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那个烟枪出租车司机第二天早上来接我。他把我载到泰特斯雪佛龙时，敞篷车还停在那里。
我已料到会是这样，却还是松了一口气。我穿着从梅森男装店买的毫无特征的灰色运动外套。新鸵鸟钱包妥当地放在里兜里，装着柯尔给的五百块现金。我正欣赏福特汽车时，泰特斯走上前来，一边用红布擦着手，看起来还是昨天那块。
“我想了一宿，决定要买，”我说。
“太好了，”他说，然后带着后悔的语气说，“我也想了一宿，安伯森先生。我想我跟你说还有还价的余地是在撒谎。你知道早上吃煎饼熏肉时我太太怎么说吗？她说，‘比尔，那辆森利纳要是不到三百五卖了你就是个蠢货。’事实上，她说我很蠢，不该一开始要价那么低。”
我点点头，好像我知道他会这么说。“好吧，”
我说。
他看起来很惊讶。
“我只能这么做，泰特斯先生。我可以给你写张三百五的支票——很好用的支票，故乡信托，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问问——或者，我可以从钱包里拿三百现金给你。这样会省去很多文书工作。
你看怎么样？”
他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威斯康星人真会还价。要是出三百二的话，我可以给你贴上标签和一个十四天的牌照，然后你就可以开走了。”
“三百一。”
“啊，别让我为难，”泰特斯说，但他没有为难，他很开心。“加五块我们成交。”
我伸出手。“三百一十五对我还好。”
“好。”这一次他跟我握手，没理会手上的油。
然后，他指向销售亭。今天，马尾辫美女正在读《机密》[49]。“你可以在年轻女士那儿付账，她是我女儿。
她会帮你开票。弄完回来，我帮你贴标签。再加一箱油。”
四十分钟之后，我开着属于我的1954款福特敞篷，往北朝德里开去。我学驾驶学的是标准车型，所以开这车没问题，但这是我第一次开竖排变速器汽车。开始很别扭，但习惯以后（我还得适应用左脚操纵变光器开关），我很喜欢。泰特斯对二挡的描述没错。挂二挡，森利纳跑得飞快。我在奥古斯塔停下车，把顶篷拽下来。在沃特维尔，我抢到95美分的肉糕晚餐，包括冰淇淋苹果派。
这个价格让富客汉堡都显得昂贵。我跟斯凯利纳、柯斯达、戴尔-维京、优雅汽车并肩狂飙。阳光温暖，微风吹拂着我新理的短发，收费公路（广告牌上又把它称作“一分钟一英里公路”）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好像把头天晚上的担心随着手机和未来的变化一起沉到了水塘里。感觉很好。
直到来到德里。
<h3>2</h3>
这个镇子有股邪气，我想刚到那里我就觉察到了。
“一分钟一英里公路”逐渐消失，福特进入沥青修补的双车道，我上了7号公路。我在纽波特往北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开上一处高地，看到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笼罩在无数造纸厂和纺织厂污浊的烟云之下，厂子正满负荷运转。一条绿色的动脉从镇中心穿过。远远看去，仿佛一条伤疤。参差不齐的绿带周围只有烟熏的灰色和黑色。天空被烟囱里涌出的烟雾染成尿黄色。
我开过几个农产品摊位，在一旁照看着的摊主（当我开车经过时，他们只是站在路边喘气）
看起来更像是《激流四勇士》[50]里天生的山地内部的贫农，而不是缅因州的农民。经过最后一个摊位“路边凉亭农产品”的时候，一条高大的杂种狗从几篮子堆起来的西红柿后面冲出来追我，撕咬我的汽车后胎。看起来像只畸形的斗牛犬。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拿一块板子击打它，随后它从我的视野消失。
这就是哈里·邓宁长大的镇子，第一眼就让我心生厌恶。没有具体原因；只是厌恶。中心购物区坐落在三个陡峭山丘脚下，感觉像个深坑，幽闭恐怖。我的樱红色福特看上去是街上最明亮的物体，让人分心的（而且不受欢迎，根据它招来的多数眼神可以看出）颜色混杂在黑色的普利茅斯、棕色的雪佛兰和肮脏的货车中间。一条运河穿过镇子中央，黑水几乎注满苔迹斑斑的混凝土护堤之内。
我在运河街找到一处停车位。一角钱换得一个小时的购物时间。我在里斯本福尔斯镇忘了买帽子，走过两三家店面后，我看到一家店写着“德里服装日用品店，缅因州中部最吸引人的男子服饰用品店”。我疑心中西部是否有很多男子服饰用品店。
