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桑赫斯特之后，他继续表明自己的喜好：“在学校里，我始终喜爱历史，决心要读历史、哲学、经济以及类似的书籍，我写信给我的母亲要求寄过来一些我曾听到的有关这些主题的书籍。她很快回应了我，每个月经邮局送来一大包我所谓的标准工作。在历史方面，我决定从吉本的著作开始。有人告诉我，我的父亲已欣喜地读过吉本的著作，他可以记住整本书的内容，并深深地影响了他演说及写作的风格。因此我毫不迟疑地开始阅读八卷本迪恩·米尔曼（Dean Milman）注释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cit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cite>），我几乎立刻就融入了故事的情节和风格。我乐在其中地从这一段浏览到另一段，并享受全部的文章。我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我所有的见解，很快我发现自己是作者的热情盟友，我从未被不当的注释所疏远，我在对抗傲慢、伪善编辑的轻视。另一方面，迪恩的抱歉与放弃激起了我的愤怒，而我是如此的喜欢《罗马帝国衰亡史》，因此，我又立刻开始阅读吉本的自传。”

不久，丘吉尔以一位年轻军官的身份驻防在印度的班加罗尔（Bangalore），他继续保有阅读的热情。“从 11 月到 5 月，我每天阅读历史和哲学 4—5 小时。柏拉图的《理想国》（<cite>Republic</cite>）——显示在实际上他和苏格拉底是一样的，由威尔丹（Weldon）先生亲编的《政治学》（<cite>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cite>，叔本华（Schopenhauer）⑬的《悲观论》（<cite>On Pessimism</cite>），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cite>On Population</cite>），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cite>Origin of Species）</cite>。这些书和其他那些不是很精彩的书混杂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教育。”他终生喜爱历史和自传。

第一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将军是一位勤奋的阅读者。1925 年，他是弗吉尼亚州兰利机场（Langley Field）“空中勤务战术学校”（Air Service Tactical School）的军官学生。这个陆军学校系统的目的之一是解除这些军官正常职务的负荷，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学习、思考及反省。斯帕茨的日记显示他是一个广泛的阅读者，且不限于他狭隘的专业事务：“1925 年 5 月 10 日，阅读亨内克（Huneker）的《高空作业工》（<cite>Steeplejack</cite>）；1925 年 5 月 18 日，读完唐·马奎斯（Don Marquis）的《黑暗时刻》（<cite>The Dark Hour</cite>）；1925 年 5 月 25 日，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文学作品……乔治·安西（George Ancey）的《兰布林先生》（<cite>Monsieur Lamblin</cite>）展现了一个在现实中难以想象的性格。”

最有意义的是这个注解：“阅读《高空作业工》直到中午——引文：‘把我们在两个永恒之间的休息，用于去追求黄金，对我而言是很荒谬的……’今后，我要获得足够的黄金以消除任何有关老年的烦恼。对一位飞行员而言，烦恼年老这回事是很可笑的，但我了解，有一天我可能结束我的军旅生涯，无论是经由我自己的意志或是其他方式。”

1957 年，托马斯·D. 怀特（Thomas D. White）将军成为空军参谋长，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人和政治家，他就任时正逢空军的关键时刻，那时冷战方兴。他熟悉 7 种语言，包括中文和俄文。

我向怀特将军请教关于他的军人生涯及为更高责任所作的准备。他谈到阅读的重要性：“我在巴拿马的最后一年是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将军的副官，他是老陆军中伟大的学者之一。他写了很多书，而且也是 1920 年《国防法案》（

<cite>National Defense Act</cite>）的作者之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国防重组法案。他是《华盛顿、林肯、威尔逊：三位军事政治家》（<cite>Washington，Lincoln，Wilson: Three War Statesmen</cite>）一书的作者，另外还著有关于冯·斯图本（Won Steuben）将军的《武装的美国》（<cite>America in Arms</cite>）及《政治才干或战争》（<cite>Statesmanship or War</cite>）。帕尔默将军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者，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怀特尝试了好多年，想得到被派往中国的机会，最后他奉命前往中国学习中文，1927 年 6 月 10 日，他离开旧金山前往北京。他保存了横渡太平洋之旅及中国之行的日记，并且继续他的语言学习。“船上有两名前往关岛的方济会修道士（Capuchin monk），他们将在关岛待 16 年。据闻他们来自西班牙……我曾和他们练习西班牙文，我很惊讶地发现，我很快就把西班牙文给忘记了，虽然有一个时期，我几乎可以不加思考说一切东西。我猜想我很有语言天赋。”稍后的 1927 年 6 月 15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去阅读、复习我的俄文，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件愚蠢的事，但俄文是有趣的语言。特别是，假如我们经由釜山（Fusan）和沈阳（Mukden）前往北京，在途中可阅读很多俄文书。在乔治城（Georgetown）学习俄文的八个月时间，便能使我的发音很正确，所以只要不妨碍我学习中文，假如我想学的话，继续学习俄文也无妨。当我在西点军校或别的地方，为了消遣而学习中文时，我十分确定当时常有人嘲笑我，现在我会很愉快地笑回去——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嫉妒我前往中国。”

