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7月20日，星期二
刚和弗雷德双胞胎姐妹见面，她们决定搬去拜罗伊特；想离开首都的人不只她们。况且，她们唯一的弟弟埃迪在对俄作战初期就已阵亡，她们待不住。她俩都是红十字会的护士，调职很容易。
“自由德国委员会”开始从莫斯科对此地广播。朋友的反应是：“我们一进入俄国就应该这么做了！”
1943年7月12日，“自由德国委员会”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中成立，一周后公布成立宣言，呼吁德国民众及国防军起来反抗希特勒。委员中除了几名共产党老将（如皮克及乌布利希）外，还包括几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资深将领，如保卢斯陆军元帅和冯·塞德利茨—库兹巴赫将军。但因德国士兵恐惧遭苏军俘虏，该委员会的成就极有限。委员们虽成为未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国元老，但在战后德国境内的苏联占领区政府组织内却不占任何席位。
7月22日，星期四
和普鲁士的布尔夏德午餐，他像所有王族王子一样，被踢出了军队，现在无所事事，很想在工业界找份工作，不过并不容易。他是旧式正派德国军官的典型代表，只受过军事训练，也只适合戎马生活。
继普鲁士王储的长子，威廉王子于1940年在西欧战场上受到致命重伤后，所有过去统治德意志王朝的王族后代都被调离前线，接着撤除军职。纳粹这项决定是为了避免这类“光荣战死”事件促成君主复辟运动，结果，反而救了不少纳粹最痛恨的这个阶级的人的性命。
7月25日，星期日
今天在往波茨坦途中，碰见现在德国境内工作的法国男孩之一亨利（“嘟嘟”）·德·旺德夫尔。他哥哥菲利普因维希政府的强迫劳动法被送来此地，嘟嘟为了保持联系，也跟来了。他俩将时间均匀分配在打扫“德意志出版公司”的走廊及“侦察德国一般情况”上。兄弟俩都极聪明，认为整件事非常荒谬。
1942年9月4日，维希政府开始执行所谓“强迫劳动法”，所有达服役年龄、被纳入“援军”制的法国男性，都必须志愿到德国工作，作为交换，让年龄较老的战俘返国。这项政策当然遭到上万人的反抗，不过也使得反纳粹游击队人数大量增加，扩散至全德较偏远地区。
我去伊甸旅馆和塔蒂阿娜过夜，她将在这里停留数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们墨索里尼遭免职及逮捕的消息，现在由巴多格里奥掌权。
7月10日，盟军登陆西西里岛。两周后，即7月24—25日，法西斯大议会邀请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复位，墨索里尼辞职，国王立刻下令予以逮捕，囚禁在阿布鲁齐山中。前参谋总司令及埃塞俄比亚总督巴多格里奥元帅则奉命重组政府。
7月27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在玛莉亚·皮拉尔·奥亚尔萨瓦尔的陪同下，前往德累斯顿接受治疗。有人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跟踪我们，从电车上跟到巴士上，搞得我们神经紧张。为了甩脱他，躲进一栋房子里，结果他在屋外一直等到我们出来。终于拦住我，说他反对我们讲法文。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但不断的轰炸令一般人民心生怨恨。
7月28日，星期三
汉堡现在每天都遭到轰炸，受害人数极多，满目疮痍，整座城几乎已经撤空了。听说有许多小孩子在街上乱走，哭喊着寻找父母。母亲们大概死了，父亲们在前线，所以无法识别他们的身份。人民福利会似乎已控制大局，不过情况想必仍极艰困。
经过7月24、25、26、27及29日与8月2日的轰炸，盟军在汉堡投下将近9000吨的炸弹，令100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估计在2.5万—5万人之间（德军针对英国考文垂市的闪电战仅炸死554人）。轰炸汉堡开了几项先例：首度由美军在白天出击，英军在晚间接替，进行日以继夜的“地毯式轰炸”；首度大量使用硫黄弹，造成“火风暴”，即在空袭发生后数小时才开始的飓风，杀伤力比炸弹更可怕；同时也是盟军首次使用“窗”式系统，投掷成捆的金属条，混淆敌人的雷达及高射炮系统。
7月29日，星期四
我努力想说服母亲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她不肯，说我可能需要她。若不必替父母的安全担忧，我会更快乐——尤其是母亲，她留在这里真的很危险。
<b>蜜丝1978年回忆</b>
1942年秋天，母亲去西里西亚和奥尔加·皮克勒住了一段时间；奥尔加的丈夫卡尔·腓特烈正好休假经过。盟军刚在北非登陆，母亲秉持她直言不讳的个性，到处预言德军若不改变对俄政策，下场将十分凄惨。
两周后，兰曹走进我办公室，关上门，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封由皮克勒伯爵签名、致盖世太保的信，大意为：“吾妻幼时玩伴，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夫人，强烈反对我国之对俄政策，并抨击我方对待战俘的方式。她与盟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维持友好关系，所透露的消息很可能对德国不利，因此，绝对不可准许她出境。”盖世太保将这封信转寄给外交部，下令不准发给母亲离境签证。
