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斯瓦特　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罗·梅特涅才到家。圣诞树在塔蒂阿娜的房内点亮，我们以香槟及果酱馅饼庆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烧掉写有新年愿望的小纸片，喂苏格兰犬“雪莉”吃很多点心——后果惨不忍睹！

现在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搭午夜列车回柏林。

柏林　1月2日，星期日

母亲陪我坐车到马林巴德车站，雪下得很大。火车照例迟到。我们在冰库似的车站里坐了一小时。正当火车驶进站时，空袭警报声响。本来搭夜车就是希望能够避开每晚几乎都会发生的空袭，还是逃不过；一大早抵达柏林。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错了车厢，里面挤满从巴尔干半岛返国、东倒西歪的士兵，个个仪容不整，大多脸上蓄着几个星期没刮的大胡子。他们立刻开始整理头发，穿衣服。后来一位女性稽查员叫我换车厢，但因为飞机还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我决定留在原地，接受母亲每次在信中讥称为“穿蓝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价小说里读来的）的保护。她必须冒着空袭坐车赶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担心；我也替车上的乘客担心，因为火车在雪地上会非常显眼。不过盟军飞机显然有更重要的目标待炸，我们平安抵达莱比锡，正好赶上另一班火车。

到柏林城郊时，火车又受阻四个半小时。多处铁轨被炸坏，火车必须轮流等待通过。有些乘客变得歇斯底里，从窗口爬出去，决定步行。我留在车上，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安哈尔特车站，接着发现一辆开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驶的巴士。

据我观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离开时比较起来，变化不大，倒是整洁了些，街道上的残物多已清扫干净。我们家那一区比我经过的其他区域都糟，因为有两枚空雷分别落在吕措大街两边，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广场，周围别墅全被炸毁。厨子老玛莎带我巡视整栋房子，眼前景象令人惊骇：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飘进来打在钢琴上……我把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火鸡和葡萄酒放好，喝了点汤稍事休息，再搭火车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静。厨子给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来给职员的圣诞礼物）。虽然管家曾经对罗玛莉·舍恩贝格抱怨说，我们俩住在这里时，家里“简直跟美国西部一样闹哄哄的”，但看见我她似乎还是很高兴。

吃过晚餐，我只从行李中拿出一点东西就上床了，因为我觉得这次并不会住太久。深夜2点，警报开始响。波茨坦城里及附近射击声不断，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女仆们，大家便乖乖到地窖里去躲避。我的神经衰弱显然没有改善，听见几枚炸弹咻咻飞进官邸附近，仍吓得直打哆嗦。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个几小时，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准时九点到办公室。以前情报司有好几个办公地点，现在只剩下前波兰大使馆一栋建筑，司内工作等于停摆，每个人都想赶在下午4点离开，好在天黑空袭开始前赶回家。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几个小时进城，其中一位秘书来回车程需七小时，所以等于只工作一小时。换作是我，根本不来了。

我们八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内上班，那是前波兰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华的衣橱、镜子和美丽的地毯之外，实在不太适合当办公室。每个人的神经似乎都拉得很紧，前几天楼下两位秘书才打了一架。我发觉人们不堪其扰的脸孔比残破的街景更令人沮丧。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没机会从极度疲劳里恢复过来的结果。

法官里克特急坏了；前两次空袭中有几枚炸弹落在韦尔德村里，而他的家人（太太和两个小孩，一个1岁，一个2岁）住的房子没有地窖。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六周，与拉恩大使会合，我提议他带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她现在收容了很多来自遭轰炸城市的难民，一定很乐意接纳她们。

我的直属上司布特纳显得既挑剔又焦躁，或许是因为头部受伤的关系。不过他已将罗玛莉·舍恩贝格和厄施·冯·德·格勒本调来我们部门，让我很开心。我很高兴看到除了他之外，司里所有的好人几乎都留在柏林，不过听说我们即将撤退到西里西亚与捷克边界上巨人山内的一个名叫“克鲁曼修柏”[23]的村庄；整个外交部都会迁过去，上级希望我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照片档案（旧档案已在11月的空袭中被毁）。这份新工作不容易做，因为可用资料太少。

整个早上都和同事聊天，然后和罗玛莉、亚当·特罗特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便餐。一如往常，那里客人还是一大堆。

1月4日，星期二

前几天布特纳要求罗玛莉·舍恩贝格把所有星期一尚未回来上班的人列清单出来，结果她把司里所有职员全列了上去，无一例外。可想而知，他当然暴跳如雷！

幸好来了一位新同事，很年轻，担任我们人事处主管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他也是外交部里最好的人才之一）的高级副官，人很和善，又懂得体谅别人，总是替大家打圆场。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人。

有一次海夫腾要求罗玛莉赶紧去买些两角钱的邮票，她买不到，便拖拉一长串一分钱的邮票回来。他亦不计较的一笑置之。

1月5日，星期三

碰见新调来的情报司大主管西克斯博士，他说明天下午1点想见我。大家都尽量躲他，因为他是党卫军高官，人又讨厌，而且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很不方便，明天是俄国东正教的圣诞节，我想上教堂。

西克斯博士暨教授（生于1906年）是一名“纳粹知识分子”，曾担任柏林大学外国经济系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局（R.S.H.A.）“科学研究”及“意识形态研究及分析”部门的主管。1940年他被任命为党卫军内“安全局”（S.D.）英国组组长，计划在德军占领英国后，“肃清”英国。后来该计划作废，希特勒将目标转向苏联，西克斯又奉命担任苏联组组长，计划在占领莫斯科之后，接管全苏联的安全档案。但莫斯科也到不了手，等待之际，西克斯及其手下被调往斯摩棱斯克，追捕犹太人、苏联人民委员及游击队。生性谨慎的他很快申请调回柏林，进驻党卫军忙着渗透的外交部——先从文化司着手，接着是蜜丝服务的情报司。

