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卡廷大屠杀的受害者包括21名大学教授、300多名医生、200多位律师、300多位工程师、数百名教师，以及多位记者、作家和工业家，波兰方面认为苏联此举乃企图消灭可能在解放之后领导波兰建国的非共产党精英人士。

罗玛莉突然变得非常惧怕空袭。昨晚她睡在我家，在睡梦中捶了我眼睛一下。

大部分的南美洲外交官都在准备离城。

10月28日，星期四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不过灾情并不严重，通常发生时我都坐在浴缸里。

柯尼希斯瓦特　10月30日，星期六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我一起来柯尼希斯瓦特度周末。旺德夫尔兄弟申请旅行证被拒。旅途很辛苦，因为车厢里挤满撤离人潮，多为妇孺，有一半车程都必须站着；乘客中还有许多伤患。剩下来的车程我们挤到通廊列车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我在这里常和母亲出去散长步，试着休息，忘记城里的生活。

10月31日，星期日

昨天我们还在床上时，突然听见一声闷击巨响，原来一架飞机坠落在我们的树林里。驾驶员在飞往纽伦堡途中想跟住在附近村里的家人挥手打招呼，结果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飞机就像块石头似地掉了下来。驾驶员当场死亡，组员则多活了几小时。附近所有居民都出来救火，但火势蔓延很快，因为整片土地极干燥。

柏林　11月1日，星期一

回程更糟。我跟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被挤散了，她摔了一跤，我可以听见她在车厢后面尖叫呻吟，大家在她身上踩来踩去。虽然塔蒂阿娜怕我们挤车辛苦，替我们准备了很多三明治和葡萄酒，回到柏林时仍已精疲力竭。

11月6日，星期六

苏联已收复基辅。

11月10日，星期三

俾斯麦家在波茨坦的房子现已挤满人，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决定搬回城里，何况我们已打扰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太久了。秋季来临，看来空袭情况不会太严重。我只带些生活必需品回家，这年头还是轻装简行比较明智。

11月11日，星期四

和格斯多夫夫妇一起吃晚餐，接着发生小型空袭。我睡了13个钟头。

11月13日，星期六

和西吉·维尔切克、赛车手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及女演员詹妮·尤戈一起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家喝咖啡。

一位著名的年轻男演员最近因“发表颠覆言论”遭到处决，令每个人都大为震惊——只因为他预测德国会战败！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前陆军总司令的侄子）也为同样的理由惹了麻烦。

去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演奏会，然后回家练钢琴。颇有音乐细胞的厨子玛莎，坚持要把她最喜欢的“淘气两兄弟”小调全部唱一遍。玛莉亚·格斯多夫和父亲都出门了，又有空袭。我收拾了一个小包，但情势很快平息下来，我们留在屋里。

11月16日，星期二

值夜班。隔天总是全身难受——像是肌肉的宿醉。在办公室洗了个澡（那似乎是唯一有热水的地方），过半个钟头回家。可悲，我和我的照片档案都被调去劳赫街的前捷克公使馆了。

每个人一听说那边的老板被革职后都目瞪口呆。盖世太保收到他写给住在鲁尔的前妻的一封信，警告她空袭即将开始。结果他前妻的现任丈夫竟去告密。一群贼！

今晚与亚当·特罗特、哈塞尔夫妇和富特文格勒一起去波茨坦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家晚餐。富特文格勒非常畏惧俄军入侵，令我失望。我总觉得这样一位音乐天才应该更有“格调”些。

亚当·特罗特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次晚餐：“开车送蜜丝回家，她再度令我感到惊异……她仿佛具有传奇动物的特质，永远让人猜不透……自由地高高翱翔在所有人和事物之上。当然，其实这有点悲哀，也近乎神秘……”

11月17日，星期三

办公室全体职员奉命集合，与暂时调来劳赫街的新上司见面。他是一位姓布特纳的年轻人，刚刚从战场上回来，额头上还有道刀伤，走路一跛一跛的；发表了一段关于前线士兵英勇事迹及对我们大后方民众期望的演说。

晚上我带亚当·特罗特去霍斯特曼夫妇家。他们已搬回城内的小公寓，那栋公寓其实只有三个房间，不过仍然布置得十分雅致，而且他们仍和以前一样好客。

然后去罗玛莉·舍恩贝格家过夜，因为发生空袭，而我在沃伊什街的家太远了。罗玛莉麻烦大了；她和一位朋友去伊甸旅馆吃午餐，结果把一本“最高机密”的美国书《希特勒的女人、枪与土匪帮》忘在洗手间里。更糟的是，书上还盖有外交部的官印。她不敢承认，正拼命设法找回那本书，同时通知各要人朋友，以防自己突然失踪。甚至还打电话给一个她才见过两次面的人，那人在弗斯尔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藏匿处工作。结果那人回电时她又不在，我只好假装一问三不知。

11月18日，星期四

我现在已渐渐习惯不吃午餐。我们的餐厅简直可怕透了，以他们所谓的“午餐”，拐骗我们一大堆粮票。

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载我到城里办事。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的家人都一直写信感谢他收容我们。现在除了跟我一起住在格斯多夫家的父亲之外，没人知道我们已经搬回柏林了。

下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外国报纸和杂志上，它们摆在夏洛特街旧办公室的档案间里，我经常找各种借口回去。

晚上在家里和玛莉亚·格斯多夫及海因茨·格斯多夫夫妇一起用餐，吃到一半突然听见一阵猛烈炮击。因为家里没有地窖，只好躲进半地下室、窗口面对小花园的厨房，坐在里面长达两个小时。附近发生几起火灾，变得相当吵闹。后来听说几百架飞机飞抵柏林市郊，但只有大约50架通过高射炮网。

哈里斯空军元帅欲“炸得德国人跪倒在地”的行动，包括不少次以主要轰炸目标为名的大规模空战。第一次是“鲁尔空战”，发生在1943年春天，结果摧毁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包括科隆、美因茨及法兰克福等城市。接着是7月及8月的“汉堡空战”。到了1943年秋天，哈里斯的轰炸机群已准备好对付最主要的目标：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不知情的蜜丝在此描述了后来著名的“柏林空战”的序幕。

11月19日，星期五

与瑞典公使馆的路格·冯·埃森和他太太赫米内一起晚餐。他们刚把我们家附近的一间公寓装潢好，摆满了丹麦玻璃器皿和瓷器，其实这么做有欠考虑。我迟到了，因为电车现在时有时无。晚餐吃蚝——难得的享受！