在战时的德国，任何人遭到这样的指控，通常都会被关进集中营。兰曹告诉我母亲无论如何不可企图离开德国；最明智的做法，是让她暂时消失一段时间，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可同时，她又着手组织对苏联战俘进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亲一向坚决反共——她的两个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丧命。这个立场她坚持了20年，甚至本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赞同希特勒。1941年，她为了参加塔蒂阿娜的婚礼来到柏林时，仍然相信德军入侵俄国将造成俄国民众群起反抗共产体制；待重新建立俄国国民政府之后，再来对付德国人不迟。因为她从未在纳粹统治下住过德国，想说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样是恶魔，并不容易。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了毁灭波兰如何狼狈为奸，又握有德国人在波兰种种暴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俩并不抱存任何幻想。
随着德军在俄国占领区内，种种残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诸世人，以及俄国境内及各地战俘营内受害人数不断增加，母亲对祖国的爱，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护士所产生、现在又再度复发的“恐德症”，终于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苏维埃情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减轻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应从俄国战俘开始。
她不仅开始与许多在德军司令部里的老友联络，亦通过红十字会驻柏林代表马蒂博士，与日内瓦国际总部接上线。但苏维埃政府与革命之前的俄国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意味着俄国战俘在祖国政府的眼中，和叛国者并无不同，只能自生自灭，大部分人的下场是饿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母亲于是联络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纽约托尔斯泰基金会工作的苏菲·帕宁伯爵夫人。在她牵线之下，两位世界闻名的俄裔飞机制造商，西科斯基与舍维尔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国东正教教会相继介入。他们很快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救援机构，凑足几艘货轮的食物、毛毯、衣服及医疗用品等。此时美国已参战，因此这批物资都必须向中立国阿根廷购买。当这批货轮正打算启程，长途穿越到处都有德国潜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时，整个计划却几乎流产：捐赠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救援物资必须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俘虏营内配发。德国军方已经同意，但最后需经希特勒亲自批准。
母亲去见陆军总部的一位上校，他带她走到隔壁的蒂尔加滕公园，避开监视的耳目，开口说：“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说：‘不！绝不！’母亲答道：‘好，那我就写信给曼纳海姆陆军元帅，他绝不会说‘不！’”母亲说到做到。当时统帅芬兰陆军的曼纳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红军手中解放芬兰，他亦是前俄国近卫军军官，和我们家是世交。由于他的影响力，芬兰军队（不像他们的德国战友）对苏联作战期间表现一直规矩正派，对待战俘亦完全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因此他们的战俘大多生还。母亲很快接到曼纳海姆的回复，救援船只如期抵达瑞典，物资亦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芬兰的各战俘营内迅速发放。
8月1日，星期日
汉堡的命运令柏林居民焦虑。昨晚盟军飞机投下大批传单，呼吁柏林城内的老弱妇孺立刻离城；他们在轰炸汉堡之前也这么做过。看来情况不妙，柏林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昨天我上夜班。搭的车在波茨坦堵塞了一下午，终于在晚上11点抵达办公室，正打算离开的同事神情严肃地过来跟我道别，因为他们听说今晚会有空袭。结果，我在沙发上一觉睡到早上9点，回家后先洗个澡，再吃早餐。明天我将搬去波茨坦俾斯麦夫妇的住处，晚上不再住在城里。
8月2日，星期一
政府在每家外面贴了告示，命令所有未参与防御工作的妇孺立即撤离。车站里因此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因为很多汉堡人也必须经过柏林往别的地方去。还听说政府办公室都将迁出柏林，我们也接到打包的命令，不过我并不很在意。母亲现在晚上都去旺达·布吕歇尔的家住，而且也终于同意尽早搬去和塔蒂阿娜住。
与冯·哈塞尔大使午餐，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墨索里尼的趣事（他们俩很熟）。他现在已退休，常写些讨论经济学的文章，不断寄给我看。但我必须承认我看不太懂。
