦坦送到北京临时上的幼儿园，后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有一两个孩子病了，没有上幼儿园了，但是我继续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把坦坦送去幼儿园。

2003年的春天，我在北京的那个寓所没有私人的隐秘可言，光洁的地板，整面墙的落地窗，几十平方米的大空间，除了一张床，再没有任何一件家具，美国式开放厨房闲置一角，我没有做过一顿饭，哪怕是一次汤，寓所里没有任何油烟的味道，一个地道的家庭小舞厅。两位舞蹈老师来了，我拿出德国巧克力招待他们，却全然不知他们是不是穿越了整个北京，穿越了许多白色口罩，把许多SARS病毒抛在了身后，来赴我的舞蹈约会。我夜夜学跳舞，在舞蹈中浑然不知灾难即将来临。

两位舞蹈老师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对，男老师身材匀称，每天都是深色的一身衣服，进门时最抢眼的是脚上那双看来有点年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皮鞋，换上舞鞋后最抢眼的又是脚上那双舞鞋。女老师则不同，每天都会换一件着装，一件不同风格的坎肩，一条不同颜色的围巾，每天这一点点小变化，都使她拥有不同的韵味，她的服装都不张扬艳丽，而是样式别致，交谈中她对我说：“我的大部分衣服价格很便宜，重要的是你得到对路子的地方去买。下次你回北京，我陪你去逛。”

我问两位舞蹈老师是否去过欧洲，他们笑着说还没有去过，最想去英国。这辈子去英国黑池的交谊舞大赛跳一次舞就够了，男老师笑呵呵地说。

2003年4月18日，星期五，我把儿子留在北京，独自回柏林了。从北京回到柏林，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SARS.以前我回到柏林，第二天准到住得最近的朋友家吃早餐，大聊一通分别后的见闻。可现在朋友把我拒绝了，说实在很抱歉，你从中国回来，我们家孩子小，怕传染。我知道那就是说，根本不用再向其他人报告自己回柏林了，因为我最要好的几个女朋友都跟在我后面陆续生了孩子，她们的孩子都比坦坦小。这个SARS看来很厉害，好像连打电话都会传染。周六商店还开门，我像个还没有被人识破的麻风病人似的，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抢着上街买了点吃的喝的储备起来，然后我一连几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边收拾屋子边听广播中的爵士乐台，可是那爵士乐台也不只播爵士，每播送一段爵士中间就不断重复着中国的SARS病毒消息。4月21日，周一，中央电视台报道，卫生部、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变动，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长职务，这两项人事变动，看来与应对“非典”不利有关。

北京“非典”已蔓延。从此，卫生部每天公布疫情。

我把一些老爵士CD盘也都翻出来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公爵大乐团，但是我更偏爱听个人唱片，如查理·派克和杰瑞·莫里根。我喜欢反复听查理·派克和迪西·葛列斯比的CD，并不在于他们一个是萨克斯、一个是小号，而在于从他们诠释的作品中品味他们的性情，比如他俩都吹过格什温的一首小曲子《我难以起步》（I Can't Get Started），我很爱听这首曲子，确实有那种感觉，人生都活了几十年，总是难以起步。查理·派克一扬声就显露出他狂放、天生才子的性情，葛列斯比则收敛一些、理性一点。在听音乐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五年前我更钟情于查理·派克，但此时此刻，我已经更淡然地在葛列斯比的演绎中和他交谈。

不到十天，儿子坦坦也逃难般地被送回德国，据说是一架飞机中的最后一个座位，连他的父亲云也不能同行，而只能坐另一班飞机。我接到云的电话，立马坐上了柏林到法兰克福的火车，从法兰克福的机场接到了戴着白色大口罩的儿子坦坦。坦坦的柏林幼儿园还好，让我带坦坦去做几个检查，检查结果没事就让坦坦回幼儿园了。一个月之后，我的朋友们才纷纷打电话致歉，请我带坦坦去玩。我到每一位朋友家，开口就是爵士乐，我吼叫着比莉·哈乐黛的经典名曲《你变了》的歌词“你变了。现在一切都完了”，然后我哈哈大笑，你们变了啊，不要我和坦坦了，可是我们没有完，我们还好好的。

