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鲁斯（Florus）那本广为流传的《罗马史纲要》（Epitome of Roman History，约117—138，或161—169)，虽然没有上述那些著作那么详细，但是时间跨度更长。书中阐述了在罗慕路斯之后的7个世纪，罗马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外战争、奴隶战争、同盟者战争和内战。尽管只有对外战争才被视为正义的，弗罗鲁斯还是刻意模糊了其他几个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比如，同盟者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内战，因为曾经与罗马结盟的盟友“在意大利境内发动叛乱所犯下的罪行，与公民在自己城市内部叛乱是一样的”。此外，他把奴隶战争描述为最不光彩的战争，并且刻意将其与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罗马最大的不幸。公民与公民在罗马广场进行斗争，他们就好像是竞技场里的角斗士——“最低级的人类”。为了给这个混淆不清的分类正名，弗罗鲁斯追溯了恺撒和庞培之间战争的扩展和延续，即从罗马城向外扩展至意大利，再延续到罗马帝国。[30]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大约近5个世纪里，罗马历史学家都在大胆地努力探索他们文明中的这个最大诅咒。[31]他们绞尽脑汁思索内战的起因。罗马的每一场内战是因什么而起？罗马共和国是否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缺陷而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发生了如此多的内战，原因让他们深深担忧。其中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逻辑？他们试图从这些苦难中总结经验。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共和国形式，可以避免内战？或者说罗马文明本身的基础结构使得这类灾难注定会不断重现。在北非历史学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创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413—426）时，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至今仍是研究罗马内战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但是先让我们聚焦在他的一些前辈身上。

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得出了一些生动但又令人不安的教训，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教训被不断地重复和学习。内战并非单独发生的，而是集体出现的。内战留下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因为后世要求复仇并产生分歧，这些首先会分裂罗马城，然后就是包括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整个罗马帝国。塔西佗在描述公元1世纪的动乱时，开头写道：“我所谈到的历史充满了灾难，有可怕的斗争，因叛乱而分裂，甚至是在和平时期都充斥着野蛮的行径。先后有4个皇帝死于刀剑之下；发生了3次内战，对外战争则更多，而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32]因此，虽然内战的目的是控制城市，但要与对外战争相区分并不容易，内战的影响波及整个罗马世界，后来又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参与者。

罗马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越广，内战的范围也就越广。弗罗鲁斯认为：“恺撒和庞培的暴力，犹如洪水和烈火，在整个罗马城蔓延，波及意大利、各个部落、各个种族，最后是整个帝国，以至于不能肯定地将之称为内战，甚至也不是一个同盟者战争或对外战争，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含上述所有性质的战争——甚至比战争更糟糕。”[33]弗罗鲁斯在这里与卢坎《内战记》的开篇相呼应，对于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他给出了经典的总结：

<blockquote>

在横跨厄玛提亚平原的所有战争中，它比内战更恶劣，

我们为犯罪的合法性而歌颂，而这个强大的民族

手执胜利之剑刺向自己，

手足兵戎相见，而暴政的契约一旦被打破，

因普遍的罪行，

与动荡世界的所有力量发生的冲突，

充满敌意的规则与标准规则相抗衡，

战鹰对抗和标枪飞掷。

啊，公民们，这是多么的疯狂啊！[34]

</blockquote>

如果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比内战更恶劣”，那是因为这是发生在两个联姻的人之间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家族战争（“手足兵戎相见”），而不仅仅是公民之间的战争。[35]这场战争的结果与之后历史中的一句话产生了共鸣：1643年，英国议会的上将威廉·沃勒爵士（Sir William Waller）在形容英格兰共和国的动乱时说道，这是“没有敌人的战争”。作为家族和同胞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充满了痛苦，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而战，并有权力定义共和国的成员。[36]从这方面理解，作为对价值观的一种考验，内战是必要的、自然的斗争，它既可怕又无法避免。

内战确实是战争，就像第一场被认定为内战的战争一样，即苏拉之战，它有全套的旗帜和武器，并伴随着隆隆的鼓声和悠长的号角。随后内战吞噬了整个罗马和地中海地区：公元前48年，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法萨罗之战（Battle of Pharsalus）发生在位于希腊北部的厄玛提亚平原，因而卢坎的史诗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名字：《法沙利亚》（Pharsalia）。如果地理上的边界缺乏固定性，那么概念上的边界则更加易变。西塞罗以及其他人试图分辨的不同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因为努力而使得从其他形式的冲突中区分出内战变得更困难。就像一些不可动摇的自然力量一样，内战不再遵从共和国的边界，从广度上说，它显示出具有世界性的潜力，因此变得更具破坏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对内战的理解变得如此迫切，也让人们很难去描述和定义内战。

