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神速占领了法国。C.C.普菲尔和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已通过“德国军事情报局”的奥斯特上校打听我父亲的消息，但至今仍无下文。
出生于阿尔萨斯的奥斯特上校（1888—1945，后升少将）是一位出色且勇敢的将领，并坚决反对纳粹。他在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授权下，使该局成为反纳粹人士的庇护地。大战初期，他曾（可能在卡纳里斯默许下）将希特勒的入侵计划泄露给丹麦、挪威、荷兰及比利时的情报局。1943年，几名受他保护的人纷纷被捕，他遭撤职；军中反抗势力由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及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重组。“七月密谋”发生后，奥斯特被逮捕处决，主要因为德国人对留记录有狂热。奥斯特的司机泄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处，盖世太保便迅速地处决了他。1945年4月9日，他和卡纳里斯一起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内被绞死。
6月19日，星期三
蒂尔曼斯一家从立陶宛抵达柏林。德籍俄裔的他们是立陶宛的重量级工业家族。苏联入侵前两小时，德国公使策希林和我以前的上司——英国公使普雷斯顿同时警告他们，劝他们立刻离开。但他们持有德国护照的儿子决定留下，希望能保住一些产业。
6月20日，星期四
今晚回家时，发现父亲从东普鲁士的提尔西特寄来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安全抵达”，并要求汇给他来柏林的路费。
6月21日，星期五
和路易莎·维尔切克与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去C.C.普菲尔家吃螯虾大餐，然后布尔夏德违法地开他的车送我们回家。正准备睡觉时，空袭警报响起，我们下楼坐在阶梯上和门房聊天，他同时兼任空袭守卫。后来听说炸弹都投在波茨坦附近，柏林是安全的。
6月22日，星期六
晚上在提诺·索达提家度过。广播宣布西线休战，然后播放“让我们一齐祷告……”那首歌。在场每个人都严厉批评意大利在“生米煮成熟饭”后，才对法国发动攻击。
6月24日，星期一
和一群意大利朋友去加托夫晚餐。我提早回家，其他人赶赴某意大利外交官美籍妻子开的派对。我觉得大家面对法国目前的情势却这样享乐，似乎不太成体统。
6月25日，星期二
回家后发现父亲居然到了。经过这番波折，他看起来精神仍然很好。现在他全部的家当只剩下刮胡用具、两条脏手帕和一件衬衫。感谢奥斯特上校预先安排，父亲在抵达德国国境后受到边防警察的礼遇，他甚至被给了路费。不过在那之前很惊险，他躲藏在旧产业的树林内，靠着过去常来偷猎的村人帮助，趁夜深人静越过边境线。整段路非常辛苦，因为现在是盛夏，林下灌木丛极干燥，踩上去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苏联军队占领立陶宛时，蜜丝的父亲在旧都维尔纽斯；1939年秋天波兰解体时，该城才由苏联归还立陶宛。
他赶搭头一班火车返回居住的考纳斯，当晚寄住朋友家，然后连家都没回，便搭乘蒸汽船沿尼曼河而下，抵达瓦西里奇科夫家族旧产业所在的尤尔巴尔卡斯。瓦氏家族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爱戴，他很快便找到愿偷偷带他越过德国边界的向导，而且几名向导正好以前经常在他的树林内“打猎”。抵达德国后，他本想付钱酬谢那些人，他们却一口回绝说：“以前你还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领过很多次酬劳了！”
