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乔治·马歇尔将军指定奥马尔·布莱德雷少校担任参谋本部的助理秘书，向马歇尔简报待决定的文件是他的任务之一。这个任务执行数周后，马歇尔把布莱德雷及他的助手叫进办公室。他说：“先生们，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从未对我所作的任何一个决定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布莱德雷回答说：“报告将军，那是因为一直没有不同意的理由。当我们对您的决定有不同意见时，我们会向您报告的。”这个插曲清楚地反映了作决策时最重要的重点之一——确定你的参谋中没有“唯唯诺诺的人”。

不成为“唯唯诺诺的人”是马歇尔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欧洲最初的职务是担任第 1 师师长威廉·L. 赛伯特（William L. Sibert）少将的参谋。

当时有数个师正在接受训练，潘兴将军经常以视察来评估他们的进展。1917 年 9 月，他以一个小通告宣布他将陪着法国总统雷蒙德·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前去视察赛伯特的师。事实上，视察命令在视察行程前一天下午很晚才收到。该师的军队已散开超过方圆 48 公里，他们必须整晚行军才能到达法国的葔得蔻特（Houdelcourt）接受检阅。马歇尔上尉被指派负责安排视察的有关事宜，但因为通知过晚，他必须在晚上选择检阅的地点。在黑夜里，他看不到所选的地点在山坡上，该地已被经常在此训练的部队踩得稀巴烂，泥泞深及脚踝，加上这个师的人员大部分没有什么军事经验，而且只接受过一个月的训练，检阅的结果当然糟透了。马歇尔回忆说，潘兴将军“让每个人像下地狱一样”，并说这个师没有任何训练绩效，未能善用时间，也没能遵守指令。这对马歇尔而言似乎很不公平，特别是潘兴“在所有军官面前，当面严厉指责赛伯特将军（师长）”。潘兴接着向赛伯特询问了一些事情，但由于赛伯特在视察前两天才到任，这些事情都是由马歇尔处理，所以他对这些事不甚了解。潘兴粗鲁地解除了赛伯特的职务并要求他离开。传记作者福瑞斯特·波格在马歇尔的传记中指出，一如预期，马歇尔的反应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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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对明显的不公平感到震惊，他把一个初级军官在类似场合中应有的谨慎的认知与行为拋诸脑后。他决定不管代价是什么，他必须作些解释。他开始说话，但潘兴不想听，耸耸肩膀掉头就要走。马歇尔“气急败坏”地伸手拉住了将军的手臂。

“报告潘兴将军！”他说，“有些话我想在这儿说，而且我认为我应该说，因为我待在这里最久。”

潘兴停住脚步：“你想讲什么？”

发怒的上尉究竟说了哪些话并无准确的记录，事后他也不记得了。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同事说，那个生气的上尉讲话速度很快，并以“一连串的事实”让他的对手没有回话的机会。马歇尔自己回忆道“当时他灵光一现”，但站在他身边的同僚却“余悸犹存”。当他讲完，潘兴将军保持着平静。他在离开时对马歇尔说：“你一定能体谅我们（晚通知）的问题。”

马歇尔了解到“他已经让自己陷入水深火热的窘境”，但仍然不放松地说：“是的，将军，但我们每天都有这些问题，而它们必须在晚上之前解决。”

潘兴将军离开时气已经消了。赛伯特将军对马歇尔为了他而趟这浑水感到非常抱歉。一些马歇尔的朋友确信他完了，而且“马上会被开除”，但马歇尔本人并不后悔。他对那些想要安慰他的人说：“就我所见，我可能会被派赴战场，而不能再当参谋，但这是我所要的伟大成功。”

但是并没有惩罚，相反地，从此以后每当潘兴来视察这个师，他经常把马歇尔带在身边，并征询事情进展的状况。接下来的数个月，他很明显地受到了将军的尊重，且好感与日俱增。马歇尔发现潘兴一直都愿意听取他人诚实的批评，并可让自己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事情。“你可以跟他讨论他自己，就如你在讨论另一个国家的人一样。他从不认为你在反对他。我从未见过其他指挥官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倾听意见是他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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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歇尔不但没被开除，而且在一年之内晋升到上校，在战争结束之前还成为了潘兴将军的作战官。战后，潘兴成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协助他并担任执行官，在他身边工作了 4 年。在那个时代，一般助理的任期时间只有两年。

