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
一个人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决策者？在决策者的身边学习。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陆军上将
一个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就是创造出更多的领导者。
——克里奇，美国空军退休上将
</blockquote>
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我“一个人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决策者”的问题时说：“在决策者的身边学习。已经达到最高职位的领导人都是围绕在决策者旁边的，这些人是他们的明哲导师。”
几年前，我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Maxwell）空军基地里的空军中队军官学校（Air Force Squadron Officers’ School，SOS）担任定期演讲者。中队军官学校是为中尉和上尉设立的，是空军所有部门中唯一设有连级课程的学校。相对地，陆军拥有在不同兵种学校设立的军官连级学校，如步兵和装甲兵种学校。
在我之前的演讲者是一位空军将领，他建议班上同学要出人头地，每个人必须有一位“后援”（sponsor）并“依附有实力的人”。这种说法使我忧心，因为他给了班上大约 500 名年轻军官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成功在于你认识了谁，而不是你工作上的表现和你懂些什么。这个说法使学生们十分错愕，在下课休息时，学生们表达了他们理想的幻灭。
对目前的年轻一代回答“如何在军中出人头地和成功”是很重要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这一章详述 20 世纪最成功的一些陆军和空军将领们，以及他们军人生涯中的明哲导师。在我和 100 多位四星上将的访谈中，我请教每一个人，是否认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有一位“后援”的结果。这些四星上将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他的晋升或派职是因为他认识了某一个人、他剪发或头发分边的方式、他所念的学校、他的家庭背景或是他的高尔夫球技。他们全都相信他们的成功是基于为国奉献服务。反过来说，是他们优秀的工作表现给那些后来成为他们导师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已退休的“腼腆的”爱德华·迈耶将军，提供给我一个最能看透“后援关系”（sponsorship）的方法。比起“后援”，他比较喜欢用“良师”（mentor）这个词。“明哲导师”（mentorship）拥有靠自己实力成功的认知，而不是依靠政治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经常和“后援关系”有所关联。
迈耶将军说：“首先你必须定义‘明哲导师’的组成部分是什么。一个组成部分是属于‘指导’（guidance）、‘建议’（counseling）、‘忠告’（advice）和‘教导’（teaching）的范畴。你如何从那个人身上学习？为何那个人要花时间教导你？你接受到什么样的指导、建议和忠告？这是‘明哲导师’的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开门’（door opening），那是为某人提供机会。我越思考‘明哲导师’的实际意义，就越能体会到我相信它包含‘教导’和‘开门’的含意。这和你与你的上级或你的指挥官间的‘正常关系’是不同的。你的上级或你的指挥官能利用你成为称职的、有能力的人，并且会告诉你去做什么，但是他不会花时间进行教导、建议或忠告。也许他能这样做，却不会感觉到要有为你‘开门’的责任。”
迈耶将军的“开门”指“提供有助于职业成长的派职机会”，这通常导致获得最艰苦和最吃力的工作，比大部分与你同一时期的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良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花时间去指导、建议、忠告和教导，而且培养某人承担更重的责任和更高的阶级。
马歇尔将军的军人生涯提供了一个“明哲导师”最好的例子，他曾是 3 位将军的副官和参谋，3 位将军分别是 1906—1910 年时的陆军参谋长詹姆斯·富兰克林·贝尔（James Franklin Bell）将军、亨特·利格特（Hunter Liggett）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1918）美国远征军总司令及陆军参谋长（1920—1924）的潘兴将军。以上的每一位将军都向马歇尔提供了广泛的指导、建议、忠告和教导，他们担任特殊的作战领导者并获得快速晋升，也是杰出的模范角色。贝尔将军在菲律宾、潘兴将军在古巴的美西战争中均有杰出的战功。
第一位对马歇尔深具意义的良师是贝尔将军。贝尔将军早期的军旅生涯看起来是没有前途的，他于 1878 年自西点军校毕业，其军人生涯的前 20 年均是尉官，20 年中有 12 年是少尉军官，他的前途看起来没有光明。1898 年的战争使他获得了机会，那时他被指派为“菲律宾远征军”（Philippines Expedition Force）的专业工程师。他在菲律宾的表现，堪称美国历史中最佳勇气表现人员之一，为此他获得了“荣誉勋章”。
1906 年，贝尔成为了陆军参谋长，任期一直到 1910 年。他晋升到这一职务时还不到 50 岁，离开尉官军级正好 8 年，虽然贝尔将军作为一个战斗指挥官创下了辉煌的纪录，但他所作的长久贡献却是在担任利文沃思堡指挥官期间（1903—1906）。贝尔和马歇尔在该地开始有了第一次的接触，贝尔的目标是创办一所训练“有足够能力的专业军人”的学校，并使之成为陆军的智库。
