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第二节 论自然女神按何种顺序把哪些社会团体托付给我们帮助</h3>

指导哪些个人依何种先后顺序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那些原则，也同样指导各种社会团体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先后顺序。首先且主要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是我们的善行对它们极为重要，或也许极为重要的那些团体。

我们在其中出生，在其中受教养，并且一直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国家或主权国，一般来说，是我们的行善或为恶，对于其幸福或悲惨能够有什么显著影响的社会团体中最伟大的那一个。因此，它是极力被自然女神推荐给我们关心的社会团体，或者说，它是我们天生最在意的社会团体。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所有让我们感到最亲切的对象，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恩人，所有我们最喜爱与最尊敬的那些人，通常都包含在这个团体中，并且他们的幸福与安全也多少有赖于这个团体的幸福与安全。所以，它自然为我们所钟爱，不仅基于我们所有自私的情感，也基于我们所有私人的情谊。鉴于我们自己和它的连接，它的幸福与光荣似乎为我们自己带来某种光彩。当我们拿它和其他同类团体相比时，我们会以它的优越为荣，如果它在任何方面不如它们，我们多少会感到屈辱。所有它在昔日产生过的著名人物(这里所以仅限于昔日产生的，是因为，对于我们自己当代的那些著名人物，忌妒的心理有时候也许会使我们有一点点讨厌他们)，包括它的勇士、它的政治家、它的诗人、它的哲学家，以及各种作家与文人，我们倾向以最偏心赞美的眼光看待他们，并且(有时候非常不公正地)把他们排在其他一切国家所产生的那些人物之上。一个爱国者，若为了国家的安全，或甚至只为了国家的虚荣而牺牲他的性命，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极端正确合宜。他好像以公正的旁观者自然且必然会采取的那种眼光在看待他自己，把自己视为不过是广大群众中的一分子，在那公正的判官的眼中不见得比其他任何分子更为重要，反而有义务随时为了比较多分子的安全、便利，或甚至虚名而牺牲与奉献他自己。但是，虽然这牺牲看起来是这么完全的正当与合宜，我们却知道，要做出这牺牲是多么的困难，以及能够做出这牺牲的人是多么的少。所以，他的行为，不仅激起我们全心全意的赞许，也激起我们至高的惊奇与钦佩，并且似乎值得最了不起的美德应得的一切赞美。相反，一个叛国者，一个在某一特殊的处境中自以为能够借由出卖他祖国的利益给祖国的敌人，以增进他自己渺小的个人利益的人，一个完全不顾他心里面的那个人的判断，而在这方面这么可耻且这么卑鄙地牺牲所有和他有所关联的众人的利益，独厚他自己个人的人，则被认为是所有恶棍中最可憎的恶棍。

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爱，常常使我们倾向怀着最为恶意的嫉妒与猜忌的心理，看待任何邻国的兴隆与壮大。各自独立但相互毗邻的国家，由于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来裁决它们的争议，全都时时刻刻处在彼此恐惧与彼此怀疑的环境中。每一个君主，由于不指望从他的邻国得到多少公正的对待，也倾向以同样少的公正回报他的邻国。对于国际法的顾虑，或者说，对于某些独立国家宣称或自以为它们自己有义务，在它们彼此的交往中遵守的那些规则的尊重，往往和纯粹的装腔作势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天天看到那些规则，只因人类为了争夺一丁点儿利益，或受到一丁点儿挑衅便被规避，或者被直接违背，而人类却完全不觉得羞耻或难为情。每一个国家仿佛都可以在任何它的一个邻国逐渐增强壮大的力量中，预见它自己将被征服的命运；卑鄙的国家歧视原则，往往建立在高贵的爱国情操之上。大加图(the elder Cato)[20]每次在罗马元老院演讲，不管主题是什么，据说终了时总会来上一句,“我还是认为迦太基[21]应该被毁灭”；一颗强壮但粗糙的心，在被激怒到几乎发狂时，自然会以这样诅咒那个使他自己的国家如此深受伤害的外国，来表达他那野蛮的爱国情操。西庇阿·纳西加(Scipio Nasica)[22]用来结束他的每一次演讲的句子，听说是比较仁慈的“我还是认为迦太基不应该被毁灭”。这是一个心胸比较开阔文明的人，一个甚至对宿敌的繁荣兴盛在这宿敌已经被削弱至对罗马不再有什么威胁时不觉得反感的人才会有的慷慨言词。法国与英国也许各自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的海军和陆军的力量增强，但是，就它们任何一国来说，嫉妒对方国内的幸福与兴旺，嫉妒对方的土地栽培优良、各种制造业进步、商业发达、港口与码头繁多且安全、人民在所有文科艺术与学问方面样样精通，无疑有损它们两个这样伟大的国家自身的尊严。这些方面的进步改良，全都真正改善了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人类因之而受益，人性也因之而更显高贵。在这些进步改良上，每一个国家，不仅应该各自努力企图超越群伦，而且基于对全人类的爱，也应该促进而非阻挠它的邻国力争上游。这些进步改良全都是各个国家彼此竞相仿效，而不是各个国家彼此歧视或妒忌的适当对象。

