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数学家们对于自己所发现的定理的真实无误与重要性，可以有最充分完整的自信，因此，他们经常不在乎一般民众对他们的发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风评。我有幸结识的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他们也是两位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的罗伯特·辛普森博士(Dr Robert Simpson)与爱丁堡(Edinburgh)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士(Dr Matthew Stewart)，似乎毫不介意他们最有价值的一些工作成果遭到一般民众无知的忽视。据说牛顿爵士(Sir Issac Newton)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被一般民众冷落了好几年。那位伟人心里的宁静很可能从未因这个缘故而有片刻的中断。自然哲学家们，就他们不受舆论的影响而言，与数学家们几乎相同，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发现与观察结果有什么样的价值，他们的判断也多少享有同一类的安稳与宁静。

这些不同类别的文人，他们的品性，有时候也许会因为他们牵连到公众的情况有此一重大的差异，而多少有所不同。

数学家们与自然哲学家们，由于不受舆论的影响，很少会受到什么诱惑去拉帮结派，以便抬高自己的声势，或打压对手的名气。他们几乎总是最和蔼可亲与天真率直的人，彼此和睦相处，友善对待彼此的名誉，不会耍弄阴谋诡计以博取公众的掌声，虽然当他们的工作成果获得赞许时，会感到高兴，但当他们遭到冷落时，也不会大为恼火或发怒。

就诗人或以所谓华丽的写作自夸的那些人来说，情形并非总是如此。他们很容易内讧，分割成若干所谓文艺阵营；每一阵营往往公然拼命诋毁其他阵营的名誉，要不然就几乎总是会秘密地予以打压；它们各自运用所有卑劣的阴谋诡计与劝诱伎俩，企图拉拢或迷住舆论，使其偏爱自己阵营内成员的作品，并鄙薄敌对阵营的作品。在法兰西，波洛瓦[8]和拉辛[9]不认为这么做有损他们自己的人格：他们带头组成一个文艺帮派，首先用来打压奎纳特[10]和裴罗特[11]的名誉，后来又用来打压丰特奈尔[12]和拉莫特[13]的名誉，甚至以一种极不尊重的亲狎态度对待个性善良的拉封丹[14]。在英格兰，和蔼敦厚的爱迪生[15]先生也不认为这么做是他那温和谦逊的品格所不应为的：他带头组成一个同一类的小帮派，以打压蒲伯[16]先生逐渐上升的名气。丰特奈尔[17]先生，在叙述法兰西科学院(这是一个由数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院士们的生平与性格时，经常有机会歌颂他们和蔼质朴的个性；他甚至在某篇颂词里指出，这种个性，在他们当中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它应当是那一整群文人而不是其中某个人的特性。达朗贝尔[18]先生，在叙述法兰西学院(这是一个由诗人与华丽的文艺作家，或那些被认为是这种人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成员们的生平与性格时，似乎不是这么经常有机会作出这样的评论，而他也未曾想要主张这种和蔼可亲的个性是他所歌颂的那一群文人的特性。

我们对自己的优点感到不确定，以及我们渴望对自己的优点有正面的评价，这两种心理因素加起来，自然足以使我们渴望知道别人对我们的优点有什么样的意见；使我们在听到正面的意见时感到非常的高兴，并且使我们在听到反面的意见时感到非常的伤心。但是，它们不应该使我们渴望为了博取正面的意见或避免反面的意见而使出阴谋诡计。当某个人贿赂了所有听审的法官时，最为全体一致的法庭判决，虽然可以为他赢得诉讼，但绝不可能使他相信自己有理。如果他纯然只是为了弄清楚自己有理而进行诉讼的话，那他就绝不该去贿赂法官。但是，虽然他希望发现自己有理，他同时也希望赢得诉讼，所以他贿赂了法官。如果别人的赞美对我们无关紧要，除了证明我们自己值得赞美，那我们就绝不会费力以不正当的手段博取赞美。虽然别人的赞美，对智者来说，至少在不确定的场合，主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我们值得赞美的证明。但是，它本身终究也有些重要性，所以，(在这种场合，我们的确不能称他们为智者，而只能称之为)品格远高于普通水准的人，有时候也会企图以很不正当的手段去博取赞美或避免谴责。