7月1日，星期一
下班后，到路易莎·维尔切克与塔蒂阿娜位于劳赫街上、曾是捷克公使馆的办公室去找她们。路易莎的上司乔赛亚斯·冯·兰曹是位外交官，人很好，以前被派驻过丹麦及美国。他很有幽默感，这点对他帮助很大，因为路易莎擅长写打油诗取笑办公室内的同事，常戏弄他。他请我们喝烈酒，气氛非常轻松自在。
7月2日，星期二
和奥托·冯·俾斯麦、柏纳索夫妇、海伦·比龙及一位来自瑞典公使馆的年轻外交官冯·海尔格共进晚餐，然后在他靠近蒂尔加滕区的公寓里消磨了一整个晚上。他家摆满了玮致活装饰品，这种时候岂不危险？
奥托·冯·俾斯麦王子（1897—1975）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长孙，初出道时是国会的右派议员（弟弟戈特弗里德则是纳粹党代表），后来转而从事外交，驻派斯德哥尔摩及伦敦，于1940年至1943年达到事业巅峰，担任罗马德国大使馆的公使顾问。战后他重返政坛，在波恩联邦政府任职了一段时间。
7月7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路易莎·维尔切克和我，应邀到意大利大使位于柏林近郊万湖的宅邸内“游泳”；原来这是为迎接外交部长齐亚诺特别办的派对。他来柏林参加甫在利比亚空难身亡的巴尔博空军元帅的追悼会。
为了这个派对，大使馆似乎把柏林最漂亮的女孩全请来了，男士却没有一位是我们认识的。齐亚诺的随从都不起眼，唯独顾问团长德艾耶塔例外。整件事非常可疑，滂沱大雨中一群人乘坐汽艇在万湖城里兜来兜去。回宅邸后，我们三人决定一叫到车就回家，可是等到该向主人致谢及道别时，却发现他和齐亚诺关在黑暗的房间里，和柏林城内最轻浮的两位女士跳贴面舞，而今天竟然是政府规定的哀悼日！离开时我们都觉得很恶心，路易莎甚至向父亲抱怨。
7月11日，星期四
办公室那位外交部来的年轻同事开派对，邀请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去。凯蒂娅相信他也邀请了贝利—斯图尔特。他是一名英国军官，几年前泄露了一些情报给德国，被关进伦敦塔一阵子，现在住在柏林。我请凯蒂娅转告那位同事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想认识那个人。结果他非常生气，表示贝利—斯图尔特是他见过的“最正直的英国人”！我忍不住回嘴说，可能他认识的英国人不多，而且如果他说的没错，那么上帝得救救英国国王了！他因为“我的愚蠢”，威胁将取消派对。我最后还是去了，整晚看别人玩扑克牌。其他时候我们的关系倒还好。
我们的老板E先生被分派到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此再没出现过。
7月12日，星期五
今晚比伦贝格夫妇在达勒姆办了一个小型的派对。比伦贝格是汉堡来的律师，身高超过两米，极英俊，肤色像一位印度大君。他娶了一位迷人的英国女孩，克丽斯特贝尔，好像是诺思克利夫爵士的侄女。他们有两个男孩，大的7岁，因为学校老师骂英国人都是“猪”，愤而抗议，竟然被开除了。他们夫妇想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决定让她带小孩去阿尔卑斯山的提洛尔住，等战争结束。这对夫妇人很好。比伦贝格的大学同学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也在场；我只在兰曹的办公室见过他一面。他的眼睛非常特别。
