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罗马愿景</h3>
“遗忘是对抗内战的最佳防御手段。”罗马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这么认为。[1]我们现在可以用大众心理学的语言来解释，这可以称为压抑：试图通过故意失忆来抑制痛苦的记忆。但是，因为压抑通常与创伤有关，所以将这种记忆深入到潜意识中需要巨大的能量，而且也不可能无止境地一直这么做。即使是那些尽力避免谈论内战的罗马人，也能够在那些关于罗马的著作和演讲中不断重温内战。只是他们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几乎无法避免使用源自罗马的内战术语。
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内战仍然是一场不敢道出其名字的战争。因为这种大规模冲突的痛苦记忆，“内战”这个词必须谨慎对待，如果要谈及的话也应该尽量少说。这种谨慎，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内战中的勇士和历史学家尤利乌斯·恺撒。在被世人简单地称为“内战记”的这一著作中，恺撒叙述了他与庞培的权力斗争。恺撒的另外一个作品，是讲述征服高卢的战争，一共7卷，即我们现在所知的《高卢战记》，这部著作既是记载战役的史记，又是自传，还是恺撒的自我辩白。《高卢战记》后续几卷的开头都未完成，事实上是写作中止了，历史由此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恺撒本人并没有将这场战役称为“内战”。“内战”这个标题仅出现在后来的手稿中，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其实，恺撒尽其所能地避免在文中使用这个词。在《高卢战记》仅存的3卷中，“内战”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出现在原稿已损坏的一段中，当时恺撒军中的士兵有些焦虑不安，还可能被蒙蔽了，恺撒借那些士兵之口说出这个词，来表达士兵们巨大的恐惧；另外一次，是他自己偶尔回想起来，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与庞培的斗争。[2]
公元前60年，恺撒与庞培曾为了对抗他们在元老院的共同敌人，采取短暂的权宜之策，而结成联盟，在公元前59年，又因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朱莉娅，这一同盟得到了加强。他们的政治联盟还包括第三个人，即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所以他们被称为“前三头同盟”（the first triumvirate），即三个男人（viri）共同统治罗马。在恺撒和庞培进行联姻的同年，恺撒当选了执政官。罗马的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政治官，是管理共和国和领导军队的最高首长，共有两位，每年选举一次。任职期间，恺撒在罗马附近的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担任了5年总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元老院不会对他就任执政官期间的行为进行起诉。在公元前56年，庞培和克拉苏也接到了类似的5年总督任命，而后，又通过立法将恺撒在高卢的权力延长至公元前50年。
当朱莉娅和克拉苏两人相继去世之后，恺撒的支持者以他的名义在罗马运筹帷幄，庞培的追随者同样如此。元老院投票决定恺撒和庞培都应该放弃他们的任命，此时危机爆发了。他们两个均未放弃各自的权力。在伦图卢斯（Lentulus）担任执政官之后，他推翻了保民官——安东尼（Antony）和卡西乌斯（Cassius），他们本来有权力保全恺撒的职权。而后，元老院宣布共和国进入紧急状态从而“使得共和国不受任何侵害”。这导致了恺撒向罗马进军。恺撒极力否认他和他的军队的行为是对罗马同胞的侵犯。像其他罗马军事指挥官一样，他坚持自己是正义的，并解释说自己的行为是纯粹的防御策略。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罪犯是元老院中的一个强大少数派，他们曾密谋剥夺他的执政官权职，这违反了罗马宪法：
<blockquote>
我并非带着不良意图离开了我的行省，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侵犯，并且要恢复保民官的职位，即已经被逐出了罗马的保民官，为了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为了解放自己以及保卫罗马人民，使他们免受那个小党派的压迫。[3]
</blockquote>
上面所提到的恺撒“离开行省”，这个行为是罗马为后来的内战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领他的军队渡过了被视为高卢边境的河流，然后他宣布自己为军事指挥官以及拥有罗马的执政权，这是法律所禁止的。那条狭窄的河流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卢比孔河。如今提到“越过卢比孔河”意思就是指危险的、迅速的以及无法改变的政治决定。[4]
罗马共和国曾将战争区域严格控制在国境之外，以保持国内的和平氛围，而恺撒的这一行为将战争带入了共和国境内，打破了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界限。罗马记忆的守护者——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对于这一事件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叙述。据普鲁塔克和阿庇安说，恺撒派了一个小分队潜入了一个小城镇，是位于卢比孔河以南10英里处的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现在的里米尼（Rimini）。然后，他在晚餐的时候借口离席，悄悄地乘坐一辆马车离开了，只有一小群随从跟着。在黄昏时分，恺撒陷入了沉思，他站在河边有些犹豫，然后向他的随从说出了他的迟疑。根据阿庇安的描述，恺撒当时说道：“我的朋友们，如果我不越过这条河，这将会是我不幸的开端，但如果我跨过了这条河，又将会是所有人不幸的开端。”很快他像着了魔一样，飞速渡过了河，像一个工于心计的大胆赌徒一般，说出了被后世所周知的一句话：“木已成舟，事成定局！”[5]