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爱，似乎不是源自于对全人类的爱。前一种感情，和后一种感情完全不相干，而且前者似乎有时候甚至会使我们倾向做出违背后者的举动。法国的人口也许接近英国人口的三倍，所以，在包含全人类的伟大社会中，法国的繁荣成功应该被认为是一个远比英国的繁荣成功更为重要的目标。然而，倘使有哪一位英国国民，基于那个理由，竟然在所有场合重视法国的繁荣成功甚于重视英国的繁荣成功，那他肯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英国公民。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并非把它当作只不过是全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来爱，我们是因为它本身的缘故而爱它，和任何有关全人类社会的考量完全不相干。设计出人类情感系统，以及其他每一部分天性系统的那个智慧似乎认为，要增进全人类社会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把每一个人的主要注意力导向全人类社会中的某一特定部分，这部分不仅最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也最在他的理解范围内。

国家歧视与憎恨很少延伸至邻近的国家之外。我们或许会非常懦弱愚蠢地称法国人为我们的天敌，而他们或许也会同样懦弱愚蠢地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天敌。但是，不论是他们，或是我们，对于中国或日本的繁荣兴盛，都不会怀有任何嫉妒的心理。然而，对这样遥远的国家，我们的善意也很少有可能发挥什么了不起的作用。

被发挥出来时通常会有些大用的公益心，而且对象也最为广泛的，是某些政治家的那种公益心，他们为相邻或相距不是很远的国家筹划并组成同盟，以便在他们所折冲的国际势力范围内保持所谓的权力平衡，或保持普遍的国际和平与宁静。然而，那些筹划与执行这种盟约的政治家们实际所图的，除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利益之外，很少有什么别的目的。是的，有时候他们的心胸确实比较宽广些。(根据德利兹枢机主教看法[23]，这是一个不会过分轻易相信他人有美德的人)法国参与孟斯德(Munster)条约[24]谈判的全权代表阿沃伯爵[25]，愿意牺牲他的生命，以便透过该条约恢复欧洲普遍的和平。威廉国王[26]似乎怀有一股真正的热情，很希望看到欧洲大部分的主权国家保持自由与独立。这股热情也许受到他特别讨厌的法国的很大的刺激，而当时法国恰好是那种自由与独立的主要威胁。此一仇视法国心态，有一部分似乎传给了安妮女王[27]的第一任内阁。

每一个主权国家，内部都分成许多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团体，各自有其特殊的权力、特权与豁免权。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喜爱，自然甚于其他任何阶级或团体。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虚荣，他的许多朋友和伙伴们的利益与虚荣，通常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或团体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自然热衷于扩张他自己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特权与豁免权；他自然热衷于保卫那些权利免受其他任何阶级或团体的侵犯。

就任何国家来说，所谓它的政体(constitution)，乃取决于它内部被分成哪些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团体，以及那些阶级与团体被分配到哪些个别的权力、特权与豁免权。

它那个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一个别阶级或团体维护它自己的那些权力、特权与豁免权免受其他每一阶级或团体侵犯的能力。每当有任何它的从属部分的身份与地位，相对于其他从属部分的身份与地位被抬高或压低时，它那个政体必然多少会有些改变。

所有那些不同的阶级与团体都依存于那个让它们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国家。它们全都从属于那个国家，并且全都只在对那个国家的繁荣与保全有所裨益的从属关系中获得安顿与确立。每一个阶级或团体中最偏心的成员也承认这是事实。然而，往往却很难说服他相信，国家的繁荣与保全需要他自己的那个阶级或团体在权力、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多少作出一些让步。这种偏颇的心态，虽然有时候也许是不公正的，却不见得因此便一无是处。它制止创新的精神。它倾向于保存一国内部各个阶级与团体之间那个已经确立的平衡，虽然有时候它像似妨碍政体进行一些在当时也许是很流行且很受欢迎的改革，然而，它实际上却有助于整个国家体制的稳定与永存。

