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I</h2>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有各种非常详尽的文字记录问世，我想应该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赘述了。其实有好几本著作已经将我第一次离开伊伏伊伏岛之后的那十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巨细靡遗的程度连我自己都办不到，特别是杰若米·劳尔曼所写的《长生不死的人：改变世界的发现》，主要聚焦在我回美国后头三年的事迹；凯瑟琳·海瑟林顿的《真实的小岛：诺顿·佩利纳与他创造的世界》，则是以我多年后的研究焦点，也就是所谓的“瑟莉妮症候群”为主题，全书的结局更是把我获得诺贝尔奖描写成了千古未有的成就；最后则是安娜·基德的《石头与太阳之间的一切：诺顿·佩利纳传》，虽然我不同意作者把我描述得有如上帝，但那仍是三本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本，因为她对科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三位作者都曾与我做过很长的访谈，因此能以忠实的风貌呈现我和我的研究工作。
然而，那些年间仍有许多事迹未曾向外界透露，我想要借此机会阐明一些未解之谜。
首先是关于梦游者们的命运。尽管我离开乌伊伏国的时候，握有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回到美国后却像瘟神一样遭人疏远。身为探索者，我的确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神奇发现，但是对学界来讲，我只是一个没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跟流浪汉没什么两样。当年我还太年轻、太天真，无法确切了解自己的处境有多艰难，我还把自己想象成浪人武士，有谁愿意收留我，我就为谁效忠。结果，收留我的就是塔伦特的斯坦福大学（他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从人类学界的叛徒摇身一变成为英雄），该校很快设法帮我弄到一间实验室与一些经费，来源当然是某个神秘的非法基金。(1)因为我的研究规模很小，不得不与隔壁那间更大的实验室共享设备，这自然有许多不便之处。不过大致而言，我的同事都不知该如何评价我这一号人物：我太欠缺经验，根本不该主持自己的实验室，但是世故的我也没办法接受任何人发号施令。而且显然有人在背后保护我，虽然当年的我每一天都希望他们不会发现保护我的是人类学系。
这样说实在有点蠢（毕竟我也离开没多久），只是要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比我预估的还具挑战性。周遭的一切是如此闪亮耀眼且新颖，令我印象深刻。例如，汽车的烤漆亮晶晶，就像被舔过的糖果，大家穿着的服饰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充满新意，包括皮鞋、帽子、吊裤带、皮带、手拿包、叮当作响的手镯，还有跳来跳去的珍珠项链，明明只需要一个小包跟一块布就能搞定的事情，却动用了许多不同的服饰语汇。让我惊奇的还有，城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荒凉，缺乏植物，只有一块块的灰色街区，本来应该种树的地方却是老鼠色的大楼林立，住满了沉默寡言的居民，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精美但多余的服饰里。
然而，实验室里的一切都是关于伊伏伊伏。我曾经努力以无缝接轨的方式，转换梦游者的生活环境（从岛屿到美国大陆，从石器时代到现代）。这意味着从我们抵达乌伊伏岛的那一刻开始，就必须在他们身上下药，因为一切对他们而言，是如此恐怖而难以承受。（当年还没有所谓的伦理委员会来管东管西，所以本来可能会害死他们的瞬间巨变，才变得平顺无比。）搭机返回加州时，我当然为他们打了镇静剂（在长途飞行的过程中，我必须不断确认他们的脉搏、呼吸，用一支神奇的笔型手电筒检查他们的眼睛，看着瞳孔缩成黑珠子大小的针孔）。后来乘车前往实验室下方的地下碉堡时也是：他们被留置在那里好几天，因为我们还在组装他们的永久住处，直到我把他们安全地弄进了新家，才让他们醒来。而所谓新家，其实是一个四米五见方的无窗房间，确保外人不会看到他们，墙上什么都没有，油布地毯上铺了一层层棕榈叶，还摆着一盆盆的菠萝花和盆栽，可让他们联想到伊伏伊伏岛上的铁树，但其实是榕属植物。我曾在房间里摆了一个玻璃箱，养了只乌龟，但是某天早上，我进去时发现龟壳几乎被扯了下来，乌龟的脖子也垂了下去，尾巴上沾着一坨有血的排泄物。梦游者们其实并不暴力，但是他们越来越愤怒与害怕，有时候还表现出连他们自己也不熟悉的行为。为他们注射镇静剂时，剂量很难拿捏：下太多，他们会变得迟钝蹒跚，很难断定他们的理解问题是脑力退化，还是下药造成的；但如果下得太少，他们又会出现焦虑情绪，乱抓墙壁，无故哭叫。总之，我必须让他们保持足够的警觉性，对周遭事物感到好奇，但脑袋不能太清醒，以免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方面的工作，我有个助手；校方派了一个叫柳丘吕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给我，他是来自首尔的访问学人，领有奖学金。