***

罗马历史上所有的内战史学家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他们的叙述。即使是关于恺撒的历史，也并非从越过卢比孔河开始的；其他诗人和历史学家则进一步寻找共和国内部问题的根源。解释内战反复发生为何如此困难，贺拉斯写给波利奥的诗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提到了“执政官梅特路斯”，然而，大约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60年期间就有11位执政官名叫梅特路斯。根据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贺拉斯可能指的是公元前60年在任的那位梅特路斯，也就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首次结成联盟的那一年。然而，他所指的也可能是另一个梅特路斯，即公元前123年的执政官。这一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两年后他被谋杀，他的首级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斩下。那么，如果贺拉斯所提到的是第一个梅特路斯，则说明波利奥的历史仅比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早20年。但是，如果他是指第二个，那就表明在看待分裂罗马和让公民陷入互相争斗的这些问题上，波利奥更具远见卓识。[37]整个罗马民族的历史都有可能因这种的选择而被影响。

对内战进行短期的阐述可能会得出内战是偶然的，不太可能会反复出现。长远地看待内战，则会将冲突放入整个罗马历史中，去探寻内战的深层原因，甚至是从道德罪责方面寻找导致破坏性暴乱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在罗马建城之初，罗慕路斯谋杀了他自己的兄弟，当时问题就已经涌现，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整个城市都犯下了罪行，但是都被忽视了”。[38]公元前39年，后三头同盟带来了短暂而不安的和平时期，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末，贺拉斯向他的罗马同胞们问道，为什么想要拔出刚刚入鞘的剑？又为何会如此疯狂，不是因为征服其他民族——比如迦太基人和不列颠人而流血牺牲，却宁愿选择亲手毁灭自己的民族？可能只有一种解释——这座城市被杀害兄弟的原罪诅咒了：

<blockquote>

为什么要疯狂地加入一场邪恶的战争？

你的剑已入鞘，

现在又为何要将它们拔出？

……是残酷的命运驱使着

罗马人，当雷穆斯的无辜鲜血

流淌在大地，

残杀兄弟的罪行——是对后代的诅咒，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人。[39]

</blockquote>

在贺拉斯写这首诗之时，罗马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内战。罗慕路斯谋杀了他的兄弟，这被用来讽喻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永久的冲突。”[40]于是又回溯到了罗马内部斗争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格拉古兄弟时期的分裂和内战。这本血腥的家谱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年多后，贺拉斯另一首诗确认了这点。这首诗是在哀叹后三头同盟与庞培的儿子塞克斯都·庞培（Sextus Pompey）之间的分裂：“被内战折磨的第二代/罗马正在衰落，被强权摧毁。”“（似乎）这座城市，还有我们这失去教义的一代，注定要被再次毁灭。” [41]贺拉斯继续说道，想要躲开罗马的原始诅咒，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开罗马本身。事实上，逃避，而不是遗忘，可能是内战诅咒的唯一补救办法。

但是，如果说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罗马内部冲突的根源并未如此根深蒂固呢？撒路斯提乌斯在叙述公元前63—前62年的喀提林阴谋时，他还将这座城市巨大命运转变的原因归于道德上的衰败，这是罗马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元前146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之后，随即出现了腐败。撒路斯提乌斯认为，在此之前也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斗争”，但他们只为美德与荣誉而战。在布匿战争胜利之后，贪婪和野心使“命运变得残酷，一切变得混乱”。苏拉之所以能够征服罗马是因为他在亚洲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利品，用来收买士兵，取得他们衷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内战和腐败是齐头并进的，削弱了罗马的道德力量，直到喀提林试图追随苏拉的脚步，在那些“渴望内战”的堕落士兵帮助下，企图推翻共和国。[42]在撒路斯提乌斯其他著作中，他重申了这一说法；罗马最早的纷争源于人性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自由、荣耀和权力的渴望，但是直到迦太基沦陷之后，内乱的罪恶才盛行，平民和贵族之间开始公开发生冲突：“这种方式很明显是为了挑战更多对手，（而）随后出现了许多骚乱、叛乱，最后是内战。”[43]