我把车停在药店门口，停下来查看橱窗里的标牌。标牌莫名其妙地总结了我对德里的印象——那种乖戾、狐疑，那种勉强按捺的暴力感——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准确，虽然我在那儿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可能除了我偶然遇见的少数几个人之外）
我不喜欢德里的一切。标牌上写着：
<b> </b>
<b>入店行窃不是“刺激”，不是“好玩”，不是“有趣”，而是“犯罪”，我们决不姑息！</b>
<b>业主及经理诺伯特·基恩</b>
那个身材瘦弱、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朝外面打量着我的人，肯定是基恩先生。他的表情不是说：<i>进来吧，陌生人，到处逛逛，买点儿什么。或者来杯冰淇淋苏打。</i>那冷酷的眼神和翘起的嘴巴在说：<i>走开，这儿没你这种人什么事儿。</i>我一边想这是我的想象，但又知道这不是。我试着伸出手，做出打招呼的姿势。
穿白大褂的人没有朝我伸手。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运河肯定从这个奇怪的沉陷市区底下流过，我正站在运河顶上。我能感觉到脚底隐藏的水流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这是种隐约不快的感觉，好像这片世界软化了。
一个身穿晚礼服的男模站在德里服装日用品店橱窗里。一只眼戴着单片眼镜，一只石膏手里拿着一面学校锦旗。锦旗上写着：“德里老虎会痛宰班戈公羊！”尽管我是学校精神的粉丝，但这也太惊人了。打败班戈公羊，没问题——痛宰？
<i>只是个比喻</i>，我告诉自己，走了进去。
一位脖子上绕着卷尺的店员走上前来。他的衣服比我的好看多了，但头顶微弱的灯泡让他的表情泛出黄色。我迫不及待地问，<i>能卖给我一顶漂亮的夏天草帽吗，或者我应该滚蛋？</i>他笑了，问他能帮我做什么，一切看起来基本正常。这里有我要的帽子，我花三美元七十美分买了一顶。
“很可惜，天气转凉，没多少时间戴了，”他说。
我戴上帽子，在柜台旁的镜子前正了正。“或许我们应该有印度那样漫长的夏天。”
他把帽子斜到另一边，动作轻柔而略带歉意。
转动了不到两英寸，却让我不再像个乡巴佬进城，而变得像……嗯……缅因州中部最得意的时空穿越者。我谢了他。
“不用谢，您叫——”
“安伯森，”我伸出手。他的握手简洁、无力，有如滑石粉一般。他松开手后，我有在运动服上擦手的欲望。
“来德里做生意？”
“是的，你是本地人吗？”
“在这儿待了一辈子，”他说着，叹了口气，好像这是个负担。基于我的第一印象，我想他也许就是这么想的。“您做什么生意，安伯森先生，要是您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
“房地产。但我既然来了，还想看一位老战友。
姓邓宁，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们都叫他‘斯基普’。”
斯基普一说是编造的，但我真不知道哈里·邓宁父亲的名字。哈里在作文里提到了哥哥和妹妹的名字，但拿着锤子的男人一直被称作“我的爸爸”。
“恐怕我帮不了您，先生！”现在他听起来很冷漠。生意完成了，虽然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但他希望我离开。
“不过，可能你能帮我别的事情。镇上最好的酒店是哪家？”
“德里宾馆。往回走到肯达斯奇格大街，向右转，走上阿普米尔丘，到中央大街。找门前的马车灯。”
“阿普米尔丘？”
“我们这样叫，是的。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后面还有几件服装要改。”
我离开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1958年9月到10月间，我关于德里的记忆中最历历在目的一件事就是夜晚总是很早降临。
跟德里服装日用品店一店之隔的是梅琴体育用品店，秋季枪支销售正火热进行。两个男人正在店里调试猎枪，一位戴着蝶形领结（配着蝶形领子）的年长店员满意地旁观。运河的另一边被工人酒吧占据，那是你可以花五十美分喝杯啤酒聊聊天的地方。洛克奥拉上所有的音乐都是乡村和西部音乐。有《幸福角落》，《祝福成功》（常客们称作《血流成河》，我后来才知道），《两兄弟》，《金轮辐》和《沉睡的银元》。四位蓝领绅士站在酒吧外面，呼吸着下午的空气，盯着我的敞篷车看。他们的脸被花呢和棉花平顶帽子遮住，脚上都穿着巨大的无色工作靴，我2011年的学生称之为“狗屎靴”。四位中间有三位穿着背带裤。