我不确定他是做错了什么事才被分派到我这里，尽管他是外国人，而且遗憾的是，有点难以捉摸，但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不愿开口说英语（他的英语听起来没问题，只是腔调很重），但能贯彻我的所有命令，不曾提出任何质疑，笔记也做得相当好。我们能找出适用于梦游者的镇静剂与兴奋剂剂量，都该归功于丘吕。他知道把他们带出房间多久后，他们会开始感到不安。到最后，他甚至还能在夜里把他们短暂带出实验室。那时各栋大楼的人员下班回家了（我一直没让他们知道梦游者的存在），电灯也都关了，他们可以到凉爽的草地上踩一踩。有时候，我会在夜里跟他一起带着梦游者去散步，我们各自牵着两个梦游者的手，穿越一片片管理完善的短小草坪，避开人行道与大楼，让他们试探性地拍打尤加利树树皮，或是用肩膀摩擦细细高高的西洋杉。这种时候，他让我想起可怜的法阿：他们都是那么有耐性，也有保护别人的本能，才会带着梦游者避开水泥地，走向本来拿来种花的山毛榉树林。那一点也不像玛纳玛树，但我想，至少聊胜于无。
此时，梦游者退化得愈来愈快。事实上，与离开伊伏伊伏之前、我和他们相处的那十四周相较，回美国后的一个月里，他们愈来愈像……呃，摩欧夸欧。我没办法为此下定论，他们会这样是因为环境或身体本身出问题，还是另有原因，例如饮食。我当然没办法弄来玛纳玛果给他们吃，在塔伦特的帮助之下，我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最接近伊伏伊伏岛的饮食。我们用小牛肉取代树懒的肉（不过，我想两者的相似性只是给人的感觉而已；我根据自己的印象推想，因为树懒跟小牛都是动作慢吞吞、肥肉很多的温和动物，因此小牛肉应该是不错的替代品），用烤小鸡替代雾阿卡，把玛纳玛果换成芒果。当年想在加州北部找到芒果可是比现在困难多了，实验室的大部分经费都用在了采购芒果上。
然而，就算不是聪明人，也想得到罪魁祸首可能是实验室本身。梦游者本来是在全岛的森林里闲晃，现在被关在房间里，只去得了上方的实验室，被扎、被戳、被涂东西，被迫尿在塑料杯里（他们未曾看过那种东西），或者像鸟一样被揪拔毛发。有时我在想，那间实验室对他们来讲有何意义？是刺激太多，还是刺激不够？一方面来讲，里面有些东西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的，比如玻璃、陶瓷工作台台面，还有塑料与金属。但另一方面，实验室又如此了无生气，到处都是白色，除了一点凉凉的金属质感外，没有任何颜色、声音或气味，他们一辈子活在目不暇接的愉悦环境里，如今却被困在景象单调、无法令人愉悦的地方。
无论理由为何，他们日渐接近了死亡。我指的不是身体机能上的死亡，事实上，从他们的X光检查、反应测验与每周抽取的大量血液样本看来，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实在健康无比：血压正常，脉搏跟节拍器一样又轻又慢，也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好像是为了把身体的过度健康平衡掉一样，自从他们吃了玛纳玛果与鹅卵石状蘑菇以外的食物后，他们的皮肤便愈来愈光滑，身形日渐肥胖，心智却持续衰退。很快地，就连塔伦特每两周来看他们一次时，穆阿都没有力气跟他讲话了。
“E，穆阿。”塔伦特总是跟穆阿打招呼，一只手摆在他的肩膀上，而穆阿好像在沉思似的，一开始慢慢打开眼睛，接着才抬头看是谁跟他讲话。他会张开嘴巴，但不出声，接下来嘴巴就这样开着，直到塔伦特把手拿开，拿出藏在身后的芒果。但穆阿也只是凝视着，塔伦特最终必须把芒果切开，提醒他那是吃的东西，然后把一片布满纤维的芒果塞进自己嘴里吃下去之后，穆阿才知道他自己也可以这么做。
为了证明我的理论（吃了欧帕伊伏艾克的肉导致梦游者们的寿命大幅延长，最后智力衰退），我必须试着让动物出现跟他们一样的情况。但是，基于各种行政上的阻碍（永远无法解决的两大问题：资金与空间），一直到1951年春天，我才有办法开始实验。(2)
我自制的腌龟肉似乎效果很好，但是我不轻易把肉拿出来用，而是包在棕榈叶里面，我几乎发疯似的，一开始把龟肉储存在塑料容器里，然后又移往实验室的冷冻柜，每天检查温度。我痛骂自己是胆小鬼，不敢把龟壳撕开，把里面的肉拿出来，如今我手上只有四只龟脚，还有头部与尾部，谁知道老鼠要吃多少龟肉，才会发挥效用？谁知道我在使用龟肉时，应该谨慎到什么程度？我已经没办法弄到更多的欧帕伊伏艾克肉了，实验室的工作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尽管塔伦特已经在计划夏天要重返伊伏伊伏岛，我却没办法请他帮我带另一只欧帕伊伏艾克回来——就连我手上这一只，他也不知情。
所以在用龟肉喂食第一批二十五只老鼠时，我对肉量的投放非常谨慎。我吩咐丘吕把一段前脚切成二十五小块，每一块差不多跟一颗图钉一样大小。我希望这样就足够了。这个实验的前提是，只要喂一次，结果就很明显（但也有可能不明显），成功与失败的概率各是百分之五十。我用一只从动物供应公司买来的箱龟，喂食对照组的二十五只老鼠，分量相似。
实验室老鼠最久大概可活一年半。如果我的理论没错，不但三个月后，第一批老鼠可以存活下来（被我选来做实验的五十只老鼠全部十五个月大，相当于伊伏伊伏人吃下欧帕伊伏艾克时的年纪），到了两三年，甚至五年后，它们都还会在。到了某个时间点，它们会开始出现行为失常的状况，但是身体方面大致上都没改变。虽然稍嫌过早，而且几乎像开玩笑一样，我用了第二批的一百只老鼠做了另一项实验，其中一半吃欧帕伊伏艾克，另一半吃箱龟。这些老鼠都是新生的，会在对照实验的环境里长大成熟。
