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4年9月请病假离开柏林后，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战尾声。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与塔蒂阿娜及保罗·梅特涅在维也纳停留数天，做了彻底的健康检查，结果埃平格教授诊断，我至少两个月无法工作。他发现我甲状腺肿大（所以我才这么瘦），多少是因为神经紧张的缘故。之后我便开始服用大量的碘。

——蜜丝注

柯尼希斯瓦特　1月1日，星期一

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户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气的丢雪球游戏。家里食物很多，但我们都在厨房里用餐，因为仆人陆续消失——男的入伍，女的进兵工厂。现在由管家莉泽特下厨。我们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来，平日玩玩游戏，享受保罗最好的葡萄酒，因为明天我们又得分开了。

1月2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将返回军团报到，医生宣布去年在俄国前线差点害他送命的那个肺部脓疮已经痊愈。我会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维也纳　1月3日，星期三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后一天，轮流和每位家人长谈。看来真的必须等到度过“最后高潮”后，我们才能再度团聚。母亲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结束，非走不可，否则“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会找我麻烦。塔蒂阿娜在午夜时分开车送我去马林巴德。

1月4日，星期四

昨晚在火车上，听大家谈论维也纳现在次数愈来愈频繁的空袭。通常来轰炸的都是从意大利基地飞来的美国机群，时间多半发生在大白天。城内唯一仍在运作的大众交通工具电车只开到中午。我有点担心，因为我的行李还是太多，而且还带了一只鹅（已拔毛）。幸好一名苏联前战俘志愿替我提行李，交换一大把香烟。在步行回家的漫长路程中，他告诉我，斯大林正计划下令大赦，“或许我们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说最近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所以等我们抵达目的地——安托瓦内特·葛纳·克罗伊位于摩登纳广场旁的两房公寓（我将和她住在一起）——之后，便把公寓里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给了他。安托瓦内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当地人力总动员委员会的召集令已寄到；他们真的连一秒钟都不浪费！

去布里斯托尔旅馆和弗朗茨·图尔恩—塔克西斯吃午餐。图尔恩—塔克西斯家两兄弟都因身为“贵族”，被军队踢出来，在这里的大学念书。布里斯托尔旅馆从四个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妇一起来住过后，到现在一点都没变。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和他83岁却仍精神矍铄的母亲——女伯爵“贝特卡”，仍然坐在他们的角落里。苏军进驻波兰后，他们被迫放弃举世闻名的家族产业“兰卡特城堡”；兰卡特一直被视为东欧的凡尔赛宫，多亏戈林（战前他常去那里打猎）介入，向来只对德国高级指挥官开放，至今仍完好无损。

1月5日，星期五

去了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一趟。他们建议我去当护士；其实战争刚开始时，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却因持有立陶宛护照被拒。现在他们显然严重缺乏护理人员，甚至不在乎我只受过24小时的基础急救训练。朋友们告诉我，现在当护士工作极辛苦，难怪他们看到我一副快乐的样子大吃一惊。

1月6日，星期六

进公寓时，被一堆行李绊了一跤；安托瓦内特和她丈夫，尤尔根·葛纳回来了。

她戴着满头发卷冲出来迎接我，忙不迭告诉我，她去布莱德的经过；尤尔根的部队在那里和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她显得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的座车在树林里遭到枪击，结果冷却器旁被射穿一个大洞，内燃机被毁。她在那儿的生活想必很沉闷：从来不准出门，因为游击队喜欢绑架人质。不过她说那儿风景美极了。回家后她显然很高兴。

费德·基堡来看我。他也因为是“王室成员”被海军踢了出来，现在也在大学里念书。

1月7日，星期日

今早上教堂。晚上葛纳正经八百地烤了我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那只鹅。他因为毫无经验，便一手握住汤匙、一手拿着食谱坐在烤箱前面。结果倒颇令人满意；我们分了一点给房东——一位德国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线作战。应邀宾客为：弗朗茨·塔克西斯、费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国空军医院当护士）。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生日。

西塔·弗雷德已说服德国空军医院的医生让我进去工作。今早院长约我去面谈；他肤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空军医院算得上是维也纳最好的医院，不过我可能必须上课，因为院方希望，一般护士能在碰到紧急状况时，取代全部被调往前线的男性看护。训练课程包括火伤急救（若被派往机场工作便有需要）。我已领到一套红十字会的制服、一张新的身份证，和一枚金属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两遍，万一“阵亡”，可以掰成两半，一半交给我的“至亲”——好奇怪的感觉！

晚上费德·基堡带了一瓶香槟出现，大伙儿一起庆祝我的28岁生日。

1月13日，星期六

和特劳特曼斯多夫夫妇一起喝下午茶，他们住在罗玛莉·舍恩贝格祖父的产业舍恩贝格宫内。那栋小巧雅致的18世纪城市宅邸是由当年最著名的建筑师，希尔德布兰特设计的，外面有大花园围绕，园里种满极美的树木，可惜位于城中不太好的地段内，附近的街道都有点破旧。宅邸内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一间正圆形的小舞厅。