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为这个场景加上了以下这一幕，一个迷人又神秘的吹奏管乐的女人，从恺撒的士兵手中抢了一把小号，然后越过了河流，并在对岸召唤恺撒的军队。卢坎同样在这个场景中加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极度忧伤、衣衫凌乱，正是当时罗马的化身，而她发出的警告让这位将军感到害怕：“如果你的到来是合法的，如果你是一位公民，那么你只能到此为止。”但是在卢坎的书中，恺撒对自己的行动的严重性有充分了解并决定放手一搏：“在此，我放弃和平并违反法律；命运，正是我所追随的。现在，跟条约说再见吧；我对条约的遵守已经够久了；如今，让战争成为我们的裁判。”[6]因而，后来的艺术家们在描述这一场景时，都要去选择是否将这位奇特的管乐手以及悲痛欲绝的罗马形象加入描述中。[7]恺撒本人对这些没有任何记录。
关于恺撒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人称视角的版本中，将军和他的军团就像拥有魔法一样，突然神奇地出现在阿里米努姆。但没有提到过关于过河的问题或有任何苦恼的讨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认为越过边境是罗马或他自己命运的关键。也没有什么不祥之兆，在这一版本的戏剧里，除了恺撒本人，没有其他角色，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仅仅是：“在了解士兵的意愿后，他带领第13军团去了阿里米努姆，在那里碰到了为避难前来投靠他的保民官。”[8]在元老院的人眼中，以及后世大部分人的判断中，恺撒曾“宣布内战，而民众所认为的背负武器渡过卢比孔河的将军们会被地狱众神诅咒，恺撒对此鄙夷不屑”。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1819年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期间曾口述恺撒的历史，从他的口述中能够得知，这位恺撒的忠实崇拜者十分赞同上述判断。[9]
当谈到内战，恺撒可以说是否认内战的始祖。然而他的伟大对手，法学家、政治家以及哲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对此却并不避讳。西塞罗因以下三点而闻名于世：第一，他是所知的最早使用“内战”这个术语的作家，尽管他像恺撒本人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说出这个词。公元前66—前49年，在他诸多的著作和演讲中，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10]第二，他让我们看到，对内战的概念与对其他有组织的武装威胁之间的界限，罗马人的理解是如此地不确定。第三，他提供的证据表明，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内部斗争与他们所崇拜的希腊人的内乱截然不同。
公元前66年，西塞罗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说出了“内战”这个词。他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发表了这个演讲，而23年之后他被处决，他的头和手正是被钉在了这个讲坛之上。在这篇演讲中，他对一项提案进行了辩护，这项提案要求将对抗罗马在小亚细亚最危险的敌人——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军事指挥权交由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将军或者说小庞培，即为后人所熟知的恺撒的主要对手庞培。西塞罗指出，在这场正义之战中，罗马的荣耀、荣誉和帝国的未来都岌岌可危，然后，他请求他的听众想象一下，罗马需要怎样一位将军来带领罗马取得胜利，那应该是一个拥有军事经验、能力、权威和运气的人。还有谁比庞培更具有这些素质，更适合这个位置呢？他是一个年少有为的年轻将军，在18岁时他就第一次担任了主帅。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战场，在接下来的20年里，罗马人将会面临的每一个新的敌人，他都曾与之战斗过：
<blockquote>
如果国家的命运不依赖于他，难以想象战争将以一种怎样的面目出现？内战、非洲、阿尔卑斯北部、西班牙(一场平民与好战部落之间的战争）、奴隶战争、海上战争，这些战争和敌人，无论是在性质还是地点上都有所不同，他不仅参与了这些战争，而且也最终亲手结束了它们——所有这些都表明，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是他所不熟悉的。[11]
</blockquote>
因征服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的叛军，以及其他两场战争的军事胜利，在20多岁时，庞培就继他心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赢得了“伟大”（Magnus）的称号。他在西西里轻易地消灭了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残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横扫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这场战役令人震惊；公元前82年同样在西西里战胜了格涅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Gnaeus Papirius Carbo）；以及公元前77年，在埃特鲁斯坎（Etruria）战胜了的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斯（Marcus Aemilius Lepidus）。[12]>除了对奴隶和海盗的战争之外，其他的这些战争都是针对或者部分针对本国的同胞。“内战”是罗马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难将其与外部战争区分开来。