怀特也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1927 年 6 月 18 日，他写道：“我正在阅读《中国历史概论》（<cite>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cite>）。这是本最新的有关中国的书，而且真的很有趣。我也有足够的书籍维持我 3—4 次的旅行。像这一次，有《哲学的故事》（<cite>The Story of Philosophy</cite>）、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写的《拿破仑传》（<cite>Napoleon</cite>）、《罗曼史的皇家道路》（<cite>The Royal Road to Romance</cite>）等书籍。”

怀特对国际关系的知识，是他被选为空军参谋长的重要因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该职务上的特殊表现。

怀特真的很努力地工作。1930 年 1 月 27 日，他写道：“我埋首于书籍中，我用所有的时间努力工作，以赶上我脚受伤时所耽误的工作进度。在马格鲁德（Magruder）少校不再任武官之前，我还要完成我的航空字典（用中文编的），我必须在我离开之前完成这本字典的编撰。”他也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美国空军》5 月份那一期，有我《理论上的特技》<cite>（Acrobatics on Paper</cite>）及《如何编一本中文字典》（<cite>How To Write A Chinese Dictionary</cite>）的文章。”

在怀特访问马尼拉时，他和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起待在该地，史密斯以中将的军阶自空军退休。史密斯记得怀特待在中国的最后一年，“允许他到处闲逛并做他想做的事……他常告诉我，他想叫一位人力车夫到乡下去，一次去两个星期，只是到处走走，和当地人一起生活、说中国话、学习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很了解当地人的艺术与文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十分有兴趣，他的主要目标是去学习如何说不同的中国方言。”

美国陆军退役中将路易斯·E. 贝尔斯（Louis E. Byers）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怀特的事：“当他在北京担任翻译官一职时，他的勇气、想象力和自发去承担特殊事情的性格，促使他要求美国驻北京武官尼尔森·马格鲁德准许他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早期去前线访问。怀特的报告清晰、精确又客观，以至于在陆军部随处可见。从那时起，他便很受注目。”

深入了解他对学习的渴望和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可由他在 1926 年身为一个年轻中尉时，写给家里的信中一见端倪：“如果要选圣诞礼物给我，我想我更愿订阅《外交事务》（<cite>Foreign Affairs</cite>）期刊，而非其他任何所能想到的东西。”

在学习语言方面，他说：“近来作了一大堆的研究和一些写作。你将会很惊奇地知道，我已经能够阅读我中文课本的前面 30 页了……现在我也会写汉字——那被认为是十分困难的。我真的喜欢这些学习，对我而言，这似乎是很容易的。我会读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一些法文和意大利文，以及一点中文，对一位 21 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不错的成就。想想看，我大部分的时间还得学习其他东西。

“当我在波林机场（Bolling Field）时，我去乔治城的夜间学校上课，除了语言课外，我想我不会被任何（课目）困住。我同时读中文和俄文，但我把到国外服役的念头放在一边。事实上，那个时候的观念，人必须要拥有一些私人的财富以达到事业的顶峰，然而我从未特别意识到那一点。”

当美国承认苏联时，于 1933 年被派往莫斯科的第一任美国大使是威廉·C. 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罗斯福总统告诉布利特大使，他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做他的参谋。布利特坚持他必须要拥有一架自己的飞机，这样他就可以飞去苏俄境内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克里姆林宫答应了他的要求，报纸称他为莫斯科第一位“飞行大使”。他选了托马斯·怀特作为他的参谋，因此怀特成为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唯一拥有苏联飞行员执照的美国人。

怀特说：“我想你可以说，我是为了我们承认苏联的那一天作准备。因此我在乔治城学习俄文，而且这完全值得。事实上，当我被选为空军武官前往苏联时，除了一些人知道我曾学过俄文外，我不能说我做了任何让我争取到了去苏联任空军武官职位的事。当我被提名时，对我而言是个大惊喜。当时麦克阿瑟将军是陆军参谋长，而我是一个驻扎在波林机场的中尉，我无法理解为何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我将被派往莫斯科。关于这个派职，我没有请求过任何一个人，但是我曾经申请过国外职务。”

对这位空军未来的参谋长而言，苏联之旅是一个宽广的经历。当共产主义在苏联施行时，他了解共产主义，也了解苏联人民和政府官员的本性。

他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也常常进出当地的书店。他在日记中写道：“随笔——在书店内的百姓看起来板着面孔而且不友善，也许是他们读了太多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口号。我常被认为是一个德国人，没人和我打招呼，我了解是什么原因！”他得到一本苏联中学的地理课本，他说那本书“十分有用”。

1950 年年底，沃尔特·H. 沃克（Walter H. Walker）将军于朝鲜战争中的一次意外事件中身亡后，马修·李奇微将军接任第 8 军军长，他在一连串败北之后赢得胜利。他是一个认真的阅读者，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在西点军校当学生时：“我的阅读量十分惊人，这可能影响到了我在班上的排名，但从长远来看，却给了我不少的好处。一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一大批书——几乎读完了所有的传记和军事史，如汉密尔顿（Hamilton）的《一位军官的剪贴簿》（<cite>A Scrap Book of an Offcer</cite>）。他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时的英国陆军武官，顺便一提——当然，那是很偶然的机会，我无法预见这些——但是在 40 年之后成为在韩国的指挥官，一些那时他记载的事情，回想起来好像刚发生一样。可能是间接地，并且我并没注意到，他们是有帮助的：例如，他叙述禁欲、身体的耐力和日本军人在寒冷的冬天行军时承受的损失。我试着告诉我们的人员，你们在韩国忍受的恶劣天气不会超过以往其他国家其他军队所遇到的，你们也可以忍受。”

