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分全是在1945年9月依照当时以速记写的日记重新写成的。

——蜜丝注

柏林　7月19日，星期三

今天离开克鲁曼修柏——我想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已收拾一切，但尽量少带行李，其余物品都将寄放在玛丹娜·布卢姆处，待确知未来去向后再通知她。

11点抵达柏林。因为最近空袭频仍，车站一片混乱。巧遇前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帮我提皮箱。我们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烟尘弥漫，到处堆积破砖碎瓦。终于在格斯多夫家下车。

夏天来了之后，他们都在楼上的起居室用餐，不过家里仍然没有窗户。客人还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亚当·特罗特。

稍后和亚当长谈。他看起来苍白而紧张，不过见到我似乎很高兴。罗玛莉·舍恩贝格回城令他惊骇，她不断想拉拢她认为可能会支持我所谓“密谋”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实已经涉及很深，都想尽办法避免遭到怀疑。她不知用什么方法，也发现了亚当参与其事，现在不停骚扰他及他的随从，他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她“洛善”（Lottchen，为刺杀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治家马拉之夏绿蒂·科黛的别名）。她的确对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亚当还告诉我，她甚至埋怨我不愿积极参与筹备工作。

其实我和他们之间存在一项最基本的歧见：因为我不是德国人，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个魔鬼！我从来不特别在乎以后的事。他们因为爱国，都希望能够同时设立某种过渡性政府，拯救德国免于灭国。我却不相信盟军会接纳这样的过渡政府，因为他们根本拒绝分辨“好”德国人和“坏”德国人。当然，这是盟军犯的大错，或许我们都得为这个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见面。等他离开后，玛莉亚·格斯多夫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好苍白、好疲倦；有时候我觉得他不会活太久。”

大战拖延不决，所吞噬的欧洲国家愈来愈多，死伤人数、物资破坏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时有关德国人虐行暴政的报道亦不断增加，同盟国愈来愈难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与所谓的“好德国人”，也愈来愈难同意让肃清纳粹分子后的德国重新加入文明国家的阵营。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数个体的保证及承诺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示，希特勒并不代表整个德国。诚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说：“希特勒并非一独立现象，而是一个显示大部分德国国情的病征。”丘吉尔接着在1941年1月20日指示英国外交部，忽视所有来自德国国内的和平试探性接触：“我们对于这类询问及提议，一律应以沉默回应……”

亚当·特罗特及他参与反纳粹活动的朋友们所面对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这样一堵不信任与充满敌意的墙。1943年1月，罗斯福总统更在卡萨布兰卡做了最后的答复：“无条件投降！”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面对如此的绝境，别无选择，只能铤而走险。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来和我们吃晚餐。她已搬进男演员维利·弗里奇在格林瓦尔德的一栋可爱小屋里。弗里奇在一次空袭中精神崩溃，仓促离开。据说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发现，带着他离开德国。现在阿加和担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乔吉·帕彭海姆合住；后者刚从马德里被调回来，可能是因为他姓氏的关系（帕彭海姆是德国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钢琴弹得极好。

我获准请四周病假，不过可能必须分两次休，而且得先训练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间代理我的工作。

7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正坐在办公室楼梯上聊天，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突然冲进来，双颊绯红，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兴奋。他先将罗玛莉拉到一旁，然后问我有何计划。我说上级并不确定，但我希望能尽早离开外交部。他要我别担心，说几天后就会尘埃落定，每个人未来的情势都将明朗化。然后，他要我跟罗玛莉尽快一起去波茨坦，说完便跳上车开走了。

我走回办公室，拨电话给瑞士公使馆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约会，因为我宁愿去波茨坦。等待电话接通之际，我转向站在窗边的罗玛莉，问她戈特弗里德为什么那么激动，是不是和“密谋”有关系？（当时我还拿着听筒！）她悄声说：“没错！就是！已经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个时候拿起电话，还拿着听筒的我又问：“死了？”她回答说：“对，死了！”我挂上电话，捉住她的肩膀，两人绕着房间跳起华尔兹来，然后我抓起几份文件，把它们塞进第一个抽屉里，对着门房大叫道：“我们要出去办公事！”便奔去动物园车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诉我细节，虽然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却无意克制兴奋及喜悦的情绪。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一位担任高级参谋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他脚边放了一枚炸弹。施陶芬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弹爆炸，看见希特勒浑身是血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后，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车子上，和他的高级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一起开往当地机场，飞回柏林。当时一片混乱，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脱。

一抵达柏林，他径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部已同时被密谋者接管，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海尔多夫及其他许多人都在那儿集合（指挥部就在沃伊什街的运河对岸）。今天晚上6点收音机将对全国广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新的帝国总理将由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担任；他的背景为社会党员，同时是公认的杰出经济学家。我们的舒伦堡伯爵或冯·哈塞尔大使则将出任外交部长。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最杰出的人才组成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可能是一项错误。

37岁的施陶芬贝格加入反纳粹阵营的时间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年轻时，他也和许多爱国的德国人一样，相信希特勒能够将德国从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中拯救出来。后来他在隆美尔麾下赴非洲作战，负伤严重，失去一只眼睛、右臂及左手的两根手指——这样的残疾使他的戎马生活中辍。1944年6月，他奉派担任后备军的参谋长，该部队的副指挥官奥尔布里希特上将便是资深的反纳粹密谋者。施陶芬贝格因为职务关系，必须定期亲自向希特勒汇报。由于希特勒的随从之中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刺杀他，施陶芬贝格决定择机自己下手。