当西塞罗为庞培辩护时，他提到了“内战”，说明这个词已经是通用词了。虽然历史记录显示他是最早运用这个词的人，但很显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在列举庞培所参与的战争时，也暗含了战争和敌人的级别是有所不同的；最令人厌恶的是海盗和奴隶，而最难打败的是罗马公民。因此，西塞罗让他的听众坚信，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是庞培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使这些战争为人所不齿。毕竟，西塞罗当时是作为庞培党派的一员而发表的演讲；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听众肯定会把他所提及的“内战”看作与战胜罗马外敌及内部威胁相提并论的事情。所以，“内战”刚被发明就又被重新定义了：最初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明确的概念；可能是变成这样一个概念，从本质上看，如果说它不具备价值或值得称赞的，那么至少是一个展现勇气和军事才能的场合。
这有点儿微妙；正如卢坎所说的，内战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也是大多数罗马评论家所赞同的。[13]罗马的凯旋式是授予取得对外战争胜利的将领的荣誉——至少传统上是这样。得胜的军队欢呼他们的将领为“凯旋将军”（imperator）；然后将领请求元老院批准一系列的感恩仪式；元老院则会授予将领一次正式的凯旋式。历史学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在公元1世纪写道：“在此前的共和国内战中，即使有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此而取得‘凯旋将军’的称号却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会有感恩仪式，或凯旋的欢迎仪式和战车游行，因为这样的胜利是战胜了国内的同胞而不是外族，所以被认为是令人悲痛的，即使它是有必要的。”[14]然而，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胜利获得了凯旋式，这些战争“事实上是内战”，而恺撒后来收获的一连串凯旋式，均是为了庆祝他战胜了他的敌人——既包括公民也包括外族——高卢、埃及、本都以及非洲，还有庞培的儿子，明显违背了内战中没有胜利者这一禁忌。[15]最终，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击败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后，他也举行了一场凯旋式——这是代表他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之后所取得的凯旋式。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漏洞百出，具有很多争议；而胜利者的正义逻辑会为其定义，也仅仅存在于共和国晚期，在那些压制了“公民”这个元素的战争中。[16]
罗马人认为，对比希腊和罗马城建立之初的历史，他们的内战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希腊的内乱缺乏组织性和战争性，把罗马共和国的内部暴乱看作希腊内乱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是一种奇怪的以弱为荣的心理。西塞罗当然是认可这点的。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之前，这位元老院议员为了给他唯一的儿子马库斯提一些忠告，写了一封长信，然后离开罗马前往雅典继续深造。这封长信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论义务》（公元前43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诛弑暴君这一含蓄论点；在书中，西塞罗指出了希腊和罗马对内乱的不同理解。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说明遵循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并提醒马库斯要当心罗马共和国分裂为民主党和贵族党。西塞罗接着指出，虽然希腊人内部确实有诸多争端，但罗马的分裂在规模、形式和名义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人所遭受的不仅仅是动乱——希腊人称为“党争”的那种暴乱——还有更糟糕、更新颖的东西：“被诅咒的内战”（pestifera bella civilia）。任何一个正直而勇敢的公民都会避开和谴责内战。[17]尽管如此，罗马最终还是会发明内战。
***
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想竭力弄清楚共和国陷入正式武装冲突的过程。他们讨论内战的责任问题，寻找罗马公民道德衰落的迹象。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内战在表面的平静期过后将会重演，他们被这一观点惊呆了。最后，他们给后世读者留下的是一种历史愿景，即尽管历史充满着挑战伦理、令人震惊且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这正是文明矛盾的标志，甚至是文明（civilization，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本身。通过这一切可以看出，对罗马人民自身和未来的时代来说，罗马人成了内战记忆的守护者。