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邀请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和利希滕施泰因家的三兄弟一起去看戏。他们的长兄是执政王子弗朗茨—约瑟夫；都差不多30多岁，仍害羞得可怜。看完戏后，大家到布里斯托尔晚餐。可怜的阿尔弗雷德绞尽脑汁想引诱他们开口讲话。加布里埃尔就住在对街的帝国旅馆里，未老先耄的阿尔弗雷德无论如何不肯让我独自走路回家，利希滕施泰因三兄弟又没一位自愿送我，他便不知从哪里唤出一位老太太，说是每次他母亲想出去散步时都找她做伴。

1月16日，星期二

苏军已进占东普鲁士。

1月18日，星期四

我和一大群护士一起到空军管区指挥部集合，他们提议派我去萨尔茨卡默古特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工作，令我两难：因我不想马上离开维也纳，但如果留下来，又可能永远都走不掉，因为苏军正稳定前进。最后我终于打定主意，告诉他们我宁愿留在维也纳工作。今晚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安托瓦内特·葛纳和费德·基堡，他们都吓坏了。

苏军已占领华沙。

1月21日，星期日

匈牙利已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

虽然国内被德军占领，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却一直没有放弃停战的希望。1944年10月15日，他终止与德国的联盟，并命令阻挡苏军前进的匈牙利军队停止作战，结果他与家人立刻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德方指派法西斯党领袖萨洛奇作为傀儡接替他的职位。苏联很快也设立了一个匈牙利政府，并于1944年12月31日对德宣战；那时布达佩斯已被包围。1945年1月，布达佩斯被攻破，围城期间，约两万市民死亡，该城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胜利的苏军进城后大肆奸淫掳掠，再将成千上万的市民驱逐到苏联境内。

1月28日，星期日

去俄国教堂和圣史蒂芬大教堂。才刚回到公寓内，空袭警报就响了。费德·基堡在不远处他舅舅霍亨索伦家中发现一间很坚固的地窖。其实我并不喜欢一个人去——因为我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就怕没人知道我被活埋了！但今天实在没办法。等我走出地窖时，发现附近灾情严重。安托瓦内特仍不见踪影，我开始替她担心，怕她出事了。

我把蜡烛插在酒瓶里，坐下来写信；我们这一区已经停电好几天，再加上停水。稍晚到帝国旅馆，在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的套房里洗了一个舒服的澡。等安托瓦内特再度出现后，我和她踉跄走到街上的水龙头旁接水，各提两桶水回家。本来我们以为可以用水桶装满雪当水用，可是雪融化后却是黑色的，里面还浮满了马铃薯皮。

1月29日，星期一

开始在空军医院上班。医院旧名为“商人医院”，一切都好，就是太偏远；位于城市边缘第19区，坐落在山丘上“土耳其战役纪念公园”的后方。光是坐电车去就得花上一个小时，而且现在大众交通工具行驶速度又慢得教人心慌，因为街道上不是炸弹坑，便是积雪，所以每天早晨6点就得起床。

我和另外两位助理一起在药局内工作，上司是蒂姆医生，每天要看差不多150位病人，包括做各种检查、照X光等。我负责抄录他的口头诊断。他来自柯尼斯堡，挺会讲俏皮话——或许该说是冷嘲热讽的话。晚上一直工作到七八点，中间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得喝一种极难喝的汤。

替我谋得这份差事的西塔·弗雷德在手术室里工作；她几乎从大战爆发后就一直在当护士，跟我们比起来，资格很老，而且战前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做过两年护士。和她一起工作令我感到心安，她却因为我没被调去她的部门感到非常气愤，坚持说这是院方故意刁难，“因为他们不喜欢让我们这些贵族在一起工作！”不过她每天早晨都会下楼来看我，带三明治给我吃；因为她可以取得特别为伤患准备的食物补给，同时还走私一点牛奶给我喝，大约每天一小瓶；所以虽然工作辛苦，令我感觉非常疲累，不过仍希望能保持健康。讽刺的是，我因为健康理由离开柏林的外交部，结果却来这里上班，工作量反而沉重许多。其实这样也好，我就没时间胡思乱想了……

西塔开始把我介绍给同事和病人。重病患者都住在楼下所谓“地窖单位”内，虽然病房不全建在地下，不过空袭时仍比较安全，因为那些人都不能被移动。医院里最优秀的三位护士都在这个特别病房内工作，其中有个女孩个性开朗，名叫艾格尼丝，是威斯特伐利亚人，我跟她已经挺熟了；另外一个女孩有点丑，名叫露琪，未婚夫是空军中尉，很年轻；这可怜的家伙两周前被送进来，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毫发未损，最近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同时失去两条腿。他名叫汉尼，脸颇迷人，大约30岁，头发却白了。他和露琪虽然相爱，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院方禁止护士与病人交往。