日子一天天过去。丘吕把老鼠跟梦游者都照顾得很好。本来我希望塔伦特常来实验室，但是他除了每两周来一次外（每次来实验室，大都在陪伴梦游者们），我很少有理由或机会跟他讲话，而且每次在他面前，我多少感到不大自在。实验开始后，我不禁庆幸他每次来都待不久，对我做的事显然也不感兴趣，如果要跟他解释实验目的，等于承认我偷了欧帕伊伏艾克。我心里多少怀疑塔伦特知道我在做什么，却同时告诉自己他不会在意——我们都离开那座小岛，回到文明世界了，他不再是我的上司。但是，这些理由终究不够有力，无法说服我自己，于是每次他来访，我都找借口避开。幸好他都是一个人来，艾丝蜜没跟来，而且自从回美国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知道她也待在校园某处，在做某件事，但只要我不用跟她见面，不用去猜想她跟塔伦特之间的神秘关系（至少对我来讲是挺神秘的），就无所谓。
实验室的生活很孤独，尤其是当你只有一个同事，地位尚未稳固时，而我还要瞒着可能的赞助者偷做实验，且仍处于等待实验结果的暧昧阶段。哦，我当然还有别的事可以做，但把几十件每天例行的小事与工作完成后，就没什么可以忙的了，而且这种生活通常也不太刺激，迫于无奈，我不得不试着跟丘吕闲聊，简直像在演一出实验性的荒谬剧。每次都是由我先开口，五分钟过后，他才会说一些也许可视为响应的话……但也有可能只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废话。到了那时，似乎也没必要让对话持续下去，只会徒增彼此的尴尬，于是两人便陷入沉寂，几小时或几天都没讲话。
然而，这段时间也不全然白费，因为我决定用学习乌伊伏语来填补每天的空当。塔伦特拿了一本他跟艾丝蜜合编的入门教材给我（全用她奇怪的草写体手写，字看起来像泡泡），他们还将几百个字与词组翻译成了乌伊伏语，如果找得到对应的字，也会附上伊伏伊伏方言。不幸的是，虽然我开始学习梦游者的语言了，但他们的失语症却日趋严重，我只能在深夜独自练习那些语词，实验室里回响着他们含含糊糊的低沉喉音。
令我惊讶的是，在生活步入全新正轨的几周后，我收到欧文寄来的一封信。他有那么多地方可去，谁知居然就在附近的米尔斯学院教大一英文（他后来跟我说，当年他就知道那是在浪费生命了）。
我们偶尔会相约吃晚餐。欧文有个朋友有汽车，常常南下前往帕洛阿尔托市。为什么我们会约在校园附近，而不是到旧金山去？这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当时我的世界缩小到只剩实验室和校园里的公寓，要我另找学校以外的吃饭地点，还真是想不出来。
见到欧文让我萌生出了开心的熟悉感（经过几个月不熟悉感的强烈冲击后，熟悉感反而让我觉得很奇怪），不过现在他留起了络腮胡，也比我印象中胖了不少。
他说：“嗨！”同时伸出手。
“嗨！”我跟他握握手，对他说，“你变胖了。”
他耸耸肩，低声抱怨两句。我记得他向来没什么幽默感。“我们走吧！”
我们喝了一点酒，我问起他工作的事情：“学生聪明吗？”
“你觉得呢？”他又低声抱怨，“都是一些蠢女孩。她们大都待在这里，”意思是斯坦福大学，“还有加州大学，一心只想钓金龟婿。”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觉得自己是鸡舍里面的母牛。”
“应该是鸡舍里的狐狸吧？”我说。
他好像被我惹火了。“不是。”他说，“我是说母牛。那种草食性动物对吃母鸡没兴趣。对它们来讲，母鸡只是臭臭的傻鸟。”
我觉得当时欧文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我说他是同性恋，不过我们后来再也没讨论过他的性取向。下回见面时，只见欧文身边有个小伙子陪着，每次欧文讲冷笑话，他都会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多年后，当人们公开讨论这个话题时，我听说他向某人表示他曾在我面前“出柜”。显然他“仍”对自己的聪明很满意，但是再度听到他的说法，只让我觉得他实在是引喻失当，因为那个暗喻根本无法传达他的意思。
吃晚餐时，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欧文抱怨米尔斯学院的事，抱怨他有多讨厌加州，还提起某次房间起火，他不得不用我的大衣灭火，并为此解释了一番。与此同时，我则想着他有多天真，关心的都是一些平头百姓的小事，绝不可能受得了我经历的一切，而如今我自己又有了多大的转变。不过我不讨厌他，跟他在一起还蛮舒服的。对他来说，生活不过是由一连串熟悉的事件组成的，每个问题都能解决，他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快乐。令我讶异的是，我想起我曾经也是那种人，只是现在不是了。
<h2>
II</h2>
当我们在回想各种情绪时，快乐也许是最模糊的，但最难描述的却是惊叹。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过去了，喂食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始终活得好好的，在塞满碎纸的鼠穴钻进钻出，在转轮上狂奔，用笼子边的水瓶喝水。同一时间，对照组的老鼠却已成为模糊的昨日回忆，在出生后的第十七到二十个月间便一只只死去，早已被火化了。多年后，大家不断问我的问题是：当时我有什么感觉？
我总是说：“我感到很惊讶。”这个答案真假参半。要到许久之后，我才有办法承认（那时我仍努力装出一副谦卑的模样，只有展现谦恭的高贵精神，年轻的研究人员才有办法获得奖助），就算一开始我感到震惊，也被一股默默证明自己的理论无误的野心给掩盖了过去。我看着那些老鼠继续活着，却感受不到有所发现的兴奋之情，其实整件事还颇有高潮陡降的兴味。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非常合理，未曾质疑过，只是不得不采取必要但无聊的步骤，证明给所有人看。
第二批老鼠（刚生下就买来的老鼠）的喂食实验早就开始。1951年7月，我开始做第三个实验，这次用了二百只十五个月大的老鼠。如果我的理论正确，其中一百只吃了欧帕伊伏艾克之后，平均至少能活到自然寿命的两倍。