再说那时我一个人回到柏林，过了几天，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发烧咳嗽等迹象，为了避嫌我自觉不去看朋友，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去跳舞了，没有了戈尔德，只有社交舞厅可以去了。

将近两个月没有见面了，亨德瑞克见到我的时候，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我自己心里也很感慨，竟有种灾后重逢的感觉。我们两个人感觉相通，亨德瑞克很快把我带进舞池跳了几曲，亨德瑞克越来越轻松：“嗨，梅，你来了，我放心了，知道你是安全的。你们中国到处都是SARS，好，你在德国就好，这里很安全。”亨德瑞克扶在我腰间的手比以前紧一些，我心里因为戈尔德的一段插曲对亨德瑞克有点歉疚，我把头往亨德瑞克的肩上靠了靠，两个人更默契了。在亨德瑞克的臂弯里，我感激之余突然又有了一种恶作剧似的得意：告诉你我一周前还在北京，你准会吓一大跳。不过这话我只是藏在心里，嘴角边飘出的是另一个句子：“可是我有很多亲人在那里啊。这阵子我在家里边听爵士边听新闻。”我不由自主地表达着自己这些天的爵士情结。

亨德瑞克笑了：“爵士，在日本工作时，我的一个日本同事也酷爱爵士，他还送给我一本小书，是日本的两个超级爵士乐迷和田诚（Makoto Wada）和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一个画家一个作家，作家写的日语我看不懂，画家把那些美国爵士乐手可是画绝了。有意思，他后来借给我许多爵士唱片听。”

我们两个人边说边回到了座位，我由着自己的爵士热侃侃而谈：“众所周知，爵士乐一生下来就是个混血儿。它是西非的炙热阳光、法兰西的浪漫精神、黑人与生俱来的反抗精神的奇妙混合体。现代舞之母邓肯，她鄙视宫廷舞，认为传统的华尔兹、玛祖卡舞以及小步舞是病态的多愁善感，她还认为真正的美国舞者不可能引领芭蕾舞，因为美国人的双腿太长，身躯过于丰满，精神过于自由，无法适应芭蕾舞那种装模作样的优雅，正因为如此，她的舞蹈无拘无束、挥洒自如，她摆脱了解释性舞蹈的历史束缚，成为创造性舞蹈的先驱。”

"aber（但是），”我抿了一口饮料，看到亨德瑞克眼睛闪闪发亮地听着，我完全忘记了平时自己是多么反感德国人说”aber（但是）”，此时，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德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扬扬得意地将那个”aber（但是）”拖得特别长，“邓肯女士，她这么一位时代的先驱者，却贬低爵士，我不说气愤，只觉得她太局限了。邓肯女士认为爵士乐是原始野蛮人的音乐，她可爱幼稚地呼唤未来美国出现一位作曲家，这个人将为美国舞蹈谱出不含爵士乐节奏的真正音乐，不要腰部以下的旋律，不要黑人舞充满情欲的抖动。但是历史不可阻挡，1927年邓肯不幸因车祸去世时，爵士乐正在美国走向巅峰，“二战”时美国大兵把爵士乐带到了欧洲，50年代后，虽然爵士乐在美国慢慢走下坡路，但随后兴起的却是摇滚，这大约也不是邓肯热切希望的能代表美国精神的音乐吧。哈哈！”

这时，乐队正好奏起了爵士旋律，亨德瑞克俯向我的耳际：“尊贵的女士，要不要来点腰部以下的动作？”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站起身来，迅速步入舞池，跳起了桑巴。