1月30日，星期二

由于我尚未正式做护理工作，护士长（她人非常好）特准我不戴护士帽到处走动，别的护士却已经开始抗议，说我摆出“好莱坞作风”。如今在德国若想符合标准，必须整天灰头土脸才行！我才不管咧，只要医生和护士长不讲话，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习惯不涂口红。西塔·弗雷德一看见我涂口红就大为紧张，不断哀求我擦掉。

今天护士长命令我去让负责替职员看病的医官蒂利克医生检查身体。西塔慎重警告我，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据说他是医院里的加里·库珀；她连得扁桃腺炎的时候都不让他碰一下。她甚至还去找护士长闹了一场，等到我去照X光时，她就站在旁边，双手叉腰，随时准备和那个魔鬼交锋。不过最后她还是得让我们单独相处，离开时，一脸的不情愿。蒂利克医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着“简略”的服装——谈论两年前我从马上摔下来，接着脊椎受伤的经过；整个过程中规中矩，不过他的确很有魅力。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学生，当初就是靠埃平格开的证明，我才能离开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尔根·葛纳坚持要安托瓦内特现在就离开维也纳，免得以后走不成。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家人也开始紧张，于是昨天她便启程前往巴伐利亚，去和一位老同学住。我一定会很想念她。昨天约根派他的勤务兵来帮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单独跟欧伯斯特太太住。我打算搬回布里斯托尔旅馆（以前每次来维也纳都住在那里），跟他们长期租最小的房间（我的存款仍然很少）。或许这个办法可行，因为现在我在“战时必要单位”工作。

我的粮票快用完了，得向汉诺威的克里斯钦借一些。他眼下住在帝国旅馆，因为身为王族王子（而且还跟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被陆军踢出来，后来进大学念书。

早上休假，和布里斯托尔的经理费希尔先生谈住房问题，似乎颇乐观。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发生严重空袭。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里，其实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可以听见每一枚炸弹落下来的呼啸声，感觉到每一次的爆炸。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陪在伤势最严重的人身旁，看见他们那么地无助，自然会变得勇敢些。我替安托瓦内特·葛纳高兴，因为这次空袭炸断了主要的铁路线。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严重空袭。

塔蒂阿娜从布拉格打电话给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疗。听到她的声音真好。

费希尔先生通知我，这个周末便可搬进布里斯托尔。

2月10日，星期六

空袭愈演愈烈。今天是近来第三次遭到轰炸。院长发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够走动的病患，以及较年轻的护士，遇到空袭时不可再待在医院内，必须走五分钟左右到贯穿土耳其公园的铁路隧道内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个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过八万人挤进去。人潮从早上9点就开始排队，等到警报声响时，入口处已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全往里面挤。没有人能每天忍受这种情况，更糟的是，我们必须留在医院内，等到最后一分钟才逃出去，所以总是最后一批抵达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才进去躲过两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胆子（经过在柏林躲警报多年之后）还是很小，现在来维也纳，一听到投炸弹的声音就开始发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进布里斯托尔，他们给我一个极小却一尘不染的房间。不过费希尔经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为旅馆里挤满了党卫军的人。我很不以为然；我也是勤奋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劳工，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严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进隔壁的格兰德旅馆。我们在格兰德旅馆内发现两辆单车，先沿着旅馆内的走道骑了一阵子，接着骑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布里斯托尔。经理告诉我们，上一次保罗·梅特涅来住的时候，留下两瓶拿破仑白兰地。既然酒可能会在空袭中不保，他便颇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我们把酒也放在自行车上推进房里，开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袭。

2月13日，星期二

空袭。

2月14日，星期三

空袭。

维也纳唯一照常工作的团体是爱乐交响乐团，从医院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演奏会。

盟军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已结束。我的小收音机只能收听到德国的广播电台，报道当然有限。

谣传德累斯顿一连遭到两次猛烈轰炸，整座城已被夷为平地。

俄军已进入布达佩斯。

同盟国于2月4—11日在雅尔塔会面，举行战时最后一次高峰会议。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意加强攻势，并划定战后的欧洲国界。