稍晚我拖了一个大皮箱到波茨坦，很早便上床，因为实在太累。可惜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带着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海尔多夫伯爵——他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长——回家，我的睡眠只好往后延。海尔多夫伯爵经常来波茨坦，他们长谈到深夜，一副非常神秘的样子，不过也已搬来波茨坦住的罗玛莉会随时告诉我我称之为“密谋”的进展。罗玛莉非常狂热，总想把各形各色的异议人士撮合在一起，经常表现得任性又鲁莽；戈特弗里德却永远守口如瓶。
这是蜜丝第一次暗示所谓的“七月密谋”。
海尔多夫并不认为盟军会立刻开始对柏林进行密集轰炸。
冯·海尔多夫伯爵（1896—1944）和许多共同参与密谋的人不同，他早期是忠诚的纳粹党员，非常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担任中尉，英勇作战）之后，他加入声名狼藉的“罗斯巴赫兵团”——魏玛共和国时代初期由退伍军人组成、打击左派人士的横行霸道组织。1923年卡普政变之后，他遭到放逐。后来返回德国加入纳粹党，在“褐衫军”中扶摇直上，成为国会议员之一。并自1935年开始担任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虽然有这样的背景，却似乎对许多纳粹政策持保守态度，如反犹太主义——特别是1938年的反犹太人方案“水晶之夜”。他因为该方案与过去的同志逐渐疏离，终致成为反希特勒密谋的中心人物。
8月3日，星期二
今天汉诺威的韦尔菲和格奥尔格—威廉来波茨坦吃晚餐，他们的母亲是前皇帝唯一的女儿。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坚持要我们邀请朋友——我猜想一来是想“评估他们”，二来也因为不希望我们晚上待在城里。天气极热，大家都把脚丫子泡在喷水池里。
柯尼希斯瓦特 8月9日，星期一
今天赶得很辛苦。我想到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几天（感谢老天，母亲终于搬来了！），但因为除非持有特别许可证，任何人都不准离开首都，所以我必须先搭火车离城，在诺伊施塔特一个小站下车，买去马林巴德的票。罗玛莉·舍恩贝格帮我抬一个非常巨大的皮箱，里面装有我想带出城的东西——主要是照相簿。车上挤满衣服被烧破、想回家的汉堡人；他们宁愿回自己的废墟受苦，也不愿被其他城市的人欺负。他们的行为举止似乎都很狂野，口无遮拦，颇粗线条。而且火车的乘客通常都会毫无忌惮地说出对政府的感想。到了诺伊施塔特，我急急跳下车买票，又赶忙跳回返回柏林的列车上，再换车换站。回程车上的乘客仍多来自汉堡，其中一个小女孩手臂灼伤严重，全程歇斯底里笑个不停。半夜2点才到柯尼希斯瓦特！
8月10日，星期二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驾车在美丽的树林里兜风，讨论未来各种可能的计划。
8月14日，星期六
天气烂透了，雨下个不停。塔蒂阿娜已前往德累斯顿继续疗养；母亲常出门散长步，我留在家里休息。一旦住在乡下就变得不问世事了。
德累斯顿 8月15日，星期日
吃过午餐，我也前往德累斯顿探望塔蒂阿娜及被关在附近战俘营里的表哥吉姆·维耶曾斯基。我带了一点葡萄酒，免得长达十小时的车程太无聊。塔蒂阿娜本来答应派车来车站接我，但等过了午夜抵达车站时，却连个鬼影都没有，只好步行穿过整个城市，走到疗养院。城里发布了空袭警告，天上一轮满月，整个气氛非常诡谲。我从来没来过德累斯顿，很怕被困在某个小地窖里，幸好平安走到了疗养院。塔蒂阿娜看起来很憔悴，有位夜班护士在一旁照顾。她们安排我在一张快要散了的沙发上睡觉，再加两张不断分开的椅子，但我实在太累，很快就睡着了。
8月16日，星期一
天一亮就去吉姆·维耶曾斯基的战俘营。本来不能上巴士，因为必须出示特别旅行证，后来总算摆平。每次我都亮出朋友冯·哈泽将军（柏林警备司令）给我的通行证。其实他跟战俘营毫无关系，但这张证件直到目前为止都无往不利，后来全家人都靠它轮流见到了吉姆。
我在一个小村庄下车，走了半个钟头，穿越田野，才看见四周围了铁丝网的战俘营。到了大门口，我再度亮出通行证，没问题！可惜营区司令跟我扯了将近一个钟头才派人带吉姆过来，为了讨好他，我只好陪他聊。不过他看起来人不错，吉姆后来也说他对待战俘非常公平。他其实是位军医，整个营区就像一座野战医院，来自各国的战俘来此等待调度，转往永久性的营区。
趁着他的勤务兵准备野餐时，吉姆和我坐在司令办公室里聊天；司令很好心地把他的办公室让给我们用。然后我们离开营区，步行出去野餐。不断有德国军车经过，却似乎没有人介意一个女人和一位身穿制服的法国军官在树林里散步，令我觉得非常怪异。
吉姆工作量很重，忙着翻译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波兰文及塞尔维亚文。因为这里非常需要他，所以他无暇去想逃跑的事。他从小便长了一对招风耳，现在正好闲着，决定动手术矫正。他看起来很健康，精神也很好。战俘们偷藏了一架收音机，消息很灵通。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宿舍里大声报告盟军的战地新闻！
午餐我们吃腌碎牛肉、沙丁鱼、豌豆、牛油和咖啡，全是平民好久没看到的东西。我带来塔蒂阿娜准备的烤鸡和香槟，吉姆送我茶叶和一张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唱片。他在巴士站跟我吻别，一位乘客立刻问我是不是法国军官的未婚妻。
我在塔蒂阿娜的疗养院里又住了一晚。她进步得很快，不过每次我说了让她开心的笑话，她都会笑得直流眼泪。夜里我莫名地经常尖叫，护士只好给我吃镇静剂，她说是柏林空袭的后遗症。
柏林 8月17日，星期二
