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I</h2>

他从一开始就很难搞。“难搞”一词实在是有用又含糊，但就是因为含糊，才在他身上适用。因为几乎有关维克多的一切，包括与他的互动、交流和童年的每件大事，都特别令人担心。就连那些应该很容易确认的基本事实，因为他的关系，也变成需要深入调查的复杂问题。有些孩子因为素行不良、品行不佳或缺乏常识，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很难搞；其他孩子则是因为遗传或生长环境的关系，天生就很难搞。应该说明一下，尽管维克多最后变成上述第一类孩子，但他一开始跟我住的时候，还属于第二类。

年纪问题就是一个例证。无论那个男人是不是维克多的父亲，他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的孩子年纪多大，这一点也不令我意外。我第一次抱着他，仔细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很小，肚子鼓胀凸大，脏脏的头发全打结了，身上的虱子丰满发亮，跟抹上奶油的米粒一样肥硕滑溜），我猜他六岁左右，不过因为从小营养不良，身上又有病，看起来跟三岁小孩没两样。一回到贝塞斯达镇，我就带他去找孩子们的小儿科医生艾伦·夏皮罗。医生帮他做了检查，并且把明显的成长迟缓列入考虑，认为他的年纪介于四岁和七岁之间。猜测这些孩子的年纪是一门艺术，不可能精准到位，所以我早就不再为此花费太多脑筋了。从实际的角度看来，如果能把他们当成年纪小一点的孩子，对他们通常是有利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一两年的缓冲时间，让自己适应美国孩童的成长过程，不用急着有所表现与成就，可减少他们的负担。（听说过用来扶助弱者的“平权措施”吧？我只是把它改用在儿童成长的领域里。）于是，经过一阵若有似无、不太认真的争辩之后，夏皮罗和我达成共识，在维克多的病历记录上，把他的生日登载为1976年8月13日（后来，所有的正式记录都用这一天）；8月13日当然是我遇见他的那一天。走进夏皮罗的诊所时，我带着的是个谜一样的小孩，而在回家的路上，跟在我身边的是确认为四岁的孩子。

维克多在1980年成了我家的一分子，基于两个理由，那一年显得很特别。第一个理由是，那是同时有最多小孩住我家的一年。第二个理由是，当时我认养的一大堆小孩刚好可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代人。其中一群是十八岁大的孩子，包括穆提、梅根、甘特、拉妮、雷伊、泰伦斯、卡尔与伊迪丝，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离家读大学，接下来还有一群年纪较大的青少年（大都是十六七岁，其中几个小一点，包括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埃拉及十一岁的艾比）。但是在他们后面，年纪最大的孩子（包括伊索德与威廉，他们会是维克多主要的同伴）只有六岁。全部加起来，那一年我们家总共住了二十二个小孩。我对当时的回忆大都与感官相关，记得的事情倒是没几件：包括青少年一天到晚重复播个不停的哀伤摇滚乐，他们从某处偷偷弄来的酒散发着恶心的水果臭味，还有每天早上都有一些不太会打扮的家伙从我面前经过。到了晚上，女孩们都在讲电话，男孩们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我很确定他们都在自慰。有时候，我甚至确定其中有些人还维持着性关系，但这似乎是个太过累人的话题，我懒得提。他们花很多时间吵架、看电视，还会大声宣称，等有一天他们离家上大学、开始自立（当然，他们还是需要我的大量资金援助），才能好好松口气。无须赘言，我总是尽可能把时间用来出国开会与讲课。从机场回家时，每当绕过转角，我总是隐约感觉到家里会变成残瓦碎石，不耐烦而生气的他们都等着我回家，对我提出一堆要求与索讨，还抱怨连连。

真不知道维克多第一次看到我家、遇见那一大群奇怪的孩子（如今那些孩子至少在法律上都是他的兄弟姊妹）时，心里作何感想。可以确定的是，他一定觉得有点应付不来；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记住那些每天早上在我身边走来走去、跟我要钱、拿出成绩单或者要我帮他们看看身上的小伤的孩子。有个年纪较大的孩子，还曾把朋友带到我们家来住了一周，想知道我是否看得出桌上多了一副餐具，多了一份户外教学同意书要签名。我当然完全看不出来（我的时间跟心思必须同时用来处理很多事），等到他们向我透露这起恶作剧时，大家都笑个不停，连我也是。我还跟那个消瘦英俊的不速之客握了握手，他是一个皮肤跟无花果一般紫黑的男孩。每天早上，孩子们打我身边飞奔而过，从楼梯的一半往下跳到前门，或是像一支大军从后门蜂拥而出，手持曲棍球与长曲棍球的球棍，还有棒球球棒，仿佛手里拿着武器——他们本来可能随身携带的长矛。（有时我看着他们一起跨步向前，凶巴巴而单调的扁脸长满青春痘，不禁想起我年轻时看过却选择不予理会的一句话：“乌伊伏人的凶狠让船员们感到不安。”库克船长这个委婉的建议让我感到不寒而栗，毕竟，如果乌伊伏人可以让那些见多识广的勇敢船员感到不安，难道我不该害怕吗？）

我承认我不太记得每个小孩的名字。我曾经想把一个我以为名叫拉妮的女孩叫过来，来的女孩却是我以为叫梅根的（前提是她愿意听到我叫她的名字）。有时候，发生这种事并不是我记错了，而是他们故意作弄我；他们会玩这种游戏（听到我叫人，便找别人顶替，企图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我也会跟他们玩游戏，例如，只要被我叫过来就有钱可以拿，或者会被我叫去做特别讨厌的家事。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吵嘴，有人自动招供，把故意弄混的身份交换回来。这一代孩子立下禁令，他们所谓的“小宝宝”（包括伊索德与威廉以及所有年纪小于七岁的孩子）不能上餐桌，要提早一小时与汤林森太太一起用“宝贝桌”吃晚餐——但那其实只是一张摆在厨房里、用来快速吃完早餐的低矮白色三合板玩具桌。听到这个决定后，伊索德与威廉当然大哭大叫，大孩子们也喊叫了起来，不见得多讲道理，却自以为是（“多数票！多数票！”十六岁的佛瑞德大吼大叫，他的中学课程刚好教到宪法；只消看看他们针对家庭事务立下哪些规范，即可得知学校教到了哪里），但是这一条修正案还是通过了。连我也得承认这是不错的解决方案；至少用晚餐的人少了一点，没那么吵闹了。