当马歇尔任职于马林·克雷格（Malin Craig）将军麾下，担任陆军副参谋长时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1938 年 11 月 14 日，罗斯福总统召集他的内阁成员及军事顾问举行研讨会，目的是讨论建构制造 1 万架战斗机的计划。马歇尔起初以为这些飞机是美军要用的，但随着会议的进展，他才了解原来总统企图把它们送到英国及法国去协助对德国的作战。列席的军官都没注意或多加思考这件事，马歇尔非常惊讶竟然没人敢挑战总统的想法。罗斯福征询大家的意见，他转向马歇尔时说：“乔治，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马歇尔注视着他的眼睛，并回答说：“非常抱歉，总统先生，我完全不同意您的看法。”

在场的一位观察者提起这件事时表示：“总统脸上掠过一丝震惊的表情，他似乎想要问为什么，但随即一想并没有追问，就突然结束了会议。随后，其他的人……一个接一个走过来与马歇尔握手。”特别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他对马歇尔说：“嗯，很高兴能认识你。”正如其他人一样，摩根索认为马歇尔的率直已经毀了他的生涯，他在华盛顿的工作将告结束。

但事情并未结束。罗斯福在 1939 年决定挑选马歇尔担任陆军参谋长。由一颗星跃升为四颗星。马歇尔接受了，但他再次表明不会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马歇尔回忆说：“总统是在书房召见我，并告诉我这件事的。这是一次有趣的面谈，我告诉他，我希望能有权利说出心中想讲的话，而且这些话可能不太好听。‘这样可以吗？’他回答说：‘可以。’我再追问：‘你愉快地说“可以”，但我将来所说的话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 罗斯福认识到，不能开除勇于陈述想法的马歇尔，面对国家难以置信的诸多困难，他不能也不应冀望找一位“唯唯诺诺的人”。

马歇尔要求他的参谋及指挥官们一样真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队出发去作战前，师长收到作战简报是一个标准程序，而这份作战简报包括与马歇尔的谈话。某师长描述了该简报：“我本来预期简报是有关作战整备标准的建议与指导，然而，他所有时间都专注于痛斥那些隐瞒困难事实、歌功颂德、讲长官想听的话的军官。由于发生了一些特殊事件，他当时的心情并不好。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强调身为一个军官要有道德勇气陈述事实，也许它们可能令人不愉快，但能让指挥官听到，总比让他对坏消息一无所知要好。”

马歇尔提供了他经历中的一个特殊例子，当时是 1944 年，他正在欧洲访问。视察途中他停在荷兰的贺尔仑（Herrlen），该地是由少将师长查尔斯·H. 柯莱特（Charles H. Corlett）所指挥的第 30 师师部。他停了下来，因为该师只有部分单位完成了整备，这让柯莱特很忧虑。各师的人员补充进度对当时的陆军指挥官而言，是个主要的问题。因此，马歇尔问柯莱特如果人员补充以整团的方式进行，对合并已在欧洲的各师是否有帮助，柯莱特未加思索即表赞同。马歇尔严厉地注视着他，并说：“柯莱特，你给我赞同的回答，只因为我是参谋长，是不是？”柯莱特对自己被指责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大发雷霆，这让马歇尔不再怀疑，知道柯莱特给他的是一个诚实直接的答案。马歇尔对“唯唯诺诺的人”极度反感。他坚持要求撰写研究或参谋报告的军官要出席该报告的提报。他告诫所有在场的人要陈述己见，不要顾虑眼前长官们的态度。

马歇尔当参谋长期间曾与国会有过争执。其中一次在 1941 年秋天，当时他要采取行动整顿陆军届龄与不能胜任的军官，他在该年 9 月 15 日的战争委员会中向史汀生部长作简报，报告有关行动，史汀生对该计划的回应是：“我预期会有麻烦。”

不久，麻烦就来了。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几乎没有开完会议，当时得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怒发冲冠，气愤地跑来，因为有两位得州国民兵将领被迫退休并退役。”其中一位将领是因年龄过高，另一位则是因不适任而被马歇尔勒令退休。他拒绝重新考虑此决定或向政治压力屈服。也就是这种革新的勇气、诚实的力量，逐渐为他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信任。