这个夜晚我们两个人又难舍难分，在舞蹈中我忘记了SARS.说也奇怪，因为中间插入了一个戈尔德，我一时不再想亨德瑞克是否有别的女人。

“梅，你知道吗？我在这个舞厅已经跳了二十多年了，我遇到过很多女人，来了，走了，结婚了，离婚了，又来了，哈哈！你要记住我的话，我总会在这里！”

亨德瑞克这个话什么意思？他不走了？不想再结婚了？也就不用再离婚了？！他想把舞厅当成他永恒的归宿？他娶那个韩国老婆的时候也三天两头泡舞厅吗？他后悔结婚了吗？不，好像也没有，因为他说过，儿子是值得的。

在那段谈论爵士的日子里，跳完舞后，亨德瑞克和我还会去爵士吧A-Train.

在偌大的柏林历经多年能够存活下来，变得有些人气与名气的爵士吧也就只有两个，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西边的离我住处近，我们自然就去西边这个A-Train爵士吧。

爵士吧在一条小路的拐角，离社交舞厅不远，走路10分钟就到了。爵士吧的门帘很小，里面的空间也不足一百平方米，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吧台，一个小舞台，舞台顶上灯光很齐全，最里边还设有调音台。爵士酒吧的面积当然远远不如社交舞厅，社交舞厅有两个吧台，化妆间、厕所里永远都有侍者服务，但是A-Train爵士吧里出入的人是不一样的，外地游客、国际游客慕名而来的很多，要预订，像我和亨德瑞克这样临时跑去，很可能没有座位。这个爵士吧，听说也是有爵士迷掏钱支持的，否则还是难以维持的。爵士吧是1992年开张的，我1995年到柏林后不久去过一次，那时如果不是周末好像从来不用担心没有座位，2003年的爵士吧已经很有名气了。

一个人去爵士吧的很少，大多三五成群一起去，我和亨德瑞克去爵士吧，留下的柔情蜜意多，留下的爵士感觉少，为什么呢？爵士吧里被拥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孤独的空间，而我听爵士需要点空间与陌生感，甚至孤独感（不知别人是否和我一样）。曲终人散，人一出门，就像一个飘飘悠悠的萨克斯管长音，一缕空落、一缕乡愁袭面而来。每次分手时，亨德瑞克照常为我招来出租车，天气好的时候，我摆摆手不要出租车，我也不指望亨德瑞克送我回家，我宁愿深夜独自走路回家，独自品味那空落、那乡愁……

不再见亨德瑞克

白天工作很多，我没有时间失落和发愁，中国的“非典”远隔千万里也还紧紧缠绕着我。

2002年，我在柏林倡议创办了第一届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柏林市市长沃维莱特先生亲自担任名誉主席，400多名应邀参加的中德小艺术家们在柏林欢聚一堂，同吃、同住、同排练、同台演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约来年北京再见。2003年，市长沃维莱特先生再次欣然担任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名誉主席，“非典”却突然袭来，报名来柏林参加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的中国团队和德国团队一个接一个都因为“非典”取消了行程。最后，中国只剩下一个团队，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合唱团坚持要来，更可贵的是德国也有一个团队坚持要来，他们是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爵士乐队，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一个一个都带上了“非典”病毒，他们相信中国抗击“非典”会取得成功，他们希望到柏林来和中国青少年交流。

为了两个团队，就耗费大量精力来举办一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值得吗？事实上，我放不下这些跨越了千山万水希望相识相知的青少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支撑着我，那就是，我想利用这两个团队的到来，举办一场支持中国抗“非典”的大型文艺演出。

因为信念而激动，因为激动而有创意，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几个工作人员就陷入激动和创意的魔圈中，疯狂工作。

