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63(斯蒂芬·金)_第二部门卫的爸爸第七章（1 / 2）_11/22/63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该怎么讲述我在德里七周的生活呢？又怎么描述我对它憎畏交织的感觉？

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保守着秘密（尽管它的确保守着秘密），也不是因为这儿发生过残忍的犯罪，有些至今还悬而未决。“一切都结束了，”

叫贝弗利的女孩说。叫里奇的男孩表示同意，我开始也这么认为……但我相信这座中心下沉的古怪城市一直阴云未散。

让我对德里感到憎恨的是一种逼近的挫败感，以及身陷弹性墙壁监狱的幻觉。要是我想离开，它不会阻拦（还会乐意放开我！），但要是我留下，它就会朝我挤得更紧，直到我无法呼吸。糟糕的是，我无法选择离开，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哈里变跛之前的样子，看到他真挚而略显迷人的笑容。

看到他变成“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之前的样子。

我还看到了他妹妹。现在，她不止是满怀悲痛的作文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没有表情，喜欢摘花插到瓶里的小女孩。有时我醒着躺在床上，猜想她打算怎么装扮成夏秋·冬春公主玩“不给糖就捣蛋”。除非我采取行动，否则那一幕永远都不会出现。经历一轮漫长而无谓的挣扎之后，等待着她的将是死亡。死亡也等待着她的妈妈，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死亡同样等待着特洛伊，等待着阿瑟，被称作图加的男孩。

要是我任由一切发生的话，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保持自尊。所以我留下了，但留下绝非易事。

每次想到我得在达拉斯再次经历这一切，我就不敢再想下去。至少，我告诉自己，达拉斯不会像德里一样。世上没有哪个地方会像德里。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我致力于推崇简单的思想。小说也好，非小说也罢，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发生了什么事？”读者问。“事情是这样的。”作者回答。“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让一切来得简单点儿。这就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会尽量简约，尽管你必须时刻记住，在德里，事实只是整湖深水上层的一层薄冰。但是，还是那句话：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这样……然后这样。

星期五，到德里的第二天，我去了中心市场。

等到下午五点，因为我认为下午五点这地方最忙——毕竟，星期五是发薪日，对很多人来说（我指的是太太们；1958年的生活规则之一是男人不买日用品），也是购物日。逛街的人多，我很容易混迹其中。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我专门去W.T.格兰特那儿买了卡其布裤子和蓝色工作衫。

想起沉睡的银元酒吧门外没穿背带裤的人和他的伙计们，我还买了一双狼獾皮工作靴。去市场的路上，我不停用鞋尖踢路边的石头，直到脚趾的位置都磨坏了。

市场跟我预料的一样繁忙，三台收银机前都排着长队，走廊里满是推着购物车的女人。仅有的几个男人只提着篮子，因此我也拿了个篮子。

我拿一袋苹果放进篮子里（苹果好便宜），一袋橘子（差不多跟2011年一样贵）。脚下涂了油的木地板吱吱作响。

邓宁先生到底在中心市场里干什么？住在堤上的贝维没有说。他不是经理；我朝农产品区旁边的玻璃亭里看了一眼，看到一位白发绅士，他能当埃伦·邓宁的爷爷，而不是爸爸。桌上的标牌写着“柯里先生”。

我沿着商店后边走，经过奶制品货架时（写着“你尝过‘酸奶’吗？如果没有，尝了你会喜欢的”广告牌让我感到很滑稽），突然听到笑声。

女人的笑声。清晰可辨、“噢，你这个流氓”的那种笑声。我走进远处的过道，看到一群妇女，跟肯纳贝克水果店里女人的穿着大体一样，围着鲜肉柜台。一块手工制作的木牌上写着“鲜宰”，标牌悬挂在镀铬链子上。“包切包剁”底下写着“弗兰克·邓宁，首席屠夫”。

