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星期二
打电话去维也纳，本企图阻止罗玛莉·舍恩贝格回柏林，但她已经离开了。
3月8日，星期三
柏林又发生严重的白昼空袭。我们跟那边的电话通讯中断。
珍妮特·S和我都在等包裹。我在等葡萄酒，她在等黄油，但至今什么都没接到。
塔蒂阿娜寄给我一大包信，有许多封是保罗·梅特涅寄来的，描述他在里加的生活；他们喂他吃很好的东西：蛋酒、炒蛋、真正的咖啡，等等，令人垂涎三尺。他现在情况好转许多，但仍非常虚弱。医疗委员会调查了他的病例，大感兴趣，因为他左肺长了个脓疮，还蔓延到心脏，无法开刀，之所以能活命，是因为脓疮自动破了。
安托瓦内特·克罗伊从巴黎写信给塔蒂阿娜，说乔吉前一阵子才被盖世太保召去，讨论父亲寄给他满是“忠告”的信。有时候真希望做父母的能够少干预我们的生活，谨言慎行些，因为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们。
盖世太保将拆开过的信拿给蜜丝的弟弟看，他的父亲在信中表示对于传闻他所参与的“活动”十分忧心。依照逻辑推论，“活动”当然指政治活动，也就是反抗活动。乔吉努力避重就轻，表示他父亲所谓的“非法活动”可能指的是黑市买卖，当时在法国很多人都做黑市买卖。
3月11日，星期六
和玛丹娜·布卢姆一起滑雪去寻找蔬菜，她将在家里烧野兔给我们大家吃。
3月12日，星期日
克鲁曼修柏这里对于生活细节的安排一片混乱，几乎没有煤炭（而我们却身在西里西亚，产煤的心脏地带）；有煤炭的时候，办公室又热得像火炉。所以我们不是冻死，就是被烤死。
玛丹娜·布卢姆烧的野兔美味极了，客人们都待得很晚。我明早5点就得起床，因为必须去波兰的布雷斯劳拿一些替代照片重新建档。
3月13日，星期一
在黑暗中起床更衣，好久没穿裙子，感觉很怪。
幸好开往布雷斯劳的铁路交通照常运作，我10点抵达。那个小城虽然到现在都没遭到轰炸，却十分荒凉。我很快办完正事，迅速游览市集及大教堂。本想在当地一家餐厅吃午餐，但食物实在难以下咽，我胡乱吞下一点不知什么玩意儿做成的汤，赶紧回车站。
几位女士跟我合用一个车厢，其中一位老太太因为在一次空袭后大受刺激，不停摇头晃脑；另外一位失去半条手臂，却还挺乐天的，她将去乡间的一家医院。我觉得到处都脏兮兮的，有人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拿出古龙水在车厢里喷了一圈。抵达希尔施贝格后，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孩加入我们，她刚从柏林来。见到了罗玛莉·舍恩贝格，听说她现在想来克鲁曼修柏跟我一起住。
3月14日，星期二
母亲来信。她很久没有伊连娜的消息，意大利现在的情况似乎很混乱。我突然陷入低潮，到教堂里坐了好一阵子，把所有的事情想清楚。伊连娜一个人待在罗马似乎变得既焦虑又绝望，渴望在战争结束前来和我们相聚——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3月15日，星期三
罗玛莉·舍恩贝格来信证实她的确想搬来这里。我们会寄给她一封正式信函，邀请她永久加入我们的工作小组。她在柏林的表现太急躁，危及许多重要人士。
去普鲁士客栈吃晚餐。他们刚宰了一头猪，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猪的内脏，我仍坚持只吃奶酪。
全德国的电报服务都已中断，如果你希望传出去的信息遗失的话（现在常有这个需要），发电报倒是个好办法。
3月16日，星期四
仍未收到食物包裹，所以晚餐吃烤面包沾火鸡的鸡油。
昨晚军方广播发言人迪特马尔将军坦承东线上的战况并不乐观，因为“泥季”来临，对俄国人有利——我们必须对战果严重逆转有所准备，他说。
盟军方面则轰炸了罗马及斯图加特。最近他们放柏林一马。
3月17日，星期五
舒伦堡伯爵送来一只火鸡，其他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牛一般的存在因此波纹不生。
3月18日，星期六
和玛丹娜·布卢姆出去滑了一整天的雪，积雪很厚。回家时看见珍妮特·S正挣扎着想把大使助理及司机刚用雪橇送来的一箱梅特涅葡萄酒拖进家里。我们立刻开了一瓶，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我送了半箱给珍妮特，感谢她殷勤款待。
3月19日，星期日
仍旧出去滑雪。
回家时发现舒伦堡伯爵已到。他刚接到从土耳其寄来的一个装满坚果、葡萄干和干无花果的包裹，还带来一些咖啡和白兰地，我们庆祝了一番。
珍妮特·S打算回柏林一个星期，因为最近那儿没发生空袭，她甚至想带跟她一起住在这里的小女儿回去，我认为这么做有欠考虑。
3月21日，星期二
今天下午是自从布特纳开除我之后，大家第一次跟他开会。他努力示好，大概决定尽弃前嫌吧。
舒伦堡伯爵的助理告诉珍妮特·S，德军已侵略匈牙利，苏军则占领了罗马尼亚。这个消息尚未正式发表。大好远景！
3月22日，星期三
大清早起来，早餐时喝真正的咖啡，然后珍妮特·S在舒伦堡伯爵助理的殷勤陪同下，带着小孩、冒着小雪出发。能够独处一段时日，我很高兴。现在打算去整理衣服，顺便整理一下房子。
从某些方面来说，克鲁曼修柏的确有一种朴拙的魅力；今早出去买食品，在附近一条小巷里被邮差先生拦住，他在面包店里看见我，然后找遍村里所有的客栈，却寻我不得，只因为有一封寄给我的挂号信。真令人感动！
加班到很晚。成堆的照片和办公室用品从布雷斯劳运来，我们现在想找一辆马车把这些东西拖上山。外交部特别准备了一批香烟，用来贿赂当地人替我们扛东西，因为附近太缺乏交通工具。
我打算趁着还剩下几瓶葡萄酒邀请朋友来家里聚聚。我们仍然缺煤，房子里愈来愈冷；招待客人时，我会把两台气喘咻咻的电热扇全打开。
3月23日，星期四
消息正式公布：匈牙利已被“我军”占领。新任首相是前驻柏林公使斯托捷，我曾在瓦莱丽·阿伦贝格家的晚宴席上见过他几次，因为瓦莱丽也是匈牙利人。印象中的他似乎并不擅权谋。