返回柏林和波茨坦的火车挤得不得了，我一直站着。
8月18日，星期三
今晚在俾斯麦家和海因里希·赛恩—维特根斯坦长谈；他从俄国调回来防御柏林，已经击落了63架敌方轰炸机，现在是全国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但因为他是个爵爷（拿破仑战争期间一位著名俄国陆军元帅的后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宠信，战果也不被重视。我很少碰到像他这样敏感又善良的男孩。他在瑞士长大，对德国不熟，所以我总是带他到处逛，每个朋友都喜欢他。
8月20日，星期五
天气热得可怕。下班后，我们开车去高尔夫俱乐部。罗玛莉、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和我坐在绿茵上计划未来，讨论等政治彻底垮台，开始除去异议人士，我们该怎么做？跳上海因里希的飞机飞去哥伦比亚或某个国家是一个可能！但没有足够的油料飞越大西洋，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罗玛莉有个表哥住在波哥大，她可以嫁给他，如此一来，等于一石二鸟！
8月23日，星期一
我们没去上班。罗玛莉假装中暑，我正好也觉得很不舒服，便乘机骑自行车去韦尔德看看能不能买些水果。我们背了背包，骑了很远，到那里碰见一个带篮子的男人，他说他也想买水果。后来终于缠上一名农夫，愿意卖给我们15磅苹果。我还在喃喃抱怨五角一磅太贵，我们那位男伴已替我把背包捆在单车上了。等我们离开果园，经过一片番茄田，他竟然亮出一张证件，说他其实在替物价控制委员会工作，宣称我们被坑了，他打算写份报告，我们必须上法庭作证，控告那位农夫。这令我们大吃一惊。他接着问我们的名字，我们不肯说，还表示不应该迫害那位可怜的农夫。他仍一再追问；我坚持拒答，罗玛莉却面无表情地报上汉斯·弗洛托的名字和地址。我忍不住偷笑，让那男人起了疑心。但因为我们没带身份证，他也不能证明什么。然后他又唠叨了一阵，建议我们将来替警方做饵，他们可以开车送我们去各地的农场……我们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罗玛莉老是碰上警察找她麻烦。上次她在波茨坦辱骂一名警察，现在警局又要找她去做口供。
8月24日，星期二
昨天严重空袭。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不在家，他的内兄让—乔治·霍约斯从头睡到尾。只有我觉得不对劲，不顾大家的抗议，把他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拉起来。整个柏林上空一片红雾。今早让—乔治打电话回来说他花了三个钟头（平常只要20分钟）才进城，因为所有街道都坍塌了。
晚上6点，我们也跟着进城，一方面去接戈特弗里德，一方面去察看各人的公寓。结果格斯多夫夫妇的厨子玛莎倒在我怀里啜泣；她被吓呆了，还好房子没事。罗玛莉的运气却没这么好，她那张床正上方的天花板被炸了一个大洞，令她觉得非比寻常，到处宣布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一定有大成就！我们去探望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她受到极大的惊吓。她家附近库达姆大街上及周围所有房子的顶楼，包括皮克勒家在利岑贝格街上的公寓，也就是三年前我们刚搬来柏林住的那栋公寓，全部被烧毁。空袭结束后，戈培尔到灾情最严重的区域巡视，听说他想征召30名义务消防队员，市民的反应却非常冷淡。
蜜丝和她父亲因为空袭不断搬家，这时付钱借住在朋友格斯多夫男爵及男爵夫人的别墅里。玛莉亚·冯·格斯多夫男爵夫人聪慧正直，亲切又迷人，虽然住在战时遭猛烈轰炸的城市里，却能够将自己位于沃伊什街的宅邸变成知识分子圈内的沙龙，让志同道合的人在毫无禁忌的气氛下相聚。因为她丈夫是权贵西门子家族的亲戚，又在柏林军事总司令部内任职，因此他们家的宾客来自德国各个阶层——从贵族地主（玛莉亚自己的背景）到工业界、商业界、学术界、外交界及军界人士都有。
8月25日，星期三
今晚又有空袭，幸好损害不严重，而且开往波茨坦的火车不受影响。
8月26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从柯尼希斯瓦特打电话来，说柏林到莱比锡的铁路线被炸中，交通中断。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及她来自汉堡的朋友，汉尼·耶尼施一起吃晚餐。汉尼不用入伍作战，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已阵亡。他开一辆极拉风的奔驰车到处逛，却没有牌照，警察因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都放他一马。
8月27日，星期五
亚历克斯·韦特和办公室另一位官员，X教授，昨天房子被炸中，现在都无家可归。而且后者还失明了，因为他冲进一间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一个女人。幸好那只是暂时的，感谢上帝！他来自巴登，对现在的政府深恶痛绝，一直说这全是德国女人的错，因为是她们投票让希特勒当选的。他说从现在开始，所有与军事沾边的玩具，像是喇叭、锡兵和剑，都应该被禁止。
8月28日，星期六
与维克托·德·科瓦的日本太太美智子见面。他不仅是德国最有才华、最吸引人的演员，还当导演。我们去看他排演正在演出的戏。
8月29日，星期日
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及罗玛莉·舍恩贝格开车去乡间探望他母亲；非常迷人的老太太，有一半英国血统。她对她公公，即铁血宰相俾斯麦，印象仍然很深刻。回家时，罗玛莉坚持要在滂沱大雨中开车，但因为她完全没有经验，我们都很紧张。