11月21日，星期日

和父亲一起去靠近滕珀尔霍夫机场的俄国大教堂望弥撒。圣诗唱得美极了！罗玛莉·舍恩贝格与她一位负重伤的年轻军官朋友，托尼·绍尔马也去了，两人都觉得很棒；不过托尼有点儿分心，因为他忙着看俄国女人，有些甚至在教堂里哺乳。她们都来自俄国的德国占领区，现在数目不断增加。有些人在农场上做工，有些人在军需品工厂里做事。星期日的教堂是她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我猜想思乡情绪远大于宗教热忱。罗玛莉看到一位她在维也纳认识的俄国钢琴家欧古兹，便邀请他去波茨坦。我们开了两辆车；托尼因为是负伤军官，也配了汽车。几杯白兰地下肚后，欧古兹弹琴给我们听——大部分都是俄国乐曲。他钢琴弹得很好，人却不怎么好。

快到午夜时，我终于说服托尼和罗玛莉该回家了。天气很坏，托尼迷路，错过了万湖上不限速高速公路的入口。往错的方向开了一阵子之后才发觉不对，才一调头就爆了一个轮胎，而且他的汽油也用完了。他开始换轮胎，罗玛莉和我则下车求助。等了好久，一辆大车从相反方向开过来，我们招手要它停车，结果一位穿便服的男士和一位党卫军司机跳了出来，同意给我们一点汽油。分油时我们钻进他们车里去听收音机。那位便衣问我们是不是女演员，来自哪一个国家，我们很狡猾地反问汽油应该还给谁。他说不必还了，还说他们刚从希特勒最高司令部回来，却不肯泄露身份。

这时德国为了补充在东线上的重大人力损失，以及将更多少数人种派上前线，开始从各欧洲占领地区吸收上百万的男性及女性送往德国，在农业界、矿业界及工业界工作，重建被炸毁的工厂、铁路及营造海岸防御工事等。这批人潮到1944年高达760万人，形成四分之一的总劳工人口。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苏联，有些是战俘（否则便得面对在集中营里饿死的命运），有些是来自占领区的平民，称为“奥斯特”（Osts）。

11月22日，星期一

经过昨晚的历险，我累坏了，决定今晚7点就上床。没吃午餐，加班到很晚，因为开了一个无聊的会议。外面倾盆大雨。

今天是乔吉的生日。

11月23日，星期二

昨晚柏林城中心大部分被炸坏。

下午下大雨，我奉命离开办公室去取一份开会需要的文件。新老板布特纳对这类会议有狂热的劲头，几乎每天都开；可能只是想“检阅麾下兵团”。我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在路上被淋得浑身湿透，开会也迟到了。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我正奔下楼梯想回家，门房拦住我，说出那几个可怕的字：“15级空袭！”意味着大批敌机正朝这边飞过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回楼上，警告那些住得比较远的同事最好留在办公室，否则可能会被困在路上。等我打算离开时，警报已响，外面雨势还很大。因为知道巴士一定马上就得停驶，我决定走路回家，然后在路上把我刚写给塔蒂阿娜的一封信投进转角的邮筒里。

街上挤满了人。很多人只是站在外面，因为雨势的关系，能见度很差，大家都认为空袭的时间不会很长，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回家后，玛莉亚·格斯多夫告诉我，她丈夫海因茨刚从柏林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打电话回家，警告她敌机数目比平常多出很多，这次空袭可能会很严重，然后说他会在办公室过夜。我因为没时间吃午餐，饿坏了。玛莉亚叫厨子老玛莎热点汤，我则上楼换上毛衣及长裤。同时一如往常，收拾了一个小提箱。父亲在他房间里替两个年轻人上语文课，吩咐我别去打扰他们。

我刚收拾完行李，高射炮就开火了，而且立刻变得非常剧烈。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出现了，我们都奔到厨房后面、平常躲空袭的那间半地下室里。才刚挤进去，便听到第一批飞来的敌机。他们飞得很低；这时高射炮的炮声突然被另外一种声音淹没——高爆弹！起先很远，后来愈传愈近，到最后仿佛就落在我们头顶上似的。每爆炸一声，整栋房子就摇晃一阵。空气压缩力可怕极了，噪音震耳欲聋。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地毯式轰炸”——盟军称之为“饱和轰炸”。有一刹那，一阵碎玻璃如雨点般落下，地下室三片门的铰链同时断裂，一齐朝室内飞来。我们把门压回去，靠在上面，希望能把门固定住。我把外套忘在外面，却不敢出去拿。这时一串火星嘶嘶作响落在地下室入口处，几位男士爬出去把它扑灭了。大家这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存灭火的水，赶紧把厨房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外面的噪音因此被压下去几分钟，但马上又开始了……这次飞机不像往常一波一波来袭，而是不断密集地从头顶上飞过，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正在一团乱的当儿，厨子把我的汤端来了。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吃的话，一定会吐；我甚至无法安静坐着，每传来一阵爆炸声，都吓得我跳起来。向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亲，从头到尾坐在一把藤制安乐椅上。后来有一声爆炸声特别响，我又跳起来，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坐好！万一天花板坍了，距离你才会远些……”可是爆炸声接连不断，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轰炸最密集的时候，我干脆站在他后面，紧抓着他两个肩膀，算是自保。好一锅粥！——他的两个学生瑟缩在墙角里；玛莉亚紧贴着墙壁，面色凄惶地为丈夫祈祷。她不断叫我离家具远一点，怕我会被家具的碎片击中。炸弹如雨点般不停掉下来，隔壁一栋房子突然倒塌，父亲用俄文呢喃道：“就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吧！”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末日真的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外面慢慢安静下来，父亲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个人都灌了几大口。然后，轰炸又开始……直到晚上9：30，头顶上飞机飞过的嗡嗡声才消失。这次来袭的飞机少说也有几百架吧。

就在那个时候，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厨房里的电话铃响！原来是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从波茨坦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无恙。他们听到几百架飞机飞过头顶，但因为能见度低，看不清楚到底灾情有多严重。我答道：“非常可怕！”他立刻表示要来接我，我跟他讲不用了，因为最糟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他答应找到罗玛莉·舍恩贝格之后再打过来。

等最后一架飞机飞走后，又过了半个钟头警报才解除。不过早在那之前，一位不知名的海军军官已经把我们大家都叫出屋外。他说本来一点风都没有，后来突然刮起来，火势因而开始蔓延。所有人都站在屋外的小广场上，果然看见三面的天空均一片血红。那位军官解释说，这才只是刚开始而已；最危险的情况要等到几小时后才会来临，那时会燃起真正的火风暴。在我们走出屋子前，玛莉亚已发给每个人一条湿毛巾覆盖住脸孔——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小广场早已烟尘弥漫，几乎无法呼吸。

