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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塑造一个人的风格。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①
没有历史，只有自传。
——拉夫尔·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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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是驻防在得州胡德堡（Fort Hood）的上校时，他任职陆军第 3 军军长沃尔特·克鲁格少将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奉令前往华盛顿去见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他并不期待这次召唤，因为他害怕这道命令会将他带回华盛顿并担任参谋的职务，从而远离他梦想多年的陆军及热爱的部队。
在这次会议中，马歇尔请教艾森豪威尔对有关未来可能遇到的日本如何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当时还是美国领土的菲律宾群岛的看法。艾森豪威尔的一位传记作者曾作了这样的观察：“这个问题使艾森豪威尔感到震惊。他知道他在陆军已经获得了‘谋士’的声誉，但是他知道马歇尔和他的作战计划处也有他们自己的主意。他很清楚他们可能是为了一个职务在测试他，这职务很可能就在战争部里面。”
身为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艾森豪威尔提供了许多重要意见。我请教他：“一个人如何发展成为一位决策者？那是天生的才能，还是后天发展而成？如果是后天发展而成，一个人是如何去成长及进步的？”
他的回答有两点。第一，他强调在决策者身边学习的重要性。在他的军人生涯中，他的确拥有那些经历。他曾在华盛顿及马尼拉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工作过，也为担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工作过。第二，他强调书籍的重要性，特别是历史和传记。
他在那本《闲暇时刻：说给朋友们听的故事》中，将某章命名为《书房之钥》（<cite>The Key to the Closet</cite>），但从他显赫的生涯来看，该章应命名为《成功之钥》（<cite>The Key to Success</cite>）可能更好。在这一章中，他回忆：“我最初的阅读嗜好是古代历史。在早年我就培养了对人类记录的兴趣，我特别喜欢希腊和罗马的史料，这些主题是那么吸引人，以至于我常常觉得自己忽视了其他科目。从书房及那些书籍中，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结果，甚至到了今天，仍有许多看似无关的希腊和罗马的知识与日期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有一种如定位般的记忆，当说话的人在一个事件中——例如阿贝拉（Arbela）——谈到日期，并在时间上错了 1 年或 100 年时，我常会打断我们的谈话；或是当作者不小心把年代写错了，我就会把书放在一边，直到我又重新有足够的兴趣时再看。
“无论是马拉松（Marathon）、扎马（Zama）、萨拉米斯（Salamis）或坎尼（Cannae）战役，对我而言均是如此熟悉，就好像我与我的兄弟和朋友在校园里的游戏一般。在稍后几年，电影教导孩子们，那些坏人就是头戴黑帽子的人。另外一些人，如汉尼拔（Hannibal）、恺撒（Caesar）、伯利克里（Pericles）③、苏格拉底（Socrates）、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④、米太亚得（Miltiades）及列奥尼达（Leonidas）⑤是我的白帽子（好人），我的英雄。薛西斯（Xerxes）⑥、大流士（Darius）⑦、亚西比德（Alcibiades）、布鲁特斯（Brutus）⑧及尼禄（Nero）⑨，这些人是戴黑帽子的，是坏人。白色的或是黑色的，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战役历久弥新，我无法将两千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全记在我的脑袋里——或许比起古代的事件，我更应该多注意现代的事件。在所有古代的人物中，我最喜欢汉尼拔。
“从小时候起，所有的历史读物，尤其是政治与军事历史，总是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可能花一整晚的时间阅读某本写得很好且考证翔实的历史小说。近代领导者的战役——腓特烈大帝（Frederick）、拿破仑、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Gustavus Adolphus），及所有美国杰出的军人和政治家——我都十分感兴趣。
“当我想到美国人时，华盛顿是我的英雄。我对他在普林斯顿（Princeton）、特伦顿（Trenton），特别是在福吉谷（Valley Forge）的功绩可谓百读不厌。对康威（Conway）和他的阴谋，我几乎怀有强烈的怨恨，而且无法想象会有人如此愚蠢，如此没有爱国心，想把华盛顿从美国陆军指挥官的位置上拉下来。首先，他让我钦佩的风格是他在逆境中的坚忍和毅力，以及不屈不挠的勇气、胆识和自我牺牲的情操。”
艾森豪威尔会提到华盛顿是很有趣的，因为华盛顿确实也是一位爱读书的人。在华盛顿去世时，他拥有的藏书超过 900 册，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华盛顿很早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都是从伦敦整箱整箱地订购新书，他对军事、英国历史和农业方面的常识有充分了解，选择性阅读及研究书籍是十分重要的。他甚至阅读当时流行的英国小说，例如《汤姆·琼斯》（
<cite>Tom Jones</cite>）。
最近一本命名为《国父：重新发现乔治·华盛顿》（<cite>Founding Father: Rediscovering George Washington</cite>）的华盛顿传记，相当值得一看。其中一章命名为《思想》（<cite>Ideas</cite>），详细地叙述了华盛顿的教育观点。该书作者理查德·布鲁克黑瑟（Richard Brookheiser）引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及华盛顿时所说的话：“他花时间从事的主要活动是阅读有关农业和英国历史的书籍。”
华盛顿不是一个大学生，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如托马斯·杰斐逊毕业于威廉玛莉学院（William And Mary），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毕业于哈佛大学。虽然在“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中有 24 位大学毕业生，然而被选为会议主席的，却是主要靠自学的华盛顿。