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来向我借鞋子，因为她所有衣物都在空袭中被毁。幸好我的鞋她能穿。

1月6日，星期四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赶去教堂。弥撒极美，但参加的人很少。我们及时赶回办公室，我去见西克斯博士。他先对我嘘寒问暖一番，要我“服用救丘吉尔一命的药”（丘吉尔去年冬天在卡萨布兰卡感染肺炎），接着进入正题，坚持现阶段全民投入战力，并威胁将“所有的懒骨头”都调去军需品工厂，或派去做电车售票员，云云。最后命令我立刻前往克鲁曼修柏。啊！好可怕的一个人！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近来感觉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最好还是别刻意抗拒时势；但我又很想留下来，和朋友们在一起。

1月7日，星期五

以前大部分朋友居住的城区现都已惨不忍睹。到了晚上，街上一盏灯都没有，只见一片被烧毁的房子，一条街接一条街，没有尽头。塔蒂阿娜说马德里在经过内战后，常有不良少年藏在废墟里，夜晚出来攻击路人。柏林似乎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但那种空旷死寂，实在诡异。

下午，克劳斯·凯克布希和克莱门斯·卡格内克突然来我们办公室，后者毛皮领上挂着他受颁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他正在返回俄国的途中，看见他们这么英俊，笑得这么开心，我有点担心大老板西克斯会突然出现，但他们不肯走，我只好安排他们坐在楼梯旁的木头板凳上。克莱门斯拿出一瓶白兰地，我们轮流喝。法官里克特正好经过，他也认识克劳斯，便加入我们的庆祝会。

稍后我去汉斯·弗洛托家，他邀请朋友去家里喝酒。他的公寓奇迹似的没受到损害。接着克劳斯用借来的奔驰车载我去车站，并且送我一瓶苦艾酒，因为我的生日马上就到了。再过两天他将前往巴黎，紧接着再去滑一个月的雪，表面上是去教新兵滑雪。他这么会混，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自从他的坦克车在法国被炸，令他严重灼伤，还有他小弟弟马克斯钦在俄国阵亡后，他便觉得自己理当过舒服日子。

我和艾伯特母女共进晚餐，她们已返回柏林，几乎每天都待在家里。艾琳的兄弟也从根西休假回家；他告诉我在英国陆军服役的查理·布吕歇尔驻突尼斯期间阵亡。塔蒂阿娜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战前她住过他们家。

布吕歇尔兄弟的父系祖先为拿破仑战争时代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母系（母亲是蜜丝母亲的远房表亲）祖先则是波兰的拉齐维尔家族。他俩都在英国受教育，后来入英国籍，大战爆发后投效英国军队。

1月8日，星期六

今晚在波茨坦只有我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家，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来吃晚餐，看起来苍白又疲倦。报纸现在对他的战果突然大肆宣扬，前几天晚上，他在半个小时内击落了六架轰炸机。可是他看起来却好羸弱。他留下来过夜，幸好警报没响。

1月11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生日。早上和办公室另外一个女孩躲在腓特烈街车站的地下部，空袭开始时，我们正打算去位于泰格尔的谢尔出版公司的照片档案室。隧道里非常拥挤，因为正巧碰上午餐时间。有人说挤一点没关系，只要别碰上女人突然临盆生宝宝就成了。我们选了一个觉得最安全的角落，待在几根粗铁条下面，希望那些铁条能撑得住重压。警报在一阵激烈射击（现在变得司空见惯）之后解除。我们继续上路，却很快发现必须花四个小时才到得了目的地，便空手返回办公室去面对满脸不悦的老板。西克斯博士只希望看到结果，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手段。

晚上7点回到波茨坦，发现梅勒妮·俾斯麦竟然替我准备了丰盛的生日晚餐，有路格·埃森送的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很多香槟，和一个真正的、插了蜡烛的蛋糕，令我十分感动。

1月12日，星期三

今天我再度前往警察局总部去取一些轰炸灾情的照片。肢解尸体的景象向来被公认为最能打击士气，所以这类照片都没有公开。

我差点和海尔多夫伯爵的高级副官起了口角，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却很自以为是，不准我调阅照片，说必须经过长官授权。我也装腔作势地对他说，明天早上我就会跟他的长官见面，会亲自跟他讨论这件事，他听了眼睛鼓得像铜铃；我掉头就走。

1月13日，星期四

海尔多夫伯爵一直更改我们的约谈时间，最后终于在门口出现，领我走进他的私人密室。我们先天南地北闲扯了很久，然后提到不久前他希望我做他秘书的事。我想他大概不信任自己的随从，希望能找一名亲信；老天爷，他的确很需要！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我必须先找亚当·特罗特商量，这件工作的远景令我害怕。因为他过去曾是纳粹高阶层人士这一背景，使很多人不信任他，但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却喜欢他，也尊敬他；而且他们俩似乎很亲近。对于他所谓我的“菜单”，我有很多问题。他给我许多忠告，尤其针对皮克勒伯爵向盖世太保揭发母亲一事。他一点都不惊讶。这些人全像是铁打的，好像对任何事都见怪不怪！我感觉不论碰到任何紧急状况，他都一定会帮助我，但我认为在目前这样动乱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改弦易辙。他送我出门时，正好撞见那位自以为是的副官，后者愣得说不出话来。

1月14日，星期五

一整个早上都待在泰格尔的谢尔出版社里找照片——这次同事和我终于去成了！我找到两张俄国大革命的旧照片，列入我的私人搜藏中；还发现几张以前没见过的俄国最后一位皇帝及家人很不错的照片，我也允许自己“征收”了——或许罗曼诺夫家族仅剩的几位生还者也会想保留几张副本。那栋建筑没有暖气，等我们看完时，已冻得全身发僵。我们搭便车回城，换了几辆私家轿车，甚至还搭上一辆鲜红色的邮车走了一段路。