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1909—1944）的父亲是前普鲁士教育部长，祖母为美国人，亦是美国第一任司法部长约翰·杰伊的曾孙女。特罗特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及柏林大学就读，接着获得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罗德奖学金。毕业后在德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1937—1938年间赴美国及中国各地旅行。1939年，他回到英国，在阿斯特家族及洛锡安爵士推荐下，与张伯伦首相及外交部长哈里法克斯会面。1939年9月（欧战已开始），他接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邀请，重返美国。无论他去哪里，见任何外交家，都会提倡某些人认为立场模棱两可的主张，即反对希特勒，鼓励反纳粹运动，但尊重德国的国家利益。当时，任何有关德国爱国主义的表态（特罗特也和所有反纳粹人士一样，非常爱国）都会招来怀疑，某些盟国集团因此厌恶特罗特。1940年他途经西伯利亚返回德国，加入纳粹党作为掩护，进入外交部工作。该机构有一大群反纳粹积极人士，以两位资深官员——科尔特兄弟——为首脑。后来特罗特的同事海夫腾终于将他带进毛奇伯爵所主持的“克莱稍集团”，即反纳粹运动及策划德国未来前途最重要的智囊团。每次出国他都代表该集团传话（他出国次数相当频繁），一直与盟国朋友保持联络。
战后，克丽斯特贝尔·比伦贝格亦出书描述她自己的经历，见畅销书《逝去的自我》（<i>The Past is Myself</i>，London：Chatto&Windus，1968）。
7月13日，星期六
我陪塔蒂阿娜去见盖世太保，见我们的人非常可憎。我们的身份问题愈来愈棘手，德国人认为我们的立陶宛护照已失效，因为苏联已兼并波罗的海东岸诸国，现在要求这些国家的国民一律重新申请苏联公民身份，我们当然不可能照办！
7月14日，星期日
今晚爸爸的一位前俄国海军英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朋友克洛特男爵和米夏·布特涅夫来家里。后者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俄国青年，逃出俄国占领的波兰东部之后，和兄弟姐妹躲在华沙的一个地窖里整整一个冬天。他的父亲被遣送回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他才因为俄国大革命逃离俄国！米夏带着他姐妹7岁的孪生小孩。孩子们倒颇受礼遇，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的。
7月16日，星期二
保罗·默茨在飞经比利时上空时阵亡。他是我们去年夏天在西里西亚认识的一位年轻德国空军军官，入伍前把他的狗“雪莉”交给了我们。来柏林不可能带狗，所以我们把雪莉送到一个农场里。
今天在办公室有人误送一张印有黄条纹的空白纸张给我，通常这种纸专为发布特别重要的新闻。我正好没事干，便在上面打了一则有关伦敦暴动的谣传，最后说英国国王被吊死在白金汉宫的大门上。然后交给一个笨女孩，她立刻翻译，还把它并入对南非广播的新闻内容。因为文稿上有些德文文法错误，负责调查所有对外新闻的老板查出是我搞的鬼，幸好他今天心情不错，宽容地没责罚我。
7月17日，星期三
今晚在提诺·索达提家和哈索·冯·埃茨多夫长谈，讨论法国情势。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好人，但德国人对于公开批评常采取防卫态度，就算再好的人也会先自我保护，同时每个人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及他所采取的行动划清界限，让我觉得有点可怕。他们若不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一切何时能了？