头两次的刺杀计划——分别订在7月11日及15日——皆临时取消。适时军中不断有人遭到逮捕，显然盖世太保已展开肃清行动。7月20日，希特勒再度召见施陶芬贝格，他便决定不计一切，采取行动。

等我们抵达波茨坦官邸时，已超过6点。我先梳洗，罗玛莉冲上楼去。才过几分钟，我便听到门外拖沓的脚步声，她走进来说：“收音机刚才广播说：‘一位施陶芬贝格伯爵企图谋杀元首，但上帝拯救了他……’”

其实在6：25发布的第一次广播并未指名道姓，只说：“今天有人以爆炸物企图谋刺元首……元首本人除轻微灼伤及瘀伤之外，并无大碍，并立刻恢复办公，并依照行事历接见指挥官长谈。”只有在接下来的评论中，发言人才暗示（“敌方工作”）主事者是谁。不过刚开始希特勒并不知道那枚炸弹其实代表一次欲推翻纳粹政权的大密谋，直到后来他得知柏林、巴黎及维也纳军部同时被接管之后，才恍然大悟。

我揪住她的臂膀，拉着她一起跑上楼，看见俾斯麦夫妇坐在会客室里，梅勒妮一脸震惊，戈特弗里德则不停踱着方步；我都不敢看他。他刚从指挥部回来，嘴里不断重复说：“不可能！这是个圈套！施陶芬贝格看见他死了！”、“他们安排了一场闹剧，让希特勒的替身出面！”然后他进书房去给海尔多夫打电话，罗玛莉跟了进去，留我一个人陪梅勒妮。

她开始呻吟：戈特弗里德是被罗玛莉逼的；她唠叨了他好多年；如果他现在死了，是她，梅勒妮，得独自把三个孩子带大；罗玛莉或许不在乎，但哪一个孩子能够忍受没有父亲呢？别人的孩子或许可以，她的绝不可以……真可怕，我完全无言以对。

后来戈特弗里德踱回会客室。拨给海尔多夫的电话没接通，但他得到进一步的消息：最主要的广播电台已失守；电台先被反抗人士接管，但他们不知如何操作机器，现在又被党卫军夺了回去。不过郊区的几所军官学校都已拿起武器，现在正朝柏林前进。果然，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克拉普尼兹坦克训练学校的装甲车滚过波茨坦街头，朝首都开去。我们探出窗外观看，心中不断祈祷。街道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迹，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戈特弗里德不断重复说他不相信希特勒没有受伤，“他们”一定在耍诈……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广播说，元首将于午夜对全国国民发表谈话。我们知道必须等到那个时候，才能确定这到底是不是骗局。戈特弗里德仍不愿放弃希望，他认为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他在东普鲁士的最高司令部距离这么远，鞭长莫及，只要其他地方一切按照计划行动，大家还是有机会在希特勒重新控制德国前推翻目前的政府，但我们都觉得十分不安。

早在1943年，位于柏林班德勒街之“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便设计出一个暗号为“女武神”的紧急计划，目的在于应付内部骚动，或镇压由当时在德国工作之数百万名外国劳工发起的大规模颠覆活动。该计划主要仰赖后备部队及时调派军力进驻，或围守首都——由护卫部队进驻柏林，军官训练学校把守外围。最讽刺的是，“女武神”乃经过希特勒亲自批准！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及其他潜伏在陆军总部内的密谋者，随后加上一条秘密附文，打算利用该计划推翻纳粹政权，确保新政府和平接掌政权。然而这项密谋一开始便有致命的缺陷；首先，奉命执行“女武神”的军事将领不仅必须接管德国，还需接管所有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但只有少数几位将领清楚密谋者真正的企图。并且密谋者指望其他人，从攸关该计划成败的关键人物即后备部队指挥官弗罗姆上将开始，在因元首死亡而解除其效忠领袖的誓言之后“立刻跟进”——也就是说，一切端视希特勒是死是活。同时拉斯滕堡与外界的通讯必须完全中断数小时，以防止反制行动。最后，计划中的刺客，施陶芬贝格，不仅必须杀死希特勒，还得安全返回柏林，监督“女武神”顺利执行。但一般德国士兵这时早已习惯服从军纪，密谋者根本无从预测他们面对占领祖国重要机关的命令，会有何种反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海尔多夫打了几次电话进来。勃兰登堡的市长也来电，问波茨坦的地方首长俾斯麦先生到底有何打算？因为身为市长的他，知道目前首都内正发生骚动，甚至叛变！戈特弗里德竟厚着脸皮告诉他，陆军总部已发出命令，元首希望所有高级长官少安毋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其实他是希望叛军部队赶快前去逮捕市长。

入夜后，大家开始口耳相传叛乱行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成功。有人从机场打电话来：“空军不打算跟进！”他们要求戈林或元首亲自下令。戈特弗里德的语气这时才首度显得有些疑虑，他说这种事必须速战速决，每拖一分钟便失去一分优势。现在早已过了午夜，希特勒仍未出面。整件事令人太沮丧，我觉得再熬下去亦无意义，便上床睡觉；罗玛莉不久也跟了上来。