他的阅读范围包含在当时引起争议的文学，特别是当时具有争议问题的小册子。传记作家布鲁克黑瑟说：“虽然华盛顿作为总司令的经历使他赞成组成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这主要是来自于阅读的指导。在讨论宪法时，他除了阅读《联邦主义者》（<cite>Federalist</cite>）之外，还阅读了 6 篇赞成或是反对的其他辩论者的论文，而且在就职演说的草稿中引用了那些文章的内容。”在他退休后，华盛顿鼓励免费报纸的想法，拜访者前往芒特弗农（Mount Vernon）去拜访他时，发现他订了 10 份报纸。
创意从何处而来？
《不列颠百科全书》（<cite>Encyclopaedia Britannica</cite>）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有这样的描述：“在乔治·华盛顿之后，他可能是 18 世纪最有名的美国人。”富兰克林的父亲是一位肥皂与蜡烛的制造商，他在家中 17 个孩子中排行第 10。尽管家世很平凡，但富兰克林在 50 岁时就积蓄了一小笔钱，并决定投身公共服务。他的诸多贡献有：撰拟《独立宣言》（<cite>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cite>），在美国革命时争取到法国的军事与财政支援，与英国谈判并使其承认北美 13 个殖民地为主权国家，起草宪法。
富兰克林对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包括在宾州国民军任职上校，他也是以发明而出名的人。他的创意在何处开花结果呢？富兰克林用从阅读和思考中获得的灵感发明了“富兰克林壁炉式取暖炉”（Franklin stove）⑩，直到今天大家还在使用。他还发明了“避雷针”，在欧洲他以“电的实验与理论的研究”而闻名。他也发明了“双焦点眼镜”（bifocal glasses）。费城是他一生中居住最久的地方，他组织了第一支义务消防队（每次集会时，队员都必须带着自己的沙桶）。他创立了第一所公共图书馆、第一所医院、费城第一所学术学院（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为了建议如何在人生中出人头地，他写了一本《穷理查德年鉴》（<cite>Poor Richard’s Almanac）</cite>，那是大家公认的一本“畅销书”，也为他赚了不少钱。
10 本传记的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温（Catherine Drinker Bowen）在 1974 年如此描述富兰克林：“在一个年轻人酝酿与支持革命成为特别标签的时代，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两百年前，英国君王们和欧洲很多地区所害怕的人，且被视为美国人中最危险的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 68—80 岁那段期间。”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他有卓越的成就，但富兰克林的学校教育在他 10 岁时就结束了，他仅有一年的正式教育和一年的家庭老师教育。他的想法起源于何处？他又如何为背负如此重大责任的职务作准备？答案就是他喜爱阅读。
他的自传提供了不少关于阅读重要性的说明，阅读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说：“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不能阅读。”事实上，他的朋友们因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而鼓励他。“我从幼年时代就喜欢读书，我的零用钱全都买了书。”他父亲的藏书局限于“辩证法神学”（polemic pinity）。“我阅读了大部分。我很失望，那时我渴望知识，但是却无法获得适当的书籍。”
在年少时，富兰克林是一个印刷学徒。“现在我可以接触到比较好的书籍，我经常坐在房间里读书，当书是晚上借来而必须在早上归还时，我会花上大半个夜晚来读完那本书。害怕把书弄丢了或是人家会把书要回去。”
借着模仿其他作家的风格，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写作技巧。他说：“对自己未来可能成为一个还可以的英文作家的强烈渴望激励着我。我的写作练习和阅读的时间是夜间，在工作之后，或是在早晨上班之前，或是在星期天，当我设法独自一人留在印刷工厂的时候……”
1724 年春天，富兰克林前往英国并继续保持着对阅读的兴趣。他在自传中提到：“当我住在小不列颠（Little Britain）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叫威尔科特斯（Wilcox）的书商，他的书店就在我住所的隔壁。他有许多二手书，那时候还没有可以外借书籍的图书馆，我们定了一个合理的借书条件，不过究竟是什么条件，现在我已经忘记了。他所有的书籍，我可以拿来阅读，然后再还给他。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大的方便，而我也尽可能去利用这个机会。”
从英国回到费城，富兰克林组成了一个 12 人小组，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吃过晚餐后，开始讨论当晚指定的书籍。他劝小组的成员把他们的各人书籍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图书馆，“以方便整个小组的成员，都可以使用所有成员的书籍，如此一来就好像每个成员拥有全部的书籍”。可惜的是，这个构想并未成功。所以他“发动第一个大众性的计划，就是会员制图书馆（subscription library）”。他说：“这就是整个北美洲会员制图书馆的始祖。这些图书馆改进了美国人的一般谈话水准，使得普通的小商人和农夫说起话来，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大部分绅士一样聪明、有才智，也许这对让殖民地人民能普遍站出来保卫他们的权利有某种程度的贡献。”这也就是这个国家免费公共图书馆的起源。
富兰克林进一步回忆：“借着持续不断的学习，这个图书馆提供了让我进步的方法。为了学习，我每天安排一到两小时来读书，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我父亲想要我受教育的损失。阅读是我唯一的娱乐，我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酒馆里或其他的嬉闹上。我不屈不挠地不断求知，且乐此不疲。”
在美国的历史中，美国最有名的军人之一就是亚瑟·麦克阿瑟，他是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老麦克阿瑟 18 岁时就在南北战争中获得了荣誉勋章，19 岁时成为南军和北军中最年轻的上校。