在我观察老鼠、被梦游者弄得极厌烦的同时，塔伦特却愈来愈有名。1951年10月（第一批吃过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已经二十三个月大，活力不曾稍减），他在《民族志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乌伊伏国的“失落部族”：伊伏伊伏岛村民的民族志研究》的报告。我兴奋地翻阅了那篇文章，发现一页页的文字巨细靡遗地勾勒出该部族的形貌，比如家庭结构、典礼、仪式（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提及阿伊纳伊纳）、哲学观、民族起源神话、禁忌、时间观与社会运作机制。关于族人的长寿现象，他只是轻轻带过，委实令人惊诧。文章有一大段提及了欧帕伊伏艾克，并极其简略地说到了瓦卡伊纳仪式（实在太过简略，完全无法传达观礼者感受到的惊奇与恐惧）。深藏在脚注里的是下面这段评论：
我曾提及这个部族对长生不死非常着迷。尽管这在乌伊伏人的神话中也是一个重点，要说村民对这个议题有所偏执，并不为过。事实上，他们相信吃了欧帕伊伏艾克(3)（在瓦卡伊纳仪式上，刚满六十岁或超过六十岁的村民吃的那种海龟），就可以达到永生。我们当然没有确定性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一点，不过有证据显示某些部族成员非常长寿。
看完这段文字，我有三个感觉。首先，是塔伦特的怯懦让我觉得很好笑，难道当初不是他很快就坚称伊卡阿纳活了几百年吗？其次，奇怪的是，他如此谨慎反而让我松一口气：他不仅没透露我最大的发现，还留下空间，让我用自己的见解强化润饰他的论述。最后，感觉源自前面两个反应：我有一点怀疑那些报告内容并非出于塔伦特之手，而是艾丝蜜（从词不达意与乏味风格即可看出），同时塔伦特会变得那么谨慎，也是因为她。
无论我的看法是否公允，我发现塔伦特越来越令人失望。就像我曾说的，不管过去或现在，我都不认为人类学家是最具创意或最让人消除敌意的思想家（不过，他们做笔记巨细靡遗的功力实在一流），但后来我逐渐开始欣赏他的专心致志。不过借由他，我也首次观察到一个怪现象：我们前往一个奇怪的地方，发现过去的许多假设和知识不只是错的，还刚好与事实相反。在这些奇异的国度，学界、我们的同僚，乃至西方的历史或宗教界都使不上力，甚至长期被误导，这时我们反而能在知识上有勇敢的创见。但是想要摒弃所学远比学习过程要来得困难，即便最勇敢的人也会发现，一有机会，自己就想退回熟知的领域。令人震惊且有点感伤的是，有许多发现和进展之所以拖延多年，甚至几十年，并不是因为欠缺相关信息，而是因为发现者太过胆小，怕被嘲笑，怕被同事排斥。
所幸，我不曾因为这种忧虑而画地自限，也未曾因为这种恐惧却步（被同事排斥这种事是我渴求的，完全不想避免）。于是，1953年，我在如今已停刊的不起眼期刊《营养流行病学年刊》上，发表了一篇短论(4)（其实只是一篇医学宣言，就像当年马丁·路德贴在教堂木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一样）。(5)我在文中披露了我的实验结果：不只第一批吃过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有一大部分还活着，第二、三批老鼠的情况也一样。(6)
每当我提及这篇论文所遭受的讪笑、蔑视与憎恶，我的传记作者们和较年轻的科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营养流行病学年刊》的名气没有多响亮，但不知为何，一般根本懒得看那种期刊的人似乎都读了我的论文，接下来的几个月，该年刊刊登了许多医生与科学家写来的抗议文章（我想编辑们也被搞得筋疲力尽），他们说我那“儿戏般的虚构与夸大幻想”居然取代了真正的科学，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话。隔壁实验室的那些家伙开始造访（年轻的我居然能享用实验室空间，还有神秘的资金可用，仍让他们强烈不满），假装与丘吕聊天，实则是为了跟他分享他们从某些化学家或生物学家那里听来的最新诬蔑之词。（丘吕听了只是目瞪口呆，偶尔眨一眨眼镜后面的那双小眼睛，他们却一点也不在意，总是得意地突然离开。）
我曾为此感到困扰吗？不，没有。我确定我是对的（事实上，每过一个月，我就更为笃定，因为那些吃了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都活着，它们短暂的寿命像一条有弹性的细绳，持续被拉长，愈活愈久），而且就像我说的，我天生就不喜欢听人说闲话，尤其嚼舌根的人都是我不在乎的家伙。
然而，我也并非不切实际。唯一让我感到挫折的地方，是论文饱受批评，将导致我要很久之后才有办法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我说过，我对实验室的生活基本上怀抱一种矛盾的态度，到现在仍是如此。虽说我不完全喜爱实验室的生活步调，但如果是我自己的实验室，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没有人来烦我（即没有人监督，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也不用去管理别人无意义的实验），那实在是我求之不得的自由，很快地我就知道自己想获得那样的自由。我想做自己要做的实验，写自己想写的论文，解答自己想解答的问题，保持热忱，满足好奇心。为此，我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要有实验室，就需要资金，也就是说，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证明自己有那个资格。