半夜两点，戈特弗里德探头进来阴沉地说：“是他没错！”

希特勒终于在7月21日凌晨1点公开谈话，表示：一小群和德国军人及德国民众毫无共通之处、野心勃勃、无荣誉感又愚蠢的军官，阴谋策划想除去他，同时推翻军部指挥。一枚由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唯一指名者）放置的炸弹，在距离他两米外爆炸，他的忠心幕僚有数名严重受伤，一名死亡，但他自己除了轻微刮伤、瘀伤及灼伤之外，并无大碍。他认为这再度证实了上帝的旨意，希望他继续追求他生命的目标，即创造伟大的德国。至于这一小群罪犯，会立刻全部处决，绝无宽恕。接着他便指示各项重新建立秩序的措施。

黎明时，我们再度听到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坦克车经过的声音；徒劳而返，正在返回军营的路上。

密谋者对克拉普尼兹坦克训练学校寄望很高，希望他们协助接管柏林。他们接到陆军总部传来希特勒已遭党卫军刺杀身亡、开始执行“女武神”计划的消息之后，便移师柏林，进驻预先指示的据点。可是当他们的指挥官（并未参与密谋）得知希特勒并没有死，而且他的同僚中有人企图发起兵变之后，便召集所有坦克车，率领他们开回军营。

7月21日，星期五

早餐时得知戈特弗里德与梅勒妮·俾斯麦已开车进柏林（大概去见海尔多夫）。罗玛莉·舍恩贝格看起来像死了似的。我一个人回柏林，留她窝在床上。我们仍然不清楚这场灾难波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大，那批人的处境到底有多危险？

进城途中，我在格林瓦尔德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停了一下，留下我的过夜小包。波茨坦太远，格斯多夫家又经常遭到轰炸，我决定去她那里住。整个事件令阿加感到困惑，她显然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涉案的人有谁。虽然很难，但我们从现在开始必须假装毫不知情，就连对朋友也绝不可露出半点口风。

才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下，便前往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显得十分绝望，告诉我说施陶芬贝格伯爵昨天夜里，在班德勒街的陆军总部遭到枪决，他的高级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也被处决了。本来将出任国家元首的贝克上将已自杀。另一名主要密谋者，即早先取代举棋不定的弗罗姆上将，成为后备部队司令的奥尔布里希特上将，亦和其他人一起被枪决。

施陶芬贝格在拉斯滕堡的行刺计划一开始就不顺利。希特勒的每日简报本来都在一间地下掩体内举行，但因为那时天气炎热，改在一间地上木屋内进行，结果炸弹爆炸时木屋的墙全往外坍，爆炸力量因此疏散不少。施陶芬贝格因为只有一只手，只能启动一枚炸弹（本来计划在他的公事包内放置两枚炸弹），因此爆炸威力本来就不大。当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去接听一通预先安排好的电话时，一位参谋发现了摆在希特勒弯身看地图的桌子底下的公事包，便将它移到一道厚重木台的另一边，等于替希特勒形成一道屏障。

12：42，传来一声巨响，木屋在一团火舌及烟幕中瓦解。施陶芬贝格及其高级副官海夫腾本来站在远处，和另一名密谋者——希特勒的通讯指挥官费尔吉贝尔将军聊天，这时立刻跳进车里，一路编造理由穿过立即接获警报的岗哨站，抵达机场，然后从那里飞回柏林。

费尔吉贝尔的任务为打电话到柏林，向奥尔布里希特上将报告希特勒的死讯，然后彻底切断拉斯滕堡与外界的通讯。但他却大吃一惊地看见希特勒从破木堆里蹒跚走出来，虽然满身尘土，瘀伤累累，而且裤子撕裂多处，但显然还活得好好的。他的时间有限，只能以保守的口气通知柏林“刚才发生一桩可怕的悲剧……元首还活着……”然后通讯网就被党卫队接管了。这时密谋的两项成功要件——希特勒的死亡与掌握拉斯滕堡通讯网——都已宣告失败。而且刺客身份暴露，全德国都已接到逮捕施陶芬贝格的电报。

一周前“女武神”计划本来已箭在弦上，却因施陶芬贝格延后前两次谋刺行动而临时取消。因此这一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接获费尔吉贝尔语焉不详的口信之后，并未立即下执行命令，决定等到确定情况后再说。

下午3：50，施陶芬贝格的飞机在一个偏远的军事机场降落，但他的司机却还没赶到。海夫腾打电话去班德勒街查询状况，奥尔布里希特问他希特勒死了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才走过去要求弗罗姆上将准许启动“女武神”计划。但弗罗姆立刻起了疑心，他打电话去拉斯滕堡，与凯特尔陆军元帅联络上，后者证实的确有人企图谋刺元首，但行动失败。就在这个时候，施陶芬贝格和海夫腾冲进房间，弗罗姆表示已不需要进行“女武神”计划，施陶芬贝格大怒，说凯特尔撒谎，希特勒已经死了，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炸弹就是他亲自放的！而且现在取消计划为时已晚，“女武神”已经启动了。“是谁下的命令？”弗罗姆问。“我们！”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贝格回答。弗罗姆气得脸发白，更畏惧自己前途不保，便下令施陶芬贝格举枪自尽，奥尔布里希特立刻取消“女武神”；结果却被这两个人缴了械，关进自己的房间里。