会议开始的前夕，盟军决定恢复对敌方重要大城进行轰炸，向斯大林炫耀强大的战力，同时打击德国民心士气，期望形成大批难民潮，阻断德军部队调度及补给线。当时位于德累斯顿的少数军事目标及主要火药库都在轰炸范围之外，因此城内几乎没有战斗机或高射炮的防御部队；该城主要以巴洛克时代的建筑闻名。结果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第八航空军自2月13日开始，持续猛烈轰炸该城到4月，等于将这个历史古城彻底炸毁。死于火风暴的市民及难民达9万至15万人（有人估计高达20万人）。今天的史家认为，对德累斯顿刻意的摧毁，乃是西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就连制定“无选择性地区轰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尔，亦在获得胜利之后感到良心不安，从未公开褒扬过哈里斯空军元帅及其轰炸队指挥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开始生病了。昨天因为空袭，工作被打断三个小时，后来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觉得极难受，趁着医生替一位病人检查时，量了自己的温度：39.4℃。蒂姆医生一边搓手一边轻快地说我只是累了，明天体温就会恢复正常，又可以回来上班。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两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来的美国飞行员，分别被两名德国士兵一左一右扶了进来，伤势似乎都很严重，举足维艰。其中一个人脸部灼伤，黄发根根直竖。到目前为止，医院里已收容了大约30位美国飞行员，院方待他们很好，但只在碰到严重空袭时，才把他们抬到地下掩体里。我想跟他们聊聊，但院方禁止。有一位护士曾经在英国做过家庭教师，送了一束花给其中一位飞行员，结果当场被开除。不过有一次空袭期间，西塔·弗雷德带我去他们住的特别病房。有几位看起来人很好，但大部分伤势严重，几乎全身都包了绷带，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灼伤。

来我们部门的病人一般状况都很糟，大部分都超过50岁或不满20岁。通常都刚刚接获召集令。蒂姆医生必须决定他们是真的病了，还是装病。因为蒂姆医生有一种恶意的幽默感，所以他与病人的对话有时颇不堪，有时又令人捧腹。

回家的路程又极漫长。

2月17日，星期六

过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袭，今天居然没有。下午醒来后发觉高烧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后蹒跚走去美容院，心里祈祷别在路上撞见任何医生。朋友们来看我。旅馆亦送餐到我房间，还算幸运。

2月18日，星期日

空袭。

早上待在医院地下室内，后来去看我们的加里·库珀，蒂利克医生。他诊断我得了扁桃体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来上班。我已经完全失声了。

来医院上班后这么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气：“你这么娇弱，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些贵族？”我倒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2月20日，星期二

空袭。

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空袭特别严重，警报开始响时，我仍在旅馆。大家到地下室集合，尽量往下走；碰见文奇·温迪施—格雷茨、玛莎·普罗奈、波托茨基母子、萨佩哈夫妇、艾蒂·贝希托尔德和她母亲等人。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聋，爆炸声和玻璃粉碎的声音仿佛没完没了。

警报解除后，我和维克多·施塔勒姆贝格一起走到环市道路上，因为听说列支敦士登王宫被炸了。快抵达时，已瞧见王宫的屋顶不见了，不过建筑的其他部分似乎损坏并不严重。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散落在王宫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烧，不时发出小爆炸声，显然是机上的弹药。机上的组员几乎全死了，只有一个人设法弹出飞机，却被卡在一座屋顶的尖塔里，双腿都被切断。路人告诉我，空袭期间从头到尾都可以听见他凄厉的尖叫声，却没有人敢离开掩蔽壕；等他们把他救下来时，他已经死了。

我们继续往下走。一枚定时炸弹落在宫廷剧院附近，尚未爆炸，整个区域都被封锁起来，但我们仍然照常经过，并没有多想。整座城硝烟弥漫，隔着环市道路，我们旅馆对面的卡尔广场上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窟窿。

2月22日，星期四

声音仍极沙哑。自从上次空袭后，公共交通系统已瘫痪，我必须走路去上班，得花两小时。

2月23日，星期五

晚上留在医院过夜。西塔·弗雷德值班，让我用她摆在她老板书房里的行军床。

2月24日，星期六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军床上睡了一夜。在医院里过夜比每天来回走数里方便多了。

蒂利克医生叫我去当他的助理，因为我在药局代班的那位护士即将回来上班。我不喜欢这个主意，虽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们的政治医官，负责整饬职工士气。每个星期一，无论工作有多忙，我们都必须去小教堂听政治训话。我报到的那一天，他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讨论“战争进入第五年身为护士的责任”；基本要义：别太富同情心，因为多数病患都在装病；医生必须严格，因为前线需要所有能够动员的人；不过，若观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应该出面干预。他同时透露一位护士曾经替一位负伤士兵——是她已阵亡儿子的朋友——打了一针，令他暂时残废的药，他因此不必再被调回前线，结果，“她被判处十年徒刑！”我们无能为力，他补充说。我们没有选择，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必须作战到底！……那番话听起来好冷酷，从此我没有再去参加集会，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当借口。我一直以为迟早会惹麻烦，但蒂利克医生到现在都没说一句话。

护士长则表示，可能派我去帮神经科主治大夫奥尔施佩格公爵工作；他有点古怪，不过也很有趣，是本地的名人之一。看来我的命运仍未定。

今天正准备回家，警报又开始响起。和朋友们一起晚餐，饭后梅利·克芬许勒带我去参加一个派对。他们请了一位查理·库恩兹[27]风格的爵士钢琴乐手表演，非常棒。熬到很晚，一边啃培根肉，一边听他演奏。