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社会冲突的源头，即公元前2世纪[1]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的改革。格拉古兄弟将罗马政治团体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党派[44]，显然是受到他们的导师——来自库迈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结果是这两位罗马学生发现，这种划分为这座城市走向内战打下了致命的基础。西塞罗、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阿庇安以及弗罗鲁斯均认为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谋杀是罗马的第一次致命分裂。瓦尔罗则认为公元前121年弟弟盖约·格拉古的死才是关键，并说道：盖约“将公民分裂为两派，这是内乱的起源”。（公元前44年）塔西佗在《历史》中写道，这两位保民官所面临的问题是“内战的审判”。[45]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些支持贵族的人（贵族派）和那些支持平民的人（平民派）之间的分化，为罗马共和国撒下了背叛与不和的种子。[46]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鼓舞着后来的历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对罗马的致命缺陷做出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在罗马历史的典籍中，对内战的各种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神话是罗马城内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从撒路斯提乌斯对迦太基战争之后的奢侈和腐败的道德批判，可以了解内乱的先决条件。西塞罗和其他学者追溯格拉古兄弟领导时期的罗马内部分歧，可以看出这种分歧是引起彻底的派系斗争和更大的政治分裂的原因，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罗马公民拿起武器与自己的同胞对抗。

这正是一个序列变成一个循环的过程。分析解释变成了理由依据。而那些独立的事件演变成了深入到罗马过去——罗马建城之初——的历史叙述，并给罗马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在政治紧张的时刻又再次兴起。遵从此种模式，在“四帝之年”时期伽尔巴被杀后，塔西陀如此描述平民的焦虑情绪：“他们记起了内战，以及多少次这座城市被占领，还有对意大利的毁灭性破坏，对行省的掠夺，法萨罗、菲利比、佩鲁西亚和穆提那战争，这些名字都是因灾难而闻名。”[47]内战的循环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有间接描写内战的作品，例如斯塔提乌斯的史诗《底比斯战纪》（Thebaid，公元92年），这首诗以公元1世纪的罗马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兄弟之间的原始斗争，他们在底比斯相互残杀；[48]还有直接描述内战的作品，以罗马历史为背景来讲述内战，比如塔西佗和弗罗鲁斯——后来的内战历史著作，更是包括了美国和法国革命在内的直到18世纪的内战史。

到目前为止，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此书的基督版本是最全面地叙述了罗马人的内战倾向。公元410年蛮族入侵罗马之后，他撰写了这部神学和历史的杰作，从公元413年到426年，一共创作了22卷。这部书的诸多目的之一就是解释罗马衰落的原因。基督教声称其原因是新的宗教出现：如果能够平抚异教徒信奉的神，罗马城就可以击退其入侵者。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帝国的道德败坏和分裂倾向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以此来反驳基督教削弱了罗马的指控，认为并非基督教让罗马在哥特人的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他将罗马衰落的原因归于罗马内战史学家们所提出的那一系列事件。但是此处有一个明显的悖论。难道罗马不是一个施行救赎的工具吗？不论它的帝国在何处，都会将福音传播到已知的世界？那么，在这座城市被洗劫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就像在早期建城时一样？奥古斯丁跟随他前辈的脚步，追溯罗马城的道德历史，从建城之初到随后的一系列动荡和自我破坏，直至帝国的灭亡。野蛮人的愤怒或外来入侵者的征服所带来的恐惧，怎能与公民互相残杀的恐惧相比呢？

奥古斯丁在罗马文学方面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也曾在米兰担任修辞学教师，他深受其益。在年轻的时候，米兰是帝国的文化都会。他沉浸在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中，并且阅读了许多李维所著的罗马历史书籍，这些书如今都已经佚失了。[49]他的博学使他能够编撰一部关于罗马内乱的通史，时间跨度包括了自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起——他们的自相残杀“表明了世俗城市内部分裂所能达到的程度”——到奥古斯丁自己所在的时代。如果他能证明，罗马的道德沦丧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基督教就不会是罗马帝国衰落和覆灭的原因。撒路斯提乌斯提供了奥古斯丁所需要的证据。“在他的书中，他讲述了（在击败迦太基之后的）繁荣所带来的道德败坏最终导致了内战。”从格拉古兄弟到苏拉，罗马的分裂“不断发展直至内战”，而这座城市的众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们；事实上，神自身有时也会煽动公民互相攻击，为他们的纷争提供借口。奥古斯丁讽刺地说，罗马人为和谐女神康考迪亚（Concord）建造了一座神庙，“但康考迪亚抛弃了他们，纷争女神狄斯科耳狄亚（Discord）统治着他们，甚至使他们陷入内战”。[50]

奥古斯丁对罗马异教的描述是“恶魔的世界，甚至比恶魔更邪恶，因为内乱的存在”，是一系列“内部的不和谐，更确切地说是野蛮”。他哀叹道：“同盟者战争、奴隶战争，还有内战！这些战争让罗马人流了多少鲜血，又让多少个意大利被彻底摧毁？”他与弗罗鲁斯一样，将罗马历史描述成一连串的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建立在前一场所遗留的道德问题之上，从而动摇了共和国的基础。休战期间的流血程度不亚于战争本身，因为在苏拉的第一次胜利之后，“和平要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征服所取得”。马略和苏拉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导致了罗马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他内部战争，直到奥古斯都的出现。据奥古斯丁的记载，在这位内战勇士统治时期，耶稣诞生了：“只是这些战争早在基督降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原因使得一种罪行与另一种罪行联系在一起。”[51]