有时，生活中出现的巧合，连小说作家都不敢复制。

逗女人们发笑的正是弗兰克·邓宁。跟选读我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英语课程的门卫长相相似得几乎让我震惊。他简直就是哈里在世，不过他的头发几乎黝黑，而非几乎完全灰白。还有，甜蜜而略带困惑的笑容变成了轻浮得让人眼花缭乱的荡笑。难怪女人们都很激动。住在堤上的贝维都觉得他很棒，为什么不呢？她或许只有十二三岁，但她也是个女的，而弗兰克·邓宁是个有魅力的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德里的女人们拿着丈夫的工资支票来市中心的市场，而不去更便宜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商场，肯定是有原因的，而原因之一就在这儿。邓宁先生仪表堂堂，穿着时髦而干净的白色衣服（袖口略微沾着血迹，毕竟他是个屠夫），戴着时髦的白色帽子，看上去既像厨师的帽子，又像艺术家的贝雷帽。帽子直扣到一只眉毛上方。天哪，简直就是时尚达人。

总而言之，弗兰克·邓宁先生粉红色的脸颊刮得很干净，加上理得整洁无瑕的黑色头发，他简直就是上帝赐给小女人们的礼物。

我缓步朝他走去，他从放在秤边的线轴上抽下一截细绳，扎住一包肉，用黑笔在上面挥舞着写下价格。他把肉递给一位年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女人穿着便服，衣服上绽放着硕大的粉色玫瑰，长筒尼龙丝袜起皱了，脸上带着女孩的红晕。

“这是你的，莱韦斯克太太，一磅德国大红肠，切成薄片。”他私密地俯身靠向柜台，近到莱韦斯克太太（包括其他女人）能闻到科隆香水令人神魂颠倒的香气。是不是阿卡瓦·维百，弗雷德·图米使用的牌子？我想不是。我觉得弗兰克·邓宁这样让人神魂颠倒的家伙会用更贵的牌子。“你知道德国大红肠有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她说，有点拖着腔调，听起来变成了“不知道噢”。其他女人吃吃地笑了。

邓宁的眼睛轻轻地瞄了我一眼，没有产生任何兴趣。他的目光回到莱韦斯克太太身上时，双眼再次闪现出他独有的光芒。

“你吃完大红肠一个小时，就会渴望力量。”

我不确定女人们是否都听懂了，她们都赞赏地尖叫起来。邓宁送莱韦斯克太太欢欢喜喜地回去了。我走到听不清他说话的地方时，他把注意力转向了鲍威太太。我敢肯定，鲍威太太对此十分高兴。

<i>他是个好人。总是有说有笑的。</i>

但是，这个好人有双冷酷的眼睛。跟他迷人的女伴们眉来眼去的时候，眼睛是蓝色的；但当他把目光投向我时——尽管短暂——我敢发誓他的眼睛变成了灰色，天快下雪时水面的颜色。

市场下午六点关门，我带着买的几样东西离开时，还只有五点二十。威彻姆街上有家“你的午餐”餐厅，就在拐角上。我点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和一块巧克力派。巧克力派很棒——货真价实的巧克力，货真价实的奶油。吃进嘴里跟弗兰克·阿尼塞的根汁汽水一样棒。我尽情闲荡，漫步朝运河走去，走到一处有长凳的地方。视线——尽管狭窄却还充分——还能看到中心市场。

我吃得很饱，不过还是吃了一个橘子，把一片片的橘子皮扔到水泥筑堤上，看着水把它们冲走。

到了六点，市场的巨大前窗里的灯熄灭了。

六点一刻，最后一拨女客走了出来，拎着大包小袋，爬上阿普梅尔丘，或是聚拢在刷有白色条纹的电话杆旁。一辆标着“一元迂回线路”的公共汽车到达，将她们载走了。六点四十五，市场员工开始离开。最后离开的两个是柯里先生和邓宁。他们握了手，然后分开。柯里走入市场和鞋店之间的小巷，很可能是去开车，邓宁则走向公交车站。

当时，只有另外两个人在那里，因此我不想走过去。幸好德里低区是单向交通，我也不必过去。我走到另一根白漆电话杆旁等车，这一根靠近河滨影院（正在上映的两部影片是《机关枪凯利》和《感化院女孩》；屋顶凸出的招牌上写着“打斗激烈”），一群上班族谈论着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我可以跟他们聊很多，但没有开口。