大家回到屋内后，父亲的两个学生爬上屋顶监视附近的火势。这时住在隔壁的丹麦代理大使斯蒂恩森抱着一瓶白兰地出现，众人站在客厅里谈话，不时吞一口酒。后来电话铃又响了，仍是戈特弗里德，听起来似乎忧心如焚。他打电话去贝恩特·穆姆家，罗玛莉本来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在那儿吃晚餐，但他们说警报一解除，罗玛莉就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的去向。戈特弗里德认为她可能想来找我，可是我们这周围一片火海，我很怀疑她是否过得来。

怪的是，他一挂断，电话就坏了——别人还是可以打进来，我们却打不出去。而且水、电、煤气通通停了，大家得用手电筒和蜡烛照明。幸好之前我们已将所有澡盆、盥洗池、厨房水槽和水桶全部装满水。这时外面风势迅速变大，仿佛海上风暴般不断呼啸，窗外只见一阵阵火星像下雨似地落在我们家和附近房舍上，而且空气愈变愈污浊，也愈热，一股股浓烟不断从被震开的窗户涌进来。我们巡视屋内，发现除了窗子被震破、几扇门铰链脱裂外，幸好没有别的重大损害。

正在大家抽空吞咽三明治充饥时，警报又响。我们一声不吭地站在窗旁半个钟头，屏息等待空袭再度开始，结果却听到警报解除声；显然只是敌方侦察机前来察看轰炸后的破坏情况。本来一直保持镇静的玛莉亚，这时突然涕泗纵横，因为她先生仍无音讯。我虽然已困得要死，仍决定在电话机旁守夜，遂裹了一条毯子躺在沙发上，将电话机摆在身旁的地上。半夜1点左右，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一起从波茨坦打电话来，但才刚接通电话就断了；不过至少大家不必再替她担心了。

将近2点，我决定去睡一会儿。父亲走进来替我拿手电筒，让我把鞋子脱掉清洗一下。3点钟，玛莉亚也不支睡着了。然后我听见电话铃响，她高兴地大叫，显然海因茨没事。接着她很快入睡。后来不时有建筑物突然倒塌，或是定时炸弹延后爆炸，将人吵醒，让我心跳剧烈地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火风暴的火势已达高峰，屋外的狂吼仿佛火车通过隧道一般可怕。

11月24日，星期三

今早听到玛莉亚·格斯多夫不安地在和父亲讲话，附近一栋房子着火了。但我实在太累，立刻又睡着了，直到早上8点才爬起来。

那时父亲那两位在屋顶上待了一整夜的学生已经回家，玛莉亚出门去买面包，结果很快牵了一位头裹白围巾的老太太回来。她在街角撞见她，仔细一看，才发觉那正是自己80岁的母亲，老太太想来找她，已经在燃烧中的城里走了整个晚上。她母亲的公寓已全部烧毁，救火队来得很迟，决定集中人力拯救附近一家医院（感谢上帝，后来救成了！），可是同一条街上所有房舍全毁。不久海因茨·格斯多夫也回家了。他说因为他直接回家，所以对整个轰炸灾情只惊鸿一瞥，看来菩提树下大街区域受灾情况跟我们家附近一样严重；法国及英国大使馆、布里斯托尔饭店、军火库、威廉街及腓特烈街灾情都十分惨重。

到了早上11点，我决定出门，试着走去办公室，满心希望（当然乐观得可笑）一到那里就可以跳进澡缸里洗个热水澡。我穿着便裤，头上裹一条丝巾，再戴一副海因茨的毛边军用护目镜上路。一走出大门，立刻被烟雾包围，灰烬如雪片般落在我头上，要用手帕按住口鼻才能呼吸——幸好海因茨借我那副护目镜。

猛一看，沃伊什街的灾情似乎还好，可是一走到下一条和吕措大街交叉的街角，却看见所有房子全烧毁了。我继续沿着吕措大街走，看见灾况愈来愈严重；很多房子仍在燃烧，我被迫走在马路中间，但这也不容易，因为路上堆满了被炸坏了的电车，街上还挤满了人，大部分包着围巾，拼命咳嗽，小心翼翼穿过瓦砾堆。到了吕措大街街尾，距离办公室四条街左右，街道两旁的房子全部倒塌，想走到另一边，得爬过仍在冒烟的废墟，躲开正在漏水的水管和其他破碎物。之前我几乎没看见救火员，但在这一带却看到几位救火员正在设法将困在地窖内的人救出来。吕措大街上的房子全部烧毁，过施普雷河的那道桥虽然未遭破坏，但桥另一头的建筑已毁，只剩下一些空壳子。很多车子小心绕过废墟，不断猛按喇叭。一个女人突然揪住我臂膀，大叫有面墙快倒了，我们俩一起拔脚狂奔。这时，我看见昨晚才将写给塔蒂阿娜的那封长信投进去的那个邮筒，它虽然没倒，却已被炸得粉碎。然后，我又看见平常买食物的店铺“克劳瑟”——应该说是它的废墟。之前玛莉亚请我回家时买些食物，因为她登记粮票的那家店已经毁了，但现在看来可怜的克劳瑟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德国的食物配给制度要求每个人都到一家特定的店铺去登记粮票，以后只能从那家店里买东西）。

我一直不能想象办公室也会被炸毁，可是当我走到转角时，却看见门房室和漂亮的大理石入口处正烧得不亦乐乎。施特伦佩尔（外交部的高官）和罗马尼亚参事维勒努就站在外面，旁边围了一群维勒努肤色黝黑的同胞。他一看见我便伸出双手抱住我颈子，用法文大叫道：“一切都毁了！双胞胎姐妹的公寓也毁了！我要带我那一小群属下去乡下，去布科！”——现在所有外国使馆在城外都设有紧急疏散处。果不其然，街尾的罗马尼亚使馆，还有芬兰使馆，也都已成一片正在冒烟的瓦砾堆。我问施特伦佩尔该怎么办，他咆哮道：“难道你们没有紧急命令吗？”“当然有，”我甜甜答道，“上级要我们不可惊惶，并到东西横贯线上的胜利纪念柱旁集合，然后就会有卡车来接我们出城！”他很气愤地耸耸肩，转过身背对着我。我决定回家。

这时极目所见尽是连绵不断的一排排已烧毁或仍在燃烧的建筑，我开始感到惊慌。这整个我如此熟悉的城市，竟然在一夜之间就被摧毁了！我开始奔跑，一直跑回吕措大街，结果有一栋建筑就在我经过的那一刹那倒塌。一位救火员口齿不清地对我和旁边一群人大叫；我们全往地上一扑，我用双臂抱住头。等另一面墙坍倒的轰隆声静下来后，大家身上已覆满了灰泥和尘土。我抬起头来，竟然看见C.-K.伯爵脏兮兮的脸搁在对面一滩污水上方。虽然过去四年来，塔蒂阿娜和我一直小心避开这位仁兄（他特别喜欢漂亮女孩，有时行为不太检点），但我心想这是民胞物与的非常时刻，便努力挤出一个友善的微笑，用英文打招呼说：“哈啰！”他极冷淡地瞄我一眼，用德文问道：“我认识你吗？”我决定这不是正式自我介绍的时候，便爬起来快步离开。