在写作《上帝之城》期间，奥古斯丁鼓动一位移居北非的西班牙牧师保罗修斯·奥罗修（Paulus Orosius）来从事“反对异教徒”的历史工作，以此回击野蛮人对罗马的洗劫。奥罗修的《反异教徒历史七书》（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417—418）是真正的通史，跨越了5 618年的时间，从世界的诞生到作者自己的时代。这位牧师把罗马内战放入更长的历史中来考察，即人类有时间记载以来[52]，所遭受的犯罪、战争和自然灾害，正如他的先辈们——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奥罗修对罗马内战逐一进行了追溯。他认为“弑父”行为以及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是内战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至少从波斯人时代开始就是如此。他们“打了一场内战，确切地说不仅仅是一场内战”——卢坎的观点再次出现了！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和小居鲁士因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关于罗马内战史的时间线，奥罗修遵循了传统史学的年表，认为内战是从苏拉开始，但他将内战视为一个延续到他自己所在时代的循环。奥古斯丁认为最糟糕的战争只发生在异教徒之间，而不是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所以在这一点上，奥罗修与其产生了分歧。奥罗修认为把内战称为“反对盟友的战争更为精确，不过如果称之为内战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那是对基督徒有利的，他的这一论断是在回应那些声称当代没有此类“内部”战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基督胜利而战，受人称颂，并被基督教义所宽恕：“今天所谓的内战是温和而仁慈的，或者说是镇压而不是战争，这点谁会怀疑呢？”[53]奥古斯丁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奥罗修，似乎对这位追随者所写的史书感到失望。奥罗修持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是上帝选择传播基督教的工具，且在未来将继续承担这个责任。[54]直到奥古斯丁完成《上帝之城》时，他都坚持一个观点，即严格区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就是居住在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象征着罗马）的人们和上帝之城（the Heavenly City）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奥古斯丁提醒读者，罗马人不断地找理由来互相争斗，对整个罗马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帝国的疆土之广导致了更恶劣的战争爆发，即同盟者战争和内战。由此看来，人类就显得更加悲惨，无论是因为战争本身，还是说为了最终的和平而战斗，或者因为不断存在的恐惧，冲突都将再次开始。”与其他城市相对比，上帝之城是一座公民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城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55]

***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罗马内战的经典著作，出现了三种经久不衰并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叙述。第一个可以称为共和国的故事；它描绘了从罗马根源所迸发出的不断重现的无休止内战，并同情罗马共和国提倡的无私公民价值观。根据罗马历史记载，要想彻底的“文明”（civilized），就很容易发生内战；而且仅经历一场内战似乎不可能，因为随着罗马文明的延续，内战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接着是关于罗马帝国的叙述，遵循了同样的叙事轨迹，但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内战是政体的一种顽症，它只有一种治愈方法：恢复君主制或推行皇帝制。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诞生结束了这个故事。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由此，罗马的政体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最终实现了统一和元首政制。”到16世纪晚期，阿庇安著作的英文翻译者对此表示赞同：“这明显说明了，人民的共和政体必须让位，君主政体开始盛行。”[56]最后，是关于基督教的叙述，内战是这个城市或共和国一直遭受的罪恶，内战的目的是致力于世俗的世界，而不是上帝的荣耀。世俗世界是自我毁灭的根源，可以肯定它最终都不能成为救赎的工具。所有这些叙述都被应用到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动乱中，跨越整个欧洲和后来所有的帝国，直到18世纪。

通过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描述，人们能够确认内战的概念是什么，参战者是如何战斗的，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文本，读者将能够理解自己国家从罗马继承下来的内部权力斗争。当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习拉丁语时，就会了解到内战的含义，因此毫无疑问，只要有机会，这些观点就会灌输到他们的思想之中。他们受到卢坎的启发，创作诗歌，又受撒路斯提乌斯、塔西陀以及其他罗马内战编年史学者的影响，编撰了自己的历史。17世纪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包括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都采用了罗马式的话语来讨论主权与叛国、叛乱与革命。在这些讨论中，传统的内战观念首次被考验，但这也只不过是将与古代先辈们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而已。只要罗马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还被世人铭记，遗忘就不可能成为对抗内战的一种可行手段。

[1] 原文写的是公元前1世纪（in the first century b.c.e.），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时间实际上是公元前2世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