2月25日，星期日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街上挤满人潮。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从郊区涌进城中心，因为据说古老的地下墓窖是最安全的掩体；大家都不信任普通地下室，太容易坍方，而且已有几百个人遭到活埋。大部分进城的人都来自劳工区，得徒步走几个小时。

和波托茨基母子一起吃午餐；这顿饭经过精心准备，因为主客是嫁给住在德国占领波兰境内罗兹一位德国百万富翁的赫兹太太；他们希望能从她那里打听到旧家的消息。食物美味极了，甚至还有鹅肝酱。

我现在吃的东西不是医院里淡得像水的汤，便是偶尔在旅馆里享受的大餐。如果我的粮票能维持久一点该有多好！每个月过完前十天就全用完了。艾格尼丝护士偶尔会喂我吃蛋酒，那是专门为重伤患调的；幸好他们对蛋酒的兴趣都没有我大，所以总会剩下一些。

过去四年都在霍夫堡王宫医院内担任手术护士的西西·维尔切克来看我。我们先去找朋友喝咖啡，然后出去散长步。星期三被击落的那架美国飞机，残骸仍散落在列支敦士登王宫前面，不过大部分零件已被捡拾纪念物的人拎走了。结果利希滕施泰因突然从门口冒出来，交给我一台淡紫色的大手风琴，他说他也打算离开维也纳，“不再回来！”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成了所有想躲苏联军队、离开维也纳的人的财务托管人。反讽的是，其实真的应该躲苏联军队的人是我！等轮到我逃跑的那一天（是否逃得了还很难说），这些东西还不是得全部扔掉。

后来我们巧遇另外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难民格察·安德拉西。他说他姐姐伊洛娜也是红十字会的护士；她拒绝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大家一起去赫林路上的维尔切克王宫坐了一会儿。之后我回家上床睡觉；现在每天都感觉非常疲倦，晚上几乎都不出门。

2月26日，星期一

塔克西斯兄弟住在波希米亚家族产业内的家人寄给他们一只鹅，今天大家在梅利·克芬许勒家烤了它。虽然我们总共有五个人，不过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因为平常我们都营养不良。

“普卡”·菲尔斯滕贝格的父亲死了，他是奥地利老派的外交官，很迷人。我发现曾经统治过奥地利帝国的上一代贵族，和现在这一代在遭到瓜分后、毫无前景可言的小国环境下长大的贵族之间，有天壤之别。后者基本上乡气很重，就算腰缠万贯，也几乎不会讲任何外国语言，而且都没有住在国外的经验。虽然他们也挺可爱，但一般来说都是轻量级人物，很少具有这一代优秀德国人才货真价实的学养；在柏林我就认识很多那样的德国人。1938年的德奥合并，及其各种后果（如种种强制性服军役、劳役等）以及马上接着爆发的大战，当然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2月27日，星期二

今天比较早下班，抽空去看住院牙医。

晚上西西·维尔切克带格察·安德拉西来找我，三人在我房间里用我的小电热器烧晚餐，甚至煮了香醇的咖啡——这得感谢汉诺威的克里斯钦送我一台咖啡机。

2月28日，星期三

塔蒂阿娜来电话。她现在仍在布拉格，不过马上就会去汉堡附近的弗利德利斯鲁与奥托·俾斯麦夫妇相聚，因为保罗·梅特涅最近被调去城堡附近的吕讷堡。去年秋天被判无罪的戈特弗里德，最近终于从一直监禁他的集中营里放出来，据说也会去那里。我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自由了，因为“七月密谋”他涉案这么深。塔蒂阿娜即将远行令我担忧，现在火车也经常遭到轰炸。

3月2日，星期五

两天前，我们必须在空袭期间替汉尼（被切断双腿的那位飞行员）换纱布。当时他的未婚妻露琪不在；因为停电，我必须提着两盏油灯替换纱布的医生及护士照明。每次清洗伤口，汉尼必须忍受的痛苦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因为他的两根断肢等于是被绞断的，骨头碎得到处都是，不断从肉里刺出来，得用镊子一片一片挑。西塔说如果我可以看着他的伤口而不感到恶心想吐，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起先我还以为自己没办法，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够忍受，尤其是在必须帮忙的时候，全神贯注，专心工作，和病患突然疏离，因此所有的感觉都被忽略了。感谢上帝！