举办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场地、节目和观众是三大要素。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是柏林多元文化的象征，建筑造型被誉为美国总统卡特微笑的大嘴，广场上有巨大的喷水池，周围有绿色的公园草地，身后是静静流淌着的斯普瑞河（Spree），柏林世界文化宫的旁边就是总理府，一个现代的白色建筑。不要说去看演出，柏林世界文化宫本身就是柏林观光一景，能在那里举办一场演出，对中德小艺术家及观众都是一个美好的体验。演出场地是我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得到的，第一轮书面联系，回答是7月20日这天已有活动安排，但我不甘心，通过内部信息，得知那些天的场地是被一个每年都会举行的系列音乐会预订了，但那个系列音乐会恰巧在2003年的那一天没有演出。还有希望！我展开第二轮书面联系，用德语极尽所能地渲染中德友谊，以及全球抗击“非典”的重要性，结果场地就有希望了，但租金、技术人员的费用令人咋舌，要七千欧元左右。第三轮、第四轮联系，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介绍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活动及其意义。最后，柏林世界文化宫明确以“出于文化政治的考虑把费用降到三千多欧元”。

对于一个小小的民间协会来说，为了两个学生团队的演出，这样的租金也已然不菲。

吸引人的节目很重要。我和同事们决定演出以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纯净悠远的合唱拉开，中间穿插舞蹈，最后由德国爵士乐队登场，气氛逐渐走向热烈。

但是到哪里去找舞蹈呢？

在著名的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抗击“非典”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海外华人支持抗击“非典”的心是相通的，散落在各处打工、在不同场合表演过舞蹈的学生被临时聚集起来，六男六女，他们可以表演一个藏族舞蹈和一个汉族舞蹈《兵哥哥》。可是藏族舞蹈缺少服装，《兵哥哥》手中没有道具枪。我打了上百个电话，从国内临时定制了12套藏族舞蹈服装，紧急托人从北京送到上海，然后从上海由团队带到柏林，而中国的《兵哥哥》，道具枪就用德国的了。

在北京和那对老师练习了舞蹈之后，我了解到当时的国内国标舞和欧洲交流还不多。回到柏林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柏林舞蹈运动协会会长，他和他的夫人非常热情，恰逢第五届世界青少年国际标准舞大赛当年在柏林举办，他们马上邀请我作为贵宾观摩，并向我讲述了世界青年国标舞拉丁舞系冠军丽莎和丹尼尔的故事。为了形成最佳搭配，14岁的丹尼尔离开父母，从澳大利亚专程来到柏林生活，为的是和丽莎配舞，这个不远万里的搭配结出了硕果，他们共同成了冠军，看着那对年轻有活力的舞蹈新星，我非常激动，力邀他们为抗击“非典”演出献艺，丽莎和丹尼尔决定在国际比赛的繁忙排练中抽出时间参加。

我的老朋友，柏林神殿艺术学校校长林克先生决定派出著名编舞克斯先生率领柏林“快如光”超级现代舞团加盟参演。

中国民族舞、德国现代舞、国标舞……各种风格的舞蹈都将进行抗击“非典”的演出，我白天高度紧张、事无巨细地为青少年的舞蹈演出做准备，夜晚我就没有精力和亨德瑞克跳舞了。我就请亨德瑞克吃饭，说：“每次都是你请我喝饮料，这次我就请你吃饭吧，真心请，就高级点，餐馆由你定。”亨德瑞克马上定了牡蛎餐厅，说他就住在附近，柏林最豪华的选帝侯大街的最豪华地段，可以拿北京二环内的区域做比较，一个豪宅四合院会是天价，但是许多平民百姓也还住在二环内，柏林的这些豪华地段，老百姓也住着。