赞美与谴责，显示别人对我们的品行实际有什么样对应的感觉；值得赞美与应受谴责，则是指别人对我们的品行自然应当有什么样对应的感觉。喜爱赞美，就是渴望我们的同胞对我们产生好感。喜爱值得赞美，就是渴望使我们自己成为那些好感的适当对象。到此为止，这两种心理因素彼此相关与近似。在害怕谴责和害怕应受谴责间，也有同样的相关与近似。

一个渴望做出，或实际做出某一值得赞美的行为的人，大概也会渴望得到那行为该得的赞美，有时候也许还会渴望得到比该得的更多的赞美。这两种心理因素在这场合是混合在一起的。前一种心理因素对他的行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而后一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又有多大，也许往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别人来说，则必定几乎总是如此。那些打算把他的行为的价值贬低的人，主要或完全把他的行为归因于他纯粹喜爱赞美的心理，亦即，归因于他们所谓的纯粹虚荣心。那些有意对他的行为给予较正面的评价的人，主要或完全把他的行为归因于他喜爱值得赞美的心理；亦即，归因于喜爱人类的行为中那种真正高尚与尊贵的成分；归因于，不单是喜爱得到其同胞的赞美与嘉许，而是喜爱值得其同胞的赞美与嘉许。旁观者的想象投射在他的行为上的色彩，究竟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取决于旁观者个人的思考习惯，或取决于旁观者对他怀有好感或恶感。

有些脾气不好、愤世嫉俗的哲学家，在批判人性时，做法就像某些脾气暴躁的人在批判彼此的行为时往往会做的那样：他们把每一项应该归因于喜爱值得赞美的行为，全都归因于喜爱赞美，亦即，全都归因于他们所谓的虚荣心。我在下面将有机会说明他们的一些理论，因此，我在这里不想停下来讨论它们[19]。

很少有人能够在他们自己私密的心里完全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或做到了他们所以对他人感到钦佩并且认为值得钦佩的那些品性或行为，除非在同一时候，他们具备那些品性或做成那些行为的事实获得普遍的承认，或者换句话说，除非他们实际得到了他们认为他们的品性以及行为应该得到的赞美。然而，在这方面，人们彼此的差异相当显著。有些人似乎不在乎别人赞美他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内心里完全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值得赞美的境地。其他人看起来却比较不关心自己是否值得赞美，而比较关心别人是否赞美他们。

不会有人完全满意，或甚至勉强满意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避开了一切应受谴责的过失，除非他也实际避开了人们的谴责或非议。有智慧的人也许往往会忽视别人的赞美，甚至在他最应该受到赞美的时候。但是，在所有影响重大的事情上，他一定会极其小心谨慎地尽力节制他的作为，以便不仅要避免犯下任何应受谴责的过失，而且也要尽可能避免被任何人怪罪谴责。他绝不会为了避免他人的谴责而做出任何他觉得应受谴责的事情，譬如，疏忽任何他应尽的责任，或错过任何机会去做任何他觉得实在值得大大赞美的好事。但是，虽然有这些修正限制，他还是会极其焦虑谨慎地避免遭受谴责。对是否受到赞美，即使是在行为该受赞美的场合，露出焦虑不安的样子，通常只是某一程度的性格软弱的标志，很少是具有大智慧的标志。但是，在想要避免沾惹任何谴责或非议的阴影上身的那种焦虑当中，也许没有任何软弱的性格，而往往有最值得赞美的精明审慎。

西塞罗[20]说:“有许多人藐视赞美，不过，却为了不公正的谴责而伤心难过至极；这实在非常矛盾。”然而，此一矛盾现象似乎是建立在一些最不可能改变的人性原理上。

无所不知的造物主就这样教导人，要他尊重同胞们的感觉与批判；要他在他们赞许他的作为时，或多或少地觉得快乐，并且要他在他们非议他的作为时，或多或少地感到痛苦。他使人成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人类直接的审判官；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那样，他仿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并且指派他在这世界上担任他的代理人，要他监督他的同胞们的行为。而他的同胞们也天生被教导，要承认他被赋予的这种权威与审判，要在被他责备时，或多或少地感到羞愧难过，并且要在被他赞美时，或多或少地觉得高兴。