9月1日，星期三
战争于四年前的今天开始，仿佛是不可能的事。昨晚盟军大肆“庆祝”，炸得柏林商店区灾情严重。
今晚我去参加维克托·德·科瓦新戏《Phline》[20]的首演，然后大伙儿去他家。我和作曲家特奥·马克本谈了很久，他非常崇拜俄国。
9月3日，星期五
盟军已登陆意大利本岛。
8月17日，西西里岛完成解放，盟军伺机进攻意大利本岛。同时，在墨索里尼于7月23日免职及被捕后，意大利积极准备参加盟军阵容。8月19日，巴多格里奥元帅开始与盟军秘密协商。盟军于9月2日开始登陆意大利南岸，更加速促成意大利叛离轴心国。
9月4日，星期六
今晚我和匈牙利大使馆的纳吉和维克托·德·科瓦一起晚餐。后者出奇激动，含着眼泪说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家附近整个邻里（他家离滕珀尔霍夫机场不远）在昨晚被夷平。昨天的空袭真的很严重，就连远在波茨坦的我们都到楼下集合。自从汉堡遭轰炸之后，梅勒妮对燃烧弹特别恐惧，因为听说汉堡城内所有人行道变成一片火海。现在只要空袭一开始，她必然会在头上盖一条湿毛巾。
9月6日，星期一
据说霍斯特曼夫妇出事了。前一阵子他们为了安全问题搬去乡间，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提诺·索达提昨晚本来应该参加一场正式晚宴，结果一直没出现，也没通知任何人。他是个很规矩的青年外交官，主人因此觉得事有蹊跷。
9月7日，星期二
今早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第一次骑自行车进城。其实自行车是俾斯麦家的。刚开始差点撞上来往的电车和巴士。有一次罗玛莉还从车笼头前面跳出去，精彩透了。
我们和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约了见面——罗玛莉为了某种神秘理由，我则去谈我的本行。外交部要我开始建立一个照片档案，但现在所有展现轰炸灾区的照片都必须经过监检，我希望海尔多夫能给我几张公布，他答应了。
不出所料，霍斯特曼夫妇的乡间别墅克尔岑多夫城堡，在前天晚上严重受创。我坐在格斯多夫家里和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一起聆听菲亚·亨舍尔叙述整个灾难的细节；当时她住在那里。幸好没有人死亡。可是才刚把柏林城内公寓里无价的古董搬过去安置好的弗雷迪却失去了一切。我实在无法想象提诺·索达提——一位瑞士外交官——半夜2点穿着睡衣在密集的炸弹雨中飞奔穿过草坪的样子！
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男爵是网球史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运气却一直很差：虽然每次都进入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决赛，却一直与冠军杯无缘。一开始他便与纳粹反目，甚至被关进集中营一段时间，直到大战爆发。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国外。
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亚当·特罗特的办公室里。我们的人事室主管海夫腾进来闲聊了一阵。他是亚当的好友，一张死白的脸，莫测高深，让我想起中世纪的墓碑。
海夫腾博士（1905—1944）和亚当·冯·特罗特一样，曾赴英国留学，早期是反纳粹的军人，1933年便批评希特勒具有“强盗头子心态”。该年他亦进入外交界。蜜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名公使馆顾问。但他和许多同谋者有一点不同之处，即他基于基督教道德观，从未参加过纳粹党。他很早便成为毛奇伯爵“克莱稍集团”的一员，并为该集团招募了许多出色的团员，包括亚当·冯·特罗特本人。
我们讨论目前的大势，以及最近开始的动员手段。当局似乎刻意挑选出仍在外交部任职的异议人士，想全部换上自己人，绝大多数是党卫军，像我们那位施塔勒克先生。但除非你志愿到前线作战，否则不准任何人辞职。这个做法当然使得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秘密活动更加复杂。据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从来不离开他靠近萨尔斯堡、在弗斯尔的巢穴。最近他和副国务秘书卢瑟——另一名走狗——起内讧。当然，他们从来不会当我的面讨论这些事，但我猜得出一个大概。总而言之，现在外交部没有一个真正在做事的领导人。如果外人知道外交部其实只是一部上了很多润滑油的官僚机器，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一定会大感震惊。我们这一小群密谋者便是明证。
晚上我去汉斯·弗洛托家吃晚餐，然后四个人骑两辆没开车灯的自行车到波茨坦车站——好像在表演特技！
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出版的日记对这一天的回忆如下：“汉斯·弗洛托举行一个小型晚宴，参加的人包括蜜丝·瓦西里奇科夫、罗玛莉·舍恩贝格、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及贝恩德·穆姆[21]等。大家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空袭；让我想起受迫害的基督徒在罗马地下墓窖里的集会！”（摘录自《柏林燃烧时：1943—1945年日记》[<i>While Berlin Burns.Diaries 1943—5</i>，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9月8日，星期三