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想了想追着我的汽车的边流口水边撕咬的杂种狗，然后穿过街道。
“先生们，”我说。“里面有什么卖的？”
有那么一会儿，没人回答我。正当我以为没人会回答时，没穿背带裤的那位说：“啤酒，还能有什么？你不是这儿的吧？”
“威斯康星的，”我说。
“好样的，”其中的一个小声说。
“现在旅游很晚了，”另一个说。
“我来镇上做生意，但我想待在这儿时先看位老战友。”没人应答。有个人把烟头丢到人行道上，然后用贻贝大小的一团鼻涕弄灭，或许这是他对我的回应。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往下说：“他叫斯基普·邓宁。你们有谁认识姓邓宁的不？”
“我真想笑着亲吻猪，”没穿背带裤的家伙说。
“什么？”
他眼睛转动了一下，撇撇嘴，一种对蠢得不可救药的人不耐烦的表情。“德里有很多邓宁。
去看看该死的电话簿吧。”他朝里走去，他的伙计们跟着他。没穿背带裤的家伙给他们打开门，然后转身朝我说：“那辆福特里面是什么发动机？
V-8吗？”
“Y型。”我希望自己听起来很懂行。
“不错啊。”
“或许你该向上开，上那个山丘。那里有些高档的场所。这些酒吧只适合工人。”没穿背带裤的家伙冷淡地评判着我，刚到德里时我预料到了这一切，但是一直不习惯。“你会很惹人注目的。
等到斯特里亚和布蒂利耶上午十一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的人出来以后，更是如此。”
“谢谢，你人太好了！”
仍然冷淡的评价又开始了：“你不太熟悉情况，对吧？”他说着，走了进去。
我回到敞篷车里。灰色街上的空气中弥漫着工业废气的味道。随着下午结束晚上开始，德里市区看起来只比教堂长椅里的死掉的妓女有吸引力点儿。
我上了车，踩下离合器，发动汽车，有种强烈的欲望开车离开。开回里斯本福尔斯镇，爬出兔子洞，告诉阿尔·坦普尔顿重新找个人。只是他找不到了，不是吗？他已经精疲力竭，也没有时间了。我算是，用新英格兰的话说，捕猎手的最后一枪。
我行驶到中央大街，看到马车灯（我看过去时，恰逢晚灯亮起），把车开到德里宾馆前的转盘。
五分钟后，我就登记完了。我的德里时光正式开始。
<h3>3</h3>
等我拆包好新买的东西（剩下的现金一部分放进钱包，余下的放到新手提箱的衬里里面）时，我感觉很饿。下楼吃饭之前，我查了一下电话簿。
看到的情况让我心碎。没穿背带裤的那个人可能不是很热情，但他说得对，电话簿里，德里以及周围四五个村子里姓邓宁的有很多。差不多有一整页。这不奇怪，在小镇上某些姓就跟六月草坪里的蒲公英一样泛滥成灾。我在里斯本教书的过去五年间，肯定遇到过几十个斯塔伯德和莱姆基，其中有些是同胞，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堂表兄妹。他们相互通婚，又生了更多。
出发之前我应该抽时间问哈里·邓宁他爸爸的名字叫什么——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要不是被阿尔展示给我看和要我做的事情彻底惊呆了，我肯定要问的。<i>不过，</i>我想，<i>能有多难呢？</i>要找到一个有特罗伊、阿瑟（又名图加）、埃伦和哈里这几个孩子的家庭，应该不至于只有夏洛克·福尔摩斯才能办到吧。
有了这个想法的鼓舞，我走进宾馆的饭店，点了一顿海鲜，有蛤蜊和舷外马达大小的龙虾。
没有要甜点，我更想去酒吧喝杯啤酒。在我读过的侦探小说里，酒吧服务员通常消息灵通。当然，要是宾馆里的招待跟我在这个无情的小镇上遇到的其他人一样，那我不会有什么收获。
幸好他不一样。放下手上擦酒杯的活儿来招待我的是个年轻人，长得很结实。留着平头，面如满月，性格爽快。“朋友，喝点儿什么？”
朋友两个字听起来很舒服，我也热情地朝他笑笑。“<b>米勒清啤？</b>”
他看上去很疑惑。“没听说过，但是有美乐。”
他当然没有听说过米勒清啤；还没发明呢。“可以。我想我这会儿忘了自己是在东部。”
“您从哪儿来？”他用三角起子打开瓶盖，放了只玻璃杯在我面前。
“威斯康星，但我会在这儿待一阵子。”虽然旁边没有别人，我还是压低声音。这句话似乎提振了我的信心：“房地产生意。周边随便看看。”