匈牙利虽然和纳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收回了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失去的大部分国土，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热络，匈牙利派兵前往东线支持希特勒作战的人数亦有限。斯大林格勒之役使匈牙利部队全军覆没，善用计谋的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开始与盟军接触。这一情况被希特勒获悉，于3月17日将霍尔蒂召至贝希特斯加登。趁他不在国内，指示德军占领匈牙利，并指派斯托捷陆军元帅担任首相。
3月24日，星期五
我的食物存量越来越少了。
晚上顺道去看舒伦堡伯爵，他给我看一封发自马德里的电报：17日晚间从巴黎开往昂代伊的特快列车遭法国反抗军爆炸破坏脱了轨，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遇害。电报上没有说明细节，只说葬礼将在马德里举行。他们俩度完假正在返家途中，玛莉亚·皮拉尔刚去瑞士萝实学院探望他们的小儿子；他就是塔蒂阿娜婚礼上的纱童。此噩耗对我们全家都将是一大打击，因为他们曾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晚上待在家里，感到极度消沉。
3月25日，星期六
中午办完公，更衣后，和舒伦堡伯爵及他的助理一起坐上由外交部马匹拖的雪橇，前往我们山谷中央的一个森林小丘普法芬山。外交部现在养了一匹十分神气的种马；相貌像是亚洲人的马夫则是来自阿塞拜疆的苏联战俘。这里的战俘人数不少，因为德军不愿派他们去东线。他们都穿着不合身的德军制服，看起来很别扭，不过一般来说人都很好。
自从德军对苏联发动攻势后，便不断有大批苏联战俘志愿替德国服劳役，令德军大为惊异。这些人来自苏联各地，尤以非俄罗斯人的少数民族居多（如蜜丝提起的这位阿塞拜疆人），他们的土地最近才被划入苏联，不仅在民族情感上，同时在宗教上（如穆斯林）都对莫斯科的无神论统治者非常反感。有些人投效德国纯为机会主义，只是为了不想在战俘营中饿死；但有许多人的动机却是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到大战结束时，这群人的数目竟高达150万到250万之间！
好几位德国陆军将领早在对苏战争初期，便了解到赢得东方战争唯一的方法，必须争取反对共产主义统治者之俄国人民的支持，很快地，穿着德军制服的前红军部队开始出现，起先担任后方辅助部队，后来成为正规作战单位，置于部队前列，以吸引更多的变节苏军。1942年，曾因保卫莫斯科战功彪炳的苏联将领弗拉索夫被俘，之后他和其他几位苏联将领——皆致力于掀起解放俄国的运动——虽然获得多位德军将领，甚至包括某些党卫军高官（最后亦包括希姆莱本人）的支持，却因希特勒坚持反对而始终没有结果。希特勒的计划自始至终不能容纳俄国人，除非用他们做奴隶，反共的俄国人亦然。一直等到1944年11月（苏联军队已包围德军），他才准许弗拉索夫设立“俄国人民解放委员会”，以及一支由两个装备简陋的师所组成的“俄罗斯解放军”。该军团唯一的成就，便是在苏联军队长驱直入之前解放布拉格。他们接着往西走，向盟军投降，但后者援引“雅尔塔协定”，把他们交给斯大林处置。这批“雅尔塔协定的受害者”之中，有许多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国。剩余者或就地枪决，或被送往古拉格劳改，生还者寥寥可数。弗拉索夫本人和他的几位高级将领则于1946年8月在莫斯科被绞死。
山顶上矗立一座小城堡，主人是X男爵。他招待付费的客人，只要预先订位，便可去那儿吃晚餐。我们到达时，男女主人出来迎接，态度迷人，可是当晚餐准备好时，他们却先告退了。我们被带进一间极可爱的小餐厅，铺满褪色的蓝色与白色印花棉布，加上柔和的灯光，全是住在山脚下简陋村庄里的我们许久没接触的东西。晚餐可口极了，最后以水蜜桃和起泡奶油做结束。大家都高兴得像参加派对的小孩子。餐后男女主人再度出现，带我们参观城堡。他们甚至有一间温室，很骄傲地给我们看培养出来的第一朵玫瑰。喝完白兰地后，雪橇来接我们回克鲁曼修柏。
3月27日，星期一
兰曹又寄给我一条火腿。上帝保佑他！
3月28日，星期二
上星期五柏林又发生严重空袭，令我担忧，因为珍妮特·S自从离开后便音讯全无。
去玛丹娜·布卢姆家晚餐。稍后漫画家布伦斯来串门子，我们三人合奏三把手风琴。他来此地停留两周；通常都在夜间工作，白天滑雪，或在我们工作时演奏手风琴给我们听。他才华洋溢，能弹奏的曲目极多，给我们不少指点。他个子很小，很会画画，我猜想其实他是位地下共产党员，对于当今的德国有极“独到”的见解。
3月29日，星期三
雪下个不停。
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从柏林打电话给我，问我塔蒂阿娜是否能够收留里克特一家到柯尼希斯瓦特住；他们家也被炸毁了。空袭发生时是白天，法官坐在办公室的掩蔽壕里，一枚空雷击中他家，他的家人四散奔逃。幸好没有人受伤，感谢上帝！可是现在却无家可归了。我设法联络塔蒂阿娜，但长途电话一直打不通。
3月30日，星期四
柏林来信要我复活节过后去一趟。我很高兴，因为离开“活动心脏地带”这么久，令我难受。我们在此地静态的存在方式，只对疗养身体有好处。
今晚玛丹娜·布卢姆和我正在煮马铃薯当晚餐时，珍妮特·S和她的小女孩拖着一个大皮箱回来了。就在她抵达柏林的那个晚上，一枚最重型的炸弹击中她在城里的房子，地窖坍塌，活埋了11个人。但他们奇迹似的都被救出来了，可是现在她母亲已无处可去，所以我必须搬出去，让出房间。柏林一定可怕极了：停水（每家每天可分配到两桶水，由士兵运送），停电，停煤气……珍妮特好几次在街上引人侧目，因为她化了“挑逗性”的妆，现在大家认为化妆便是不爱国的表现，也没人戴帽子了，最多只能在脸上围丝巾，遮挡烟尘。
3月31日，星期五