一辆城市客车开了过来，停在中心市场对面。

邓宁上了车。车沿着马路向坡下开，在电影院站停下来。我跟在工人们后面，这样我就能看见他们投多少钱进投币箱，投币箱固定在驾驶座旁的杆子上。我感觉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试图化装成地球人。有点儿愚蠢——我想乘城市客车，而不是用致命光线烧毁白宫——但改变不了那种感觉。

前面上车的家伙迅速刷了一下淡黄色的公交卡，这时黄卡人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其他人向投币箱里扔进十五美分，箱子里发出滴答叮当的声响。我也照着他们的样子做，不过我花的时间更久，因为我的硬币粘在了出汗的手心里。我感觉所有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一抬头，大家要么在读报纸，要么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车厢内弥漫着蓝灰色烟雾。

弗兰克·邓宁站在右边靠中间的位置，穿着剪裁讲究的灰色裤子，白色衬衫和深蓝色领带，衣装整洁。我从他身旁经过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坐下时，他正忙着点烟，没有看我。汽车在低区迂回的单向街道上吱吱嘎嘎地开着，然后开上威彻姆的阿普梅尔丘。到了西区住宅区，乘客们陆续下车。都是男乘客，女人们大概已经回到家里，收拾买回的杂货，把晚饭端上餐桌。汽车渐渐空了，弗兰克·邓宁仍然坐在那儿，抽着烟，我在想我们会不会是最后下车的两个乘客。

我本来不必担心的。当汽车转弯朝威彻姆街和慈善大道拐角的车站驶去时（德里还有信仰大道、希望大道，我后来才知道），邓宁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踩灭，起身离开座位。他轻易地走进过道，没有抓把手，身体随着减速的汽车轻微摇晃。有的男人直到晚年才会失去年轻时身体的优雅。邓宁看起来就是其中之一。他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摇摆舞者。

他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开始对他讲笑话。笑话很短，大部分都被噗噗的气刹声淹没了，但我听到了<i>三个黑人困在了电梯里</i>，发现不是他对穿着便服的女人讲的那个笑话。司机一阵大笑，然后猛拉镀铬控制杆，打开车前门。“星期一再见，弗兰克，”他说。

“要是小溪不涨水的话，”邓宁回应道。跑下两级台阶，跳过人行道边缘的杂草。我能看到衬衫底下肌肉的形状。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在他手下逃生的机会有多大？我首先想到的是机会不大，但我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毫无机会。

汽车开走时，我看到邓宁爬上慈善大街街角第一幢建筑的台阶。宽阔的前廊上，摇椅里坐着八九个男人女人。好几个都跟屠夫打了招呼，屠夫则像个政客，跟他们握手。房子是一栋三层新英格兰维多利亚式建筑，门廊屋檐下悬挂着一块牌子。我刚好来得及在车上读上面的文字：

<i>埃德娜·普里斯房屋出租</i>

<i>按周或按月付租</i>

大标牌下面钩了一块橙色小标牌，写着“已经住满”。

继续坐了两站后，我下了车。我谢谢司机，他也哼声回应了一下。我发现，这就是缅因州德里镇礼貌谈话的模式。除非，当然，你碰巧知道一些有关黑人被困在电梯里或者有关波兰海军的笑话。

我漫步朝镇里走去，绕了两个街区以避开埃德娜·普里斯的房屋，那里面的住户晚饭后会聚在门廊上，就像雷·布拉德伯里[58]的小说中伊利诺伊斯州具有田园风格的格林镇上的人们一样。弗兰克·邓宁不像这些好人中的一个吗？他像，他像。

但是，布拉德伯里的格林镇上也暗藏恐怖。

<i>大好人再也不住在家里了，</i>住到沟里去的里奇说。他有这个人的内幕消息。大好人住在出租屋内，那里人人似乎都觉得他像猫的屁股那样可爱。

按照我的估计，普里斯的出租屋距离科苏特街379号西边不超过五个街区，也可能更近。当其他租户睡觉以后，弗兰克·邓宁有没有坐在出租屋内，像虔诚的圣徒一样脸朝东方？果真如此的话，他的脸上是不是带着“嗨，见到你很高兴”

那种笑容？我想不会。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还是变成冷酷且若有所思的灰色？他怎么向晚上坐在埃德娜·普里斯的门廊里纳凉的那些人解释自己为何抛弃家庭？他是不是有自己的故事，说他的妻子是个精神失常的女人，或者是个彻底的祸首？

