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埃拉的嘲弄对他来讲只是耳边风。此外，他也不在乎别的孩子怎么看待他。维克多向来如此。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向来莫过于激怒我，让我随他起舞。
我吸了一口气才对他说：“维克多。”他抬起下巴，准备好跟我吵架。其他孩子也紧盯着我，就连埃拉也不禁恢复了过去青少年时期的模样：她假装不在意，但也在等待我们开战。我突然间想到：维克多才十三岁。我这个老家伙已经六十二岁了，再与他这种荒谬的男孩争论，实在有失身份。“好吧。”我跟他说，“好吧。如果你高兴，你可以让你的兄弟姊妹用那愚蠢的名字叫你，那是你仅有的尊严。孩子们，听见了吗？别叫他维克多了。”
本来看着我的孩子把目光移到了维克多身上，我可以看出他立刻很失望。谁知道他还藏着什么怪招，谁知道他为了这次对决看过什么书，想跟我吵些什么，打算耍什么把戏？当练习赛的对手弃赛时，最失望的莫过于拳击手。
我把椅子往后推，站了起来，椅脚摩擦地板，发出嘎吱声响。“我现在要去书房了。”我说，“伊索德，你洗盘子。惠特尼，你负责擦干。”
伊索德与惠特尼提出抗议，但是埃拉用甜美的声音说：“爸，我来做就好了。”
“好。”说完我就离开餐厅。走到门口时，我停了下来，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大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话题上。”我说得很大声，餐厅里的孩子都听得见。“但是维克多，别以为我会叫你的新名字。从现在开始，我会把你当成没有名字的小子，就像流浪狗一样，好吗？我可以跟你保证，维克多这个名字从世界上消失了。晚安了，埃拉、凯莉、贾瑞、德鲁、珍、伊索德、惠特尼、威廉、法兰西丝、葛蕾丝。晚安了，小子。”
我不必转过身去看，也知道一片沉默中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们露出了焦虑兴奋的表情，眼神愉快，像在看好戏。而维克多的下巴高抬，一双乌黑的眼睛藏着让人看不出的心思。
后来那几天，我发现维克多自认那一天是他获胜了。不幸的是，其他年纪较小、较易受影响的孩子也有那种想法，他们不希望像维克多那样被我羞辱，所以玩起了挑衅的游戏。例如，在我面前叫他维，接着立刻瞥向我，紧张地咯咯笑了起来。我总是露出洋溢微笑的表情或是不理他们，他们会再次咯咯笑，这一切只会让维克多想要挑起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他则是皱眉瘪嘴。但是过没多久，他们也玩腻了这个游戏。
每当需要叫他的时候，我还是叫他小子，但是通常我不会叫他。困惑之余，他也默认了那个名字，我想主要是他找不到反驳我的理由。只要我不叫他维克多（我也信守诺言，立刻不再用任何名字叫他，每次跟他讲话也会深思熟虑），他就会愤愤地走过来，实在跟狗很像。（任谁都可以看出哪些小孩跟他吵架或者对他不满，因为他们也会叫他小子。不过，跟他友好或支持他的人就叫他维。）
几个月后，这成了常态。事实上，在任何大家庭里面，生存的王道并非聪明，而是持续改变自己，因此许多本来异常的事情终究会变成常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已经固定，按照一个无聊的节奏运行：孩子们上学、游玩、吵架、吃饭。孩子们讨厌我，然后意识到爱我之后，回家向我告白。我到实验室去上班，四处演讲，撰写并出版著作。那一段时间，我们都过得很满足。
感恩节来了，十几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带着配偶与小孩回来，行李里装满要送给现在这些小孩的礼物：衣服、足球、充电玩具车，还有从购物中心买来的小东西，所有的孩子都抢疯了，好像这辈子没见过玩具似的。那一年，我的二十六个孩子聚在一起吃感恩节晚餐，还包括他们的八位配偶和我的十一个孙子孙女。当然，就算我家有三倍的房间，还是容纳不下所有人，但有很多时间，他们都在家里闲晃，等到假期结束，才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我也终于乐得清闲，可以享受一下圣诞节前短短一周的宁静了。接下来，同样的戏码还会再度上演，只是人数会更多。不过，我非常期待那一年的圣诞节，因为欧文与他当时的爱人、三十七岁的雕刻家薛西斯也会来访。（他曾经不小心泄露薛西斯的真名，其实是尚恩·佛德利——佛德利？这是什么姓氏啊！）