回家后发现厨房里还有热汤，父亲把我的护目镜拿去，换他出去勘察情势。接着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打电话来，说他下午3点会过来接我。我告诉他该走哪一条街，免得受困。玛莉亚的妹妹，舒伦堡伯爵夫人（她嫁给舒伦堡大使的一位堂弟）骑自行车过来；她住在柏林城另一头，那区显然只受到轻微损害。今天早上三位工人才到她家去替她把八月里一次空袭震碎的窗户修好——尽管全柏林市中心的窗子在昨夜全毁，他们却把她的窗子修好了！

到目前我唯一的物质损失，是每月配给的哈尔茨奶酪；是我昨天才买的，因为它闻起来和看起来都很恐怖，我便把它放在屋外窗棂上，结果今早不翼而飞，可能因为爆炸后空气压缩，飞到某邻居屋顶上了。

等父亲回家后，我接过护目镜，走到库达姆路上的另一个办公室。街角上的前波兰领事馆，也就是塔蒂阿娜、路易莎·维尔切克和我曾在里面一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栋建筑，正燃烧得像把大火炬，但隔壁的大使馆却仿佛毫发未伤。我很快冲过前者，奔入后者的大门，撞上一小群愁眉苦脸的人。亚当·特罗特和莱波尔特坐在楼梯上，两人的脸都被烟熏黑了。他俩在那儿待了一整夜，因为空袭开始时他们还在工作。我们部门似乎毫无动静，大家决定约好明天早上11点在同一地点见面。

下午3点，戈特弗里德准时开车抵达，帮我将行李，加上几条毛毯和一个枕头，全堆到后座。戈特弗里德解释说，他在波茨坦的房子已挤满了其他由于轰炸而无家可归的朋友，所以我们必须打地铺。搬去住的人除了罗玛莉·舍恩贝格之外，还有埃森夫妇；他们也是昨天半夜才奔去投靠，抵达时全身湿透、精疲力竭，十分狼狈。

空袭开始时，路格·埃森正在我们办公室附近他的办公室里工作；赫米内在家里（她有身孕，即将临盆）。他打电话叫她赶快赶去公使馆，因为楼下几位瑞典工人刚建好一个极牢固的钢筋水泥掩蔽壕，墙壁厚达2.5米。直到昨夜，各大使馆及外交官的家都未遭到任何损害，他们大概觉得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也适用在轰炸上！赫米内安全抵达掩蔽壕；警报解除后，他们走出来，却发现整座公使馆烧得像把大火炬，便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忙着救出最宝贵的资料，然后跳进车里开回家。后来发现家也没救了，只好跳回车内，驶过燃烧中的城市，直奔俾斯麦夫妇在波茨坦的家。

接到路格之后，我们将车开往仍在冒烟的瑞典公使馆，去取出他残存的财物。路格进去后，戈特弗里德和我下车重新安排行李，这时突然看见裹着一件昂贵毛皮大衣的著名柏林美女厄休拉·霍恩洛厄，趔趔趄趄朝我们走来，头发乱糟糟，脸上妆也花了。她走到我们面前，啜泣地说：“我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她想去找一位答应载她去乡间的西班牙朋友，我们告诉她西班牙大使馆也被炸毁了，她听了一言不发便掉头朝蒂尔加滕区踉跄走去，大衣背后一大块毛皮已经被扯破了。

路格很快出来，我们迂回绕到布达佩斯街上，夹道零零落落走着推婴儿车、拖拉床垫和小件家具的人。塔蒂阿娜最喜欢的古董店“布兰德尔”仍在燃烧，火舌舔舐窗帘，拥抱着挂在店里的水晶吊灯。因为店内大部分货品皆为丝料及锦缎，粉红色的火焰看起来像极了在举行庆典，既奢侈又豪华。整条布达佩斯街都被炸空了，唯独伊甸旅馆例外，我们因此约定隔天就在那儿会面。车子接着转上东西横贯线，几乎让我们看傻了眼，因为公路两旁没有一栋房子幸存。

到了波茨坦，刚开始接触到清凉新鲜的空气，我竟觉得头晕。踏进俾斯麦夫妇的官邸，看见戈特弗里德的太太梅勒妮正忙进忙出，忙着铺床。赫米内·埃森正直挺挺坐在她床上，头发刚洗干净，像个小女孩。我也洗了个澡，罗玛莉帮我刷污垢，水竟然变成黑色！每个客人都带一大堆煤烟和尘土进来，搞得梅勒妮很难受，他们家本来纤尘不染的。

刚吃完晚餐，我们拨去柯尼希斯瓦特找塔蒂阿娜的电话就接通了，赶忙向她和母亲道了平安。她们试了一整天，想跟我们联络，都徒劳无功。才刚挂电话，戈特弗里德便接获通知，说又有大批敌机朝柏林飞去。我打电话去警告格斯多夫夫妇及父亲，心里觉得很愧疚，自己安全，却得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有时间穿好衣服。不久空袭警报果然响起，其他人都待在客厅里，但经过昨夜仍心有余悸的罗玛莉和我，跑到楼上让—乔治的房间去守望。飞机一波接一波飞过波茨坦，但这一次往较远的西边，向施潘道飞去，我们因此稍微放心一点。这次空袭持续了将近一小时，警报一解除，我们便累倒在床上。

11月25日，星期四

早上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很早便起床，赫米内将搭机返回斯德哥尔摩，埃森夫妇用他们那辆破车顺便送我们进城；车门卡死了，我们得从车窗钻进去，而且车窗玻璃全部震碎，许多碎玻璃仍嵌在窗框上，车子行进时不断朝脸上飞来，我们只好尽量蒙住脸。本来预定早上11点来到办公室，但因为路格想到哈伦塞附近一家车行去换一辆状况较好的车子，决定绕路先去那个方向。

我们很快便听说昨夜的空袭仍在城内造成很大的灾情。哈伦塞桥虽然还在，但四周的房子已全毁。路格说的那间车行被炸得一塌糊涂，空无一人。我们继续驶上巴黎街；那一带状况稍微好些，不过也一副残破相。等我们抵达伊甸旅馆时，大吃一惊，时隔仅24小时，变化竟如此大！旅馆外墙虽然还在，但所有窗户全不知去向，缺口塞满了床垫、破烂家具和其他残骸。后来我们听说有三枚空雷砸破屋顶，掉进去爆炸，除了外墙，建筑物内全毁。幸好平时兼做掩蔽体的酒吧没事，因为当时里面挤满了人。对街的动物园灾情惨重；一枚空雷落在水族馆里，炸死了所有的鱼和蛇。其他野生动物都在今天早上被枪杀，因为兽笼全遭破坏，园方怕他们脱逃。结果鳄鱼们纷纷跳进施普雷河内，幸好及时被一一拖出来射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离开伊甸时，大家约好下午5点去瑞典公使馆碰面，再一起回波茨坦。