“关怀”在成功领导中扮演的角色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但是李奇微提出了其重要的基础，一些他从阅读中学到的东西：“我想去说明这些，在不久以前我已经对一些人说过了。对你们的人员谈些有关‘关怀’的事情。我也提到我在西点当学生时，在正课以外大量阅读一系列由德国人写的书。那些书完成于 18 世纪末，有《炮兵操典》（<cite>Letters on Artillery</cite>）、《步兵操典》<cite>（Letters on Infantry</cite>）、《骑兵操典》（<cite>Letters on Cavalry</cite>）……《步兵操典》的原则尚牢牢地记在我的脑中，我想作者的名字是霍恩洛厄（Hohenlohe）。毫无疑问，你可在军事学院图书馆找到《步兵操典》。在当时，这个来自高贵德国家族的人对属下的关心，已得到各个连长的最高信任，他劝告部队指挥官要熟知新兵的家庭背景（富裕的、鞋匠、屠夫，不管他是什么来头……），要以极好的洞察力熟知这些人家中的任何问题。这种关怀可能跟你认为的高级普鲁士军官的一般行为刚好相反。”

李奇微被问及这是否是因为大家对普鲁士军官风格的刻板印象。“是的，”他回答说，“但这确实是他的所作所为。像这样的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从我到第 3 步兵师报到开始，这就对我的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一本伟大的书。”

他指出他的阅读重点在自传与军事史。“我的父亲让我接触到许多军事史。当我还是小孩时，为了培养我对阅读的强烈爱好，他叫我大声念书给他听，这些书包括《欧洲知识的发展》（

<cite>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cite>）及《科学与宗教的冲突》（<cite>The Conflicts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cite>。我为他大声朗读那些书籍和所有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写的书，当然，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所以你只好阅读。当时那些小小的陆军营区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因此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去读书。”

李奇微强调阅读对一个人专业成长的重要性。说到他在西点军校任教官一职时：“我读所有能从图书馆获得的书籍，同时这些书籍对我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你从那些军官的个人作战经验与指挥人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你从那些曾失败过的人们那里吸取到了经验，这些与你的阅读结合，为你以后的有效领导提供了主要资源。人们拥有的个人经验十分有限，所以你必须依靠别人的经验，同时借着阅读和与那些在战斗中有名望或已展现了他们卓越领导力的人谈话。我只是邀请他们晚上来聊天，不是发表演说，而是坐在你自己的房子里轻松自在地闲谈而已。那实在是十分有价值的机会。”

对近期的一些高级军事领导人来说，阅读对他们的领导力的形成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997 年 5 月 16 日，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我采访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海军上将有关阅读的重要性，当时克劳是美国驻伦敦的大使。我提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在他去世时拥有超过 4000 本的藏书，克劳回答说：“在我的书房也有那么多书。”我问他何时开始对阅读产生兴趣的。

他回答说：“很明显是从我父亲开始的。我的家庭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我是家中的独子，我的母亲塑造了我的人格，而我的父亲发展我对知识的兴趣。他是一位律师和一位求知欲强烈的阅读者，也是一位亲英派（Anglophile）。当我 1964 年与 1965 年访问英国时，他来到这里，那是他唯一来看我的一次。我带他去蜡像馆，他走到陈列成排君王的地方，不需看附在蜡像上的人名标签，就可以叫出每一位人像的名字，好个俄克拉何马州的律师！他生活在英国的历史中，拥有丰富的藏书，特别偏重小说——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萨比蒂尼（Sabitini）所写的小说，那些比较老的故事。在我大约 9 岁或 10 岁时，他在晚餐后念书给我听，我记得他念给我听的第一本书是《艾凡赫》，我们一起完成这件事，他念我听。他每晚睡觉前有阅读的习惯，这习惯我也养成了，当然，睡眠专家会告诉你这种习惯对你不好。他每天晚上阅读，而我也开始这么做。”

我请教克劳，目前他喜欢哪一类的书籍。

“自从我来英国（担任大使）以来，我已经读了大约 100 本书。我已经读完所有帕特里克·欧布林（Patrick O’Brien）、泰勒·弗雷泽（Taylor Frazier）的书及所有种类的历史书籍，我正在读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新传记。那本书我认为棒极了。最近我读了 3—4 本有关尼尔森上将（Admiral Nelson）的书。我现在正在读一本有关卡尔霍恩·克莱（Calhoun Clay）和韦伯斯特（Webster）的书，这本书真厚，但该死的是，这本书读来十分有趣，我还刚读完《英勇无畏》（<cite>Undaunted Courage</cite>）。

“我的父亲也喜欢修辞学（rhetoric），我继承了所有在修辞学方面的书籍。他是一位知识导向的人，我之所以读研究生也是因为他的缘故。他特别的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我请教他，什么样的阅读对他的军人生涯和成就影响最大。