感恩节与圣诞节之间的那个月，总是整年中最难熬的时间，但那一年特别难熬。先前，每年至少会有两三个年纪较大的孩子负责假日前的采买工作和礼物包装，并且把孩子们坚持要求的圣诞树挂上饰品，还会监督清洁与烹饪的工作。不过，没想到那一年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伊索德与威廉，而两个人都是十五岁，因此用处不大，他们都还不会开车，年纪也不够大，管不动弟妹。已经读大学与研究所的小孩一样没什么用。他们一般都在圣诞节前的那个周末才回家，不但用垃圾袋带回一堆臭烘烘的脏衣服，而且一个个都成了沙发上的马铃薯，只知道把电视频道转来转去，吃晚餐时，夹杂着一堆不标准的德语或西班牙语，但是信心满满地聊天，对弟妹完全没耐性。最后，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读大学的埃拉，问她是否能回家过周末，含糊其词地请她帮忙。
“哦，我很想帮忙，老爸……”埃拉对我撒谎说，“但是……”然后她详细地列出一堆学校的功课，说自己能在三年内写完就算走运了，更别说是三个礼拜。埃拉也曾哭着向我告白，因为感激而百依百顺，但那段时间是如此短促，我连一丝好处都没捞到，而且那个时刻显然已经结束了。
我的这些孩子啊，我心想，而且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但一如往常，我也不确定是怎么劝自己不要再想下去的。
所以，我终究被迫一肩扛起了大部分的工作。而且，兰辛太太居然挑12月的第一个礼拜去做她的子宫切除手术，也就是说，我要负责家里各种枯燥的大小事务：开车去贝塞斯达的差劲购物商场，花好几千块买东西，包括那些易碎的银色锡箔包装纸，还有一个个塑料机器人，按下按钮，手臂就会发射小小的塑料飞弹，以及许多金发的婴儿洋娃娃，喉咙上绑了许多蕾丝，身上亮亮的光滑布料闻起来就像煮过的塑料。当然，该做的杂务与家事不止如此：我做了大量饼干面团，最后还得趁深夜制作成饼干，在放进烤炉前，先用亮晶晶的各种糖霜来上色装饰。本来清洁女工马太太一周来两次，现在我请她来三次，但是每次她离开不到一个小时，屋子里就又垃圾遍地了，墙壁也被蜡笔画得乱七八糟。我想说的是，像这样被迫在一天内说许多话、做许多事，实在太令人厌恶了。没过多久，有个念头就开始持续在我的脑海浮现：过去每一年我都把这个月拿来工作与开会，实在太睿智了。几乎每天我都很纳闷，为什么我会选择拿这些无意义而恼人的事来害自己？
我之所以留在家里，我想理由之一是我很期待与欧文见面，非常兴奋。前年7月我们大吵了一架，去年11月才和好，中间相隔那么多个月的时间，让我常常想念他，甚至有种胸口空荡荡的感觉。另一个理由是，那阵子我开始感到非常老迈寂寞，而且精疲力竭，我非常渴望有旧识相伴，因为当时我已经了无挂碍，只需忙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我看着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艾洛伊丝，竟然会感到绝望。哦，天哪！我心想，我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突然间，在我眼里，自己成了一个大骗子、爱吹牛的家伙，牛皮都快吹破了，自己却还没发现。我看着孩子们围在餐桌边吃个不停，忽然开始厌恶眼前的景象，觉得很不自然。我不是第一次感到自己造成的局面非常荒谬且夸张，但的确是第一次感到一种随之而来的彻底绝望。
那一阵子还有另一件事让我感到困扰：我发现自己不断回想起那个男孩，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有多么渴望并试图重获那种感觉，让那种愉悦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才是我带他们回来的理由。那才是我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但是他们带给我的愉悦感愈来愈短暂，那种感觉愈来愈遥不可及、难以掌握，我也愈来愈寂寞，最后，孩子们的存在只能证明我的失落、我无法遏抑的悲伤情绪。有时，我也感到纳闷：我是认养他们来惩罚自己吗？果真如此，为什么？是因为伊伏伊伏岛？还是因为塔伦特？这种猜测令我不快，但至少是合理的想法。我总是认为我会对自己做这种事，一定有个理由，绝非无缘无故，或只是一时愚蠢。我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叔伯舅舅与祖父曾经让我困在一个夺走我爱过的一切的地方才领养他们，再度害自己的人生陷入困局。每当这种想法浮现时，我总觉得自己对这些孩子的热情尽失，他们几乎像实验室里的猴子，在一天结束时，我就能离开他们。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离开他们。有时，我会梦到自己是个旅人，被困在一个住着许多未知奇怪生物的国度。我随身带着笔记本，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都记录在里面，但是那些生物很难描述，想把它们画下来就更难了。它们不讨人喜欢，但也不残暴。