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音乐？有点儿欢快，有点儿跳跃。
让我想起克里斯蒂，早年的时候，当我迷恋着她的时候。当我们彼此迷恋的时候。“吧哒哒……
吧哒哒迪咚”……格伦·米勒[52]，是吧？
我去图书馆是想看看人口普查记录。上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是在八年前的1950年进行的，普查记录可能会显示邓宁四个孩子中的三个：特罗伊，阿瑟和哈罗德。只有命案发生时年仅七岁的埃伦1950年还没有出生。会有家庭地址。没错，邓宁家在这八年中间可能会搬迁，但即使这样，邻居中也可能有人知道他们搬去了哪儿。德里地方不大。
不过人口普查记录不在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惹人喜欢的斯塔雷特太太告诉我说，她认为这些记录理所当然属于图书馆，但出于某种原因镇议会认为记录属于镇政府。1954年就转到了镇政府，她说。
“听起来不妙，”我笑着告诉她。“你知道人们怎么说——老百姓斗不过官府。”
斯塔雷特太太没有笑。她乐于助人，甚至很迷人，但她跟我在这儿遇到的任何人一样，警惕地有所保留——弗雷德·图米之外的所有人都证实了这条规则。“别傻了，安伯森先生。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没什么私密的。你只管去那儿，告诉书记员，是雷吉娜·斯塔雷特让你来的。她叫马西娅·瓜伊。她会帮你的。他们可能把记录放在地下室了，真不该放在地下室。地下室里很潮，如果有老鼠我也不觉得奇怪。你要是有问题——任何问题——可以回来找我。”
我去了镇政府，大厅的海报上写着：“家长请提醒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只跟伙伴玩儿。”
几个人在窗口前排队（当然，多数都在吸烟）。
马西娅·瓜伊向我打招呼，笑容略显尴尬。斯塔雷特太太已经代我给她打了电话，马西娅·瓜伊把此刻跟我说的情况告诉斯塔雷特时，斯塔雷特被吓坏了：195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跟放在政府地下室的所有其他文件一起，已经不复存在。
“去年雨下得很凶，”马亚娅说。“整整一个星期。运河溢流了，镇上的低地——前辈们这么称呼市中心，安伯森先生——一切都被淹了。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地下室就像威尼斯的大运河。斯塔雷特太太说得对，这些记录根本不该挪来，好像没人知道为什么被转移过来，谁批准的。我很抱歉。”
我不可能体会不到阿尔努力拯救卡罗琳·波林时的感觉：我被关在某种带有弹性墙壁的监狱中。我是不是该在当地学校附近闲荡，指望着看到一个男孩长得像现在六十多岁已经退休的门卫？找到一个让同学大笑的七岁女孩？等着听哪个小孩儿喊：“嗨，图加，等等”？
对。一个新来者在学校附近闲荡，而在镇政府大厅映入眼帘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提醒父母警惕陌生人的海报。要是有什么东西最先进入雷达，那就是这样的行为了。
有件事很确定——我得离开德里宾馆。按照1958年的价格，住上几个星期我能付得起钱，但这会招来口舌。我打算浏览分类广告，找间按月出租的房子。我转身朝市中心走去，然后停了下来。
“吧哒哒……吧哒哒迪咚……”
是格伦·米勒。《喜悦心情》，我再熟悉不过的曲子。出于好奇，我循着音乐传来的方向走去。
<h3>7</h3>
在堪萨斯街人行道和坠入荒地的陡坡中间，白色栅栏的尽头，有一小块野餐区域。一个石头烤架，两张野餐桌，中间放着一个生了锈的垃圾桶。
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提唱机。一张巨大的黑色唱片在转盘上旋转，每分钟78转。
草地上，一个身材瘦高、戴着粘了胶带的眼镜的男孩和一个非常漂亮的红发女孩正在跳舞。