“在回答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之前，我必须说明一些事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教育的经历是一个分水岭，我没想到它那么有影响力，但我并非指在专业上，而是在我个人的层面上。这个世界不是绝对的，也不像海军教导其军官时所说的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政治是无所不在的。那是一个很好的忠告。如你所知，学位论文的价值不在于你懂了多少，而是你不懂的有多少。”

我问他，在他的书房有些什么样的书籍。

“我非常喜欢阅读传记，那是我的主要读物。我也喜欢历史，但我阅读的书籍大部分是传记。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南北战争。我书桌上有一尊李将军（被誉为南北战争中最伟大的将军）的雕像。但在读了更多有关南北战争的书籍之后，我改变了心意，我想南北战争最伟大的将军是谢尔曼。我喜爱阅读有关李将军的书，但是我必须承认谢尔曼将军具有南北战争中最好的想法，当时他为南方人所痛恨。他的想法不是杀人，而是去摧毀敌方拥有的资产，从佐治亚州行军北上至弗吉尼亚州，他只杀了很少的人，但他摧毀了很多农场、建筑和谷物。谢尔曼曾在经过夏伊洛（Shiloh）时说：‘我不喜欢那种战争。’

“传记是终身资产，但我担忧海军军官们不喜欢阅读。此外，我也读了很多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

克劳继续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子，除了军种学校和军官团外，大概只有个人独立的阅读机会。战后的年代，才给予有潜力的军官到我们最好的大学去读全时的研究生。

“普林斯顿大学让我变得比以前更具有理性分析能力且更有耐性。它让我对一些比较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海军观点进行了重新评估，那是使我和许多同学有点差别的原因之一，这种差别有时使我的军人生涯遭受打击，但也使其向上提升。我变得更乐意去发问、再审查和辩论一些其他方案。”

大卫·琼斯上将为四位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服务过。他大学仅念了两年：一年在迈诺特（Minot）州立大学，而另一年在北达科他大学（North Dakota University）。阅读在他的军人生涯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我的求知欲永远无法获得满足，生命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不只大量阅读专业书籍、军事史及有关领导统御的书籍，也阅读有关世界动态的报道。每天仅仅在晚上听 30 分钟新闻是不够的，你必须深入的阅读才能拓展自己。当我意识到种族关系在我们空军中成为问题时，我阅读了各种有关这方面的书籍。空军拥有庞大物质资源，让我每星期继续花更多的时间来继续阅读有关领导统御的书籍。

“对我而言，通过阅读你可以得到两样东西。第一，在阅读中你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第二，同样的重要，阅读可以使你的思考更广泛，特别是在领导统御方面。我将极力鼓励大家阅读我们最高军事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但我要强调，我曾遇见一些人，他们阅读了很多这类书籍，但却没学到什么。以阅读为基础，你必须站在指挥官的立场去思考，并与其他人讨论你阅读的书籍，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阅读和讨论能帮助价值观的形成。”

“腼腆的”迈耶将军于 1979—1983 年任陆军参谋长。在和他的一次访谈中，我请教他是否为一位军事史学者。

他回答说：“每年我都阅读一套书籍。我在军中有一套书是我每年必读的，那就是《李将军的副官们》。我每年都读这 3 册书，这也是我唯一带去越南的书籍——的确，这是我每一次调职必带的 3 本书。”我问他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把 3 册书读完，你就会开始了解领导的要素。如果你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领导统御，你可以领会一个领导者如何去说服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李将军和他‘副官们’的互动方式，对我而言，正是领导者成功的典型方法。

“《李将军的副官们》提醒我人际关系——不论是在战场作战、五角大楼或是任何地方——对我的成功而言将是重要的，正如那是李将军和南方联邦多年来成功的秘诀。当这些跟随者消失后，同样的人际关系和曾经存在的凝聚力就不见了。

“我阅读过那些曾位居领导阶层的人的传记和自传，特别是军方人员，如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cite>Crusade in Europe</cite>）或麦克阿瑟的《回忆录》（<cite>Reminiscences</cite>）、布莱德雷的《一个军人的故事》<cite>（A Soldiers Story</cite>）和福瑞斯特·波格所著的四卷谈马歇尔将军的书。以上这些书籍一直在我的书房中，与其他许多军人及成功的民间领导者的传记与自传摆在一起。

“在陆军时，我起得很早，每天清晨 3 点半或 4 点即起床读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那是我最珍贵的时间，可以读任何我想读的书籍，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我非常珍惜宝贵的晨读时光，而不用去想陆军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发现，如果我没有刻意拨出一点时间来阅读，就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今天，作为一个阅读者，你必须下工夫去阅读。工作在各方面而言都是很费力的，你必须安排时间去阅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物在成长时还没有电视，你除了阅读外，没有任何东西——如马球、高尔夫——会让你分心。”

我表示，那些声称因电视而分心，或因工作时间很长而没时间阅读的人，只是在找理由逃避。

迈耶回应说：“花时间去阅读和思考，了解他人在过去面对你今天所面对的类似的挑战时是如何反应的，这是件相当重要的事。我挑选了波格所著的马歇尔将军传记中有关动员的部分，给陆军参谋部主管阅读。然后我们坐下来讨论他们在 1939 年所面对的动员问题，结果发现那些问题和我们今天‘空架子陆军’所面对的问题非常相似。”