维克多来的时候，我趁某个天气不好的周末夜晚，所有人都在家时，把他介绍给了大家。但其他孩子对他的印象不太好。年纪较大的孩子张嘴凝视他，好一会儿都没出声。比较有礼貌的对他挤出难看的微笑，然而一点用也没有，其中几个伸手摸了摸他，然后很快就把手收回去了，好像维克多会立刻从我怀里跳出去，把他们吃掉一样。伊索德与威廉也站在门口凝望他。至于维克多，则把脸往后转向我的肩头，完全没出声。我吩咐汤林森太太把他带走，他们才对我丢出一堆问题。

“他怎么了？”

“他怎么会长那个样子？”

“他有病吗？他的身体怎么会是那种颜色？”

“他几岁？”

介绍新来的孩子时，孩子们的反应总是让我觉得很好笑。他们怎么那么快就忘记了自己刚来美国时是什么德行！大部分孩子来的时候身上都有虱子与疾病，穿的破烂棉衣几乎称不上衣服，罹患的传染病五花八门，从霍乱到痢疾，从坏疽到结膜炎与疟疾，而且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此外，多数还营养不良、身材过于矮小。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外表都不吸引人，脆弱的头部非常大，四肢扭曲柔软，看起来就像超大的胎儿，还未成形，丑陋无比，简直是不见容于世间的错误。

“你们该觉得丢脸。”我跟他们说，“梅根，你以为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还有你，欧文？”他们一开始都会排斥新来的孩子，每次我都不得不这样反驳他们：年长的会觉得不好意思，年幼的总是听不进去。

但这一次他们不为所动，全都一个鼻孔出气：“我们才不像他那样。”

的确，他们的话不算全错。我曾提到维克多先前的情况非常悲惨，看到他的人都会感到震惊不已。老实说，任谁看到他，应该不会只感到震惊，反感的情绪也会油然而生。因为工作的关系，多年来我有机会目睹某些最惨不忍睹的人类病体，在我看来，维克多并不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病例之一，但肯定是其中最令人悲怜的。倒不是说他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或是原住民特有的吸引力，却被生病毁了，而是他全身上下都染病了。我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哪个部分没有病征——他全身上下都不健康。看着他，我心底再次出现一种感觉：病毒与细菌的种类真是多到令我惊叹，而且居然能在身上最细小、最容易被遗忘的部位留下极具特色和创意的病征，他的皮肤布满红肿发热的水疱，水疱顶端有白色的脓，眼白也跟牛油一样黄，隐约浮着一层神秘的黏液，跟蜡一样浓稠。似乎有许多种细菌征服了他身上一些最不重要的部位，就连指甲与脚指甲，也变得跟骨头一样不透明，指甲的尖端还钙化成了锯齿状的箭头。他身上的每个孔洞都有汁液流出，有些稀薄的汁液呈现出锈色，像是带有浓烈金属味的经血，也有一些汁液像果冻一样透明，偶尔才会往外流到表面。他真是太令人惊奇了，简直成了成千上万种细菌与病毒的观光胜地。夏皮罗与我用几个下午的时间帮他做检查，我们兴味盎然地确认了两个人都知道的疾病（轮癣、结膜炎与湿疹），对于不知道的那些病则争辩不休。维克多的病体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团，而他也非常有耐性，坐着不说话，用嘴巴呼吸，持续发出鼻音，夏皮罗跟我用手指在他身上到处戳刺触摸。无论那些被感染的部位看起来多么触目惊心，实际上都是可以医治的。晚上他洗过澡之后，我会让他坐在我的大腿上，帮他的疮口涂膏药，喂他吃藏有抗生素的蜂蜜蛋糕。他大腿内侧的水疱破掉后结痂的伤口渐渐痊愈了，皮肤也变得光滑起来，像盐巴在黑色的泥水里消失无踪。所以，尽管他一开始的外貌教人看了心神不宁，但并非一直会是这样，事实上，很容易就改善了。只是，维克多更大的问题是他几乎没有社会化的能力，他根本是货真价实的野孩子。领养他不久后，我就发现自己必须教他怎么当一个文明人。

有些人相信，我们天生就具有成为文明人的禀性（甚至有些讲理、头脑清楚的人也抱持这种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有与人社交、分享与沟通的欲求与倾向。（这些人同样也相信所谓性善与性恶的概念，喜欢与人辩论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这种想法看似美妙，但实际上都不是真的。想跟我要证据？只要看看我那些孩子就好，特别是维克多，当年他根本不了解怎样才算得上是文明人。他知道怎样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比如吃饭、睡觉与排泄，但是他似乎做不到其他任何事。例如，他几乎不会表达情绪。某次为了做实验，我故意用别针轻刺他的脚底。他的头抽搐了一下，却完全不吱声，一脸木然迟钝的表情也没改变。我还设计了其他测验。吃饭时他会张嘴，别人放什么他都吃（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吃饭；如果我在他面前摆一个盘子，他只会死盯着盘子，好像上面摆着某种他该守护的珍贵物品），嘴巴一张一合，符合某种平稳的韵律，上下两排牙齿咬合时非常夸张，仿佛带有金属的声响。我曾在一汤匙煮过的胡萝卜里掺了一小张报纸，但他还是冷静地把东西吃掉了，直到我伸手把那团软烂、沾满墨水的报纸挖出来。在那种时候，看着他的脸，我只会联想到夏娃，而且他的存在对我来讲似乎是一个惩罚，每每让我想起自己在伊伏伊伏岛上的见闻、遭遇与所作所为。晚上，我们把他放在床上，到了晨间，汤林森太太或我（或是威廉，因为他们同住在位于三楼的屋檐低垂的阁楼小房间）总是发现他蜷缩在房间的黑暗角落里，一语不发，也毫不动弹，双手紧紧护着生殖器。