牡蛎餐厅顾名思义吃牡蛎，侍者个个都训练有素，身体笔直、态度友好、动作从容，从侍者的服务水平就能看出餐馆的水平。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破费一下好好请请亨德瑞克，自己也乘机和他好好享受一次。但是亨德瑞克亲自定了高级餐厅，却根本没有打算大吃大喝，他坚持只要了一份牡蛎海鲜汤，干脆地对侍者同时也对我说：“就这些。”我平常也总喜欢花少量的钱点恰到好处的菜，但享受环境特别好、特别个性的餐馆，我心里感叹，我与亨德瑞克总是意想不到地默契。我收敛了自己大吃大喝的念头，乖乖地也点了一份牡蛎海鲜汤，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么好的餐馆与侍者，既出于礼貌也出于兴趣，我又点了一份梭鲈鱼浇白葡萄酒汁作为正餐，还有一份小的冰激凌，然后建议两人一块吃，亨德瑞克点头赞许。因为是吃海鲜，我们每人要了一杯干白葡萄酒（大部分牡蛎餐厅桌子上都放着一瓶酒，而不是一杯），共同要了一瓶矿泉水。饮料上来了，我和亨德瑞克一碰完杯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我近期的工作：“这次演出，我们有中国的民族舞、德国的现代舞和国标舞，哈哈，各种不同的舞蹈。我很激动。你知道，就是我说过的邓肯，人们认为她是现代舞的鼻祖，认为她的舞蹈源自希腊，但是她认为，她的舞蹈是受到了她祖母的影响。她的祖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很怀念故土，于是总是轻声哼唱着爱尔兰的歌谣，跳着爱尔兰的吉格舞，祖母所跳的吉格舞中融入了拓荒者的精神以及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历史，后来她祖父从硝烟四起的内战战场光荣返乡，唱着独立战争时期士兵们哼唱的流行歌曲，祖母也会随着祖父的歌声起舞。邓肯就是从祖母的舞蹈中学到了其精神所在，创造出了自己的舞蹈，所以，任何一种舞蹈都是蕴含了民族精神和文化的。”

亨德瑞克在听，在微笑。

我们的牡蛎海鲜汤上来了，我睁大了眼睛，侍者端着一个大托盘，从容地放下两个精致的汤罐（不是盘子），然后有条不紊地从托盘里放下法国长面包，当然已经切成小段，还有黄油、两种面包涂酱，一小盘无核绿橄榄，我略略吃惊又饶有兴致地看着、欣赏着。亨德瑞克看到我的神态，从容地对侍者说：“请您迟一点上主菜，让女士慢慢喝汤并休息一下！”他边说边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我快乐地点点头，心想亨德瑞克真是体贴，知道享用这么考究的汤需要慢慢来。侍者也从容地回答：“是，等您的吩咐，先生！”

牡蛎海鲜汤色泽柔和，上面漂着绿色的小葱，第一勺送入口中，哦，味道鲜美。因为盛汤的是罐子不是盘子，一勺一勺盛起来，需要一点时间，亨德瑞克将一小段面包放进我的小盘子里，我挑了和汤同样颜色的一种涂酱，涂酱味道也和汤差不多，只是比汤稍咸一点，然后再吃一颗无核绿橄榄，真是完美。亨德瑞克看到我很喜欢吃，此时才问道：“你喜欢这儿吗？”我连连点头：“嗯，你挑的地方太好了，我路过无数次，但是没有起过进来吃饭的念头。哦，刚才我说到舞蹈的民族性了，现在喝了会儿汤，下面讲一讲现代舞吧。”我望着亨德瑞克，他眼睛亮晶晶地表示赞同：“好啊，我尊贵的女士，请继续。”

“但是为什么又有现代舞呢？我认为，现代舞就是因为有现代精神，而现代舞之所以有更多的世界共通性，就是因为现代世界从交通相连、经济相通、问题相通，最后必然会走到艺术相通中去。德国的皮娜·鲍什，她之所以会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就是因为她的舞蹈表达了世界共同的主题，她出生于1940年，“二战”期间，童年与死亡、回忆与遗忘在她的编舞中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皮娜·鲍什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为对抗恐惧而舞蹈，我在乎的是人为何而动，而不是如何动。’”

