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晚开始，我们便经常躲在澡堂的更衣室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柳德米拉很快就不念《堪察加女人》这本书了，因为她常要问我这本没完没了的书里说的是什么，而我却不能回答。这的确是一本没完没了的书，我们从第二部开始念，完了还有第三部，接着姑娘对我说，还有第四部。

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阴雨天，不过这一天最好不是礼拜六，因为礼拜六澡堂里是要生火的。

外面下着雨，谁也不到外面去，谁也不会注意我们这个黑暗的角落。柳德米拉非常害怕“被人碰见”。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吗？”她小声地问道。

我懂得，也同样害怕“被人碰见”。我们躲在那里一连好几个小时，说东道西，有时我讲外婆讲过的故事，柳德米拉则讲熊河90哥萨克人的生活故事。

“哎哟，那边真棒！”她感叹道，“这里有啥呀？只有贫民窟……”

我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熊河去看一看。

不久，我们便不需要到澡堂的更衣室去了。柳德米拉的母亲在毛皮匠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一早就要去上班，她妹妹上小学，哥哥在瓷砖厂做工。一到阴雨天，我就到小姑娘家去帮她做饭，打扫房间、厨房。她笑着说：

“我和你在一起，像夫妻一样，只是分开睡觉。我们甚至生活得比他们更好，人家的丈夫还不愿意帮助妻子干活呢……”

我有钱的时候，就去买一些糖果来，我们一起喝茶，然后把烧过茶的茶炊搁在凉水里浸凉，这样爱唠叨的柳德米拉的妈妈就不知道我们烧过茶了。有时候外婆也到我们这里来，她坐着织花边或刺绣，讲各种非常好听的故事；有时候外公进城去了，柳德米拉就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便可以无忧无虑地大吃大喝一顿。

外婆说：

“啊哟，我们生活得多好啊！自己挣的钱——干啥都可以！”

她赞扬了我们的友谊。

“小男孩跟小姑娘交朋友，这是好事情，只是不要胡闹……”

她用最浅白的语言向我们解说什么叫“胡闹”。她说得很美很高尚，使我很好地懂得，含苞待放的花朵是不可以去碰的，否则这花就不会放香，也不会结果了。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美男子，卷头发，留一撮小胡子，尤其是他的两道浓眉，抖动起来神气十足；此人出奇的沉默，我不记得他对孩子们说过一句话；爱抚孩子时，他也像哑巴一样只是哼一哼，甚至打老婆时也不出声。

每逢节假日的晚上，他便穿上蓝色衬衫，绒布裤子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背上一架大手风琴。他把手风琴的皮带挂在肩上，在大门口停下来，活像一个站岗的士兵。这时大门口的“游艺晚会”就开始了：姑娘们、妇女们就像一群鸭子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她们都看着叶夫谢延科，有的从眉毛缝里偷偷地看，有的则公然地、贪婪地看，叶夫谢延科却站在那儿，噘着下嘴唇，瞪着黑眼睛，用挑选的目光看着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无言的眉目传情中，在那种一见到男人就无法自持的女人的轻佻举动中，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猪狗不如的东西，好像每个女人，只要男人命令式地向她眨眨眼睛，她就会驯服得像死人一样躺倒在肮脏的大街上。

“山羊出来了，不要脸的家伙！”柳德米拉的母亲骂道。

她又高又瘦，脸很长很脏，害过伤寒病之后，头发剪得很短，活像一把用旧了的扫帚。

柳德米拉和她坐在一起。她竭力想把母亲的注意力从大街上引开，便老是向她问这问那，但却徒劳无益。

“别烦人啦，真讨厌，倒霉的小残废！”母亲嘟囔道，不安地眨着眼睛。她那双蒙古人的窄眼睛奇怪地闪着亮光并停滞不动了，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事，紧盯住不放。

“妈妈，你不要生气，生气也没用。”柳德米拉说，“你瞧，那位蒲席店的老板娘打扮得多么漂亮呀！”