整个司忙得焦头烂额。明天西克斯博士、法官里克特和其他几位资深长官将来此地，巡视每一间木屋及小客栈。为了迎接这么重要的活动，煤炭不知从何处大量出现，入冬以来，办公室首次有了暖气，而且塔奈霍夫还上了一层新漆，铺了新地毯。布特纳兴奋得发抖，特别下令星期日从9点到12点，每个人都必须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让人以为教宗圣驾咧！
天气好不容易开始转晴，因此，大家都非常有生气。
4月1日，星期六
因为明天被迫加班，所以今天故意迟到，结果看见布特纳已经在那儿来回逡巡了。他强调说他8点就来了。自从他放弃和我作对之后，现在已将目标转向米歇尔教授；后者每次遭到攻击时，总喜欢回嘴说：“你只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疲倦的微笑！”
4月2日，星期日
9点刚过，抵达办公室。天气又晴又亮。布伦斯的手风琴破天荒被藏了起来，每张桌子上都端端正正摆了识别牌，诸如“照片档案”、“手稿”，等等，以显示我们各有所司。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站在那儿，等待大人物驾临。我、布伦斯和一位柏林来的女同事跑到外面阳台坐下晒太阳，结果被拖回办公室——布特纳想讨论某些照片标题及内文！
讨论到一半，由西克斯博士领头的大队人马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仿佛肚子疼的法官里克特、伯姆、布兰特和西克斯的秘书，索伊斯特太太，再加上克鲁曼修柏的当权人士，如贝兹等。柏林来的众男士都有点儿衣衫不整，因为不习惯滑溜溜的冰雪地面，显然都在来办公室途中摔了几跤。接着大家到阳台上集合，布特纳开始发表关于我们各项“极端重要”活动的冗长演说，令每个人都十分难为情。简直像一出大闹剧！结果西克斯一声不吭开始恶瞪他，他变得不知所措，讲话开始结巴。我站在最后面，靠在门上。等布特纳终于讲完了，西克斯简短说了几句，指示要多腾出一点儿空间建立照片档案（也就是给我！）。说完后又领着大队人马踉跄走下山坡，我们则冲出去滑雪。
接下来三天，西克斯都会在别处忙，所以不会有人来烦我们，但他宣布星期三还要再来巡视一次。
昨天他的秘书索伊斯特太太出其不意来找我，恳求我今天早上务必要到，显然他们都怕我跑出去滑雪！他们疯了吗？有这样一只老虎在我们中间，我怎敢在这么危险的人面前掉以轻心？而且我若在这个紧要关头冒犯他，岂不大错特错，误了即将发生的大事？！
法官和另外两位从柏林来的男士，一路上帮索伊斯特太太提最重的包裹，所以她答应请他们喝咖啡。我提议她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因为她没有场地可用。玛丹娜和我及时赶回家，才刚脱掉靴子，并且警告珍妮特之后，法官、伯姆和布兰特就来了。由索伊斯特太太提供咖啡，我提供葡萄酒，大家聊得很愉快，因为这三位男士是我们司里仅剩的正派人士。他们不知道该带西克斯去哪里，竟问我们吃过晚餐后能不能再带他过来？或许这正是搞好关系的良机。
晚上他们果然带他来了，聚会拖到很晚才结束，唯一感到轻松自在的人是珍妮特。
4月3日，星期一
兰曹夫妇把他们较有价值的财产全从布加勒斯特寄来给住在这里的嫂子。他们那里似乎已随时保持警戒，因为前线愈来愈逼近了。
4月4日，星期二
天气迅速转坏，我趁着法官里克特在这里，计划和他一起去柯尼希斯瓦特过周末。他终于把家人送去塔蒂阿娜那儿安顿好了，我则巧妙地争取到陪他一起去探望家人。不过坐火车会很辛苦，以前只需要五小时的车程，现在得坐18个钟头。
4月5日，星期三
法官里克特不仅说服西克斯博士批准我陪他去柯尼希斯瓦特，而且借着要和我讨论公事的理由，安排我们星期五就出发。
今天阳光很暖和，索伊斯特太太和我爬上办公室阳台的屋顶，在那儿闲聊，不久法官和米歇尔教授也加入我们，布伦斯则打着赤膊躺在角落里晒太阳。法官突然意识到布伦斯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因为每样东西一送来这里，都会立刻贴上“最高机密”的标签，所以大家一致决议，等一下我们爬下屋顶，布伦斯必须立刻发重誓，成为“特殊机密”。
4月6日，星期四
早上听说西克斯博士喝完咖啡想单独见我。我不太确定“喝完咖啡”是什么意思？幸好出去吃午餐时撞见他本人。他故意很夸张地看看表，难道是我离开太早了？你永远猜不透这个人！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又很难戴上“我才不在乎咧！”的面具，隐藏你对他的厌恶和恐惧。稍晚法官里克特来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五点他想见我们两个人。还好，不用单独面对他！西克斯在塔奈霍夫接见我们俩，请我们吃圆面包、喝咖啡和白兰地，先讨论一般事务——如果那也可以称作“讨论”的话——不论提到任何事，他都以他是部里薪水拿最高的人做结束，也就是告诉你，他有权决定一切！
4月7日，耶稣受难节
早上5点起床，到了车站，看见西克斯博士和法官里克特正准备上火车，克鲁曼修柏的掌权人士（贝茨等）集合站在月台上替“我们”送行。幸好坐到格尔利茨便和他分道扬镳。法官和我想搭的那班火车进站时已爆满，就连从窗户爬进去也不可能，我们只好等下一班。多等了三个钟头。经过将近12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在晚上11点抵达马林巴德；幸好一路上法官兴致高昂，时间过得很快。
到城堡后，我迅速更衣，吃了夜宵。这时母亲出现了，见到她，我非常高兴，因为自从圣诞节我一直没回来过。但我们立刻为了某个政治观点开始争执；被迫过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对像她这样活力充沛的人来说很难挨。保罗·梅特涅昨天才从里加回来，看起来很疲倦，不过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瘦，而且心情很好。