当贝尔成为利文沃思堡的校长时，他坚持各团团长只能挑选最好的军官参加该校自 1906 年开始的课程。马歇尔被选中入学，虽然那时他只是一位资浅的中尉军官，班上共有 54 位学生，大部分学生比马歇尔年纪大且经验丰富。
马歇尔描述了这段求学的经历：“在我的生命中，这是我曾做过的最艰辛的工作……我彻底的学习，所有这些嘈杂、奋发、兴奋和缺乏时间……的学习过程对我很有帮助。”他也提到求学的这一年：“我终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在这之前我真的没这习惯……”马歇尔以班上第 1 名的成绩毕业，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个在利文沃思堡学校第 1 名的声誉，在他尔后的军旅生涯中一直伴随着他。
身为陆军参谋长，贝尔从华盛顿到利文沃思堡来作毕业致辞。马歇尔以第 1 名的成绩毕业，明显地受到了贝尔特别的注意。贝尔是一位有辉煌战功纪录的军人，有智慧、有愿景，这对于年轻的军官——如马歇尔——非常有号召力。
1913 年，马歇尔被派至菲律宾担任亨特·利格特将军的副官，为期 3 年。马歇尔第一次和利格特接触是在利文沃思，那时利格特是步兵第 13 军的营长，而马歇尔则是一位教官。下课后，利格特经常和马歇尔聚在一起讨论马歇尔所教的功课，在这些聚会中，利格特对马歇尔印象深刻。在菲律宾时，利格特花了很多时间在马歇尔身上，带他去视察，要他记录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他时常派马歇尔代表他去考核野外演习。
贝尔将军在参谋长任期之后，被派往指挥菲律宾军队。马歇尔很幸运，早在菲律宾期间他就给贝尔的一位参谋，强森·哈古德（Johnson Hagood）少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哈古德听说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之间有一个与“军事原理”有关的赌注。哈古德问马歇尔是否有这回事，马歇尔承认了。哈古德说：“这件事教了我一些东西。我学到的经验就是，在训练军人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去抓住重点，在你视察时要看重点。这个经验在我的军人生涯中一直被我运用着。”
1913 年，马歇尔成为犹他州道格拉斯堡（Fort Douglas）强森·哈古德中校的助理。哈古德在马歇尔的考绩表上的一个考核项目“你是否愿意此人在你的指挥下？”上写道：“是的，但是我宁愿在他的指挥之下。”哈古德称马歇尔是一位“军事天才”，并且“推荐他成为正规陆军准将，同时认为每耽误一天马歇尔的晋升，对陆军、对国家而言就是一个损失……（他）已经具备足够的训练与经验，拥有在战场上指挥大规模部队的能力”。这份考绩表上的日期是 1916 年 12 月 31 日，由亨特·利格特准将签名认可，并由贝尔少将审核。哈古德继续在军中往上攀升，成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法国的美国后勤部队参谋长。1934 年，那时马歇尔为上校，哈古德为军长，哈古德力促战争部长乔治·德恩（George Dern）将马歇尔晋升为准将。
马歇尔的成就，多年来一直在贝尔将军的注意中，当贝尔将军成为美国西部省（Western Department）的司令官时，挑选马歇尔担任他的新副官。在贝尔如此有才干的主官身边当副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身为美国西部的陆军指挥官，贝尔关心 1916 年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的边界冲突。在墨西哥边界的美国部队战场指挥官是约翰·潘兴准将，他注定要在马歇尔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良师的重要角色。
马歇尔第一次遇到潘兴是他担任贝尔副官的时候，不久，他成为了潘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有价值的参谋军官。起初，他在法国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1917 年 10 月的一次演习表现很差，受到了潘兴严苛地指责。使潘兴大为吃惊的是，马歇尔指出这次艰难的演习是因为仅在一天前才接到通知，而这种演习通常需要两个星期的计划和准备（这个事件在第 4 章《憎恶唯唯诺诺的人》中有详细的描述）。潘兴不习惯年轻军官如此对他说话，据称他在大步离开时，只说了一句：“是的，您完全正确。”此后不久，马歇尔晋升为潘兴第 1 军的作战计划参谋，在亨特·利格特的指挥下。
马歇尔能有效地应对每一次挑战，很快就成为了潘兴将军最信任的作战军官。1919 年 5 月，马歇尔成为潘兴的副官，随后在潘兴任陆军参谋长时（1921 年 7 月至 1924 年 9 月）继续为他服务。
潘兴自己在他的军人生涯中也曾受过良师的教导。1897 年 1 月，纽约警察局局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当时的潘兴上尉之间的会面确实是个重要因素，那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长久友谊的开始，当他们两人一同在古巴服役时，他们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潘兴领着他的“骠骑兵”（Rough Riders），随罗斯福从战场奋斗到白宫。毫无疑问，这种和潘兴的紧密关系帮助了马歇尔，马歇尔曾对潘兴说：“跟随您工作的 5 年，将永远是我生命中独特的经历。”当麦克阿瑟自 1930—1935 年任陆军参谋长时，马歇尔的军人生涯遇到了瓶颈，他未被晋升为准将。麦克阿瑟甚至把马歇尔从部队指挥官重新指派到伊利诺伊州国民兵担任资深教官，马歇尔请求重新考虑这次派职，但未被接受。
虽然如此，潘兴一直照顾着马歇尔，他甚至把晋升的事向总统报告，结果不言而喻。罗斯福的回信中这样写着：