直到“七月密谋”失败之后，蜜丝才知道哈索·冯·埃茨多夫原来在反纳粹运动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初期他故意对政治一片漠然，乃谨慎使然。
7月22日，星期一
在家里听收音机广播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一场极优美的演奏会。
黛露西雅·葛契可夫从瑞士寄来一份参与法国战役的白俄移民失踪名单；其中包括我们的表兄弟吉姆·维耶曾斯基、米夏·卡塔库山和阿利欧夏·塔季谢夫。他们至今仍下落不明。
7月23日，星期二
已找到米夏·卡塔库山，但仍替吉姆·维耶曾斯基担忧；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佛兰德斯。我们住在巴黎，姓谢尔巴托夫的表姐妹也仍无音讯。
7月25日，星期四
去霍斯特曼家晚餐，庆祝弗雷迪的生日。这是我们自从那场智利使馆舞会之后第一次穿长礼服。话题围绕在防毒面具上，我们并未准备，令大家有点吃惊，因为传闻最近在被击落的一架英军飞机残骸里发现了毒气弹。
“弗雷迪”·霍斯特曼是战时柏林城内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热衷搜藏艺术品，且极富有。希特勒得势之后，原为出色外交官的霍斯特曼因为妻子莱莉是犹太人，被迫辞职。根据蜜丝的描述，霍斯特曼位于施泰因广场上虽小却极精致的公寓，好比战时野蛮汪洋中的文明小岛。一群经过精挑细选的朋友（总是包括几位欧洲美女）定期聚会，由弗雷迪搜藏的艺术品围绕，置身典雅、自在及知性的氛围。虽然这群人绝口不谈政治，但霍斯特曼沙龙的存在及其雅客共同的兴趣（和憎恶），都极微妙地在对抗纳粹主义。
7月26日，星期五
艾伯特·埃尔茨今晚来访，带蛋糕和考利诺斯牌牙膏[12]给我们；牙膏非常珍贵，现在我们只能去西门子城才买得到。他在工厂屋顶上担任高射炮炮手，最近刚被关了一阵子，因为被人发现不侦察英军轰炸机，反而在偷懒读英文小说。
7月29日，星期一
我现在星期一晚上一定留在家里，因为收音机每星期一都会播放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会。
塔蒂阿娜又加薪了，我仍然原地踏步，好悲惨。
8月1日，星期四
我现在跟塔蒂阿娜的上司乔赛亚斯·兰曹比较熟了，很喜欢他——像只懒洋洋的猎犬，极具幽默感。
8月3日，星期六
终于通过第三中立国听到玛拉·谢尔巴托夫的消息。所有表亲都已回到巴黎，却都没工作。她们的老友安德烈·伊格纳季耶夫在与法军作战时失去了一条腿。
8月4日，星期日
做完礼拜和一群朋友去伊甸旅馆。路易莎·维尔切克在那里和叫保罗·梅特涅的男孩吃午餐；他是梅特涅首相的曾孙，有一半西班牙血统。餐后所有人都应邀到绍姆堡夫妇位于克莱道夫的宅邸玩，大家分乘几辆车，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纳吉与我挤在汽车后座的敞篷折叠座位上。保罗真可怜，几乎像个光头，发根好短，因为他只是个士兵。因为突然加上了一个人，可怜的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只好去搭火车。保罗显然为塔蒂阿娜倾倒。
8月8日，星期四
去路易莎·维尔切克的办公室和她及兰曹喝咖啡，后来亚当·特罗特也加入我们；我觉得他的长相特别极了，或许因为他有股出奇的能量吧。晚上和塔蒂阿娜、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及兰曹到路易莎住的旅馆（施泰因广场）内晚餐。路易莎换了服装表演弗拉门戈舞，跳得极好。
8月13日，星期二