另一个比较肮脏的谜团是，他显然很喜欢自己的粪便，他常常在地毯上、院子里与餐桌上留下一条条大便。诡异的是，他并非不熟悉怎么使用厕所。汤林森太太跟我说，在她介绍如何使用马桶后，他立刻知道怎样冲马桶，动作顺手，看着水冲走时，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自信。某天晚上，我看到他离开卧室，走向厕所，结果在距离厕所几米处停了下来，不情愿地把睡裤束带解开，直接在走廊地毯的中央图形上方蹲下，那是一朵褪色的紫红大玫瑰。除了平日常见的机器人似的茫然表情之外，他在前一天才出现另一种脸部表情（而且两种表情常常换来换去，看不出明显的理由）：他把嘴巴咧成宽宽的半月状，露出几颗灰白色牙齿，像是皮笑肉不笑。我叫他的名字时，他总是缓缓转身，露出那种微笑给我看。即便我打他的屁股，他还是那样微笑，好像脸部肌肉一旦撑开，张口呆笑之后，就缩不回去了。

如今说起来很愚蠢，当时我居然对维克多的行为非常讶异。他是如此安静而垂头丧气，刚刚相识时，我误把他的倦容当成了他可被驯服的可能性，以为他会愿意学习、受教。一开始我也看不出他的个性，这更让我确信，要管教他应该不难，我可以把他教养成我心目中的模范孩童：充满好奇心、有礼貌、愿意顺从并讲理。但是一个月后，我慢慢发现，他比我预想的还要固执，也不太听话。事实上，他的冷淡反应反倒让我觉得是难搞的叛逆表现。我认为他好像一尊泥人，脸上戴着面具，总是挂着可怕的笑容，走起路来四肢僵硬，一点也不优雅，好像我不该无缘无故唤醒他，让他在我家里走来走去，用各种无法解读的机械式动作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而且旁人还无法制止他的种种冲动行为。事实上，他之所以难搞，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许多大问题，而是我不确定该怎么解决那些问题。我也遇过其他棘手的孩子。例如，穆提来到我家的第一个月，曾经试图拿两根筷子把猫弄死，将它的两颗眼珠挖出来；而泰伦斯嘴里则是布满了小小的尖牙，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养的沙鼠被他一口咬掉了头（那件事的确引发不小的骚动），但至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喜欢嘶吼尖叫，兴致一来就发出阵阵吵闹声，而且每当有人也用嘶吼声响应他们时，更是兴奋不已。这种小插曲当然令人厌烦，常常陷入混乱，但至少是对话的开始，能促成某种交流。

然而，这种互动对维克多似乎毫无作用。我试了好几个月，想要接近他，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处罚他。我称赞他，咒骂他。我亲他，打他。我给他分量较多的意大利面（他特别喜欢各类碳水化合物，其他人则很爱吃肉），然后完全不给他食物。我对他唱歌，甩他巴掌，在他耳边低声胡说八道，拉扯他的头发，他对各种企图引他注意的方式还是无动于衷，像一具骷髅似的坐在那边咧嘴微笑。

几个月后，我开始有点后悔把他带回家了。他身上的感染部位已经痊愈（夏皮罗宣布他康复了），但是他从病童到健康孩童的转变，并不如我预期的那样具有戏剧性。有些孩子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好，后来却变得非常可爱：皮肤变得光滑，肥胖的脸颊光泽动人，盘根错节的头发也变得浓密而带有一点香甜味，闻起来像牧豆树。但恢复健康后（假设他原来曾经健康），维克多并未带来这种愉悦的惊喜。他并未成为一个精神焕发的男孩，笑声具有强大感染力，凝望的眼神看来好专心。他仍是之前的那个他：既不可爱，也不迷人，一样固执，不太可能赢得别人的好感或疼爱，就连那些应该会喜欢他的人也不例外。

最终，我明白了维克多显然不是那种行为模式可以预期的孩子。他的社会化过程非常冗长，只能一点一滴地慢慢进步，而且没有人注意到的是，其中还包含着漫长且令人气馁的退化。某个晚上我观察他时，把关于他的一些事记了下来，包括他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哪些事他很容易被教会，哪些坏习惯我必须先帮他改掉。可以想见，他不会说话（不过，当他不得不出声或者有人好好诱导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发出一些像猿猴的简短低吼声），但他似乎听得懂语气。有人呵斥他时，严厉的语气会让他平静下来；声调提高、发出像唱歌一样的假音，似乎可以安抚他。但是一般而言，他早已学会了不对任何事有所反应，所以才会装出那不合宜的可怕笑脸，像脸部僵住的奇怪茫然的表情。