我们在吕措大街下车，用湿毛巾将脸裹紧（许多建筑仍在燃烧，空气中的烟尘令人窒息），往办公室走过去。抵达后发现那儿仍一片混乱，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些人说外交部会立即撤出柏林，搬去乡间的“紧急撤退营”。据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现在城内，甚至巡视了一些正在燃烧的外国使馆，并且亲自参加了决定威廉街残存外交部该“何去何从”的会议。我先跟好几位同事聊天（每个人的穿着都稀奇古怪，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全部家当），然后拦截到第一次空袭那天，也参加了最后那次会议的技术部门主管。他告诉我他发现我的自行车停在院子里，替我保住了，不过目前还不能还我，因为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听起来很公平，我反正以为自行车已经遗失了；只不过不知戈特弗里德会怎么说，毕竟他才是真正的车主！最后上级交代明天早上11点再来，希望到时候会尘埃落定些。

正打算离开时，父亲突然出现；他看起来糟透了，头发倒竖，脸色发灰，似乎很气我没有先去格斯多夫家探视。我根本没想到家附近还会再遭到轰炸，本来只打算顺道去看看，可是昨晚一枚空雷落在屋子后方，所有门窗、屋顶及几片墙壁全塌了，他们一直救火救到现在。这一次运气没这么好，小广场对面那栋房子已被夷成平地。

父亲、罗玛莉和我遂一同返回沃伊什街；眼前景象实在骇人。柏林城内的面包店不是被毁，便是已休业，我在波茨坦买了几条白面包，大家很快喝了点汤。罗玛莉接着去找几位失踪的朋友，我则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将硬纸板和地毯钉在窗洞上御寒及挡烟。玛莉亚八十高龄的老母亲保持她不屈不挠的一贯作风，坚持在一旁帮忙，替我递钉子，我一直站在梯子顶端。对面那栋被夷平的房屋的屋主，一位英国女士，也过来帮忙。她没时间抢救任何细软，决定尽快下乡。

从昨天开始，很多人陆续从城里其他区过来（大多必须步行）问我们是否无恙。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虽然全柏林都遭到轰炸，但就属我们这一区和蒂尔加滕附近的外交使馆区及菩提树下大街区灾情最惨重。就连格斯多夫中校（海因茨的亲戚）都驾驶军用卡车带来一批勤务兵帮忙加盖临时屋顶，用木板把破洞补好。

冯·格斯多夫中校很早便参与推翻纳粹政权的秘密活动（当然那个时候蜜丝并不知情）。1943年3月，在一次柏林军械库内举行的典礼上，他差一点就决定亲自暗杀希特勒。他是少数几名幸存的主要密谋者之一。

稍后我出门去找迪基·弗雷德。昨天开车经过劳赫街时，看见她的房子已烧毁，今天等我再去时，已经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是爬进她位于一楼的公寓里，希望能抢救一点东西。我站在穿堂里抬头看被烧毁的楼梯，突然一声巨响，一根烧焦的木椽哗啦一声垮下来，我飞身一跳，又跳回街上。之后我过街去艾伯特夫妇家，他们的房子还没倒。

艾伯特太太是美国人，嫁给一位德国工业家，在莱茵兰有好几间化学工厂。大战爆发后，他们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加入德国陆军，把他的美籍太太和小孩留在加州。艾伯特夫妇还有一个女儿艾琳，是极有才华的吉他手及歌手，和我们认识很久了。

我发现她们母女俩站在大门口，一看见我就抱着我的脖子说，她们希望能赶快前往苏台德著名的温泉区马林巴德（距离梅特涅家族的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很近），提议让父亲跟他们一起去。她们有一辆车，还有些汽油，就是没驾驶。不过她们家现在已由无家可归的瑞典外交人员接管，盼望瑞典人能派一位驾驶员给她们作为交换。她们力劝我也一起去，不过我觉得办公室不会放人。讽刺的是，她们昨天才从莱茵兰回来，空袭过程中一直躲在楼下地窖里。

我走回沃伊什街跟父亲讲这个新计划，但他拒绝一个人走，把我留在城内；他实在没有理由留在柏林，我因此决定向办公室请几天假。稍后我带父亲去瑞典公使馆，大家一起搭路格·埃森的车回波茨坦。父亲已两天没合眼，非常疲倦。俾斯麦夫妇热忱欢迎他；我们替他铺好一张床，而且先让他洗个热腾腾的澡。

才刚吃完晚餐，警报又响。幸好只是敌方侦察机再度来勘察轰炸灾情。

11月26日，星期五

早上8点，父亲、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为将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点随身用品。我希望尽量轻装简行，把其他东西收在两个大皮箱里，放在俾斯麦府内的地下室里。路格·埃森的车子已挤满瑞典人，我们决定搭高架铁路到万湖转车，再在波茨坦广场下车。火车塞得满满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挤，因为这似乎是唯一仍畅通的一条线。波茨坦广场车站盖在地下，还保持得一尘不染，雪白的瓷砖……等一走上地面，对比实在太强烈，整个区像一片不断冒烟的废墟，广场周围所有大型建筑，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馆之外，全部倒塌。旅馆虽然残破，却还算完整，不过所有窗户当然都已经震破了。

我们出发去艾伯特家，拖着行李穿过蒂尔加滕区的泥巴和灰烬，四周房舍全被烧黑，仍在冒烟，公园内仿佛1914—1918年的法国战场，树木又秃又瘦，折断的枝丫散得满地，有时还得用爬才能通过。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鹃花丛，不知它们下场如何？明年春天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摆，我们从头到尾都得步行。

其实这两天私家汽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无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这类紧急状况派上用场。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牌照，但也没人管束。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车辆必须尽量让陌生人搭便车。因此尽管轰炸灾情惨重，柏林的交通却渐渐恢复到战前的样子。可惜我们运气不佳，所有经过的车辆都已挤满。有一次，我们被一位长相非常特别的士兵拦住——他大概刚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颓废派的唯美主义者兼酒馆谐星——他极优雅地做手势建议我们别再往前走，因为炸弹已落在瑞典公使馆正前方五次。我们转进班德勒街，本来陆军总部的办公室就在那条街上，但也被炸毁了，几十名穿着灰绿色陆军制服的军官及士兵在瓦砾堆里爬来爬去，设法抢救档案。等我们往下走到海军总部时，发现两处景观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在瓦砾堆里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蓝色的制服。好笑的是，唯一没被轰炸严重破坏的外国使馆竟是盟军的敌人：日本及意大利使馆！这两栋建筑最近才盖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标才对！