如今很多军官没有时间读书的借口是他们的工作负担过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将军身为陆军参谋长，一个星期工作 7 天。从 1939 年到 1945 年他自参谋长卸任为止，在 6 年的任期中他只休过 19 天的假，然而他仍然可以找到时间来读书。

在马歇尔夫人的《同在一起》一书中，她回忆为了规划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那个秋天，乔治为了曾在会议中讨论过的计划而更加忙碌。那些计划如同一只手表的运作般复杂、精巧，过程需要了解、愿景和无比的耐心。当他晚上回到家时，时常累得说不出话来。我常把一大堆书送进书房，放在他的躺椅旁边。我先生一直是位不停的阅读者，我很难跟上他对书籍的需求。他简直像一群蝗虫吞噬大片田野般贪婪地读完了一大堆的书。”

美国空军克里奇将军（已退休）也提供了一个必须有原则与架构的阅读的例子。我将在第 6 章讨论克里奇将军快速升至四星上将和他在空军管理风格与作战能力方面的持续影响力。如同我提到过的大多数最高领导者，比尔·克里奇从小时候起就是一位求知欲强烈的阅读者。尽管工作负荷极重，身为一名有显著战绩的战斗机飞行员，当他还是中尉时，曾在朝鲜上空执行了 103 次的作战任务。之后 6 年中，他从事雷鸟（Thunderbird）和燃烧天空（Skyblazer）（美国驻防欧洲的空军小组）这两组非常具挑战性的特技飞行工作，并担任了 4 年的领队任务。在这期间，他在世界各国执行了 557 次正式的空中表演。能身为这两支精英飞行队伍的一分子，是战斗飞行员在同事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称赞。

在被派往享有盛名的“美国空军战机武器学校”（U. S. Air Force Fighter Weapons School）担任教务长 3 年后，他成为“战术空军司令部”（Tactical Air Command）司令的行政助理。从国家战争学院毕业后，他担任了国防部长的助理参谋两年，然后晋升为上校。在东南亚飞行了 177 次的战机作战任务（在战斗机联队担任作战助理［deputy for operations，DO］时，于 156 天内执行的），在回到位于西贡的空军第 7 军（Seventh Air Force）总部报到前，曾担任乔治·布朗将军的作战副处长（assistant deputy for operations）六个月。尽管一连串的工作有显著的挑战性及对时间迫切需求，克里奇仍然安排时间进行专业领域外的广泛阅读。

我请教他在成为一位领导者时，阅读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尝试着去做的及我从那些成功地成为最高领导人身上看到的，就是他们从未停止增长他们的知识。我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教练约翰·伍登（John Wooden），他的球队在 12 年间赢得 10 次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冠军。他说：‘重要的是，在你认为你学到了全部后，你还能学到什么。’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那些没把大学教育当作追求更高深知识的一条主要道路，而是当作终点的人。在空军人员的生涯中，寻求知识的增长有两条路：一是经由书籍和书面记录（written word）；二是去学习目前的空军作战、目前的挑战，去思考并掌握可拓展视野的资讯，关于这一点，正式的学校教育会对你有所帮助。

“最好的知识成长来自于一个完全且对所有种类书籍有强烈求知欲的阅读者。当然，在长时间的工作和长时间的临时任务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养成一个习惯，让你自己一星期阅读一本书，或至少两个星期一本书。对于阅读书籍的选择，我不想给予建议，但以我自己为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书籍是人类心理学。事实上，这个领域占去我 75% 的阅读时间。我集中在动机的问题上——是什么激励人们去超越现状，是什么激励人们想要去工作，是什么激励人们想在早上要回去工作。

“我也研究历史。当我阅读传记时，使我有兴趣的是，他们如何阅读及如何想去发展知识。他们是求知欲强烈的阅读者吗？他们是历史的阅读者吗？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是有名望的伟大阅读者。我们必须让阅读成为一种终身的工作，甚至于嗜好，你必须不停地追求知识的增长。在我的经验中，这些人变成了其他人的最佳领导者。然而，借着与年轻空军人员的谈话，四处摸索去了解他们内心的恐惧、希望、挫折和需求等来研究也是必需的。

“我了解拥有很好智商且已经阅读了比我还多 300 多本书的人，但他们却无法处理简单的只有 3 辆车的出殡行列。他们不了解是什么激发人们工作的意愿，假如他们不了解何以至此，那么他们就不会了解什么才能激发组织起作用。在最后的分析中，使得组织成功或不成功的因素是它的规模和承诺，以及组织成员的天赋、训练和能力。那就是为什么我要研究心理学的缘故。”

目前有大量的书籍和文章可用，一个人如何从中挑选最有意义的资料？1987 年，卡尔·弗诺将军在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时（任期 1987—1991 年），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他集合一个由陆军军官和文人组成的小组，来帮他思考陆军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他称之为“评估与创新”，并认定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为：评估关键议题并提供有利于陆军与国家的创新选择。至于该小组的名字，考虑过其他陆军首长使用过的但也被排除的，包括“陆军研究小组”（Army Studies Group）和“参谋小组”（Staff Group），被排除是因为进行学术性研究很明显不是这个小组活动的主要目标，而这个小组既非部分亦非全部用来取代正式的陆军参谋部门或陆军秘书处。最后，这个小组命名为“陆军参谋长的评估与创新小组”（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s Assessments And Initiatives Group，缩写为 CAIG），简称“凯格小组”。小组被要求单独向弗诺报告，且命令必须对他们的工作最大限度地保密。“凯格小组”的主要工作范围，包含国家安全策略、军民关系、公关、大众媒体、国会、白宫和国内陆军、陆军训练、领导者的发展、现代化、研究发展、准则、部队设计和部队结构，并维持陆军从选兵入伍到他们返回平民生活的品质。“凯格小组”的产出包括在不受组织压力或偏见的影响下重新评估一些敏感问题，及提出一些可考虑的行动方案。这些行动方案，不管是为了制度上或其他的理由，通常不会由正式陆军程序产生。简言之，“凯格小组”是忠实的经纪人，他们唯一的顾客就是参谋长和国家。