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之后，亚瑟·麦克阿瑟已是陆军中将，被任命为菲律宾的军事总督。当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稍后派了一位文人总督后，两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在战后统治菲律宾的确是件引起争议的事，因为美国对菲律宾这块领土的权力尚在争议中。参议院对这件事的调查，造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冲突。
因为他军事总督的角色，麦克阿瑟很自然地被选为一个证人。在 1902 年的听证会上，他就政治理论和民主原则作证，并展现了宽宏的心胸和渊博的知识。当他被询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将菲律宾并入版图时，他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广泛地说明了这些岛屿的重要性，显示了他的远见。他认为菲律宾具有很大的潜力成为美国商品市场，在远东则是一个战略基地，可增加和中国的贸易，并且可以保护夏威夷的安全，亦可作为一个散播民主的政治基地。他说：“它是一个指挥影响力的踏板——在东方政治、商业和军事的优势。”不超过高中学历的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他的教育是通过独立阅读和终身的认真学习。
1904 年 2 月 8 日，日本海军攻击在亚瑟（Arthur）港和中国东北大连（Dairen）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引发了双方的战争。老罗斯福总统提供斡旋，在 1905 年促成双方的议和谈判前，他派遣亚瑟·麦克阿瑟到日本和俄国考察这场战争。麦克阿瑟的观察报告对罗斯福总统而言是非常珍贵的。他的传记作者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在书中描述：“30 年来，他几乎读完了每一本有关东亚的书籍，他在菲律宾的经历加深了他对日本和中国的兴趣。”事实上，早在 1882 年，他就尝试着获得担任北平军事武官的派职。
在他研究亚洲情势时，亚瑟·麦克阿瑟的儿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尉是他的副官。道格拉斯奉父命“购买他所能找到有关他们访问国家的每一本书，到了晚上，他们阅读、谈论并且分析经验，亚瑟要求道格拉斯好好地保存这些记录，他的阅读书单逐渐加长。在考察结束时，他们已经阅读了好几十本有关他们访问过的国家的书籍”。
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整个军人生涯中，他力求自己成为像他父亲一样有辉煌贡献的军人，亚瑟的榜样作用是道格拉斯的军人生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南北战争之后，亚瑟·麦克阿瑟起初驻防在美国西部，一位传记作家描述他是“阅读其他人书籍的伟大读者，寄给他的书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运费相当可观”。
他都读哪些书籍呢？在边界关闭的那一年，一份保存在人事参谋主任办公室的考绩表，记载着亚瑟从事美国历史上殖民与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调查、美国和英国宪法的比较、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广泛调查，还有有关吉本（Gibbon）、麦考利（Macaulay）、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托马斯·马瑟斯（Thomas Mathers）、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亨利·凯里（Henry Carey）、沃尔特·巴吉诺（Walter Bagenot）、托马斯·莱斯利（Thomas Leslie）及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等作品的阅读。
1905 年之后，麦克阿瑟父子阅读的书目持续增长，他们对于书籍的渴望永远无法满足——希腊和罗马历史、中国历史与文化，以及任何他们在一个国家能够找到的有价值的书。他们连续考察旅行了八个月，旅程超过两万英里。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着亚洲之行“毫无疑问在我的整个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殖民系统的优缺点，如何带来法律和秩序，但是却没能发展大众教育和政治经济”。这些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负责占领日本并在那里建立民主制度的麦克阿瑟将军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他父亲去世后继承了 4000 多本书籍。在他的人生中，遵循着一个严格的阅读时间表，选择那些涵盖主题范围甚广且不易阅读的书籍。
1919 年 6 月 12 日，从西点军校毕业 16 年之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他母校的校长。经由他广泛阅读的启发，他将历史和传记并入课程学习中。他发现西点军校正处于一个无秩序和混乱的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对军官的迫切需求，学校 4 年的课程被缩短了。现在为了陆军未来的需求，需要新一代的军官。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Peyton March）将军告诉麦克阿瑟：“西点军校落后时代 40 年。”麦克阿瑟回应说：“西点军校必须再生，课程必须重建。”
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变革？麦克阿瑟简要地说明了这些问题。
“对于课程的学习情况是一团糟，入学的教育限制大幅降低，学生团队的士气低落。”由于没有高年级学生，导致没有学生军官干部作为榜样，“在 1919 年 6 月实在看不出老西点军校的任何影子，老西点军校已经消失了，它必须被重建”。
麦克阿瑟利用夏季时间把学生带出去进行一般的野外演习。他希望让学生能直接接触实际的军队情况。他想改变一个所谓“遁世的，像是修道院般的生活”。他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参加主要的运动。