再次骑自行车进柏林，我回家拿那顶罗斯·瓦卢瓦设计的帽子——很大的绿色宽边帽、黑丝带——是别人从巴黎寄给塔蒂阿娜的。下班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送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到斯卡皮尼家。晚餐吃到一半，一位秘书冲进来报告意大利已投降，我们立刻告辞，冲回去警告戈特弗里德的哥哥奥托。他刚从罗马回来（他一直在那儿的德国大使馆担任大使顾问），正和海尔多夫及戈特弗里德在侯切尔餐厅用餐，对这条大新闻浑然不知。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用餐，罗玛莉和我冲了进去，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斯卡皮尼也吓呆了；他来柏林担任代理法国大使，与当局协商用“志愿”劳工交换法国战俘的问题。他看起来很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瞎了眼睛，现在身边总带着一位阿拉伯仆人当他的眼睛，向他描述周围发生的一切。
9月9日，星期四
进城时我带着报纸，坐在我对面的男士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投降的新闻，脸上的表情非常有意思。尽管做出了这么多牺牲，意大利竟然这么虎头蛇尾！
9月10日，星期五
艾伯特·埃尔茨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赶在下班前来办公室，我们再赶去意大利大使馆，希望能趁着战争尚未结束、通讯尚未完全被切断前，找到一个即将返回罗马的人，替我带一封信给伊连娜。她一定担心死了。
结果发现使馆周围人潮汹涌，所有的意大利外侨全坐在自己的皮箱上，好多车子和救护车也等在那里。艾伯特说使馆可能会先替他们找个藏身处，再送他们去车站。我终于逮住奥兰多·科拉尔托，他答应传口信给伊连娜，却拒绝替我带任何文件。
然后我赶回波茨坦，带着一块昂贵的小地毯和艾伯特；他虽然在德国空军服役，却对盟军飞机充满敬意，不愿在城里过夜。晚上希特勒就意大利人的“暗算”发表了好一通恶骂。
9月11日，星期六
德军占领了罗马，且让我们祈祷盟军别因此开始轰炸该城。
今天晚上罗玛莉·舍恩贝格邀请海尔多夫来晚餐及讨论政治。艾伯特·埃尔茨对后者的想法也很感兴趣。因为海尔多夫的名声并不好（他一直是纳粹党员，又是褐衫军中将，如今参与密谋活动，令许多不妥协立场较坚定的同道心存怀疑）。罗玛莉和艾伯特分别都在洗澡的时候，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突然不请自来。她是出了名的大嘴巴，所以我们全躲了起来，假装不在家。等她走后，我去找人，发现他们俩瑟缩在地窖里，身上只围着大毛巾！可惜费这么大工夫准备全是徒劳，因为海尔多夫来了以后，从头到尾只以单音节答话。艾伯特努力试探，他却严密防守；我睡着了。
9月12日，星期日
今晚收音机突然播放法西斯意大利的国歌《青年之歌》，接着宣布德国伞兵已将墨索里尼从阿布鲁齐山中的大萨索山牢狱里搭救出来，正在前往柏林途中。我们都惊呆了。
党卫军伞兵在斯科尔兹内中校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驾滑翔机降落在大萨索山牢狱的屋顶上，救出墨索里尼，然后带着他飞回德国。墨索里尼召集残余分子在意大利北部设立新法西斯政府“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首都设在萨罗。
9月15日，星期三
单独和奥托及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晚餐；前者告诉我们许多罗马生活故事。安富索显然已表态支持墨索里尼（他是齐亚诺的前内阁总理），但大部分的法西斯权贵一见墨索里尼失势，纷纷背叛了他。
9月16日，星期四
乔吉从巴黎写信来，附上一束白穗——那是一枚炸弹落在他公寓附近后，他房内一扇窗仅剩下的残骸。
盟军于9月3日空袭巴黎，造成110人死亡。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万湖见瑞士红十字会代表马蒂博士，他和母亲合作安排援助苏联战俘。我去的时间刚好，他正准备明天启程回瑞士。
墨索里尼在收音机里说了一大段话，我几乎全听得懂。
9月19日，星期日
“德国军官联合会”从莫斯科广播向德国公众求援的呼吁，连署人包括好几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将军。
柯尼希斯瓦特 9月28日，星期二
我决定度个小假，来探望父母和塔蒂阿娜。后者看起来好多了。和母亲一起散长步，她坚持要我辞职，搬到乡间和他们一起住。她不懂为什么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如果那样，我马上就会被分派去军需品工厂工作。连续两晚和塔蒂阿娜睡，聊个过瘾。
柏林 10月4日，星期一
和兰曹、冯·哈塞尔大使及他的儿子午餐。回办公室时，兰曹接到“上级”警告——我们在办公时间外的聚会引起许多人不满！
10月5日，星期二
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及另外一位法国男孩休伯特·诺尔一起去听一场匈牙利的演奏会。休伯特虽被派来德国劳动，却设法弄到一张医生证明，说他半聋。现在正准备回法国。
10月7日，星期四