约瑟夫·T. 麦克纳尼（Josehp T. McNarney）将军是美国空军将领，他在陆军航空队从陆军独立出来，成立自己的军种时被赋予 1A 的编号。他告诉我有关他与马歇尔第一次会面时的情形：“战前，我在华盛顿的战争计划部门（War Plans Division）当参谋，当时我是中校，后来我被指派担任联合计划部门（Joint Plans Division）负责制订与海军联合作战计划的计划科科长。有一天，马歇尔派人来取我们正在做的某计划的一些资料，但我的上级主管不在，所以我就去见了马歇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我。我们发生了一个争执，我回到办公室去取更多的资料，并带了一张我所需的地图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把地图摊在地板上进行说明，我们又起了其他的争论。

“我猜我是个性急鲁莽的年轻人，但我不会退让。将军一直问我问题，终于把我惹毛了。我说：‘我的天呀！你不能这样！’然后他就让我离开了。我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的秘书是 1914 年班的军官，他轻拍我的肩膀并说道：‘不要担心，老人家每次都这样，他刚才是在试探你。’”

麦克纳尼一定给马歇尔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歇尔麾下由中校晋升到四星上将。

麦克纳尼继续谈论马歇尔将军：“他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也不愿与‘唯唯诺诺的人’有来往。任何人在第一次就与他意见一致，他就会以某种猜疑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人。当然没有必要经常表示这一点，因为要做的事情若是合适，也许你会与他意见相合。但他不喜欢一进来就马上同意他的人，他不是一位‘唯唯诺诺的人’，也不喜欢他底下的人是那一类人，他想要的是你坦诚的观点。”

马歇尔当了国务卿后一如往昔。在 1947 年 1 月 21 日，刚履任新职，他便要求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扮演如同国务院参谋长的角色。艾奇逊对此事的反应，提供了洞悉马歇尔对担任他参谋的人的预期：“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告知内心偷笑，也了解这将对国务院产生的冲击，我解释这项安排不能如他所描绘的轮廓来运作，但我迅速向他保证我了解他所想要的。还有别的事吗？

“有，我常回想马歇尔将军的话，因为它们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期待你最大限度地诚实坦白，尤其是对我个人有意见时。我不会感情用事，我的感情只留给我妻子。’这是他给我的指示。这位将军关于他欠缺敏感性的说辞很快就要接受考验。”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选任的陆军参谋长。因为经济大萧条，日子并不好过，财源也受到限制。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努力争取，在他任内的陆军预算总是一再地被削减。

预算被砍已经够糟了，但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是国会中的“和平—孤立主义者”（pacifirst-isolationist）团体想要大刀阔斧削减陆军常备部队的军官团，毀灭性地动摇美国的国家安全。有人提议强迫大量军官休假，剩余的则薪俸减半。为了阻止这个议案，麦克阿瑟在众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公开表示说：“国家安全的基础是正规陆军，而正规陆军的基础是军官，他们是这个系统的灵魂。要是你们必须对国防法案进行削减的话，军官团应该是最后一个被考虑的。即使你们必须使每一个战士退役，即使你们必须丟弃剩下的，我仍将以专业的立场奉劝你们保留那 1.2 万名军官。他们是整个机制的主要动力，在战争初期他们每个人将抵得上 1000 人，他们是唯一能控制这些由不同背景组成的集团，并使他们成为一个同质团体的人。”

麦克阿瑟的论点深具说服力，致使该项攻击性的提议被搁置下来，行政部门遂动议大幅削减正规陆军的预算。

战争部长乔治·德恩（George Dern）是前犹他州州长，在未加入罗斯福内阁之前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熟谙国防问题，对国会提议的预算削减感到不安。有次德恩、麦克阿瑟及他的助理参谋长休·德鲁姆将军、工程处长莱特·布朗（Lytle Brown）将军与总统举行了私下会谈。会谈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他们向总统报告了德国及意大利正快速武装部队，而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因此，大幅削减军费将会是个致命的错误。