<blockquote>
白宫
1935 年 5 月 24 日
致战争部长备忘录：
潘兴将军强烈要求将乔治·马歇尔上校（步兵）晋升为准将。
我们是否可以将他列入下一批晋升的名单中？他已经 54 岁了。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 D. R.）
</blockquote>
马歇尔于 1936 年晋升为准将。
当马林·克雷格将军即将从陆军参谋长退休之际，潘兴去找罗斯福总统说：“总统先生，你有一个人（马歇尔）在这里的作战计划处，他刚到。为什么你不派人去请他过来让你看看呢？我相信他将是一位极有帮助的人。”
马歇尔，一位位于将军优先排名清单很下面的准将，于 1939 年被罗斯福选为美国陆军参谋长。
麦克阿瑟将军在本书所研究的将领中，具有最不寻常的“明哲导师”。他出生在一个陆军家庭，父亲亚瑟·麦克阿瑟是他最重要的导师。老麦克阿瑟对所有的年轻人而言，都是精神上的典范，对道格拉斯而言，一点也不惊讶陆军将也是他的生活。在他父亲逝世 30 年后，他说：“无论我何时执行任务，我想我都必须把它做好。我感觉到我可以笔直地（站着）面对我的父亲说：‘总督先生，你觉得如何？’”他在西点军校的一位同学说麦克阿瑟“经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伟大的军人”。这位同学也说麦克阿瑟谈到他父亲时，总是充满感情与骄傲，并且感觉有责任成为他父亲合格的继承者。
肯尼思·杨在他写的亚瑟·麦克阿瑟的传记《将军中的将军》（<cite>The General’s General</cite>）中描述：“道格拉斯在陆军的成功，部分可归功于他父亲的影响。克莱顿·詹姆斯（Clayton James）认为老麦克阿瑟‘留给他儿子最重要的遗产是，他在菲律宾时手下聚集了一批很有能力的年轻军官……当老麦克阿瑟将军的儿子于未来的岁月将在他们手下服役时，这些军官们不会忘记老麦克阿瑟对他们的提携与照顾……道格拉斯和他父亲一样有才能，他能快速晋升，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他父亲当年手下军官们的照顾。’麦克阿瑟这个姓对他们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当道格拉斯的名字出现在晋升的名单中，总是有很多良师帮助他，因为他们觉得对他的父亲有一份责任。”
潘兴也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位良师。小麦克阿瑟是少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晋升且在战后未被降级的军官。就在潘兴的陆军参谋长任期快结束之前，小麦克阿瑟的母亲写信给他，要求考虑她儿子的晋升，就在潘兴任期结束前 10 天，小麦克阿瑟升为少将。这次晋升是徇私或是靠自己的实力？《纽约时报》对他的晋升评论道：“他将是陆军现役军官中最年轻的少将。他被认为是正规陆军中最有才能和最闪亮的年轻军官之一，身体健康，他处于将来成为陆军参谋长的最佳机会。”这是一个极佳的预言，1930 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胡佛总统选为陆军参谋长。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西点军校毕业时，成绩是班上 164 人中的第 61 名。这一班于 1915 年毕业，后来被人称为“将星云集班”，因为该班 164 名学生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 58 人晋升至一星或四星将军。为什么艾森豪威尔会成为他班上最成功的人？为什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选为盟军最高统帅？“明哲导师”如何影响了他的军人生涯？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无疑地，最奇妙的重要因素是在 1941 年 12 月，他被选为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处长。
艾森豪威尔从西点军校毕业后，第一次派职是去得州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山姆·休斯敦堡（Fort Sam Houston）。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位苗条迷人的年轻女孩，她的头发是棕黑色的，眼睛是紫色的，她的名字是玛米·热纳瓦·杜德（Mamie Geneva Doud），后来他们结婚了。他通过 3 位年轻的中尉认识了这个年轻的女孩，这 3 位是：伦纳德·T. 杰罗（Leonard T. Gerow）、韦德·海斯利普及沃尔顿·H. 沃克（Walton H. Walker），几人后来成了终生的朋友，其中有两位在艾森豪威尔辉煌的军人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两位中最重要的是杰罗，1911 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杰罗和艾森豪威尔一起被派至得州堪萨斯利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艾森豪威尔以第 1 名的成绩毕业于 1926 级。
1940 年，杰罗已经是一名准将，在美国陆军参谋部最重要的部门“作战计划处”任处长一职。1940 年 11 月 18 日，杰罗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有一个尚未决定的派职，并问他是否拒绝这个工作，当时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路易斯堡（Fort Lewis）第 9 军任参谋。
