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酱瓶装满水回房间；虽然旅馆每天会在房客的盥洗池里放一小杯水，不过因为空气里满是烟尘，很容易口渴。最近我都趁着空袭期间在医院里洗澡，不过现在这么做已变得太危险，我不敢了；况且就连医院里都缺水。所有战俘，包括那批飞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只要还能走动，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虽然大家都知道池里的水污染严重，仍照用不误，甚至用来煮饭。卫生标准每况愈下，护士亦开始接种霍乱疫苗，因为布达佩斯已经开始流行传染病了。不过我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多想或担心。
我即将搬去维尔切克家住。西西下周将与她的医院一同撤退，但她的哥哥汉西是预备军官，虽然负伤，仍须留守城内，直到苏军攻来。至少他能提供我苏军进展的最新消息。已开始运送行李到赫林街。
工作人员终于挖出一条路，通到赛马俱乐部坍塌的地窖内，并开始掘出尸首。那股臭味令人作呕，留在鼻内几天都不散。通常我都骑自行车绕到史蒂芬大教堂，避开那条街。
3月26日，星期一
今天是接下新工作的第一天，非常忙碌。
昨天我和卡里·维尔切克叔叔正在前往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昨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的路上，警报响了。空气中烟尘弥漫，太阳已下山，我们坐在圣米歇尔广场的教堂石阶上，弗朗茨·塔克西斯偶尔会过来向我们报告敌机的方位。
上个星期六，卡里叔叔告诉我，当萨佩哈夫妇终于获准携带财产（是他们从波兰逃出来时，用一辆卡车运来的）离开维也纳时，半夜打电话给他说，车上还有些空间，可以带一些波托茨基母子寄放在列支敦士登皇宫内的东西走。卡里叔叔马上带一批可以立刻取出的箱子过去装车。等他们离开之后，他盘点了一遍。波托茨基家族的兰卡特城堡内拥有世界闻名的瓷器、家具及华托和弗拉戈纳尔的名画等，全是他们家族的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凡尔赛宫遭掠夺时廉价购得的。多亏戈林出面干预，这些宝物才安全抵达维也纳。不过，卡里叔叔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说，被萨佩哈夫妇的卡车载走的那批东西，却是波托茨基家族的交响乐队乐器！当然这些乐器也算得上是18世纪的古董，不过你可以想象可怜的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开箱时的表情……
3月27日，星期二
在医院里出了糗：我替几名士兵颁授勋章，却不知道只有院长才有权利颁奖。但公文放在我桌上，注明这件事必须立刻办！结果院长气坏了，因为他把这种事看得很认真。
回家途中，看见格察·帕贾斯维奇的汽车停在圣米歇尔广场上；他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夫。我吓了一跳，手里抱的东西都掉了，因为这里没人有这么大的胆子，除非不怕死。他虽在匈牙利出生，却持有克罗地亚护照，因为他们家族的产业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他有一位兄弟本是克罗地亚驻马德里大使，后来投奔同盟国，他因此受到拖累，刚被克罗地亚外交部解雇。格察来接西西，如今却困在维也纳城内，必须等找到足够的汽油后才能启程。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布里斯托尔拿我的手风琴，回来时想试另一条捷径，结果那架该死的手风琴就在我经过赛马俱乐部时掉了下去，我弯腰去捡，却撞见停在瓦砾堆前的一辆卡车。那地方还是一股可怕的臭味，我抬起头，赫然看见卡车后面装满没绑紧的布袋，最靠近我的那一袋里伸出一个女人的两条腿，虽然还穿着鞋，其中一只鞋的鞋跟却掉了。
格察载我回医院，我发现西塔·弗雷德的情绪极怪异。她溜进我办公室，悄声对我说，她有话不吐不快：自从手术病房被炸毁后，病患床位变得非常挤。以前地窖里有所谓的“水疗单位”，这是奥地利人的发明，非常有用，里面摆了很多澡缸，让脊椎受伤的病患日夜躺在温水里，甚至让他们睡在水里，从来不移动；不仅可以防止骨髓渗出骨头，同时能减轻许多痛苦。以前我常去那里探望一位俄国战俘；他非常年轻，伤势严重，整天都在哭。我希望用母语跟他交谈可以让他好过一些，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吹口琴，感觉好多了。可是自从停水后，我们必须把这些病患抬回干床上。有一名塞尔维亚人不知染上何种坏疽症，味道非常难闻，不可能让他和其他病患住在同一间病房内，最后只好让他一个人住一间病房，让其他八张床空着。医生早就放弃他了，可是他一直撑着，院方急着用空床，经过“秘密会商”，现在决定让他“解脱”。西塔刚才发现这件事，情绪很坏。她带我去看他的情况有多严重。我们走到他床边，她掀起被单，让我看他已变得跟煤炭一般黑的手臂，西塔毫不费力气就可以用手指戳进他肉里。他一直用询问的眼光看我们，好可怕！
下班后格察来接我，我们把车开到卡伦山坐了一会儿，整理思绪，然后才返回城内，去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告别；她终于可以离城了。接着到布里斯托尔和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一起吃晚餐。我在去旅馆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用一台小独轮手推车推一具棺材，上面写着“冯·拉瑞什先生”——可能是赛马俱乐部的受难者。我推着自行车从他身旁绕过，快要碰到他袖子时才想起来应该问他一件事——棺材是在哪里买的？
维尔切克宫内也逐渐人去楼空：西西的父母和汉西的太太蕾妮，已在十天前离城，如今家里只剩下卡里叔叔、汉西、西西、格察、塔克西斯兄弟（他们家两个星期前被炸毁）和我。
苏军已越过奥地利边境，正迅速推进中。听说德军几乎没有反抗。
维也纳赛马俱乐部会址所在，即位于著名的萨赫旅馆转角处的菲利普斯宫，其废墟于1947年被夷平，改建为公园。大部分受害人尸首一直没挖掘出来，仍埋在地下。
3月28日，星期三
西塔·弗雷德一直坚持要我去找院长蒂姆医生谈话，向他解释我身为一名白俄，万一红军进城时逮住我，将“很不健康”。今天我照她的话做了，结果他回答我，说他是业余的星相学家，根据他最近的计算，元首还会再活十年；也就是说：战争还没有失败！然后他愈说愈激动，最后还对我大吼大叫，警告我最好别到处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否则他会叫当局以“失败论者”的罪名逮捕我，云云。
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但只要我觉得时机到了，我就会逃走。姑且不论我个人的情况，院方对撤离病患与职员毫无计划，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同时苏军已抵达等于是郊区的维也纳新城了！
今天格察·帕贾斯维奇又来载我回家。
3月29日，星期四