我想会的。那么，人们相信他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不管你说的是1958年、1985年还是2011年。在美国这个表象通常被当做实质的国家，人们总是相信弗兰克·邓宁这样的家伙。

接下来的星期二，我租了一间在《德里新闻》上做了广告的公寓，广告上说“有简单家具，小区邻里和睦”。星期三，九月十七日，乔治·安伯森先生搬了进去。再见，德里宾馆！你好，哈里斯大街！我已经在1958年住了一个多星期，也许还没完全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但开始感觉自在了。

所谓的简单家具包括一张床（床垫有点儿脏，没有床单），一张沙发，一张餐桌，餐桌的一条腿得垫起来才不会摇摇欲坠，还有一张黄色塑料单人椅，它在不情愿地松开坐在上面的人的裤子时，会发出奇怪的声音。还有一个炉子和一台隆隆作响的冰箱。在厨房的储藏室里，我发现了公寓的空调装置：通用牌电扇，插头已经磨损，看起来绝对能电死人。

我感觉，这个正好位于德里机场航班降落航线下方的公寓，要价每个月六十五美元有点儿贵，但还是同意了，因为女房东乔普林太太同意忽略安伯森先生缺少证明这一情况。能用现金交三个月的房租还是很有用的。不过，她坚持要抄下我驾照上的信息。即便她发现了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房地产业者奇怪地带着缅因州的驾照，她也没有说出来。

我很庆幸阿尔给了我大量现金。现金能给陌生人带来很大慰藉。

现金在1958年更有用。只花了三百美元，我就把仅有简单家具的公寓变得一应俱全。三百块中的九十花在了一台二手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台式电视机上。那天晚上，我看了完美的黑白版《斯蒂夫·艾伦秀》，然后关掉电视，坐在餐桌旁，聆听一架飞机呼啸着往东降落。我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本从低区药店购买的蓝马笔记本（那个人店行窃不是“刺激”，不是“好玩”，不是“有趣”的药店）。我翻到第一页，噼啪地按出崭新的派克圆珠笔笔尖。就这样坐了大概十五分钟——时间足够另一架飞机向东落下，听起来非常接近，我几乎准备好飞机轮子刮过屋顶，发出砰的声响。

笔记本还是一片空白。跟我的大脑一样。每次我想开动脑子，唯一明确的想法就是过去不想被改变。

毫无用处。

最后我站起来，将风扇从储藏室里的架子上取下来，放在餐桌上。不知道行不行，结果居然可以。风扇的嗡嗡声格外让人镇定。而且，风扇的嗡嗡声遮盖了冰箱令人恼火的隆隆声。

再次坐下来时，我的脑子清醒了很多。这一次，有一些词句冒了出来。

<i>2.</i><i>打匿名电话给屠夫（说“我在注意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要是你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情，我会告发你”）</i>

<i>3.</i><i>想办法陷害屠夫</i>

<i>4.</i><i>以某种方式让屠夫变成残疾</i>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冰箱的响声消失了。没有飞机降落的声音，哈里斯大街上也没有车。暂时，只有我、风扇和未完成的列表。最终，我写下了最后一条：

然后我把纸揉皱了，打开放在炉子旁边的火柴盒，划了一根。电扇立即将它吹灭了。我不禁想到，要改变事情真难哪。我关上电扇，又划了一根火柴，凑到笔记本纸团上。纸团烧着后，我把它丢进水槽，等它熄灭，然后将纸灰冲进下水道。

之后，乔治·安伯森先生就睡下了。

但很久没有睡着。

晚上十二点半，最后一架飞机掠过屋顶，我仍然醒着，思量着我的可选方案。报警被排除了。

对奥斯瓦尔德可能有用。奥斯瓦尔德曾在达拉斯和新奥尔良公开宣称他热爱菲德尔·卡斯特罗。

但是邓宁就不同了。他是社区里备受喜爱和尊敬的家伙。而我算什么？一向对外来人不感冒的小镇上的外来人。那天下午，从药店出来之后，我又在沉睡的银元酒吧外面看见没有穿背带裤的家伙和他的同伴。我当时穿着工人装，他们仍然用“你他妈是谁”的表情看着我。