让我最感困扰的是他的微笑。我跟孩子们说，只要谁能教会维克多模仿宜人的脸部表情，就可以拿到二十元奖金，他们在客厅里试了好几个晚上，所有人都围在他身边。他们搔他痒，讲笑话给他听（他当然听不懂），在他身边跳舞，把蛋糕塞进自己的嘴巴，做出愉悦的表情。不过，他依然没有反应，不到一个礼拜，孩子们就失去了兴趣，恢复了原来的晚间活动。然而，我不认为那个礼拜是浪费时间，因为我看到他的头在好几个笑得很开心的孩子之间转来转去，嘴巴微张，好像很好奇，想要学会某种复杂混乱的游戏规则，如果把规则弄熟，他自己也能高兴起来。我不确定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也不确定他是否知道自己如何了解快乐），但是过了几周，他似乎开始专心研究了起来。几个月后，某天早上我瞧见他在看电视上的脱口秀。几分钟后，我才发现他正在注视节目来宾的脸部表情，观察他们脸上那种开朗的小丑般微笑。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慢慢走向走廊的厕所。我像鬼魂一样无声无息地跟着他，站着看了很久，发现他把嘴巴拉开，脸部变成一个奇怪而丑陋的愉悦表情，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想把嘴巴往上弯曲的正确角度记下来，一个如此简单的表情居然会牵动那么多肌肉，让他感到很困惑。

到了来年，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模仿行为，学习与别人适当地互动，但他始终没有变成特别迷人的孩子，虽然他尽力了。他开始长大，开始吃饭，学习语言，也懂得了表达真正的情感。就最简单的层级而言，他还学会了正确使用厕所，用叉子、汤匙吃饭，也学会了绑鞋带。我还发现，某些东西容易让他入迷：他喜欢简单的机械（只要有滑轮与杠杆的东西，他都非常喜爱），也喜欢厨房外面那架老旧的送菜升降机，看着扭曲闪亮的绳索静静地把箱子拉起来，又垂降到地下室，吱吱嘎嘎的箱子像一台老旧的宇宙飞船出现在他眼前，每次都可以玩上好几个小时。最后，我让他去上学，学会读书写字，甚至交了几个朋友。

几年后，就各个重要或值得注意的方面而言，他已经变成表现正常的一般男孩，懂得微笑皱眉，生气大笑。不过，他的转变非常缓慢，花了很久的时间，直到整个过程结束了好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些。事实上，我认为在家里的头几年只是他的变化期——我还记得，也常常想起当年我遇见他时的模样，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太记得他是怎样变成此刻坐在餐桌前或汽车后座的模样了，也就是他吃东西、聊天，或只是看着路边景色快速移动的样子。我为他勾勒出的未来，如果有任何了不起之处，那就是一切都很模糊：我想他会去上高中，读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我无法想象他会做什么，也许是推销员或白领阶级，打着领带，措辞完美无缺），结婚生子。我会越来越不常看到他，担心他，直到他的一切成为我美好的遥远回忆。

的确，维克多的故事本来应该就这样结束了。几个月内，他的问题逐渐变得不再刺激与神秘，也不再像一开始那样令人头痛。理由之一是，家里又来了新的小孩，他们给了我不同的挑战，幸好问题都比较容易理解。领养维克多一年后，我又把一个我取名为惠特尼的男孩纳入了家庭。他跟维克多一样，也是营养不良与社会化程度过低，但是跟维克多不同之处是，他比较粗野，喜欢尖叫，发脾气。换言之，他很容易接受管教，所以问题很快就改善了。在惠特尼之后，我决定暂停收养小孩。（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奇怪当年的决定竟然是这么下的：我决定休息一下，暂停收养小孩。但其实我就是没办法或者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我早已不再因为收养新的小孩而感到愉悦，所以不该再收养了。）

后来，1982年到1985年的那几年，我非常快乐。一群孩子离家上大学后，我家突然间变得空荡荡的（或者说，住在家里的人比先前那段时间少很多），但这也让我有机会常常旅行，把外出的时间拉长，去一些多年来想去却没去过或者很久没造访的地方。某个周末，我把孩子们留在家里，交给兰辛太太照顾（原来的汤林森太太在照顾了孩子们十五年之后，决定退休了。退休前，她把乔安·兰辛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兰辛太太也很能干，她们俩是姑嫂关系），到巴德学院去拜访才刚就任的欧文。我们一起住了几天，过得很愉快，他家里还住着一个男孩（我相信那是他的学生），是他当时的男友。(1)

到了1986年，我因为一时……一时怎样？我想是无聊吧，或者是发疯了（还是因为往日的渴望再度浮现？），我又去了一趟乌伊伏岛。无精打采的我在岛上四处乱逛了好几天，想看看当地日益恶化的环境。回到马里兰时，我身边又带了一对双胞胎，分别叫贾瑞与德鲁，还有一个叫凯莉的女孩。忽然间，我的人生又开始失控。三年后，我在惊恐之余发现，又有一批新一代的小孩来到了我家，人数似乎趁我睡觉时于一夜之间倍增。“一夜之间倍增”是不大可能，但真相是：因为一些难以理解、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理由，又有十几个小孩走进了我的人生，我必须看着他们慢慢成长，一步步从孩童变成青少年，最后长大成人。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心想，几年前我不是希望房子能够清空，迫不及待地想要恢复单身，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重新展开人生吗？怎么又领养了更多小孩？为什么我就是停不下来？有什么是每个新的小孩能为我带来，但前面三十几个做不到的？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h2>II</h2>

如今，每当我轻易地把一切的错归咎于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当初我实在不该对维克多明显的成熟迹象如此满意、欣然接受，完全没想到应该先找到控制他的方式，同时树立一种他能认同且尊重的权威。情况变了。原本我应该会想了解维克多为什么有那种行为，但我并没有；等到他变乖了，终于肯接受我管束、把过去某种行为抛诸脑后，我只是松了一口气。我开始意识到我觉得很无聊，或者说，领养孩子这件事已经让我倒尽胃口。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我已经不在乎为什么某个小孩看到咖啡壶时会歇斯底里地尖叫，另一个孩子则是一见到冒水结霜的柳橙汁瓶就会害怕退缩。以前，我会花很多时间思考，他们可能是遇到过哪些事、有过哪些际遇，才会有那种反应（通常都是令人不快的事）。我总是把这种事当成调剂心灵的方式，在辛苦工作一天之余换换口味。这种小小的难题总是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它们符合我对教养小孩抱持的浪漫幻想：孩子就该偶尔令人感到困惑、问题重重，但每个孩子终究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有必要也可以导正。其实我在1968年领养穆伊瓦的时候，便对养育小孩有过很多迷人的奇想：我领养到的孩子，同时可以被理解也无法被理解，一方面可以被预测，但也充满令人惊讶之处，这可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冒险经验，每天都会有许多小小的领悟。