下午5：30，已经不能走回头路了。陆军总部终于在比原定计划晚五个小时之后，开始对各个军事指挥部发出执行“女武神”的电报。这时又出了另一项差错；因为拉斯滕堡列在原计划的通讯名单上，而且没有人想到要将它划掉，所以这时希特勒竟是由密谋者本身那儿得知他们的计划内容。一小时之后，全德国的广播频道便已发布叛乱者企图谋杀及失败的新闻，同时宣布了第一波的报复措施。

这时其他密谋关键人物陆续抵达班德勒街集合：贝克上将（密谋中未来的国家元首）、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预定接管陆军）、赫普纳将军（预定接替弗罗姆）、海尔多夫、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等等。很多人抵达之后又离开——有些人非常愤怒，所有人都感到惊慌，因为大家发现情势愈来愈混乱，却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贝克与施陶芬贝格不断催促各指挥部遵循柏林的榜样，却没有结果。就连柏林本身亦后继乏力：克拉普尼兹学校的坦克车已开到又开走了；主要广播电台被占领之后又被弃守；警备营开始接管，政府机关却半途而废。

那天待在柏林的纳粹资深领袖只有戈培尔一人，他等于拯救了希特勒。当战功彪炳的警备营指挥官雷默少校奉柏林警备司令冯·哈泽中将之命，前来逮捕戈培尔时，后者打电话到拉斯滕堡让雷默直接和希特勒通话；希特勒当场擢升雷默为上校，命令他前往班德勒街重新建立秩序。雷默抵达时，叛乱行动已宣告结束。

因为这时效忠希特勒的军官已接管陆军总部，释放了弗罗姆并逮捕密谋者。贝克上将获准自尽，在两次尝试都失败之后，由一位士官了结。奥尔布里希特及其参谋长默茨·冯·库伊尔恩海姆上校、施陶芬贝格与海夫腾则在接受临时军法审判之后，立刻被架入中庭，在一排车前灯照耀下遭枪决，行刑前，在拒捕过程中受重伤的施陶芬贝格竟然还奋力大呼：“神圣的德国万岁！”几具尸体起先埋在教堂内，隔天由希姆莱下令掘尸，剥除制服及勋章之后火化，骨灰撒在风中。

几个月前罗玛莉曾经告诉我，在她又一次“吸收行动”中，曾经拜访过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她听说他是“积极分子”。结果他私下对她泄露，他手中握有好几袋、超过三万封、寄自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之役中被俘德国士兵写的家书，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它们全部烧毁，因为官方已发布那场“光荣战役”并无生还者。罗玛莉有一位兄弟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役后便下落不明，虽然她苦苦哀求，奥尔布里希特却坚持不让她看那些信。

玛莉亚跟施陶芬贝格是点头之交，他有几位表亲是她极亲密的朋友。现在她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我自己曾在亚当·特罗特家见过年轻的海夫腾一面，那天晚上只有我和亚当在他家里吃晚餐，一位卷发的英俊上尉突然冲进来，自我介绍后便将亚当拖出房间。他们在外面谈了很久。之后亚当想知道我对他的印象如何，我回答：“典型的密谋者，就跟童书里描述得一模一样。”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玛莉亚和我都无法不替戈特弗里德和亚当忧心，昨天他们俩都曾经去过班德勒街，消息会不会走漏出去？同时又得随时装出一副惊讶，甚至关心的模样，却不能露出害怕的神色……

其实亚当·冯·特罗特、亚历克斯·韦特，以及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一整天都待在外交部位于威廉街的主要办公室内，等待叛乱成功后立即接管外交部。

晚上珀西·弗雷来接我。因为我不想吃晚餐，我们便开车进格林瓦尔德的树林内，下车散步。我试着向他解释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大悲剧。他渐渐明白之后，感到既震惊又同情。之前他也一直相信官方的说法，认为这只是一两名叛军的作为。

我一定要见亚当。虽然我们约好今天见面，但我仍然不敢去找他。

7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每份报纸都登出一则启事：任何人只要透露一位名叫“格德勒”的人的下落，便可获得100万马克的奖金。太好了！表示他并没有被捕。

谣传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太太和四个小孩皆已遇害。她原是冯·莱兴费尔德男爵之女，也是母亲的教女，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她的双亲都住在俄属立陶宛境内。

依照不久前才实施的“连坐法”，兵变失败后几天之内，不仅施陶芬贝格的太太及小孩，甚至连他的母亲、岳母、兄弟、表亲、叔伯、姨婶（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小孩）全部遭到逮捕（关于他们最后的命运，请读后记）。

希姆莱于8月3日在波兹南对纳粹党各地方领导人发表演说，替“连坐法”报复手段辩护：“没有人能够对我们说，你们的做法是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不！这并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一项极古老的德国传统……当一个男人成为法外之徒，众人会说：这个男人是叛徒，他体内流着坏血，血里带着背信与不忠，这血必须被根除。因此，整个家庭，包括最远的远亲，都必须根除。我们也将根除所有的施陶芬贝格族人，包括他们最远的远亲……”