希特勒在计划将柏林变成他“千年帝国”的首都时，选择曾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狩猎场的蒂尔加滕区作为新的外交特区，并于1938年开始建筑一群新使馆，外观全是希特勒自己和他的总建筑师斯皮尔最喜欢的壮伟纪念碑式风格。日本和意大利因为是德国主要盟国，使馆又最大，皆于1942年竣工，但在大战最后几周历经盟军轰炸及巷战之后，损毁极严重。

走了将近一个钟头才到艾伯特家，却得知计划在最后一分钟受挫：瑞典人的确找到一名驾驶员，可是他已四天没进食，为了让他提神，他们不仅喂他食物，还给他喝了些白兰地，结果他醉得不省人事，现在毫无用处。我决定先去向办公室申请准假，下午再回去看情形。

罗玛莉和我慢慢沿着兰德格拉芬街走下去，因为我们听说基克·施图姆的房子也被炸了。虽然他唯一的兄弟已在法国阵亡，但他却仍被派往俄国。那条街上没有一栋房子幸存；等我们走近他家时，果然只见外墙还站在原地。我们问救火员住在房子里的人是否安全，他们说应该没事，不过隔壁的人仍困在地窖里。“至于那一栋，”他们指着对街一幢六层楼的大型建筑说，“里面的人全死了，总共300个人！”因为地窖被炸个正着。我们再走到库达姆路上，住在那里的每一家人几乎都是我们的朋友；大部分房子也都被炸中。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那栋巨大的花岗岩公寓大楼已成一堆瓦砾。和奈特贝克街相交的转角等于片瓦不存（包括我们最喜欢的小餐厅“小酒馆”），只剩下一小堆碎石堆。放眼望去，到处可见救火员及战俘——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忙着朝废墟内灌空气，意味着还有人被困在那些坍塌的地窖里。

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之后，在德国占领区境内的所有意大利军人都被迫选择到萨罗为墨索里尼残余分子组成的共和国效忠，或被监禁，参与劳动；后者被称为“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

另一栋被毁的建筑前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围观一位年纪大约16岁的年轻女孩。她站在一堆碎砖上，逐一捡起砖头，仔细擦拭，然后再扔掉。据说她全家都死了，被埋在了废墟下面，所以她发疯了。这一区看起来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甚至连街道都不见了，让我们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劳赫街的办公室。

办公室居然没被毁，真是奇迹！我在楼下碰到一位人事室的长官，便对他说我有一位年长的父亲，我现在有机会带他下乡。起先他并不乐意，后来听说我们是“轰炸灾民”——现在这个身份是救命的护身符！——他才准假。我向他保证司里一有需要，我便会尽快赶回来，然后给了他塔蒂阿娜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赶快趁着他改变主意之前开溜。

罗玛莉和我在格斯多夫家喝了一点热汤后，继续在城里沿户搜寻失去联络的朋友。

过去这几天，数不清的粉笔留言不断出现在被炸毁房舍的焦黑墙上：“最亲爱的B先生，你在哪里？我到处寻你不得，请来和我同住，我有空房。”或“躲在这间地窖里的人全部得救了！”或“我的小天使，你在哪里？我担心极了。你的弗里茨。”等等。许多人返家后看见这些留言，也用粉笔在每段话底下答复。我们就靠着这些留言找到好几位朋友。等走到被炸毁的那栋办公室前面，我们也在瓦砾堆里捡了几块粉笔，在大门旁边的石柱上写下一行大字：“蜜丝和罗玛莉没事，住在波茨坦俾（斯麦）府”。大老板看到了想必会很不高兴，但我们众多的男性朋友向来喜欢整天打电话，而且可能还会亲自来这里找我们。

这时西班牙大使馆的莫亚诺突然驾车出现，告诉我，他们的大使和许多西班牙人第一天晚上都在伊甸旅馆里吃晚餐，幸好玛莉亚·皮拉尔·奥亚尔萨瓦尔和她丈夫来不及赶回家，因为他们家塌了，所有躲在地窖里的人，包括他们的佣人，全死了。另外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费德里科·迭斯待在家里，结果他家跟附近所有房子一样，开始着火，街上挤满了人。他便找出家藏的陈年白兰地，传递着请大家喝。

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艾伯特家等待后续发展。那栋房子简直像座冰库，因为玻璃屋顶及玻璃窗全被震碎，所有的门铰链也都断了，我们穿着外套坐在厨房里直发抖。艾伯特家另外一位来自格鲁吉亚也准备跟我们一起去马林巴德的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则裹着数条围巾，头戴一顶压得低低的帽子，坐在客厅里弹了一下午钢琴，弹得极美。第一次空袭后，那可怜的家伙带着所有家当逃离正在燃烧中的旅馆，投奔伊甸旅馆，弄到一个房间。可是第二天晚上伊甸旅馆也被炸毁了，现在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失去的东西中包括四双全新的皮鞋，令他特别心痛！

等待之际，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突然冲进来搂住我的脖子尖叫道：“蜜丝，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她在第一次空袭过后回家，发现她和迪基·弗雷德合住的那栋房子只剩下一堆瓦砾。直到第二天，她一直以为自己一无所有，失去一切；后来她碰到让—乔治·霍约斯，后者说替她抢救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她非常开心。

阿加才刚离开，女演员詹妮·尤戈便驾车出现。先拥抱我，然后宣布迪基·弗雷德已搬去她在克莱道夫的房子里，她只是来帮她拿一点东西。就这样，我们逐渐得知朋友们的下落，但消息还是传得很慢，而且有时候很吓人。

第一次空袭后，父亲曾经出门企图寻找一家俄国朋友德费尔登夫妇。他们的房子倒塌，先生在地窖里被救了出来，还活着；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才把他太太挖出来，头已经不见了。那可怜的女人一直极畏惧空袭，每次都坚持抱一大本《圣经》下地窖。虽然我的胆子也愈变愈小，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

经过数小时的等待，瑞典人终于通知我们必须再延后24小时才能启程。

父亲先回波茨坦过夜，我转到格斯多夫家去喝茶，却发现网球冠军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也在那里。他刚从瑞典回来，看见柏林城内的惨状，几度落泪。接着年长的乌克斯库尔男爵穿着他门房的大衣，驾着一辆军车来到。他在他们家屋顶上救火直到黎明，终于不得不放弃。他的公寓在顶楼，本来有许多极好的藏书，却一样东西都来不及抢救。那栋建筑里还有一个女人被烧死了。结果我错过了路格·埃森的车，得自己搭火车回波茨坦，幸好乌克斯库尔男爵送我一程，让我在夏洛滕堡车站下车，路上竟面不改色地问我，要不要下星期日卡拉扬演奏会的入场券。俾斯麦夫妇看到我回家似乎并不惊讶。