西塔·弗雷德开始宣战了。今天她和院长“火爆会谈”，要求被调去拜罗伊特。院长立刻威胁道：“如果再听到别的职员散布失败主义论”，他打算把我们全调到前线去。
今晚我正安静地在办公室里工作，西塔突然冲进来报告最新消息：空军管区刚刚来通知，整个医院，包括伤患、职员及器材，必须立刻撤退到提洛尔去。
格察·帕贾斯维奇来载我回家，我试着发电报给家人，向他们报告最新的好消息，可是邮局不接受电报。火车也停驶了，整座城都陷入恐慌状态。
3月30日，星期五
整个早上在办公室里打包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同时赶办急件。我们奉命将所有不必要的文件焚毁；做这件事我挺乐的，因为反正它们全是官僚公文。但仍有许多伤患需要协助及建议，所以整天都很忙碌。
下午4点，护士长叫我们晚上9点回来报到，第一批伤患及职员将在那个时候离开。西塔·弗雷德和我都属于第一批走的人。格察·帕贾斯维奇和我赶回萨赫旅馆去通知西塔，因为今天她正好休假，但我们没找到她，只留了张条子，然后我便赶回家去收拾行李。
格察一直不相信医院真的会撤退，不断催促我跟他、西西·维尔切克及西塔一起逃走。但他必须先替他的车子取得通行证，而且我们也必须得到医院的许可，否则会被视为逃兵。
以前曾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现在是维也纳市长的席拉赫在城内贴满告示，宣称将把维也纳变成一座堡垒，反抗到底。
席拉赫（1907—1974）的母亲虽是美国人，却很早便成为狂热的纳粹党员，曾在1931—1940年间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接着奉派担任维也纳市长。尽管到后来他亦对希特勒丧失信心，但他仍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而且在“七月密谋”发生后，亦追缉逮捕了不少反纳粹人士。
我在萨赫旅馆前面碰见波弟·富格尔的女儿，诺拉。她眼泪汪汪的，说约好来载她离城的卡车没出现。
西塔和我带着所有能带的行李赶去医院，结果发现院内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离开，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们该离城了。西塔去找护士长谈，最后终于拿到我们的旅行证。院方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离城，但要求我们必须在4月10日到提洛尔位于施瓦察赫—圣维特的空军基地医院内报到，这表示我们有十天的旅行时间。现在到处兵荒马乱；碰到赫格勒教授，他说他准备留下，因为太多病患伤势严重，无法移动，很多大夫亦有同感。现在医生们在开会，谣传将给无望痊愈的伤患打针，免得他们落在苏军手中。
罗玛莉·舍恩贝格在战场上负伤的军官长兄当时便躺在布拉格医院中，几天后他被拖下病床，遭苏军冷血谋杀。罗玛莉有五位兄弟，全部都在大战中死亡。
3月31日，星期六
西塔·弗雷德回医院探望大家。部分伤患及较年轻的护士已经离开，其他人则很惊讶我们仍留在城内。
中午，当局公布一项笼络人心的政策：任何匈牙利牌照的车辆都不准离开维也纳，否则将被没收！格察·帕贾斯维奇的牌照便来自布达佩斯！他无视这项规定，继续搜寻汽油。我乘机四处向朋友道别。彼得·哈比希认为大家都急着离城是件奇怪的事；他打算留下来，不过他年事已长，冒的险并不大；而且他认为维也纳会跟柏林一样，拖很久。我并不同意。柏林是柏林，维也纳是维也纳！——完全是两码事。然后我在歌剧院废墟外撞见瓦利·塞贝尔，他戴着一顶大礼帽，手上甩着一把雨伞——虽然神气，却完全不合时宜。不过他是维也纳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说：“真可怕，不过你又能怎么办呢？我是不走的！”
我们最后再把行李整理一遍。西西·维尔切克不停重新打包她那101个背包，拉斯洛·斯扎帕里和欧文·舍恩伯来帮我们把最后几样东西塞进包包里。他们俩才刚从舍恩伯宫的瓦砾堆里爬出来；空袭时，他们还来不及躲进地窖里，一枚炸弹已落入王宫的中庭内。整栋建筑损坏严重，现在他俩想在瓦砾堆里找出厄文的射击纪念奖品；他有很多银座象牙，还有两头红毛猩猩标本，可能都毁了。拉斯洛打算回他自己的产业去，但那个方向已经可以听见枪声。苏军已逼近维也纳巴登。
格察此刻大显身手：他同时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跟三批人约好见面；又不断到各个炸毁的地窖内跟可疑人物约谈，那些人都答应以天价美金卖他汽油，简而言之，他兴奋得要死，却让我们三个女人愁眉苦脸守着包袱，等待奇迹发生。
我带他去帝国旅馆找桑德罗·索尔姆斯；桑德罗是外交部官员，将决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傀儡政府人员的命运，把他们撤退到萨尔斯堡郊区去。我们不敢告诉他，格察已被自己的外交部踢出来，只拿出他的克罗地亚外交人员护照，作为他持有匈牙利牌照车辆的理由。可怜的桑德罗却向我们抱怨，自从席拉赫上台之后，他已被架空；他接着建议我们去包豪斯广场——过去是前奥地利帝国首相的王宫，现已改为席拉赫办公室。
格察进去捋席拉赫属下的虎须时，我坐在车里等；他去了很久，我本想跟进去找他，却怕车子被没收充公，不敢离开。后来他终于出现了，毫无进展！现在他才开始自责，把我们延误在维也纳全是他的错。他说那群下僚态度友善，立场却很坚定：所有证件都需市长亲自签名，但现在他不在城内。明天再来吧！
回到维尔切克府邸，发现每个人都极端亢奋。汉西的军营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形形色色的人潮不断经过门房小屋前方：提水桶的安妮·图恩、扛梯子的欧文·舍恩伯（他还想挖出他的红毛猩猩）；胸前戴满勋章，蓄一把黑色大胡子的弗瑞兹·霍恩洛厄刚从西里西亚逃出来，带回来一大堆描述苏军集体强奸女人、滥杀无辜的恐怖故事，听得在座男士，从卡里叔叔开始，惊惶失措。西西和我决定，如果格察明天还想不出办法来，我们俩将徒步逃亡，否则卡里叔叔可能会狗急跳墙，惹上麻烦。
大战末期，约有一亿德国人从他们位于东欧及欧洲中部的家园仓皇逃难，约有50万人死在路上，许多女人被强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一起午餐，我们用塔蒂阿娜寄给我的最后一批粮票买来巨大的炸肉排，放在酒精灯上烹煮，虽然十分油腻，却极可口；并用塔克西斯家族上好的葡萄酒（都是弗朗茨从被炸毁的图恩—塔克西斯宫地窖内抢救出来的）冲下肚里去。虽然有点浪费，但留给入侵者更可惜。弗朗茨的兄弟维利，似乎参加了奥地利某地下反抗军组织，一副极神秘的样子冲来冲去。
这正是称为“05”的军事组织，他们与其他反纳粹地下组织互通声息，协调行动。大战一结束，该组织成员便成为重建奥地利民主政府的主要人士。
晚上弗朗茨安排了一顿真正的送别晚餐。现在逃难队伍又多加了格察的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这么绝的名字！他刚带着老婆和许多孩子从克罗地亚逃出来，现在坐在这里，认定格察会带他继续往西逃。西西·维尔切克的表姐，吉纳·利希滕施泰因（她嫁给了执政王子）寄给她一瓶很特别的镇定神经的补药，我们轮流对着瓶嘴大口吞，很快就把整瓶喝光了。我不停用我的小酒精灯煮咖啡，保罗·梅特涅的最后一瓶白兰地也壮烈牺牲了。