但是，虽然人被这样命为人类直接的审判官，他不过是被命为初审的审判官而已；他的判决可以被上诉到某个地位远为崇高的法庭，亦即，上诉到自己的良心所主持的法庭，上诉到假想中的那位公正且充分了解情况的旁观者所主持的法庭，上诉到他们胸怀里的那个人，那个在他们内心里审判与裁决他们的行为的大法官所主持的法庭。这两个法庭的审判权威所赖以建立的原理，尽管在某些方面相关且近似，然而，实际上却是分明不同的。外面的那个人所拥有的审判权威，完全基于我们喜爱实际的赞美，以及厌恶实际的谴责。里面的那个人所拥有的审判权威，则是完全基于我们喜爱自己值得赞美，以及厌恶自己应受谴责，亦即，基于我们渴望具备或做出我们所以对他人感到敬爱与钦佩的那些品性与行为，以及基于我们害怕具备或做出我们所以对他人感到厌恶与鄙视的那些品性与行为。如果外面的那个人为了我们未曾做过的行为，或为了未曾影响过我们的动机而赞美我们，那么，里面的那个人就会立即贬抑这种毫无根据的喝彩可能会导致的那种骄傲与陶醉的心理；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知道我们不应受的赞美，那就会使自己成为可鄙的人。相反，如果外面的那个人为了我们未曾做过的行为，或为了未曾影响过我们的动机而谴责我们，那么，里面的那个人也会立即纠正这种错误的评判，并且使我们安心相信，我们绝非那种如此不公正地加诸我们身上的谴责的适当对象。但是，在这场合，以及在其他某些场合，里面的那个人有时候仿佛是被外面的那个人的疾言厉色给吓呆了似的。有时候朝我们身上倾泻而来的谴责，声势宛若排山倒海，把我们分辨什么是值得赞美以及什么是应受谴责的自然感觉能力，似乎全给震慑得痴呆麻痹了。这时，里面的那个人所做的那些判断，虽然也许不至于完全扭曲变形或颠倒黑白，然而，那些判断的坚定稳固往往会受到如此剧烈的撼动，以至于它们确保我们内心宁静的自然功效往往会大部分遭到摧毁。如果我们的同胞们好像全都大声怒斥我们，我们将几乎不敢赦免我们自己。如果所有真实的旁观者全体一致并且激烈地做出不利于我们的评判，则即便是假想中的那位公正旁观我们所作所为的人，当他要做出于我们有利的评判时，似乎也将满怀畏惧与踌躇，因为那些真实的旁观者的眼睛与立场正是他在评判我们的行为时想要尽力采纳的。在这样的场合，胸怀里的这个半神半人的旁观者，看起来像是某些诗人笔下的那些半神半人那样，虽然含有部分神的血统，不过，却也含有部分人的血统。当他的评判坚定稳固地接受那种分辨什么是值得赞美与什么是应受谴责的感觉指挥时，他的举动似乎与他身上的神的血统相配。但是，当他默默地忍受自己被无知与软弱的旁观者的批判声给吓呆了时，他便泄露出他与人类的血缘关系，他的举动也就似乎比较合适他身上属于人的那一部分血统，而比较不合适神的那一部分血统。

在这样的场合，忍辱受苦的人唯一有效的慰藉，就在于上诉到某个地位更为崇高的法庭，上诉到照见一切的上帝所主持的法庭，他的眼睛绝不会被蒙骗，他的判决绝不会被扭曲。当他自己的心灵软弱与消沉时，当胸怀里的那个人惊悚动摇时，或者说，当自然女神所竖立的那个不仅要在这尘世守护他的清白，而且也要守护他的内心宁静的伟大守护者惊悚动摇时，能够支持他站起来的，唯有靠他对上帝的法庭的正直无误还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心，相信在这法庭前他自己的清白无辜时机一到就会获得宣告，而他自己的美德最后也将获得奖赏。我们在尘世的幸福就这样，在许多场合，倚赖我们对来世的卑微希望与期盼：这是一个深植于人性的希望与期盼，唯有它能够支持人性坚守自身尊严的崇高理念；唯有它能够为人性照亮那不断逼近的难免一死的阴沉前景，并且在有时候由于尘世的混乱而使人性遭遇到的一切最严重的灾难中，维持人性的开朗。有一则教条说，有一个来世，在那里，每个人将受到严正公平的审判，凡是德行与知性真正相同的人，都将被排列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地位。在那里，由于时运不济而无缘在今生展现的那些卑微的才能与美德的拥有者，其才能与美德，在今生，不仅不为一般民众所知，而且连他本人也几乎不可能确信他拥有，甚至胸怀里的那个人也几乎不敢，就那些才能与美德，为他做出任何清楚明白的证词，然而，在那个来世里，那一点点默默无闻的价值所享有的地位，将等同于，有时候甚至高于，那些曾在今生享有最高名望的人，以及那些曾在今生借助于他们的处境优越而得以完成最光辉灿烂与最炫目耀眼的丰功伟业的人。这教条，在各方面是这么的值得尊敬，是这么具有使软弱的心灵获得抚慰的效果，是这么具有讨人喜欢的吹捧人性庄严伟大的效果，以至于每一个有品德但不幸对这教条起疑的人，都免不了会极其认真焦急地想要相信它。若不是它的一些最狂热的信徒，要我们相信的那种将在来世里实施的赏罚分配，常和我们整体的道德感直接背道而驰，它就绝不可能遭到反对宗教者的嘲讽与讪笑。