柯尼希斯瓦特 4月8日，星期六
天气美极了。这里下的雪比克鲁曼修柏少很多。我跟母亲一起散步健身，进村去看里克特一家。吃过丰盛的午餐——这年头能拥有一处乡间别墅真好！——之后，大家开车出去兜了很久的风。真是可惜，克鲁曼修柏离这里这么远，我不能常来！梅特涅夫妇希望今年夏天能去西班牙——保罗拿了病假。他甚至想开他母亲的车去；那辆车自从大战爆发便一直藏在这里的一座谷仓里。能在私家轿车禁止上路的时候自己开车，令他非常得意。
4月9日，复活节，星期日
里克特一家来吃午餐。法官讲话很有道理，知道外交部现在还有值得信任的同事，令人心安。
克鲁曼修柏 4月11日，星期二
早上4：30起床。火车爆满，一路上被空袭警报追着跑。晚上7点抵达克鲁曼修柏，直接回家，看到很多信件及包裹。
4月12日，星期三
包裹是汉尼·耶尼施寄来的，里面是黄油、培根和香肠，令我非常感动。我们立刻请朋友来分享，餐后喝咖啡。
下午大家在营房里集合，听西克斯博士这次来视察后的错误检讨，其中一条：他发现大家不遵守上班时间。不过，如果在这里碰到空袭，大家可以自由疏散，随便去哪里。很好的建议，他反正别无选择！
和舒伦堡伯爵一起吃晚餐，然后去看电影。
蜜丝当时并不知道西克斯在4月3、4日视察克鲁曼修柏期间，曾经针对德国对欧洲外交任务发表了一次讨论“犹太问题”的专题演讲，主题为：“犹太民族之政治结构”，表示“消灭欧洲犹太人将褫革其生物性储备池”。
4月13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打电话来。他陪同外交部国外新闻司司长施密特全权大使来此地会见斯洛伐克的全权大使兼宣传部部长加斯帕尔博士。稍晚，汉斯—格奥尔格来办公室找我，我们坐在长凳上晒太阳。他讲了一大堆柏林的逸闻，我猜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编的。不过他很会讲故事。
午餐时间，他陪我走上山，去看舒伦堡伯爵替我找到的一间小木屋；我得让出房间给珍妮特的母亲住。那间木屋设备简陋，却有自来水，是一大优点。罗玛莉·舍恩贝格马上就要搬来了，我们俩一起住，或许可以把这里布置得挺舒服。结果我们在俯瞰瀑布的桥上巧遇施密特全权大使；他出乎我意料，竟然很年轻。他将在泰克曼鲍德客栈替国外新闻司开一个正式的宴会，邀请我去参加。
我和玛丹娜·布卢姆及另外几位同事，一起乘坐马车去那里。
宴会中除了我们之外，所有女孩都在国外新闻司工作。大家围坐几张长桌，我坐在施图德尼茨旁，他继续讲他的柏林故事。当大家玩到一半时，施密特全权大使竟然洒了一杯酒在玛丹娜的膝盖上。接着他的斯洛伐克外宾加斯帕尔，邀请我们去他的国家玩，并承诺要送我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一千零一个女人》——他是位诗人兼剧作家。宴会中的酒种类繁多：有白兰地、各式各样的葡萄酒和香槟；三明治也极可口。克鲁曼修柏的市长也在场，他悄悄附耳对我说，觉得我非常神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这滩浑水里混什么？！宴会预计开到很晚，到了半夜2点，我提议我们这一小群人先离开。
4月14日，星期五
春天来了，到处可见番红花从土里冒出来。
玛丹娜·布卢姆和我决定搭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他们的巴士回柏林。巴士明天出发。玛丹娜有假，我则是逃兵。
4月15日，星期六
早上5点起床，到约定地点与玛丹娜·布卢姆会合。一辆白色的煤炭引擎大怪物出现，驾驶员是位乐天派的奥地利人；另外三名乘客也是奥地利人。那辆巴士本来可以载30名乘客。其中一段路程必须走高速公路，但我们却一路走走停停，等待驾驶员替锅炉加满煤炭。开到柯尼希斯沃斯特豪森，停车让一位乘客下车，结果碰上空袭，很多架战斗机在头上盘旋，路旁已出现许多炸弹坑。幸好警报很快解除，巴士继续开往柏林。驾驶员让我们在因斯布鲁克广场下车。
我回格斯多夫家，看见玛莉亚和科尔夫男爵。玛莉亚帮我煮了几个蛋，这时，父亲突然走进来；他来柏林参加俄国复活节庆典。我打电话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他告诉我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住在腓特烈街火车站附近的中央旅馆。现在很难找到旅馆房间，显然是靠海尔多夫伯爵的关系，我打电话请她也替我订一间房。几乎整个下午都在陪玛莉亚。然后走路穿过蒂尔加滕区去旅馆，蒂尔加滕现在一片荒凉，整体来说，柏林的破败景象令人沮丧，触目惊心。
我经过了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布里斯托尔旅馆，乍看之下，它损坏的情况并不严重，旅馆正面，包括阳台，都没倒，可是后面便一塌糊涂：电话机、浴室瓷砖、水晶吊灯、地毯碎片、碎镜子、破雕像，散得满地都是。
到了中央旅馆，接待员对我毕恭毕敬，而且立刻就给我一个房间。我点了晚餐，然后跳上床睡了个午觉。两个小时后，罗玛莉、托尼·绍尔马，以及戈特弗里德的外甥女亚历山德拉·冯·布雷多与基克·施图姆和另外一位朋友出现，我们一起喝白兰地，聊到午夜。
西格丽德·格尔茨虽然想尽办法藏匿她的犹太母亲，她的律师朗本博士（他亦受到怀疑，现在已正式下狱）也非常能干，但她母亲还是遭到了逮捕，而且这次不可能再放出来。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为她感到非常难过。我想起两年前和她及罗玛莉待在伦多夫家厨房里的那次难忘的聚会，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这些可怕的反犹太迫害活动。那时不知谁送我一瓶饭后甜酒“本尼狄克丁”，我们用啤酒杯喝，一边吃所谓的晚餐——干香肠。那是我唯一喝醉的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仍在伦多夫家，罗玛莉则在客厅里替自己铺了张床。