卡塔林·金斯基和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弗雷迪·保洛维齐尼因为也持有匈牙利汽车牌照，现在和格察同病相怜。吉嘉·贝希托尔德本来开了一辆装满粮食的汽车过来，半路上遭盖世太保拦截，没收了所有的东西，车子充公，叫他以后只能靠走。他年轻的时候可是风流倜傥的著名公子哥儿。帕里·帕尔菲也是，现在他也被困在城内。
这批人在大战期间一直活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中，住在商店里堆满商品的国家里（对德国占领之欧洲各地而言，布达佩斯直到前一阵子仍如圣地麦加），有宽敞豪华的家族产业可栖身，不用服劳役，不用吃苦，更不用担惊受怕；他们经常浑然不知或根本不在乎战争到底为何物。如今，在一夜之间，他们的世界整个垮了，苏军占领他们的家园，所到之处，无一幸存。随着苏军不断前进，难民潮的国籍亦不断改变，最新的一波来自多瑙河对岸的伯拉第斯拉瓦地区。
俄军已进驻但泽，那正是大战发轫之地。
4月1日，星期日，复活节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大弥撒，不知日后是否还有缘再见，尤其舍不得右边小教堂内塔蒂阿娜最钟爱的那尊圣母像。稍后到凯恩特纳街上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小教堂内祈祷。
格察·帕贾斯维奇又去了包豪斯广场一趟，结果他们说席拉赫仍未回城。西塔·弗雷德听到这个消息后，秉持一贯作风，决定接管大局；她说席拉赫现在一定躲在卡兰堡特别建造的私人掩蔽壕内，又说她认得他的高级副官韦斯豪夫，要亲自去对付他。说罢便领着格察开车走了，留下西西·维尔切克、梅利·克芬许勒和我，在充满悬疑紧张的气氛下午餐，吃附近茶室供应的难以下咽的三明治。
梅利依旧很平静，计划在最后一分钟驾着她的马车溜出维也纳。我们谈到在这里认识的年轻男士们，多数似乎都已化成空气消失了，甚至没跟我们道别，更遑论帮助我们。或许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男人的情况可能比我们女孩更危险。即使如此，我们仍忍不住慨叹身为所谓的“弱者”，并没有得到应得的保护。仅就这一点来看，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差别再一次有天壤之别！要不是还有照顾我们无微不至的格察，谁会管我们呢？
一夜之间，席拉赫神经兮兮的宣告，便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张贴，一再强调大家必须保卫“祖先的土地”，不受“最后一批野蛮人”的侵犯；他不断引用17世纪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战胜土耳其人的例子。
西塔与格察终于回来了。这一次，轮格察坐在车内，由西塔攻入圣地，将所有奴才小人推开，直接扑向席拉赫的高级副官韦斯豪夫——有时候弗雷德双胞胎姐妹结交的奇怪朋友还真有用处——韦斯豪夫很快带她去见席拉赫。西塔提起她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交情——霍夫曼是希特勒的御前摄影师，恰巧也是席拉赫的岳父，接着要求席拉赫核发特别许可证，让格察离城。起先席拉赫似乎愿意合作，可惜在打了一通电话后，口气大变：“我刚才听说帕贾斯维奇伯爵已不再是代表克罗地亚的外交官了！”西塔表示她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接着解释格察必须载三位护士去新单位报到。席拉赫答说他爱莫能助，但格察可以等他撤出所有大使馆时，跟他的旧同事一起走，否则只好留在维也纳；其他免谈！西塔回家见到我们之后，还为韦斯豪夫掉了一滴清泪，因为他在分手前对她说：“永别了！我们将死守在这里，直到城亡！”我十分怀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在最后一分钟逃亡。
维也纳被苏军攻陷之时，席拉赫果然逃往西方，并轻易混入美国人之中找到工作；后来自首，结果在纽伦堡大审判中因反人道的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他是少数认罪的人之一，自忏教导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信仰后来变成杀人魔王的希特勒。
格察当然不可能和他的旧同事一起走，他们彼此蔑视。最后，我们女孩子决定自己上路，减少格察的负担；若不必替三个女人担心，他的出路一定比较多。接着弗朗茨·塔克西斯（少数留下来的“忠实”男士）被派去车站查询火车出班表，回来后报告大部分火车都已停驶，但仍可试试往返于维也纳与林茨之间沿多瑙河行驶，经过各个种葡萄小村落的多瑙线。下一班预定凌晨4点发车。
我们叫西塔回萨赫旅馆去睡个午觉；西西消失在汉西房间内，与哥哥话别；格察和我则继续煮咖啡；没有人更衣。格察告诉我，他现在联络上三名党卫军内身份可疑的低级军官，愿意给他假的汽车行照及牌照，条件是载他们三个人离开维也纳——沉船上的老鼠都准备开溜了！格察很想冒险试试看，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而且照目前的混乱情势来看，这招或许行得通。
大家在赫林街道别，可怜的卡里叔叔看起来很不快乐；谁知我们何年何月才能重聚？！然后格察载我和西西去弗兰茨—约瑟夫车站，途中接了西塔。我们都没带重的行李，像是毛皮大衣等；格察答应会尽量替我们带，万一没空间，也只好算了！
恩斯河小城 4月3日，星期二
车站管制非常严格，所有人都必须通过检查。幸好我们都持有盖上官印的合法旅行证，可以合法旅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证件上面写着：“德国红十字会护士玛丽·瓦西里奇科夫。奉派前往空军4/XVII医院工作”；接着注明任何与上述目的地方向不符的旅行路线，将视同逃兵处理。
火车自然相当拥挤，西西·维尔切克和我挤进一节车厢，西塔·弗雷德挤进另一节。我们准时离站，但大家都十分惦挂格察·帕贾斯维奇。车行如蜗步，我们根本没东西吃，很快便饥肠辘辘。将近中午，刚离开克雷姆斯不久，第一批敌机出现，对我们颇感兴趣，火车立刻躲进隧道，待在里面长达六个钟头，敌军轰炸机就在这段时间内将克雷姆斯炸个粉碎。
她们搭上的那班火车是最后一班，因为那次空袭将剩下来的铁路线全部炸断。
西西除了携带一个背包及几个小包袱之外，还在胸前紧紧抱住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里面放了几百万马克和数目差不多的捷克银币；那是维尔切克家族全部的现金财产。西西必须把它交给她在卡林西亚的父母，我可以想象那个钱盒一路上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麻烦。
在隧道内感觉仿佛就要窒息了，于是乘客纷纷下车走到出口外面。大家可以看见头顶上有大群轰炸机朝维也纳飞去。等到火车重新开动时，天色已黑。火车走走停停，每次停车，西西都会下去在车旁舒展一下筋骨；我们都开始抽筋，疲惫不堪。这时西塔也挤进我们这一节车厢，平躺在其中一条长凳底下。离城之前，她在赫林街秉持一贯作风，把所有西西不要的东西全捡起来，收进自己的包袱里：旧平底鞋、没盖的保温瓶、假珠宝……现在这些杂货全跟着我们；因为她说：“你们怎么知道用不着呢……”