弗诺将“凯格小组”视为一个政策创新和检验的来源。他也使用“凯格小组”协助他解决因工作的紧迫压力而无法进行达到超越陆军进入研究和深思境界的问题。“凯格小组”的成员除了履行他们的职责——向陆军提出议题外，还研究产生一般不会引起弗诺注意的有关时事问题的议题、书籍与刊物，并制作成摘报。每星期把这些想法编辑成“议题书”，供弗诺在周末或旅行时审阅。这个册子平均包含 15—20 个提案，长度各为 1—5 页，通常这些资料包括有发展性的题目或书籍，有时是由“凯格小组”会员自己写的刊物。

弗诺向我说明，“凯格小组”的价值在于协助他完成多面向的责任。“议题书对我而言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能让我产生很多的构想。每个星期五晚上，我固定拿到这本议题书，我可以在周末或旅行时审阅。我们在此书中投入了多种领域的人员，所以从来不缺乏各种构想。这书为我提供了很宽广的经验，它给了我主意——这些想法扩展了人生经验的宽度。很难说是任何一个特别题目、书或论文真正地引导我进入任一议题的特殊决策，但那种研究和背景为决策环境提供了重要成分。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获得那种信息——我的时刻表实在不允许我那样做，而且每年出版的书籍实在太多了。有时议题书会使我注意到一本特别的书或一篇文章，这时我会要求凯格小组给我提供原始资料。如果没有议题书提醒我，可能我就不会去读一些有价值的书或接触到一些新构想。对我的决策而言，议题书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我向弗诺请教阅读在他的生涯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他回答说：“在军中服役期间，阅读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军事史、传记、领导统御的故事，全部有助于我的思考和我对军事专业的理解。其中一本是威廉·史利姆（William Slim）元帅所著的《历史上的败北》（<cite>Defeat in History</cite>），这是一本研究缅甸战争的书。”

我问弗诺从这本书中获得了什么。他回答了一个词：“不屈不挠……史利姆先生坚持这点——尽管周遭的情况与环境本身艰难，成功的机会渺茫，但他永远不会接受败北。”他坚持这一点，对我而言有很大的共鸣。

“另一本书（对弗诺很重要）是布莱德雷的自传，在该书中我看到了他的人性光辉及他对属下衷心的关怀。福瑞斯特·波格为马歇尔将军写的传记对我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经由他的文字描述，我开始了解这位 20 世纪最复杂和有天赋的领导人。费伦巴赫（T. R. Fehrenbach）关于韩国的书对我而言变成了一个警世标语……他尖锐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目光短浅及由财政限制所支配的训练和战备计划，造成训练不足的美国军人付出惨痛代价的悲剧。的确如此，是费伦巴赫为我琢磨出一句话，这句话成为我在担任参谋长时的座右铭：‘再也不要史密斯特遣部队（No more Task Force Smiths）。’这是一支准备不足的营，被投入战场以阻挡朝鲜进攻韩国，在俯瞰乌山（Osan）的山丘上被敌军全部歼灭。美国政府永远不要再派遣训练与装备不足的青年男女去冒险作战，还要求他们赢得战争并且安全的回家。”

当施瓦茨科夫将军成功地领导联军将伊拉克军队驱离科威特之后，被提名担任陆军参谋长，然而他拒绝了这个机会。他告诉我：“这个职务应给戈登·沙利文（Gordon Sullivan）将军，他完美结合了坚强与正大光明。”

沙利文提供了他对阅读重要性的见解：“书籍是任何一个美国陆军领导者专业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所有想读的书籍，但是在我军人生涯的早期，我意识到我可以安排一点时间来阅读。我能够通过阅读让自己从具有挑战的任务中获得放松，让自己准备好去掌握每一天的挑战，自我充实以面对隐藏在未来的重大问题。

“专业的杂志和期刊……帮助我跟上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陆军的变化与观点。杂志上短的文章常给我所需的及时资讯，而那些短篇文章是我发现符合我兴趣的长篇著作作者的重要方法。

“我经常津津有味地阅读军事史。我告诉人们历史使我强大，我希望历史帮助我和其他人体会到，透过好的决策并坚定地运用意志力，可以使一般人克服人生道路上的障碍……

“我的观点是：阅读是为了放松，为了学习，以及扩展你的视野。假若你要在个人与专业方面有所成长，你最好去阅读。”