虽然这些改革是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决心扩充课程，增加了国际关系、历史和经济的课程，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全球性知识的基础。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在《美国的恺撒》（<cite>American Caesar</cite>）一书中描述，20 世纪 30 年代，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驻防在菲律宾时，他的太太珍（Jean）“经常寄给他美国南方联邦军们的传记，其中包括道格拉斯·弗里曼所写的四卷本有关李将军的生活、亨德森（Henderson）有关“石墙”杰克逊将军的两卷本著作和威勒（J. A. Wythe）写的《内森·贝特福德·福瑞斯特》（<cite>Nathan Bedford Forrest</cite>）”。曼彻斯特说麦克阿瑟是一位“速度极快的阅读者，他一天可以读完 3 本书”。
在离开菲律宾之后，1942 年，麦克阿瑟奉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前往澳大利亚组织联军，以夺回被日本人侵略并占领的土地。一位传记作家描述：“麦克阿瑟晚上花很多时间待在书房里。这房子的前主人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书架上放满了好几种语言的书籍……他所阅读的书中的句子，常会在他每天早上口述的‘公报’（communique）中出现……他会引用莎士比亚、《圣经》、拿破仑、马克吐温和林肯的句子来解说一个单一的概念或想法。约翰斯顿（Johnston）也说：‘他会引用柏拉图的一段声明，有时则是《圣经》上的句子。’”
一位曾在他手下服务过的军官描述麦克阿瑟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他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而且心甘情愿地花费大部分的夜晚，在他位于波多马克河（Potomac）边梅耶堡（Fort Myer）的宿舍里阅读。他是一位非凡的阅读者和历史的学生。他在书房里读书就可以获得心情的放松（阅读他父亲留给他的书籍）……”
“阅读”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华盛顿、富兰克林和麦克阿瑟等人风格的发展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南北战争双方的伟大领导者，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领导者都热爱阅读，并因为阅读而获得了积极的影响力。
南北战争时，阅读对一些重要领导者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1862 年，被林肯总统任命为“波多马克军团”（Army of the Potomac）指挥官的乔治·B. 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少将，在他早期的军人生涯中，阅读和学习对他名声的建立非常重要。麦克莱伦 1846 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全班 59 位同学中排名第 2，他被派职于工兵部队，这是陆军最精锐的兵种。
麦克莱伦毕业后驻防在西点，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马汉的拿破仑俱乐部”（Mahan’s Napoleon Club），该俱乐部向大学以及对专业学习有强烈兴趣的军官开放。俱乐部经常聚会讨论会员们写的有关拿破仑战役的论文。麦克莱伦写了一篇 1812 年拿破仑入侵沙俄战役的论文。这篇论文被会员们称赞为出色的研究报告。
1851 年 6 月，他被派往参与陆军工兵团在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地区的一个计划，在那里他开始研究德国。1855 年 3 月，他被选派赴欧洲研究“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有两名军官——理查德·德拉菲尔德（Richard Delafield）少校和阿尔弗雷德·莫迪凯（Alfred Mordecai）少校——和他一起前往。
在随后的六个月，麦克莱伦研究法国、英国、德国和沙俄的军事设施和要塞，并访问了位于比利时的滑铁卢（Water Loo），观察这个著名的战场。经过深入、彻底的研究后，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我可以想象自己是当时这场伟大战役的观众。”
当他们三人回到美国，战争部长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要求麦克莱伦以骑兵和工兵的观点来写克里米亚战争的报告。莫迪凯少校负责军械方面的报告，德拉菲尔德少校负责要塞方面的报告。麦克莱伦带回了 200 本书籍，书籍的主题范围自野战口粮到兽医医药。
麦克莱伦从这次的经历中学到很多。南北战争开始后，在寻求领导人才的各州州长及华盛顿官员的眼中，他是著名的战争艺术学者，也是一位专家。
1861 年，一位评论家写了一篇关于麦克莱伦的报道：“他工作的一个主要附加利益，是因作者已事先不知不觉地给了我们他的工具和原则宝库。从已经写好的文字，我们可以期待辉煌的成就……关于这一点，书面文字、多年的研究和阅读，在领导军队进行战斗时都具有实际效用。”
我必须强调麦克莱伦的例子，仅仅是“阅读”不能确保一个军事领导者的成功。他是一个军事史的学者，但是对于他的指挥记录的批评家可能会怀疑，为什么他没能运用他研究工作的心得。他是一个熟练的战争学者，然而却是一个失败的战场指挥官。麦克莱伦的问题在于缺乏风格。杰克逊的传记作家拜伦·法韦尔（Byron Farwell）说：“杰克逊重视军事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他相信‘要成为一个将军必须要有一些特质’，在这些必要的特质中，他列出了‘判断力、胆识和风格的力量’。”
罗伯特·E. 李将军是一位认真的阅读者和成功的战场将军。他是西点军校 4 年级的资优生，曾和班上的一些同学担任助教，辅导数学有困难的学生。虽然李在辅导上花费的时间获得补偿，可是他的名次开始下滑。为了重新赶上班里的名次，他必须缩短辅导数学的工作，然后才有时间开始阅读。从 1928 年 1 月 26 日至 5 月 24 日，他从图书馆借了 52 本书，这些书显示了他多方面的兴趣：卢梭（Rousseal）⑪的著作，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战争的艺术》（<cite>Art of War</cite>）、传记，以及拿破仑的相关论文。
当李将军成为西点军校校长时，他再度拥有了当时最好的军事图书馆。在两年七个月的任期间，他读了 48 本书，其中 15 本是军事传记、历史和战争科学，7 本是有关拿破仑及他在沙俄的战役。