卡尔·朗本博士一直和以前大使冯·哈塞尔及前普鲁士财政部长波皮兹博士为中心的反纳粹团体走得很近。同时他借偶尔必须赴瑞士出差的机会，充当与盟军集团接触的联络人。不过他同时也和希姆莱接触，因为波皮兹希望能说服后者反叛希特勒。朗本于1943年9月被捕，遭到残忍的酷刑，最后被处决。
柏林 4月16日，星期日
我空着肚子赶去教堂领受圣餐，却败兴而归。那儿挤了一大堆人，多为来自苏联的难民和被递解出境的人，我连教堂大门都摸不着。然后又有个粗鲁的家伙挤进我正在使用的电话亭，想把我推出去，我跟他打了一架，终于打成电话给罗玛莉·舍恩贝格，然后返回旅馆。不久，托尼·绍尔马便开车来载我们去伊甸旅馆吃午餐。现在大家都走职员入口，因为前门还没装回去，不过旅馆里却已有50个房间可以住人了！我们很快便找到一张桌子，吃了一顿难得的大餐，包括黄油烧萝卜和极美味的炸鹿肉排（不用配给）。先喝鸡尾酒，接着试了几种葡萄酒，再喝香槟，最后以托尼自备的一瓶白兰地结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样饱餐一顿了。
我们用纸巾把一部分餐点包起来，带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戈特弗里德·克拉姆和父亲也在。戈特弗里德情绪低落，因为瑞士方面不准他再去。以前他经常去那里，因为他和老国王是好朋友，两个人都热爱网球。是不是英国人从中作梗呢？
我们在玛莉亚家待了一整个下午，然后托尼先离开，我独自返回旅馆。因为星期一早晨就得赶回克鲁曼修柏，绝不能错过火车。
克鲁曼修柏 4月18日，星期二
搬出珍妮特的小木屋，迁入我的新房间。距离办公室步行需半小时，因此好处很多。这个房间阳台很大，景观极美。
我在村子里撞见贝茨夫妇，坦白招认自己回柏林过周末，其实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不见了。
然后，罗玛莉拖着一个巨大的皮箱出现。我们俩合力把皮箱拖上山。这里优美的环境令她惊喜，不过她仍坚持只打算暂时停留。
4月22日，星期六
我开始了解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共事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我们俩又是这么好的朋友。
4月24日，星期一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长谈，因为她竟然怪我害她被调来克鲁曼修柏，一个人在生闷气。我很难跟她坦白，其实是因为她行事鲁莽，待在柏林可能危及许多比她涉及即将发生的大事程度更深的人（她当然不自知）。吃晚餐时，我们又长谈了一阵，气氛总算好转了些。
明天将回柏林两周。
柏林 4月25日，星期二
罗玛莉·舍恩贝格送我去车站，帮我抬行李。火车开抵格尔利茨之前的那段路都挺舒服，我甚至还有座位。但一到格尔利茨，我们这节车厢不知为何缘故，必须被解开，乘客因此得离开车厢另找座位。从那里开始我便一直站到柏林。
再度见到亚历克斯·韦特和亚当·特罗特，非常开心，仿佛旧日时光又回来了似的。和他们聊了很久，才去法官里克特的办公室。每个人都正在气头上，因为上面把他们调到隔壁一栋房屋里工作，那儿设备极端简陋，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所以他们决定搬去仍有空房的卡尔斯巴德旅馆。亚当带我回他家喝下午茶，然后载我去搭高架火车。
回波茨坦时，时间已晚，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路格·埃森和让—乔治·霍约斯却在等我吃晚餐。梅勒妮去乡下住了。希特勒的口译官，保罗·施密特大使刚出了车祸，头部两处骨头断裂。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康复，因为他是个正派的好人。同时胡贝上将因为搭乘的座机发生空难已身亡，他刚获颁钻石橡叶十字勋章。
4月26日，星期三
西克斯博士想发行一本新杂志，我仍在为版面设计挣扎。
晚上和玛莉亚·格斯多夫在一起。现在我和他们夫妇见面的时间极少，但他们总是对我这么好！他们把楼下整理得挺像样，客人可以坐在那里，只不过还是很冷。房子前面的小广场景观亦改善不少，废墟里的桃树和风信子现在都开花了，像个小绿洲。
4月27日，星期四
今早去见海尔多夫伯爵。有一位粗鲁的军官想阻止我，但还是被我挤进去了。他一如往常，对我彬彬有礼，我实在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朋友都不信任他。不过我一直相信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的判断力，决定喜欢这个人。后来，他开车送我去阿德隆旅馆，我坐在驾驶座旁边，后座还坐了两名警察局的高官，令我感到非常“安全”，因为全柏林的警界就属这三个人官阶最高。
和图图·施图姆一起午餐。阿德隆旅馆就像《创世记》里的巴别塔，最后一批莫希干人便来此聚集。现在鸡尾酒会已成违法活动，以前我在宴会派对里认识、至今仍幸存的人，大家每天至少都会来这里晃一下。像是今天，我就碰见弗朗茨—埃贡·菲尔斯滕贝格、海尔格·内林、莱莉·霍斯特曼、弗里茨·舒伦堡（他曾经在海尔多夫手下担任过柏林警署副局长）、洛伦兹姐妹、卡尔·扎尔姆，等等。那种“最后据点”的气氛有点怪异。
午餐后去瑞士公使馆找珀西·弗雷；偶尔能站在中立国的土地上感觉真好。然后再去看住在尼可拉斯湖的艺术家利奥·马利诺夫斯基。尼可拉斯湖在柏林郊区，这个季节很美，番红花和杏花到处绽放。