早上走进法官里克特办公室时，看见海夫腾的哥哥汉斯—贝恩德（我们的前任人事室主任）坐在他桌子后面，还在吃装在纸袋里的樱桃。而他的弟弟昨天才像只狗似地遭到枪决！他笑着跟我闲谈，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等他离开之后，我问法官他知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事，法官说他知道。法官倒显得既担心又不快乐，不过他若知道关于亚当·特罗特的真相，一定会更担心。

我接着下楼去亚当的房间，他的一位助手也在房内，但很快就离开了。亚当往沙发上一倒，指指自己的脖子说：“我脱不了干系的！”他看起来糟透了。我们俩一直悄声说话，看见他反而令我更不快乐，我老实告诉他。他说他知道，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只像失去了果园里最心爱的一株树，对他来说却是失去了一切的希望。这时室内通话机响了：我们的老板西克斯博士要见他。和他约好今晚再见面，然后我留了张纸条给他秘书，告诉他我会等他电话。

到了玛莉亚·格斯多夫家之后，我告诉她，我为亚当感到十分焦虑。

“为什么呢？”她问。

“他跟施陶芬贝格只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不是吗？不，我确定他的牵连并不深！”

“不，”我说，“他根本没参与！”

亚当打电话给我，约好6点钟到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来找我。我先去阿德隆旅馆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和阿加见面。阿加正怒不可遏，因为她在街上碰到哈索·埃茨多夫，他竟然转头不认她。我想他涉案一定也很深。我们一起去阿加家，在草坪上喝茶。托尼·绍尔马和乔吉·帕彭海姆也在。稍后亚当也加入我们。他刚见过西克斯博士，努力试着消除他的疑虑。他看起来像死了似的。我陪他开车回家，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等他换好衣服。这时空袭警报响起，就像一窝蜜蜂吵得令人心烦意乱，如此而已。等亚当出来以后，我们坐在屋外，他又告诉我一些内情。

他说施陶芬贝格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仅非常聪明，而且生命力过人。他是密谋者中极少数经常被希特勒召见的人。他已带着他的炸弹去过最高指挥部两次，但每次都遇到障碍，否则就是希姆莱、戈林或其他几个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干掉的人临时缺席。第三次被召见时，他通知同谋的人无论如何这次一定会下手。他承受的压力太大，这也难怪。如果换一个能够开枪的人来行刺，或许就能成功了。可是施陶芬贝格的残疾太严重。亚当说他已失去最好的朋友。他似乎整个人都垮了。

20号那天，亚当一整天都待在威廉街的外交部办公室，等待军事接管成功。他说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逮捕，因为他涉案太深；我并没有问他到底有多深。他已辞退家里的女佣，因为她目睹过太多会议，若被提讯，可能会招供。他害怕海尔多夫也会因为受不了酷刑而招供（我记得海尔多夫曾经对罗玛莉说过他自己也怕这一点……）。

亚当若有所思地说，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写篇文章让《伦敦时报》发表，解释这批人所代表的理想。我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德国人的直接反应会认为，这些人都已被敌方买通，尤其现在计划又失败了，舆论更不会支持他们。

亚当接着告诉我，1940年法国刚战败不久，他收到老朋友洛锡安爵士（当时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催促他致力于德国与英国的和解。洛锡安所指的德国是否为铲除纳粹后的德国（他当然明白亚当痛恨目前的政府），亚当并不确定。不过对他而言，只要希特勒仍然在位，两国之间就算能达成任何“交易”，也丑恶至极，所以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封信。后来他常想，当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我们整夜没睡，一直聊天，同时聆听屋外若即若离的各种声响。每次听见汽车放慢速度，我都可以从他脸上看到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实在不忍心丢下他，如果我在的时候他们来逮捕他，至少我还可以去警告他的朋友。亚当说亚历克斯·韦特知道一切，如果他被逮捕，亚历克斯知道该怎么做，他觉得西克斯博士也起了疑心，一直催促亚当去瑞士。我也坚持他应该立刻离开，但他不肯，因为顾虑妻子和小孩。他说就算被逮捕，他也会否认一切，希望出狱后能重新再试。凌晨4点，他开车送我回家，并答应我早上会再打电话，让我知道他没事。

洛锡安爵士所属的保守政客集团——所谓的“克利夫登帮”——规模虽小，却一度颇具影响力。这群人虽批评希特勒的做法，却颇同情希特勒欲扫除“凡尔赛和约”（他们一直不同意该和约内容）所带给德国耻辱的企图，以及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显著成就。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看见欧洲刚经历过1914—1918年的浴血战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退伍军人），马上又卷入另一场全面战争；这样不仅将严重削弱欧洲的力量，为海外殖民帝国敲响丧钟，甚至可能摧毁西方文明，让共产主义征服世界。但他们寻求和解的努力，却因为希特勒在国内愈形残酷的政策，以及他不计任何代价想使德国成为欧洲霸权的决心而一再遭遇挫折。这群人中后来有很多被冠上“姑息分子”的恶名。

亚当从未对我解释他参与密谋的实际工作内容。我只知道他每次出国（赴瑞士或瑞典）都借出差之名，锲而不舍地试图与盟军建立和平谈判共识，希望一待行刺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后，便立刻开始谈和。

他衷心相信盟军一旦面对“正派的”德国政府，态度必将软化。我不断想打消他这种幻想，坚持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希特勒这个人，没有别的！我相信接下来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证明我是对的。