3月3日，星期六

今天没有空袭，总算可以准时回家。

医院里变得很冷，因为煤炭烧完了。现在就连医院都无法享受配给煤炭的优先权。

3月4日，星期日

今天和汉西·奥普斯多夫走出史蒂芬大教堂时，警报声响起。现在汉西经常陪我，他因为声带遭到枪击，正在城内接受治疗，只能小声讲话。

稍后，我去看梅利·克芬许勒。她在军需品工厂工作，即使苏军进城，也不可能获准离开。不过她已从乡间的家族产业那儿偷偷弄来两匹马和一辆马车，万一我们必须在最后一秒钟逃难，可以用得着。

今天接到母亲1月2日从柯尼希斯瓦特寄来的一个包裹，被邮局耽搁了两个月，打破了以前的纪录。

3月6日，星期二

富格尔家族的老祖母死了。她的儿子“波弟”是德国空军的将军，前几天来维也纳。西西·维尔切克一直催我去拜托他，把我调到西边一点的空军医院。他的确有点影响力，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明星飞行员，获颁德意志帝国最高荣誉勋章。西西自己将随所有职工迁往萨尔斯堡附近的格蒙登。不过她也不想立刻离开维也纳，正在设法拖延。汉诺威家族在格蒙登有一座城堡，现在改成医院。克里斯钦建议如果西西和我真的去那里，可以去他父母家（由马厩改建）住；并且答应为我们安排一切。听他这么说令人心安，如果我们真的必须逃难，肯定会非常仓促。

3月7日，星期三

西西·维尔切克带我去见波弟·富格尔。他满头白发，脸孔却仍然很年轻；非常帅，极有魅力。他答应会去找本地的空军医官指挥谈我的事；此人对我们来说好比上帝，却正好是他朋友。其实我去求情主要是想让朋友们放心，他们都觉得维也纳守不了十天，我竟然还待在这里，实在恐怖。的确，苏军前进速度稳定，就算不马上进城，也绝非德军能够抵抗，据说德军防守力早已疲软。

今晚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邀请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到萨赫旅馆的私人宴会厅内吃晚餐。整个气氛仍具有浓厚的“古风”：戴白手套的侍应生、吃由主人亲手射杀的野鸡、喝摆在冰桶里的香槟……等等。虽然敌军离他家门槛不到几千米，他却继续过富豪地主的生活。

3月8日，星期四

空袭。因此必须加晚班。

听收音机报道，盟军已渡过莱茵河，现在科隆及波恩附近作战。虽然到处都受到他们的包围，但德军在西线的抵抗似乎仍相当顽强。这点令我想不通。如果必须在两者中作选择，难道他们不想优先抵挡苏军吗？

3月10日，星期六

一位我从来没见过的穆尔巴克先生替我带来安托瓦内特·葛纳和费德·基堡（他也在上个月离开维也纳）写的信。他们俩都在慕尼黑，都恳求我立刻离开维也纳。我在旅馆前厅跟穆尔巴克先生见面，他本来应负责安排我离城的事，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一个星期前当局已下令禁止所有人做私人旅行。结果他递给我一份由慕尼黑军备单位核发的空白旅行证，我只需填上名字及地址便可。但光持有这张旅行证还是没用，除非情况变得一团混乱，否则我不可能离开医院；可是若等到情况大乱，火车一定停驶，那又可能来不及了。即便如此，安托瓦内特为我费的这番心思仍令我十分感动。

半夜，玛丽安·图恩替母亲从卡尔斯巴德打军用电话给我；她说母亲急坏了，我向她报告最新的情况。

回旅馆后，发现母亲发来一封电报。伊连娜从罗马、乔吉从巴黎分别捎来好消息。太神奇了，到现在私人的信息似乎仍能通过前线，或许是经过瑞士吧。母亲要我打电话给她，可其实我每晚都试着拨电话去柯尼希斯瓦特，从来没接通过。