我请教施瓦茨科夫，他是否像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一样是个勤奋的阅读者。“是的，但因为我时间上的限制，可能未及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人的程度。我刚把我的藏书清光了（他刚退休），我把那些书送给了本地的学校，但其中很多书上面题了字。令人难为情的是我把书中有题字的页切掉了，因为有人可能会去窃取那些题了字的书。我送出了几千本书，每次搬运那些书都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总是要付超重的运费。而我有多达 45 箱的书。”

我请教他，在他的领导历程中阅读所扮演的角色。“你要是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必定会重复同样的错误。我在西点军校时，变得对军事史非常有兴趣，他们把这门课命名为‘军事艺术史’，我十分喜欢那门课。我收藏了我的军事艺术史书籍好多年。当我离开越南时，我把这些书送给了西点军校，获得了一套西点军校的地图，我把这套地图当作告别礼物送给了刚晋升为将军的吴光士上校。

“我一直对李将军、格兰特、谢尔曼、巴顿，尤其是布莱德雷等人的领导方式极感兴趣，我拥有所有与他们相关的书籍，当我还是中尉、上尉时，我便开始阅读和搜集这些书籍。我的父亲有一整套哈佛的古典文学，那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版本。当他去世时，我表示我想要那些书，然后那些书就成了我藏书的一部分。”

我问他是否读过哈佛古典文学系列。他说：“是的，我有另一套名为《现代修辞学》（<cite>Modern Eloquence</cite>）的系列书籍，发行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为止，内容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演讲。我并不只是阅读历史，我承认我也非常喜爱诗歌。在西点军校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诗。”

我问他最喜爱的诗人是谁。“年轻时，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所以骑士派（Cavalier）的诗是我最爱的——像拉夫罗斯（Lovelace）以及此类诗的作者。我喜欢勃朗宁（Browning），也喜欢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一些诗真是好极了。此外，济慈（Keats）、莎莉（Shelly）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也是不错的。

“人的成功部分来自于善于体会别人或感受和关怀别人。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者，我会看一些剧情片并坐在那里泪流满面，虽然我完全了解那只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我对事物、对热情都有感觉，我能感觉到别人的痛苦，这可回溯到我的直觉及我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情绪。”

柯林·鲍威尔将军对阅读的兴趣则较晚才开始。他告诉我：“只有从离开利文沃斯（位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和国家战争学院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了解到阅读的重要性。我阅读了有关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书籍，埋首于这些书籍之中影响了我的一生。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是雅诺维斯基（Janowski）的《职业军人》（<cite>The Professional Solider</cite>），然后是波格著的四卷本乔治·马歇尔上将自传，特别是“全胜”马歇尔（S. L. A.“Slam” Marshall）所著的《三军部队军官》（<cite>The Armed Forces Officer</cite>）。”

约翰·沙里卡什维利将军，1993—1997 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自波兰移民至美国时才 16 岁。当他告诉我，他是通过看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西部片来学英文时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他成为了一位认真的军校学生。他说：“我记得，当我开始对军队事务有兴趣时，我试着去阅读我拥有的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在我到达美国之后，我们正准备庆祝南北战争 100 周年纪念，我阅读了所有关于南北战争的书籍，然后我研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我读了好几遍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我沉迷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回忆录》，拿这本书和曼彻斯特所著的有关麦克阿瑟的书籍《美国的恺撒》来比较，是很有趣的事。”

沙里卡什维利将军鼓励年轻军官们阅读。“我回想当我担任营长时曾受到很大的挫折，我担忧那些尉级军官们——要求他们去阅读有关军事史的书籍是多么的困难。你可以一直命令他们去阅读，但我希望他们对军事史有狂热的兴趣。记得有一天我很高兴，偶然地要求一名中尉阅读《天使杀手》（<cite>Killer Angels</cite>），然后给我一份阅读报告。他读完后，对那本书爱不释手。从那时候起，我用该书让年轻军官开始阅读的习惯，这将有助于他们喜爱上阅读军事史。”

显然，是艾森豪威尔的阅读历史使他发展成为一个典范，如同我们在这一章所论及的将军们所做的一样。特别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性格具有如此多的风格：在逆境中的活力和耐性、不屈不挠的勇气、大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作为军事史上一支最庞大舰队的领导者，他承担着足以让人崩溃的责任，只有这些风格能促成他的成功。

对那些渴望未来职务具有挑战性和重责大任的人们而言，阅读传记是不可或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生命中我们学习并从个人的经验中获得成长。然而因为生命是短暂的，人们受限于他们自己的经验，经由传记，借助于那些成功者的人生经验，我们学习并快速成长。

在过去的 35 年，我观察到那些热爱阅读的将军们的思维有较高的深度和理解力，阅读帮助他们发展个人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他们主要的兴趣是传记和历史，但是许多人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也有兴趣。在年轻时，他们全都阅读过如沃尔特·斯科特爵士、鲁德亚德·吉卜林、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等人的冒险小说，这些作者激发了他们军人生涯中的冒险兴趣。一些爱好诗词的“战士们”常展现出特别的心理敏锐度。他们具有的第六感、他们的直觉，经由其他领导者的想法和性格磨炼和加强。