艾肯柔（Ikenrode）和康拉德（Conrad）所著的南方联邦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James Longstreet）的传记中描述说：“鲜有人能比朗斯特里特更完整地用他的行为和文字说明他的风格——他的行为比文字更具说服力。”朗斯特里特很少研究战争艺术，他不像杰克逊是个读书人、学者。他对战争理论的想法是偶然获得的——朗斯特里特是不读书的。作者们进一步地详述：“朗斯特里特不是一位战争学者，在战争方面亦没有深入的思考，将他放在一个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积极主动的职位上，他就会失败。没有将深入的战略研究结合到所有的环境之中，他就不知道该如何采取行动。”
“石墙”杰克逊将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阅读者。他的传记作家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ertson）描述说：“杰克逊对书店着迷，他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书架上翻阅那些书籍。决心以各种可能的方法成为一个军人，他开始阅读历史故事和军事传记，古代历史和有关拿破仑战役的论文是他的最爱。偶尔杰克逊会阅读当代的定期刊物，以感觉国家大事的脉动。”
我写信给“弗吉尼亚历史协会”（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以确定杰克逊在他书房内的书籍。这些藏书包括《安德鲁·杰克逊的生活》（<cite>Life of Andrew Jackson</cite>）——其中包含了说明他性格的小故事，以及克伦威尔（Cromwell）与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传记、许多拿破仑和乔治·华盛顿的论文、无数有关宗教和科学的书籍。
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西点军校的岁月：“我无法停止热爱我所学习的功课，事实上，在学生时代我很少把功课念第二遍，可是我无法坐在我的房间里什么事也不做。当时学校有很好的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回他们的宿舍去看，我在图书馆花了很多的时间，但并非是在阅读学习中的相关课程，我要很抱歉地说，大部分的时间是花费在阅读小说上，但并非那种无价值的小说。”格兰特的传记作家威廉·S. 麦克菲力（William S. Mcfeely）写道：“这是一个大胆和守旧的性格平衡。格兰特相信自己具有知识上的进取心，然后辩解那些书籍对他具有重要性，他感觉记录受惠于那些书籍是一件重要的事。那些是好书，阅读它们是一件快乐的事。”
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喜爱书籍，并且在 9 岁时就开始阅读书籍。他的父亲，查尔斯·谢尔曼（Charles Sherman）去世时，留下一位寡妇和 11 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坎巴”（Cump，谢尔曼儿时的绰号），他必须由不同的家庭和朋友照顾。幸运的是，9 岁大的坎巴仅须到隔壁去和托马斯·尤因（Thomas Ewing）一家共同生活。尤因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他把对书籍的爱和阅读技巧传授给了谢尔曼。谢尔曼的传记作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描述说：“书籍变成了他的同伴。他阅读任何能够获得的书……”尤因坚持让他的太太将所有的孩子集合在一起，让坎巴念古德里奇（S. G. Goodrich）的彼得·巴里（Peter Parley）的书籍给他们听。这些书的领域集中在地理、历史和道德方面，也为他开启了这个新的视野。玛丽亚·尤因（Maria Ewing）鼓励坎巴每天晚上在就寝前念书。
尤因的藏书被誉为“在这区域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阅读，建立了谢尔曼对地理的终身兴趣。传记作家马斯查克（Marszacek）说：“（谢尔曼）对美国联邦的崇敬，无疑是受到了这些书籍的影响。”
1846 年 7 月，谢尔曼上尉奉命前往加州登上海军“列克星敦号”（<cite>Lexington</cite>）舰艇。他是第 3 炮兵 E 连的成员，离开港口时他们的任务尚未确定。“列克星敦号”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月，谢尔曼把船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后来他离开了陆军。1859 年 4 月，谢尔曼担任了新的路易斯安那军校（Louisiana Military School）校长一职，该校现已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他在那所学校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强调阅读的重要性。他前往纽约为学校的图书馆买了数百册的书籍，其中有 400 册是历史和地理书。
谢尔曼终生喜爱书籍，在退休的岁月里，他读了很多书。他个人庞大的藏书包括 12 册《威灵顿的报告书》（<cite>Dispatches of Wellington</cite>）、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可勒（Buckle）所著的三卷本《美国的历史》（<cite>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cite>），以及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等人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能没有一个人所作的决策超过乔治·马歇尔将军。他认为阅读对他的职业生涯很重要，且是作出好决策的重要因素。
马歇尔说：“如今我了解到，在家庭生活中，我可从阅读之中获益良多。说也奇怪，我的父亲大声阅读，而且喜欢如此阅读。我的母亲读很多书给我听，如《艾凡赫》（<cite>Ivanhoe</cite>）⑫和那个系列所有的书籍，但是她的视力逐渐衰退，最后无法再为我读书。那时我的父亲喜欢读书，而我们大都喜欢听他读的书。他读很多的书给我们听，我可以回忆那些书的部分内容，记得有住在罗马的美国作家马里恩·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所写的“萨拉西内斯卡”（Saracinesca）系列——《圣伊拉里奥》（<cite>Sant Ilano</cite>）和《唐·奥西诺》（<cite>Don Orsino</cite>）。我记得我父亲为我们读的费尼莫尔·库珀（Fenimore Cooper）故事集，特别是由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所写的著名故事。”
在一次访谈时，马歇尔提到他小时候读的一些没那么严肃的书籍：“在那个时期，有很多薄薄的小说，如尼克·卡特（Nick Carter）小说集、弗兰克·梅利威尔（Frank Merriwell）小说集、老南方（Old South）小说集。当时弗兰克·梅利威尔的小说集是被广泛阅读的，除此以外我们被禁止读其他的书。为了阅读尼克·卡特的小说集——它们很类似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的佳作，我们必须躲到避暑小屋去。”