坐在利奥的小公寓里和他一起喝咖啡，他和年长却迷人的母亲一起住；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家庭气氛。利奥的情绪极端低落，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本来替戈培尔的《帝国周刊》做事，戈培尔也常去我们办公室，最近在狱中自杀。利奥怀疑他是被迫的。碰到这种时候，艺术家最难熬。年轻的若没有死，也全部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全躲了起来。不消说，他们的观点是最与众不同的，所以不论如何，都很难生存下去。
我喝了太多咖啡，接下来一整天视线都有点模糊。现在，咖啡是唯一我一有机会便尽量喝的东西，它似乎能够取代其他所有缺乏的物资。我几乎已经戒烟了。
然后我直接回波茨坦。只有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个人在家。他真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对象，永远这么善体人意。可是一旦被他不喜欢的人包围，他就会变得像匹紧张兮兮的马，动不动就受惊似的。
4月28日，星期五
每天早晨路格·埃森都开车载我进柏林，很不幸，他很快就要调回斯德哥尔摩，再也不回来了。我们一定会非常想念他，他就像狂风巨浪里的一块磐石，烟斗永远不离嘴。他的同事现在开始轮流替他开饯行派对，他每天凌晨直到酩酊才回家。
到办公室后，发现每个人都显得很焦躁——“空袭警报15级！”意味着极严重的空袭即将开始。怪的是，直到下午2点都毫无动静。西克斯博士和亚历克斯·韦特提议我陪他们去外国新闻司的俱乐部午餐，谈公事。俱乐部位于郊区，本来位于城中心的那栋神气建筑已经被炸毁了。我们开车经过柏林一片片瓦不存的区域。到了以后，巧遇亚当·特罗特和两位朋友也要进去午餐。我们的桌子在房间正中央，周围坐满德国报界人士和外交部职员。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的上司，施密特全权大使也在那儿；他跟西克斯处得不好（谁又跟他处得来呢？）。为了故意气西克斯，施密特走过来跟我握手，还刻意大声地对我耳语说：“别告诉他，我们在克鲁曼修柏怎么讲他！”
多亏有亚历克斯·韦特在场，午餐吃得还算融洽。我们讨论了克鲁曼修柏的人事问题，有些女职员调去那里之后变得焦躁不安。西克斯现在似乎很习惯在柏林碰到我，即使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只问我来干什么，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并不过问其他。
到施图德尼茨住处和贝恩特·穆姆及沃尔拉特·瓦茨多夫吃晚餐。汉斯·弗洛托特别把他的公寓借给施图德尼茨，我是席间唯一的女孩。有施图德尼茨的派对，气氛总是很热闹，他脑筋极快，舌锋如剑，最喜欢加油添醋，随时可以牺牲任何人。聊天时，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我几乎都快抽筋了。这样的机会还真难得，对我有好处。
4月29日，星期六
一大早天气就很好。路格·埃森送我去乌发电影公司在城中心莱比锡街上的摄影棚，我打算去拿一些德国女演员的照片。我刚开始翻资料，警报便开始嚎叫，很快地，大家全被赶进一间又深又宽敞的地窖里；里面挤了500个人，全是乌发电影公司的职员。我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旁边两个女孩忙着背诗，我则专心阅读塔布依夫人的自传《人们叫她卡珊德拉》。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灯光熄灭，但辅助发电机立刻开始运转。虽然这个公司显得极有效率，但想到我可能会被活埋在这里，而没人知道，仍令我极度沮丧。高射炮不断射击，炸弹不断在附近爆炸，几名护士拿着急救包到处穿梭，而且每隔十分钟就需要两位男士志愿去压气泵，送新鲜空气进地窖。
一小时后，空袭结束。我赶紧选了一批有漂亮脸蛋的照片，继续前往“德意志出版公司”，就是旺德夫尔兄弟以前打扫的地方；但该公司现在已变得一团糟，因为几个月前被几枚炸弹炸中。
这时空气里早已烟尘弥漫，令我的眼睛刺痛难忍。本想赶搭电车回办公室，但看见莱比锡街和毛尔街交叉口上的一个大炸弹坑，立刻作罢；一枚空雷刚在那儿爆炸，炸毁了电车轨道。坑洞大约有四米深、四米宽，四周的建筑都正烧得起劲。幸好当时是大白天，所以看起来还不算太恐怖。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回办公室。这次轮到城里的行政中心遭到轰炸。经过我们办公室本来打算迁过去的卡尔斯巴德旅馆时，看见那里一片骚动。旅馆被三枚炸弹炸个正着，建筑本身已不复存在。我撞见神色惊惶的卡纳普太太，空袭时她和汉内莱·乌恩吉尔特躲在走廊右边那间地窖里，结果左边那间被击中，死了两个女孩，受伤的人也很多；后来听说工作人员花了48小时才把他们全部挖出来。汉内莱说一切发生得太快，她们甚至没时间感到害怕。隔壁那栋陆军人员办公的房子突然倒塌，压住几位站在街上抬水管的人，其中一个男人被困在里面好几个钟头，不断尖叫：“让我昏迷吧！”但没有人能够得着他。
我进办公室露了个面，立刻赶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午餐。在那儿碰见戈特弗兰德·克拉姆、巴格夫妇和其他人。后来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也来了；他说现在有一辆车停在威廉街上，等着载我们去普菲尔夫妇家。我们将在那里过周末。
大伙儿先走地下道，朝威廉街出发，但后来仍需走上地面，因为前方的路被炸毁了。安哈尔特车站的后方看起来一副凄惨样；今天早晨空袭期间，一辆燃烧得像把火炬的特快火车冲了进去，站里早已停了三辆火车等着离站，后来有两辆赶在被炸中之前开出去，但另一辆却被堵死了。
等大家终于走到威廉街，却得知并没有车子在那儿等。我们满怀希望地等了一阵子，最后决定搭火车。