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我们常把读书视为理所当然的机会。1997 年，一位保加利亚的学生来美国求学。在一篇获奖的论文中，克拉西米拉·可发（Krassimira J. Zourkova）写道：“至今我仍不确定，在保加利亚成长，究竟是一件我该遗憾的事还是我应该感谢的事。我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为何在我二年级的证书上，记载我曾加入共产党儿童组织，以及我祖父从医学院被开除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他是‘政治上不可靠的’。然而，我始终无法绕开的便是正面的意义：这种对生命特别由衷的感激——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却是共产主义带给我幼年的正面意义。

“我记得室友脸上的惊讶表情，当她看到我的手在我的一本教科书的封面上下滑动，好像在抚摸它时，她笑着问我，我是否在幻想。事实上，那时我在感受这本教科书，因为我是第一次打开它。这是初次接触到一本书，从第一次接触到光滑的封面到胶水简洁的裂缝，那裂缝是在打开扉页，然后将书页压下时产生的，这个时刻几乎变成了一种仪式——在很久以前，当我从学校回到家时，我发现一本我父亲花了好多天时间才找到的书放在桌子上，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与兴奋，这是我所谓的‘幸运’之夜。在那个时候，想找到要买的书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通常我必须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当商店大门打开时，排队的群众冲进店里，而我必须在数分钟之内——书架被一扫而空之前，尽可能去抢最多的书，当然更希望我所寻找的书正好在抢到的书堆中。

“对我而言，我一直在学习感受任何特定书对个人的特殊意义。成长于那个年代，书是稀有的商品，是难以获得的奢侈品和一个小小的罗曼蒂克，是每天的梦想。所以，当我的朋友们问我，若回到当年将会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们，进到我们大学的图书馆，在几千个书架中的某个架子，找到内有折页的、在纸上有污痕及因某人的不小心，用红色墨水标记在正文上的书。我告诉他们，假如看到了上述的那些东西，他们会感到一股无名的冲天怒气——他们就可体会我的感受了。”

我们引用上文谈论阅读对他们的影响力的领导者，是想对年轻军官传达一个信息，即阅读及建立一个专业藏书是有价值的。威廉·里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是一位在耶鲁大学任教超过 40 年且拥有超过 6000 册藏书的教授，他在 1933 年 4 月 6 日参加了一次广播的访谈，提及了阅读和建立一个自己的图书馆的重要性。他演讲的一部分内容值得在此引用，因为这部分内容集中于阅读的价值：“阅读习惯是人类伟大的资源之一。如果书籍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借来的，我们就更能享受到阅读的兴趣。一本借来的书就好像是屋子内的一位客人，因此对待这本书的时候会受到拘束，须以一些礼节来对待它。你必须使它不受到损伤，当书待在你家时不能受损，你不能草率地对待它：你不能在书上作记号，你不能折叠书页，而且你也不能熟悉地使用它。然后有一天，虽然现在已很少这样做，你真的必须将它归还。

“但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书，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书是用来阅读的，不是用来装饰炫耀的。你拥有的书，尽可以在上面作记号，放在桌子上把书本打开并埋首其中。在自己喜爱内容的书页上作标注，可使你容易记忆并且很快地找到喜欢的句子或段落以利参考，然后经过数年后，当你再次翻阅时，就像是探访一座熟悉的森林，那儿有你曾标示过的路标。你会很愉快地重游旧地，回想知识的背景和早期的自己。

“每一个人应在年轻时开始建立一个私人的藏书馆，这是人类私有的智慧与资产，从其中能获取知识、得到正当的利益。一个人应该拥有自己的书架，不应有门、玻璃或是钥匙的隔阂，应是可自由进入且是随手可得的。墙壁最好的装饰就是书籍，它们颜色和外表上的变化胜过任何壁纸，它们在设计上更具吸引力，它们的主要优势在于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假如你独处于屋中，周围环绕着书香气息，你不需要阅读全部书籍，就能感受到知识所带来的新鲜与刺激。

“当然，书房里没有具有生命、会呼吸、有肉体的男女朋友，我专心从事阅读并不会使我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怎么会呢？书籍是源于人们的，是为人们所用的，是为人们所享受的。文学是历史不朽的一部分，是人格最好与最持久的部分。但是‘书朋友’具有的优势胜于‘活生生的朋友’，不论何时，你都可以享受在这世界上你想要的最真实气派的高雅社会。逝去的伟人是我们肉体无法接触到的，而活着的伟人我们通常也没办法有所接触。至于我们个人的朋友和熟识的人，我们无法时时看到他们。有时他们睡了，或是去旅行了。但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和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卡莱尔（Carlyle），大仲马（Dumas）、狄更斯、萧伯纳（Shaw）、巴利（Barrie）或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交谈。毫无疑问，在这些书中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最好的一面。他们为你而写，他们用尽力气表现出他们最好的来让你愉悦，给你创造一个良好的印象。你对他们而言，就像是观众对于演员，只是你不是看他的表演，而是看见他们内心的最深处。”

①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②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家及诗人。——译者注

③ 雅典政治家、将军及演说家。——译者注

④ 雅典将军及演说家。——译者注

⑤ 希腊英雄，曾任斯巴达国王。——译者注

⑥ 波斯国王。——译者注

⑦ 古波斯王。——译者注

⑧ 罗马政治家。——译者注

⑨ 罗马暴君。——译者注

⑩ 冬天屋内取暖用。——译者注

⑪ 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⑫ 林琴南译该书名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译者注

⑬ 德国厌世哲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