它们看起来都很像，彼此间却有某种足以区别的特色：其中一只长着大大的鸟嘴，看来坚硬无情，身上的牛奶状血液是淡粉色；另一只身上则有一对泥色的翅膀，举起来时却会露出一片片艳红色与淡紫色。它们大致上都很温和，但有时未经挑衅就跳上我的脸，笨拙的爪子抓住我的鼻子与眼镜，嘎嘎怪叫。它们的家园也一样奇怪难解（从某个方向看过去，是一片冒泡的泥泞沼泽，另一个方向则是坚固无比的森林，一望无垠的树林消失在白雾里，从另一个方向看则是整片干枯的橘红色土地），但是眼前景观（四周是苏铁，树上有许多像香蕉的水果往下垂，一根根都很粗大，闻起来有糖与泥炭的味道）最特别之处是声音：呼呼呼、咯咯咯、呜呜呜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音量大到几乎可以触摸得到，好像有看不见的生物从天而降，或从有条纹的高高草丛里爬出来。有时，我几乎可以分辨出各种叫声，并且纳闷那些生物为什么可以在一片嘈杂中分辨出许多声音。后来我注意到，那些生物没有耳朵；它们之所以发出声音，只为了让闪闪发亮、长满鳞片的喉咙感到阵阵振动，感受令人恐惧的沉静大地因为它们的声音而回响。
因为太常做这种梦，我已经习惯了。一开始，我觉得这梦境奇异神秘，恐怖战栗，让我大开眼界。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只是渴望赶快梦醒。在梦里，我总能看到一面巨岩，上面长着一种茄子色的柔软菌类植物，我静静坐着，等待被送往他处，离开这个对我来讲早已不再神秘、神奇的国度。我的头顶有一群不和善的乌鸦，这是我唯一认得的动物，它们紧紧群聚俯冲，排成弧线，让人看了感到悲伤。它们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小小的眼睛闪烁锐利，就算我仔细聆听，也从未听见它们发出任何声音。
<h2>III</h2>
等到圣诞夜那一天来临，我已经巴不得假期赶快结束，因为前一天我才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最后一刻的邀请，准备去参加在12月31日到1月5日间举办的研讨会。
那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前一天，我本来在跟欧文聊天，最后却互相咆哮起来。多年来，欧文自己没有任何小孩，却愈来愈觉得自己对小孩比我在行，因为他一直在教大学生阅读惠特曼、卡瓦菲与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即便如此，等到我们都老了，欧文的天真还是让我震惊不已：他很久才来一次，但某次来访后曾打电话给我，表示孩子们跟他抱怨我家井井有条，其实是“向他求救”，好像我是统治一个小小奴隶制国家的暴君，他则是热血的联合国特使，被派去见证他们的惨状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不喜欢欧文在我家里扮演人类学家的角色，我也老实跟他说了。但他还是不罢休，常常提供讨厌的建议。过去三十几年来，我把几十个小孩带到长大成人，而他的纪录为零，却还是常给我一些不中听的训诫。
然而这一年的圣诞节，他在电话中自以为是，对我多有批评，跟我说我们家的大学生艾比跑去他跟薛西斯在纽约住处的大厅找他，看来“害怕而绝望”（他几乎把悲伤的艾比描述成维多利亚时期的可怜女人），宣称我把她逐出了家门。我跟欧文说，没错，整个秋天她几乎都蹲在家里的卧室抽大麻，屡劝不听，所以我不得不赶走她。一点也不意外。欧文认为我令人发指，完全没有人情味。一般来讲，就算欧文挑衅，我也不会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在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吵起来之后，他便开始数落我这个家长过去几十年来的所有缺点。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为何突然发飙。是太无聊？还是老人本来就喜欢多管闲事？又或者是（虽然我尽可能避免那样想，但他真的就像我偶尔认为的）在嫉妒我？我老是感觉到那种情绪潜藏于欧文的意识表层底下，时隐时现，随着我受到的认可愈来愈多，孩子们也一个个走入社会，他内心的不满也年年增多。毕竟，我拥有一切，他却只有薛西斯，出过几本薄薄的诗集，而且一辈子大都只生活在纽约州。
总之，我们不欢而散，说到最后，他宣称他会在纽约过圣诞假期（和我一直很好奇、想见一面的薛西斯，以及艾比——如果他认为他比我更尽责，想把艾比留在身边，无论多久我都没意见）。挂断电话之前，欧文气冲冲地说：“我会把孩子们的礼物寄过去。”虽然我既沮丧又愤怒，但他的话仍让我苦涩地松了一口气：欧文送的礼物总是比较好，孩子们每年都很期待。