——蜜丝注（1945年9月）

蜜丝直到临终前，都不愿承认她在施陶芬贝格伯爵发动“七月密谋”之前，到底知道多少内情。但根据她各项无意中的暗示，从1943年8月2日首次提及“阴谋”一词，到密谋者不断要求她协助将罗玛莉·舍恩贝格支开柏林，最后更在1944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泄露“我们（即亚当·冯·特罗特与她）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见面”，都显示她所知道的其实远比她明说出来的多，而且她甚至知道计划行动的确实日期！

7月23日，星期日

亚当·特罗特依约来电，目前一切平安。我告诉他，我打算去波茨坦，会从那边打电话给他。

抵达官邸后看见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穿着泳衣在喷水池里玩水，天气极热。梅勒妮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在。梅勒妮似乎冷静不少，甚至打算回乡间，好让职员与仆役们觉得生活一切如常。

我告诉他们我很替亚当·特罗特担心。戈特弗里德并不认为他会遭到逮捕，他说现在处境最危险的人是海尔多夫。他在兵变中扮演的角色太明显，而且他提不出不在场证明。

我们讨论到大使的侄子弗里茨·舒伦堡，他以前在海尔多夫手下担任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长。谣传星期四他也在班德勒街遭到枪决。战前我在东普鲁士见过他，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虽然他曾经是纳粹党员，却早已唾弃当今的政府。昨晚亚当告诉我，他见到了施陶芬贝格的秘书，她描述弗里茨如何奔出他在陆军总部的临时办公室，但在走道上背后中弹受伤，然后被拖进中庭遭枪决毙命。

结果这是讹传。舒伦堡在班德勒街被捕，成为第一批上“人民法庭”受审的人。被判死刑，1944年8月10日被绞死。

下午，我们都睡了个午觉，因为压力令人疲倦。之后，罗玛莉告诉我，戈特弗里德从他办公室壁柜里拿出两大包东西给她看，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她问那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他说是“做炸弹剩下来的炸药”。她求他赶快扔掉，因为当局一定很快就会来搜，他却不肯，说当初这些炸药非常难弄到，他想留到下次再用。最后她说服他，把包裹藏到地窖里。

打电话给亚当，他仍然没事。和珀西·弗雷吃晚餐。

那批炸药成分为德国军事情报局所用的黑索金炸药与三硝基甲苯，早在1942年便由密谋者冒险取得；因为大部分密谋者都是参谋，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需要炸药。当时一部分炸药已用在较早几次的谋刺行动中，引信则来自英国，是从被俘的法国反抗人士身上掳来的。

7月24日，星期一

梅勒妮·俾斯麦请我要求俄国教堂，为星期四的受难者举行一场追思会，并为身在险境中的人祈祷。有太多人了：亚当·特罗特、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海尔多夫……她不敢请天主教或新教徒教堂做这件事，认为俄国东正教教堂比较不引人注目。我答应去找夏可夫斯克神父谈，并说好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尽量不声张。

早上在办公室里工作。中午亚当虽已在职员餐厅吃过午餐，我仍说服他陪我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我给他一个圣徒撒罗夫的圣像，并告诉他，梅勒妮想举行弥撒的主意。他说我们不必操心；克劳斯·施陶芬贝格是极虔诚的基督徒，全德国的人一定都在替他望弥撒。当时其他朋友也在，我们试着谈别的事。分手时，亚当告诉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如果没有一个人活下去，就没有人会再去尝试，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可再见面，因为我们都受到监视，云云。这些人似乎都在讲同样的话：他们一定要继续尝试！

晚上戈特弗里德载我们去波茨坦，和他一道晚餐。他告诉我们，海尔多夫今天早上被逮捕了。警察局拒绝提供任何消息，只表示：“局长今天早上出去之后，没有再回来。”

晚餐后，戈特弗里德的姐姐汉娜·布雷多大步走进来。她这个人实在很有意思；她抓着一把雨伞，坐下来说：“戈特弗里德，我想知道这档子事你到底牵涉有多深？你不可以再瞒着我，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必须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戈特弗里德含糊其辞，搪塞了一顿，什么都没说。汉娜很替她19岁的女儿菲利帕担忧，她跟施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与施陶芬贝格一起遭枪决）走得很近，海夫腾似乎对她毫无隐瞒。稍晚，汉娜用纸牌替我们每个人算命；她算得很准。结果我们三个人的大限似乎都还没到。然后我们一起去她家。乔吉·帕彭海姆弹钢琴给我们听，弹得极好。然后，他、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我一同返回格林瓦尔德阿加处过夜。

早在7月16日，布雷多家里就已开始谈论，那个星期希特勒的司令部将被炸毁。

发生空袭，我们全被拖下床。这一次炸弹就落在我们住处附近，只好进掩体躲藏；所谓掩体只不过是搭在草丛下面一栋可笑的木头建筑而已。两枚链在一起的空雷掉在距离不远处，因为用降落伞吊着，所以坠落的时间颇长。我们全蹲在地板上，头上戴着钢盔，阿加的钢盔歪得不像话，最紧张的时刻我还是忍俊不禁。厨子福气好，耳朵全聋，外面的噪音一点都听不见，学我们的样儿趴在地上。