艾森豪威尔很认真地拒绝了，他在一封给杰罗的长信中详述了他的理由，说他缺少部队和指挥职位的历练，假如要他把全部的潜力发挥出来，那么他需要更多部队与指挥的经验，并且请求杰罗再考虑一下他所提到的派职。艾森豪威尔的恳求获得了杰罗的同意，延缓了艾森豪威尔至华盛顿的调职。艾森豪威尔对获得一个战场指挥职位的期望胜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作，他的回信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对于他未来的事业有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他接受了杰罗的提议，那可能意味着将失去任何获得指挥职位的机会结束，当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只能留在美国本土。第二天，他写信给杰罗，而杰罗也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要求，让他继续留在部队。
艾森豪威尔上校留在路易斯堡，直到 1941 年 6 月 24 日他接到另一个命令，奉派至得州圣安东尼奥第 3 军总部，当时的军长是沃尔特·克鲁格将军。对艾森豪威尔而言，那是一个短暂的任期，然后他再度被要求去担任计划的工作，这次是由马歇尔将军本人提出的要求。这一次没有给他机会拒绝，珍珠港事件后一星期，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担任杰罗的助理，杰罗在艾森豪威尔获选担任此项工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其他人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对艾森豪威尔获选至作战计划处工作有影响力的人是马克·克拉克将军，他亲密的朋友。在 1941 年的路易斯安那作战演习（编装调整之兵棋推演）后不久，马歇尔将军告诉克拉克说他想把位于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部作一些改变。马歇尔问克拉克：“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你认为是相当优秀的 10 个军官的名单，而其中哪一位你将会推荐担任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克拉克回答说：“我很乐意提供名单，但是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会在名单上。如果你一定要 10 个名字，我只会在后面加上 9 个相同的名字。”
马歇尔将军问：“这位你如此看重的军官是谁？”
克拉克回答：“艾森豪威尔。”
马歇尔说：“我从未见过他。”但他很快又说他知道艾森豪威尔的辉煌纪录。克拉克将军说：“不久之后，艾森豪威尔就被调至华盛顿……”
另一个帮助艾森豪威尔获选的军官是沃尔特·克鲁格。“在路易斯安那演习快结束时，马歇尔将军问我认为谁是最佳的作战计划处处长人选，几年前我担任过该职，虽然我不愿意失去艾森豪威尔，但我还是提名了他。”
艾森豪威尔的获选与其说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只不过当他就任该职位时，是他的工作表现帮助他责任的提升，虽然不可否认，他的成功仍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内。
当我采访艾森豪威尔时，我请教他，他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在 1941 年被选为作战计划处处长。“我想是杰罗和克拉克，也有可能是韦德·海斯利普推荐我时，指出我在竞争激烈的利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以第 1 名的成绩毕业。我想马歇尔十分重视利文沃思的训练。”对艾森豪威尔在利文沃思的成就，有一个人的贡献远超过其他的人，这个人就是福克斯·康纳，他是一位坚定卓绝、牺牲奉献、赫赫有名的军人。他们的关系在第 5 章已经详细说明过了。
艾森豪威尔说：“康纳将军在巴拿马时，决心让我从事奠定制定战术决策的基础工作。与其使用一般命令或特别命令来处理我们的指挥，他要我每天撰拟野战命令，我为我们每天所做的各种事情撰拟野战命令长达 3 年之久。在这之后，撰拟野战命令成了我的第二天性。”
撰拟野战命令是利文沃思的要求之一，另一个重点领域是对作战问题的研究。1919 年，艾森豪威尔在米德堡和巴顿合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问题。“乔治·巴顿和我是好朋友。他为了准备上利文沃思而申请以前做过的考试题。然后他告诉我：‘让我们一起解决这些问题。’他比我资深 8 年，而且利文沃思的训练对我的军旅生涯来说还早，但我还是和他一起解题。当我们开始解题，我发现只要你没有任何压力，问题看起来就十分容易，我喜欢它们并且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无论在他家或在我家，我们坐下来一起研究解决问题时，我们两人的太太就在一旁聊天。然后我会打开另一本小册子找出答案，我们给自己打分数。后来，我在教书时也常使用这些教材与方法。”
若非福克斯·康纳的话，艾森豪威尔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利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因为他和步兵司令对坦克的用法发生了争吵，当时艾森豪威尔显然已失去进入利文沃思就读的机会。康纳肯定这所学校的价值，决定插手这件事，他把艾森豪威尔调到军务局。军务局局长每年可核定两个名额到利文沃思就读，他给了康纳一个人情，把 1924 年的一个入学名额给了艾森豪威尔。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副处长之后不久，就取代了他的上司，也是他的好友伦纳德·杰罗的位子。马歇尔将军解释说：“珍珠港事件后，我调艾森豪威尔为作战处处长，把他放在一个好军官（杰罗）已工作了两年的位置。我觉得杰罗已因工作过度而逐渐疲乏，我不喜欢让任何一个人在某个位子上待太久，使得他的想法和筹划能力无法超过我。当我发现一位军官不再有活力时，他对我知识的积累及其他方面就不再大有帮助，也无法再贡献出打胜仗所需的想法和计划。艾森豪威尔对问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决方法，他的帮助很大。”