在普通场合，我们的爱国心，似乎含有两种不同的情操：其一是，对那个已实际确立的政体或统治形态怀有一定程度的尊敬；其二是，真心渴望尽我们所能使我们同胞过着安全、体面与幸福的生活。不愿意尊重法律，也不愿意服从民政长官的人，不是一个公民；而不愿意尽他所能增进他的同胞们的全体福祉的人，则无疑不是一个好公民。

在和平宁静的日子里，那两种情操通常并行不悖，导向同一行为。要维持我们同胞的生活安全、体面与幸福，最方便划算的方法，似乎显然是支持已经确立的政体，而这个政体要让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可使他们得以继续过着安全、体面与幸福的生活。但是，在人民怨声载道、党派争斗不已与社会混乱时，那两种不同的情操也许是拉往不同的方向，而甚至智者也会被搅得倾向于认为，那个就其现状而言显然已无法维持公共安宁的政体或统治形态，必须进行某些改革。然而，在这样的场合，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要判断什么时候他应该支持并且尽力重建旧体制的权威，以及什么时候他应该对比较大胆但往往也比较危险的创新精神让步，也许常常需要他发挥最高的政治智慧。

国外战争与国内党争是爱国心的两个最佳展现时机。在与外国的战争中，报效国家取得胜利的英雄，满足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因此是全国人民感激与赞美的对象。在国内党派倾轧不和时，彼此争斗的那些党派的领袖们，即使受到他们的一半同胞赞美，通常也会受另一半同胞诅咒。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个别贡献的价值，通常显得比较含糊与可疑。因此，那种因国外战争而取得的光荣，几乎总是比那种能够在国内党争中取得的光荣，更为纯正地道，也更为灿烂耀眼。

然而，党争胜利的那一派的领袖，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威说服他自己的那一派党徒以行动展现适度的容忍与节制(他时常不会有这样的权威)，那么，他有时候可以为他的国家提供一项远比最伟大的战争胜利和最广袤的领土征服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服务。他可以重建并且改善政体，他可以摇身一变，从扮演某一党派的领袖那样非常可疑与暧昧的角色，变成扮演所有角色中那最伟大与最高贵的角色，亦即，扮演某一伟大的国家的改革者与立法者，并且，以暗藏在那些被他建立起来的制度里的智慧，在他身后连续许多世代，确保国家内部的平静和同胞们的幸福。

在内讧的喧嚣混乱中，某种热衷主义或理论体系的精神(spirit of system)[28]很容易主动和那种以博爱为基础，以真正关怀同情我们的某些同胞可能遭遇到的种种不便与困苦为基础的爱国心搅和在一起。这种热衷主义的精神通常会凌驾那种比较温和的爱国心，主导后者的动向；总是会鼓舞它，常常会把它煽动到甚至疯狂着迷的地步。心怀不满的那一派党徒的领袖们，很少不会提出某一看似可行的改革计划，他们会宣称，这计划不仅将消除与缓和目前被大家抱怨的种种不便与困苦，而且也将永远杜绝任何类似的不便与困苦复发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常常主张重新塑造政体，主张在某些最根本的部分改变原来的政治体系，尽管在那个体系统治下，一个伟大帝国的子民们，也许在前后连续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享有和平、安全，甚至光荣。绝大部分的该派党徒，虽然对此一理想的体系全无经验，不过，由于它被他们的领袖们极尽其能言善道的本事描绘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因此，他们通常会沉迷陶醉于它那虚构的美丽。至于那些领袖们本身，虽然他们起初可能除了自我夸大之外没有别的意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终于成为他们自己的诡辩的受骗者，变得和他们的追随者当中那些最软弱与最愚蠢的人一样，醉心渴望实现这个伟大的改革。即使那些领袖们保持他们自己头脑的清醒，免于这种狂热，而他们通常也的确是这样清醒，然而，他们却未必胆敢辜负他们的追随者的期待；反而常常不得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原则与良心，做出仿佛他们也受到同一错觉迷惑的举动。该党派拒绝所有暂时舒缓的办法、所有折中调节的方案、所有合理的和解调停，这样激越的行为，由于要求得太多，反而常常什么都得不到；而那些原本只要稍加调节修正或许便可被大部分消除与舒缓的种种不便与困苦，则依旧被留下来，完全没有什么补救的希望。