那天晚上，大家都回房间后，我拿着兰辛太太在感恩节过后不久帮我准备的大塑料档案箱搬到楼下客厅去。楼下只要是有平面的地方都挂着写有孩子名字的长袜，总计几十只，他们甚至把墙上的图画拿下来，把自己的袜子挂在了钩子上。整个客厅就像疯子的房间，只是看不出他执着于什么特殊癖好。
兰辛太太已经把明确的指示写给我了：从档案箱里拿出巧克力球，每只长袜都要放一颗，用来包裹巧克力的是像橘皮一样皱的锡箔纸，此外还要摆一颗长方形的薄荷糖、一块乳白色的圆形甘油肥皂，肥皂里藏有一个塑料玩具（有恐龙、蝴蝶、猪或鲨鱼）。此外，还有一本小小的螺旋笔记本，每本都附上一支更小的钝头铅笔，最后则是一把我非常喜欢的盐味蜂巢糖。除此之外，还住在家里的十三个小孩都会收到一个包装起来的玩具。送给成人与大学生的，则是装有支票的信封。我把这些东西分装在树下的长袜里（矗立在角落的圣诞树看起来惊人地可怕，上面的饰品都是孩子们在学校用各色图画纸做成的，饰品上的胶水变成了一块块亮晶晶的凝结物，看起来像该丢掉的破烂衣服，树上的闪烁白灯极为艳俗），而且不能漏掉任何一只。弄完后，我坐下来吃了一点年纪最小的孩子们当晚稍早自制的那些还在壁炉上的巧克力碎片饼干，因为烤得不够久，吃来软软黏黏的。然后，我把一杯牛奶倒回了塑料罐里。我突然想到过去塔伦特曾神秘兮兮、非常肯定地说，我一定会有小孩。难道他当年就知道我会这样度过一生？我有一种被人监视或观察的感觉，而且我还真的转身，瞬间以为我会看到他从某个高脚抽屉柜后面偷窥我，一样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而我则是一个他早就料到会变成怎样的样本。但我看不到任何人，我觉得尴尬，但也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因为自己松一口气而感到丢脸。
我累了，但还不想睡。事实上，不耐烦与失望的情绪让我不安。那一阵子，我一直在思考和欧文吵架的事，甚至想过要打电话向他道歉。我想跟他说：听我说，欧文，我很抱歉。我们不该吵架的，我们都是老人了。五年前，我根本没想过会跟他有那一席对话。过去，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如此刺激、令人振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出我们的意志与见解，此刻却变得累人而乏味。也许我该打电话给他，向他认错。他会得意一阵子，把我惹恼。不过我心想，我在历史上已有一席之地，但我的故事并不包括我和欧文之间由他掀起、结束、双方有输有赢的争吵细节。
从厨房门口，可以看到月亮洒下脓汁般的淡黄色月光。我走到外面，只见天空布满稀薄的残云，还有一颗颗明亮的白色星辰。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只注意到我的嘴巴一直吐出鬼魂般的雾气，冰冷肥大的手里仍拿着一片孩子们没烤好的肥大饼干。我想，我可以走了。我可以收拾一个小小行囊，驱车离开，搭机到欧洲的某个城市，哪一个都可以，在那里定居。毫无疑问，任何大学都会热情地欢迎我。这个时机太完美了：年纪较大的孩子们刚好回到家里，他们会照顾年纪较小的，也会知道该打电话给谁。我想，年纪最大的那些人也许会领养年纪最小的几个，包括艾洛伊丝、吉赛儿和杰克。遗憾的是，其他小孩应该会被送到寄养家庭。但是因为他们与我有关，可能有人愿意领养他们，对此我乐见其成。这计划对我来讲挺合理的，但是当然行不通。
时间已经很晚了，夜空暗黑而寂静，我很想回书房去。也许我会睡上几个小时，孩子们会把我叫起来，接着又度过另一天。但是，等到我要开门回到室内时，却发现门把动不了。
我的嘴里几乎立刻五味杂陈，先是恐惧，然后是愤怒，好像尝到了血、咸水与金属的味道。那一扇门是不会自动上锁的，所以一定有人故意从里面把门锁起来。我使劲敲门，用手掌拍打正方形的玻璃窗窗格。“有人吗？”我愚蠢地大叫，“有人吗？让我进去！”然后我看见某个人从暗处快步走出来。他的躯干隐藏在黑影里，我只看见他的腿。在那片刻间，我幻想那不是我的孩子，而是个小魔怪，在黑暗的房子里穿梭来去的邪恶小鬼，寻找着另一个小鬼。
但是我当然知道那是谁。“维克多！”我不敢放声大叫，但尽可能大声叫他，用力拍打玻璃。如果要绕到前门，我必须跨过前院与后院之间那道不比我高多少的木门，但是前门也有可能被锁起来了。（为什么？我真纳闷。）我别无选择，只能叫维克多帮我开门。要不高喊救命？但吵醒邻居对我没有好处：我这个伟大科学家居然身穿睡袍、拖鞋，被锁在自宅外面，对着自己的小孩下令，要他帮忙开门！（我想其他小孩已经在楼上，没有任何付出，却能用慵懒的姿势休息，圆而黑的耳朵戴着全罩式耳机，可怜脆弱的耳膜正接受贝斯、鼓声与管乐器的摧残攻击。）只有维克多在这里，只有他一个。“小子！立刻把门打开！”
接着，那双腿不再移动，在距离我几米处停了下来。“小子！”我说，“现在就把门打开。赶快。”我正打算威胁他，但意识到不管我说什么，听起来都无力可悲：是我被困在寒冷的室外，身上只有浴袍可以蔽体。待在室内的是他，就在我的房子里。我可以看见圣诞树投影在窗格的玻璃上，灯光闪闪烁烁，毫无意义，闪闪烁烁。“维克多！”