今晚我和C.C.普菲尔及另外两位客人一起吃掉了120只螯虾。11点时，塔蒂阿娜打电话来，说父亲走夜路摔了一跤，头撞到人行道，血流不止，家里又没绷带，我们只好跑出去找药房。还没包扎好伤口，空袭警报又响了，我们费尽唇舌才说服父亲下地窖（公寓在四楼）——他怕邻居以为他跟人打架！高射炮震天响，警报直到凌晨3点才解除。现在德军猛烈轰炸英国，或许这是报复行动。
法国沦陷后，希特勒希望英国求和，于7月19日休战，并在帝国国会里发表胜利演说，提议讲和，丘吉尔却要求德国立刻撤回到1938年的防线。希特勒于是展开“海狮行动”（征服英国的暗号）第一阶段；8月15日德国空军对英国领空展开全面攻击，即历史上有名的“不列颠之战”。
8月16日，星期五
兰曹送我们四个女孩各种高级法国香水，名字都相当浪漫诱人：蝴蝶夫人、玛姬、我归来……我都从来没听过。
8月20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与我和瑞士公使馆的几个人谈过，想设法和表哥吉姆·维耶曾斯基联络。我们已知道他没受伤，被关在德国某战俘营中。
8月25日，星期日
今晚又有空袭警报。塔蒂阿娜出去了，我本来待在床上，后来炮声实在太响，有时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最后只好下地窖，也强迫父亲跟我一起下去。
虽然德军在大战初期曾轰炸过华沙及鹿特丹等城市，但他们和英军一样，一直不愿以对方的城市住宅区为轰炸目标。就连“不列颠之战”刚开始也只是一连串争夺制空权的空战而已。但在8月24日的晚上，德国空军对伦敦误投了几枚炸弹，隔夜（见蜜丝上述）英国皇家空军即派出80架轰炸机报复柏林。希特勒一怒之下，命令德国空军停止轰炸英国空军基地，集中轰炸伦敦。这个决定让他输掉了“不列颠之战”，因为本来英国空中防御已不堪一击，德军胜利在望，而英国空军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稍事喘息，恢复元气。此后，轰炸平民区的顾虑及禁忌全面解除。
8月26日，星期一
又传空袭警报。虽然每栋建筑的门房都奉命强迫所有人躲进地窖，我们仍待在床上。后来我们的门房也来了，敲着锅子要我们起来。还好这次空袭只闹了半个钟头。
8月27日，星期二
下班后顺道去塔蒂阿娜的办公室。她办公室隔壁是间浴室，水声哗啦哗啦响。显然因为政府机关不限制热水，她的老板正在尽量利用。
和几位朋友吃晚餐，包括凯克布希两兄弟，两人都在作战时受重伤；马克斯钦瘫痪了三个月，克劳斯被弹出飞机时身上着火，脸部严重灼伤，幸好复原理想，看不太出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他对自己的长相非常自豪。不过他的两名组员死了。
8月28日，星期三
今天坐巴士经过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时空袭警报响了。巴士停车，每个人都被赶到纪念教堂商店的地下室里。阳光耀眼，接下来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是今晚去格林瓦尔德晚餐时，却一阵扰攘。我们站在花园里，看着许多红绿相间的“圣诞树”被投进城里，但很快便不得不避入屋内，因为高射炮的碎片到处乱飞。这次空袭受难人数显然不少，我们直到凌晨4点才回家。
9月2日，星期一
尽管我们预料将有空袭，但仍待在家中，企图补眠。我们的地窖布置得挺周全，小娃娃们躺在小床里吮大拇指，塔蒂阿娜和我通常下棋打发时间。她每次都赢我。
9月3日，星期二
半夜空袭，但因为塔蒂阿娜有一点发烧，我们就留在了楼上。我俩的床分据房间两个角落，塔蒂阿娜生怕房子被炸中时，我会被震入太空，而她却停留在半空中，我只好钻进她床上，两人抱得紧紧地挨过两个钟头。爆炸声吓死人了！屋外的火光不断照亮房间。轰炸机低飞掠过，听得一清二楚，有时就像从头顶上飞过似的，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就连父亲也有点害怕，跑进来找我们聊天。
9月6日，星期五