德恩部长是个讲话温和的人，他听到罗斯福尖锐的评论后噤若寒蝉，但麦克阿瑟并没这样。他对这事的反应，如同在他回忆录里所说的：“我认为极力辩护是我无可旁贷之责。坦白说，国家安全正处于危急关头，而总统却将装满讽刺的药水瓶倒在我身上。当他被刺激时就会变得尖酸刻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感到麻痹恶心、气急败坏。我感到情绪非常低落，情绪激动、不顾一切地说了若干当我们输了下一场战争时的情景，美国士兵的腹腔被敌人的刺刀贯穿，躺在泥浆里，敌人的脚踩着他垂死的喉咙，他吐出的最后诅咒，我希望他诅咒的名字不是麦克阿瑟，而是罗斯福！总统脸色铁青，他咆哮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总统说话！’当然，他是对的，在我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口时我就知道我错了，于是，我说对不起并向他道歉，同时我感觉我的陆军生涯已经结束了。因此，我向他口头请辞参谋长一职。当我走到门旁，却传来一阵冷静、公正无私的声音，十足反映了总统超凡的自我控制力，他说：‘别傻了！道格拉斯，关于这件事，你与预算必须达成一致。’

“德恩马上来到我身边，以很欢欣的语调说‘你拯救了陆军’，但我只是在白宫的台阶上呕吐。

“总统与我从未再提及那次的会谈，但他从此站在了我们这一边。他经常派人来找我过去，并时常询问我对他的社会计划的意见，但他很少再询问我军事事务。有一天晚上用餐时，也许是一时的好奇心怂恿，我问他：‘总统先生，为何您经常询问我对于正在考虑中的社会改革的看法，我对这些完全不权威，但却很少问我专业所在的军事领域？’不料，他的回答让我恍然大悟。他说：‘道格拉斯，我所提的那些问题，并非要听你的建议，而是要看你的反应，对我而言，你是美国人民良心的象征。’”

再一次，我们有了一个军官的风格力量来自于他拒绝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的例子。麦克阿瑟不只使自己免予被开除的厄运，还成为三军统帅的一项重要资产。

虽然有些人会质疑这个观点，但有人证实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远东地区美军指挥官时并不欣赏“唯唯诺诺的人”。有一个人说：“麦克阿瑟不愿接受忠告是他最大的缺点，这导致他事必躬亲。”亦有人说他才华横溢，可凭直觉获知，因此，他不需要别人的忠告。但这些都不是事实。无独有偶，也有人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身边的参谋充满了“唯唯诺诺的人”。这也不是事实。他征询参谋并听取他们对所有重要决策的建言，他坚持诚实的意见，他很快就能摆脱任何虚假或奉承同意他的人。

大多数说法来自媒体与某些历史学家对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海军不睦的报道。事实上，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军种间的竞争一直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公牛”威廉·哈西尔（“Bull”William Halsey）上将——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他顽强、直言不讳的个性，他就被麦克阿瑟具有说服力的口才及逻辑所吸引。哈西尔回应说：“整个地区的战略都掌握在麦克阿瑟手中，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将在所罗门群岛的舰队交给我指挥。虽然这项安排是明智且令人满意的，但却造成一种奇特的结果，那就是让我这一阶层同时有两顶“帽子”。我原来的“帽子”在尼米兹（Nimitz）麾下，他控制我的部队、船舰与补给，现在我又有一顶“帽子”在麦克阿瑟麾下，他控制我的战略。

“为了与他讨论新佐治亚计划（plans for New Georgia），我要求与他在位于澳大利亚布利斯班市（Brisbane）的指挥部见面，因此我在 4 月上旬从努美亚（Noumea）飞过去。过去我从未见过麦克阿瑟，但我们却有一点渊源：我们的父亲 40 年前在菲律宾是朋友。我报到 5 分钟后，便感受到我们仿佛是一生的知己，很少见到一个人能那么快速、强有力地建立别人对他的良好印象。他当时 63 岁，却看似 50 岁左右。他的头发乌黑、眼睛清澈、身体笔直，即使他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我仍可立即知道他是个军人。

“从那天下午起，我对他的尊敬在大战期间一直与日俱增，在他掌理投降后日本的事务期间依然如此。记忆中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我们难免会有争执，但总能和气收场。他身为我的上司，却从未将他的决定强加给我。在某些场合，我俩意见不一时，我会如实告诉他，然后我们针对该争议进行讨论，直到其中一个人改变主意为止。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他会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步，几乎在空荡的书桌和面对他的乔治·华盛顿画像间走出一条轨迹。他手里拿着玉米穗轴烟斗（我很少看到他吸过），最后他以我前所未闻的措辞提出他的主张。”