“我要是没有你们三个孩子的话，打扮起来比她还要漂亮，你们都把我啃光了，吃光了。”母亲残忍地好像流着眼泪地回答说，两眼死盯着那个又肥又高大的蒲席店的寡妇。

她活像一座小房子：凸出的乳房好像是台阶，那张用绿头巾掩盖着的脸则像玻璃上反映着太阳时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搭在胸前，演奏着。手风琴上有许多琴键，它们的声音不可抗拒地传送到四面八方去。孩子们从各条街道聚集过来，拜倒在演奏者的脚下，屏息不动地坐在沙地上，心醉神迷。

“等着吧，人们会拧下你的脑袋的。”叶夫谢延科太太对丈夫说。

叶夫谢延科斜视着自己的老婆，没有出声。

蒲席店老板娘像石头一样坐在离赫雷斯特小店不远的板凳上，脑袋歪在肩上，脸发红。

墓地后面的田野上空，晚霞红光闪耀，街道像河流一样，浮动着其打扮得亮丽而高大的身影。孩子们疾风似的在旋转，暖和的空气亲切而又令人陶醉，整天被照晒的沙土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特别可以闻到那种屠宰场的甜腻腻的油脂味——血腥味。从毛皮匠们居住的那些院子吹来一股又咸又难闻的皮革味。女人们的说话声，男人们的酒后狂言，孩子们的尖叫声，手风琴的鸣奏声——这一切融成了一种沉厚的喧嚣，一种不断地创造万物的大地发出的沉重的叹息。一切都是粗野的，赤裸裸的，却也暗示出一种巨大而又坚定的感情：相信这是一种黑暗的生活，无耻的动物式的生活，它在吹嘘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却又苦闷而紧张地寻求发泄这些力量的地方。

有些特别可怕的话有时通过喧嚣声直刺心窝，永远铭刻在记忆里：

“不能大家同时都打一个人——要一个一个来……”

“要是我们都不怜惜自己，又谁来怜惜我们呢……”

“难道上帝生出女人，就是为了开个玩笑？……”

夜临近了，空气新鲜，嘈杂声静了许多，木房子在黑影包围下膨胀起来变大了。孩子们被带回了各自的院子，睡觉了。孩子们到了晚上变得安静和温顺一些。叶夫谢延科像融化了似的悄然消失了。蒲席店老板娘也不见了。低沉的手风琴则在墓地后面很远的地方鸣响着。柳德米拉的母亲像猫一样弓着背在板凳上坐着。我外婆则到邻居家喝茶去了。邻居是个接生婆和拉皮条的女人，身材高大，青筋凸现，长着鸭嘴似的鼻子，在其男人般的扁平的胸脯上，挂着一枚“救死扶伤”的金质奖章。整条街的人都怕她，说她是巫婆。关于她，有人说：她在一次大火中救出了某某上校的三个孩子及其生病的妻子。

外婆跟她却是好朋友。她们在街上碰见了，两人老远就笑脸相迎，好像特别友好。

科斯特洛马、柳德米拉和我都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丘尔卡邀柳德米拉的兄弟去比武：两人扭打在一起，不停地跺脚，弄得满身尘土。

“别斗了！”柳德米拉胆怯地央求他们说。

科斯特洛马的黑眼睛斜视着她，讲起了猎人卡里宁的故事：这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有一双狡猾的眼睛；此人名声很坏，全村人都认得他，不久前去世了。但人们没有让他埋在墓地的沙土里，而是把他的棺材停在离其他坟墓不远的地面上。棺材是黑色的，用支架垫得很高，棺盖则油上了白漆，上面画着一个十字架，一支矛，一根手杖和两根骨头。

每天夜里，只要天一黑，老头就从棺材里起来，在墓地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直至第一遍鸡叫为止。

“别讲这些可怕的事！”柳德米拉央求道。

“松手！”丘尔卡大声喊道。他一面从柳德米拉兄弟的手中挣脱出来，一面讥讽地对科斯特洛马说：“你吹什么牛？我亲眼看见把棺材埋了，棺盖上也没有画什么标记的东西……说什么死人在那儿走来走去——那是醉鬼铁匠们编造出来的……”

科斯特洛马连看也没看他一眼，气愤地提议说：

“要不你就到墓地上去睡一晚，试试看！”

于是他们争论了起来。柳德米拉不耐烦地摇摇头，问道：

“妈妈，死人夜里会起来吗？”