保罗·梅特涅今天到柏林。我们一起到格斯多夫家午餐，然后他去波茨坦。他看起来精神很好，似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想到他马上得回俄国待几个月就觉得可怕。

从波茨坦车站出来走路回家途中，突然有几枚炸弹落在不远处。我拔脚狂奔了至少一里路，跑到官邸时警报才响。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一样非常紧张，男士们却拒绝下地窖，我们只好坐下来吃晚餐。这次空袭时间较短，我必须承认，有戈特弗里德和保罗在家，我们俩觉得有依靠多了。

1月15日，星期六

早上六点起床替保罗·梅特涅做了些三明治。等我去格斯多夫家吃午餐时，却很惊讶地发现他也在那里，原来他的飞机引擎故障，又掉头飞回来了。亚当·特罗特也在那里。

我在办公室里闹革命，想争取在柏林多待几天。老实说，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令我害怕。目前我的顶头上司布特纳态度坚决，甚至跟其他上司闹翻。

回家途中，我去城里极少数还在营业的美容院之一洗头，同时尽量搜购化妆品，因为克鲁曼修柏绝对没有。

稍后，罗玛莉·舍恩贝格、保罗和我，挤进托尼·绍尔马的车里，逛遍城里所有幸存的餐厅，想点生蚝吃——生蚝是少数不用粮票的可口食物之一。这样在夜里到处游荡，便是1944年柏林的夜生活！我们试了侯切尔，希望能买些葡萄酒，结果侯切尔已经关门了。最后男士们把罗玛莉和我放在伊甸旅馆残破的酒吧内，继续上路搜寻。我们摸黑穿过大厅，走到前厅，到处一片凌乱：水晶吊灯砸在地上，家具破破烂烂，碎物满地。过去几年，我们太常在那儿流连，此刻感觉仿佛像是自己的鬼魂重游旧地一般。旅馆方面已在讨论重建计划！

1月16日，星期日

早上5点起床，第二次送保罗·梅特涅离开，然后回床上睡到9点。本来想跟路格·埃森（他已返回柏林）一起去骑马——现在我们没办法做别的运动——抵达马厩之后，才发现那里已荒废。我们垂头丧气回官邸吃早餐，发现保罗又回来了！这一次飞机居然在他眼前起飞，所以他得再待一天。路格表示可以让他坐上一架飞往里加的瑞典飞机，但罗玛莉·舍恩贝格很明智地说现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战况愈来愈糟，保罗在路上耽搁的时间愈久愈好！

我和布特纳打仗打输了，明天就得启程去克鲁曼修柏。

早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罗及罗玛莉聊天。接着安富索来接我们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他现在担任墨索里尼的驻德国大使。饭后罗玛莉睡了个午觉——她觉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则沿着湖散步。战前我在威尼斯就认识他；最近齐亚诺及其他11名法西斯当权分子被处决，令他胆战心惊。齐亚诺和他一直很亲近，他自己亦是极少数仍然对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高级外交官。墨索里尼垮台后，众叛亲离，安富索的决定虽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这一点。他是个聪明人，但他的工作却很难做，特别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国人的作为。他借了几本介绍克鲁曼修柏的书给我。

安富索（生于1901年）终身从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担任齐亚诺内阁的外交部长，驻派匈牙利。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后，奉派担任墨索里尼设在德国的萨罗共和国的驻德大使。大战结束后，成为法国战犯，因法国指控他为1934年刺杀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及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共犯。获得无罪开释之后，他返回意大利，并重返政界，成为意大利国会中的新法西斯党代表。

齐亚诺伯爵（1903—1944）娶了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为妻，从头到尾都反对意大利参战。虽于1943年初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却仍留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中，因此也在1943年7月25日投票反对墨索里尼。但巴多格里奥政府指控他贪污，他逃往北方，被德国人交给设在萨罗的新法西斯政府。1944年1月11日，他和同样在1943年7月反叛墨索里尼的另外11名法西斯党资深领导人，在墨索里尼勉强同意之下，一同受审，然后枪决。

稍后去亚当家与保罗碰面。由于我到时已经6点了，我们一起喝了下午茶、鸡尾酒，接着喝汤。彼得·比伦贝格也来了。晚上亚当打电话给住在克鲁曼修柏的冯·德·舒伦堡伯爵，讨论我抵达后该住哪里。以前是德国驻莫斯科最后一任大使的伯爵，好比外交部在那儿的“大家长”。他住的房子很大，愿意收容我，不过我和同事分开住或许不太好，至少一开始不应该，所以我打算先跟同事住一阵子。亚当还打电话给他另一位朋友，赫伯特·布兰肯霍恩；此人我并不认识，他负责礼宾司及安排外国使节住处，因此手中有许多房子可供调度。

克鲁曼修柏　1月17日，星期一

办公室所有职员都在今天撤往克鲁曼修柏。开车进城的人只有路格·埃森和我，保罗·梅特涅决定搭火车返回前线。天色很暗。路格帮我把两个很重的皮箱拖到等待的卡车上。之前我拒绝先寄行李过去，怕因此失去唯一的财产。后来得知贝茨先生是我们的小组长，大松一口气。他将担任克鲁曼修柏的人事室主管，他人非常好，很愿意帮忙。卡车把我们及行李统统放在格尔利茨车站，和另外30位由老板布特纳亲自带领的职员会合；布特纳脸色惨白，态度不善，他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他本来以为我不会出现。显然我们俩都非常讨厌对方。我看到一个名叫伊尔丝·布卢姆（因为表情甜美，外号叫“玛丹娜”[24]）的漂亮女孩，带的行李比我还多，不禁松了一口气。大家都对我们俩大皱眉头；我们在巴士驾驶员的协助下，帮着彼此把所有行李抬上车。接着主管拿出名单点名，整件事突然变得像是学校出外旅行似的。贝茨紧抓一把雨伞，臂膀上吊着一根象牙柄拐杖，扶我们登上火车。我因为很气布特纳对我恶脸相向，遂和玛丹娜跑到另一个车厢去坐；那是个三等车厢，座位很硬。（这年头大家身上都没什么肉，屁股坐得很痛！）