有很多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的确是那样。但接下来的情况却不可避免地开始改变（我还是一样，过了很久，才意识到那慢慢改变的过程）。改变之一是，我发现自己渐渐变老了。先前我因为常常长期不在，每年总是可以避开实验室帮我办的生日派对，但是1984年我满六十岁时，他们终于办成了一次小派对。不过，派对没那么糟。研究院的两位名誉教授也来了，但讽刺的是，他们居然还跟我说恭喜（他们都八十好几了）。大家准备了巴尔的摩女士蛋糕，上面抹了一层糖霜，喝起来像白兰地的烈酒则是实验室一个挺有品位的家伙在闲暇时酿的。(2)开派对时，有一名技术人员拿着相机在桌子之间穿梭拍照，我居然还挺享受的，真是出乎意料。

隔了一周，有人在我的办公桌上摆了一个没写字的棕色信封，里面那张照片上的男人我本来认不出来，但看起来很熟悉，片刻间我还在想他是不是我不久前遇到过且挺喜欢的人：他有一头白发，正在傻笑，两手像面包一样大，每根手指都像发酵过的酥皮卷。那个人就是我，我盯着自己好几分钟，一方面觉得沮丧，另一方面像好奇的医生。我向来没有注意自身外貌的癖好，也没有那种闲工夫，但是我注意到了自己的水桶腰，身体中段长出来的肥肉实在讨厌而可怕，我的嘴唇也变厚了，而且呈现一种奇怪的淡紫色，脖子四周那圈肥肉形成许多皱褶，让我看起来就像一只笨重、不会飞的鸟。令我最震惊的是，从外表上已经看不到我身体中的任何骨头了，好像我是从一大块猪油中塑造出来似的。在这之前，我未曾因为年纪或想到变老而感到特别难过，但是那张照片让我忧郁起来，觉得身体正在衰退，外表看起来很恶心。先前我当然已注意到自己的衰老，记忆力大不如前，爬楼梯回房间时会气喘吁吁，睡觉时间都乱掉了。看到那张照片后，我才了解什么叫“时间就像小偷”，残忍无比，而且身体衰败的过程不但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也无法逆转。哦，天哪！我心想，我还要再过十五二十年这种日子，而且每一年都会更糟。突然间，我想到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无情地往前走后，几乎快要喘不过气。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如果在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别人可能不是拿蛋糕来款待我了，而是欧帕伊伏艾克。我想象自己待在火堆边，塔伦特在我身旁，乌龟高耸的背部慢慢出现在我眼前，离我愈来愈近。

不过，在其他方面我想我还蛮幸运的。1989年，我满六十五岁时，根据各种国家机关的规定，本来应该要强制退休，或至少转任名誉所长的职位。这种降级之举虽然会让我失去权势，但我还是可以参与实验室的日常运作。然而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收到任何官方书信，提醒我该卸下肩头重担，准备退休。看来他们为我破例了。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公事公办，我也不会太过困扰。毕竟，当时我已经不太需要卫生研究院的威名与关系来支持我（已经有很多年是这样了）。假使他们坚持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受到相同规范，反正约翰·霍普金斯、乔治敦等大学每年都邀请我赴任，我只要接受其中一家的职务就好。老实说，我不介意到私立学校或机构工作，只是我的决定当然不免因为照顾孩子们的责任而受到了限制。

几年前，我还能坦然面对这种事实（毕竟他们是我自愿领养的，我很清楚自己选择承担了哪些责任），但此刻我不知为何，却开始感到愤慨，我也知道这样不合理，但我就是觉得自己无须再扮演无私家长的乏味角色。显然政府是不会叫我交出实验室的职位了，之后不久，有一小段时间，每次吃晚餐我都会怒目凝视孩子们，看着他们用叉子贪婪地把大量食物塞进嘴里，充满活力，这让我反感不已。就像我说的，我实在不太讲理（毕竟他们都是健康的美国孩童，胃口好得很，而且我总是叫他们多吃一点），但是看到他们吃得那么起劲（而且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吃个不停），让我有一种快要发脾气的感觉。多年来那些无聊（比如不断问问题，提出各种要求或不懂事）甚或美好之事，变得让我几乎无法忍受。过去遇到那些事的时候，我也有过那种感觉，有时持续很久，但是最后我往往可以按捺下来，跟以往一样爱他们，不让他们发现我曾暂时厌恶过这一切。无论现在他们有什么说法，对当时的我来讲，他们的心理健康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让他们对我感到抱歉、有所亏欠或是不该惹我生气难过，那对他们来说不尽公平。不过，我必须说清楚，就算他们对我有那种感觉，也不是一件危险的事。

以上所说，就是我在1989年之际的心理状态。接下来又发生一连串事件，让我落到现在这步田地。我曾经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回想接下来我准备说出来的那些事，思考如果我改变做法，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心想我是否早就看出自己踏上了毁灭之路。有时，我甚至认为那些事件可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仿佛我的人生具有某种活生生的力量（我的人生早就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别人的人生，我只是不小心闯了进去），即便我不知道它的存在，但仍像一股强大暗流，持续拉扯牵引着我。