完全是由博爱与仁慈唤起爱国心的人，对于个人的既得权力与特权，甚至也会给予尊重，而对于国家所构成的那些主要阶级与团体的既得权力与特权，他所给予的尊重就更多了。即使他觉得某些既得权力与特权多少被滥用了，他也将使自己满意于舒缓那些如果没使出巨大的暴力便往往无法消灭的滥权行为。当他无法以道理和劝诱征服那些根深蒂固在人们心中的偏见时，他将不会企图以暴力使他们屈服，而是会虔诚地遵守那一则被西塞罗(Cicero)公正地称为神圣的柏拉图箴言：绝不对他的国家使用暴力，就像绝不对他的父母使用暴力那样。他将使他的各种治理国家的安排尽可能适应国人各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与偏见；他也将尽可能补救因为欠缺国人讨厌服从的那些管制规定而可能产生的种种不便。当他无法建立正确的体制时，他将不会以改良错误的体制为耻，反而会像梭伦(Solon)[29]那样，当他无法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致力于建立他的国人所能容忍的最好的法律体系。

相反，热衷主义或理论体系的人，往往自以为很聪明。他往往十分醉心于他自己的那一套理想的政治计划所虚构的美丽，以致无法容忍现实和那一套理想的任何部分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他埋头苦干，一心只想把那套理想的制度全部完完整整地建立起来，完全不顾各种巨大的利益或顽强的偏见可能会起来反对该套制度。他似乎以为，他能够像下棋的手在安排棋盘上的每颗棋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安排一个大社会里的各个成员。他没想到，棋盘上的那些棋子，除了下棋的手强迫它们接受的那个移动原则之外，没有别的移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一颗棋子都有它自己的移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或许会选择强迫它接受的那个原则。如果那两个原则的运动方向刚好一致，人类社会这盘棋，将会进行得既顺畅又和谐，并且很可能会是一盘快乐与成功的棋。但是，如果那两个原则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或不同，那么，人类社会这盘棋将会进行得很凄惨，而那个社会也就必定时时刻刻处在极度混乱中。

某种概括性的，或甚至是系统性的，关于什么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与法律体制的理念，对于引导政治家的思想与见解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坚持建立，而且是坚持立刻建立，且不顾一切反对地建立那个理念似乎要求做到的每一样事物，那他必定常常是自大傲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样的坚持，等于是要把他自己的判断树立为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等于是自以为他自己是全国唯一聪明且值得尊敬的人；等于是自以为他的同胞们全都应该委屈他们自己来配合他，而不是他应该配合他们。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所有政治理论家当中，主权国的君主们显然最具危险性。这样子的傲慢自大，对他们来说，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绝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以，当这些傲慢高贵的改革者纾尊降贵，沉思默察那个被托付给他们治理的国家的政体时，他们很少看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事物，比得上有时候也许会反对他们的意志贯彻实行的一些障碍那样的不顺眼。他们不会把柏拉图所提的那一则神圣箴言放在眼里，并且会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设，而非他们自己是为国家而设。所以，他们的改革行动的最大目标，便是要消除那些障碍；便是要削弱贵族阶级的权威；便是要拿走各个城市与省份的特权，以及要使国内最伟大的那些个人和最有势力的那些阶级团体，变得和那些最软弱的与最无足轻重的个人与团体一样，无力反抗他们的命令。

<h3>第三节 论博爱</h3>

虽然我们的有效善行，很少可能延伸至任何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广阔的社会，但我们的善意，却没有任何范围的限制，可以包含整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清白无辜且有感觉的生命，他的幸福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或者对于他的不幸，在我们深刻清楚地想象这不幸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觉得有些反感的。没错，想到某个虽然有感觉但为非作歹的生命，自然会激起我们的憎恶，但是在这场合，我们的那股恶意，其实是我们博爱的心肠在发挥作用。那股针对他的恶意来自于某种同情，来自于我们对其他某些清白无辜且有感觉的生命的不幸与怨恨所感到的同情，那些生命的幸福遭到他蓄意的破坏。

这种博爱的心肠，不论是多么的高尚与宽大恢宏，对任何人来说，很可能是一个使他无法真正快乐起来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彻底坚定地相信，全世界所有居民，不管是最卑贱的或最高贵的，全都受到指挥一切自然活动的那个伟大、仁慈与全知的神直接的照顾与保护；并且相信，这个伟大的神决意以其自身各种永远不变的完美无瑕的才艺，随时在这世界上维持最大可能的幸福量。相反，对这种博爱的心肠来说，怀疑这世界也许没有天父的垂爱关注，必定是所有沉思中最令人感伤忧郁的，因为他想到在这庞大无比与无限的宇宙中，所有未被他发觉的地方，除了充满无穷无尽的不幸与悲惨之外，没有别的好事。极端幸运成功的所有光芒，也绝不可能照亮如此可怕的想法必然会盖在他心头上的那一层忧郁的阴影。然而，在一个贤明有德的人身上，最折磨人的逆境中的一切悲伤难过，也绝不可能使那种必然会从他那习惯且彻底坚信相反的想法为真的信念中涌现的喜悦完全枯竭。