提图斯·拉比努斯在建议将内战遗忘（oblivio）时暗示到，记住内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了记忆，就会有煽动激情和重新点燃内战的危险。从罗马人在内战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中，我们就可以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是源自恺撒的同伴——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的观点。根据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评价，波利奥是一个“全能型的人”；他是一个作家、政治家以及资助人（资助的诗人包括贺拉斯和维吉尔），他还创建了罗马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公元前49年，他曾与恺撒并肩战斗，所以他拥有写作内战史的权威。事实上，当恺撒痛苦地站在卢比孔河边时，他正站在恺撒旁边，而后与其并肩作战。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之后，波利奥当选为执政官，随后在公元前39或前38年他获得了一次凯旋式。不久，波利奥辞去公职，像其他退隐的罗马政治家一样转向了文学，将此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们可以从贺拉斯写给他的颂诗中了解他作品的主旨：
<blockquote>
内部动乱始于
执政官梅特路斯
内战的原因，内战的邪恶，还有内战的方式
命运的游戏，致命的友谊
如此伟大，那铠甲
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
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
正是你所面对的一切，而火焰被踏灭
灰烬依然在燃烧。[18]
</blockquote>
作为恺撒的支持者，在恺撒被谋杀的阴影下工作，毫无疑问波利奥是认为还没有为死去的将军复仇（所以贺拉斯写道，“那铠甲/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因此，他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光复运动。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时，他已经知道一切都将像一场赌博；或者用那句被世人认为是出自恺撒之口的名言来说，“木已成舟”。通过回顾恺撒的格言，贺拉斯巧妙地将恺撒的决定与波利奥的危险任务（“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结合起来。最大的危险在于记忆之火的延续。即使这种记忆之火只是一小团，也可能会变成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冒烟的火山总是更容易喷发。内战爆发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讨论内战史就像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开始到公元1世纪60年代，在这超过一个世纪的罗马历史中，内战不断地在爆发。苏拉与马略之间的第一次内战是在公元前88—前87年，而这也导致了他们在公元前82—前81年之间的第二次冲突。20年后，公元前63年，苏拉战争中的贫困退伍老兵支持了元老院议员喀提林（Catiline）企图控制这座城市的阴谋。西塞罗本是这场阴谋的谋害对象之一，但他察觉到了危险，并发表演说，对喀提林进行政治指控，从而击败了这个共和国的敌人。大约又过了20年，恺撒发动了内战，拉开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武装暴乱的序幕，首先被吞噬的是罗马，然后是意大利半岛，最后是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埃及。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恺撒和庞培的追随者及其后代因双方存在分歧一直在战斗，最终，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中，屋大维战胜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结束了双方的争战。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加封为“奥古斯都”，成为皇帝。这一系列内战得以结束。之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又为内战埋下了另一颗种子。
屋大维的加封为罗马带来了暂时的喘息之机，这个时代被赞颂为和平与稳定的“奥古斯都”时代。公元14年，屋大维去世，在随后几十年里，出现了内战的写作热潮，随后，内战又一次爆发了。那些反对罗马帝国元首制的人，对共和国无比怀念，将其视为没有腐败、公共利益得到保护的美好时代。然而，对其他人来说，恺撒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之前的岁月已经逐渐消逝了。“即使是在那些大部分出生在内战时期的老人中：又有多少还记得共和国呢？”塔西陀（Tacitus）在《编年史》（Annals）一书中感叹道。这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末期的罗马生活；由此看来，暴政是内战的另一种延续。[19]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提比略皇帝（Tiberius）统治时期，关于内战的叙述比罗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塔西陀的著作是少数保存至今的史书之一；大多数作品都像波利奥的著作那样均已佚失，包括塞内卡（Seneca the Elder）和历史学家奥鲁斯·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Aulus Cremutius Cordus）的作品，后者曾在公元25年被指控叛国罪，据说是因为他书写了早前内部冲突的历史从而被认为是煽动了内战。[20]