思考了好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仍无法充分理解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找出事发原因与预防之道。事实上，一直让我困惑的是，我的人生为何会那么快就被搞得天翻地覆？而且我发现，一想起当年那些事情，我就无法忍受，只能假装那是好久以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那一连串不幸的悲剧降临在我曾景仰的人身上，那个人只存在于远方某间华丽的石造图书馆中一本尘封已久的书里面，馆里没有声音与光线，没有动静，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以及手指笨拙地翻阅不整齐的书页边缘的沙沙声响。

尽管不知原因为何，我发现政府不打算把我砍掉，我可以继续过着以往的生活，但是没过多久，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可说是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连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我非常渴望找到某种借口，减少专业活动。

我觉得累了。这听起来实在平淡无奇，却千真万确。我已经来到一个觉得回想过去功绩比较有趣的年纪（虽然我曾犯错，也有过许多成就），不想计划未来的大事。有时我也会这么想：如果我继续待在实验室，继续讲课，继续研究，那我不是在违反人类生命的自然弧线吗？一般人在早年探险，中年享受探险带来的成果。而我已经六十几岁了，难道不该停下来吗？接下来几十年不是应该用于避免未来的问题与麻烦（而且也不该追求未来的成就）？如果每个人一生能达到的成就有数量限制，我不是已经完成自己的份额了？

这时，我会觉得自己实在太荒谬、懒惰而不切实际。如果没了工作，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该待在家里，帮兰辛太太抚养小孩，用吸尘器清理地板？还是成为充斥各大学与机构的名誉教授之一，突然造访过去的实验室，四处闲逛，询问大家都在做什么，不断重提二十、三十、四十年前那些已经没人在意的老掉牙的旧事，把所有人弄得尴尬、生气？偶尔也有几位名誉教授来我的实验室。即使他们总是笑我老了，问我打算待到何时才愿意把实验室的麻烦事抛开、改变我的人生。看着他们在实验室里晃来晃去，抚摩那些最普通的物件（烧杯、曲颈瓶，还有用来做笔记的淡绿色实验室日志的布质封面），我可以感受他们的眼神有多贪婪，也知道他们有多羡慕我，多后悔他们自己的离开。

“最近你都做些什么事啊？”就算我知道这个问题一点也不亲切，甚至有点残忍，我还是会很有礼貌地问他们。他们总是说：哦，做这个，做那个啊。答案总是非常长。他们都已是一些老人，无法掩饰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走样，平常只能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跟老婆到杂货店去，花很多时间阅读过去当科学家时忙于研究却无暇理会的科学期刊——当年那些期刊总是胡乱地堆在实验室角落，不断滑下来。(3)

所以我可不能离开。但是我待在家里的时间也的确越来越长。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待在家里，而是我只有家里和实验室两个地方可去，况且我也发现自己无法长时间待在实验室里。之前，每逢周日我都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回家时夜已深沉，孩子们早就睡了。如今我回家的时间愈来愈早，到后来，我下午待在家里的时间居然比在实验室还久。

某个礼拜天，我回家特别早。维克多有一份历史课作业，是仿制古代北美拓荒时期的种子蛋糕，必须用到大量的小米、玉米粉与黑麦，隔天就得交，而且制作的分量必须足够让全班同学每人都试吃一块。当然，他一直撑到中午才跟我讲这件事。

我想他是指望我帮他做蛋糕（但是为什么我会帮他做呢？难道他以为我向来会帮孩子们擦屁股吗？），但是我命令他到厨房去，叫他把材料混在一起，我们家当然没有那些东西，都是匆匆赶到店里，趁着打烊前买到的。

做蛋糕时，我们一语不发。他似乎有些不安，几乎到了“跳脚”的地步——不断换脚跳来跳去，害我分心，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热身，为了投入一场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邀的战斗。“现在你该揉面团了。”我跟他说，但是他并未回应（而是嘴巴微张，眼睛显然盯着无聊的东西，比如室外苹果树树枝上的一只胖松鼠），我只好开口凶他，“维克多！面团！维克多！”接着他转身面对我，把面团从碗里抓出来，啪的一声丢在厨房台面上。

“维克多，你怎么把面团弄得到处都是？”我对他说，他还是没回话，“维克多！我在对你说话！”

他还是一语不发，然后才说：“我为什么被取名维克多？”

“我跟你说过了。”我说，“因为我带你离开乌伊伏岛时，搭乘的那一架飞机的机长就叫维克多。”

“但为什么要用他的名字呢？”

我的孩子总爱问他们为什么会被取那样的名字。他们喜欢编造自身身世的故事，我想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背后有个英雄式的故事，让他们的身世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可能我对他们隐瞒了某种信息，但是有一天，他们也许可以了解并领会。然而，他们会被取什么名字，通常只取决于我去领养他们的路上或回家时遇到哪些人，像是机场报到柜台的柜员、饭店经理、海关官员、服务生、飞行员、空服员、隔壁座椅的乘客、女服务生、帮他们办通关手续的陌生国务院员工，或是对我及身边新领养的孩子挥手请我们前进和我已经很熟的移民官。我能怎样？好久以前，我就把朋友与同事的名字给用光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时，孩子们实在来得太快，快到我都无暇仔细思考怎么才能为他们取个比较有想象力的名字了。

“为什么不呢？”我问他，“那是个好名字。”

维克多说：“维克多是个愚蠢的名字。”

“别孩子气了。”我跟他说，“维克多是个好名字。总之，你就叫维克多，你该学会习惯它。”

“我就是小孩啊。”维克多说，“而且我痛恨维克多这个名字。”

“你没把我的话听进去。”我回答他，“我是叫你不要孩子气。就算你是小孩，也不一定要耍小孩子脾气。我从没叫你喜欢维克多这个名字——要痛恨就尽管痛恨吧！我只是说你该学会习惯它。”

他没回话，只是绷着脸，默不作声。我突然觉得他很烦。

然后，我问了任何一个家长都不该问的问题：“不然你喜欢什么名字？”

