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来说，在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君主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似乎一定程度上洗雪了立国之耻。在没有暴力流血的情况下，罗马的王政时代被推翻，血腥的城市重新建成为共和国（res publica），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人民的事务，或者是说所有公民享有的共同财富。[38]罗马即将成为李维所说的“和平与战争中的自由国家”，一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男人”的政治社会。只有当公民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时，公民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取决于共和国本身的自由。[39]

自由和法治的罗马共和国可能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还远远谈不上和平与安宁。例如，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那些出身卑微的平民，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与那些古老血统的贵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被称为“平民与贵族的斗争”（Conflict of the Orders）。[40]后来的现代世界正是继承了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社会和阶级冲突的关键名词，即“阶级”（classis）“贵族”“平民”以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那些通过生产来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人或者说“无产者”（proles）。这些都是罗马生活中的艺术术语，许久之后，这些术语在其他语言中出现，尤其是通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著作得以传播。这位研究19世纪社会内部冲突的专家，曾是一位古典历史的学者，对罗马政治动乱史有特别的研究。[41]

罗马贵族控制了街头黑帮，并且可以从他们的附属邦和门客那里私募民兵。自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之死开始，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充满了可怕的杀戮。公元前133年，出于政治目的，一群愤怒的暴徒杀害了300名格拉古的支持者，并为了羞辱格拉古而将其尸体扔进台伯河。在公元2世纪早期，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哀叹道：“自反对君主制以来，据说这是罗马内乱第一次以流血及公民的牺牲而告终。”这可能是第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公元前121年，提比略的弟弟、保民官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被杀死，他遭到了斩首，他的头骨被灌满了熔融的铅，他的无头尸体也被扔进了河里。[42]

所有这些谋杀都是“民事”行为，因为均是发生在个体公民身上，没有一起可以被称为“战争”。只有事后来看，罗马历史学家才能将这些事件归结为全面内战的征兆，预示了后来所发生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即一个世纪后，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被暗杀，以及在那之后的一年里，西塞罗被处死。在公元2世纪，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约95—约165）用希腊语写下了过去5个多世纪的罗马历史，以下是其中的摘录：

<blockquote>

在罗马，平民和元老院经常因法案的通过和债务的取消而意见不一，或者在选举以及土地分配问题上产生矛盾，但是从未爆发过内部暴乱事件……没有人会将刀剑带入议会，也没有哪个罗马人被罗马人杀害，直到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因提交了改革法案而被刺死，他成了罗马内乱牺牲的第一人。

</blockquote>

在阿庇安用希腊语写成的这部史书中，关于这场内乱——他所使用的词是“党争”（stasis），依然不是“内战”（civil war）。[43]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回顾阿庇安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一方面看到了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的内部冲突与希腊内乱的区别，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罗马早期的原始暴力。最初，在公共场所是可以拔剑的；这标志着门槛的跨越，公民之间的和平遭到破坏。但这依然是人际威胁，个体威胁个体，并不涉及集体行动，也没有破坏罗马法律在公民生活和军事纪律之间实现的微妙平衡。阿庇安认为，内战是野心和不公导致的，会削弱共和国，直到更大的冲突将罗马分裂：“共和国发生了公开起义，大批军队以暴力反抗他们的祖国……如果一方先占领了罗马，另一方名义上是对他们的敌人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祖国发动战争：他们攻击自己的祖国，将它当作一座敌人的城市。”这不是某种仇恨的再现，而是一件令人恐惧的新事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人民对人民的战争，因此，最终出现了内战。[44]

根据定义，在共和国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内部”的，因为它发生在公民之间。拉丁语中的“公民”（civilis）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成为罗马法律和政治领域中被高度使用的一个术语。“内战”这个词甚至有可能是仿照“公民法”（ius civile）一词或是“民法”（civil law）一词而产生的，民法是用来管理政治共同体或共和国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与管理外国人或罗马人与外来者关系的“民族法则”（即国际法，ius gentium）是有区别的。罗马人只对罗马共和国边界之外的敌人——外敌——发动战争。[45]罗马内部的治安官和在外的军官所拥有的权力形式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忽略二者的不同，将军事统治的形式引入城市管理中，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公民，这是对共和国最大的背叛和亵渎。这一罪行极其恶劣，足以解释为什么罗马人在明确内战定义的问题上显得如此犹豫以及在“内战”一词被发明很久之后，罗马人依然不愿意使用它。[46]