然而，要说服麦克阿瑟必须要非常有说服力。一次，麦克阿瑟跟哈西尔面谈有关他与海军间管辖“地盘”的问题时，哈西尔写下了这段会谈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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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抽完烟，他用烟斗柄指着我，并问我：“比尔，我错了吗？”

汤姆·金凯德（Tom Kinkaid）、米克（Mick）、菲力克斯（Felix）与我齐声回答：“是的，长官！”

麦克阿瑟微笑并愉悦地说：“既然有那么多优秀的绅士不同意我，我们最好再次检查这个提案。比尔，你的意见呢？”

“报告将军！”我说，“我完全不同意您，不仅如此，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您坚持现在的命令，那么我们对战争所作的努力将被您阻碍。”

他的参谋倒抽一口气，我想他们从未想过会听到审判席另一边的说辞。我告诉他，我对曼尼斯（Manus）的指挥权一点都不在乎。要紧的是对基地的快速建构。我一点都不在乎肯尼、澳大利亚人或一个骑兵来管它，只要在我们的舰队开入新几内亚（New Guinea）战区，并继续向菲律宾挺进时，已经完成一切的准备就可以了。

这场辩论由 17 时开始，于 18 时散会，当时我想我大概已经改变他的心意了。但第二天早上 10 点，他要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他保留了从 10 时到 14 时及 16 时到 21 时或更晚的这段不寻常时间）。他似乎又彻夜发飙，而且对这项工作的限制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把昨天下午的辩论又重来一遍，几乎一字不变，一小时后我们还是得到同样的结论：这项工作将继续进行。就在我要跟他说再见并飞回努美亚时，他忽然问我是否能在 17 时返回，若我们不再进行第三回合的辩论，我将被诅咒！还好，这次真的结束了。他给了我一个迷人的微笑，并说：“比尔，你赢了！”并向萨瑟兰（Sutherland）将军说：“迪克，这件事你放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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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战争中盟国间的领导力与风格方面，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well）将军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尤其是他拒绝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被偷袭时，在美国陆军中只有少数现役人员能像史迪威那样熟稔亚洲事务并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能说亦能读中文，也了解中国政府及中国人的心理。此外，他还是位能力极强的军人。当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将军选派他第 3 次到中国，并担任中国战区领导人蒋介石的参谋长。1942 年，史迪威第一个任务是试图阻止日军夺取缅甸，但未能成功，在失去缅甸后，滇缅公路这条中国与西方盟国重要的通道就被切断了。蒋介石命令史迪威指挥中国的第 5 军与第 6 军，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命令。中国军队不愿听令发动进攻，这是因为蒋介石身边的中国将军都是“唯唯诺诺的人”，他们还经常在暗中破坏史迪威的威信。

日本在缅甸打败了中国与盟国军队后，史迪威必须解救他所负责的美国及中国陆军人员。但当时铁路已不通，他们必须步行离开缅甸，历尽千辛万苦——疾病、丛林的困境、敌军、野生动物、饥饿，筋疲力尽。他们熬过来了，这要感谢史迪威不屈不挠的领导特质。

史迪威相信只要给予中国士兵适当的训练及领导，他们就能成为有效的战士。当他接管后，他发现士兵们不但挨饿、病弱，而且装备不足。多数的中国军官是有能力且正直的，高级军官才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贪污与腐化是这里运作的方式与途径。

美国给了蒋介石数百万美元的武器及信用贷款。在史迪威与蒋介石意见不同时，罗斯福总统及马歇尔将军都一致地支持他，因为罗斯福与马歇尔相信史迪威的领导将使中国军队变成能实际作战的部队，所以罗斯福甚至建议由史迪威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但因史迪威拒绝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而激怒了蒋介石，他坚持史迪威必须被召回。最终，在 1944 年 10 月，史迪威返回美国。这个结果非常遗憾，因为史迪威非常了解中国士兵的内心想法，并能激励他们迸出智慧的火花，而这是中国军官做不到的。历史事实表明，他穿过缅甸丛林撤退，并领导中国军队占领米奇亚纳（Mykikyana）的行动是个战术计划与执行的杰出典范。