我们全都听过许多值得尊敬但心怀不平的年长军官埋怨说，殷勤献媚的弄臣，时常比忠实卖力的公务员更获青睐；随侍在旁阿谀奉承，往往是比功劳或贡献有更直接且更稳当的晋升捷径；在凡尔赛宫或圣詹姆斯宫[21]献媚一次，时常抵得过两次率军赴德国或法兰德斯浴血征战。但是，这种被认为甚至会使软弱的尘世君主蒙羞的做法，却被当作一项义举归功于神的完美；祈祷皈依的勤务，公开与私下礼拜神明，甚至被某些才德兼备的人士描述成唯一有资格在来世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的美德。它们也许是与他们的处境最相配的美德，而他们本身也的确主要以它们见长，并且我们全都倾向高估我们自己的品行优点的价值。雄辩且富于哲理的马西永(Massillon)[22]，在为卡第纳(Catinat)[23]兵团的军旗举行祈福仪式时，宣读了一篇讲义，其中有下面这一段讲给军官们听的话:“绅士们，你们的处境中最可叹的情况是，在艰难痛苦的一生中，你们的各种劳役与勤务有时候比最严苛的修道院里的修行生活更为严格与苛刻，可是，你们所受的苦总是无补于你们的来世，甚至往往无济于你们的今生。可叹啊!独居在小小的庵室里的修道僧，在他不得不折磨肉体与迫使肉体服从精神的过程中，有一个肯定会有报酬的希望在支持他，而减轻主基督的制裁的那种恩典也在暗中抚慰他。但是，你们呀，在临终的卧榻上，你们胆敢向主基督诉说你们的劳累，以及你们每天在工作上所遇到的艰辛？你们胆敢恳求主基督赐予任何报偿？在你们曾经做过的一切努力中，在你们曾经对自己做过的一切折磨伤害中，有什么是主基督应该纳入他自己的考量范围的？然而，你们一生中最好的光阴已经奉献给你们的职业，十年的军旅生涯磨损你们身体的程度，也许远胜于一生忏悔与禁欲的苦修。可叹啊!我的主内兄弟们，那些受苦的日子，只要有一天是奉献给主基督的，也许便已经为你取得了永久的幸福。只要有一项行动，本质上是痛苦的，而且是奉献给主基督的，也许便已经为你取得了被选入天堂的恩典。而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全都徒劳无益地为了这一生。”

像这样拿修道院里无益的禁欲苦修，来和战场上可以使人变得高贵的艰辛与危险相比；像这样推定，在神的眼里，修道院里一天或一小时的苦修，比战场上光荣奋战一生更有价值，这无疑违背了我们全部的道德感，违背了自然女神要我们用来规范我们的轻蔑或赞美的那一切原则。然而，就是这种心态，一方面把天国留给了僧侣与修道士，或那些在言行举止上和僧侣与修道士相似的人，而另一方面却把地狱留给所有历代的英雄，所有政治家与立法者，所有诗人与哲学家，所有那些曾经在有助于人类的基本生存、人类的生活便利或品味提升的各种技艺方面有过发明、改良或表现卓越的人，所有守护人类、开导人类与嘉惠人类的伟人。对所有这些人，我们那种分辨什么是值得赞美的感觉，自然会迫使我们钦佩与赞美他们拥有最高的功劳与最高贵的美德。这么奇怪地应用那一则最值得尊敬的教条，如果有时候会使它遭到轻蔑与嘲讽，至少遭到本身对虔诚与沉思的美德也许没有多大的兴趣或癖好的那些人的轻蔑与嘲讽，我们能感到讶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