当然，他把早已准备好的答案丢出来。

他得意扬扬地说：“维。”

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哪一根筋不对劲。为什么要帮他创造机会？但是没办法，任谁像我这样年复一年跟小孩讲话，偶尔都会太过忘我，犯下令自己后悔的错误。

“维？”我问他。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这让我想起那次索妮雅(4)回家时，我看到她把一头羊毛似的秀丽头发剪到耳际，挑染成白色。身为家长，我一直愿意让我的孩子“表达自己”，或是像时下的小孩一样用各种借口使坏，但我并非完全不讲规矩。大多数儿童心理医生与自由派的老师不愿承认大多数小孩没有品位可言，而且失之于俗气。家长的责任除了让小孩学会礼貌、伦理与道德，也该给他们某种美学与文化教育，让他们长大后不会变成俗不可耐的成年人，特别是自创毫无必要的复杂方式来拼写自己的姓名，或是觉得把最近看的电视剧剧情拿来当作晚餐话题是得体的。“你是说维京人的维？四维八德的维？”

但是他没被我惹恼，还跟我解释：“wéi。”好像把我当成三岁小孩。我曾经听他用同样的口吻跟还在学走路的吉赛儿讲话。

“维。”我重复一遍。这实在没道理，我这样跟他说。“真的，维克多。”我说，“如果你很想改名，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你不能挑个比较不荒谬的名字吗？为什么不用你的中间名呢？”维克多的中间名是欧文。(5)

“不要。”维克多直截了当地说，“那也是个愚蠢的名字。我不要用白人的名字。”

这让我很讶异，转身时刚好看到他在微笑。我对此有了反应，这让他很得意，我则暗自咒骂自己。“你在说什么？”

维克多问我：“你注意过吗？我们用的全是白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是。这实在好虚伪。你想把我们都变成白人，让我们忘掉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

我又发现自己再次转身看他。我帮你取名字，是因为我遇见你的时候你没有名字。我心想，跟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把话说出口。如果我的情绪差一点，也许就忍不住了。

他们是从哪里学会这么想的？如果维克多以为他是孩子里面第一个有这种自以为是的领悟，然后用高傲愤怒的语气指控我，那他就错了。“曾经从哪里来的。”我纠正他，接着说，“还有，维克多，这种对话实在是太无聊了。你的口气听来很叛逆，但是大家都知道，叛逆的人向来欠缺原创性。”此刻他早已紧闭双唇，看我的时候眼里好像流露着恨意。“而且，说到虚假，”我跟他说，“维这个名字是我听过最荒谬的。把你的名字改成维，不会让你更像个乌伊伏人！”

（不过，我一听到那个荒谬的名字，就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维是个短促的单音节字，听起来隐约有点南太平洋风味——尽管原味尽失、矫揉造作。多年来，我的孩子们自创了各种名字，以为这样可以跟他们原来的国家与文化沾上一点边，像是瓦、沃、维、菲、乌，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密克罗尼西亚语，但听起来还是比较像越南话。）

维克多张了张嘴，又闭了起来。毕竟，他仍是个孩子，而且他知道我是对的。接着，他极不自然地高抬下巴，然后眼睫毛低垂，看起来好像当年那个男孩，让我感到一阵寒战，而且他那模样仿佛在低头看我，尽管我比他高多了。“我不管。”他说，这句话算是小孩的最后绝招，“至少，维比维克多更像乌伊伏人的名字。”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厨房。

“维克多！”我在他身后叫他，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被惹恼了。水槽里还有一半盘子没洗，尚待揉捏塑形的面团堆积如小山。“维克多！回来！”但他没回来，我得自己把面团好，肩膀不断用力，好像在揉肉。

然而，我并非多虑。不管在世人的心目中我是哪一种家长，我都从未感到因为我解救了他们，孩子们就要感激我、感谢我，或是乖一点。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如果他们还待在乌伊伏，尽管此刻肯定因为营养不良挺着气球似的大肚子，但就算不会比较快活，也同样开心。而且无论如何，大部分的孩子迟早（通常到了二十几岁或有小孩的时候）会看出我为他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到时候他们就会热泪盈眶地来找我柔声道歉了，多年来他们做了哪些坏事，对我咆哮着说过哪些坏话，胆怯但稍微自豪地招认自己过去一直把我当成殖民主义者，领养他们只是想改良人种，想消灭原住民文化（此时，他们嘴里通常会冒出希特勒、白人优越感与种族大屠杀等词汇）。然后，我会拍拍他们的背，亲亲他们的脸颊，为这种成熟行为衷心感谢他们，让他们知道我未曾期待他们感激我，但我当然很高兴。

我总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用这种方式与他们交心。使坏多年后（例如，有人曾经隔着餐桌怒目瞪我，质问我有什么资格坐在主位，也有人故意把书封上印有切·格瓦拉或马尔科姆·X的书打开来看，或者以为我抱持某种政治立场而质疑我），某一天，他们会出乎意料地回家，通常是吃饭时（他们似乎都以为我跟他们一样喜欢有人突如其来地造访），一边吃午餐或晚餐，突然露出对我的工作很有兴趣的样子，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当其他孩子失礼时也会大声斥责。饭后，他们会坚持洗碗，乐于把盘子收进橱柜，因为怀旧而叹气。接着，他们会泡一杯我最爱的茶，走进我的书房，胆怯地问我能不能跟他们聊一下，因为他们有事情想跟我聊聊。

我总是心想：哦，天哪！因为他们总是在我最忙碌、最需要全神贯注时才来找我，但是我一定会转身面对他们，轻声说：“可以啊，亲爱的。无论什么时候、想跟我谈什么都可以。”