内战是一场对抗亲密敌人的斗争：事实上，是反对那些根本不应该被当作敌人的人。公民享有被民法保护的权利——即使说并非所有的公民都能获得共和国的公职和荣誉，这一点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已显示出来，但公民依然是唯一有资格获得共和国公职和荣誉的群体。他们还有义务加入军团以保卫共和国。[47]公民权，或者说公民的权利，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明确的，而他们相应地义务则是保卫罗马不受敌人侵犯。内战推翻了所有这些确定性。这无异于将一个友好的共和国转变为一个敌对的竞技场，是一种入侵苍白文明的敌意。又是什么让“内战”这个令人不安的新名词写入了罗马的政治辞典？简而言之，就是一系列对罗马本身的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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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普遍的共识，公元前88年，执政官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带领军队进军罗马城，是罗马内战的开端。苏拉也因此打破了罗马执政官或军事指挥官的终极禁忌。他之所以能成为罗马的独裁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同盟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意大利为首的罗马同盟成员要求平等，特别是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但遭到了罗马的拒绝。公元前90年，受挫的同盟者开始反抗并试图独立，最终在这场为期两年的战役中被镇压。然而，在那时，罗马政府不情愿地授予了大多数同盟城市公民资格，只是他们的选票在罗马议会中无足轻重。公元前88年，保民官（Tribune）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法案试图延长同盟者的公民权期限。新执政官苏拉结束了对同盟国的扫荡行动后归来，并宣布该法案是非法的。愤怒的苏尔皮基乌斯转向另一个罗马的军事指挥官，苏拉的对手——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这导致了随后一系列的爆炸性事件，并最终促使苏拉进军罗马。为感谢马略的支持，苏尔皮基乌斯承诺给他丰厚的回报，即在与本都（Persian）国王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的战争中，罗马军队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指挥权能够提供荣誉、胜利以及大量掠夺战利品的机会。然而，因为该指挥权已经被许诺给了苏拉，所以罗马两名最伟大的将军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48]

作为内战历史上的先锋，苏拉并不愿意他的军队与罗马闹翻。当他和他的追随者试图阻止苏尔皮基乌斯的法案通过时，苏尔皮基乌斯带领众徒在城市街道上发起暴动；据传，苏尔皮基乌斯有3 000名剑士听命于他。在一场激烈的对抗之后，苏拉成功逃走了，并误入马略家避难。在那里苏拉或许和他的对手进行了谈判，随后出于安全的考虑撤出了罗马。虽然苏尔皮基乌斯本人未出席，但他的法案还是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并且他还公布了之前的秘密计划，将对抗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军队指挥权转交给马略。

如果苏拉接受这些安排，他将面临政治前途和个人的毁灭，于是他向他的部队寻求支持，描述了他所受到的不公待遇。他似乎没有打算对苏尔皮基乌斯或马略采取军事行动，但效忠他的士兵催促他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他手下的贵族军官们万分惊恐，纷纷弃他而去。为他占卜的人认为一切都有好的预兆。当时，苏拉梦见一位女神给了他一个霹雳，并告诉他要以此去打击他的敌人。在这些吉祥的征兆和士兵的鼓舞下，苏拉带领军队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罗马进军。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元老院派使节与苏拉的亲信接触；事实上，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力量来对抗苏拉。当元老院三次派特使来质疑苏拉的意图时，他回答说，他是要从暴君手中解放祖国，暗示自己采取的是防御行动，因此可以被理解为正义行为。40年后，尤利乌斯·恺撒带领军队渡过卢比孔河向罗马进攻时，也提出同样的言论。[49]

当苏拉的军队离罗马只有不到5英里时，元老院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来努力阻止苏拉的进军。苏拉承诺要暂缓进攻，但还是派出了一支队伍继续向前。当那支队伍进入罗马时，他们遭到了平民党的猛烈抵抗，平民党用犹如冰雹般的石头和瓦片攻击他们，一直持续到苏拉进城接管一切。苏尔皮基乌斯和马略试图将他们的追随者召集起来反对苏拉，但是苏拉率军穿过罗马广场并占领了国会大厦。第二天，当苏拉被要求解释他的行为时，他再次回答说，他是用执政官的权力来保卫共和国，抵御共和国的敌人。很快他就正式宣布苏尔皮基乌斯、马略（已经逃去了非洲），还有他们的10名亲信为共和国公敌（hostes publici），因此他们成了共和国的逃犯。然而，苏尔皮基乌斯被抓获并被处死。若非如此，苏拉的这场政变是没有流血的，因为双方都努力地阻止罗马城中士兵和公民之间的冲突发生。

尽管苏拉的政变没有太多的杀戮，但它显然是罗马命运的转折点。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并不是灾难性的。只有等到苏拉后来成为独裁者——这是一个在非常时期被赋予紧急权力的有任期规定的职位，但任期被苏拉延长了——我们才能看出他最初这一行动是标志着罗马内部暴力循环的开始。直到公元前2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创建罗马帝国，内乱才得以结束。