我们在下午3点抵达希尔施贝格，克鲁曼修柏支线即从该站岔出。当地的军需官来迎接我们，身穿滑雪服——好一个反高潮！大家换搭当地的小电火车，半小时后便抵达克鲁曼修柏。

当地外交部一半的职员都来迎接我们，我在人群中瞧见舒伦堡伯爵，头戴一顶神气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的纪念品。他特地来接我，让我觉得众目睽睽，完全违反我想默默登场的初衷。起先我们找不到分配给我的宿舍“克莉丝塔小屋”；找到后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处喝下午茶。喝极香醇的咖啡，吃烤面包涂沙丁鱼。然后舒伦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鲁曼修柏村颇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围都环绕种满杉树的花园。我对空袭的恐惧感开始慢慢消褪。办公室在山脚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后再拖回山坡上的家。据我观察的结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势愈高。我们情报司的人似乎来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较丑。

一位当时去探访克鲁曼修柏的人士描述说：“外交部共计500人撤退到克鲁曼修柏……所有宿舍及旅馆设施都极简陋……舒伦堡（伯爵）……住宅设备亦极简陋，每周必须到蜜丝·瓦西里奇科夫的住处去洗一次澡。由于该地所有仆役皆为捷克人，锯木厂内的工人则全是塞尔维亚人及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克鲁曼修柏因此成为间谍的天堂。以该地作为紧急总部其实并不适合，不仅因为该区自空中鸟瞰可一览无遗，因此容易遭受空袭，而且苏军进占亦极方便，就地形来说，相当危险。”（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

由于我并未指名想跟谁合住一间房，所以被分派与一位K博士同住。她人很好，但我跟她一点都不契合。我发现她总是神情落寞地瞪着一大间没有暖气、外面有个阳台的房间。室内光线极差，没有床头灯可供夜间阅读，更糟的是，上级居然通知我们说因为这间房面积大，可能还得再容纳一个人。果真如此，那我一定闹革命，接受伯爵的提议，搬去他的木屋住。此外，克莉丝塔小屋其实挺好。我们部门总共有11个人，七位女性，四位男性，组长是W先生，在柏林的时候，大家都很讨厌他，不过一来这里，他摇身一变，表现得像大家的好父亲，语气和善，鼓励大家发挥“团队精神”。甚至连晚餐都挺丰盛的，吃完后大家回房休息。我决定做一个难相处的室友，这么一来，就算我必须离开，她也不会想念我。第一步先坚持打开所有的窗户；K博士也不甘示弱，整晚打鼾。醒来时，我们俩都冻得全身发紫。

1月18日，星期二

早餐后，我们下山去察看临时办公室——设在离车站不远、一间名叫“塔奈霍夫”的客栈里。雪地很滑，因为新降的雪立刻被大家的雪橇压平。

我突然有个机会可以选择搬家。曾经跟父亲学俄文的一位学生珍妮特·S太太不仅在此地工作，同时还拥有一栋房子，她愿意收容我。贝兹先生认为这比搬去跟舒伦堡伯爵住好些；虽然他没有明讲，但“舆论”显然不苟同“贵族沆瀣一气”。无论如何，我反正决定明天搬家。

1月19日，星期三

外交部已接管附近所有小客栈，塔奈霍夫将作为办公室之一。大家集合之后，布特纳本来想发表演说，但半途作罢，因为客栈里挤满东倒西歪、猛灌啤酒的士兵，他们无意离开，都充满兴味地听我们讲话。

当地居民似乎并不欢迎我们的来到，因为害怕克鲁曼修柏从此变成轰炸目标，而且旅游业也将大受打击。

下午我把行李捆在雪橇上，拖去珍妮特·S位于一片树林中的小木屋里。然后和舒伦堡一起去蒂佩尔斯基希夫妇家，他们是伯爵以前在莫斯科的老部下，之后大家一起搭火车去最近的小城看一出戏。演得很好，演员全来自莱因兰一家著名的戏院，遭轰炸后撤退来这里。

1月21日，星期五

玛丹娜·布卢姆和我决定利用闲暇时间认真学滑雪及演奏手风琴。我们俩都有一把手风琴。

大部分从柏林来的同事到此地都变得颇滑稽。以前总看见他们伏案埋头工作，像典型的蠹虫；一来这里却镇日穿着宽松长裤，戴着色彩鲜艳的厚手套、毛线帽，身后拖着小雪橇走来走去，一副很不自在的样子。

俄国北方前线的战况激烈，我替保罗·梅特涅担忧。塔蒂阿娜的来信都有点歇斯底里。

1月25日，星期二

工作步调极紊乱，我们八个人共用一个小房间。为了建立新的照片档案，上级派给我一位秘书。照片大批大批从柏林寄来，每张都需要加标题，秘书负责大部分加标题的工作，我则负责选照片及建档。因为我准她回家打字，她很喜欢我。其实这样大家都多一点空间。