在里斯本高中，我们把刚入学的新生称作“夹层青少年”，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年龄。但他们跳得颇有成人的气质。不是吉特巴舞，是摇摆舞。
我着迷了，但我也……怎么说呢？害怕了？可能有一点儿吧。我在德里时差不多一直担惊受怕。
但这次不同，比之前更严重。是一种恐惧，仿佛我已经触到了彻悟的边缘。或者（透过玻璃，模糊地，你知道）瞥见了宇宙的发条装置。
因为，你知道，我正是在路易斯顿摇摆舞蹈班遇到克里斯蒂的，这是我们一起学习过的曲子。
之后——在我们感情最好的一年时间里，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我们还参加了舞蹈比赛，有一次获得了新英格兰摇摆舞大赛第四名（用克里斯蒂的话说，也叫“第一败者”）。我们的曲子是稍微放慢节奏的凯西与阳光乐队混合舞曲《摇滚鞋》。
<i>这不是巧合，</i>我一边看着他们一边想。男的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衫；女的穿着白短衫，短衫下摆垂到褪了色的红色牛仔七分裤上，引人注目的头发向后扎成娇小可爱的马尾辫。我和克里斯蒂参加跳舞比赛时，她也一直这么扎。当然，克里斯蒂还穿着短袜和最有特色的蓬蓬裙。
<i>这不可能是巧合。</i>
他们在跳林迪舞的变化动作，据我所知，叫“喧闹起来”。属于快舞——快如闪电，要是你有足够的体力、耐力和魅力完成的话——但他们跳得很慢，因为他们还在学步子。我能分清每一个动作。所有动作我都知道，尽管我有五年甚至更久没有跳过了。走到一起，双手扣紧。男孩稍稍前倾，踢左脚，女孩做同样的动作。两个人腰部都在旋转，看上去朝相反的方向移动。移开的时候，手仍然扣在一起，然后女孩旋转，先朝左转然后朝右转——但回转的时候他们搞乱了，女孩四肢朝上倒在了草地上。“耶稣啊！里奇，这地方你总是跳不对！<i>上帝啊，</i>你真是不可救药！”但她笑了。她躺到地上，盯着天空。
“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男孩用尖锐的黑人小孩的声音喊道，那种声音在政治立场中立的二十一世纪会让人很反感。“我只是个乡下的土孩子，但我想学这舞蹈，即便它折磨着我。”
“我才是可能被折磨的人，”她说。“再放一遍唱片，在我快受——”突然他们同时看到我。
那是奇怪的一瞬间。德里蒙了一层面纱——我开始了解这层面纱，几乎看见了它的存在。当地人在一边；外来人（比方说弗雷德·图米，比方说我）在另一边。有时候当地人从纱布背后走出来，比方图书管理员斯塔雷特太太，得知普查记录被放错地方时她表示愤怒；但你要是问太多的问题——当然，要是你惊扰了他们的话——他们又退到纱布背后。
不过，我惊扰了这两个孩子，但他们没有退到纱布背后。表情没有收敛，他们的脸仍然绽放，充满好奇。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不想打扰你们。
我听到音乐，然后看到你们跳林迪。”
“想跳林迪，你的意思是，”男孩说着，拉女孩站起来。他鞠了一躬。“里奇·托齐尔，乐意为您效劳。我的朋友们都说‘里奇，里奇，山沟里去’。他们知道什么呢？”
“幸会，”我说，“乔治·安伯森。”然后——我的嘴里不由自主地蹦出来一句话：“我的朋友们都说‘乔吉，乔吉，洗衣裳去北极！’他们又知道什么呢？”
女孩坐到一张餐桌旁的长凳上，吃吃地笑。
男孩把双手举到空中，拖着深沉悠长的声音说：“陌生人真有意思！好好好！太可爱了！艾德·麦克马洪[53]，我们有什么给这个出色的家伙？噢，伙计，今天的《你相信谁？》奖品是一整套《英国大百科全书》和一台伊莱克斯真空吸尘器，吸——”
“嘟嘟嘟嘟，里奇，”女孩说。她在擦眼角。
这又引起了不幸的黑人小孩般的尖叫。“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不要责备我了，我身上还有上次的伤疤呢！”
“小姐，你贵姓？”我问。
“贝维，贝维，住在大堤，”她说，又开始吃吃地笑。“抱歉——里奇是个呆子，但我没有恶意。贝弗利·马什。你不是本地人吧？”
似乎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一点来。“不是的。