史迪威拒绝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是其与蒋介石之间不睦的原因。蒋介石是位独裁者，身边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人”围绕着，同多数的独裁者一样。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平心而论，要蒋介石尝试允许一位仅短暂相识，对其知之甚少的外国军官来领导中国正规军的所有战斗，可能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话虽如此，但我后来发现，即使完全明确地授权给别人，他仍有方法有效地加以限制。这严重影响到中国的高层指挥，也加重了我赢得他们信任的负担。”蒋介石虽远在 2600 公里之外，但他经常干预，一再对史迪威指示该做些什么，“都是一些以支离破碎情报为基础的荒唐的战术观念。他认为他知道……每一件事，却又朝令夕改他的每一个行动主意……他不断干预我的权责……致命的问题是，军长与师长一直在做他们认为蒋介石要他们做的事，他们为什么要服从我？”

史迪威的性格可由他在 1942 年 4 月 1 日所写的评论中一见端倪：“蒋介石在中国掌权如此之久，周遭有那么多‘唯唯诺诺的人’，使得他误认为他绝不会失败。我唯一关心的是告诉他实情并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如果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做事，那就去它的。很显然，我没法与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阿谀奉承的寄生虫竞争。”

1942 年 6 月 7 日，史迪威在由重庆寄给他太太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呈了一份报告给老大（蒋介石），告诉他实情，但却因此冒犯了他。然而，就我所知，除了我以外，没人敢告诉他实情……我不在意其他人——就是尽我所能，其他则任其自然发展。”

有时候，官员公开发表意见后马上被制压可能是较好的。例如，马歇尔在 1945 年 10 月由陆军参谋长一职卸任后，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继任。劳顿·柯林斯得知艾森豪威尔即将指派他担任战争部情报处处长，他很生气地去见艾森豪威尔，希能“拦住该项委任”。柯林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与艾森豪威尔见面的经过：“将军友善地微笑着欢迎我，但我一开口表达我的来意，他表情丰富的脸随即皱眉蹙额。‘我听到您要让我担任战争部情报处处长的谣传，但我很想让您知道，我不想要该部门的任何职位。’当他的笑容很快变成怒容时，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补充说明：‘我想我的专长是指挥部队。’

“艾森豪威尔对我咆哮说：‘乔，过去两年来你一直在干什么？’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匆忙退出。第二天，1945 年 12 月 16 日，任命我担任战争部情报处处长的命令就发布了。”

艾森豪威尔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柯林斯是一位有性格、直来直往且开放的人。当时陆军在处理裁军及德国占领的问题上，一直饱受媒体与国会的批评。由于柯林斯的诚实公正，他与许多新闻媒体发展了很好的关系，但有时他会失去耐心。艾森豪威尔送柯林斯到欧洲去处理一些与负面舆论有关的事。

有位记者询问柯林斯是否认为美国人已清楚占领的复杂性，他的回答坚定且坦白，他用自己的风格表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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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再被问“为何不是”时，我说：“因为你们这些家伙把大部分时间全神贯注在丑闻上，而忽略了占领时期苏联与同盟国部队间将进行冷战的重点。”

我的声明被所有新闻通讯社报道，可以理解这会激起在德国的美国记者们的愤怒。因此，当我到达柏林时，他们已经准备好用尖锐的文笔攻击我。1946 年 8 月 19 日，我参加了柏林媒体俱乐部（Berlin Press Club）的一个不寻常的晚宴，出席者仅限该俱乐部的会员、我、还有我的一位助手。在用过一巡令人愉快的鸡尾酒及美食佳肴后，我受到柏林记者协会主席肯德尔·福斯（Kendal Foss）及其他人的攻击。他们表示，只要在我们的占领区内的军官与部属间有丑闻发生，就该被报刊报道。我同意这种报道是应该的，但我坚守立场，表示丑闻的报道量与陆军所表现的一般特质简直不成比例，并掩盖了占领区的真正问题。

最后有个人表达了他的观点，并说他某种程度上同意我所说的，但我应该与美国国内的一些编辑们谈一谈。他说早在数月之前，他就递交了有关我们与苏联之间难题的报告，至今没有回音，但当他写了一则怀孕护士的故事，立刻就收到了回应：“请送来更多相同的故事。”

我结束了讨论，并表明我这趟旅程的整个目标，是对我们的指挥官们强调，记者们在报刊中无法给出他们的实际表现应得的报道，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觉得我与柏林新闻界互谅互让地意见交换，对他们与我们的军官团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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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与柯林斯在该职位上取得的成功，对他最后的成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回顾起来，”他说，“虽然我当初抗拒担任情报处长，但假如我刻意选择某一职位，以锻炼自己成为陆军参谋长，我可能不会选到比这个更好的了。情报处长一职让我深入了解了国会、政府及陆军的情报关系，而这些我是无法从其他职务获得的。