半夜2点，一辆货车在我们这列火车旁停下来。西西过去调查，得知它将早一点离站，我们决定换车。三人爬下车后，才发现忘了钱盒，又爬回去拿，再爬上货车。货车车厢都没有门，里面挤满裹着毛毯的人，全是从匈牙利逃出来的难民。西塔不小心坐在一个人身上，旁边的人立刻大叫：“小心！他才刚刚动过手术！”火车终于开动了。晚上月色极美，却也冻得可怕。不久，旭日自多瑙河后方升起。我们在霍约斯家族，即梅勒妮·俾斯麦娘家的家族产业，施韦特贝格停了颇长一段时间，这时又听说原先那班车已迅速赶上来，很快将超过我们。西塔又惊又气，逮住站长，给他看我们的旅行证，并坚持应让我们先走；他只是漠然地瞪了她几眼。她接着去找火车司机，送他香烟——亦无结果。这时原先那班火车冒着烟进了站，长叹一声后停下来；我们又火速爬了回去。不久便朝恩斯河畔的圣瓦伦汀驶去，那将是这条线的终点。
到了圣瓦伦汀之后，我们踉跄穿越被炸断的铁轨，登上另一班驶往恩斯河小城（乔丝·罗森菲尔德家族产业所在地）的火车，并在早晨9点抵达目的地。我们已和格察·帕贾斯维奇约好在那里等他。那时我们已在路上奔波超过24小时，一点东西都没吃。乔丝的家距离车站还得再走半小时，饥饿不堪的我们一路举步维艰，最后终于倒在乔丝脚旁，背包、包袱、钱盒散得满地。看起来一定惨不忍睹！
乔丝立刻开始照顾我们，先喂我们吃早餐，再让我们洗个澡。两个小时后，大家才慢慢恢复人形。她的宅邸和这一带许多乡间巨宅一样，建筑中央留有一块列拱的开放中庭，气氛典雅，诗情画意。乔丝和母亲及两位未出嫁的阿姨（全是好心却挑剔的老太太，看到我们都吓坏了！）住在这里，不过她并不打算留在这里等苏军攻来，早已开始收拾行李。两位阿姨拒绝离开，再加上寄住在这里的霍恩贝格家的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1岁，连同他们的护士，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孩子的父亲，即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于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结果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子，恩斯特公爵，是德奥兼并后第一批被关入达豪集中营的人之一。孩子的母亲是英国人，现在双亲都留在维也纳，公爵希望日后能为奥地利效力。
大家都守在收音机旁，但维也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还帮乔丝把大量颇丑陋的银器装入洗衣篮内；一群在产业内担任农工的法国战俘，接着把这些篮子藏在水泥污水管内封死，埋入花园内。完工后，那批法国人（全来自法国南部）进屋里来和我们共饮一杯葡萄酒。整个过程都在蜡烛照明下完成，免得引起附近居民生疑。掘埋工作虽然辛苦，倒是絮语笑声不断。
德国及奥地利各地农庄都雇用了这类法国战俘，大多数都非常和善，也帮了许多大忙。待战争结束他们恢复自由身之后，又常志愿保护急难中的人，陪伴以前的雇主逃往西方，担任他们的保镖。后来保罗及塔蒂阿娜·梅特涅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逃难的。这些战俘不论政治立场为何（很多人是左派），多数选择徒步走回法国，而不愿留在东欧等待“苏军”来到。
4月4日，星期三
仍不见格察·帕贾斯维奇的踪影。我们决定再等24小时，若他还不出现，便先往格蒙登去。
格蒙登 4月5日，星期二
凌晨4点起床，趁天黑上路。乔丝·罗森菲尔德陪我们走了一段路；她想在附近的斯泰尔城内找到一家美容院。结果我们碰上两名酒醉的士兵，他们老远从匈牙利边界走来，一路通行无阻，可见德军阵营的混乱情况。
早上10点便抵达林茨。车站附近仿佛一大片废墟地，人潮万头攒动，看了令人十分沮丧。希特勒本来希望将林茨变成艺术大城，眼前却只剩下一片残破。
由于下一班开往我们下一个目的地阿特南—普赫海姆的火车下午2点才发车，又没地方寄行李，我们只好拖着行李鱼贯走进城里。天气燥热，西塔·弗雷德拖着大包小包塞满旧鞋、无盖保温瓶和西西·维尔切克其他垃圾的行李，落在后面。我们哀求她把那些垃圾全部扔掉，但她坚持不肯。
最后终于找到一家没被炸坏的旅馆，他们让我们进去梳洗及休息。然后再上街找邮局，想发电报给家人，却遍寻不得。我决定去找肉铺，结果非常自豪地带了半磅香肠回去。但西西和西塔都认定那是马肉或狗肉做的，坚持不肯吃；我只好把香肠送给女侍应生，令她大乐。喝了点稀汤后，西西和我到公园里坐在长凳上晒太阳，四周全是炸弹坑。后来警报响了，我们奔回旅馆取出行李，带着西塔赶回车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被困在林茨，或躲进林茨的掩蔽壕内。
车站里闹哄哄的，没有人知道该往哪里去。西西眼尖，瞧见一列火车停在另一条铁轨上，正开始冒蒸气，而且似乎朝着我们要去的方向。我们赶紧爬上车，静观其变。结果我们非常幸运，火车为了躲避即将发生的空袭，提早离站。
阿特南—普赫海姆是通往格蒙登与萨尔斯堡的重要转车站。下车后我们先进村里，村里只有一条街道；红十字会已接管所有的客栈，发放中心请我们喝汤。据说伤患不断朝这个方向涌来。看见那些皮肤被晒得红红的、制服浆得笔挺，且态度友善的护士，令人惊喜。这里似乎离战争还颇遥远，当地邮局甚至让我发电报给母亲；只不过不知她是否能收到。塔蒂阿娜在汉堡，距离太远，根本不必尝试。
下午5点登上驶往格蒙登的火车，西西和我在那里下车，西塔则继续坐到艾尔特蒙斯特。下周我们再会合，一起前往施瓦察赫—圣维特。
我们对格蒙登的第一印象不太好，等了很久才等到一班电车，不过后来渐渐习惯不时的耽搁。电车载我们到湖滨大旅馆“施万”前的市集广场；广场上也一片混乱，一辆辆载满从维也纳逃亡人潮的卡车不停驶来，这些人无处可去，下了车后便拎着包袱席地而坐。我在人堆里认出一位西班牙外交官。
我们徒步走上一个陡坡，抵达柯尼金别墅。别墅最早由坎伯兰伯爵建造，现在属于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未出嫁的阿姨，奥尔加。那栋建筑乍看之下像是已荒废了，我绕到后面马厩去找人。西西则被一条巨大的猎狼犬困住，动弹不得；狗围着她绕圈子，吠个不停。产业内插了好几个“内有恶犬”的告示，让我们有点担心。后来终于有一位德国上校的太太开门让我们进去，她自己也带着两个小女儿在逃难。然后她唤来一位典型的旧式侍女——戴着夹鼻眼镜、头顶上梳个髻的施耐德小姐。后者领我们上楼，把我们安顿在主卧室内。主卧室很小，摆了一张窄床，床尾放一张长椅。我们俩抽签决定谁睡哪里。施耐德小姐很不开心；虽然克里斯钦通知她我们会来，她却不知道确实的日期，所以没做好准备。其实我们满心感激克里斯钦，哪还会埋怨呢？！那位上校夫人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她人很好。饭后我们泡了一个舒服的澡。整间浴室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贴满了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皇族的家族照片。