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个难解的问题。每当丘吕在喂老鼠、做笔记或照顾梦游者的时候，我总是心不在焉（花在梦游者身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到了1954年2月底，两件接连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是，亚多佛斯·瑟若尼居然写信给我。在那封短笺里，瑟若尼恭喜我从乌伊伏国回来后成就斐然，还说他私底下也是爬虫学家，我那篇关于欧帕伊伏艾克的文章写得很好。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他对我发表在《营养流行病学年刊》上的那篇论文很感兴趣，想要复制我的实验。我当然立刻回信。瑟若尼是备受尊崇的科学家，手头有一间管理完善的实验室。如果他能顺利重现我的实验结果（我认为他绝对办得到），我一定会马上受到好评，证明我是对的，获得我想过的生活及学术自由。即便如此，我仍不禁想起自己的处境有多讽刺：先前瑟若尼不是很讨厌我吗？我吩咐丘吕将一只龟脚打包，(7)附上完整的数据副本，还有喂食量的详细说明等资料，寄到哈佛大学。
另一件事则是，第一次与第三次实验的老鼠开始出现严重的心智退化，但第三批的情况好一点。此时，第一批老鼠的年纪已经五十一个月了，第三批则是四十六个月。对此，我已有心理准备，其实前一年夏天我准备发表论文时，丘吕已经注意到第一批老鼠的行为出现了异常。它们会围成小圈圈一直狂奔快跑，快到四只脚都绊在一起，跌个四脚朝天，还不断往上踢，吱吱叫个不停。或者，它们会把鼻子塞在笼子的某个角落，嘴巴做出不像啮齿类动物的奇怪动作，小嘴一开一合，有时一做就是几小时，一双粉红色的眼睛大开，完全没眨眼。我觉得这很合理，毕竟，此时它们的年纪已经比自然寿命的两倍还长一些，与梦游者们初次出现摩欧夸欧症状的时间点相符。真正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它们的年纪达到自然寿命的三倍长，也就是夏娃的年纪时所做出的行为。的确，就像我原先预估的那样，它们的退化问题突然变得更严重。七个月前，它们的神智还挺清楚的，行为仍像老鼠：在转轮上跑步，在积雪般的碎纸堆里面钻进钻出，会用两只前脚抓起我们给的食物，慢慢吃掉。而如今，那二十三只老鼠连最基本的反射行为都丧失了。
后来，有人问我是怎么决定不披露这些发现的，为什么？但是，决定权可以说几乎不在我手上。就像我说的，当时根本没人要听我的想法，如果我说那些寿命变长的老鼠出现了渐进的失智现象，情况应该更糟。就算我有话想说，也没人想听。我必须承认，导致我三缄其口的还有另一件事（我实在不想说自己有先见之明，但当时的确如此）。即便在当时，我已经知道我的发现不久就会获得确证与应有的评价，老鼠的智力退化现象不只是我该发布的下一个实验成果，也是我的下一个挑战。既然我证明了欧帕伊伏艾克的肉能延长寿命，接下来我必须找出避免那可怕副作用的方法。
瑟若尼开始复制我的实验后，(8)那二十四个月我实在是度日如年。如今，我当然了解二十四个月根本不算什么：只要呼吸二百万次，历经许许多多夜色朦胧的夜晚，饭照吃，书照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二十四个月（刚好是我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的时间）其实很短，短到还没机会做记录，就过去了。
但我不是无法了解最新状况。瑟若尼会写信给我（有时篇幅很长，巨细靡遗，有时又简短马虎），让我持续掌握实验进度。我也做了一个图表，追踪实验的所有进展，记录哪些老鼠已经死掉，哪些开始变迟钝，还有存活时间比正常寿命多出几个月、几周又几天这些。尽管瑟若尼不断提供信息，我也正努力研究为什么欧帕伊伏艾克能延长寿命，却会产生那么糟糕的副作用，试着找出解决之道，但我还是有一种时间紧迫感。随着每一天过去，好像有个无情的时钟嘀嘀嗒嗒响个不停，每一秒钟声都在我心里砰砰作响。我满三十岁了，接着是三十一岁，身边的同事个个比我年轻，(9)天分都不如我，但是都全力朝着重要职务冲刺，希望获得颂赞推崇，而我只能坐在实验室里等待当天邮件送达，听到啪的一声后，急着冲出去拿瑟若尼寄来的信，就像抢着吃饭的老鼠。
后来，我等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临：1956年4月初，瑟若尼寄了一封短信给我，说他已经准备把自己的报告交出去了。他的老鼠在吃过欧帕伊伏艾克之后，有百分之八十七(10)活到了四十个月大，(11)对照组的老鼠则早就死光了。瑟若尼的地位与名声当然远胜于我，他早就跟一位在《刺胳针》杂志担任编辑的朋友谈过这件事，论文会刊登在九月号上。
我料得到瑟若尼的论文刊登后，会引起什么反应吗？(12)当然料不到。我是怀疑过，但我好像一夕之间从贱民变成天神，简直成了自己的欧帕伊伏艾克，有创造生命与奇迹的能力，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当年，信息的传播不像现在这么快，一直到出刊两个多星期后，美国各地读者才看到瑟若尼的论文。这段时间大家都静悄悄的，好像瑟若尼没有写过那一篇论文似的。出刊前，我先拿到了论文的初稿（内容令人满意，大致上只是复述我说过或知道的，只是他这个消息来源更具公信力），出刊后那几天我曾经打电话、发电报与写信给他，次数多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令人厌烦，不断问他接获什么反应，对我有何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瑟若尼始终对我很好，还没发表论文前，他就好意介绍各大学与机构的要人给我认识，设法为我谋求长期的固定职位。