今晚和舒伦堡伯爵（这里的人都称呼他“大使”，虽然这儿的大使有好几位）一起晚餐，吃到一半，他漫不经心地宣布说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已经阵亡了。我整个人僵住，他很惊讶地看我一眼，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们是很熟的朋友。几天前我还在柏林的时候，海因里希才打电话到办公室来；他刚去希特勒的司令部，“全能之神”亲手为他的骑士十字勋章加配橡叶。他在电话里说：“我刚去看我们的达令。”然后补充说他很惊讶，因为在晋见之前，居然没人来取走他的手枪（现在这项预防措施已变成常规），所以他本来有机会当场“把他干掉”！他愈说愈起劲，我不得不提醒他，这样的话题最好拣别处说。稍后我们约了见面，他开始计划下一次再碰上和希特勒握手的机会，将引爆炸弹和元首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可怜的男孩，那时他一定没想到自己只有几天日子可活！他看起来如此羸弱，总是让我替他担心。自从他变成德国战绩最辉煌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后，便不断出任务，显然体力透支。他常提到被迫杀人令他感到痛苦不堪，因此只要情况许可，总是设法射中敌机某个部位，让对方组员有机会弹出机舱逃命。

德国空军少校海因里希·冯·赛恩—维特根斯坦在被一架英国长程蚊式战斗机击中阵亡前，总共击落83架盟军飞机，其中六架是他在一次著名的单机出击中一举击落的。他阵亡的那天晚上又击落五架飞机。

1月27日，星期四

一位女同事从柏林来此地出差几天，带给我几张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照片。以前她经常看见他来办公室找我，因此连带打听他死时的情况，但军方至今尚未发布任何细节。他的父母都住在瑞士，必须先通知他们。

1月28日，星期五

昨天柏林又遭到猛烈轰炸，我们至今尚未得到任何消息，因为所有通讯都中断了。

终于在附近一家小客栈的灯笼下和布兰肯霍恩见了面，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爬上山坡去他家，然后坐下来一边分享一瓶葡萄酒、吃巧克力，一边长谈。我觉得他是个头脑非常灵活的莱因兰人。说他预言德国将一败涂地，那是太轻描淡写了；应该说他很“期待”德国失败，同时对德国在战败后未来国土的分割、创造不同独立的自治区等，都有极明确的想法！

布兰肯霍恩博士的这些想法，果然成为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基本架构；他本人则成为阿登纳总理最亲近的顾问。

苏军已攻进列宁格勒，该城遭围困的时间长达三年。

列宁格勒从1941年9月8日开始，被围长达872天。该城南方的补给线被德军及西班牙“蓝色师团”切断，北方则被芬兰军队切断，唯一能够通往苏联其他地方的路径，便是渡过拉多加湖。尽管有50万人走这条水路撤出该城，但仍有约100万居民在城内丧生，大部分饿死或冻死。“列宁格勒之役”因此与“斯大林格勒之役”一起成为苏联“伟大的爱国战争”中的传奇。

1月30日，星期日

我得到了一副白色滑雪板；本来预定送到俄国给那儿的部队，显然没赶上。

下午舒伦堡伯爵带我去拜访冯·里希特霍芬男爵，他是前驻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公使，娶了一位迷人的匈牙利女士。他们住在乡间，离村子蛮远。他们家气氛很轻松，谈话也很自由。

但我的情绪异常低落：塔蒂阿娜仍没有保罗·梅特涅的消息，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又死了……

1月31日，星期一

昨天柏林又遭猛烈轰炸，据说是自从11月那几次密集轰炸后最惨的一次。每次同样的情形一发生，我们这里的通讯就完全中断，不禁令人怀疑外交部怎么可能继续运作？

雪已融化，天气好似春天一般。我走路到另一个村子去看一位我在柏林认识的美国混血女孩；她也在负责建立一个档案。我去的时候她还在床上睡觉。大家在这里似乎都很会打混。她借给我很多英国和美国杂志。

2月2日，星期三

布特纳去柏林两天又回来了。他家房子被炸中，全毁，现在脾气比以前更恶劣。

2月3日，星期四

舒伦堡伯爵今天在滂沱大雨中背了一个背包来找我，背包里装满喝的东西。他和“小明星型”、爱咯咯笑的珍妮特·S非常投缘；她很喜欢老绅士，也很迷父亲，经常写信给他。我们烤了些蛋糕，庆祝了一顿。

2月4日，星期五

今天在另一间办公室打文件时，突然有人从柏林打电话找我，原来是亚当·特罗特的秘书。我们在沃伊什街的别墅已被炸得粉碎，我最好赶快回去善后。柏林方面甚至已经派了一个女孩来代理我的工作。我怀疑那并非紧急召我回去的唯一理由。布特纳又不在，但人事室副主任准我离开。

柏林　2月5日，星期六

早上5点起床，走到车站后发现布兰肯霍恩也准备搭同一班火车去柏林；他也是个半逃兵。上面有一项白痴规定，若没有特别许可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这个村庄，可是大家都不断犯规，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长期困在这里，而所有的朋友都身陷危城。开往柏林的火车爆满，我们从头站到尾，但有车在柏林车站接布兰肯霍恩，他送我去办公室。亚当·特罗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仍在工作。

亚历克斯是个极端正直又聪明的人；算我们运气好，他在房子被炸毁后，被分派去和顶头上司西克斯博士同住，虽然大家都厌恶、鄙视西克斯，但只要亚历克斯还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就能运用他的影响力替我们疏通，所以现在司里气氛比以前好很多。亚历克斯很不满意布特纳的表现，让我心上的石头放下一块。

晃眼看去，柏林令人消沉。自从1月30日的空袭后，似乎一切都停摆了。

然后亚当陪我去沃伊什街看玛莉亚·格斯多夫。虽然那条街以前就遭到严重破坏，但现在更像整个坍了似的，我们站在人群中看一群工作人员把一面残存的墙拖倒。屋前小广场已彻底烧毁，只剩下一栋房子还站在那里——格斯多夫家的房子！