任何行业的上位者都希望他身边的人点子多又富有想象力，能够补充、贡献意见使自己的想法成熟。艾森豪威尔就具有上述能力。
艾森豪威尔崛起的重要一步，是负责拟定欧洲盟军联合作战计划，他 4 月受命，6 月就完成了该计划的参谋工作。这份报告被命名为《欧洲战区司令指导方案》（<cite>Directive for the Commanding General，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cite>）。他把报告呈给马歇尔将军，并建议他仔细阅读。马歇尔回答说：“我的确想去阅读这份报告，但你可能是执行这个计划的人，假如事实如此，你何时可以动身？”
不到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接到命令前往伦敦，负责指挥欧洲战场。据历史记载，艾森豪威尔从欧洲战场指挥官职务转为指挥盟军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并成为反攻法国的盟军最高统帅。
艾森豪威尔的军人生涯说明了仅具领导能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会对有影响力的上级长官展示领导能力。明哲导师、运气、多年的准备和努力工作的结合，给了艾森豪威尔重要的领导机会，而他能够确实执行。
乔治·巴顿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起步时和任何美国年轻的陆军军官一样快，他的“明哲导师”是一个关键。1909 年，他自西点军校毕业，不久便成为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的副官，伍德将军自 1910—1914 年任陆军参谋长，就伍德的个性而言，巴顿此次的派职是十分重要的。
担任伍德的副官对巴顿而言有明确的影响，但伍德对巴顿的影响是间接的，因为透过副官的职务，巴顿建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友谊和联系。那时的总统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陆军部长是亨利·史汀生。巴顿被选为史汀生的随护军官，在梅耶堡从事许多官方任务。巴顿成为史汀生的副官之一并非偶然，巴顿知道史汀生是一位热爱骑马的人，他们经常一起骑马。史汀生很快就喜欢上了巴顿，巴顿知道必要的社交礼仪、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有为国家服务献身的精神。他们的友谊开始建立并逐渐加深，多年后对巴顿的事业有很大影响。
巴顿是唯一一位参与了和平时期能接触到的每一个重要事件的陆军军官。第一次事件是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规模战斗，“潘乔”弗朗西斯科·比利亚（Pancho Francisco Villa）越过了边界，突袭了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市。威尔逊总统决定采取行动，命令潘兴将军带领一支特遣队进入墨西哥追击比利亚，抓住他并终止他的恶行。
当时，巴顿驻防在得州布利斯堡（Fort Bliss）第 8 骑兵团，靠近边界的厄尔巴索要塞（tower of El Paso），住在潘兴将军隔壁。驻防在布利斯堡的部队急于参加战斗，以报复比利亚的罪行，但是只有一小队人被选中。当巴顿知道第 8 骑兵团没被选为远征军时，他十分沮丧。因为不愿接受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巴顿决定采取一些行动。他在潘兴办公室外的一把椅子上连续坐了 40 个小时。最后冷淡的潘兴注意到他并问他在那儿做什么？
<blockquote>
巴顿回答：“先生，我一直在等一个和你说话的机会。”
“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什么？”
“我想和你去墨西哥，做你的副官。”
“我已经选了两个副官。”
“你可以启用第三个，如果你带我去，我保证你不会后悔。”
“继续坐在这儿是没用的。回你的宿舍去，你会接到通知的。”
</blockquote>
几天后，巴顿果然接到了潘兴的消息。巴顿的同行军官描述他“最谦虚的坚持自己的优秀”，他的战斗决心深深打动了潘兴将军，使他决定带巴顿一同前往。潘兴没有后悔他的决定，巴顿在为将军服务上表现卓越，自己也做了一些勇敢的事。
1917 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潘兴将军获选指挥美国远征军，他记起了巴顿在墨西哥的杰出表现，潘兴要求他担任指挥部本部连连长，巴顿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前往法国，并晋升为上尉，一年之内他升到上校。
巴顿参加了位于法国香留（Champs Lieu）的法国坦克兵学校的学习（French Tank School），不久便自行设立了一个坦克学校来训练美国的军人。他也设法进入了位于朗格勒（Langres）的法国参谋学院（French Genercl Staff College），在那儿他很高兴可以重温他和亨利·史汀生的友谊，史汀生是以后备役陆军中校的身份入学的。
当巴顿作战时，他再度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最勇敢的军人，并曾因作战英勇赢得“杰出服役十字勋章”，也因在组织与指导坦克中心时，以特殊的、有功的及杰出的服务，荣获“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巴顿永远不会忘记潘兴在墨西哥冲突和在法国时给了他机会。1942 年，在他从美国出发前往北非作战之前，他去见潘兴，说：“我不能告诉你我将去哪里，但没来请求你的祝福，我是不能出发的。”这位老将军回答：“你将获得我的祝福，跪下。”在祝福之后，巴顿立正站好，快速地向他的良师行了一个军礼。据闻潘兴从椅子上起来，当他笔直站立回礼时，那神情好似年轻了 20 岁。