说完我停下来，抿了一口酒，我看着亨德瑞克，鼓着勇气，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话会不会中亨德瑞克的意：“其实我并不喜欢交谊舞，中国的民族舞中那些约定俗成的动作我也并不很推崇，但是我推崇动作中的民族文化意义。我边跳舞边想那些创造了这些舞蹈的民族，或者我跳迪斯科，更或者我跳一段现代舞，都是沉浸在某种情愫中又想自由地表达某种情愫，但是跳交谊舞好像没有要表达的东西。仔细想想，无论是大学时跳交谊舞还是现在，我跳交谊舞最大的快乐是和舞伴跳舞感到快乐，在整个快乐的气氛中自己也快乐。”

亨德瑞克在听。

他微笑着，他的微笑透过他轻松地搭在我座椅后背的胳膊，温暖着我，他的微笑带着对我的赞许。我也笑起来，是啊，真傻，我刚才担心什么，告诉亨德瑞克我并不喜欢交谊舞，到社交舞厅去是为了排遣孤独，重新走向生活，但是最后我不是还是喜欢亨德瑞克，也喜欢和他跳舞吗？亨德瑞克当然高兴啊，我为自己的表白高兴起来，谈兴更浓：

“其实比之民族舞、交谊舞、芭蕾舞，我最喜欢现代舞，中国也有现代舞，我真的很佩服皮娜·鲍什，她去保守的乌珀塔尔剧院工作，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去屈从剧场。相反，剧场必须配合她，在30年中，她创造了最独特的作品，德国没有第二个剧场办得到，她要求剧院在舞台方面不断创新，创新后的舞台视觉效果很特别，把习惯于古典芭蕾舞台的乌珀塔尔观众吓住了。不仅吓住了，观众还对这种革新进行了公开的和私下的抵制。她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看自己的演出，观众常常往她的身上吐口水，扯她的头发。半夜，她还会被说着粗野、下流话的匿名电话吵醒，打电话的人要她马上离开乌珀塔尔。直到许多年后，那批老的观众离开了，另一批年轻的观众进入剧场，现在皮娜·鲍什的作品演出时，乌珀塔尔剧院停车场上停着大量从外地甚至外国开来的车，她的舞蹈中有纯净的心灵、肮脏的肉体、满台的鲜花和绿地、真实的泥土和垃圾，其所发出的震撼力是无与伦比的。”

我一口气不停地讲着，眼睛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泪水，还不好意思马上去抹眼泪。亨德瑞克不是大惊小怪的人，他很能体会我的情绪，这时他微笑着搂过我的肩，用最自然、最从容的动作将冰激凌送到我的嘴里。我只顾讲着舞蹈，什么时候喝完了汤，什么时候开始吃的正餐，梭鲈鱼浇白葡萄酒汁是什么味道，我都没有真正品味，我沉浸在自己对民族舞、现代舞、交谊舞的感受中。这时我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讲完了，口中含着亨德瑞克喂进去的冰激凌，神清气爽，我才看到亨德瑞克眼里充满爱怜与赞许，像对孩子似的。我就抽噎起来，哭了，又笑了。

吃完饭亨德瑞克与我相拥，漫无目的地散步，我们从奥利维小广场前行，经过列宁广场，一直把侯爵大街走到头，到达哈棱（Halensee）湖，我们两个人都希望围着哈棱湖漫步，但是有一半走不通，完全被私人别墅占据了，我们这才想起来，这是在柏林受到老百姓痛骂的一桩事。政府将湖岸的通道卖给了湖边的私人别墅，这样，住不起别墅的广大民众连在湖边散步的权利都没有了，虽然政府后来也很后悔。时过境迁，亨德瑞克和我还是将政府、房地产公司和几栋别墅自私的主人又挨个儿骂了个痛快，但是我们的双脚却只能走在湖边还开放的一小段路上，不能尽兴，已经成为法定私人财产的路段我们当然无权踏入。