他崇敬地点点头，又给我倒上啤酒。“祝您好运！谁知道，这些地方有很多房产出售，大部分很便宜。我本人正准备离开。月底就走。找个不那么边缘的地方。”
“这儿看起来不那么热情，”我说，“但我想北方人就这样。威斯康星人更友好，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给你买一杯。”
“上班时我从不喝酒，我还是喝杯可乐吧。”
“尽管随意。”
“非常感谢！漫漫长夜，遇到一位绅士真是太好了！”我看着他往杯子里注入糖浆，加上汽水，然后搅拌。他尝了一口，咂了咂嘴唇。“我喜欢喝甜的。”
从他的肚子可以看出来，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不过，说北方人待人冷淡是扯淡，”他说。“我在福克肯特长大，那会是你见过的最友好的小镇。
为什么，游客从波士顿、缅因州出发到那儿，我们就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我在那儿上的酒吧服务学校，然后来南方谋生。这里看上去是不错的创业之地，工资不错，但是——”他扫了一眼周围，旁无一人，但还是压低了声音。“你想听实话吗，朋友？这镇子令人厌恶。”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太多工厂了。”
“不光是这个。四处看看，你看到什么了？”
我按照他说的做。角落里有个家伙，看起来像是个推销员，喝着威士忌鸡尾酒，仅此而已。
“没看到什么，”我说。
“整个星期都这样。工资不错是因为没有小费。市区的啤酒吧生意兴隆，我们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有点儿人，不过，差不多就这样了。上流人士在家里喝酒，我猜。”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很快，他就变成了耳语。“这里夏季很糟糕，朋友。当地人尽量保持沉默——连报纸都不大肆宣传——但却有些残忍的勾当。谋杀。至少有六起。
都是孩子。最近在荒地有一起。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克·赫克斯泰特。尸体已经完全腐烂了。”
“荒地？”
“就是横穿镇中心的沼泽带。飞机降落时您可能已经看见了。”
我是开车来的，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酒吧招待瞪大眼睛。“这不会是你感兴趣的地产吧？”
“不能说，”我告诉他。“要是谣言传播出去，我可能得另谋职业了。”
“了解，了解。”他把可乐喝了一半，然后用手背捂住嘴打嗝。“但我希望如此。他们应该把那些该死的东西重新铺平。那里只有臭水和蚊子。你会帮这个镇子一个忙。让它变得愉快点儿。”
“那儿还有其他孩子死掉吗？”我问道。连环杀婴案足以解释我一跨进小镇就感觉到的阴暗气氛。
“这我不知道。但人们说有些人是在那儿失踪的，因为那里有巨大的污水泵站。我听人们说，德里下面有很多污水管——多半是大萧条时期铺的——没有人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小孩子。”
“喜欢冒险。”
他用力点点头。“对。有人说是流浪汉干的。
也有人说是当地人，穿成小丑的样子以防被人认出。第一个受害者——去年，我来这儿之前——在威彻姆和杰克逊交叉路口找到的，胳膊被撕掉了。他的名字叫丹布劳。乔治·丹布劳。可怜的小家伙。”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被发现时，正好在一根排水管旁边。排进荒地的水管。”
“天啊！”
“没错。”
“我听到你用的都是过去时。”
我准备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很明显，这家伙除了上酒吧服务学校，还上过英语课。“现在好像停止了，但愿老走这种好运。”他用指头敲了敲吧台。“或许干这件事的人已经打包离开了。
或许这个狗杂种自杀了，有时他们会这样做。那就好了。但是杀害小男孩科科伦的可不是个穿着小丑服的杀人狂。杀害他的是他自己的爸爸，你要是相信的话。”
这足以解释我为什么在这儿感觉是命运的安排而非巧合。我小心地咂了一口啤酒。“真的吗？”
“当然。小孩名叫多尔西·科科伦。只有四岁。