这时我们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声，原来是格察·帕贾斯维奇！他和他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一起开车过来，一路平安，而且似乎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和大衣都带来了。不仅如此，格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拖车，挂在车后，上面堆满其他朋友留下来的东西。即使在这种非常时期，有胆识、有决心的男人仍能有志竟成！他唯一丢下的东西，便是我淡紫色的手风琴，和西西的一只皮箱。
我们坚持要他们留下来过夜，但睡在哪里呢？这栋房子虽大，但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从附近一座城堡（已改成医院）运来的家具。最后我们两个女孩挤在窄床上，格察睡长椅，卡皮斯坦则睡在浴室一张临时架起来的沙发上。他们叙述了维也纳自我们离开后的状况。
过去几天情势遽变，我们离开的那天下午，西西的哥哥汉西便领着部队移防到阿姆施泰滕。格察和卡皮斯坦次日早晨载着那三名提供汽油、证件及汽车牌照的党卫军逃兵离开，格察同时答应替他们运送所有的行李。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三名党卫军中，竟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即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副总经理，鲁施先生。他人这么好，实在不像一名党卫军，我因此怀疑他为了离城，可能也持有假证件。格察强调他奉派替盖世太保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证件有效期为一个月，他们一行人因此得以自由出入整个萨尔斯堡区域。本来他应该在抵达圣吉尔根之后把车子交给那三个人，但他认为自己已仁至义尽，不打算那么做，于是便让他们在林茨下车。
巴特奥塞 4月6日，星期五
我们把车上行李卸下来，让男士们开车去接格察·帕贾斯维奇的太太阿莉（她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姐）、他们的两个小孩，以及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的太太史蒂芙，和他们的四个小孩，这两家人一直住在巴特奥塞埃尔茨家。我们计划周末去找他们。
但首先，我们必须先申请留宿柯尼金别墅的许可证。格蒙登的纳粹地方党领导极不友善，但市长为人却颇正直，一听到我们的名字（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曾经跟他提过），立刻准许我们住下。克里斯钦也交代过园丁，让我们自由采蔬果，所以看来我们还有希望活下去。西西保持低姿态，因为她未来的医院格蒙登医院还不知道她已经到了。我们去施万旅馆吃午餐，一位刚从维也纳逃来的人告诉我们，苏军昨天已在维也纳郊区弗罗瑞兹多夫的树上吊死了一些纳粹党员。
下午我们搭火车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探望施塔勒姆贝格夫妇。格察再开车接我们回巴特奥塞。埃尔茨母亲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儿子的消息，但据说艾伯特就躲在附近的树林里。
4月7日，星期六
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接着带孩子们出去采蒲公英，拌在沙拉里很好吃。然后去美容院做头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替所有人做饭，很困难，因为没有人有粮票。
格蒙登 4月8日，星期日
早上在教堂碰见许多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像是霍恩洛厄夫妇、帕尔菲夫妇等。午餐后，帕贾斯维奇夫妇载我和西西·维尔切克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路上被党卫军巡逻拦下，虚惊一场！格察拿出他的假证件，他们也要求看我们的；我的证件上注明我应该去施瓦察赫—圣维特，方向跟这里完全不对，立刻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距离目的地还这么远？我解释我离开维也纳的日子比原订启程的日期晚很多。最后领头的上士表示，要不是他心地善良，早把我拉下车，派我去挖战壕了；我反唇相讥，说我以为“六年战争”期间护士的用处应不只挖战壕而已！这场对话不甚愉快，离开时大家都还在发抖。回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西西和我搭火车回格蒙登；我们计划好好休息两天。
4月9日，星期一
天气美极了。我们坐在柯尼金别墅的阳台上晒太阳，享受湖光山色的可爱景观。很快西西·维尔切克就得去格蒙登医院报到了。
今天在施万旅馆碰见埃尔巴赫夫妇；维克托·埃尔巴赫是驻雅典的最后一任德国首长，他太太厄莎贝斯则是卡塔林·金斯基的姐妹。他们刚从匈牙利逃过来，告诉我们卡塔林在林茨被党卫军拦下，所带的东西全被没收——主要是培根、面粉和香肠——都是她老远从匈牙利带来，本来希望做小孩的粮食，维持到战争结束。埃尔巴赫夫妇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可能会在旅馆里住一夜，让我们感觉很愧疚，自己住得那么舒服；然而未经汉诺威家族的同意（他们现在都在德国），我们不敢收留任何人。
4月10日，星期二
西西·维尔切克和由附近那座城堡改建而成的“坎伯兰医院”院长谈过话；他提议就让她在那里工作，这样对她很方便，她每天只需走路穿过公园便可；但她有点犹豫，因为那间医院内没有手术室，而她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在手术室内工作。
4月11日，星期三
陆军上校——他的家人就住在别墅后面改建的马厩里，从兰巴赫开车来看他们。他并不认为德军还能撑过两个星期，建议我最好别尝试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负责率领一个爆破小组，经常和林茨的地方首长埃格鲁伯见面，后者等于是奥地利这一区的国王，是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很爱大放厥词，高谈“抵抗”、“荣誉”，云云。
已有消息传来：我们医院的伤患没有一名安全抵达施瓦察赫—圣维特，只有年轻的护士及一批医生报到。然后我有命令在身，尽管很想待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面对“大崩盘”，但此刻的明智之举似乎仍是上路为妙。格察·帕贾斯维奇会开车送我一程。
4月12日，星期四
上校载西西·维尔切克和我去格蒙登车站。虽然我一部分的行李已比我早一步运走，但我携带的包袱还是很重。开往圣吉尔根的慢车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把行李塞进车窗里，站在车厢外最低的台阶上，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后来警卫走过来命令我们下车；我们绕到火车另一边，等火车开动，再赶快跳上对面的台阶，结果西西两只脚各踏一截车厢，就这样摇摇晃晃上路了，实在很危险。后来一位军医救了我们，他跳到我们后面，保护我们别因为撞上树枝或狭窄隧道的墙壁而掉下车去。抵达圣吉尔根后，格察和阿莉已在车站等我们。