和亚当一起午餐，然后整个下午都和他在一起。他的状况一点都不好，我真希望他能跟我们一起去克鲁曼修柏，但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在这时离开柏林。他给我几本书，然后开车送我去车站，让我搭车去波茨坦。只有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在，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2月6日，星期日

回柏林，上了教堂，徒步穿越半个城市。现在大部分的库达姆大街已毁。我去找西格丽德·格尔茨，她家就在这条街后面；结果她那栋房子也是唯一幸存的一栋。我走上楼梯，但楼梯到一半就不见了，而她在顶楼的公寓也消失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和汉斯·弗洛托一起午餐，他家也遭到严重破坏。他把公寓里剩下来的家具全搬往别处，设法撑起歪倒的墙，然后像游牧民族一样搭帐篷住。之后，我回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跟我讲了一个恐怖的故事：

12月26号那天，我们区里的那位老邮差（她让他住进我以前在屋檐下的那间破烂房间）得了肺炎，他的家人早已撤出城外，所以玛莉亚和海因茨就把老先生弄下楼，在厨房里临时帮他搭了张床。结果找不到医生，他在28号死了。整整三天，没有人来领尸体。他就挺尸在厨房桌子上，周围点满蜡烛。后来格尔布兰教授来看玛莉亚，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立刻通知有关当局；但是仍没有人来领尸体。30号，炸弹再度如雨点落在我们的小广场上，四周房子全着了火，我们这一栋之所以没着火，得感谢基克·施图姆和他几位朋友的帮忙，他们抬水将屋顶浇湿。忙进忙出的救援小组不断撞到尸体，玛丽亚则在死人脚边替饥饿的救援小组做三明治。几位邻居志愿把尸体丢进一栋正在燃烧的废墟里，玛莉亚却希望能在所谓的“花园”（其实只是一小条垃圾场）里挖个洞。就这样，可怜的邮差又在屋里挺了两天，然后才终于被抬走。

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俾斯麦从他母亲的乡间别墅，舍恩豪森府邸回来。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飞机就在那里被击落。梅勒妮带回来一把泥土和一些飞机残骸，像是挡风玻璃和引擎零件。她认为他住在瑞士的父母亲可能会想留下一些遗物；我不同意，徒然触景伤情罢了。当初大战爆发时，他们根本不应该送三个儿子回德国！他们家祖先多为法国人和俄国人，德国血统并不多。据说海因里希坠地时人已昏迷，因为他的降落伞根本没有打开，而且他距离飞机遗骸颇远，脚上没穿鞋。通常他都只穿一双没鞋带的轻便鞋子，在便服外披一件外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晚宴服外面罩一件雨衣就上飞机了。因为他大牌，所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组员都活了下来，因为飞机一被击中他就命令他们跳机。或许他最后跳机时撞伤了头，否则就是受伤了，无法扯开降落伞。梅勒妮也给了我几片金属碎片，留做纪念，或许它们会让我接受终于真正失去他的事实。

2月7日，星期一

塔蒂阿娜接到一封电报，说保罗·梅特涅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前线染上重病。我在这里打听不到任何消息，自从西班牙使馆武官罗卡莫拉离开之后，似乎没有人知道保罗所属西班牙“蓝色师团”的最新状况。

费德·基堡从维也纳回来，说那儿的生活似乎还无忧无虑，和柏林相较竟有天壤之别，令他震惊。自从他被海军踢出来之后——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员——他的生活仿佛就失去了目标。胡德号与俾斯麦号双双沉没的那次著名海战发生时，他正在欧根亲王号上服役。现在他在维也纳大学就读。

稍后在波茨坦俾斯麦家享受美好的晚餐。

路格·埃森从瑞典回柏林，带回来龙虾、美国《时尚》杂志，等等。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晚上接到罗玛莉·舍恩贝格从维也纳打来的电话。她逾假不归，现在又惹了麻烦。接着电话又响，是舒伦堡伯爵从克鲁曼修柏打来的。他先叫我不要害怕，但他替我拆开了一封办公室寄来的信：布特纳准备炒我鱿鱼，因为我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擅自前来柏林！幸亏我请他们替我拆信，因为怕有保罗的消息。也许我可以乘机跟亚当·特罗特和亚历克斯·韦特讨论我现在的处境。老伯爵本来好担心，后来听我的口气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也跟着放心不少。

2月8日，星期二

罗玛莉·舍恩贝格从维也纳回来了。

亚历克斯·韦特听到我被开除，非常生气地骂：“滥用职权！”云云。我开玩笑说，现在尘埃未定，乘机休个小假也不错；可是据说顶头上司西克斯博士不想管这档子事。

我抓住机会去美容院做头发；或许该乘机辞职！不过现在若不在政府机关做事，立刻就会被分派到军需品工厂——或者去更可怕的地方。走一步算一步吧！

2月9日，星期三

早上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一起心虚地去办公室。我被开除的人事令仍未驳回；她则不请假失踪整整三周。可笑的是，以前我总是警告罗玛莉对于“全面战争”不可掉以轻心，现在她没事，被炒鱿鱼的却是我。

亚历克斯·韦特立刻叫我进西克斯博士的小房间去捋虎须。面谈结果：我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回克鲁曼修柏上班，21号再回柏林来拿更多的资料，布特纳那边由这里处理。

回波茨坦途中，买了些郁金香，结果一路上好多人问我是在哪里买的。大家仍这么努力地想维持文明生活的假象，可怜！

晚上家里只有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和我，我们打电话去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办公室，因为哈索·埃茨多夫告诉我军事情报局里有一位上校刚从保罗·梅特涅驻扎的那段前线回来，或许他知道保罗的情况。多亏哈索帮忙，我终于和那位上校讲上话。刚开始他以为我是塔蒂阿娜，语气有点保留，令我担忧。后来他听说我即将离开柏林，坚持要见我一面，令我更忧心。我们约好明天在阿德隆旅馆见面。戈特弗里德为了逗我开心，说他可能只想看看漂亮女孩，但我可吓坏了。