下午去见约翰神父。他认为在俄国教堂内举行追思太危险，但他公寓里有个小教堂，我们在那儿举行仪式。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从头哭到尾。后来我告诉罗玛莉，我忘了海尔多夫的教名，她震惊地大叫道：“蜜丝！是沃尔夫钦！”

7月25日，星期二

一早打电话去亚当·特罗特家，他还好好的。可是等我去他办公室时，他人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秘书——她人很好，也是我的朋友——满脸惊惧！很快在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过午餐，赶回办公室。这一次亚当的秘书想把我推出他房间，我挤了进去，看见一个穿便服的小个子站在他桌前搜他的抽屉，另一个人斜坐在扶手椅上。猪猡！我仔细瞄他们，想看清楚他们的扣眼，后来才想到盖世太保都把徽章戴在里面。我故意大声问秘书：“冯·特罗特先生呢？还没回来吗？”那两个人都抬头看我。走出房间后，秘书用充满哀求的眼光看我，同时把食指按在嘴唇上。

我一步三阶地冲下楼梯，闯进法官里克特的办公室，表示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阻止亚当回办公室，盖世太保已经来搜了。法官痛苦地看了我一眼说：“太迟了！今天中午他们已经把他带走了。幸好当时亚历克斯·韦特跟他在一起。他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希望很快就会回来，查出亚当为什么遭到逮捕。”法官显然仍未起疑心，他说早上亚当去威廉街外交部参加每日会议，盖世太保在那个时候走进他办公室，问他人在哪里。秘书本想溜出去警告亚当，却被捉住不准离开房间，结果亚当直接走进陷阱里。国务秘书开普勒尔（他是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纳粹党高官，曾经担任解放印度司司长）本来跟他约好下午1点在阿德隆旅馆吃午餐。目前西克斯博士似乎有意救他出来，已派副官去打听罪名。但我怀疑西克斯不会努力太久。

我离开办公室，奔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但丹麦代理大使斯蒂恩森也在那里，所以我不能多说；只拼命流眼泪。玛莉亚试着安慰我：一定是搞错了，他不可能涉案的，云云。她若知道真相就好了！但我绝对不能做任何解释。

过了一会儿，海因茨·格斯多夫回家。他自己也有麻烦，因为他的上司，柏林警备司令冯·哈泽将军（我们去战俘营看吉姆·维耶曾斯基就是他安排的）是参与兵变的重要人物，在和戈培尔会面发生严重争执后已遭到逮捕。为什么哈泽不当场就把那个鼠辈给毙了？

好几个人已经自杀；包括将位于东普鲁士的产业拉斯滕堡让给希特勒做最高司令部的伦多夫伯爵。哈登堡王子听说有人去逮捕他，开枪射中自己的胃，伤得很严重。他很早便参与反抗活动，因为施陶芬贝格和维尔纳·海夫腾最后一个周末是去他家过的，所以受到怀疑。结果逮捕他的两名盖世太保，在返回柏林途中发生车祸死了——这是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我们部里的汉斯—贝恩德·海夫腾今天早晨也遭到逮捕，据说他们还发现了名单。

晚上睡在格斯多夫家客厅的沙发上。他们还是没装窗子，不过天气炎热，反正也没有差别。空袭在午夜开始，机群很快便飞到头顶上，我们几乎没时间穿衣服便仓皇钻进隔壁房屋（去年11月烧毁）的地窖里去。敌机投下空雷。这么多年来，这是我头一次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事实上，伦多夫先遭到逮捕，到了柏林成功脱逃；但后来又被逮住，之后被处绞刑。

有些名单不可避免（诸如为进行“女武神”计划，必须列出各军事指挥部内负责联络的密谋军官）；有些（譬如未来政府的组成人员）却不可宽赦，像是冯·德·舒伦堡大使被列入名单，事先根本没跟他商量过。

7月26日，星期三

早晨法官里克特依旧保持镇静；显然并不知道亚当·特罗特和汉斯—贝恩德·海夫腾涉案有多深，认为一切都是误会，很快就会化解。可是当亚历克斯·韦特走进来，只绝望地看着我，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法官和莱波尔特都一副惊愕的表情。

我实在没办法待在办公室，决定回家。玛莉亚·格斯多夫已经慌了，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他妹妹是玛莉亚的挚友之一）也被逮捕了。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为资深公务员，长期参与反抗活动。他的名字列在密谋者的内阁名单上。

午餐过后，珀西·弗雷来看我。我领他走到屋外的废墟里，告诉他以后我不能再和他见面；常在玛莉亚家出入的人，现在可能都遭到监视，他那辆挂着外国牌照、全新的汽车太引人侧目。现在我们都不应该和外国人交往。他同意最稳妥的做法是，偶尔打电话去“狮窝”（也就是办公室）跟我聊聊。

晚餐前，我一个人在格林瓦尔德里散步，独自坐在长凳上一整个晚上，愈想愈悲哀，不管路人怎么看我。

晚上戈培尔再次在收音机上广播，谈这次谋刺行动，尽可能恶毒地攻击每一个人。不过舆论似乎并不支持政府。街上的行人看起来各个脸色惨白，心情沮丧，甚至不敢直视别人。一位电车车长大声批评戈培尔的谈话，对我说：“真令人作呕！”