你知道他那狗杂种爸爸是怎么做的吗？用锤子把他打死了。”
<i>锤子。他用的是锤子。</i>我保持着礼貌而好奇的表情——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我感觉到鸡皮疙瘩顺着胳膊在往上爬。“太可怕了！”
“是的，这还不算最糟——”他停下来，往我肩膀后看去。“再给您来一杯，先生？”
是那个商人。“我不用了，”他说，递过一美元。
“我要睡觉了，明天我要炸掉那家当铺。我希望他们知道怎么在沃特维尔和奥古斯塔采购五金。
因为他们肯定不知道。不用找了，孩子，给你自己买辆迪索托吧。”他低着头，缓步走了出去。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绿洲完美的例子。”
酒吧招待悲哀地看着顾客离去。“喝杯酒，睡一觉，明天见，短吻鳄，过一会儿，鳄鱼。继续这样下去，这个小镇会变成鬼城。”他站直了，想正正肩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肩膀跟身体别的地方一样圆。“但是管他呢？10月1日我就走了。沿路往下。祝您愉快，有机会再见。”
“这个孩子，多尔西的爸爸……他没有杀别的孩子吗？”
“没有，他不在犯罪现场。现在想起来，我猜他是孩子的继父。名叫迪基·麦克林。前台的约翰尼·凯森——可能是他帮你登的记——告诉我，他过去常来喝酒。他想搭讪一个女服务员谈恋爱，但女服务员却让他走开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下流，然后就被这儿拒之门外了。之后，我猜他在斯波克和布克特喝酒。这些地方什么人都让进。”
他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脸上阿卡瓦·维百须后水的气味。
“想知道最糟的一起吗？”
我不想，但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所以我点点头。
“在那个该死的家庭里还有个年长的哥哥。
埃迪。他去年六月失踪。证据充分。失踪了，没有下文，你要是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有人怀疑他离家出走以躲开麦克林，但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是这样的话，他肯定会在波特兰、罗克堡或者朴次茅斯出现——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长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依我看，埃迪·科科伦跟他的弟弟一样，也吃了锤子。只是麦克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笑了，笑得很突然，很阳光，满月般的脸更英俊了。“我是不是说得您不想在德里投资房地产了，先生？”
“这不由我说了算，”我说。我的思绪此时开始自动飞行模式。我没有听过或读过缅因州这个地区发生的系列杀婴案吗？或者在电视上看过，留着四分之一的神，剩下的精力等待着我的问题妻子结束另一个“女孩的夜晚”走着——或者是摇晃着——回家？我想的确没有，有关德里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洪水，洪水几乎毁了半个镇。
“不是你说了算？”
“是的，我只是中间人。”
“噢，祝你好运。这个镇子也不像曾经那么糟糕——去年七月，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多丽丝·黛[51]的贞操带一样松垮——但离健康还任重而道远。我是个友好的人，喜欢友好的人。我正在分裂。”
“也祝你好运，”我说，放了两美元在吧台上。
“哎呀，先生，太多了！”
“我总是为开心的聊天支付附加费。”实际上，附加费是为了友好的面孔。聊天内容很令我不安。
“噢，谢谢！”他微笑着伸出手。“我还没有介绍自己。我叫弗雷德·图米。”
“幸会，弗雷德。我叫乔治·安伯森。”他握得很紧，没有滑石粉的感觉。
“需要建议吗？”
“当然。”
“在镇上，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从去年夏天开始，陌生人跟孩子聊天，要是被人看见的话，很可能会被警察盘问。甚至可能挨打。