“会起来。”母亲照样说了一句，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一种回声。小店女掌柜的儿子瓦廖克走了过来。他是一个敦实、红脸的小伙子，二十岁上下。他听了我们的争论后说：

“你们三个人中，谁敢在棺材上躺一夜，我就给他二十戈比，加十支卷烟，可是要是害怕了坚持不住，我就揪他的耳朵，愿揪多久就揪多久。怎么样？”

大家都愣着，没有吱声。柳德米拉的母亲说：

“胡闹什么？难道可以唆使孩子们去干这种事吗？……”

“给一个卢布我就去！”丘尔卡阴郁地提议说。

科斯特洛马立即挖苦地问道：

“给二十戈比你就害怕？”接着他又对瓦廖克说，“你就给他一个卢布，反正他也不会去的，只是吹吹牛罢了……”

“好，就给一个卢布！”

丘尔卡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扶着篱笆不慌不忙地走了。科斯特洛马把手指塞进嘴里，跟在他的后面，尖声地吹口哨。柳德米拉不安地说：

“哎呀，上帝，真是个吹牛家……这算什么呀！”

“你们这号人哪，都是胆小鬼！”瓦廖克挖苦道，“还以为自己是街上的头号勇士呢！小兔崽子……”

他的挖苦话使我很生气。我讨厌这个酒足饭饱的青年，他经常唆使孩子们去干坏事，给孩子们讲一些关于姑娘们和妇女们的肮脏不堪的坏话，教孩子们去捉弄她们。孩子们听了他的话，往往付出沉痛的代价。不知为什么他很憎恨我的狗，常常拿石头去打它。有一次他竟用藏着缝衣针的面包去喂它。

可是当我看见丘尔卡紧缩着身子怯懦地躲开时，心里感到更加难受。

我对瓦廖克说：

“给我一卢布，我去……”

瓦廖克嘲笑我，吓唬我，而把一卢布递给了叶夫谢延科老婆，但她严厉地说：

“不要，我不拿！”

接着她生气地离开了。柳德米拉也不打算要这张钞票。这就更加剧了瓦廖克的笑骂。我打算不要这小子的钱也要去。这时外祖母走了过来，弄清这件事之后，便把钱接了过来，平静地对我说：

“你把小棉祆穿上，再带一条被子，不然早晨天气要变凉的……”

她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相信，什么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瓦廖克提出了条件：我必须在棺材上躺着直到天亮，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是棺材在摇晃的时候，或者是卡里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能下来。我只要下了地，就算输了。

“当心，”瓦廖克警告说，“我整夜都会注视着你的！”

当我去墓地时，外婆给我画了十字，并教我说：

“当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动，只要向圣母祈福就行了……”

我走得很快，只想快点开始和结束这一切。瓦廖克、科斯特洛马和另一些小伙子送我去，穿过砖围墙时，我被被子绊住，摔了一跤。我立即跳起来，好像从沙地上弹了起来似的。墙后面响起了哈哈的笑声。我胸口发紧，脊背上一阵难受的寒战疾驰而过。

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了棺材近旁。这棺材的一边盖上了沙土，另一边露着短粗的脚架，仿佛是有谁想把棺材抬起来而把它弄歪了似的。我坐在棺材的边上，即死者的脚边，向四面张望了一下：凹凸不平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灰色的十字架，它们的影子铺展开来，洒落在各个坟头上，把长满杂草的小山丘围拢起来。有些地方直立着一些瘦长的白桦树，它们好像在十字架中间迷路了，它们的枝叶则把那些分散的墓穴连接起来。透过这些影子所形成的花圈露出一些小草——这种灰色的鬃毛般的小草最叫人心怵！教堂像雪山似的直耸天空。在停滞不动的云彩中，一轮瘦月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它似乎就要溶化了。

雅兹的父亲（绰号“窝囊的乡巴佬”）在钟楼里正懒洋洋地敲钟，他每拉一次绳子，绳子都要碰到房顶上的洋铁皮，发出一种悲戚的声音，然后小钟才干巴巴地响一下，听起来短促而又枯燥乏味。

“天哪，千万别叫人睡不着觉！”我想起了这个守夜人的一句口头禅。

很可怕，而且不知为什么觉得很憋闷。尽管是在寒夜，我却全身冒汗。如果卡里宁老头真的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话，我来得及跑进钟楼里去吗？