当美国准备派部队到海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巴顿是我们少数有经验的战场坦克指挥官，是第一批被考虑派往北非作战的军官中的一员。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有长期且亲密的友谊，这在巴顿获选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亨利·史汀生也发挥了他的影响力。后来当巴顿做出令人遗憾的行为——例如在西西里掌掴一名士兵事件——而引起各界的责难时，艾森豪威尔和史汀生都支持他，他们觉得国家与陆军需要巴顿继续作为指挥官。
接下来，我将讨论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晋升为参谋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将军的“明哲导师”。首先，有一些空军的将军们值得一提，例如柯蒂斯·李梅，他对空权和国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李梅从 1948—1957 年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1957—1961 年任空军副参谋长，1961—1965 年任空军参谋长。
李梅有一位良师。在一次深入的访谈中，我请教他，是否有人深深影响了他的军人生涯。他回答说：“在我服役的 35 年中，我有幸实际接触了该时期所有的空军领导者，而我们有很多极优秀的领导者。当然，所有的那些人，不只是对我有影响，也影响了当时空军的其他人员。假如我必须挑选出一个人，我愿意说是罗宾·奥尔兹（Robin Olds）对我的影响最大，或至少他对我产生了使我起步向前的最初影响。
“1937 年，当我奉派至第 2 轰炸大队时，我第一次和罗宾·奥尔兹接触。一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没有背负任何重大责任的中队军官，只有如中队飞行军官所负的一般责任。第一次为他工作，我开始了解‘领导’的意义是什么，为建立一个当时我们所有的伟大领导者都已经预见，且尝试去建立的第一流空军，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去做。这是我第一次获得总体印象，这个我们全体试着去做的真实景象，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还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做的大量工作。
“我记得我暂时被选派去大队作战室代替一个生病的常备作战官。在那里工作的两周时间，我学到的东西超过我在空军一直到那个时候所学的一切，我想这可能是一连串状况所带来的。作战官的桌子靠近办公大楼的主要入口，因此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每天早上我最好在奥尔兹上校上班之前在我的桌子前坐好。通常他会在我桌边停住，每天早上他给我的工作大约是两个星期的工作量。因此，我感觉在代理作战官期间，我的工作进度快速地落后。我从作战官办公室学到了很多——不仅是这两周，而是我在第 2 轰炸大队、在奥维兹上校手下服务的期间。那真是一次十分难得的经历。”
李梅在观察英国皇家空军时认识到了“明哲导师”的重要作用，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的经历。他说：“战争初期，我在英国遇见一位老人，特伦查德爵士（Lord Trenchard）。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指挥在欧洲的英国远征军的空军部队（British Expeditionary Air Cors）。他所负责的皇家空军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独立的空军。我猜那时他已快 80 岁了，但他仍然是一个精神饱满的老人。他穿上制服，用他所有的时间在美国空军基地和英国空军基地到处逛逛，去了解部队正在做什么，并与他们交谈一会，告诉他们一些故事。在和这位老人谈过几次话之后，我渐渐明白波特尔（Portal）、泰德（Tedder）和那些真正在运作皇家空军的人员，都曾受过他的帮助。因此，我开始注意到这种巧合，注意它是如何发生的。
“他说：‘那不是一个巧合。没有人愿意长时间去做一位空军元帅的勤务兵。我所做的，是从我所能找到的聪明干练的小伙子当中挑选出一些人，让他们跟着我一段短的时间，让他们了解我处理了些什么事情，和我如何去解决这些事情。这些聪明干练的小伙子开始跟着我历练，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保留所学到的，继续在空军中奋斗，当他们获得更重要的工作时，就会做得很好……’
“我想那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此，我试着照他的方法去做，可惜我无法像特伦查德爵士一样有挑选人和决定他们派职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我做得十分好，我的两位朋友成了四星将军……其他三位则是两星将军，其中一位特别优秀的在越南作战中殉职，否则他也会晋升到二至四星将军。当然，我做得很好，我挑选了一些机灵的小伙子跟着我学习，我试着给他们一些训练——你遇到了一类问题，你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得到答案后，希望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李梅作为“明哲导师”的例子是大卫·琼斯将军。我和琼斯讨论这位“明哲导师”，他告诉我：“我被派到奥马哈（Omaha）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处工作。我被告知已被提名成为李梅将军副官的候选人之一，主要的面谈是我们 4 位被提名的军官到李梅的宿舍一起用晚餐，那时我刚升中校。晚餐后，我们进行了一个讨论，几天后我接到通知，我成为了李梅的新副官。