罗斯福总统就在当天死于佐治亚州的温泉镇。
4月13日，星期五
驾车开往拉德施塔特的一路上险象环生，到处都有路障，守卫若非陆军宪兵，便是党卫军。碰到后者，格察便拿出他的假盖世太保证件；碰到前者则亮出他的克罗地亚外交官护照。由于陆军和党卫军彼此仇视，他得分清两者，千万不能搞错。这点可不容易，因为从远处看，他们的制服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已听说弗斯尔（里宾特洛甫以前的藏身处）附近的路障检查尤其严格，好几辆车已被没收，乘客被赶下车子。在一处党卫军设的路障前停下来时，有一群人便不怀好意地围上来，但看见格察的证件之后，却宣称他们是“盖世太保的拥护者”对我们挥手致意，甚至警告我们要多加小心，原来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被一个伪装成宪兵的驾驶员击毙，他们正在追捕那名凶手。
开进拉德施塔特之后，我及时跳上一列正准备离站的火车。火车开动后，格察才扔给我一叠粮票。一个小时后，便抵达施瓦察赫—圣维特。途中经过一处名叫比绍夫斯霍芬的地方，赫然看见铁轨两边围满铁丝网，后来别人告诉我，那里是专门关俄国人和波兰人的集中营，战俘都挤在围栏后，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经过。
施瓦察赫—圣维特是个小村落，四周环绕丑陋的矮山。我下车时已6点，有人告诉我，院长蒂姆大夫正在某间客栈内吃晚餐，我最好去那里跟他报到。步入市集，艾格尼丝护士一把抱住我，她和另外两名护士在一起，三个人都穿着可爱的阿尔卑斯山地农家少女装。她尖叫着跟我打招呼，忙不迭向我报告最新的闲话：目前一切停摆，接下来两周都不用工作。这里的医院受两个敌对集团的控制，其中一个集团正迁往加施泰因温泉……
后来我终于找到蒂姆大夫，他正和另外六七位官员吃晚餐；他劈头便问我：“卡门人呢？”——指的是西塔·弗雷德。接着问我，找到住的地方没有，因为他已无空房拨给我，所有房间都住满了，他只能让我去睡他自己的床！我怯生生地问他，那我可不可以离开，去别家医院工作。他说他以为西塔和我逃了，已向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空军管区指挥部报备——然后猛眨眼睛，补了一句：“不，不，我一定要留你们在这里的手术室内工作。再过十天医院就开工了。”这段时间，我可以回格蒙登，但到时候一定得带西塔回来报到，不得有误！然后他建议和他一起吃晚餐的一位上校开车送我一程。我赶紧将所有行李搬来，包括我事先寄来的东西，和今天手提的几个包袱。我们在晚上8点启程，那位上校和他的驾驶员坐在前座，显得有点紧张。他说现在山区里藏有游击队。我们绕了一大圈经过萨尔斯堡，终于在深夜1点抵达格蒙登。
4月14日，星期六
我虽然因为旅途劳顿已精疲力竭，仍然步行走去艾尔特蒙斯特——往返总计两小时——通知西塔·弗雷德这个好消息。
昨天苏军攻占了维也纳，听说德军根本没有抵抗。
其实“维也纳之役”，苏军自从4月6日便开始围城，战役虽持续不到一周，却历经整个大战期间流血最多、破坏性最大的巷战。
埃格鲁伯首长最近不断在收音机里叫嚣“奥柏多瑙”（纳粹替上奥地利省取的名字）必须作战到底，直到牺牲最后一个人；现在无论情况变得多艰苦，谁都不准逃亡，就连妇孺亦不许撤退，因为已无处可退！他常在演说中引述希特勒的话，不过至少他很坦白，并不企图粉饰太平。同时他表示为了补偿民众，答应加发米及糖。
4月15日，星期日
今天在家休息和整理房间。终于打开行李，把东西放好。
4月16日，星期一
火车已停驶（缺煤），我骑自行车去40千米外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拿留在施塔勒姆贝格家的一件毛皮大衣和背包，往返花了我五个小时！附近乡野极美，可是路边有另一座集中营，可以看见远处的营房，周围全围着铁丝网。这座集中营名叫埃本塞，似乎没有人知道关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人，或有多少人，只听说它是全奥地利最可怕的集中营之一，光是靠近它就令我浑身难受。
埃本塞集中营为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分营，以严苛待遇及高死亡率著称。巴顿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逼近时，党卫军指挥官决定将幸存的三万名人犯关进装满炸药的隧道内，全部炸死，但营中守卫（多为从东欧来的德裔人）拒绝服从命令，所有人犯才逃过一死。如今该营已改建为纪念公墓。
4月18日，星期三
格察·帕贾斯维奇从圣吉尔根打电话来，说他碰见一个在柏林看见保罗·梅特涅的人。保罗终于被踢出军队，正打算回柯尼希斯瓦特。我们本来以为他老早可以离开军队，首先他是个爵爷（王族），而且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外国人，不过当局似乎最近才突然意识到这两点。塔蒂阿娜现在和他在一起。让我们祈祷他们能在柏林环城道路封闭前离开，敌军已逼近城郊了。
4月19日，星期四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找不到足够的粮食。商店里缺货，客栈总是拥挤不堪，而且供应的食物都极可怕，而且我们俩都没在工作——医院里至少还有餐厅——两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中。即使如此，西西仍设法拖延回医院的日子。她过度劳累，整天睡觉，看起来很不健康；在手术室里工作五年后，现在终于累垮了。她长得这么漂亮，如今这副惨相，看了教人更心疼。
4月20日，星期五
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戈培尔发表了一场可笑的演说：“元首常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常在元首的心中！”还有比这更肉麻的话吗？他接着说轰炸后的重建工程毫无问题。然而盟军现在正从四面八方逼近，空袭警报整天响个不停。不过至少像上校的太太就相信他的话；她坚信德国拥有某种秘密武器，将在最后一刻拿出来用，否则他们怎么敢发表这样的声明呢？她坚持要我们跟她一起吃早餐，真的非常好心，因为那便是我们一天里唯一的一餐。
4月21日，星期六
早上11点，西西·维尔切克唤我爬上屋顶去看，天空里密布飞机，从四面八方飞来，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今天天气虽美，对山谷下方的阿特南—普赫海姆而言，却是悲剧性的一天。我们可以看到炸弹如雨点般落下，机群一直在空中盘旋，扔完炸弹后，又飞回我们头顶上绕了一圈才走。空袭时间长达三个钟头。我从未在这么近的距离内观看整个轰炸过程，因为通常敌机来袭时，我们都瑟缩在地窖内。这一次我看得一清二楚，整片大地因爆炸而摇撼，那景象既恐怖又美丽。
4月22日，星期日