墓地我很熟悉。我和雅兹以及其他同伴在墓地里玩过几十次。我母亲就埋在那边，在教堂旁边……

周围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从村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笑声和阵阵歌声；在铁路采石场那边的山丘上，或是在卡特佐夫村那边发出时断时续的手风琴的声音。醉鬼铁匠米亚乔夫经常哼着歌儿在围墙的后面走过——一听见歌声我就知道是他：

咱们家的妈，

过失并不大——

她谁也不爱，

单恋咱们爸。

能听到生命的最后的叹息是愉快的，可是在每一次钟声之后，周围就变得更静寂。这寂静像河水漫过草地一样扩散开来，淹没一切，遮住一切。灵魂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太空中飘游，逐渐地消失，就像在黑暗中擦亮的一根火柴那样，在这个海洋般的太空中溶化得无影无踪了。太空中只有遥不可及的星星活着，闪着亮光，大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无用了，死了。

我用被子裹住，缩着双腿，坐在棺材上，脸朝教堂。我摇动一下，棺材就会轧轧作响，下面的沙子也发出沙沙响声。

不知什么东西从我后面飞过来打在地上，接着又是一次，然后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落下一块砖头——很吓人，但我立即就猜到了，这是瓦廖克及其一伙人从围墙后面扔过来的：他们想吓唬我。不过近旁有人，我反而觉得好一些。

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有一回，我正学吸烟，被她碰见了。她要动手打我，我却对她说：

“别碰我，你不打我我已经够难受了，心烦得很……”

后来她罚我坐在炉子后面，对外祖母说：

“一个毫无情义的小孩，他谁也不爱……”

听了这话我感到很委屈。每当母亲责罚我的时候，我都很可怜她，为她感到难为情，因为她的责罚常常有失公平，罚不当罪。

总之，生活中有很多使人难受的东西。就说墙后面的那些人吧，尽管他们都很清楚，我一个人在墓地上是很害怕的，但他们还是要进一步来吓唬我。这是为什么呢？

我真想对他们大喝一声：

“你们见鬼去吧！”

不过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谁知道鬼对此是什么态度呢？鬼一定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沙土里有许多云母碎片，在月光的照耀下发出暗淡的亮光，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回，我躺在奥卡河里木筏上望着河里的水，突然有一条小鳊鱼浮出水面，几乎碰着了我的脸。它翻身时侧面很像人的面颊，然后它用鸟一样圆圆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便摇摆着身子沉下去，像枫叶落地那样游到深水里去了。

记忆力越来越活跃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都复活了，好像是要让它们去抵抗我脑子里顽固地产生的那些恐怖想象似的。

一只刺猬用坚实的爪子扒着沙土滚了过来。它让人想起了灶神爷——也是那么小，全身长满硬毛。

我还想起了外祖母蹲在炉灶跟前不断地念叨说：

“亲爱的家神，把蟑螂领走吧……”

在看不见的很远的城市上空变得光亮一些了。早晨的寒气使我的脸颊发紧，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把身子缩做一团，用被子把头包上——听其自然吧！

外祖母叫醒了我。她站在我身边，掀开了被子，说：

“起来吧！没冻着吧！喂，怎么样，害怕吗？”

“害怕，只是你别对人说，对孩子们也别说。”

“干吗不说？”她感到奇怪，“要是不可怕，那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了。”

我们回家了，路上她亲切地说：

“一切都得亲自去体验，我的宝贝，一切都得自己知道……自己不去学，谁也教不会你……”

到了晚上，我成了大街上的“英雄”，大家都问我：

“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当我说“害怕”时，大家都摇着头叫喊起来：

“啊哈！你瞧！”

小店老板娘却满有把握地宣称：

“看来，所谓卡里宁会起来的说法，全是撒谎。如果他能起来，难道还害怕一个小孩子不成？他会把小孩子赶出墓地，赶得远远的。”

柳德米拉用其亲切的诧异的眼神看着我，甚至外祖父对我显然也很满意，他一直在微笑。只有丘尔卡郁闷地说：

“他当然容易做到，因为他有个外婆是巫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