每晚空袭让人精疲力竭，因为每天都只能睡三四个钟头。下周我们将前往莱茵兰拜访哈茨费尔特家族。别人都笑我们居然选择去莱因兰“避炸弹”，但德国乡间至今仍算平静，况且该地距离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鲁尔——很远。
9月7日，星期六
今天我们从皮克勒家的公寓搬进狄狄·曼德尔斯洛的柏林“落脚处”。他人在前线，不希望房子空着，怕被某国社党员征收。这栋公寓位于哈登堡街上、动物园高架铁路站旁；就空袭来说，地点很糟。但因为小，很实用。屋里甚至没有接待室，只有一个小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很好的浴室（可惜很少有热水）、一个小厨房和一条贯穿整个公寓后侧的走廊。我们把走廊尽头改成爸爸的房间。整栋公寓对着一座阴暗的花园，属于一幢办公大楼的一部分；大楼里晚上没住人，只有一位女清洁工会来打扫。
9月8日，星期日
我去看住在街角的莱莉·霍斯特曼，聊到英国及法国朋友们的前途。德军又开始轰炸英国，据说伦敦到处大火。
9月9日，星期一
又有空袭。我从头睡到尾，既没听见警报，也没听见爆炸声，可见多累！
9月10日，星期二
今晚很早上床。午夜时，空袭开始。这一次海德薇格医院被炸中，其中一枚炸弹落在安托瓦内特·克罗伊的病房里（她才刚动过手术），引起火灾，幸好她及时被抬下地窖。国会大厦也着了火，还有几枚炸弹掉在美国大使馆的花园里。
9月11日，星期三
空袭。一位美国朋友迪克·梅茨送我去看安托瓦内特·克罗伊；她洋洋得意地给我看她刚被炸过的房间。迪克和安托瓦内特的姐姐卢卢已私定终身。
明天我们便将离城去哈茨费尔特家住十天。
9月12日，星期四
我们坐卧铺火车到科隆。车速极快，我一直害怕会出车祸。我们经过很多地方时，都见到天空一片火红，还有一个小镇着了大火。抵达科隆之后，我们和巴利·哈茨费尔特一起吃早餐；我们坐同一班火车，不知怎地在车上竟然走散了。然后去看大教堂，许多著名的彩色玻璃都已移往安全地带。我们很想买点东西，随便什么都好，最后买了几条手绢了事。中午搭上一班慢如牛车的火车到维森，哈茨费尔特家派专车来接我们。
克拉托夫城堡 9月14日，星期六
克拉托夫城堡非常美，和许多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城堡一样，四周环绕两条盈满的护城河，外观看起来门禁森严，堡内却非常舒适，摆满了精致的画、高级家具和数不清的书册，堡外则由地势高低起伏的林地围绕。现在住在堡内的是哈茨费尔特家族的长女拉拉和她父母。家中独子贝臣现年19岁，在陆军服役。
9月19日，星期四
山中无甲子！我们早上10点起床，和哈家女孩一起早餐，然后写信直到午餐时间。饭后陪公爵夫人聊天，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各自回房看书或睡觉。5点喝下午茶。雨下个不停，但到了傍晚天气通常会短暂放晴，大家出去散步、采蘑菇。我们在柏林认识的那位巴利——典型的花蝴蝶——突然不见了，她在这里整天穿一双厚底鞋，戴一副摩托车骑士护目镜，不过她的睫毛仍是我见过最长、最卷的。有时觉得精力特别旺盛，大家会玩鬼捉人游戏。晚上7点，大家洗好澡，换上长礼服，围坐炉火旁直到10点，这才“精疲力竭”地上床休息。公爵要到晚餐后才醒来，虽然年事已高，有时却十分风趣机智。食物永远那么可口，让我们一想到柏林的伙食就丧气。
9月20日，星期五
吉姆·维耶曾斯基从德国战俘营写信给我们，要食物、烟草及衣服，说他把所有家当都留在了车上，车停在博韦市政厅前面，仿佛指望我们去那里取回他的东西似的。他有好几个朋友都关在同一个营里，他们准他散长步。
9月23日，星期一
塔蒂阿娜觉得不对劲，我们怕她得了阑尾炎。她身体一直很弱。
9月24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去维森看了医生。诊断结果：阑尾炎加上败血症，医生诊断得立刻开刀，并安排她星期四住院，星期五我必须赶回柏林，希望能在离开之前陪她开完刀。