2月10日，星期四

路格·埃森载我们进城。军事情报局的那位上校人很和善，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全讲给我听：保罗·梅特涅得了两侧肺炎，现在住在里加基地的医院里，一旦可以移动，军方立刻会把他送回德国，但他现在病情严重，只能等。那位上校努力用乐观的口吻说，或许这是福不是祸，因为他那一团在最近俄军发动攻击期间，损失惨重，而且保罗说这还只是战役的开始而已。

稍后我和柏林人事室主任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长谈。他已接到开除我的所有公文，但他的态度非常公正，表示虽然事情已经摆平，但他仍希望我向布特纳道歉：“……毕竟他自己也不好过……你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擅自离开……他负重伤……遭到枪击，神经受伤……”离开时，我竟在楼梯间撞上布特纳本人，因为想赶快做个了断，便开口向他道歉，结果，空袭警报就在那个时候响起，他喃喃说：“现在不谈这个，现在不谈这个。”这件事就此结束。

亚当·特罗特开车送我到车站，结果在途中迷路了，因为走在废墟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他陪我待在火车上，直到火车开动才下车。火车照例爆满，我站在通廊列车里，就连那里也挤。结果在希尔施贝格没搭上转乘火车，直到午夜才回到克鲁曼修柏，已精疲力竭。

克鲁曼修柏　2月11日，星期五

积雪几乎深达1米。到塔奈霍夫总部露面后，上山去看舒伦堡伯爵，并在他的帮忙下试着打电话给塔蒂阿娜。得知她又住进德累斯顿的医院，决定这个周末去找她。老先生人真好，有他在这里简直是个神迹！跟他一起吃午餐，然后回办公室。发现了一封哈索·埃茨多夫发给塔蒂阿娜的电报，证实了保罗·梅特涅病情严重，但他附加了一句：“已脱离险境”；令人稍微心安些。

塔蒂阿娜寄给我一些新鲜的蛋，令珍妮特·S高兴得如上云端。

2月12日，星期六

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下午两点前往车站。幸好我随身带了些三明治，因为去德累斯顿那一路恐怖极了，每班转乘火车都没搭上。接着又搭错了电车，直到午夜才抵达医院。可怜的塔蒂阿娜已睡着，被我叫醒后，立刻泪如雨下。她这次来做例行检查，但人感觉很虚弱。听到保罗·梅特涅的消息后感觉更糟。

2月13日，星期日

整天陪伴塔蒂阿娜。我从办公室带来几本《闲谈者》杂志，她认出好几位战前认识的老朋友。双亲现在随时在她身边盯梢，她变得有点不耐烦，我并不怪她。我建议她到克鲁曼修柏来看我，暂时离开一阵子，对她一定有好处。

2月14日，星期一

今早从德累斯顿回来，旅途又是没完没了。我们的办公室已从塔奈霍夫迁到几排装配式军营里，我便直接过去。之前虽然办公室还没完全准备好，但大家已把所有档案都搬了过去，甚至还摆了些颇具水准的家具。快走近时，我发现军营的排列有点怪异，后来才发现原来有一整排房屋全部不见了——烧光了！我们那栋建筑也消失无踪。原来这批营房在星期六晚上着火，一个小时内便烧得精光。附近劳工营派来的男孩抢救出不少家具，可是我宝贵的照片档案却再度被毁。布特纳所有的档案也完了（活该！），还有一张属于西克斯博士的珍贵照片，以及许多办公室设备和一台价值十万马克的影印机。这场火可能是某位满怀敌意的战俘的杰作，意味着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有人告诉我当柏林的西克斯博士听到这个消息时，禁不住捧腹大笑，谁叫他们老远把我们送来这里躲避“战争的不可预期性”呢！

我反正没事做，便回家早早上床。一到这里就变得很爱困，想必是山中空气的关系。

2月15日，星期二

我们又搬回塔奈霍夫。一位同事帮我将仅存的东西拖进楼上一个房间里，把那个房间安顿成我的办公室。那里景观极好，还有窗户直通屋顶，很适合做日光浴。两名俄国战俘帮我们把家具抬上来，我给他们买面包的粮票和香烟。

我的照片档案景况堪怜，大部分照片被水浸湿，不能再用，其余则黏成一团。我花了很多时间将它们一张张分开，铺在床上晾干，然后成叠摆在同事座椅下，希望把它们压平。

母亲发来电报：“求救！塔蒂阿娜想去里加陪保罗。快阻止她……”塔蒂阿娜星期四就会来这里看我，我决定等到那个时候再好好跟她谈。舒伦堡伯爵为了想见她，特别将返家时间延后。

2月16日，星期三

吃过午餐，玛丹娜和我跟一位名叫赫林可的捷克乐手上第一堂手风琴课，他演奏得好极了。

2月17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今天抵达。

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已遭盟军炸毁。

2月18日，星期五

玛丹娜·布卢姆的老板（一位非常好的老绅士，以前是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很气愤，因为他家被炸毁，却找不到临时住处安顿家人。我提议请塔蒂阿娜安排他们去住柯尼希斯瓦特。这年头没有哪个私人住宅不是挤得满满的，就连陌生人也会受到欢迎。

2月19日，星期六

和塔蒂阿娜一起午餐，然后跟玛丹娜·布卢姆去一座陡坡上滑雪。雪道在一幢极豪华的大房子后面，谣传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将搬进去住。回家时，发现塔蒂阿娜和珍妮特·S正忙着做三明治，因为舒伦堡伯爵要带他助理过来吃晚餐；今天是他助理的生日。珍妮特甚至烤了一个蛋糕，同时把刚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葡萄酒拿出来，所以场面颇热闹。后来玛丹娜表演了手风琴，但不久便昏倒了，可能是享受盛宴加上下午滑雪摔跤撞到头的结果。