即便我在德里呆了八年而不是八天，我该对警察怎么说呢？说我料想弗兰克·邓宁在万圣节晚上会杀害他的家人？那肯定太过分了。

我比较喜欢打匿名电话给屠夫，但这个选择怪吓人的。一旦我打电话给弗兰克·邓宁——不管他在上班的地方还是在埃德娜的出租屋，他肯定会被叫到起居室的公用电话边——我就能改变事件。打个电话可能会阻止他杀害自己的家人，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也可能起相反的作用，让乔治·克鲁尼[59]般和蔼可亲的笑容背后的那颗不安的心翻覆。不仅不能阻止凶杀，还可能会让凶杀来得更快。原本，我知道何时何地。要是我警告他的话，一切赌注就都没了。

想办法陷害他？在侦探小说里可能行得通，可我不是中情局特工；我他妈的只是个英语老师。

单子上下一条是“让屠夫变成残疾”。不错，但怎么实现呢？等他手里拿着锤子，脑子里带着杀人的念头，从慈善大道向科苏特街走时，用森利纳撞他？除非我走狗屎运，否则我会被逮住送进监狱。还有一点。残疾人通常还会恢复。他要是恢复了可能还会杀人。因为过去不想被改变。

过去就是这样执拗。

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着他，等他一个人的时候，干掉他。让一切来得简单点儿，笨蛋。

但这样做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我能否承受。我想我脾气暴躁的时候可以——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别人——但脾气平和的时候呢？即使我知道要是不阻止他，我这个潜在的受害者要杀害他的妻小。

还有……如果我杀了他，却在回到未来之前被抓住了呢？我可是杰克·埃平而不是乔治·安伯森。我会被审讯、问罪，送进肖申克州立监狱。

一直在那呆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

这也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站起身，穿过厨房，朝电话亭般的浴室走去，进到厕所里，在马桶上坐下来，掌根撑着前额。我一直假定阿尔的作文是真实的。阿尔也这么认为。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哈里偏离常人两到三度，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把杀害一家人这样的幻想当成事实。不过……

<i>百分之九十五的概率不等于百分之百</i>，阿尔说过，他谈论的是奥斯瓦尔德。一旦排除有关阴谋的胡乱猜测，凶手只能是一个人，但阿尔还是一直心存怀疑。

在2011年，要从电脑世界里查查哈里的故事易如反掌。问题是我没有查。即使故事完全真实，仍然可能有些细节他弄错了或者根本没有提到。

这些细节可能导致我功亏一篑。跟格拉海德[60]骑士英勇赴救不一样，要是我跟他们一起被杀了怎么办？这倒挺有趣，未来被改变，但我就看不到了。

一个新的想法突然钻进我的脑海里，一个疯狂而吸引人的想法。我可以在万圣节晚上在科苏特街379号对面埋伏下来……静观其变。确定事情是真的，对！同时留意所有的细节，唯一幸存的目击者——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孩子——可能忽略的细节。然后我可以开车回里斯本福尔斯镇，走进兔子洞，然后立即返回9月9日上午11点58分。再买森利纳，回到德里，这一次信息充分。

没错，我已经花了阿尔不少现金，但剩下来的钱足够用了。

想法起跑时无懈可击，但还没到第一个拐弯就绊倒了。我此行的根本目的就是弄清拯救门卫的爸爸对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我让弗兰克·邓宁径自杀了家人，我就不可能知道了。我必须把所做的一切再重来一遍，因为当——<i>如果</i>——我从兔子洞回去时阻止奥斯瓦尔德时，这也会是被重置的所有事情中的一件。一次已经很糟糕了。两次更糟糕。三次简直无法想象。

还有一点。哈里·邓宁的家人已经死了一次。

我是不是要再次诅咒他们，让他们再死一次？即使每一次都是一次重置，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谁能保证在某种更深的层面他们真的不知道？

痛苦。流血。胡萝卜色头发的小女孩躺在地上，被压在摇椅底下。哈里试图用菊花牌气枪吓退这个疯子：“走开，爸爸！不然我要开枪了！”