去高尔夫俱乐部和朋友吃午餐，再赶回来，因为我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约好，要陪他去安全局总部（盖世太保只是该局的一部分）。他刚听说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法国银行家的儿子让·加亚尔在企图越过边境进入西班牙时，在佩皮尼昂附近被捕，结果被送到贡比涅的集中营里，身上还穿着被捕时的网球衫及短裤。他设法通知了未婚妻，但后来再也没有下文，只知道他被塞进一节密闭的货车车厢里，开往奥拉宁堡，那是柏林城外一个非常可怕的集中营。我们计划装傻，问些天真的问题，把安全局的官员当成普通机关的官员。我打算用外交部——真是讽刺——的关系去说情。我们甚至想好要求他们准许我们寄些食物和衣物给加亚尔。为了怕自己一去不返，我通知了罗玛莉·舍恩贝格我们的去处。
进入城外那栋四周围满铁丝网的巨大建筑后，他们先取走我不知发了什么疯随身带着的照相机，然后把我们交给一连串官员，像踢皮球似地把我们踢来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细交代一遍身份。他们问我为什么对这个人感兴趣，我说菲利普是我表弟。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三个小时，却毫无斩获。他们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达奥拉宁堡的名单，找不到加亚尔！最后建议菲利普亲自去奥拉宁堡询问。离开后我求他别去，因为他一定也会被关起来。安全局里的人不断记录我们的特征，这时突然有人打电话找我，原来是罗玛莉；“你还活着吗？”我很快说是，便挂了电话。离开时，我们俩都垂头丧气，连眼皮都不敢抬；到处只见枪杆、黑色制服和表情阴沉的脸孔。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涂的街道上，感觉真好！
后来菲利普·德·旺德夫尔获悉他朋友拘禁处并非奥拉宁堡，而是布痕瓦尔德。他不听从蜜丝的警告，亲自去查问，未果。1945年，进攻德国的美军解放了年轻的加亚尔，但因军队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生还者必须步行跟在部队后方，许多人，包括加亚尔，因此死在途中。他的尸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10月10日，星期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来自巴黎的一位年长亲戚，维勒瑞恩·皮比科夫叔叔的电话，对俄战争初期他曾志愿替德国海军做口译，大概没想到是在自找麻烦！现在正准备返回巴黎，我打算交给他两封信，一封给乔吉，另一封是替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带的。菲利普一直要我读他写的信，刚开始我拒绝，等他离开后我才打开来看。看得我大惊失色！原来是一位在德国集中营内工作、从事反抗活动的神父，写给穆兰总主教的详细报告。我经过好一番良心挣扎，既不愿让菲利普失望，又担心害了维勒瑞恩叔叔。最后我把所有东西全塞进一个密封的信封内，收信人写乔吉，请他从巴黎将那封信转寄穆兰，然后把这份临别礼物交给叔叔。他离开前，和我喝伏特加酒浇愁。我祈祷一切平安顺利。
那封信安全送到乔吉手中，并顺利转给收件人，但写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却死了。
10月11日，星期一
晚上去陪西格丽德·格尔茨。盖世太保逮捕了她犹太裔的母亲，冷酷地宣布将把她送往捷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区。西格丽德的父亲（非犹太人）在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她是个美丽高挑的金发女孩，目前她已设法弄到一张缓刑令，同时向各方紧急求援，但机会渺茫。安全局总部的人对她说：“可惜你父亲已不在世，否则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算你们运气不好！”
10月12日，星期二
罗玛莉和我决定在她城里的公寓开鸡尾酒派对，正努力把杂物拖回去布置，好搬回去住。我们只有两瓶葡萄酒，半瓶苦艾酒，却乐观地希望客人都会有所贡献。
10月13日，星期三
虽然罗玛莉的阿姨葛蕾特·罗翰趁我出去买夹三明治的东西时喝掉了一整瓶葡萄酒，吓坏了我们，但派对仍十分成功！客人带冰块和香槟来，我们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一起，虽然怪异，却没有人抱怨，喝得精光。正设法把旺德夫尔兄弟送到塔蒂阿娜那儿过一个周末，但当局禁止法国人离开工作地点。等大部分客人都离开后，我一边煎马铃薯，一边跟大家讨论这件事。
巴多格里奥成立的新政府已向德国宣战。
巴多格里奥在其停战宣言中，命令意大利军队停止任何对“敌军”的战争行为，但若受到攻击（指德军）则仍需反抗。虽然意大利从未热衷于与德国结成盟友，更不愿打仗，但这项突然背叛战友的举动仍令意大利军队颇感困惑，很多人因此拒绝服从命令。
10月14日，星期四
顺道去拜访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最后一任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非常迷人的老先生，对俄国的一切印象都很好，讲话也很直爽。我想替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找份差事，她目前没工作。
冯·德·舒伦堡伯爵（1875—1944）是老派的外交官，坚决支持俾斯麦亲俄的传统外交政策，自1934年任驻莫斯科大使以来，一直在两国间努力调停。希特勒于1941年6月攻击苏联，对他而言，不啻为国家将遭遇大劫数的先兆（他从未怀疑德国终将一败涂地），之后他更加疏离他本来就厌恶的纳粹体制。
10月18日，星期一