结果在车站碰见布兰肯霍恩，背了个背包。他的心情极佳，因为刚从意大利回来，现在准备绕道去瑞士。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忙乱之际，竟把塔布依夫人的自传留在售票亭柜台上，立刻引起大恐慌，因为那本书在德国是禁书！后来终于在售票亭那儿领回它，某位乘客捡到后还了回去，但同时我们却错过了两班火车。汉斯—格奥尔格开始打电话向他所有的朋友求救，最后终于有一位好心的助人为乐者出现，送我们去C.C.普菲尔家。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又喝了咖啡，全都是用一盏酒精灯烧的，燃料是古龙水，因为没有其他的燃料可用。
C. C.普菲尔家附近的别墅全都租给城内住处被炸毁的国外使节。我们住在阁楼里，因为其他房间全被西班牙人和罗马尼亚人占满了。
4月30日，星期日
和C.C.普菲尔雇用的两位俄国女佣长谈。其中一位24岁，在一次空袭中失去了丈夫和独子，如今孤零零一人留在世间。她人很好，很和善，有机会讲俄语让她很高兴；她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看得很清楚，头脑十分冷静。另外那个女孩才18岁，穿着一身黑衣，围白围裙，每次别人跟她讲话，必定弯膝行礼；人长得极漂亮，就像是戏剧里的法国小女仆。她刚从基辅来，交谈时我们必须混杂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不过却沟通无碍。扬斯费尔德宅邸内的仆役有如民族大会串：俄国女佣、德国厨子和护士、服侍外交官的西班牙人，加上一位法国仆役长；他支配所有的人，大家都尊称他为“先生”。
午餐后，大家收听官方发言：称昨天的空袭为“恐怖轰炸”。我怕父母又会担心，因为我无法打电话向他们报平安。稍晚，托尼·绍尔马开车载我们去布科夫同霍斯特曼夫妇喝下午茶。西班牙大使比达尔和费德里科·迭斯也在那里。后者描述玛莉亚·皮拉尔及伊格纳西奥·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遇害时的悲惨细节；他是奉命去辨认尸体的人。奥亚尔萨瓦尔夫妇和另外一对西班牙夫妇玩扑克牌，赢了他们的睡铺，结果赌输的人倒逃过一劫。唯一令人安慰的是他们当场毙命。韦达问我许多关于克鲁曼修柏的问题，因为所有外国使馆迟早都会迁去那里。我却怀疑他们是否等得到那一天。莱莉·霍斯特曼说伊丽莎白·恰夫恰瓦泽现在在摩洛哥管理一个盟军的救护车单位；战前我们俩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晚上大家在扬斯费尔德，围坐炉火旁议论沙皇宠臣拉斯普京。
5月1日，星期一
返回柏林，天气仍然很坏。谣传英国皇家空军丢了一个花环在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坟上，令这一切的杀戮更显得荒谬而毫无意义。
下班后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和戈特弗里德·克拉姆谈了很久；我们现在成了好朋友。刚认识时他有诸多保留，现在我却发觉他原来感情丰沛。他给我看一个红皮的照片框，里面夹了三张同一个女孩的照片，我认出那是芭芭拉·赫顿。
晚上和珀西·弗雷一起去听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然后去阿德隆旅馆吃夜宵。跟珀西相处很自在；他总保持超然的态度，却又具有极含蓄的洞见，基本上比较像英国人，不像瑞士人。他陪我步行穿过蒂尔加滕回家，后来被我们房子周围的瓦砾绊了几跤，不时还得爬过碎砖堆成的小丘，令他感到惊异；我却没有同感。我们活得像养兔场里的兔子已经太久了。
汉斯（“珀西”）·弗雷博士，当时负责瑞士驻柏林公使馆内的一个部门，该部门的职责是保障几个与德国交战国家的利益。
5月2日，星期二
早上我设法用珀西·弗雷的过期肉票换到一条大香肠，然后到办公室举行小型拍卖，一个女同事用比市价稍低的价钱买走，不过却付给我有效的粮票；可以把它再还给珀西。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工作到很晚，然后搭亚当·特罗特的车回他家，跟他吃晚餐。我们俩的友谊有时让我不知如何招架，所以我一直努力避免这种情况。他是个完全超脱世俗的人，一切思想和作为的焦点都集中在高层次的道德及价值观上，显然和目前德国，甚至盟军那方面的时势潮流格格不入。他属于一个更文明的世界，可惜如今交战的两方皆非文明国家。很晚他才送我回家。
5月3日，星期三
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住波茨坦的姐妹汉娜·布雷多家晚餐。星期六空袭时，汉娜的女儿菲利帕人在空军最高指挥部，空袭开始后她飞奔而出，门房本想拦住她，但她寄了一个皮箱在艾斯布勒拿旅馆内，急着去抢救。结果总部大楼被18枚炸弹炸中，有些炸弹从七楼顶楼一直穿透到地下，地窖里（本来她应该躲进去的）死了50个人，伤者无数。当时我自己也在那栋建筑附近，也很可能躲进去。所以说，凡事都看运气。
布雷多家15岁的男孩，赫伯特，即将被征召进入高射炮单位。他的眼睛美极了，倘若能活过这场战争，将来一定不知迷死多少女人。他的早熟程度和对目前政府的强烈厌恶令人惊异。去年他母亲替我看手相，预言我将离开德国，永远不再回来。这次我再度要求她替我看手相，她仍重复上次的预测。
5月4日，星期四
下午返回波茨坦前，和亚当·特罗特到格林瓦尔德散了一个长步。虽然阵雨不停，但毕竟春天已经到来，尽管春寒料峭，然而到处可见鲜花绿芽绽放。亚当对我叙述他的初恋故事，以及在英国、中国的生活种种，他总是有令人发掘不完的另一面。
5月7日，星期日