9月26日，星期四
手术成功，医生很满意，塔蒂阿娜却很自怜。她必须住院十天，然后回克拉托夫休养。我陪了她一整天，再从科隆搭卧铺夜车赶回柏林。
柏林 9月27日，星期五
回到家时，父亲正在吃早餐。现在显然每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今天德、意、日宣布结盟成为轴心国。
日本虽然从1936年11月，便和德国及意大利一起支持“反共产国际协定”，却一直不愿与德、意两国走得太近，但希特勒连续在西线奏捷，日本终于停止观望，与这两个欧洲侵略国家结盟。日本在“轴心国协定”中承认德、意在欧洲“新秩序”的领导地位，而德、意两国则承认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地位。三国并同意若任何一国受到第三强权（暗指美国）的攻击，另两国将予以援助。
9月29日，星期日
空袭。现在我们住一楼，不必下地窖，我干脆待在床上。不过那时人们也已经开始怀疑地窖的安全性。前几个晚上，一枚炸弹落在了附近的一栋房子上，击中了它的侧面，房子虽然没倒，地窖里的水管却全爆了，躲在里面的人全部被淹死了。
9月30日，星期一
古斯蒂·比龙去伦敦碰上空袭，至今没回来，他姐姐海伦急坏了。
今晚空袭从晚上11点持续到凌晨4点。我都躺在床上看书，结果警报还没解除就睡着了。
10月1日，星期二
和朋友去达勒姆吃晚餐，结果在动物园车站里碰上空袭警报。及时逃出来，一口气跑回家。我极不愿意躲进某不知名的陌生地窖，不过迟早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一旦警报响起，任何人都不准留在街上。
10月2日，星期三
待在家里时都由父亲下厨；他手艺挺好，就是每道菜都放太多胡椒。他已开始教俄文。
今晚空袭为时很短。
10月6日，星期日
和巴伐利亚的康斯坦丁王子及贝臣·哈茨费尔特一起吃晚餐。贝臣因为没向隔桌一位上校敬礼，被狠狠训斥了一顿，令在座每个人都极为尴尬！
10月8日，星期二
今晚空袭破纪录，持续了五个小时，高射炮响个不停，落下来的炸弹也不少，然后是火灾。我们一直待在床上。
10月10日，星期四
凯蒂娅·加利齐纳姨妈在伦敦被炸死了，炸弹击中她坐的巴士。今天早上我们在柏林替她举行追思会。
我正在读索洛维约夫的预言，令人绝望。
索洛维约夫（1853—1900）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及信徒，亦是俄国著名诗人、哲学家及神秘主义者。蜜丝指的是他写的《假基督故事》；他相信假基督即将来临，带来大灾难。他所预言的现代极权主义（无论左派或右派）所带来的恐怖都十分准确，令人寒栗。
今晚警报响时，我正参加一个派对。高射炮的声音非常刺耳，可怜的马克斯钦·凯克布希，自从在法国脊椎受伤之后，神经便极端脆弱。他倒在地上打滚，不断呻吟道：“我听不下去了！”我离开后，其他人继续玩。一个酩酊大醉的瑞士人开了一枪，只差一点就打中马克斯钦。
10月18日，星期五
塔蒂阿娜回家了，显得苍白又虚弱。
10月20日，星期日
罗尼·克拉里来柏林停留一天。他绝对是我们这一代最迷人又最有才华的青年，刚刚订婚。
晚上去瓦利·萨尔登在格林瓦尔德的家。他正在休假，和家人住。他们的房子里塞满了好书及好音乐。我们刚坐进齐奇的车准备回家，警报就响了。由于只有外交官才能在警报响后留在街上，齐奇只好送我们回瓦利家。在瓦利家，我们听唱片，一直到深夜2点。然后我跟巴伐利亚康斯坦丁王子一起走路回家，距离超过3英里[13]。刚穿过哈伦塞[14]桥，警报又开始呼啸。因为没人出来阻止我们，我们继续走，但很快炮声愈来愈激烈，在库达姆大街碰到一名警察，把我们赶进一个地窖，我们坐在地上三个小时，冷得直打哆嗦。我没有穿大衣，只好和康斯坦丁躲在他的雨衣下缩成一团。大部分时间我们要么打瞌睡，要么听别人讲话。柏林人碰到危机时表现特佳，经常很风趣。警报在早上6点解除，当然既无电车，也叫不到计程车，我们只好沿着库达姆大街狂奔，借以取暖，后来终于叫到一辆计程车送我们回家。快到我家时还必须绕道：两辆救护车在从我们家隔壁的房子里掘出几个人之后撞在一起，现在那栋房子已被炸得粉碎，三名炸弹生还者也在车祸中死亡。