接下来发生的事都一样。流泪、告白、自责。这种模式未曾改变。让我不免猜想孩子们之间是否有一部代代相传的剧本。也许真的有。

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成长的历程。被我带回家后，有一小段时间，他们会非常爱我，令我非常感动。接下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则是厌恶我、憎恨我。最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如果我没有领养他们，他们的人生肯定很凄惨，因此对我感激涕零，觉得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只是觉得这挺有趣的，但从来都没有很在意。他们终于长大了，我当然很高兴，但不是很惊讶。孩子们在身心方面一定会经历这种成年礼，感觉自己脱离了某个想象出来的人生阶段（这种感觉当然是虚构的），要迈向下一个阶段了。他们以为自己与母国的文化完全脱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乌伊伏人以饮宴和仪式来庆祝成年，所以我想他们的告白与精心准备的一番话，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仪式。

所以，维克多那样小小一番的胡闹，并不是我未曾见识过的场面，毕竟年轻人血气方刚，在我的孩子里头，他不是第一个对我大吼大叫的。但事实证明，维克多比大多数小孩更有决心，也更固执。我不是太意外，因为这向来是他的特色，就因为这样，他小时候才没饿死，完全靠一股令人费解的韧性活了下来。

当晚吃晚餐时（桌上摆着一大块我必须帮他做完的蛋糕），他狼吞虎咽，吃完第一份意大利面，又帮自己弄了一大份，还淋了很多酱汁。

我跟他说：“那样就够了。”但是他假装没听到，也没抬头。

当时凯莉与埃拉（我没想到埃拉会来吃晚餐，我知道她待会儿一定会去书房找我，让我拍拍她的背，用轻声细语安慰她）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两边，她们正在讨论埃拉的大学长曲棍球队。她们身边坐着贾瑞与德鲁两个双胞胎，接着依序是伊索德与威廉、葛蕾丝与法兰西丝、珍与惠特尼，最后则是坐在餐桌边缘的维克多。

每天总是有好几次，我必须思考：该现在跟他们争吵吗？还是等一下？养育一大群小孩，其实与管理实验室没什么两样。有谁会在年轻工作人员面前质疑较具名望的同事？还是大家都会在私底下请对方为自己的意见与结论提供证据？展现权威并非总是最重要的；就算你再怎么任性，但千万别忘了，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是真正关键所在。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公开质问犯错的人。遭人公然侮辱，任谁都会感到愤怒，接着就会伺机报复，而且如果他们有点小聪明，那就很危险了。工作时，我必须谨慎小心，但是在自己家里，我并不想那样。所以，尽管维克多不理我，我也并未斥责他。但是当我看到他像机器人似的拿叉子戳那一堆面条（上面淋了一堆红酱，看起来像被切碎的生肉），我实在忍不住，发了脾气。

但我还是很平静。“维克多。”我大声叫他，“可以请你把沙拉拿过来给我吗？”所有的食物，包括面条、酱汁、面包、鱼肉和沙拉都移到他那边去了（他当然没有碰沙拉）。

他并未抬头，嘴里仍嚼个不停。我看得出他太阳穴上的粗大静脉跳动着，非常可怕。

我心想：哦，天哪！有什么事比这更烦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提高声调。我身边的孩子们则仍然在聊个不停：凯莉跟埃拉，贾瑞跟德鲁，伊索德跟葛蕾丝，法兰西丝跟珍，惠特尼跟威廉。只有维克多一语不发，嘴巴嚼啊嚼的。“维克多。”我对他说，声音严厉了一点，但还不到发脾气的地步，“请把沙拉给我。”

他还是没反应。已经七岁的葛蕾丝几个月前才脱离了“宝贝桌”，她向来非常谨慎，尽力维持自己的仪态，此刻她瞥了我一眼，看起来很忧虑，伸出双臂，想要拿沙拉盆。

“亲爱的，不要动手。”我跟她说，“太重了。”葛蕾丝是个多虑又热心的孩子，但是常常会帮倒忙。“维克多。”我说，“请把沙拉拿给我。现在。”

此刻，其他孩子已经注意到我的语调，看着维克多和我，想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很纳闷，为什么这一切要搞得像在做戏？他们为何这么想看好戏？维克多仍然一语不发，看着盘子，嚼啊嚼的。

但是我不放弃。“维克多！”不说话。“维克多！”就是不说话。“维克多！”我开始觉得他的名字有点怪，片刻间，名字好像一个塑料蛋，碎裂成三截——维……克……多。我心想：他说得没错。那是个荒谬的名字。但这个念头稍纵即逝，我的怒火又烧了起来。

然后，我听见葛蕾丝小小的粗糙声音，那种声音总是让我皱眉头。“爸爸，他叫维。维克多现在叫维。”

我必须承认，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亲爱的，你说什么？”我问她。

“维。”她复述了一遍，“他上礼拜跟我们说的。”我看见双胞胎也点头认同。我故意不看维克多，但知道他正露出那愚蠢而得意的笑脸，让我想使尽吃奶的力气揍他，把他揍到泪光闪闪，让他的笑脸变成一张丑陋的苦瓜脸。

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是吗？”我用严肃的语气问道，凝望四周，看到孩子们的目光都垂下来。

只有惠特尼看着我的眼睛，说：“是啊。”当时他十二岁，因为讨厌我而错过了很多事，但他一直很会察言观色。“如果你经常在家，也许就会知道。”他用热切的眼神看着维克多，身为忠实的共犯，仿佛想获得称赞似的，但是维克多直视着我（此刻我也必须直视他），他的那张嘴咧得好开。

如果他还是不说话，也许我会感到困惑，但小孩子总是无法抗拒发声的机会，维克多也不例外。他还是瞪着我，宣称：“从现在开始，只有叫我维的时候，我才会答话。不论是维克多、维克，还是多，”听到这里，双胞胎咯咯笑了起来，“我都不会答话。大家都知道了吗？”

“哦，维克多！”埃拉用嘲弄的口气说，“你好幼稚。不要像三岁小孩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