清早起床去动物园附近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教堂里没有地窖。我排队等待告解时，警报响了。当时教堂里人不多，大多数都是“俄国劳工”，有些人干脆大声祷告，表情相当坚决。没有人移动，唱诗班继续歌唱。站在那里比瑟缩在不知名的掩体里好太多了！圣像周围的蜡烛全部点燃，圣乐令人深深感动。我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父告解，他劝我“当你回家时”、“爱你的邻居”，等等——这期间空袭警告仍然嗥个不停。起先外面一片寂然，我以为敌机已经掉头了，可是突然之间机群就从我们头上飞过，一波接着一波，数不清。因为天气阴霾，无法射击高射炮，敌机都飞得很低，引擎声响就和炸弹落地的声音一样喧噪，令人无从分辨；让人感觉仿佛站在一道铁路桥梁底下，听一辆特快火车轰隆驶过一般。突然间，圣诗班噤口，信徒们勇敢地继续唱，但歌声断断续续。有一刹那我双腿发软，蹭到圣坛前跌坐在阶梯上。我旁边站了一位修女，脸蛋很美，靠近她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她弯下腰对我耳语道：“你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和所有的圣徒都与我们同在！”看我面露疑色，她又说：“神圣弥撒进行时，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她是如此地有把握，我立刻感到十分安心。迈克尔神父对外面的噪音充耳不闻，继续吟唱。等到领受圣餐时，喧嚣逐渐平静。礼拜做完，我觉得自己仿佛已老了50岁，精疲力竭。
后来听说那天早上有50架敌机飞到柏林上空。作战初期，来30架就让我们觉得够危险了。奇怪的是，虽然在理论上我已经完全认命，坦然接受可能会死在炸弹底下的命运，可是一听到飞机引擎声和炸弹爆炸声，仍会怕得全身瘫软，不能动弹，而且这种恐惧感似乎随着每一次空袭愈演愈烈。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只有玛莉亚和戈特弗里德·克拉姆在家。戈特弗里德被困在一个地窖里，本想阅读叔本华，却忍俊不禁，因为周围坐的老太太全用毛巾捆紧下巴，里面塞的湿海绵突出来，仿佛长了胡须似的；想必是预防被燃烧弹灼伤的措施。
稍后我们到城中心走了一圈，菩提树下大街、威廉街、腓特烈街全部灾情惨重，到处都在冒烟，且出现了许多新的炸弹坑，不过美国炸弹——美国人白天来，英国人晚上来——所造成的损害似乎比英国的少些。美国炸弹以水平方向爆炸，英国的炸弹却比较深，因此遭到美军轰炸的建筑物较不容易倒塌。
5月8日，星期一
很早便到办公室，一片冷清。外面再度发布“空袭警报15级”——最危险的指数。我本想调出一批“重要”文件，秘书却不肯给我，因为所有文件都必须留在安全的楼下，等待危机解除。结果在《生活》杂志里看到一篇报道，大大恭维我们司的工作成绩，贬了美国类似的情报机构一顿。
亚历克斯·韦特刚出差回来，带来一大罐雀巢咖啡。大家坐下来吃第二顿早餐，再抽根烟。
后来听说机群已飞往别处，大家才刚坐定准备开始工作，警报就开始呜咽，众人鱼贯走下楼，进入广场内的掩蔽壕，诺伦多夫广场的地下车站——一个小得可笑的四方水泥盒子，由几阶楼梯通往地心。车站里有数不清的走道，头顶上铺一层薄薄的泥土。沿着走道全是用小块瓷砖参差不齐砌成的石墙；仓促建成，都只达普通墙高度的一半，显然是准备在被炸中时分散空气压缩力……
我们试着避开上方有建筑的地点，选择站在街道下方；这么一来，除非被炸弹击中，否则不会被别的东西压住。进来躲避的人潮络绎不绝，我和法官里克特待在一起。待爆炸声愈传愈近，法官开始全身发僵；他现在状况不好，总是替家人担心。我试着跟他闲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却被他打断：“如果屋顶被炸开，你一定要立刻趴在地上，用双臂抱住头……”另外一位同事选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昨晚他家被炸弹直接命中全毁的血腥细节。这次空袭似乎很严重，但警报很快就解除了。
回到办公室后，发现水管爆了。我下楼到街角的抽水机接了一罐水，因为大家想用亚历克斯的咖啡提振一下士气。
珀西·弗雷和我约好一起午餐。我们穿过街道，走去伊甸旅馆。有三枚炸弹炸中旅馆内的中庭，将内部炸个粉碎，但外墙还站着。经理和侍应生腋下夹着餐巾在街上跑来跑去，毫无效率地试图清理碎砖和灰泥。街道正中央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坑，就在地窖出口附近。由于所有水管都爆了，困在地窖里的人此刻正游出炸弹坑。柏林又承受了不知多少枚炸弹，街道似乎都被炸沉了，同时整个城弥漫一股浓重的煤气味。
我们继续走到施泰因广场旅馆，在那儿午餐，然后在雨中走回办公室。珀西会去柯尼希斯瓦特过圣灵降临节。
晚上克劳斯·B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接我，晚餐后开车送我回波茨坦。这是个民胞物与的时代，我终于在逃避他多年之后，开始跟他讲话。最早的时候他先在街上跟踪我，有一天干脆踱进我们办公室；他的厚颜令我咋舌。我一直不清楚他的背景和他的工作，他长得很英俊，可是像他这样年龄的男人居然可以自由地在欧洲到处旅行，而不被征召入伍，实在可疑。他一再尝试想跟我做朋友，甚至自愿担任我们的“家庭邮差”，替我们和住在巴黎的乔吉和表亲们传信（他似乎常去巴黎），但全被我礼貌却坚决地拒绝了。不过他仍然设法和我在巴黎的表亲们见了面，并且带了一封信给我。他也认识安托瓦内特·克罗伊。不过他的职业至今仍是个大问号。
5月9日，星期二
明天回克鲁曼修柏。亚当·特罗特载我回他家吃晚餐。他帮我提我得带回克鲁曼修柏的一大堆书。稍后，他一位年轻朋友，维尔纳·冯·海夫腾（我们人事室主任的弟弟，现在陆军补充部担任参谋）来访，两人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谈了很久。然后亚当送我回波茨坦。回家后警报开始响，不过又是一次“骚扰空袭”；许多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漫无目标乱投炸弹。我乘机收拾行李，等到飞机离开之后才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