今天轮到我值夜班。晚上7点抵达办公室，另外两位跟我一起值班的女孩还在听音乐会。我先写了几封信，正准备出门去隔壁找迪基·弗雷德，门房却警告我可能会有空袭，我说我马上回来。
才刚走到迪基的前门口，就听见三声巨响。我猛按门铃，却没人出来应门，只好再冲回办公室，这才知道有三枚炸弹就落在我们附近。已经听到飞机从头上飞过去的嗡嗡声，又过了几分钟警报才响。解除警报之后我再去找迪基，她已回家；我们一起喝咖啡。在办公室里过夜极不舒服，我裹着一条毛毯，床却硬得像块木板。
10月24日，星期日
玛莉亚·格斯多夫的生日。现在买礼物很困难。我替她买了点香水。她的客人很多，包括亚当·特罗特。亚当后来跟父亲一起来罗玛莉·舍恩贝格的公寓，我们请他们吃面包、煎马铃薯，喝葡萄酒和咖啡。
我有一份紧急的新工作：翻译一大批照片的标题，内容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内发现的4000多名被苏联杀害的波兰军官遗骸。简直令人不敢置信！
整件事保密得厉害。我已读过德国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冯·巴本寄来的机密报告。他授权让一位下属成为某驻土耳其波兰外交官的密友，这位波兰外交官正好是罗斯福总统特派土耳其的代表——厄尔利。罗斯福表示他想知道整个事件的真相。但美国显然查不清楚，因为他的幕僚（摩根索？）会拦截所有不利于苏联的报告。
冯·巴本（1879—1969）于1932年短暂任职德国首相后，于1933年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总理，希望借此争取保守派的支持。1934—1938年他担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促成“德奥合并”；1939—1944年，他担任驻安卡拉大使，又成功阻止土耳其加入盟国。1946年纽伦堡大审判时，他被判无罪开释，可是德国法庭却在1947年判他八年劳改，全部财产充公。他于两年后假释，从此默默无闻度过晚年。
我必须在两天内全部译完。想到我的文字将在一周内抵达罗斯福总统的桌上，感觉非常怪异；好重大的责任！而且也很难译，因为那些被披露的详细证据读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1943年4月13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上千具波兰人——大部分为军官——的尸体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一处万人冢中被发现，每一具都是后脑中弹——这是苏联的传统处决方式。德国立刻指控苏联，并指派由来自12个中立国或德国占领国家的医生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调查。随后又由来自德国占领波兰的专家，包括波兰地下情报人员，组成第二个委员会。4月17日，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他们对实情老早便开始臆测）
在未经照会英国政府的情况下，宣布已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着手调查，后者表示未经苏联政府同意，不可能采取行动。苏联方面当然不同意，并且莫斯科与伦敦的波兰政府断绝了关系，指控后者通敌；两个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恢复。
后来两个委员会都做出同样的结论，认为那4400多名受害者（全是军官），乃苏联于1939年入侵波兰后，所俘虏23万名波兰军事人员中的一部分。这23万人当中，后来有14.8万人（包括1.2万—1.5万名军官）神秘失踪。在发现万人冢之前，波兰流亡政府不断询问这批战俘的下落，斯大林的答复则千篇一律：他们已全部被“释放”或“逃走”。据说只有斯大林的警政署署长贝里亚曾经嗫嚅：“我们在那里犯下一个大错……”所有证据皆显示受害人乃在1940年，即德军占领该区的前一年春天遭到枪决。而且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波兰军官俘虏营——靠近科泽利斯克的一座古老俄国东正教修道院。这批俘虏与亲属的通讯全在1940年4月中断。至于被关在另外两座军官俘虏营——旧别利斯克及奥斯塔什科夫——中的人，下落不明；他们的尸体可能都躺在某处“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万人冢中。
待苏军收复该区后，莫斯科指派本国的调查委员会将罪过推在德国身上。并且这项指控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被盟军列入主要纳粹战犯的罪行中。但法庭的最后裁决对此不予置评，等于宣判了真正的凶手。
卡廷万人冢的发现，当然令盟军大失颜面；当时苏联仍在欧洲苦战，其友谊与战力对盟军阵营不可或缺。同时有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极同情“英勇的苏联盟友”，不肯相信莫斯科竟做得出这样的事，于是所有盟军领袖一致保持缄默，刻意不再追究，直到战争结束。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抨击斯大林的各项罪行，并立刻根据战后东欧消息来源，促请波兰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公布该事件真相，哥穆尔卡拒绝，生怕此举将对两国关系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日后新证据陆续出土，不仅证实莫斯科为主事者，甚至披露了许多刽子手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