“当我向他报到时，他向我说的唯一一句话，且十分关键的一句话是‘你首要的事是学习，其次是服务，不要把这两件事弄混了’。这就是我接下副官这个职务所得到的全部指导。他不要一个副官在他身边绕来绕去给他倒水，以及做那些典型的‘随时候令’工作，他期望一个副官能接触到一些重大的事情。回想起来，他是在让我为晋升至更高的职位作准备，而不仅仅是典型的交际型副官。
“李梅告诉我副官的任期是 1 年。大概在 3 年后，我问他：‘我的 1 年任期已经到了吗？’他笑了笑没说一句话。1957 年，当他去华盛顿任空军副参谋长时我才离开了他。我回去后将以飞行军官派职，但李梅说：‘到维修单位去，你需要一些后勤的经验。’我出任卡斯特空军基地（Castle Air Force Base）维修单位主管，该基地拥有 B-52 轰炸机和 C-135 运输机。那是一个很好的派任，使我更了解后勤和维修，而且有数千名官兵为我工作。通常，在中央化的制度下，指挥官们只有少数义务役士兵为他们工作。因此，学习的工作在我离开李梅将军之后仍持续着。在后勤单位任职是一个冒险，因为在作战飞行单位任职我可能会更快地晋升至联队长，但是我体会到，如同李梅将军建议的，在维修单位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1959 年，我进入军事学院，1960 年毕业，成为……B-70 轰炸机的拥护者。这架飞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正常情况下，都由少将和中将们前往国会作简报，但李梅派我与一位资历尚浅的上校领军为 B-70 轰炸机向国会争取支持，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面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哈罗德·布朗（他在卡特总统时代成为国防部长）并面对国会，那是李梅想让我拥有的广泛经验的一部分。我也开始了解作为一个执行军官如何在五角大楼运作，当我成为空军参谋长之后，这些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受人宠爱的人，但一些人却一直这样看待我。我不认为李梅以任何方式显示过他对我的偏袒，他只是使我有能力去执行我的任务。我不希望任何人认为我有一位守护天使。”
琼斯的另一位良师是沃尔特·斯威尼（Walter Sweeney）将军。琼斯说：“当斯威尼任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时，他让我指挥一个战斗机联队。我从来没在战斗机部队服役过，我可能成为 B-52 轰炸机联队联队长，而且几乎能保证获得晋升。对我而言，那是一次冒险，特别是因为那是去提升一个战斗机联队作战能力的任务，比起只是去运作一个联队的任务困难多了。接触战斗机事务是一件冒险的事。
“李梅也告诉我：‘当任何人在我办公室时，你必须在场；我去任何地方，你就和我一起去。’有一次，当我和李梅一起进到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时，我被撵出来了。在另一个场合中，我是李梅的副官，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访问奥马哈，当时仅有我们 3 人在房间内，我没有参与讨论——我只是在那里学习。”
最后一位对琼斯有影响的是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那时琼斯是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施莱辛格被安排了几个小时的简短访问，但这个访问延长到了好几天。在部长访问期间，琼斯个人向部长简报整个空军情况。施莱辛格后来告诉我，他对琼斯的第一印象是杰出的领导能力和愿景，这也是施莱辛格支持琼斯接替乔治·布朗成为空军参谋长的开始。
迈耶将军对“明哲导师”的定义包含指导、建议、忠告、教导、个人学习、花时间去教、为了职业成长提供具有挑战性的派职，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乔治·布朗的军人生涯。乔治·布朗将军 1973—1974 年任空军参谋长，1974—1975 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布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晋升速度十分惊人，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少尉晋升到上校。也许有人认为他以如此快速的起步，一定可以晋升至四星上将的军阶。然而，有另外两个同一时期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快速的晋升，很年轻就升至上校，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像布朗一样升至四星上将。
雅各布·斯马特（Jacob Smart）将军在一次访谈中描述了布朗的成功：“部分空军高层人士有目标的努力，帮助自己发展和晋升。其中之一是伊尼斯·怀特黑德（Ennis Whitehead），无论在积极与消极方面，他都是一位具有多方面领导统御特质的杰出人士。怀特黑德有一次告诉我，他承认乔治·布朗是一位具有不寻常能力的人，并鼓励他的成长，推荐乔治到一个能进一步开拓他视野的职务。”
怀特黑德说，1950 年 6 月 9 日，他在布朗的考绩表上签名：“在所有服役年资 15 年或不到 15 年的上校中，我认为布朗排名第一。依我看来，他是我所知道的服役年资相同的军官中最有能力的。”