你们两位看起来也不像这儿的人。你们是我遇到的头两个看起来……脾气不暴躁的人。”
“是的，这是个脾气暴躁的镇子，”里奇说着，把唱臂从唱片上移开。唱臂一直在最后一个凹槽上反复撞击。
“我知道人们很担心孩子，”我说。“请注意，我跟你们保持着距离。你们在草地上，我在人行道上。”
“凶杀发生的时候他们可没那么担心，”里奇抱怨地说。“你知道凶杀吗？”
我点点头。“我住在德里宾馆。那儿的员工告诉我了。”
“对。现在凶杀停止了，人们倒担心起孩子了。”他坐到住在堤上的贝弗利边上。“但是当凶杀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听见人们说什么。”
“里奇，”她说。“嘟嘟嘟嘟。”
这一次男孩真的尝试模仿亨弗莱·鲍嘉[54]。“没错，亲爱的。你知道没错。”
“一切都结束了，”贝弗利告诉我。她跟商会支持者一样坚定。“他们只是还不知道。”
“他们是指镇上的人还是泛指成人？”
她耸耸肩，意思是说<i>有什么分别呢</i>。
“但是你肯定知道。”
“事实上，我们知道，”里奇说。他挑衅地看着我，但修理过的眼镜后面，眼睛里还闪烁着疯狂的幽默。我想幽默从没有完全离开他的眼睛。
我踏上草地，两个孩子都没有惊叫着跑开。
事实上，贝弗利在长椅上往边上移（还用胳膊肘示意里奇也往边上移），给我腾出位置。他们要么非常勇敢，要么非常愚蠢，但他们看起来并不愚蠢。
之后，女孩说的话让我目瞪口呆。“<i>我</i>认识你吗？<i>我们</i>认识你吗？”
我说话之前，里奇开口了。“不是这样的，是……我不知道。你想打听什么吗，安伯森先生？
是不是？”
“说实话，是的。需要一些信息。不过，你怎么知道？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危险？”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传递了什么信息。我不可能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信息，但有两件事我可以肯定：他们已经在我身上感觉到了跟其他来镇上的陌生人不同的地方……但是，不像黄卡人，他们不怕我。恰恰相反，他们对此很着迷。我想这两个迷人、无畏的孩子能告诉我一些故事，要是他们愿意的话。我一直好奇那些故事究竟是什么样子。
“你不危险，”里奇说。当他朝女孩看过去时，女孩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肯定……糟糕的时期……结束了？”
“差不多吧，”贝弗利说。“我想，德里的糟糕时期不会彻底结束，安伯森先生——在很多方面，这是个艰苦的地方，但情况会好起来的。”
“假如我告诉你们——只是假如——即将发生一件糟糕的事情呢？像发生在小男孩多尔西·科科伦身上的一样。”
他们畏缩了一下，好像我掐到了他们的痛处。
贝弗利转向里奇，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我不敢断定她说了什么，她说得很快，声音很低，但可能说的是<i>这不是那个小丑</i>。然后，她看着我。
“什么糟糕的事情？像是，当多尔西的爸爸——”
“没关系，你没必要知道。”是时候岔开话题了。这就是那些故事。我不清楚我是如何知道的，但我确实知道。“你们认识姓邓宁的孩子吗？”
我扳着手指头数他们的名字。“特罗伊，阿瑟，哈里和埃伦。只是阿瑟也叫——”
“图加，”贝弗利很自然地说。“我们当然认识他，他跟我们在一所学校。我们俩正在为学校的‘达人秀’排练林迪舞。演出在感恩节前——”
“斯卡利特小姐坚持提早排练，”里奇说。
贝弗利·马什没有注意他。“图加也报名参加演出了。他要假唱《水花四溅》。”她转动眼睛，这个她很擅长。
“他住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他们确实知道，但都不说。要是我不给他们更多的信息，他们是不会说的。我从他们脸上看得出。