接着，他突然朝玻璃靠过来，遗憾的是，我往后退了一步，他当然也注意到了。他露出邪恶的微笑，把嘴一咧，牙齿又尖又白，眼睛黑得像黑色的天蛾，分不清瞳孔与虹膜，看起来就像恶魔似的让我害怕。
“我的名字，”隔着玻璃，我听见他说，“叫维！”
“维克多。”我用一种自己也知道很吓人的口气慢慢跟他说，“你赶快帮我把门打开。然后给我上床睡觉。如果你不开门，我一定会把你狠狠揍一顿，揍到别人认不出你来。”我对自己说，不管他是现在或五分钟后开门，我都会揍他。
但他只是把头一歪，瞪着我，还是挂着那张邪恶的笑脸，把他的嘴巴撑开，变成细细长长、邪恶的形状，就像大镰刀的刀刃。我发现那就是他以前那种可怕的笑脸，我以为我让他改掉了，在多年后再次看到，我全身一阵寒战。“我本来打算开的。”他故意学我的声音，对我说，“但是你叫我维克多。你已经说你不会再那样叫我了。”
我知道他一定没完没了。“维克多！”我又敲门，“维克多！你这个畜生！”
他不为所动。“所以，”他接着说，“我想你说谎了。关于说谎这件事，你一直都是怎么教我们的？说谎的就成了小人。但是我不相信。我觉得除了说谎的变成小人，被骗的一样也受到伤害。所以我要惩罚你。”他往后退了一步，他的脸再次消失在阴影里，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恐怕我必须把你留在这里，”他用冷冷的声音说，“让你反省一下自己做了什么。”他又退了一步，这下子我只看到他胸部以下的部位。此时，他的声音变得更模糊了。“就算你再老，”他又退了一步，此刻我只看得到他的腰部与腿部，“也能学到教训。”他又后退一步。“老爸。”那两个字听起来就像低声呢喃。然后他转身离去了，我能看到的，只剩下他白色的鞋底。
接着我发现，听到维克多说出最后那几句话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动弹，突然间，我看到自己在玻璃上的身影：一只皱巴巴的手掌抓着门，目瞪口呆，一副无助困惑的老人模样。我的天！我心想，他是谁？这个住在我家的孩子到底是谁？我再次想到自己与他相遇的经过，想起他蜷缩在地上，浑身沾满浓密的烟灰，看来好像毛皮。当时我心想，就像动物一样，并且感到一阵义愤。但是如今我再次回想当时的情景，才觉得他还真的像畜生。而我感到一阵义愤，并不是因为他很可怜，而是我很惨。当初我应该把他留在那里，我心想。如果别人都不想救他，凭什么要我救他？
我还是持续叫他。“维克多！”我放声大叫，用手抓门。“维克多！维克多！”我连敲了好几分钟，好几小时。“维克多！”我知道，他上楼后会蜷缩在我给他的床上，在我给他的房间里睡过去。
最后我还是睡着了，隔天早上发现我靠在门框上的人是葛雷哥莱，他是几个成年的孩子之一，他的叫声吵醒了我。因为自己出了丑，全身凌乱，从来没那么丢脸过——一长条亮晶晶的口水垂挂在我的嘴唇和下巴间——进去后，我开始抖个不停，上下排牙齿像响板似的嘎嘎作响。
“老爸，你刚刚在外面做什么？”他问我。我想他已经打开信封，因为他表现得特别殷勤，在我身边忙来忙去，把他的咖啡拿给我喝，拿一条毯子披在我的肩头。
“几点了？”我声音嘶哑地问他，感觉字句刮在喉咙上。
他说：“八点。”
八点了。我在寒冷的室外待了多久？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我没有冻死，是因为我气到浑身发烫、热血沸腾。
葛雷哥莱带着我穿越厨房，来到客厅，我看见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那里，忙着把糖果塞进嘴巴，有说有笑，也有人在吵架。
“看看我发现谁在外面？”葛雷哥莱高声跟大家说（他向来是个渴望受到瞩目的家伙），其他人都看过来。一阵阵嘈杂声立刻此起彼落，跟海滩上一群大鸟飞起来时的叫声没什么两样，其中有许多人（只有年纪较大和较小的孩子们，青少年们只会傻傻地看着我）朝我冲过来，张开双臂，脸上露出非常同情我的复杂表情。
“老爸，刚刚我们还到处找你呢！”
“你去了哪里？”
“你在发抖吗？”
“你的身体好冷！”
“我拿到的糖果没有贾瑞多。”
但我没有仔细听，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维克多，但是他不在。
接着，突然间他冲进客厅，一只手高举两节电池，腋下夹着他求我买给他、不到一周前我才买来包好的遥控汽车。“我拿到电池了！”他大呼小叫，从地毯上滑过去，靠在杰克身边。“这样车子就能动了。”他还没看见我。
这个小畜生。我心想，这卑鄙的怪胎。我恨不得他马上死掉，或者我可以把他杀掉。
“维克多。”我刻意用冰冷的声音跟他说，“维克多。”
他当然没有抬起头。
“维克多！”
他没有回应。此刻，客厅里议论纷纷、不以为然的声音开始蔓延。其中几个成年的孩子不知道我们曾经因为维克多改名而争论（而且我也让步了），他们公然对他咆哮。“老爸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回答，维克多。”我听见有人这么对他说，接着有个女孩用细细的声音回答：“他现在叫维。”