晚上又传空袭警报，但并不严重。

11月27日，星期六

一早，罗玛莉·舍恩贝格、父亲、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他也来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挤进路格·埃森的车里。埃森即将返回瑞典。

城内各区房舍的后院大火仍在燃烧，显然无法扑灭，烧的全是最近才送来柏林的冬季存煤！我们经常停在火旁暖手，因为现在屋内总是比屋外冷。

接近中午时，我带着每天从波茨坦买来、不可或缺的白面包去格斯多夫家，却发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那里。我们照例喝了热汤。虽然冷，又有过堂风，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内唯一能让人稍微轻松一点的地方。

“午餐”吃到一半，罗玛莉及托尼·绍尔马走进来。那可怜的家伙吓坏了；前一天，他载办公室的属下去紧急撤退的小村庄，结果他的驾驶员在当天晚上的空袭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记里说“不太严重”），他自己则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里，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来。不过他立刻宣布——这年头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刚买了100粒生蚝，罗玛莉和我马上跳进他车里，去他公寓拿。

我们经过自从密集轰炸开始后我一直没去过的维滕贝格广场，偌大的广场上堆满了烧焦的电车及巴士残骸——这里原是极重要的交通枢纽。炸弹到处掉，甚至落在地下车站上方；那家大百货公司K.D.W.，如今只剩下一副空壳子。路上我们还获见骑自行车的西格丽德·格尔茨，我向她道贺，因为她家是少数仍屹立不摇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烧弹击中她在顶楼的卧室，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尔德的家中——我还记得她有几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后我们被一位救火员拦下，要求我们载一位带着许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车站。我们照做，因此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托尼的公寓。我们当场就吃了不少生蚝，用白兰地冲下肚去。以前我从不知道生蚝这么难打开，手被划破好几道伤口。剩下的我们带回去给玛莉亚，还带了些葡萄酒，开了一场流水席。很多人陆续来到，盛宴一直持续到深夜，许多人的拇指都划破了，原来没人是开蚝专家。

第一次空袭后，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试戴一顶帽子，虽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烧，我却十分渴望拥有那顶帽子。今天我决定去那家店按铃——奇迹中的奇迹！——居然有位面带微笑的女售货员出来开门：“殿下可以试戴看看！”我试了，可惜身上穿着脏兮兮的便裤，很难判定效果。托尼和罗玛莉接着载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点，一辆卡车终于在门口出现。车上载了很多城外瑞典侨民的家具和大皮箱，但公使特准我们搭这辆车。出了柏林城界后，司机会让我们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然后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搭上南向火车。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两位戴钢盔的瑞典驾驶员旁边，其他人——父亲、安德罗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则钻进后车厢坐在行李上，周围堆满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篮子，我的新帽子则装在一个大纸袋里——只缺少一只民俗故事里的金丝雀！另一位瑞典人挤进后车厢后，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紧，我们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开始上路。

因为啥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车子往哪个方向开。在路况颇糟的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后，抵达距离柏林63千米、一个名叫托伊皮茨的小村庄；司机请我们下车。

因为我们身上都戴着“轰炸灾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机介绍，当地整洁的小客栈以为我们是瑞典人，同意让我们留宿过夜。大家先在酒吧里集合等待房间准备好，行李堆放四周。主人请我们喝真正的茶，然后大伙儿吃离开之前就准备好的鲔鱼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装的香槟。这顿“晚餐”吃到一半，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由客栈主人的儿子在后院里吹一种喇叭！老实说，我们很想跳上床去睡觉，可是当地人显然把空袭看得很严重，很不以为然地斜睨我们，我们只好待在原地。其实他们可能是对的，此地毕竟离柏林不远，而且根据托尼·绍尔马的经验，就连偏僻的乡村也不见得安全。高射炮很快开始发射，接着是机群飞过头顶、再熟悉不过的轰隆声响。艾伯特太太选在炮声特别密集的时刻，突然用浓重的美国腔说：“至少我们可以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们都亲眼目击了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这句话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

我承认这几个晚上令我神经紧张；即使隔这么远，也知道这又是一次严重的空袭。后来我们得知一枚空雷击中矗立在我们那片小广场入口处前方的房子，玛莉亚和海因茨·格斯多夫正好躲在那栋建筑的地窖里，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比自己家里的地下室安全。结果那栋房子塌了，把他们埋在瓦砾堆底下，幸好隔天早晨就被挖了出来，并未受伤。

我们这里的警报解除后，主人带我们去看房间。一间给我们三个女生住，另一间给父亲和安德罗尼科夫。床虽然有点潮，却很舒服，铺有厚厚的鸭绒被。艾伯特太太打了一整夜的鼾，声音奇大。但我们已觉得身在天堂，因为本来以为在抵达柯尼希斯瓦特之前都得睡地板的。

11月28日，星期日

一大早起床搭巴士去最近的火车站。火车挤得水泄不通，差一点儿上不了车。两个小时后，到达柏林南方的重要中转车站科特布斯。结果因为拖着行李来不及穿越铁轨，只好眼睁睁看着往莱比锡的火车开走。幸好有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热心帮忙，替我们扛所有的东西，还带我们去一间特别为“轰炸灾民”准备的候车室。我们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他们请我们吃涂了厚厚一层牛油、夹香肠的可口三明治和浓汤，全部免费。这都是“人民福利会”的德政，遇到紧急状况，他们的确非常有效率。第一天空袭后，人民福利会便在柏林所有灾情惨重的街上组织了户外厨房，整天随时供应往来路人可口的汤、浓咖啡和香烟，全是店里买不到的东西。

下午1点，我们终于挤上一辆开往莱比锡的慢车；大部分时间都得站着，6点抵达。我们已在路上折腾了24个小时（平常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艾伯特母女替我们找了不少麻烦，因为她们习惯不停大声讲英语，一个在车厢头、一个在车厢尾对吼：“甜心！”——“达令！你没事吧？”父亲直冒冷汗，其他的乘客却似乎并不介意，因此未生事端。

一到莱比锡，大家立刻冲进车站餐厅，先梳洗一番，再吃一顿丰富的晚餐，用葡萄酒配维也纳炸肉排。餐厅里甚至还请了一个乐团演奏舒伯特。半个钟头后，柏林特快列车驶进站，不消说，又是挤得人山人海，拳打脚踢一阵才挤上车。一个女人就在我面前被推到铁轨上，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拖救起来。我们得知有几位乘客两个小时前才从柏林顺利上车，有点儿气恼。不过戈培尔最近下令所有年轻人都必须留在柏林，艾琳和我生怕到了车站会被挡下来。