当马歇尔还是孩子时，曾受雇于圣彼得教会，阅读使他惹上了麻烦。马歇尔说：“我的工作是为风琴打气。打气泵的位置十分狭小，就在风琴的后面，泵就好像是船上舵柄的把手一样。打气的工作并不困难，除了你必须守在那儿之外，但是布道时你必须等待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天早上，在等待的时候，我忙着看 5 分钱一本的尼克·卡特小说。正看到最精彩的一段时，我的注意力被一阵敲打声叫回到风琴上，那敲打声是风琴师芳妮·何威（Fanny Howe）小姐从风琴的键盘上发出来的。然后我意识到她必须在布道结束的时候演奏曲子，但音乐并没有从风琴里出来……她不仅不高兴且十分震怒……她结束了我为风琴打气的工作。”
马歇尔在高中时候的数学、拼音和文法上，只是个成绩普通的学生，但是他说：“假如是历史的话，我的表现就很好了。在历史上我可是最优秀的学生。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罗伯特·李将军是我崇拜的英雄。”
1957 年 3 月 6 日，在一次和福瑞斯特·波格的访谈中，马歇尔回想在弗吉尼亚军校当学生时的阅读情形：“我阅读任何能弄到手的书，那是相当大的数量，特别是最后的一年半。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发现我的室友尼克尔森（Nicholson）——他和他的兄弟们都是孤儿——拥有《皮卡尤恩时报》（<cite>Times-Picayune</cite>），那是新奥尔良的皮卡尤恩报纸。有一天，尼克尔森无意中说到他们要检查许多书，检查后以 5 分钱一本的价格将那些书籍出售。因此，我们赶紧叫尼克尔森联络在报社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愿意将这些书籍买下，并且送给我们，所以你可以在记录簿上找到尼克尔森捐赠给图书馆书籍的记录，这就是此事发生的情形。我是一个快速的阅读者，佩顿（Peyton）也是一个快速的阅读者，但尼克尔森阅读速度慢，所以佩顿和我就把那一大堆书都读完了。”
在一次访谈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详细讨论了“阅读”对他职业军人生涯发展的重要性。“我在西点军校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西点军校有一门‘军事史’的课程，这门课与现在所学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学的军事史之一是‘葛底斯堡战史’（Battle of Gettysburg），我们被要求的第一件事是熟记每一位将军和代理将军的名字。你必须知道他们指挥哪些部队，然后他们给你每一位指挥官在某时某刻的状况与位置。我一向讨厌记忆，虽然我的记忆力很好，但这样的教学方式引不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并未将精神放在这门课上，因此，我这门课几乎不及格。”
尽管在学生时代曾因踢足球而受伤，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在陆军任官。“那时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要选择军人作为事业，我就要成为最好的军人。并不是说我就此停止玩乐，我想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是喜欢玩乐的。可是当我静下心来念书时，我不会去做任何其他事情。我在寻求新的计划、新的想法，因为我无法忍受堑壕战及为什么我们不放弃这种作战形态。我阅读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堑壕战的资料，我实在没办法使用那样的作战形态。但因为他们认为我具备当教官的特殊才能，因此我勉强地接受了堑壕战的训练。对一个年轻军官而言，这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安慰。”
艾森豪威尔继续说：“毫无疑问，是福克斯·康纳（Fox Conner）引导了我，让我能以比较好的方法学习。我重新开始学习是在 1915—1919 年，但我遇见康纳并与他一起学习是在 1921 年。他就是教导我系统学习计划的人，他曾是盟军远征部队的作战军官，是一个风趣、有耐心的人。他认为我将会有所成就，因此，他要看看我是否是那块料。”
康纳拿历史书籍给艾森豪威尔少校读，然后就书中的问题考艾森豪威尔。康纳在他巴拿马的宿舍里为艾森豪威尔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书房，他在墙上挂了地图以研究世界战略，并要求艾森豪威尔为营区的军官上课。在巴拿马的丛林里，他们两人是固定的伙伴，晚上坐在营火旁边，康纳会就指定给艾森豪威尔看的书籍进行考试。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撰写战场命令和操典并且负责所有其他的行政业务。
对一位年轻人而言，能受到陆军中最优秀军官之一的教导，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在艾森豪威尔接受的所有训练之中，最有价值的可能是康纳了解的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成果。康纳认为《凡尔赛和约》（<cite>Treaty of Versailles</cite>）呈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联盟指挥。在联盟指挥作战前 20 年，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学习统一的联盟行动了，当然，这也是造就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最伟大的贡献之处。
乔治·巴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美国陆军中最具有坦克作战经验的军官。艾森豪威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曾在美国本土一个坦克训练单位服役，但却从未有机会被派往海外服役。战后他被派往马里兰州的米德营区（Camp Meade），在那里遇见了巴顿。他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他们的专业，然后开始战术和技能的训练，以求理论与实践的配合。艾森豪威尔回忆：“我们那些在大战时未曾被派往海外作战的人员，常缠着巴顿和其他在海外参加过战争的人，请他们告诉我们计划和作战的细节。我们开始发展我们认为是新的而且比较好的坦克作战准则。”
艾森豪威尔描述和巴顿共事的经验：“的确，我们两人都是现代军事准则的研究者。我们的一部分激情是对坦克的信仰，在当时这是被其他人嘲笑的一个信仰。”他们两人相信坦克将扮演“最具价值和最惊人的角色”，并详细说明了他们的理论，精进了他们的战术思想。