但“安全局”对于当时大众反应的报告（战后才公布，且可靠性出奇的高），却显示一般民众及前线部队都不支持该次兵变，就连各教会亦正式发表谴责声明。

毕竟德国境内的反抗运动规模一直不大，只有少数由个人或小集团发起的独立行动，互无关连，又少互通声息。这些行动从谴责不公平待遇、协助遭威胁或迫害的人士，到策划兵变及谋刺希特勒不等。最后的这个极端手段，就连许多最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都认为是不道德的做法，不可接受。

7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法官里克特告诉我亚当·特罗特的案子愈来愈不乐观。检察官在过滤目前搜集到的证据之后，向西克斯博士的副官证实他们的确找到名单，而且亚当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人选！西克斯似乎仍有意救他出来，亚历克斯·韦特更夜以继日地催促他这么做，至少现在他尚未落井下石。他们希望能争取第三中立国出面干预，但我觉得这样反而对他更不利。

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每天都进城，和我约在我住处附近的废墟里见面。今天他仍满怀希望，不认为他们会杀亚当，可是他说海尔多夫必定难逃一死；希特勒特别恨他，因为他不仅是纳粹党老党员，还是褐衫军将领之一。据说瓦格纳军需署长已自杀。

戈特弗里德打算明天开车去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农场赖因费尔特城堡，因他觉得已经在家里乖乖待了一个星期，证明他没什么好怕的，或许现在该离城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一块儿去，但我不可能。我必须假装一切如常，每天仍去上班，即使我根本什么事都没做。

反纳粹多年的瓦格纳将军因提供施陶芬贝格逃离拉斯滕堡的飞机，绝不可能脱罪，便于7月23日举枪自尽。

7月28日，星期五

今早去美容院烫发。

戈培尔宣布将“全面参战”，意味着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商店，全民动员，显然希望借此征召所有成年人口，断绝人民在后方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本来编制整齐的后备部队，因受到这次案件的牵连，现在司令官已换成希姆莱；部队内不再行传统军礼，改为伸出右臂，喊叫：“希特勒万岁！”这令每个人都气愤填膺；实施这一连串疯狂的法令已到了荒谬的地步。

目前仍没有人知道前后备部队司令弗罗姆将军的消息。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说密谋者并不信任他，因为他从未明确表示愿意加入，所以兵变一开始便逮捕他，把他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内，班德勒街指挥部由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接管。

结果警备部队（该单位负责所有政府机关的守卫工作）里的一位指挥官雷默少校把他放了出来。行动之前，他们本来打算将雷默支开，海尔多夫曾经这么提议过，但军队里的密谋者却没有听从他的警告。其实雷默一开始似乎也有意加入，后来戈培尔召见了他，并且安排他直接和希特勒通电话。

吃过中餐后，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开车来道别，他们将前往波美拉尼亚，希望一个星期后能够回来；他们又试着说服我一起去。这两个人处境都极危险，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托尼·绍尔马已回他在西里西亚的家。所有好朋友都离城了，只有我还留在这里；但我必须留在柏林城内。

弗罗姆将军并没有因为在兵变当天临阵退缩而得到任何好处。隔天他遭到逮捕，被囚禁长达数月，受到各种酷刑，最后于1945年3月处决。

7月29日，星期六

亚当·特罗特的处境悬宕不决。很多人都做了努力，现在只能静观其变。我会想办法去普菲尔家过周末。

早上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原来是罗玛莉·舍恩贝格。“你在哪里？”“阿德隆。我跟梅勒妮（俾斯麦）住在这里，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吃惊吧？是不是很棒？”这只代表一件事：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还是被捕了！我说我会在午餐时间赶到。到了阿德隆旅馆后，看见戈特弗里德的长兄奥托，他昨夜刚从弗利德利斯鲁城堡赶来。他们正打算回波茨坦。梅勒妮虽然脸色惨白，却很镇定，决心不计任何代价也要把戈特弗里德救出来。她说她试着跟所有人联络，奥托则试图联络戈林。后来罗玛莉告诉我经过情形：昨天出城时，戈特弗里德的车子拋锚，他们转搭火车，先到赖因费尔特城堡，凌晨3点才刚吃完晚餐，三名盖世太保便走进来逮捕了戈特弗里德，同时还搜索了整座城堡。他们给他时间联络梅勒妮，然后直接载他回柏林。梅勒妮对我说，有人警告她格斯多夫家已受到监视，电话亦遭窃听。她求我别再和珀西·弗雷见面，我答应她至少绝不会再带他去格斯多夫家。

下午刚从里斯本回来的罗拉·沃尔夫走进办公室。她即将临盆，特别赶回德国生产。她看起来简直像从外星球回来的：新衣服、精神饱满又整洁。这里发生的变化令她瞠目结舌；结婚前她曾替法官里克特工作，那时塔蒂阿娜和路易莎·维尔切克都还没结婚，兰曹还在这里工作。哎，恍如隔世！

到动物园车站和珀西·弗雷及提诺·索达提会面，他们开车载我去距离柏林一个小时车程的普菲尔家，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乔吉·帕彭海姆已经先到了。

曼斯菲德　7月30日，星期日

一谈起7月20日的事件，C.C.普菲尔就变得特别谨慎。我提起某一个细节，他一副震惊的表情，我立刻改变话题。不知事前他是否已有所闻；就算他知道，我也不觉得惊讶，因为他在军事情报局工作，那里有很多人参与密谋。不过这种时候，每个人都难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