倾盆大雨。我们去教堂做礼拜，回家途中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经过我们身旁，让我们搭便车，没想到却突然转弯朝林茨驶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唤起司机的注意，请他停车。有些士兵身上佩戴着骑士勋章被调回前线。他们请我们吃培根。
昨天对阿特南—普赫海姆的轰炸显然造成极大的伤亡，车站里有好几列红十字会的火车停在侧轨上，让我想起两周前我们从维也纳逃出来，经过那里，那一群好心照顾我们、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年轻漂亮护士们！埃格鲁伯答应加发给饥饿民众的米与糖存粮也化成灰烬了。
俄军今天占领了埃格尔，意味着柯尼希斯瓦特也落在他们手中。家人都逃走了吗？
4月23日，星期一
西西·维尔切克终于去格蒙登的医院报到了。我再一次骑自行车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在一间客栈里午餐，和一位11日才从维也纳逃出来的人聊天。他讲了几则民团和党卫军在最后一刻发生激烈冲突的恐怖故事。
4月24日，星期二
西西·维尔切克今天一整天都在医院里洗脏绷带。医院里似乎没有手术设备。她现在发烧了。我仍在设法找食物给她吃。又下大雨！
4月25日，星期三
今天终于出太阳了。我们到阳台上晒太阳，想晒黑一点。下午去湖边骑自行车，坐在湖边休息时，周围的山峦开始发出低吼，仿佛在晃动。附近一定有地方遭到轰炸，却不能确定是哪个方向。听声音仿佛就在附近，却看不见飞机。回家后才听说，是50千米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听起来之所以这么近，是因为群山会制造回音的缘故。西塔·弗雷德打电话来报告最新状况，称贝希特斯加登为“磐石”！
这天美军与苏军在易北河岸的托尔高城外会合。纳粹帝国因此被切成两段。
4月26日，星期四
早上西塔·弗雷德开车来看我们。附近又发生空袭，我们只穿内衣躺在阳台上看飞机。稍后其中一架飞回来在湖上方绕圈子。由于敌机极少单飞，西塔认为那可能是一架被击中的美国轰炸机。起先我们懒洋洋地看着它转弯，后来它突然朝我们俯冲过来，我们拔起脚就往客厅里冲，心想它一定会撞上屋子，尚未回过神来，飞机已坠落在外面的公园里。我们赶紧奔出去，但机身已迅速燃烧，没有人能够接近。据说组员都已弹出机外，但时间短促，似乎不太可能。或许驾驶员想在草坪上迫降，却没有成功。我们都吓坏了。
上校派了几个人来公园里的菜园里种蔬菜。现在大家最大的恐惧便是饥馑。
那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西以及好几名法西斯领袖，一起遭意大利游击队枪决，然后用绳索绑住尸首的脚跟，倒吊在米兰大广场上。
4月27日，星期五
今晚回家时，看到门前停了一辆巨大的灰色汽车。我认出驾驶员正是安托瓦内特·克罗伊的丈夫尤尔根·葛纳（四个月前在维也纳替我们烤鹅的那个人）。尤尔根说他和安托瓦内特来巴伐利亚住了几天，现在奉命前往捷克投入舍纳尔陆军元帅麾下，但舍纳尔的军团眼看即将受围，而且尤尔根的部下都被困在克拉根福。他显然在拖时间。我们告诉他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他答应想办法帮忙。
收音机报道俾斯麦家族在弗利德利斯鲁的宅邸被炸坏，而且有好几个人死亡。幸好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可是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占领埃格尔和马林巴德的似乎不是苏军，而是美国人。俾斯麦家的人又去了哪里？
虽然盟军正从四方逼近，再继续打下去毫无意义，但驻扎在我们这一区的德军一般来说仍非常守纪律，服从命令。
4月29日，星期日
我们让尤尔根·葛纳和他的副官奥尔住在屋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汉诺威家族产业的经理施塔拉克先生看见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开始紧张；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他也不能说什么。而且直到目前为止，所有来暂住的人都是几位王子的朋友，他们绝对不会反对的。尤尔根觉得我不应该回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认为顶多再过一个星期战争就会结束。
气候变了，又开始下大雨，甚至飘了些雪。我们骑自行车去教堂，其余时间都待在屋内。格察·帕贾斯维奇开车来找西西·维尔切克，讨论未来的计划。他已替家人弄到护照，将带全家前往瑞士，要西西也一起跟去，但她放声大哭，坚持不肯。
我去找坎伯兰城堡医院的院长谈过，但他表示，除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空军管区的主任医官放我走，否则他不能雇用我，因为这附近的医院全属于陆军。我们三个人于是决定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请愿，若获得许可，我打算陪格察和西西去穆山几天。维尔切克家族在那里有一座城堡，他们计划待在那里等战争结束。然后我再回来工作。西西虽然不肯去瑞士，却同意和父母住。以后可能就没车子送她去穆山了，而且去那里她至少会有东西吃。至于西塔·弗雷德，她决定不理会任何命令，到本地医院做义工。
经过数月的秘密会商，党卫军中将沃尔夫就在这一天于卡塞尔塔率领所有驻意大利德军向盟军投降。
穆山 4月30日，星期一
我们在阵雨中出发。我仍拖拉着一大堆不必要的行李，万一在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的面谈不成功，还是得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
抵达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空军管区主任医官，他正和一群军官吃晚餐，幸好我穿着制服。他领我进他办公室，听我描述施瓦察赫—圣维特的情况后，立刻发给我一张证书，解除我对空军的义务；表示现在我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工作。我立刻被他迷倒！
现在大家都可以前往穆山了。格察·帕贾斯维奇领队，载着阿莉、西西·维尔切克和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载着所有的小孩居中；第三辆车是雅各布·埃尔茨的，由卡皮斯坦驾驶。每辆车都载满各种稀奇古怪的行李，包括几袋面粉、米和一些罐头食物，全是帕贾斯维奇和艾当莫维奇家族从匈牙利大逃亡沿途搜集所得，而且奇迹似的全保存了下来。
驶过巴特奥塞时，居然瞧见迪基·埃尔茨。大家一阵惊喜，可惜他看起来一副茫然的可怜相；他说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返回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家！
本来一切顺利，后来卡皮斯坦突然不见了。我们等了好久，终于决定下车伸伸腿，这时他才出现，大家继续上路。开了六千米后，西西突然尖叫一声：她把她的皮包和装有维尔切克家族现金财产的盒子，忘在刚才停车的路边了！史蒂芙载着她开回去，到了休息地点，她们看见钱盒，却没找到皮包；便继续往前开了一段路，赶上两位骑自行车的女人，其中一辆的龙头上正挂着西西的皮包。接下来的对话极不愉快，那个女人坚持要把皮包交给警方，后来总算放手，我们这才继续上路。