“任职情报处长期间，我几乎每天见到艾森豪威尔，并私谊渐笃，这可由 1947 年秋的某一天他所告诉我的事情来说明，他想任命我当他的副手，这事完全出乎意料。我说，我当然很高兴，但我怀疑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想法可能不大相似，是否找不那么直言不讳的人当其副手会更好——我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完全没有考虑。所以 1947 年的 9 月 1 日，我成为了陆军的副参谋长。任职期间，我做到了让参谋长对他办公室的例行事务不用操心。”

1947 年，柯林斯被指定将继艾森豪威尔之后任陆军参谋长。当他被通知即将被委任下一任参谋长时，他致电韦德·海斯利普将军说：“韦德，我已得知即将接任下一任陆军参谋长，我想请你当我的副手，你愿意接受这个职务吗？”海斯利普回答说：“你为什么要选我？30 年来，我们对任何一件事的意见都相左。”柯林斯说：“这正是我选择你的理由。”

柯林斯不想要一位“唯唯诺诺的人”，没有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想要这类人。

但一个人不应该只为不当一位“唯唯诺诺的人”就表示不同意见。我问詹姆斯·杜立德（James Doolittle）中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希望由他担任北非战斗时的空军指挥官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杜立德肯定了上述说法，并表示：在某个参谋会议中，艾森豪威尔对即将到来的北非入侵计划的构想作完简报后，接着询问在场军官们的观点。杜立德说：“巴顿将军说了他将采取的行动，接下来艾森豪威尔要我表达意见……艾森豪威尔回应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占领飞机场。’我应该回答：‘是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我们集团军在上岸后必须做的第一件事——确保飞机场安全。’”

杜立德接着说：“显然，我那时做了一件蠢到极点的事。我继续发表我的论点并说：‘将军，除非我们有了补给品、油料、汽油、炸弹、弹药、支援人员、食物及储存它们的设施后，否则飞机场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以上都是事实，但不是我应该说的；当时我所做的，只是突显了我的长官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与其说我说的那些话，我应该只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您非常正确。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那些飞机场，然后尽可能的运进补给品来完成任务。

“我说话时一直看着艾森豪威尔的脸，因为我知道我的大嘴巴闯祸了，我真想把话收回去，但已经太迟了。花了一年时间我才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我并非建议你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而是建议你‘不该暗示你的长官在未同时顾及所有事时有些愚蠢’。我始终不相信‘唯唯诺诺的人’，但我确信要机敏地让人了解你的主意。”

当我问及在决策过程中，指挥官与下属之间应是什么样的关系时，空军独立后的首任参谋长斯帕茨将军的回应是：“我当然想受到下属们的尊重，但我不希望他们有任何的恐惧。我经常鼓励底下所有的参谋及各级指挥官，有任何事情想跟我讨论时不要拘束。同时，我喜欢至少有一个参谋对其他的人持反对意见。想要成为一位真正好的‘喜欢唱反调的人’（no man），那么他必须是一位非常聪明、能言善辩的人。”

当问及“喜欢唱反调的人”的观念时，斯帕茨回答说：“在决策定案之前提出质疑。但这些必须在决策定案之前发生，这也是我所谓的成功的指挥官与失败的指挥官之间的差别。如果质疑在决策之前没有出现，而在决策之后才出现，然后他又变得犹豫不决，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内森·F. 特文宁（Nathan F. Twining）将军是 1952—1956 年间的空军参谋长及第一位被选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军军官，他阐释了“喜欢唱反调的人”的概念，并建议决策者要坚韧且能忍辱负重。他以相同的脉络评论道：“领导能力的另一项特质是你必须照实地把心中的话讲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伟大到不用听别人的。某些人自以为是，结果作茧自缚。当然，有些人在钢琴、小提琴或其他类似的特别领域有天分，但这不是领导者，而是个人成就。就领导而言，你必须有能坐下来，倾听你的参谋或向你作简报的人讲话的能力，你要有勇气坐下来听，让他们畅言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不要介意这些话的针砭之痛。你也需要一位当他认为你错了的时候，能进来直接告诉你的指挥官。这种事在我身上就发生了好几次，对我助益良多，我也相信如此才能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