最后，我跟斯坦福与加州大学的医学院院长见了面，也回东部和哈佛的神经科学系进行了面谈（当时瑟若尼刚好出国去了，行踪隐秘，无法与我见面），还曾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洛克菲勒大学与耶鲁大学接触过。回东部时，我曾去探望欧文，他变得更胖了，脸上的络腮胡更多，当时在安默斯特学院教书，比起米尔斯学院，那里显然更合他的意。我们坐在英语系大楼的台阶上（当时春天快结束了，但气温依旧很低），喝着欧文那好像用树皮调过味的茶，我看着他凝视慢步前行的大学生，眯着的眼睛流露出贪婪的目光。某家小出版社(13)帮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鹦鹉螺天空》，颇受好评，他非常得意。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感觉到他坐在我身边，因为有了成就而发光发热，而我则在实验室里跟我那沉默寡言的韩国助理虚耗多年，唯一的希望就只有瑟若尼的承诺与他的论文，然而前途仍然虚无缥缈。
但是在大家读过那篇论文后，情势逆转了！突然间，我开始接获一堆堆的电报、信件与电话，每天到实验室时，都发现有人对我赞叹不已，各种询问与佳评如潮，其中许多来自三年前曾经嘲笑我的人（除了以前史密斯实验室的同事，或是我的新邻居，《刺胳针》那篇论文问世后，那些家伙突然就不来找丘吕了）。有理由与我联络却未联络的，只剩塔伦特跟艾丝蜜：他们又回伊伏伊伏岛待了六个月，听说那篇论文为他们赢得一笔新的赞助费，我为他们感到开心。我是科学家，领域截然不同，什么也不能做，但我还是害怕塔伦特有一天难免要质问我偷走欧帕伊伏艾克的事。
接下来，快到1957年的时候，又有很多事同时发生，害我陷入了混乱局面。当时每天都有很多来信，某一晚深夜我待在实验室里回信，听见有人敲门，结果是一个留着络腮胡的高个儿，他走进来时，手里拿着的纸袋还沙沙作响。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那是塔伦特。当然，络腮胡是他在伊伏伊伏岛的时候留起来的（当时我也留过），但是他把胡子修剪得如此整齐干净，我自然没认出来，更何况他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们握了握手，他在我对面的一张高脚凳上坐下来，对我说：“嘿，我听说很多人都要恭喜你啊！”
络腮胡让我难以辨认他的脸部表情。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兴味盎然（或者那只是我一厢情愿？），但是无法确定。
我立刻开始讲话，显然我认为如果我讲得又快又久，也许就能够让他——怎样？原谅我？忘掉那只欧帕伊伏艾克的事？最后他终于把手举起来。“诺顿。”我听出他的声音带着往常的倦意，一种他似乎在我身边才会流露出来的疲态，他说，“我多多少少早就怀疑你干了那件事。”
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我问他：“你不生气？”
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我没说我不生气。”他说，“你知道我并不认同你做的事，但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做。”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他问了几个一知半解的问题，但令人讶异的是，他非常清楚我的实验（他似乎看过那篇论文，也真的看懂了）。
“嗯……”最后，他用悲伤的声音说，“他们完蛋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诺顿，不管你说的是对是错，每家药厂都会想去岛上抓那些乌龟。更别说所有的人类学家、植物学家、爬虫学家，大家都想去。我们认识的伊伏伊伏岛即将消失了。”
光是为了这件事而责难我，似乎不太公平，我也这样跟他说了。他自己的论文不是已经让伊伏伊伏岛曝光了吗？那再也不是一座失落的岛屿。
“哦，你说对了，我也该受到责难。”他回答，“但我的论文只是让一小群人曝光，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利用价值，也不重要。当然也无法让任何人获利。”(14)
他站起来，走到桌子的另一边，随意举起一些烧杯，仔细看一看，然后大致放回原位。因为他是人类学家，本来我以为他有物归原位的习惯，而且根深蒂固，会稍微谨慎一点，但显然我的假设错了。“但是这……”他说，“这不一样。”他顿了下来，开始把弄一根丘吕没收好的吸量管。像他这种草率大胆的外行人一进到实验室，表现总是令人震惊困扰。因为不是科学家，整个实验室对他们来讲就像一间精品店，所有的仪器都成了可以拿起来把玩的小玩意。“这次我们回去的时候……哦，我上礼拜才回国，我们在乌伊伏岛的岸边等船，准备去伊伏伊伏岛。国王的信差慢慢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信纸，国王希望我看一看。有一些人想去伊伏伊伏岛，国王想知道他们的来历，他该不该准许他们登岛？还有，信里提到一些关于我的事，我有什么说法？
“那是另一位人类学家写的信，来自哥伦比亚，我认识他。他是用乌伊伏语写的，但是措辞生硬，显然是边写边查字典，一边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乌伊伏语。他宣称曾是我的同事，也想去一趟乌伊伏岛。他称赞国王为伟大君主，就像我说的，措辞生硬，但是语气诚挚，还说西方世界有很多地方要向他的文明学习。他说，如果能获得国王的允许，他想去一趟乌伊伏国，才能回去教导西方世界。
“也许我不该感到意外，但是他在信末提到我把国王与当地人民描绘成疯子和白痴，还有因为我的论文，全世界都在嘲笑他们，或者更糟，已经准备好攻击他们了。他建议国王如果想要保护国民，应该立刻禁止我造访，一定不可再让我回去。”