“要是我告诉你们，图加很可能永远不会在演出上出现，除非有人密切地看顾他呢？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你们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
两个孩子又相互对视，眼神交流了一下。持续了很久——十秒钟，可能有吧。那是情人间的长时间凝视，但这两个夹层青少年不可能是情人。
但肯定是朋友。亲密的朋友，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图加家住在科苏特街。”里奇终于开口了。
他说的好像是科苏特。
“科苏特？”
“这附近的人都这么叫，”贝弗利告诉我。
“K-O-S-S-U-T-H，科苏特。”
“知道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会把我们这场在荒地周围进行的古怪交谈透露出去多少。
贝弗利用坚定、困惑的眼神看着我。“但是，安伯森先生。我见过图加的爸爸。他在中心街道菜市场工作。是个大好人。总是笑嘻嘻的。他——”
“大好人已经不在家里住了，”里奇打断她。
“被他老婆撵了出去。”
她转向他，睁大眼睛。“图加告诉你的？”
“不是。本·汉斯科姆。图加告诉他的。”
“他就是个大好人，”贝弗利小声说。“总是爱开玩笑，从不暴躁贪婪。”
“小丑也很爱开玩笑，”我说。他们马上准备反驳，好像我又掐到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爱开玩笑不会让小丑变成好人。”
“我们知道，”贝弗利低声说。她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抬起眼睛看我。“你知道海龟吗？”
她说“海龟”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像个专有名词。
我想说“我知道忍者神龟”，但我没说。莱昂纳多、多那太罗、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尚未诞生。
所以我只摇摇头。
她怀疑地看着里奇。里奇看看我，然后看看她。“但他很好，我很确信他很好。”她把手放到我的手腕上。手指冰凉。“邓宁先生是个好人。
他不住在家里不能说明他不是好人。”
说得好。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但不是因为我不好。“我知道。”我站起身。“我会在德里待一段时间，但是引起太多人注意不太好。你们两个能为我保密吗？我知道这样对你们要求太过分，但是——”
他们相视一下，突然笑了。
笑罢之后，贝弗利说，“我们会保密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你们会保密。我敢肯定，你们这个夏天保留了不少秘密吧。”
他们没有回应。
我竖起一根拇指指向荒地。“下去玩过吗？”
“去过一次，”里奇说。“再也没去了。”
他站起身，拍拍蓝色牛仔裤屁股后面。“跟你聊天很高兴，安伯森先生。多加小心，别再上当。”
他犹豫了一下。“在德里小心点。现在好一点儿，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德里永远都不会彻底变好。”
“谢谢，谢谢你们两位！或许有一天邓宁一家也会感谢你们的。但如果事情像我期望的那样，他们会——”
“——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贝弗利替我说完了。
“没错。”然后我想起弗雷德·图米说过的话。
“对。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
“我们会的，”贝弗利说，又开始吃吃地笑。
“继续去北极洗衣服，乔吉。”
我在新草帽帽檐敬了个礼，之后走开。然后我一闪念，转身向他们走去。“那个电唱机是33-1/3转速吗？”
“像慢转密纹唱片吗？”里奇问道。“不是的。
我们家里的高保真可以，但贝弗利的只是用电池的小玩意儿。”