在尼禄统治时期，卢坎写下了他的史诗《内战记》（公元60—65年），叙述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是另外一团记忆之火。这是一部矛盾的史诗，虽然是在皇帝的资助下完成的，但对帝国之前的岁月充满了怀旧之情，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即使受到了内战的冲击，依然生机勃勃。卢坎回顾了一个世纪前的内乱冲突，设想了一个习惯了人类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宇宙，而天堂因地球上的灾难而颤抖。[21]
卢坎的意象力量、共和主义倾向以及他对亲密朋友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生动再现，让他注定成为所有罗马诗人中最受赞赏的一位，从4世纪到19世纪早期，在这近1 500年中，他的史诗所拥有的读者是最多的。[22]在12世纪，《内战记》被翻译成古爱尔兰语。[23]到13世纪，这部史诗的手稿被传到了冰岛，并且与撒路斯提乌斯的《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部分章节相融合，组成了一篇散文式的概要，最后构成了一部罗马传奇（Rómverja Saga），这就是冰岛版本的罗马历史，讲述了罗马的动乱、阴谋和内战。[24]14世纪早期的诗人但丁称卢坎是“大诗人卢坎”；而到14世纪晚期，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称其为“伟大的诗人、大卢坎”。[25]还有荷兰学者、“自然法之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他同时也是《内战记》的学术编辑，认为卢坎正是那个“热爱自由的诗人”。[26]他的名气随着欧洲内战的发生而起起伏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他为理解历史上和当代的暴力冲突提供了关键性的材料，然而在19世纪他的名声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晚期他又迎来了新的读者。
与卢坎一样受尼禄皇帝资助的作家中，有一位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阿比特（Titus Petronius Arbiter，约公元27—66年），他是政治家、诗人，还是顶级的美食家，著有《萨蒂利卡》（The Satyricon）一书。这篇闻名于世的诗描绘了在一个虚构的晚宴上，一位虚构的诗人尤摩尔浦斯朗诵了一首关于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的诗。尤摩尔浦斯声称内战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主题”，也许与《埃涅阿斯纪》（Aeneid）——维吉尔本人都称之为“大作”——一样重要。[27]
卢坎和佩特洛尼乌斯最终都被尼禄逼迫自杀。在公元69年，尼禄皇帝也死了。内战的战火在“四帝之年”（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韦帕芗）又重燃了。这些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争不会是最后的罗马内战——据一些统计显示，这些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世纪，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为罗马历史的叙述带来了一个高峰。回顾历史，这种类型的冲突变得清晰起来。“罗马帝国在尼禄倒台后甚至是在奥古斯都之后的暴政时期就爆发了内战，难道我不应该从这些内战中推导出罗马帝国的衰落吗？”在18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完成他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反问，然后回答：“啊！我应该。”[28]
罗马人和他们的后人非但没有将内战抛弃、遗忘，反而不停地提起和回顾。内战就变得既难以言喻又无法避免，直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似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谈论了，因为内战永远不会消失。卢坎的《内战记》中有一个角色哀叹道：“痛苦降临，人们又将再次忍受”，“未来将是战争的延续，这就是内战的结果”。[29]创作罗马内战史的书是没有止境的。40年后，塔西陀在《历史》（Histories,约109）一书中，对“四帝之年”的描写效仿了卢坎的这首诗。习惯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写了一系列希腊和罗马名人传记，而他笔下的罗马名人代表包括，格拉古兄弟和后来的内战勇士马略、苏拉、恺撒、庞培和安东尼（约100—125）。同样的这几年里，另一位用希腊文写作的历史学家阿庇安，撰写了一本保存至今的史书《罗马史》（Roman History，约145—165），其中有一个部分的标题为“内战”。这些史学家都试图撰写一部内战通史，旨在叙述从苏拉到屋大维的所有罗马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