本来希望梅特涅家族的车会到埃格尔来接我们，却不见车子的踪影，只好又等了两小时，搭上一辆慢车，清晨5点才抵达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内有冷晚餐等着我们，吃完后，我躺在塔蒂阿娜的床上和她聊到天亮。

柯尼希斯瓦特　11月29日，星期一

花一整天时间描述我们的历险过程；现在很难让没经历过的人了解柏林城内的景况。晚餐后每个人都立刻上床睡觉。

我很不习惯这里全然的寂静。

我利用这段清闲时间将过去几天的经历写下来，却傻得在吃晚餐时将唯一的一份拷贝放在写字桌旁篮子里的一堆木柴上。回来后发觉日记已被过度认真的女佣喂给暖炉了。我立刻重新敲出整个历险，因为我知道以后绝对不会想做这件事。

——蜜丝注（写于当时）

从1943年11月18日柏林首次遭到密集攻击，直到1944年3月的大突击（期间该城不断遭遇间歇性轰炸，直到1945年4月被苏联军队占领为止），柏林总共被轰炸了24次。到这个阶段，每次前来攻击的机群都多达1000架，投下1000—2000吨的炸弹。尽管大部分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造成上万居民死亡或残废，150万人无家可归（这个统计数目不包括上万名未经登记的战俘及外国劳工），德国的对空防御系统——严密之高射炮网及雷达导航的夜间侦察战斗机——效率却奇高，柏林大部分工业区因此得以继续生产作战物资，产量几乎未减。英国史学家黑斯廷斯写道：“就作战的观点而论，柏林空战彻底失败……柏林胜利了，它牢不可摧！”（

<i>Bomber Command</i>，London：Michael joseph，1979）

一般说来，哈里斯空军元帅的“区域性轰炸”（盟军的正式用语）或“恐怖轰炸”（纳粹宣传部立刻为之冠上颇名副其实的称谓），从未达成目标。除了物质上的破坏，包括数不尽的世界文明瑰宝（纳粹因此又称之为贝德克大轰炸[22]！），以及大量平民死伤（多为未参与生产的老弱妇孺），许多主要目标，诸如兵工厂（这时多已分散或迁入地下）及铁路线（都在数小时内修复）直到战争结束仍运作不歇。至于德国大众，虽然因哀伤、体力耗竭及营养不良变得士气低落，却从未真正服输。必须等到盟军及苏联军队联合以传统战法攻占柏林之后，德国才终于投降。

11月30日，星期二

办公室发来一份电报：“我们期待你立刻回来上班。”讨厌！同时父亲和我都开始严重咳嗽。医生认为是支气管炎；在柏林受寒受冻，加上吸入一大堆烟尘的结果。艾伯特母女一到马林巴德也病倒了。

12月1日，星期三

卧病在床，以防去年夏天感染的胸膜炎再犯。医生已开了一张证明。

12月2、3、4、5、6、7日

都卧病在床，过着备受呵护的惬意生活。

12月8日，星期三

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已前往慕尼黑。他是个非常典型的格鲁吉亚人，想法很东方。我们谈到某人娶了阵亡兄弟的寡妇，他批评说：“这种事只有在欧洲才会发生；全是野蛮人！”

上个星期柏林又遭猛烈轰炸，连续四天了！星期五（12月3日）我半夜醒来，听见外面断断续续传来呜咽的号角声。塔蒂阿娜说那就是这里的空袭警报。你可以听到远处的密集炮响，后来才知道是莱比锡遭到轰炸，几乎全城被毁。

今天下午保罗·梅特涅从波茨坦打电话回来，他住在俾斯麦家，说明天将和他的上校一起回家。听说他将远离前线一段时间，塔蒂阿娜乐得好比上了七重天！

12月10日，星期五

保罗·梅特涅看到柏林之后，大为震惊。

收到伊连娜寄自罗马的信，和我们失去联络后她非常沮丧。家人仍在讨论她下一步该怎么办。父亲母亲对此事意见相左；母亲希望她留在意大利，父亲提议她来跟我们在一起，“全家一起”面对最后的大败局！

12月13日，星期一

我们一起在雪中散步。保罗·梅特涅的上校人似乎很好，对俄国及俄国人赞不绝口，令父母大人很高兴。

12月14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与上校离开；虽然这次回来不算休假，保罗却觉得圣诞节他不可能再回来，只可能在返回前线途中回家停留两天。

12月16日，星期四

罗玛莉·舍恩贝格发来一份电报（她现在维也纳），建议我去做海尔多夫伯爵的秘书（当然没有明讲，都用暗号）。一定是她从中牵线，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参与密谋活动，因此他可能需要一名亲信。这件事必须先和亚当·特罗特商量后再作答复。

和塔蒂阿娜到马林巴德度过一个下午，拜访了艾伯特母女，她们居然想回柏林！

12月20日，星期一

又去马林巴德。塔蒂阿娜烫了头发，我剪了一个较简单的发型，比较适合空袭。

12月21日，星期二

上个星期五柏林再遭猛烈轰炸。我们试着打电话给玛莉亚·格斯多夫，却无法接通，所以改发电报。今天收到回音：“大家平安。夜晚极恐怖。会写信。”

我已申请留在此地过完圣诞假期。

12月22日，星期三

没事就打乒乓球，读很多垃圾书，令父母厌恶。我实在无法专心看别的东西，母亲却一直逼迫我读有关维也纳国会及拿破仑战役的现代回忆录。应付眼前这场战争已经够了，不想再去想别的事情。

因斯布鲁克不断遭到轰炸，奥地利人期望维也纳能够豁免，似乎非常天真。盟军占领意大利的速度并不快，这一连串骇人的轰炸，目的似乎是为了打击德国的士气，协助盟军的攻势。但我认为效果不彰，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面对这么多苦难，政治观点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大家忙着修补屋顶、撑墙、在熨斗上煎马铃薯（我自己就这样煎过一个蛋！），或融雪清洗东西。而且愈是碰到这样的非常时期，愈能激发出人性无私的一面，大家都变得出奇友善、乐于助人——真的是“患难见真情”！

盟军的确等了很久才开始攻击奥地利——希特勒企图统治欧洲的第一个受害国家；它因此被封为“帝国空袭掩体”，许多作战不可或缺的工业都迁往该地，因而决定了它的悲惨命运。1943年8月13日，盟军对维也纳新城发动第一次空袭，结束了奥地利的轰炸豁免权；其他大城亦陆续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