他把吸量管放下，拿起我的一叠信翻来翻去，但没有仔细看。“我曾预想会发生这种事，但是没想过会这么……严重。我想搭船离开，因为向导们已经在伊伏伊伏岛上等我们了，但是这件事太重要，不能不管。所以我叫艾丝蜜先上船，我则陪着信差回到宫廷。”
“他很生气吗？”我问道。
“国王……国王是一个很难懂的人。跟他说话时，他常常停下来，沉默不语，我们必须习惯等待他开口。下午剩余的时间，以及几乎一整晚，我都在宫廷里跟他在一起。他说了一些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例如，‘你为什么要毁谤我的国家？’我解释半天，说我没有，是别人扭曲了我的意思，而他只是坐在那里，不知道在凝望什么，直到他的沉默几乎让我无法忍受，他才会丢出下一个问题，比如‘你要待多久’，感觉像在祝福我，也像在考我。这表示他准许我前往伊伏伊伏岛吗？他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吗？或者这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虽然我回答他：‘陛下，我想待六个月。’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更低声下气，跟他说：‘那要看陛下让我待多久。’
“最后他还是让我走了，只比原定计划晚一天抵达伊伏伊伏岛。但是离开前，他跟我说，他收到很多很多请求来访乌伊伏国的信件，但还没有回复任何一封。那是在警告我吗？或者只是在陈述事实？”
“等一下。”我说，“那些信是怎么寄给他的？”
他眨眨眼。“该国在大溪地的帕皮提设了一个代表处，算是非正式的大使馆。代表每个月都会来回帕皮提与塔瓦卡一次。所有的国际信件都会送到他那边。”
我说：“哦。”
“诺顿，重点是，”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总有一天，会有人给国王送上他想要的东西，到时候伊伏伊伏岛就再也不是你或我的了。它会属于最能打动国王的人。接下来，你我的研究都必须喊停。”
“但是他不想保护伊伏伊伏岛吗？”
“不一定。国王不在乎伊伏伊伏岛。那座岛让他觉得很累赘，他也不在乎岛上的人。”
“但是，如果他发现那座岛能帮他赚钱，他会怎样？”
他摇头说：“国王不在乎钱。那对他来讲无所谓。”
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各种可能的答案都让我害怕。“塔伦特。”我问他，“那你又是给了国王什么，他才准你去岛上的？”(15)
他转身凝视我。我仿佛再次看到他的络腮胡底下出现了微笑。“我不能跟你说吧？”他说，“否则大家不都知道了？”
对此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是说我喜欢嚼舌根吗？还是他在开玩笑？为什么他讲话总是这样闪闪躲躲，令人抓狂？但是在我想出下一个问题前，他已经朝着我们安置梦游者的房间走去了，他把手上的纸袋高举过肩，对身后的我摇一摇。“干燥的胡诺诺虫，来自伊伏伊伏的新鲜货。”他说，“特别拿来款待他们的。”
塔伦特带来的困扰比想象中的还多，而且也太多了。梦游者的事情让他生气。他质问我：“诺顿，他们怎么了？”因为他想用胡诺诺虫来提振他们的精神，却办不到，明明不久之前，他们还会为此流口水，馋到牙齿打战，发出嘎嘎的声响。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又说：“就连穆阿都没办法说话了。夏娃站也站不起来！还有他们都好胖，你到底喂他们吃什么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承认当年我陪伴梦游者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在当时，我认为塔伦特把他们的退化问题都怪在我身上是不公平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能做得比我好吗？（我短暂地想起了那些被我们遗弃、绑在玛纳玛树旁的梦游者；与我们带回来的这几个相较，他们比较健康活泼吗？他们还活着吗？）
他气冲冲地离开后，我发现自己突然很沮丧。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反应，因为我早就不需要塔伦特的帮助了，也不需要他的认可，更何况（我必须提醒自己），我对他的研究领域已不抱太多的敬意。不过，我的确对他有所求，只是他不愿或无法满足我的需求罢了。
尽管如此，不久之后，当我听说我将重返伊伏伊伏岛的消息，还是感到一阵扬扬得意。瑟若尼的论文除了立刻让我在学界站稳脚跟外，还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如果你问塔伦特，他会说那是个灾难）：此刻，全美国的医学院都想派自己的研究团队前往伊伏伊伏岛，这次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带几只乌龟回来，拿到实验室做研究。我在斯坦福还没有正式或固定的职位（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提醒校长这件事），身为学校的“贵宾”，校方还是恳请我代表斯坦福回去一趟。他们说，陪我去的是我的熟人塔伦特。不幸的是，艾丝蜜也会去。
对于这个消息，我不知该作何反应。即使我看得出塔伦特对我没什么感觉，他对我的吸引力，以及我想待在他身边的强烈渴望渐渐失去了控制：在我心中，那种感觉就像一颗肥大的蘑菇，如肿瘤一般丑陋，慢慢长成奇形怪状。由于我们上次的互动，我也害怕他是被迫答应这种安排，其实他根本不想与我结伴同行。（我对艾丝蜜就没有那么强烈的矛盾感，但是当我问校长：“她真的有必要去吗？”校长皱起眉头，看来很困惑，于是我马上决定不再提这件事。）