3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是维也纳的黑暗日！

在医院工作时西塔·弗雷德冲进我办公室，通知我大群敌机正朝我们飞来。当时我手边工作实在太多，不能立刻跟她一起去隧道躲藏。她却喜欢趁着还不太挤的时候，早早赶过去。等我准备好时，她已失去耐心，说我们干脆留下来算了，让我觉得有罪恶感，仿佛都是我的错似的。其实留下来的人很多，地下室掩体内挤满伤患和护士。我跟伤患坐在一起；其中一位病人是鲍尔上尉，他是著名的明星飞行员，获颁橡叶十字勋章。他肩膀受重伤，不过仍能起来走动。我们聊了一会儿，但很快灯就熄了，外面的噪音打断所有的谈话。我往地窖里瞄，瞥见艾格尼丝护士蹲在一张桌子上啜泣，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正在拍她的背。她平常总是和善又开心，可是每次碰到空袭都会崩溃。我走过去，坐在桌上陪她，和她紧紧抱在一起。外面的哨音及吼声不断，我从来没有在维也纳碰过这么可怕的情况。院方派了一位守望员待在屋顶上，他奉命无论如何不准离开屋顶，后来传下来一个口信，说隧道遭炸弹直接命中。我们立刻想到躲在里面的许多病患和护士。果不其然，大约十分钟之后，待轰炸噪音安静了一点，扛着担架的人潮便不断涌进，受伤的全是一个钟头以前高高兴兴走去隧道的人，看了教人心碎！有些人一直尖叫，其中一个人被击中胃部，抱住我的脚苦苦哀求道：“麻醉药，护士，给我麻醉药！……”然后一直不停呻吟。医生当场就在地窖里替好几个人动手术。院长却在一旁不断咒骂不听从他命令留在医院里的人。他发现几乎所有职员此刻都集中在这里，变得怒不可遏：“如果现在我们被炸弹炸中，我岂不是要损失所有的职员？！”据说当一部分病患走到隧道外面想透口气时，一枚炸弹正好掉在隧道出口前方；还有些人说，当时误传空袭警报已解除……总而言之，有14个人当场被炸死。大批幸存的受害者被抬进我们地窖的那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稍后，我们爬上屋顶，往城里眺望。奥尔施佩格教授说，他看见歌剧院在燃烧，可是当时烟尘弥漫，实在看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晚上，维利·塔克西斯出现。他听说隧道被炸，很替我担心。他一直等我把工作做完，陪我走回城内；一路上满目疮痍。他说城市中心灾情严重——歌剧院、赛马俱乐部，甚至连我们住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都被炸了。我问他我的房间还在不在；他说不知道。等我们走到城市中心时，已经入夜，但很多建筑仍在冒着熊熊火光，你甚至可以在旁边看报纸。而且到处弥漫浓浓的煤气味，就和柏林最惨的日子一样。

我们先去在赫林街上的维尔切克家慰问他们。西西得了扁桃腺炎，又发高烧，躺在床上。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仿佛喝醉了似的。据说被炸得最惨的是赛马俱乐部，地窖里死了270个人；到现在建筑物本身仍在燃烧，无人能接近。乔丝·罗森菲尔德告诉我，在最紧张的时刻，她紧紧抓住波弟·富格尔，因为她觉得空袭期间，能躲在一位获颁勋章的空军将领旁才最安全！

波弟还留在城内，等待安葬母亲，可惜此事一直悬宕未决，因为棺材严重缺货。刚开始人们还凑合着用补窗棂的卡纸嵌板做棺材，后来连卡纸嵌板都找不到了。几天前，梅利·克芬许勒才对我说，她不准我现在死：“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暗示替我办丧事会太麻烦！不仅棺材缺货，而且连掘坟都得亲戚朋友亲自动手，因为挖墓工人都当兵去了。结果很多地方都堆了一大堆等待下葬的棺材。幸好现在还是冬天，那景象仅仅怪异而已；天知道等春天来临，雪融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前几天有人替一位死去的上校举行隆重的葬礼，甚至请来军乐队，结果棺材被降下墓穴的当儿木盖突然滑落，竟露出一位灰发老妇的脸孔——葬礼继续举行！

从维尔切克家出来后，我们继续查看灾况。歌剧院仍在燃烧；布里斯托尔没有一扇窗子完好如初，从街上一眼就可以看见里面的餐厅。外面万头攒动，每个人都衣衫不整，满身硝烟味儿。

我和波弟·富格尔及他女儿诺拉、他妹妹西尔维亚·明斯特一起吃晚餐。波弟的前妻在战争爆发以前嫁给前奥地利首相许士尼格，现在两个人都被关在集中营里。

1934年7月，冯·许士尼格博士（1897—1977）继被刺身亡的陶尔斐斯成为奥地利首相。因为坚持反对希特勒于1938年3月执行之德奥兼并，与其妻一同遭到逮捕，大战期间一直被关在集中营内。1945年，美军释放了他，余生在美国教书。

布里斯托尔的管理阶层实在厉害：旅馆内停电，只得在每张餐桌上点蜡烛，此外，一切如常。饭后我们走路去隔壁彼得·哈比希开的店，观看仍在燃烧中的歌剧院。彼得眼眶里噙着泪水；对维也纳人来说，钟爱的歌剧院遭到摧毁，无异为个人的悲剧。

维也纳歌剧院于1869年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御前，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揭幕启用。巧的是，该院被炸毁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歌剧，竟是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歌剧院被炸毁，连带焚毁总计120出歌剧的场景，及大约16万套的戏服。战后奥地利人生活虽十分艰苦，然而歌剧院的重建却一直被全国上下视为当急要务。歌剧院终于在1955年11月重新启用，不啻象征了“文明奥地利”的重生。