贤明有德的人随时都不会反对他自己的私人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他自己所属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公共利益。他也随时都不会反对，此一阶级或团体的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它在其中不过是一个次要部分的那个国家或主权国的更大利益。所以，他同样也不会反对，所有那些比较次要的利益被牺牲掉，让全世界获得更大的利益，亦即，成全那个包含一切有感觉与有理性的生命，并且由神亲自管理与指挥的伟大社会的利益。如果他习惯且彻底坚定地相信，这个仁慈与全知的神，绝不可能容许受他指挥治理的那个体系发生任何不是为了全体的善而必需的局部的恶，那么，他必定会把所有可能临到他自身，临到他的朋友们，临到他所属的社会团体，或临到他的国家的那些不幸，看作是为了全世界的繁荣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不仅是他应该认命顺从的，而且也是他自己，如果他事先知道所有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话，原本应该诚心诚意地希望发生的。

对伟大的宇宙主宰的意志怀着这么宽大恢宏的认命顺从，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似乎并未超出人性所及的范围。优秀的士兵们既爱戴又信赖他们的将军，在迈向那种他们绝不期待生还的孤立无援的岗位时所展现的神态，常常比迈向某种既没有困难也没有危险的岗位时更为快活与敏捷。在迈向后一种岗位时，除了平常出任务时那种单调乏味的感觉，他们感觉不到其他的情感；在迈向前一种岗位时，他们觉得正在做人类所可能作出的最高贵的努力。他们知道他们的将军肯定不会命令他们迈向这样的岗位，如果这不是整个军队的安全或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话。他们兴致勃勃地牺牲自己渺小的身体，以成全一个较大的身体的幸福与兴隆。他们情深意切地和他们的同志们诀别，诚挚地祝福同志们一切幸福顺遂；然后，不仅甘心顺从地，而且常常发出最欢欣鼓舞的呼喊声，大步迈向他们被指派前往的那个致命的但也是辉煌荣耀的岗位。但是，不会有任何军队的指挥官，比指挥宇宙的那个伟大的主宰，值得更多无限的信赖，或值得更热烈与更热诚的挚爱。当遇上最大的公共或私人灾难时，一个贤明的人应该认为，他本身，或他的朋友们，或他的同胞们，只不过是被神安排在宇宙中这个悲惨绝望的位置上；他应该认为，如果不是为了整体的善而有必要如此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安排；他应该认为，他们应尽的义务，不仅是应该谦卑地甘心顺从此一命运的安排，而且也应该尽力敏捷愉快地拥抱此一命运的安排。一个贤明的人无疑应当能够做到一个优秀的士兵随时准备做到的事情。

相信神存在，并且相信他的仁慈与智慧，自亘古以来就一直这么设计与指挥着宇宙这部庞大无比的机器，以便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产生最大可能的幸福量。这样的信念，无疑是所有人类冥想的课题中显然最为庄严崇高的那个。其他每一个冥想课题和它相比，必然显得猥琐卑鄙。一个被我们认为主要是从事这种崇高的冥想工作的人，极少可能不是我们至为尊敬的对象；即使他的一生完全投注在冥想上，我们也常常会怀着某种宗教般的虔敬看待他，这种尊敬，甚至比我们看待最主动积极且对全体国民最有用的公仆时所怀抱的那种敬意，还高出许多。马卡斯·安东尼纳斯(Marcus Antoninus)[30]的《沉思录》，由于主要在思索这个课题，对于他的品格之所以普遍受到赞美，也许比他公正、慈悲与仁爱的统治所留下来的各种事务处理纪录全部加起来，还更有贡献。

然而，管理宇宙这个伟大的体系的运作，以及照料一切有理性有感觉的生命，让他们普遍获得幸福，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人被分派到一个比较卑微的工作部门，一个和他力量薄弱的程度以及理解范围狭隘的程度显然比较相配的工作部门；那就是照料他自己的幸福，以及照料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国家的幸福；忙于冥想那个比较崇高的课题，绝不是一个理由可以辩解他对那个比较卑微的分内工作的疏忽；他不可以使自己受到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31]据说曾经对马卡斯·安东尼纳斯提出的，也许不是公平的指控：指控他说，当他忙于哲学上的思索，并冥想宇宙的繁荣时，他忽略了罗马帝国的繁荣。爱好沉思的哲学家，他的空想，无论怎样崇高，也不太可能在最轻微的现实责任方面弥补他的任何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