经过拉德施塔特后，接着进入陶恩隘口；那里下大雪，我们的车子被困住，动弹不得。西西和我只好下去推车，凌晨4点穿着制服做这件事实在不太舒服。这时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突然从转角出现，上面端坐着梅利·克芬许勒，身边堆满大小包袱，俨然一幅难民图画。她果然按照计划，驾着马车从维也纳一路逃来，现在朝她们家族在卡林西亚区的奥什—奥斯特维兹城堡前进。后来总算所有人都穿过了隘口，下到山边，于凌晨5点时抵达目的地。
穆山城堡原来是一座中世纪防御城堡，整个村庄都在堡内，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世界末日一般。我们吵醒了汉西的太太蕾妮，她赶忙替我们安排一切。西西和我共用一张四柱大床，明天我们将出去打听情况，开始计划下一步……
希特勒就在当天，4月30日，进入他柏林住处的地下室内自杀身亡。
几天后，西西·维尔切克和我返回格蒙登，一起进入公园对面的坎伯兰城堡医院内工作。但院内的工作环境极恶劣，我们俩几乎立刻同时感染严重的猩红热，原因是我们必须替自东欧撤退回来的数不清的士兵除虱，当然过度疲劳与营养不良亦使得病情更为严重。
我们躺在家里生病的同时，美军第三军团抵达格蒙登。对我们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没有写日记。所有留在德国与奥地利境内的人，在战后头几个月都置身于世界彻底瓦解的大混乱中，每个人都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如何活命这件事上，其他的事全部拋诸脑后。对我个人来说，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渴望，便是我愿不计任何代价与分散世界各地的家人恢复联络。当时我没有任何一位家人的消息，忧心如焚，而且我知道他们也一定在替我担心。
——蜜丝注（1945年9月）
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团于5月4日抵达格蒙登，翌日所有驻巴伐利亚的德军全部投降。四天之后，即5月8日，欧战正式结束。
西西·维切捷克（现为格察·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对于这一段蜜丝没有写日记的日子描述如下：有一天，一辆载着两位美国军官的吉普车开上柯尼金别墅。由于产业经理施塔拉克及施耐德小姐都不会讲英语，当时在公园对面坎伯兰医院工作的蜜丝便被唤来充当翻译。两位军官很明显地立刻对蜜丝产生极大的兴趣，他们声称苏军正迅速逼近，希望保护她，极力想说服她跟他们一起离开。蜜丝婉拒，表示不愿丢下我一个人。但他们表示过两天他们还会回来，同时禁止我们离开别墅。两天后，他们果真回来了，这一次催促我们俩都跟他们一起走，我们拒绝。他们再一次禁止我们离开，并威胁说我们会被枪杀。这时我们已明白苏军逼近的说法完全是托词，其实他们另怀鬼胎。幸好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两个人。
很快地，我们俩都染上了猩红热，被装上一辆没有车盖的马车拉到格蒙登医院，也就是我原先服务的那家医院。我们俩睡在同一张床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只知道有一阵子外面传来很多刹车声，人们用美国英语大叫、发号施令。接着一批穿着陌生卡其色制服、戴钢盔的士兵，手持武器冲进我们房间，但立刻被医院内的医生及护生推了出去。几天后，他们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了。
对于那段日子，我的记忆非常模糊。只仿佛记得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本食谱，上面印有面包、牛奶及肉的照片，我们俩便开始梦想着享受里面所有的食物。另一次我爬下床，溜进花园里偷拔了一杯红穗醋栗，结果被一位护士当场逮住，她大骂我是贼，我只紧紧抱住那杯宝贝，冲回病房内，然后趁着别人还来不及进来，和蜜丝狼吞虎咽把红穗醋栗全吞下肚去。六周后，医院放我们出院，我俩已濒临饿死状态。
回到柯尼金别墅后，才发现主栋已被美军反情报军团没收，指挥官为克里斯特尔少校。接下来那段日子，我记忆最深刻的，仍是不时折磨我们的饥饿感觉。蜜丝虽在病假期间，但仍是坎伯兰医院的员工之一，我们因此可以领到马肉等粮食配额，美国人允许我们拿到厨房里烹煮。我还记得那种每次看见别墅“客人”所享受的各种美食、让我们猛咽口水的感觉。最后在绝望之余，蜜丝和我想到一招诡计。每次等到美国人快要坐下来用餐的时候，我们便溜到餐厅窗前的花园里制造各种响声，像是搬弄花盆、剪玫瑰等等。当然他们几乎每次都会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用餐（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美军禁止官兵与德国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然后总在吃下大量花生酱和喝下好几大杯道地的咖啡后，整晚兴奋得睡不着觉！
克里斯特尔少校是一位非常有礼貌又善体人意的正人君子，他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命令不断更换的属下规矩对待我们。由于别墅很快成为美军的“周末度假中心”，进行的活动可想而知（直到我们离开，即被遣散回乡之前，我们才搞清楚美军每晚都在一楼公寓内干什么），因此他的这项努力极有必要，也令我们非常感激。
遣散前，克里斯特尔少校特别替蜜丝担心。蜜丝曾经告诉他，她在柏林的经验，尤其是与“七月密谋”有关的那段日子，少校生怕她会因此遭到拘禁，接受审讯。幸好他的忧虑并没有成为事实。
有一天，我们和一群由无篷卡车及马车组成的车队一起离开，随行的是一群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年轻男孩。我们在众多守卫严密监视下，被送去毛尔基兴，接受筛检。那群党卫军小孩几乎立刻被释放，显然都是在大战最后几周内受召入伍，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穿上党卫军制服的。其余的人则需通过坐满三节火车车厢、各种不同审讯人员的质询；那些人不断问我们问题，同时不停拿出成沓的名单与我们的名字核对，想确定我们的确不是重要的纳粹党员。不消说，每位审讯官都觉得蜜丝非常神秘，首先，她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却又自称是俄国人。他们总会问她：果真如此，她为什么不留在俄国呢？显然他们都从没听过所谓的白俄难民！最后我们终于被放出最后一节车厢，临别时两腿还各被刷上一道白漆，表示已经“洗清”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通知我们可以自由离去。对我们俩来说，战争终于在这一刻真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