2月20日，星期日

午餐过后，天气变得极好，我们五个人一起出去玩。玛丹娜·布卢姆和我滑雪，其他人坐雪橇。我们得自己爬坡，因为这里没有小缆车。

上山后，听见远处山谷响起空袭警报；感觉好不真实。住在这里有时很难想象外面仍在打仗。

塔蒂阿娜接到保罗·梅特涅寄来的一封情绪低落的信，抱怨说他无法入睡，胸口疼，等等。舒伦堡伯爵答应塔蒂阿娜，若保罗无法很快撤回德国，他会设法把她送去里加。我反对，因为现在搭火车旅行的情况太混乱，尤其是往东欧走。

从苏联前线传回来的消息互相矛盾，敌我两方照例都宣称打了胜仗。

此时苏军已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并且抵达大战前的波兰边界。南方有十个德国的师在切尔卡瑟附近遭到包围，刚刚被歼灭。经过斯大林格勒之役，德军的确发动了几次成功的地区性攻势，但在库尔斯克之役（1943年7月—8月）——此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装甲部队战役，德军损失了将近3000辆坦克——之后，德军的胜利完全局限于小规模策略战，而先发控制权都掌握在苏军手中。到了10月，苏军已抵达第聂伯河，解放了基辅。接着又在1944年3月底进入罗马尼亚。

2月21日，星期一

本来今天应该回柏林向西克斯博士报告建立新照片档案的计划，但他出城了，所以行程延后。

今晚我们去看一部中世纪的战争片：《公牛之战》。看到人们用木棒彼此对敲，真令人心安，打了五六个小时，战场上只躺了七具尸体！

2月23日，星期三

今天中午去“金色和平”午餐，虽然缴了粮票，却只领到小得看不见又难以下咽的肉。塔蒂阿娜开始抱怨，结果我们换到了一点点香肠。

晚上布兰肯霍恩过来吃晚餐。他答应打电话给保罗·梅特涅在里加的医生，教人放心不少。因为舒伦堡伯爵已回家，要待一个星期，我们跟他的助理并不是那么熟，而且答应发给塔蒂阿娜前往里加通行证的那位党卫军又刚出车祸撞死了。

15日柏林再遭猛烈轰炸。一枚巨型炸弹炸中城里少数几家幸存的旅馆之一布里斯托尔旅馆，当时馆内正在举行一场官方晚宴，结果有60个人被活埋，包括好几位著名的将军。工作人员花了50个小时才把他们全部挖出来，那时大部分人已经死了。

2月24日，星期四

布兰肯霍恩无法联络上里加。

2月25日，星期五

早上布兰肯霍恩打去里加的电话终于接通。保罗·梅特涅似乎已脱离险境，但医生仍然认为他太虚弱，不宜旅行。

下午我发高烧，不得不回家上床休息，令布特纳大乐。据说他瘸着腿在塔奈霍夫客栈里跳来跳去，猛搓手咯咯笑道：“终于给我逮到她了，终于给我逮到她了！”怪异！

2月26日，星期六

现在换塔蒂阿娜卧床了。

2月27日，星期日

终于收到一封保罗·梅特涅比较开心的信。

2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仍无法上班，实在不舒服。布兰肯霍恩听说我们的情况后大为震惊，答应要替我们找位医生。医生下午出现，年轻力壮，令珍妮特·S一见倾心，他显然也有同感，答应很快再来——看“她”！布兰肯霍恩说保罗·梅特涅的肺里长了一个脓疮，他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也极罕见。

2月29日，星期二

回办公室上班。

兰曹夫妇从布加勒斯特寄给我一条极棒的火腿，兰曹被派到该地大使馆工作已有一段时间。这份礼物好比天降的恩赐，因为我们的粮票已用得差不多，正在发愁不知拿什么喂仍卧病在床的塔蒂阿娜。

舒伦堡伯爵昨天回来，真好！

3月4日，星期六

罗玛莉·舍恩贝格似乎又惹了麻烦。我刚接到柏林人事室主任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的一封信，希望我运用影响力说服她辞职。目前的政治情势愈来愈危险，她的鲁莽作风令每个人都忧心忡忡。她刚从维也纳写信给我，说她即将返回柏林。她回去后一定会大吃一惊。

3月5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今晨离开。

丘吉尔最近发表的一场演说，和盟军一般的态度都令布兰肯霍恩沮丧。他本来希望德国能与盟军“在特定情况下”达成协议，如今眼看是不可能了。他们坚持“无条件投降”。疯了！

2月22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宣布盟军战胜后，波兰必须将德国占领区割让给苏联作为赔偿。

3月6日，星期一

柏林再遭猛烈轰炸，这一次发生在大白天里，因为美军也加入轰炸阵营，他们的飞机可以飞得比英国飞机高很多。白天的空袭比晚上更糟，因为大家都在城里，不然就在路上。听说乌发电影公司（U.F.A.）在巴伯尔斯贝格的摄影棚被毁，我很担心距离那里不远的波茨坦也遭到池鱼之殃。

盟军早在1943年初，便已开始对德国进行昼夜不停的轰炸——美国空军负责白天，英国皇家空军负责夜间出动。两天之前，美军首度启用29架B—17“飞行堡垒”轰炸柏林。蜜丝所记录的这一次空袭，是美国空军在整个欧战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轰炸任务，出击的658架飞机中，总共被击落69架。

我收到越来越多卡西诺战役的照片。那座美丽的修道院被毁后的景象恐怖极了；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它们还会存在吗？好奇怪的感觉：以前没有人能够想象这场战争会演变到今天这种地步，如此血腥、毁灭性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