3月14日，星期三

今天又得步行去医院上班；现在往返得花四个钟头！我非想办法搭便车不可，不过现在马路上到处堆满破砖瓦砾，没有车辆能够通行，每个人都是步行。

3月15日，星期四

医院放我两天假，然后我将换工作，转到“部队顾问服务及福利”单位。我还不太清楚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可能包括与本地空军管区通信讨论院内伤患升级及授奖事宜，同时替他们的私人问题提供顾问服务。这份工作必须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院长似乎认为我擅长此道。不幸我还得处理所有与死亡有关的事情，自从隧道掩蔽壕被炸的悲剧发生后，我们和许多死者的亲属会谈过。今天有一位死者的未婚妻来见我，所有血淋淋的细节她都想知道。

3月16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又有空袭。我穿越歌剧院广场走到萨赫旅馆，因为听说他们的地窖比布里斯托尔的安全。塔克西斯兄弟和海因茨·廷蒂也和我一块儿去，结果在里面待了四个小时，幸好一切平安，不过每个人似乎都比以前更紧张。警报解除后，尽管听别人说火车已停驶，乔丝·罗森菲尔德仍直接去车站（她们家在林兹附近有产业）。她变得歇斯底里，连在维也纳多待一晚都不愿意。她留了些蛋给我。

3月17日，星期六

今天，西塔·弗雷德和我又在萨赫旅馆的地窖内待了几个钟头。那个地窖看起来的确很牢固，不过炸弹到底会从哪个角度炸过来，谁也无法预料。

猛烈轰炸开始后，家人不断捎来家书，语气都急疯了，我却无法回信，因为维也纳对外邮件服务已中断。

3月18日，星期日

和汉西·奥普斯多夫一起上教堂，然后去探望仍卧病在床的西西·维尔切克。歌剧院被炸毁的那天，她叔叔卡里写了一封信给我，日期注明为“维也纳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日”。可怜，他伤心透了；西西的父亲也一样。弗朗茨·塔克西斯告诉我，维也纳对他们那一代的重要性就像卧室对我们：每个角落都“属于”他们，每一块石头他们都一清二楚……

和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及另一位波兰难民，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王子在布里斯托尔吃午餐。波托茨基母子一直拖延离城的日子，终于在三天前离开。看不见他们感觉好怪；我们这群人已经变得如同一家人，每个人离开都会留下一片空虚感。餐后到对街加布里埃尔的旅馆内喝咖啡。她刚买了几顶新帽子——这是现在唯一不需用配给券购买的衣饰类。由于她持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的护照（她是执政王子的表妹），现在随时都可以乘汽车离城。

3月19日，星期一

又过了仿佛噩梦的一天。

这次敌机在医院内进行地毯式轰炸；当时我们躲在上次悲剧发生的隧道内。自从上次事件发生后，院方从医院接了一条直通电话线到隧道内，传达在屋顶上守望人瞭望的结果。今天有三枚炸弹击中隧道；西塔·弗雷德大叫道：“蹲下！”——因为我比大部分的人都高，她怕我首当其冲，承受空气压缩力。起先病患惊惶失措，仿佛牛群般尖叫乱窜，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虽然每次爆炸都会震倒一批人，不过并没有人受伤，隧道也没有坍塌。另外七枚炸弹落在医院内，一枚炸中手术室，贯穿三层楼后才停下来，然后就在地下室掩蔽壕正上方爆炸，所有的窗子都被震碎了。

一架美国飞机坠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园内，院方派了几名职员去把机上组员抬回来；他们只找到四个人，另一个人不见了。

我们奉命清除善后，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砾之间蹒跚踯躅。我将接替其职位的那个女孩歇斯底里发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袭，不得不躲进一间小屋内。我先让她回家，然后继续捡拾炸烂的家具和窗棂。

快到六点时，我决定回家。走到一半，有人从楼上朝街心扔下来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划破了一个大口子。结果一辆军用汽车停下来，把我送到维尔切克家；我本来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结果她父亲用一条毛巾包住我的手，让我撑回布里斯托尔旅馆，由萨佩哈夫妇接手照顾我。他们说我的伤口触目惊心。

现在日子变得很难捱，因为城里已停水几个星期。旅馆如何继续供应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也没人敢喝茶或咖啡。夜晚也没灯，西西送给我的圣诞蜡烛也都快用光了。晚上，我经常摸黑坐在房间里练习手风琴。

3月20日，星期二

街上覆满一层碎玻璃。现在我都搭便车去医院。虽然不容易搭到车，不过我眼明脚快，连续两次拦下同一辆军用汽车，后来那位驾驶答应以后会注意找我，因为他每天都会经过我走的路线。彼得·哈比希也答应把他新弄到的自行车借给我，因为他白天并不需要用车。有了单车我就可以独立了。

再度发生空袭，但未造成灾情。

3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的空袭持续了五个小时，但未造成损害。敌机从意大利飞来，一直飞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居然接到乔吉寄来的一封信。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闻社工作，同时继续在科技学校念书。他建议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国人会说这是“隔岸救火”的建议。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维也纳城内！……不过乔吉当然是好意啦！

3月2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