然后我朝他走过去。“站起来。”我用命令的口吻说，“站起来。”他看着地上，不屑的嘴巴跟鱼一样又扁又丑，不愿站起来。我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起来。他只比我矮几厘米，但是瘦骨嶙峋，我的手可以清楚感觉到他手肘里一根根交错的骨头。然后我用尽全力打了他。他的头往后仰，接着快速往前倾。我又打了他一下。两次我都是甩他巴掌，打完后，感觉就像我拍打玻璃门，大声叫他时那样刺痛。“你哪来的胆子？”我用可怕的低沉声音问他，“你这只可恶的臭虫，哪来的胆子？你是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是。你怎么敢下楼来分享我对你们的慈爱与慷慨？你怎么敢打开这些你根本不配拿到的礼物——因为慈爱而买给你的礼物？”
“你知道，”我听见自己接着说，“为什么我会带你回家吗？因为我可怜你。因为你根本不像人，没人把你当小孩。我大可用一颗烂掉的水果向你父亲买下你。我本来可以任意处置你。我真希望当年我把你带回来之后，把你关在地下室，没有人会知道或在乎。我大可把你卖给别人，把你大卸八块，变成猪饲料。有人真的会那样做，你父亲会非常乐意把你卖给他们，只是他刚好先把你卖给我而已。”
“你什么都不是。是我让你的生命有了意义。我让你过上了好日子。结果你干了什么好事？”我又甩了他一巴掌。少量的红黑色鼻血从他的鼻孔潺潺滴落。
客厅里当然鸦雀无声。我知道，如果我环顾四周，举目所及只有一个个目瞪口呆的木头人，他们的嘴巴微张，手里拿着我送给他们的礼物。
我仍抓着他的手臂，弯腰捡起他的玩具车，还有装满糖果的长袜，丢给最靠近的一个孩子，那孩子已经吓傻了，没办法高兴尖叫。“畜生凭什么玩玩具。”我跟他说，“你比畜生还不如。给我滚，滚远一点。我不想看到你。”接着我放下他的手臂，他站起来，有点摇摇晃晃，然后转身朝楼梯走去。
“不是那边。”我在他身后大叫，“畜生只能住地下室，去楼下。”
他再度转身，身体仍不太稳固，双眼直视着我。片刻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微笑，但我发现那是出于困惑与恐惧，而非得意后，才松了一口气。他一语不发，再次转身，我们看着他走出客厅，穿越厨房，下楼走进地下室，把身后的门静静关上。我走过去把门锁起来，把钥匙丢进浴袍口袋里。我身后的客厅仍然没有动静，像一幅画那样无声无息，时间仿佛凝结了。
圣诞节就这样毁了。成年的孩子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他们对我微微挥手，道谢时的语气谨小慎微，让我感到尴尬。我还没提出要求，年纪较小的孩子就清理了客厅，带着新玩具与衣服悄悄上了楼。通常我们都会在圣诞节聚餐，但是那一天我待在书房，接着回卧室睡了一觉。下午醒来时，我可以听见孩子们在楼下鬼鬼祟祟，弄出一盘盘的食物来吃。
我整晚都待在卧室里。房子里一片死寂。那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想到，维克多有意让我死在外面，让我靠着自家大门冻死。
哦，我心想，感到一阵寒战。以前曾有小孩讨厌我，应该说是憎恨我，看着我的时候目露凶光，但是我没遇过想杀我的小孩，因为厌恶我而想了结我的生命。知道这一点反而让我很安心，因为此刻我已经知道他的能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想出控制他的方法。我下定决心，绝对不要害怕自己的小孩。我绝不能。
隔天早上日出前，我下楼到厨房里准备了两盘食物。两盘都摆了一些火鸡肉片和几片三角形干酪、包着清脆坚果的几个卷饼、一匙油亮的橄榄，还有一堆颜色像奶油的莴苣。我把其中一盘摆在厨房餐桌上我的座位前。然后把地下室的门打开，将另一盘放在阶梯顶端。
我几乎以为他会坐在那里，像一只野猫那样，准备好直接朝我的脸扑过来，但地下室一片漆黑，楼梯下半段隐没在黑暗中，无声无息。我听不见任何响动，没有呼吸声，也没有其他声音。“维克多。”我对着漆黑静默的地下室叫他，“我留了一些食物给你。”我顿了一下，不太确定接下来该说什么，最后说：“等一下我还会再留给你。”我想说些有宣示作用的话，但不知如何开口。最后，我只好把门关起来，坐下来享用自己的餐点。
那天晚上上床睡觉前，我再度把门打开，留了另一盘食物给他。但是早上我放的那一盘还在，根本没被动过，火鸡肉片的边缘变成褐色，卷了起来，像一张老旧的羊皮纸。我一语不发，只是把新的那一盘摆在前一盘旁边。
三天后，我开门后不再锁门，那里已经摆了八盘食物，全都腐烂了，除了一只苍蝇在盘子之间缓缓盘旋，各种选择让它满意极了之外，食物都没动过。“维克多。”我对着黑暗的地下室叫他，“我要去工作了。离开地下室后，请你把东西清干净。”我再次犹豫了一下，不确定该多说什么。然后我就离开了，任由身后的门开着。