那个晚上，亨德瑞克第一次提出送我回家，我们两个人都很乐于走路，反正那晚没有跳舞，就把走路当运动了。深夜我们才到达我的楼前，我感觉到亨德瑞克的踌躇，我也踌躇了，比之对戈尔德的轻松，此时此刻对待亨德瑞克，我就轻松不起来，随便不起来了。亨德瑞克借着灯光抬头看楼门上的雕花，仍然是微微地笑着，我咬咬嘴唇，也抬头微笑着对亨德瑞克说，谢谢他送我，很晚了，明天还要工作，改天请他进家喝咖啡。亨德瑞克依然微笑着，好像又和我达成默契了，他也不打算进楼。我控制着自己的语气，淡淡地邀请亨德瑞克去看我组织的中德青少年抗击“非典”演出，是免费的。我其实很希望他去，还希望他带朋友去，但是可能因为是我做的演出，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无法把内心非常希望亨德瑞克去的渴望表达出来。

2003年7月20日晚，柏林世界文化宫。

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的表演是一流的，他们的声音很干净，音准很好。

中国的西藏舞蹈一出场，服装就抢了大家的眼球。柏林“快如光”超级现代舞团虽然只派来了两名演员，但是他们用肢体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个人的内心冲突、挣扎和痛苦。

丽莎和丹尼尔的国标舞让大部分的中国观众神魂颠倒。

爵士乐队的节目只能排在最后，因为他们太狂了，全场欢呼起来。

演出到最后，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再次登上舞台，和爵士乐队合作一首爵士版的中国歌曲《茉莉花》，他们的青春连在了一起，演出达到了最高潮。

时任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马灿荣先生发表了充满战胜“非典”力量的讲话。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赶到了柏林，第二天，国际四套播出了演出的新闻。观众席上坐着专程从波恩附近赶来的全德青少年艺术组织联盟负责人维特先生，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教育参赞刘京辉博士、侨界首领和德国各界友人也坐在贵宾席上。

演出结束后，后台的场面更加令人难忘，中德两国的年轻人各站一边，有些紧张、有些羞涩，有些期盼，他们手中的袋子里都装着礼物。德国领队老师动情地说：“亲爱的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的学生们，我们在来柏林参加中德青少年文化节之前认真了解了一下中国，我们知道，中国菜最好吃（中国学生笑），中国的文化历史很长（中国学生笑），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还有你们唱得这么美的歌声（中国学生的笑声更大了），我们想去中国，想去访问你们的学校（中国学生欢呼）。”

交换礼物后，友谊就从这里开始了。

仅仅过了10个月，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爵士乐队在校长的率领下就起程访问中国了，他们成了我领导的协会率领去中国的第一个德国学生艺术团队。他们和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艺术乐团共同演出。随后，同济大学两个附中同时和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签署了友好学校协议，他们的互相访问持续至今。

在演出大厅我没有看到亨德瑞克。

我失望了，生气了。

果真如此，亨德瑞克并不关心我的工作、我的精神，他可能也不真正关心我是中国人，他只是和我跳跳舞卿卿我我而已。我如此伤心地想着，下定决心不再去社交舞厅，不再见亨德瑞克。

我想回中国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里，耳边萦绕的音乐是我和亨德瑞克最爱跳的曲子，我突然和朋友们告别，冲到了社交舞厅。

亨德瑞克，坐在舞厅最低处靠近乐池旁的一张小圆桌旁，旁边还坐着一位女士，我故意经过小圆桌前，然后走到舞厅最高处我和亨德瑞克的老座位上，坐下来，定了定神。

过了好长时间，我不见亨德瑞克和那位女士走下舞池跳舞，也不见他到我的身边来打个招呼，于是我径直走到他的圆桌旁，向那位女士友好地点点头，指着亨德瑞克：“我想请他跳一曲。”女士笑笑，表示同意。

亨德瑞克微笑着，看不出尴尬、不快或者别的表情，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且清楚：“梅，今晚我不能和你跳舞！”

“为什么？社交舞厅的规矩，男士不能拒绝女士，我就是要和你跳一曲。”

“但不是今晚。”

“我想要，就一曲。”我边说边又转向那位女士，“请您不要介意，我就是想和他跳一曲。”

女士略微欠欠身体：“我不介意，但这是他的决定。”