大概一个月后，我搭机前往乌伊伏国，同样降落在那片凹凸不平，像马球球场的简易停机坪，还是坐着同样荒谬的小马（或者只是长得跟原来那匹很像），由帕瓦带路（他就像阿杜或乌瓦的复制人，相似度很高）。但是，这次我们没直接前往那间恶臭的棚屋，再去搭船，而是直接被带到塔瓦卡去觐见国王。当然，不管是去塔瓦卡，或是觐见国王，都让我很兴奋。
几十年后，我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去开会，站在饭店的会客厅往窗外看，海港在我眼前延伸，港边堆着一个个粉色的货柜，一台巨型起重机轻易地移动它们，像孩子在玩积木。四周的城市景象宛如整齐但上下颠倒的古代神殿，房舍大楼就像一格格整齐的神殿阶梯，通往潮湿灰暗的模糊天空。我从没去过瓦尔帕莱索，但眼前情景却有一种熟悉感，仿佛我去过似的。直到那天稍晚，我坐着聆听另一场冗长的演讲时，才发现为何会有那种熟悉感：我曾经以为塔瓦卡就是那个样子。
那个想法当然很荒谬。瓦尔帕莱索是个忙碌的港市，数千吨的货柜在港边来来去去，但若要将塔瓦卡视为交通枢纽，不免夸大其词。只是在那个时候（别忘了，尽管我很世故，却很少旅行），似乎挺有道理的：塔瓦卡是个岛国的首都，多少能反映自身的地位。
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它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塔瓦卡最令我震惊之处，是它和伊伏伊伏岛的村庄非常相似。基本结构一样（外围是一圈圈房屋，中间围着一片没铺路面的圆形土地），房屋四周也有一头头没拴绳的野猪走来走去，同样有半裸的孩子四处闲晃，彼此大呼小叫，跌倒、咯咯笑与哭闹，做各地孩子都会做的事情。当地的房子盖得比较坚固美观（都是简单的木造结构，有门无锁，屋顶铺着棕榈叶），数量也比较多，但是从远处看，会被误认为是伊伏伊伏岛的村庄。最大的不同在于塔瓦卡可以看到海，海浪持续冲刷一片沙滩，离最外围的房屋仅仅四五十米，国王的王宫大致上位于第九间小屋的位置，而且包围塔瓦卡的也不是森林，而是一片片大型农地，深棕色土地上站着一排排刚种下的鲜绿色作物。附近当然还有丛林，但是面积已大幅减少，少到可以直接穿过它，看见山岳，看到山顶浓密交错的野林。
我本来期待王宫会华丽一点，不过仅是比其他房舍更大（大概是一般房舍的七倍），也稍微高一点，结构并无不同，而且绝对没有王宫应有的气派。王宫的门上方挂着一只欧帕伊伏艾克的龟壳，虽然也挺好看的，却没有第九间小屋的龟壳那么漂亮。垂挂在龟壳上的是一大片饰品，由许多藤叶编织而成。当我从下方穿过时，闻到一股像柠檬又像胡椒的香味，我注意到龟壳上有个地方破掉了，所以用一只只木雕的小蝴蝶补了起来。
室内非常舒适，令我感到讶异。格局就像日本寺庙的内部，只有一个又长又深、天花板低矮的房间，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小小的侧厅，厅门口都用棕榈编织的席子遮了起来。那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空间，也没有声音。国王的妻妾和大批儿女都到哪里去了？国王呢？里面的地板也很像日本寺庙，铺着棕榈垫子。面对入口的另一端墙上挂着另一片龟壳，比外面那片大多了。从它的颜色那么深，还有已经褪色和龟壳边缘变软看来，历史可能非常悠久，而且很贵重；在昏暗中看龟壳时，它就像一个阴影，只要往右或往左移动个几厘米，就可以看到它在阳光下变成了塑料般的材质，散发着微光。
左边侧厅传来一阵骚动声，国王突然间出现了。他一现身，帕瓦马上像蟑螂那样匆匆往后屈膝倒退，在门边微微鞠了个躬就不见了。
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看起来比那位酋长差多了。从乌伊伏人的观点看来，他的脸长得挺好看的，一张宽嘴看起来心情不错，双眼又圆又黑，像狨猴的眼睛。他的头发斑白，绑得像风滚草一样整团卷曲，腰际披着一块像缎子般滑亮的三角形布料，后来我才看出那是用千百根深红与黑色羽毛编织而成的。他身上特别的地方不多。首先是头上那顶漂亮的王冠，我看出是用拉瓦阿蕨叶编成的华丽冠冕，里面夹杂一些刚刚我在门口看到的柠檬味藤叶（那顶王冠让我想起了阿伊纳伊纳仪式）。其次是他手里的长矛特别细长，长度至少有两米七，白色的矛头很大。即便从远处仍看得出长矛上雕着许多欧帕伊伏艾克，底部饰刻许多螺旋纹，后来塔伦特说那些纹路象征着海浪。
他身边只跟着一个深棕色皮肤的瘦子，腰间挂着一个野猪皮革材质的小袋子，头顶套一圈藤叶。一直等到国王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才对我点点头，并且坐下来。
他说：“我是翻译。”
后来许多年，一再有人问起我与国王这次的见面经过，好像他是最后一只独角兽，而我是最后一个看到他在世的人。每次我只能让问问题的人失望，把他们打发走，因为我跟国王的谈话确实平凡无奇。（后来，当我见过其他国家的君王，才发现那席话之所以无聊，也许与图伊玛艾勒的能力比较无关，问题出在他的职位上。）他问我喜不喜欢乌伊伏国，我说喜欢。他问我特别喜欢乌伊伏的哪一点，我至少知道不该提到伊伏伊伏，所以我说我喜欢美丽的花和树，还有他美好的王宫。他点点头。接下来，我闪过了一个念头：也许我有机会把谈话内容导向那只欧帕伊伏艾克的壳，但是任何与国家元首见过面的人都知道，想要把有趣的话题带进来（一般都是元首们不想讨论的话题），几乎不可能不破坏双方的关系。他说他知道我是塔伦特的同事。我不知道别人跟他说过些什么，所以回答时非常小心：是的，我是塔伦特的同事。他是个好人。是的，他热爱乌伊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