不无可能。”
“即使没有穿小丑服？”
“嗯，那是全身装扮，不是吗？”他的笑容不见了。现在那张脸看起来苍白而冷酷。换句话说，跟德里的其他人一样。“要是你穿上小丑服，戴上橡胶鼻子，没人知道里面的你是什么样子。”
<h3>4</h3>
我坐着老式电梯一路咯吱咯吱上到三楼时一直在想。那是真的。要是弗雷德·图米所说的其他事情也是真的，如果邓宁拿着锤子锤死家人，还有人会感到惊讶吗？我想不会。我想人们会说这只是说明德里就是德里的另一例证。他们也许是对的。
进屋时，我有了个真实而恐怖的念头：如果我在未来七个星期改变一些事情，刚好让哈里的爸爸正好杀死了哈里，而不是让他变成了跛脚的轻度智障呢？
<i>不会的，</i>我告诉自己，<i>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就像希拉里·克林顿</i><i>2008</i><i>年说的，我来了，就是要赢。</i>
不过，她失败了。
<h3>5</h3>
第二天早上，我在宾馆的河景餐厅吃早餐，只有我和昨晚的五金推销员。他正埋头看当地报纸。当他把报纸丢到桌上时，我一把抓起来。我对头版不感兴趣，头版是关于菲律宾战争的叫嚣（虽然我一闪念想过奥斯瓦尔德会不会就在附近）。
我想看的是当地版面。2011年，我是路易斯顿《太阳报》的读者，第二版的最后一页标题总是“学校新闻”。要是孩子得了奖，参加班级旅游，或者加入社区清洁工作，自豪的家长总能在这里看到孩子们的名字。要是德里《每日新闻》有这样的特写，我在其中发现某个邓宁的孩子也不无可能。
然而，“新闻”版的最后一页只有讣告。
我看了看体育版面，读了周末即将到来的重大足球赛：德里老虎对阵班戈公羊。根据门卫的作文，特罗伊·邓宁今年十五岁。十五岁的男孩很可能出现在队里，尽管不一定是首发。
我没有找到他的名字。我逐字阅读了有关镇上小矮人足球队（老虎俱乐部）的一篇小故事，但也没找到阿瑟·“图加”·邓宁的名字。
我付了早餐费，走回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借来的报纸，心想我成了恶心的侦探。在数了数电话簿里的邓宁之后（九十六个），另一个念头突然闪现：我已经被无处不在、过度依赖、引以为然的因特网社会束缚、甚至弄残了。在2011年，要想找到正确的邓宁有多难？只需要把“图加·邓宁”和“德里”输入我喜欢的搜索引擎可能就行了；按回车，让谷歌，二十一世纪的老大哥，接管一切。
在1958年的德里，最新的电脑有小住宅区那么大，当地的报纸毫无帮助。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位社会学教授——一个酷爱讥讽的老家伙——常说，<i>别无选择的时候，干脆放弃，去图书馆。</i>
我去了图书馆。
<h3>6</h3>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望已经破灭（至少暂时是这样），我慢步走上阿普米尔丘，在杰克逊路和威彻姆路交汇处短暂地停了一下，看着名叫乔治·丹布劳的小男孩失去胳膊和生命（至少弗雷德·图米是这么说的）的下水管。我爬到山顶时，心跳加速，气喘吁吁。不是身体状况不佳，而是工厂的臭气使然。
我很沮丧，也有点儿害怕。不错，我有充足的时间找到正确的邓宁家庭，我很自信我会找到——如果有必要给电话簿里所有姓邓宁的人打电话的话，我会这样做，即使冒着改变哈里父亲这枚定时炸弹的风险——但我开始意识到阿尔已经意识到的问题：有东西在阻碍我。
我沿着堪萨斯街往前走，专心思考，一开始都没注意到右边已经没有房屋了。地面陡然坠入乱蓬蓬的沼泽地，图米称为荒地的地方。只有一排摇摇晃晃的白色栅栏将人行道与陡坡隔开。我把手放在栅栏上，盯着下面杂乱的植被。看到黑暗的水潭若隐若现。成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像是史前时代就存在了。还有杂乱如波浪的荆棘。树木在这儿会发育不全，争夺阳光。有毒葛，有倾倒的垃圾，很可能还有流浪汉的住所。还有当地小孩儿才知道的小径。那些喜欢冒险的小孩儿。
我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隐约听到微弱的轻快曲调——长号的声音依稀可辨。我在想今天早上的工作收效甚微。<i>你能改变过去，</i>阿尔告诉过我，<i>但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