我又转向亨德瑞克，心想我也很坦然，这位女士也不介意，你还能说什么。但是亨德瑞克的话还是差不多：“梅，不是今晚，也许下一次。”

亨德瑞克始终微笑着，既不看我，也不看那位女士。我在那张桌子边站了几分钟，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舞厅。

我给亨德瑞克留过电话号码，但是我知道亨德瑞克不会给我打电话的。现在，我的电话上破天荒地有了亨德瑞克的留言：“梅，祝贺你！你做的演出很成功，我坐在楼上，也许你没有看见。你有一个多月没来舞厅了，真没有想到你又来了。记住我的话，我会永远在我的咖啡舞厅，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共舞的机会！”

但是我从此再没有踏进柏林社交咖啡舞厅。

自那以后，我频繁回中国，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郭达和蔡明的小品时，饭碗差点滑出了手掌。郭达和亨德瑞克长得好像啊，那个头，那神态，只是一个说中文，一个说德语，一个眼睛是黑的，一个眼睛是灰蓝的。我很喜欢郭达和蔡明的小品，每次都惦记着看，每次看时又有点不是滋味，好像自己在偷看亨德瑞克，在想着亨德瑞克。时间久了，终于有一天，我走出自己的痴迷。舞台上的郭达是和蔡明搭档的，生活中的亨德瑞克是和我跳舞的呀，舞台上的郭达还急过，生活中的亨德瑞克跟我从来没急过，他是不愠不火的有情人，从容不迫的太平绅士。

我释然了，放开了。

从此，我看郭达和蔡明的小品百分之百开怀大笑，而且有一天，我也不再异常迷恋他们的小品了。

但有时我还是会出神地想亨德瑞克。

亨德瑞克有过和亚洲女子生活的经历，他年轻时遇到他的前妻，一位从事美术创作有品位的韩国女子，刚开始他一定觉得她充满东方的温柔神秘吧。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离婚10年后他道出的最深感受是：“我妻子还会打我啊。”那个单纯无奈的神情，让身为亚洲女子的我听了这样的故事，看着亨德瑞克那样子都有点不好意思。

人生走过一半，亨德瑞克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也许不可能再有当年的热情了吧。这些我不可能去问亨德瑞克，我还是那样一位中国女子，自己苦思一百遍，也很难开口去问他。而且我尽管心仪于他，但是理智上我总是会先问自己：你自己准备好了吗？在状态中吗？即将投入一场新的恋爱吗？

经过岁月风雨，我骨子里已经坚定无比。尽管我有儿子了，但我自己有时仍然是个孩子，有着无法克服的简单。不过，我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怀着浪漫的憧憬，用东方的温柔、忍让去屈就，遇到一个英俊的德国小伙子就以为他是西方王子；现在的我不仅对自己进行批判，也开始对德国进行批判，对德国人进行平等审视。德国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但是我却很难再轻易爱上哪一位具体的德国人。

这样一个人思来想去，有点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翻来覆去就把自己给锁住了。

不再和亨德瑞克跳舞。深夜里，我梦见死神来邀我跳舞，异常温柔，人世间的任何障碍都烟消云散，爱人间的隔膜、朋友间的距离、父母的不解……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将胳膊搭在死神的肩上，几乎与他相拥而泣，我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向他倾诉：你带我走吗？每一个白天，我自己都不知道路在何方，每一个夜晚我都魂牵梦萦，我有父母，还有3岁多的儿子，我刚刚开始工作，感觉真正的生命才刚刚开始，病魔又向我袭来，云走了，姐妹之情不再有……我该死吗？我不想死啊，你带着我跳吧，不要停止，带着我跳着舞回中国吧！

我娓娓地向死神诉说，不知不觉把死神当成了知己。

我在与死神共舞终结时醒来。醒着的我意志很坚定，我渴望爱，又的确没有准备好再在德国爱上谁。

我更渴望回中国。

我渴望在中国和德国之间自由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