苏拉并没有打算采取类似军事接管共和国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在罗马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把军队带进罗马城的人，而且史无前例地，像对待外敌一般对待他的对手。虽然苏拉约束军队，但军队留在了罗马城，这毫无疑问是令人生畏的，他最终推翻了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法案。当他达到目的时，他就撤军了，把罗马留给了两个新当选的执政官，盖乌斯·屋大维乌斯（Gnaeus Octavius）和路奇乌斯·柯尔涅里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不久之后，在如何对待刚被授予选举权的意大利人的问题上，两位执政官发生了冲突。他们的追随者大打出手，然后暴力迅速升级，屋大维乌斯杀害了一些新公民，而秦纳离开了罗马，试图寻求军事支持来解决他的政治问题。

元老院宣布秦纳为公敌（hostis），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二次公民被冠以罗马敌人之名。秦纳与马略结成联盟，带领军队包围了罗马。元老院再次派出了特使，就像第一次受到军事威胁时一样。而后历史重现，一名执政官和一名指挥官在军队的支持下重新掌权，次年，马略与秦纳共同担任执政官，而苏拉被宣布为共和国公敌，并与马略对立。

于是，这两个宿敌之间的另一场大对决就上演了——被认为是罗马的第二场内战。公元前85年，苏拉在希腊写信给元老院，叙述他代表罗马所取得的胜利，并发誓要向他的敌人复仇。这绝不是虚张声势。他拒绝承认将他称为公敌的声明，并坚信自己在与米特里达梯国王的战争中拥有正当的军队指挥权。然而苏拉的对手很清楚，他正在计划带领军队返回罗马。

在与元老院谈判失败后，公元前83年的春天，苏拉开始了他的进攻，很快克拉苏和庞培就加入了他的行列。没过多久，年仅24岁的庞培就在非洲取得了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苏拉和他的部下逐渐向罗马前进，当他到达罗马时，他的敌人都已不在了。苏拉当权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他的反对者们被处决或驱逐，而他们的子孙也被剥夺了公职。苏拉再次成为独裁者。

苏拉为了自身目的而声称拥有紧急权力，这让他在罗马和罗马的继承者眼中，成了军事领袖的勇敢化身，后来的军事领袖从尤利乌斯·恺撒到18个世纪之后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均属于这一形象。苏拉正是那个向人类提出了内战这一战争形式，以及让罗马人能够定义内战特征的人。正如阿庇安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在罗马广场遇到苏拉时，“在罗马政敌之间发生了斗争，不是打着公民纠纷的幌子，而是伴随着号角，赤裸裸地发动了一场军事意义上的战争，这在罗马是第一次……这种情况下，内乱的过程是：从对抗和争执升级到谋杀，然后从谋杀再到全面战争；这是一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也是第一支将自己的祖国当作敌对势力而进行攻击的军队”。[50]那一刻，标志着实质意义上的内战的到来，而不再只是一个观念。

为何苏拉的行动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阿庇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塑造了后人对内战的理解。阿庇安运用典型的希腊式分析来展开他的叙述，根据法律、债务、土地分配以及选举权等，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被划分为平民和贵族。阿庇安解释道，尽管如此恶语相向，但双方从未打起来，比如，与公元前491年叛变将军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跟罗马的敌人结盟并攻打罗马这一事件相比，他们最激烈的冲突也不值一提。

对于阿庇安以及大多数其他罗马评论家来说，区分内战与其他内部动乱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武器以及是否适用战争规则。当以苏拉和马略为首的“各党派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彼此，并将祖国的领土视为争夺的战利品”，内战才是真正的开始了。[51]号角和军事准则是内战明显的标志，而采用的手段是常规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控制共和国。总之，这些都是内战与混乱、纠纷，或煽动叛乱相区分的特殊标志。

罗马人引入的两种内战元素，与后来的概念有相似之处。第一个观念是，战争发生在单个政治体的边界内。就罗马的情况而言，罗马政治体本身一直在扩张，从罗马城到意大利半岛，然后向外延伸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公民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内战重复上演，而它所定义的政治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内战”（global civil war）的概念。罗马人还提出，在一场内战中，至少应该有两个竞争党派，其中一个党派在这个政治体中拥有合法地位。在关于内战的语言中，以及罗马历史学家们的数本关于内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他们的著述无论是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写作，都是在试图解释和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系列灾难。

内战，无论是作为共和国不能摆脱的一个诅咒，还是作为用恢复君主制来治愈共和国弊病的良药，它都可以用来定义罗马文明的历史。在拉丁西方世界的罗马继承人，可以在罗马文献资料库中，找到关于内战的事例和被描绘出的内战景象，而通过这些，他们可以意识到自身的内部问题。罗马为世界留下的遗产不仅仅包括圆柱和神殿、罗马竞技场和水道、法律和拉丁语，其中最持久、最令人不安的是内战本身。的确，在过去1 500多年的时间里，内战总是被人戴着“罗马式有色眼镜”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