那一天工作时，我发现自己经常走神：晚上我会碰到什么状况？每次电话铃响时，我都畏缩了一下，觉得一定是某个技术人员打给我，要来找我，睁大眼睛跟我说，警察局、消防局或医院的人在电话在线等我。我想象自己开车回家，黑暗的夜空里处处飘着云朵，接着我发现那不是云朵，而是烟雾，一路往我家蔓延。到家时，我发现房子已经烧成焦炭，草坪像是爆发过的火山口，孩子们站在路边啜泣，维克多则不见人影。
但是当晚我回家时，通往地下室的门仍开着，但是盘子都不见了。原来，盘子都洗好了，整齐地放在台子上，在上方灯光的照射下，几乎闪闪发亮。(6)
事后，维克多的情况就算没变得更容易处理，也至少比较好预测了。事实上，那件事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了。他未曾成为大家所谓的模范生或乖小孩，但也没有照我料想的那样变成少年犯。接下来五年，他虽然住在我家，但就某种程度而言，并非家里的一分子。孩子们每个月有几个晚上聚在一起看电影，他总是趴着，与其他人隔着一点距离，吃爆米花的样子跟他做任何事的方式一样心不在焉，瞪着电视屏幕却毫无反应。有时候，其他孩子们哄堂大笑之后，他也会咯咯笑，但时间点总是会晚，所以没人知道他在笑什么。我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行为退化成种种反射动作，表现常常不太对劲，让他看起来很奇怪，反应的时间点总是跟别人不一致。看着我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冷淡的眼神，但过去那种质疑与倔强的目光已经被茫然的黑眼珠取代，他的眼睛仿佛一摊黑水。
我想如果我真有错，就错在我内心深处还挺满意他那副德行。然而，我也知道那样不太健康，我不该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那样。但我就是没办法不那样想。自从他青少年的火暴脾气发作后，就开始叛逆固执、不受控制，与小时候判若两人，像动物与人类那样截然不同，因此我几乎任由自己相信，此刻的他就是他改变之前的模样。此外，他也不真的像行尸走肉，生活中还是有许多他喜欢做的事。例如，他加入了田径队，参加比赛，也是高中合唱团的一员。（在一场演唱会上，我听出他那与众不同、平淡单调的男高音，纳闷他为什么没有被刷掉。）他的成绩中等，从来不是模范学生。不过我跟他说，我乐于送他进愿意收他的最佳学府，就像我跟其他孩子说的那样，结果他进了马里兰的陶森州立大学，我立刻开了第一张学费支票，又买了一只不锈钢手表给他，就像两年前威廉与伊索德高中毕业时，我买给他们的那种。后来，我用箱子与垃圾袋帮他打包衣服、书籍和各种小饰品，送他去宿舍，把兰辛太太帮他买的新床单与毛巾给他。之后，我看到他的机会愈来愈少，不过我还是欢迎他回家。跟其他小孩一样，他喜欢大学，或者说我认为他喜欢，因为他从来不和家里联络。事实上，只有通过学校出纳组寄来的账单，还有断断续续的成绩单（我知道他主修的学科是运动理论，成绩是丙，另外两三科则是乙），我才知道他是否还在读大学，出席率怎样，是否有念书，有没有开始参加派对，或者和觉得异国情调很刺激的漂亮女孩共度春宵。有时候，我会胡思乱想，猜想他前一晚或那个当下在做什么，我从未这样想过其他孩子的生活。我想象他在上课，两只脚伸直，头部与长长的脖子往后伸，打着哈欠，张嘴露出粉红色的舌头与洁白牙齿，每一颗上面都套着所费不赀的小小全瓷牙冠。
维克多大二那年的春天，有一天我坐在我家外面的花园里。初春的天气如此美好，只是有点潮湿，当时所有植物好像同时变成上百种无以名状的惊人绿色，我欣赏着树上半透明的轻薄嫩叶，一片片散发出金箔般的光芒。那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因为我得了肠胃型感冒，头晕目眩，口水带有咸咸的痰。但是我记得我觉得很幸福，可以待在自家花园里，身边的世界一片寂静。
我是如此陶醉，根本没听见敲门声，也没听见门铃响个不停。所以，当两个男人从后门走到花园时，我吓了一跳，腾地站了起来。他们一黑一白，一老一少。我问：“你们是谁？”
年轻白人用问题回应我：“是亚伯拉罕·诺顿·佩利纳吗？”我能怎么办？只能点点头。
“我是蒙哥马利郡警局的马修·班维尔警探。”那个男人咳了一下，似乎有点尴尬，他说，“佩利纳医生，恐怕我们必须请你到警局去回答一些问题。”
突然间，我看见那个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在空中飞舞，在我的脸颊附近拼命拍打洁白的蝶翼，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它在试着对我发出警讯，而且是只有我才看得懂的信息。
但是没有警讯。等到我转身面对那两个男人时，他们还是静静等待着，脸色凝重。漠然而冷酷，一般人见到我时不会露出那种脸色。