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两人都开始为军事杂志写稿，巴顿为骑兵期刊，我则为步兵期刊。然后，我被叫到步兵司令官（一位少将）面前！
“我被告知，我的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十分危险，今后这些想法就留在自己心里。特别是，我不可以公布任何与现有步兵准则不相容的想法。假如我做了，我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们如此专业的研究，所获得的奖赏却是对他们的打击，这对于意志不够坚强的人，足以使他们丧失继续研究的勇气。
“我想乔治也和我一样收到了相同的警告，对我们而言，这真是一个打击。结果反而使得乔治和我来往更密切，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在一起，白天骑马经过我们各自的营区、谈话和学习，晚上则用来发泄我们内心的怨气。乔治的脾气和超过我包容力的苦恼，说实在的，我们军官寝室发出的怨气可能远超过营区洗衣房发出的蒸汽。”
艾森豪威尔告诉我，这位步兵司令企图借着阻止他拿到进入步兵高级班受训的命令来破坏他的军人生涯。这意味着他将永远无法被派至利文沃斯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这样一来他将无法晋升至少校以上的军阶。还好此时康纳介入，化解了危机。
艾森豪威尔一生保持着对书的喜爱与阅读习惯。在艾森豪威尔回到华盛顿担任马歇尔将军的计划军官一职，他和玛米在华德曼公园旅馆（Wardman Park Hotel）建立了他们的住所。他们的孙子大卫·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描述了艾森豪威尔爱书的情形，指出在他们的公寓里，“玛米陈列了他们购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成套的哈佛经典著作。在一个书柜里，旁边放的是一些装框的法国版画，那是他们 12 年前住在法国巴黎欧德伊街（Rue d’Auteil）时买的”。
巴顿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杰出的战场指挥官之一，赞同艾森豪威尔反对背诵每一位将军的姓名和战役的日期，但是他们两人都相信阅读是有益的，并且研究历史和传记。
在战时对人的领导是不变的。巴顿将军在 1944 年 6 月 6 日诺曼底登陆前夕，告诉他的儿子：“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人，你必须懂得历史。客观地去阅读战术，详细的时代背景都是有用的。你必须学的是人们如何反应，武器改变了，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一点也没变。赢得战役，你不需打败武器，你必须打败每一个人的精神。”
《巴顿论文集》（<cite>The Patton Papers</cite>）的编辑马丁·布拉曼生（Martin Blumenson），对巴顿的历史研究作了这样的观察：“研究 1870 年以前的战争并非是没用的，对巴顿而言，历史是循环的，因此，战争的形式会重复出现。他认为一幅没有透视画法的画是没有价值的，在军事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以前的战术很难被复制，但职业军人必须去熟悉那些战术并且合乎道理的去采用它。因为虽然人的本性会改变，但在有记录的历史上，这种改变是很少的。
“巴顿根据所涉及军队的形态将自公元前 2500 年开始的战争分类为大规模或是职业战争。他读过一遍埃及人、叙利亚人、希腊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非洲人、哥德人、拜占庭人、法兰克人、维京人、蒙古人、瑞士人、土耳其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战争，最后以布尔战争（Boer War）作为结束。从这些历史的例子中，他汲取了一些教训。例如，职业军人在持久战争、在补给比较困难的战役、在纪律比感情的激励更重要的战争中表现得较好。”
奥马尔·布莱德雷也是一位“贪婪”的阅读者，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他的父亲约翰·史密斯·布莱德雷（John Smith Bradley）是密苏里州仅有一间教室的学校的老师，“是一位边疆开拓者、运动家、农夫和知识分子的混合体。（他）……是一位无所不读的阅读者及爱书人。无论在哪里教书，他都鼓励学生们去阅读，并为学生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父亲将对阅读的喜爱遗传给了奥马尔·布莱德雷。他回忆说：“我十分崇拜父亲，他很快就培养了我对阅读的喜爱。在我能够自发的阅读后，我沉迷于如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艾凡赫》、吉卜林（Kipling）的《丛林故事》（<cite>Jungle Books</cite>）和其他类似的书籍。我特别沉迷于历史——法国及印度战争的故事、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我常在起居室的地毯上模拟演出许多战役，使用骨牌建立堡垒，用点 22 厘米的空弹壳代表士兵的防线，并用中空的接骨木杆或铜管作为‘重炮’，再用扁豆来轰炸骨牌做的堡垒，在我的模拟战争中，美国人总是获胜的一方。”
1915 年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布莱德雷被派至华盛顿州斯波坎（Spokane）地区的乔治·莱特堡（Fort George Wright），在那里他延续了对书籍与阅读的兴趣。西点军校 1909 年班的埃德温·福瑞斯特·哈丁（Edwin Forrest Harding）少尉也驻防在该地。布莱德雷回忆：“福瑞斯特·哈丁是一位认真的历史学者、出色的作家和严格的老师。在我们到达乔治·莱特堡不久，福瑞斯特组织了一个非正式家庭聚会，聚会中他邀请了约 6 位营区少尉与中尉。在他的指导下，在几个小时内，我们讨论了小部队的战术，在不同地点的班和排攻击等等科目。这些聚会非常有刺激性和教育性，我们经常会扩大范围去讨论军事史。在我早期的陆军生涯中，没有人带给我的影响大于福瑞斯特，他灌输给我一个真实的渴望，去认真且深入地学习我的专业。”
同艾森豪威尔一样，布莱德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机会参加作战，因此他想“他的职业军人生涯已经完蛋了”。1918 年，布莱德雷驻防格兰特堡，他所属的那个营因为人员大量退伍，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不足。他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几个月，好似一个“酷寒、休止状态的冬天，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布莱德雷提到在 1920—1924 年间他任职的情形：“在那段时期，我开始很认真地读书，学习军事史和传记，从前辈们的错误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我对南北战争中的威廉·谢尔曼将军特别感兴趣，尽管他在南方声名狼藉，但他可能是联邦训练出来的最有能力的将军。”