1957 年 6 月，布朗上校完成了在军事学院的学习，被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选为他的参谋主任。我问布朗将军为什么他会被选中。他回答：“我想不起来我曾经见过他，但是我曾经和他的副参谋长助理雅各布·斯马特将军共事过，且有密切的交往，虽然他从未对我提过这件事，但我想是他安排了这次的甄选。在我去为他工作之前，唯一一次看到怀特将军是在他到国家军事学院来演讲，而我只是班上的一员。当我们即将接到人事任命时，我向斯马特将军问起他对我的未来出路的想法，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已经在这里置产，我有一间房子必须处理。假如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我必须尽快脱产。’他说：‘别担心，你将会留下这里。’我想是怀特和斯马特二人促成了这件事。
“怀特把我带在他身边这点展现了他的风格，因为我对五角大楼什么也不懂，也不懂如何在那里把事情做好。通常一个高级军官对于谁来做他的参谋是非常自我的，他要参谋帮助他。但挑一个需要他帮助的参谋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我想——我不想自负地四处去宣扬这件事——他们相信他们介绍我做参谋长的参谋主任，可以帮助我成长，好让我将来担负有益于空军的其他事情。”
一位为布朗工作的亲密朋友，罗伯特·J. 狄克逊（Robert J. Dixon）将军，我向他请教：“你对怀特将军在布朗的发展上有影响这件事怎么看？”狄克逊回答：“那是毫无疑问的。你不可能在怀特的身边而不受他影响并学习到很多事情。在那个阶段，像我们这样的上校，得像海绵一样——比海绵更厉害，像真空吸尘器一样。无论在哪里，我们得全部吸收所能学习到的，一天之中的每一分钟都有无数个印象进入我们的脑海里，不仅是和怀特将军在一起时获得的印象，也有和其他的高层人员在一起时获得的。在那些日子，我所获得的对人的印象是最强烈的，因为那是我成长的日子。我的思想被大大地打开了，华盛顿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城市，而我们有令人兴奋的工作。
“怀特将军能确实掌握他要做与不做的事情，以及什么是想要与不想要的。他有绅士风范，但处理事情的方式却很外柔内刚，我只看到他圆滑柔顺的一面。怀特将军确信，布朗也确信那种让事情表面化、尖锐化，然后再来处理事情的公开战斗不是解决事情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怀特将军为此而被那些做事更直来直往的人批评。无论如何，他相信说服力，布朗也学着那样，那也是他的天性和处理方法。布朗和怀特将军两人都是有脾气的，布朗的脾气有时真的会发作，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布朗比较喜欢以绅士、平缓的方法处理事情。布朗也认为怀特将军是个有眼光、可令人大开眼界的人，因为他可以看到长远的议题，愿意失去短期的利益，而让长远的事务获胜。怀特将军的眼光放在外太空对国家、对空军的重要性上，这是一个长远眼光的例子。现在人人都知道太空的重要性，外太空这件事就变得很普通，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重要性。我想怀特的这种眼光已经教导了布朗，如同他教导我一样，这是观察事情的一个新方法。”
在布朗军人生涯的发展中，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派职是担任国防部长的军事助理（1959 年 6 月至 1963 年 8 月），特别是最后两年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手下工作。说麦克纳马拉当时正陷入争议，不被许多军官喜欢是轻描淡写，但布朗说麦克纳马拉深深感谢他的出色工作。
布朗完成他空军第 7 军司令和越南军事空运司令部空中作战副司令的任期后，于 1970 年 9 月成为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Air Force System Command）司令。
我问布朗，为什么他认为他会成为空军参谋长。他回答：“噢，我从未想到过这件事，我没有一点概念，也许在我的同僚中我是最佳的选择。我出身轰炸机部队……除了后勤司令部和系统司令部，我进过空军的每一个部门。我曾在越南待了一年，当时杰克·里恩（Jack Ryan）是空军副参谋长且已被提名为空军参谋长。他告诉过我，我将接替他成为空军参谋长。
“他在成为空军参谋长之前就告诉我那件事，而我说：‘杰克，小心点，别那么说，因为你不需要现在作决定。保持你的选择弹性。’他说：‘不，你的入选是很明显的，假如你没有被绊住且健康状况良好。但是我要你现在知道，因为我要你开始思考这件事，并以这种思考方式来让你作好心理上的准备。’
“考虑我曾经历过的职务和我所获得的表现机会，显然，我一直在被培养，虽然我从未意识到这点，直到他提到这件事，过去我从未这样想过。但我曾是参谋长的参谋主任，又担任了 4 年国防部长的参谋主任。然后我在军事空运司令部（Military Airlift Command，MAC）、物资空运司令部（Material Air Transport Command，MATS）、联合特遣部队任职，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助理两年，最后去了越南。根据我在此地和联席会议主席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我十分了解华盛顿、国会山、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的游戏规则。我曾和如今在政府高层的一些人士——如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一起投身于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