“我要先拿我的药。”最后我终于说道。班维尔警探看着另一人，对方点点头，于是我们三个一起走进了我家。他们让我自己进入浴室，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凝视自己的脸，心想我会遇到什么事。这时，我发现我还没问他们为何要盘问我。我没做坏事，我告诉镜中的自己，但镜中人只是索然无味地瞪着我。我要问他们为什么来找我，我心想，我不会怎样，这件事很快就会结束，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于是，我走出去问了个清楚，但就如大家所知道的，我真的出事了，他们没放过我，我的人生也永远改变了。假使当时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会急转直下，我想我会设法在浴室里待久一点，看着自己的脸，仿佛在寻找答案，就让他们在外头等待，任由地球缓缓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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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那男孩二十二岁，是雪城大学的研究生。
(2) 当然是在实验室里酿的。任何实验室里总是会有一个品酒家（比较缺德的说法是，有可能变成酒鬼的家伙），在闲暇时利用烧杯自制各种烈酒，在派对上一时兴起拿出来喝。他们酿出来的酒有些还真不错。
(3) 20世纪80年代，诺顿的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于卡瑞人（巴西北部一个总数不到六百人的部族，居住地附近有一条细小、变幻莫测的亚马孙河支流）。1978年，来自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植物学家鲁西安·菲尼为了寻找一种罕见的蕨类植物（瓢虫星蕨），发现了卡瑞人的聚落，他怀疑那种蕨类与一种现代的棕榈树之间有亲缘关系，而且二百年前就因为开采过度，在亚马孙河盆地的其他区域几乎绝迹了。据菲尼观察，他发现卡瑞人有一点很奇怪，但也无法确定这独有的特色到底为何。回到圣克鲁斯之后，他通过一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熟人联络上了诺顿，不久之后，诺顿就造访了该部族（这一次是我陪他一起去的，之后也是）。根据许多检测与田野调查结果显示，卡瑞人的青春期来得非常晚。事实上，不管男女，卡瑞人平均都是在二十五岁左右才出现第二性征。随之而来的青春期只有短暂的十八个月，让他们非常不舒服，这段时间结束后，他们就会结婚，身体机能也会变得跟普通人一样，不过，这就意味着女性停经前的生育期很短，只有二十年。因此，生儿育女对他们来讲是一件急迫的事，必须尽可能多生一点，因此许多卡瑞人的妇女都会因怀孕太多次而死亡，还会罹患各种妇科疾病。
跟欧帕伊伏艾克人相似之处在于，引起他们青春期异常的原因是当地一种特有的啮齿目动物（菲尼水豚），所有卡瑞人都是吃这种动物长大的（其肉质多汁甜美）。在诺顿先前的开拓性研究之后，这当然又是一个令人非常振奋的发现，但是根据后来的研究显示，卡瑞人会那样其实是特别的体质使然，而非任何外在因素。尽管如此，诺顿还是想带回一些卡瑞人进行研究，但是被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之人类保护国家委员会下了禁令，因为自从1976年他提出请愿案，要求重新安置梦游者之后，该会就持续严格监视他的研究活动。因为政治因素，诺顿被迫在1990年放弃了他的卡瑞人研究，如今只有哈佛大学在该部族的土地上设了一间卫星实验室（可以控制哪些科学家有权进入实验室）。对于这一连串后续发展，诺顿当然觉得很难过，可能也因此未在这本回忆录里提及卡瑞人。若想要了解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安娜·基德的好书《石头与太阳之间的一切：诺顿·佩利纳传》。
(4) 索妮雅·艾丽斯·佩利纳是他在1970年带回家的。如今她以真名的缩写SoAP活跃于纽约，在诗歌界小有名气，常常朗诵诗作，也是个艺术家。
(5) 过去诺顿也曾把许多孩子取名为欧文，比如欧文·安布洛斯（约1969年来到他家）、欧文·埃德蒙（约1969年来到他家），还有理查德·欧文（约1971年来到他家）。到了大概1986年，也就是诺顿忙于领养最后一批小孩的时候，欧文已经变成每个小孩的中间名——不分男女：我仍清楚地记得，除了维克多，还有吉赛儿·欧文、派西·欧文（先前某批孩子里也有一个派西瓦·欧文）、德鲁·欧文、贾瑞·欧文，还有葛蕾丝·欧文。这到底是由于诺顿健忘、分心了，还是向他弟弟致敬？没人知道答案。
(6) 身为编辑，我选择把这后面的一段文字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