“小心点儿，你是怎么称呼我的唱机的，托齐尔，”贝弗里说。“我可是存钱买的。”然后，她对我说：“只能播放78转和45转的。可是我把45转孔里的塑料件弄丢了，所以现在只能播放78转的了。”
“45转应该可以，”我说。“再放一遍唱片，但是用45转的。”在掌握摇摆舞的窍门时放慢节拍是克里斯蒂和我在课堂上学到的。
“太疯狂了，先生，”里奇说。他把转盘旁边的速度控制杆调了一下，开始播放。这一次，听起来就像格伦·米勒乐队里的所有人都吃了安眠酮。
“好。”我朝贝弗利伸出手。“里奇，你看着。”
她完全信任地接过我的手，抬起头，张大高兴的蓝色眼睛看着我。我想，2011年的时候她在哪儿？她是谁？她是否还活着？要是活着的话，她是否还记得一个陌生人曾问她很多奇怪的问题，还跟她一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的下午，伴着拖沓版的《喜悦心情》跳舞？
我说：“你们之前跳得很慢，这次会更慢，但你们能跟上拍子。每一步有很多时间。”
<i>时间。很多时间。重放唱片，</i>但放慢速度。
我把她拉向我，手扣着手。将她往后推。我们都弯下腰，像是在水下，然后朝左踢脚。格伦·米勒乐队演奏着：“吧……哒……哒……吧……
哒……哒……迪……咚……”在这种慢节奏下，她宛如发条已经松开的玩具，在我举起的手下向左旋转。
“停！”我说，她突然停下来，背朝着我，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现在挤压我的右手提醒我下一步是什么。”
她挤了一下，然后流畅地回转，一直转到右边。
“太酷了！”她说。“现在我要往下，然后你把我带回去。我翻转。这就是我们在草地上练的原因，万一搞砸了我不至于扭断脖子。”
“我会让你自己来，”我说。“我太老了，除了翻转汉堡，没翻过别的。”
里奇再一次把手举到脸边，“好好好！陌生成年人又——”
“哔哔哔哔，里奇，”我说。这让他笑了起来。
“现在你试试。设计其他动作的手势，当地汽水店里人们跳的两步吉特巴之外的舞蹈动作。练成了这个，你们即使没有赢得演出比赛，看上去也很精彩。”
里奇牵着贝弗利的手试了一下。进，出，左，右，向左转，向右转。很完美。她先在里奇张开的腿间翻转，轻快得像条鱼。然后，里奇把她拉回来。
贝弗利用一个精彩的回转起身结束。里奇接过她的手，他们重复了一遍。第二次做得更漂亮。
“我们在下去和出来的地方跟丢了拍子，”
里奇抱怨道。
“唱片按正常速度播放你们就不会了，相信我。”
“我很喜欢，”贝弗利说。“就像在温室里面完成的。”她踮起穿着帆布鞋的脚尖旋转了一圈。
“我感觉像是洛丽泰·扬[55]登台演出，穿着蜗旋形裙子。”
“他们叫我阿瑟·穆雷[56]，我来自密——索——里，”里奇说，看上去也很开心。
“我要给唱片加速，”我说。“记住你们的手势。
跟上拍子。关键就是拍子。”
格伦·米勒演奏着那首甜蜜的老歌，两个孩子跳着舞。草地上，他们的影子在身下跳舞。出……进……倾斜……踢脚……向左转……向右转……向下……伸出……翻转。这一次不算完美，在最终彻底掌握之前（如果那能算彻底掌握的话），他们很多次都扭歪了脚，但他们跳得不赖。
噢，让那句话见鬼去吧。他们跳得很好。自从我爬上7号公路的那个高地，看见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之后，我第一次感到开心。
这种心情对继续走下去很有利，所以我从他们身边走开。一边走一边提醒自己那个古老的建议：不要回头，永远别回头。人们在体会一次格外愉快（或者格外悲伤）的经历之后会多频繁地这样告诉自己？经常，我想。但建议总是被忽视。人类生来就要回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脖子有旋轴的原因。
我走了半个街区远，然后转过身，心想他们肯定在盯着我。但他们没有。他们依然跳着舞。
很好。
<h3>8</h3>
沿着堪萨斯街往下过一两个街区有家城市服务公司加油站，我走进办公室问科苏特街怎么走。
我能听见空气压缩机呼呼的响声和车库里传来的流行音乐的噪音，但办公室里没人。这对我正好，因为我看到收银机旁放着有用的东西：金属架上满是地图。顶层槽里放着一张肮脏的被遗忘的城市地图。封面是保罗·班扬[57]的塑料雕像，奇丑无比。保罗肩上扛着斧头，冲夏日的骄阳咧着嘴笑。<i>只有德里，</i>我想，<i>会把神秘伐木工的塑料雕像当作圣像。</i>