我慢吞吞地穿过厨房，停下来看着黄色塑料椅子。“椅子，我恨你！”我说，然后我又去睡觉了。

这一次我马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九点钟的太阳透过还没装窗帘的卧室窗户照进来。鸟儿妄自尊大地鸣叫着，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让一切简单点儿，笨蛋。

中午时分，我系上领带，戴上潇洒的草帽，去梅琴体育用品商店，秋季枪展还在继续。我告诉店员想买把手枪，因为我干的是房地产生意，不时得带大量现金。他向我展示了几款，包括一支柯尔特38式警用左轮手枪。标价9.99美元。出奇的便宜。不过我记得在阿尔的笔记上，奥斯瓦尔德从意大利邮购的、改变了历史的步枪也只不到20美元。

“防身首选，”店员说着，掰开枪管，旋动转轮：“咔嗒咔嗒咔嗒”。“保证十五码之内必死无疑，任何试图抢劫你现金的蠢货肯定走得比十五码远。”

“买了。”

我又忘了自己此时身处的美国气氛还不紧张，还没有遭到威胁，所以准备了并不充分的文书以应对检查。但不需要什么文书，没有什么等候审核期。我甚至不需要告诉他我现在的住址。

奥斯瓦尔德把枪裹在毯子里，藏在房子的车库。房子是他的妻子和一个叫鲁思·佩因的女人一起在住。但当我把枪装在公文包里走出梅琴体育用品商店时，我想我体会到了奥斯瓦尔德一定会有的感觉：像个揣着巨大秘密的男人。一个拥有巨大破坏力量的男人。

一个本该在工厂上班的家伙站在沉睡的银元酒吧门口，一边抽烟，一边看报纸。至少，看样子像在看报纸。我不敢发誓说他在看着我，但我也不敢发誓说他没有看着我。

这个家伙就是没穿背带裤的那个。

那天晚上，我再次选了个靠近河滨影院的地方，屋顶凸出的招牌上写着“明天上演《火车大劫案》（米彻姆[61]主演）和《海盗》（道格拉斯[62]主演）！”德里影迷即将看到更精彩的打斗。

邓宁再次穿过马路，走到公交车站，上了车。

这一次我没有跟着。没有必要再跟着，我知道他要去哪儿。我走回我的新公寓，时不时环顾四周，找寻没有穿背带裤的那个家伙。没有看到他的影子。我告诉自己，在体育用品店对面看到他只是个巧合。一个不算很大的巧合。毕竟，沉睡的银元酒吧是他常去的地方。因为德里的工厂每周上六天班，工人们轮流休假。星期四可能轮到这个家伙休息。下周，他可能星期五出现在沉睡的银元。

或者是星期二。

第二天傍晚我又来到河滨影院，假装正在读《火车大劫案》的海报（“罗伯特·米彻姆在地球上最热的公路上狂吼！”），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距离万圣节还有六个星期，我似乎已经进入了消磨时间的阶段。但这一次弗兰克·邓宁没有穿过马路走到公交车站，而是走到了中心街、堪萨斯街和威彻姆街三岔路口，他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他穿着黑色裤子，白色衬衫，蓝色领带，浅灰色窗格图案运动外套。他的帽子在头上向后竖起。一时间我以为他要去看电影，察看地球上最热的公路，那样的话，我就会去运河街闲逛。但他向左转，上了威彻姆街。我能听到他吹口哨，吹得很棒。

没有必要跟着他。9月19日，他不会拿锤子杀人犯罪。但我很好奇，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干。

他走进一家名叫点灯人的酒吧兼烧烤店。不像德里宾馆旁边的一家那样高档，但也不像运河街边的那些酒吧一样低劣。每座小城市里都有一两家顾客定位不那么明确的酒吧，蓝领和白领和平相处。这家酒吧就属于这种。通常，菜单上会有一些地方美食，让外来人摸不着头脑。点灯人酒吧里的特色美食是一种叫做油炸小龙虾的菜肴。

我穿过宽敞的前窗，闲荡着进去，看见邓宁一路打招呼进了屋。他跟人握手；拍拍人的脸；取下一个人的帽子抛给一个站在保龄球自动服务机旁边的家伙。那个家伙敏捷而高兴地接过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