我向布莱德雷请教一个人如何培养作决策时所需的直觉或第六感。在他的回答中，他强调阅读和学习的重要性。“你首先应学习掌握部队的理论、学习战争和战术的原则，以及领导者们是如何应用它们的。你永远不会遇见标准的情况，但是当你了解所有这些原则以及过去它们是如何被运用后，当你面对一个情况时，你就可以以目前面对的情况去应用这些原则，并有望获得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我想军事史的学习以及那些伟大领导者的言行，对一个正在发展这种风格的年轻军官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劳顿·柯林斯上尉，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马歇尔担任步兵学校教官期间，被派至本宁堡。马歇尔对被派来学校的这位年轻军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柯林斯说：“马歇尔上校似乎对我和查理·波特（Charlie Bolte）特别有兴趣。他经常将额外的工作交给我们其中一个人，并加以询问及要求我们作口头报告。我们成为一个非正式学习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包含了上述我们提到的大部分军官。一些出色的步兵委员会（Infantry Board）委员，如史塔亚（Stayer）博士、哈罗德·布鲁（Harold Bull）少校、布拉德福·西诺斯（Bradford Chynowth）少校及其他人，偶尔也会加入我们。我们不定期的利用晚上在马歇尔上校的宿舍聚会。我们的会议由“博士”库克（“Doc” Cook）主持，小组中的一个或两个人得就上次集会时，由马歇尔或库克所指定的书或题目，提出报告或接受询问。题目很少直接与军事性质有关，但是范围从地缘政治学到经济学、心理学或是对军事问题有影响的社会学。讨论的情形通常都十分热烈。”
柯林斯在西点军校当学生时就热爱阅读，但是他的兴趣并不局限在与军事有关的科目，而是广泛得多：“我是那些少数能够享受西点军校生活的学生之一，或者至少愿意承认我的喜爱。西点军校远超过我所期盼的，特别是课程的艰苦。我在入学时就希望能在班上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并加入工兵部队，但不久我就体会到，假如想获得班上前几名，我必须放弃大部分的兴趣，集中所有的时间在学习上。在当时，学习大部分是技术性的，然而我的倾向是人文科学。学校的作息表不像现在排得那么满，学生在冬天的月份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阅读斯温伯恩（Swinburne）、梅斯菲尔德（Masefield）、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易卜生（Ibsen）和其他诗人与剧作家的作品。我是被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且是西点军校唯一的文职教授卢修斯·希（Lucius Hi）介绍进入他们的世界的。卢修斯教授是西点军校英文系系主任，他具有令人精神振奋的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最令人瞩目的工作伙伴就是艾森豪威尔和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史密斯后来成为了陆军参谋长。史密斯仅有高中学历，但在整个军人生涯中，他是一个勤奋的阅读者，也是一个自学者，通过这些他使自己成为了价值非凡的军人。就在艾森豪威尔被宣布成为盟军最高统帅的同时，他要求史密斯来协助他。
史密斯的传记作家简述了他们之间不平凡的关系：“从一开始，艾森豪威尔和史密斯就组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个性混合体。艾森豪威尔的长处在于人性特质：他谦虚、具备常识、乐观、幽默，这些使他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艾森豪威尔的微笑能立即赢得人们的信任与忠诚，而史密斯精于计算、没有偏见的专业素养和艾森豪威尔是大不相同的。史密斯是一个有胆识且镇定的人，他对职责目标明确的投入，激励着盟军的参谋。身为他下属的“工头”，他在和英国的关系中展现了一个外交官的灵活手腕，他牺牲个人的考虑，使用任何方法以达成他的目的。”
话说回来，史密斯以高中的教育程度，为何能获得如此的成就？从 1942 年 6 月 26 日一直延误到 9 月 7 日他才抵达伦敦，史密斯被提议去指挥一个师，经过认真思考后，他决定追随在伦敦的艾森豪威尔。又一次，他明确显现了性格的无私部分：他放弃了指挥职的奖励。为了准备成为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1942 年的夏天，他把自己埋在有关参谋职务的书堆中，阅读内容包含有关参谋长一职在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记述，及全世界数世纪以来的战史。这种专业性的阅读是史密斯军人生涯的模式，也是他想把自己的责任表现得更好时，所作准备工作的主要部分。
虽然这是对美国将领的初步研究，但我想把温斯顿·丘吉尔也包含进来。他就读的高中是一所声誉卓著的哈罗预备学校（prep school Harrow），但他不是一个很卓越的学生，他从未被准许进入牛津大学就读，他进入了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在英国，该校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一所培养职业军人的学校。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我的早年生活》（<cite>My Early Life</cite>）中描述了在桑赫斯特的经历：“我有一个新的开始。纪律严格、学习和阅兵的时间很长……我深深地喜爱我的工作，特别是战术和防御工事。我父亲告诉他的书商贝恩（Bain）先生，送一些我可能在学习上用得到的书，所以我订购了哈姆利（Hamley）的《战争的经营》（<cite>Operation of War</cite>）、普林斯·克拉夫特（Prince Kraft）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操典》（<cite>Letters on Infantry，Cavalry and Artillery</cite>）、曼恩（Maine）的《步兵射击战术》（<cite>Infantry Fire Tactics</cite>），这些书和一些美国南北战争、法德战争和俄土战争，都是我们有关战争的最新也是最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