气泵边上有台自动售报机。我拿起一份《每日新闻》，抛了一枚五分硬币到报纸堆上，上面散落着很多硬币。我不知道1958年人们是不是更讲诚信，但他们的确更靠得住。
地图显示科苏特街位于镇上堪萨斯街一边，距离加油站步行只需要十五分钟，走路让我很舒服。我漫步在榆树荫下，树叶还跟七月时节一样青葱可人。这些榆树七十年代时几乎被病虫害损毁殆尽。孩子们有的骑着车子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有的在车行道上玩游戏。几小群成年人聚拢在街角处的公共汽车站旁，站旁的电话杆上刷有白色条纹标记。德里忙着他自己的事，我忙着我的——我只是个穿着没有特征的运动外套，头上的草帽略微向后倾斜，手里拿着折起的报纸的家伙。这个家伙可能在寻找待售的场院或者车库；这个家伙可能在调查最高端的房地产。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家伙看起来跟这里很融洽。
我希望如此。
科苏特街两边，树篱尽头，盖满新英格兰老式盐盒状房子。喷水器在草坪上转动着。两个男孩，来回颠着球，从我身边跑过。一个扎着头巾的女人（下嘴唇上衔着香烟）正在洗私家车。她偶尔用喷头冲一下无聊的狗，狗一边后退一边吠叫。
科苏特街看起来就像某些模糊的老电视连续剧中的外景。
两个小女孩正甩动一根跳绳，另一个小女孩敏捷地跳进跳出，边跳边毫不费力地唱着：“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
向舰长敬礼！向女王敬礼！我老子开潜水艇！”
跳绳啪啪地拍打着人行道。我感到有人在看我。
戴头巾的女人停下手上的活儿，一只手拿着水管，另一只手拿着一大块蘸满肥皂的海绵。她看着我走近正在跳绳的女孩儿们。我离开女孩儿们，然后看见女人又继续手上的活儿。
<i>跟堪萨斯街上的孩子们说话你得冒很大的风险</i>，我想。只是我不相信这句话。走得离这些跳绳的女孩太近……就是冒很大的风险。但里奇和贝弗利不一样。我差不多第一眼看到他们就能肯定，他们也并不觉得我危险。我们彼此意见一致。
“我们认识你吗？”女孩问道。贝维贝维，住在堤上的女孩。
科苏特街的尽头是一幢叫做西区娱乐中心的巨大建筑。建筑已经闲置，杂草丛生的草坪上竖着“市政府出售”的牌子。显然，这是任何一位房地产买家都会感兴趣的目标。距离中心右边两栋房子远的地方，一个小女孩，胡萝卜色头发，满脸雀斑，正在铺了沥青的车行道上来回骑自行车，车子还带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她一边骑，嘴里一边用不同的调子重复唱着同一句歌词：“乒乓，我看到一大帮；叮当，我看到一大帮；铃啷，我看到一大帮……”
我朝娱乐中心走去，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我留意，但眼角的余光继续追随着胡萝卜色头发的女孩。她在自行车座上左右扭动身子，看翻下车之前能骑多远。从她胫部结的疤不难看出，这很可能不是她第一次骑车了。她家的邮箱上没有写名字，只有一个数字，379。
我走到写着“出售”的牌子前，匆匆地将信息记录在报纸上，然后转身沿原路返回。经过科苏特街379号时（在街道另一边，假装一本正经地看报纸），一个女人走出来，站到门阶上。一个男孩跟着她，正大口嚼着餐巾里包裹的东西，另一只手里拿着菊花牌气枪。不久之后，他会拿着这把枪吓退他狂躁的爸爸。
“埃伦！”女人喊道。“别摔倒了！赶快下来！
进屋吃饼干！”
埃伦·邓宁下了车，将自行车扔到车行道边，跑进屋子，一边用尽浑身力气吹着口哨：“歌唱，我看到一大帮！”
女人的头发一团红色，比贝弗利·马什的头发更令人不爽，像弹起的弹簧床面一样乱蹦。
男孩跟着她。他就是长大后满怀悲痛写下让我潸然泪下作文的那个男孩。他将成为家里唯一幸存的成员。
除非我改变这一切。既然我已经亲眼见到他们，鲜活的面孔过着真实的生活，我似乎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