回家后发现塔蒂阿娜非常担心我，因为那枚炸弹差一点就炸到我们这栋楼。我套上毛衣，躺了半小时，立刻得赶去公司上班。但我实在太累了，无法工作，便听从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的建议，拉出（为紧急情况准备的）行军床躺下，三个小时之后才醒来，发现老板正极不满意地盯着我看。一整天都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还活着，因为我们那一区显然灾情惨重，好几枚炸弹落在路易莎·维尔切克住的医院和我们家之间。
10月26日，星期六
下班后和塔蒂阿娜搭提诺·索达提的车去C.C.普菲尔家。先围坐炉火旁，然后洗澡、睡觉，试着别去想空袭。
10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意军进攻希腊。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面，收音机里一阵嚷嚷。
墨索里尼在进军阿比西尼亚及利比亚之后，仍不愿让希特勒独自重画欧洲地图。他在轻而易举拿下法国的尼斯与科西嘉岛之后，开始往东觊觎巴尔干半岛。1939年4月，意大利已吞并阿尔巴尼亚；10月28日，意军越过边境，进入希腊。
希特勒不仅毫无准备，而且他老早明确劝阻墨索里尼不要这么做，因为他深知意军的能耐；而且此刻他正专注于自己最伟大的计划——征服苏联！——不愿英军介入，逼近正往东欧大量集结的德国陆军南侧，但如果希腊向英国求援，这个情况就不可避免。再加上希腊当时的独裁者梅塔克萨斯将军亲德，因此意军发动攻势之前的准备完全瞒着德军。10月2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罗伦萨会面（据说是他们争吵最激烈的一次会面），希特勒只好接受现实。
10月29日，星期二
英军登陆克里特岛。
11月1日，星期五
今晚发生两次空袭，一次从晚上9：30持续到深夜1点，一次从深夜2：30持续到早上6点。感谢上苍，让我们住在一楼！
11月3日，星期日
英军登陆希腊本岛。
11月4日，星期一
我一直缺乏运动，决定开始上体操课，已经感觉好多了，不过身体仍有点僵硬。只因为我又高又瘦，老师似乎觉得可以把我训练成运动健将。
11月6日，星期三
保罗·梅特涅在城里待了六天，塔蒂阿娜几乎天天跟他出去。
11月8日，星期五
保罗·梅特涅今天离开，塔蒂阿娜待在家里，好不寻常。
11月10日，星期日
和路易莎·维尔切克、塔蒂阿娜及兰曹开车到亚当·特罗特位于达勒姆的家。他最近才和克拉瑞塔·蒂芬巴赫结婚；拿过罗德奖学金，是非常特别的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及外交部联络官瓦尔特·黑韦尔也在那里。黑韦尔有一次让比利时外交官卡蒂埃非常窘，竟然问他路易莎和她的朋友们对现今政府观感如何。黑韦尔有点笨拙，不过据说人不坏，而且是“当权集团”里唯一偶尔会出现在其他社交圈里的人。很多人似乎想通过他得些好处。
11月11日，星期一
我们隔壁的邻居、以前做过立陶宛警政署长的席德瑞维西斯告诉我们，他在肉店外面排队时，看见一头死驴被抬进后门，因为从防水布下面伸出了驴蹄和驴耳朵，所以他才认了出来。原来我们每周吃的炸肉排就是这样来的！
11月14日，星期四
保罗·梅特涅回来了，塔蒂阿娜每天都跟他见面。
11月27日，星期三
和塔蒂阿娜、保罗·梅特涅及迪基·埃尔茨去萨瓦林餐厅晚餐，吃龙虾和其他不用配给、富豪吃的珍馐。塔蒂阿娜每天晚上跟保罗出去，半夜他通常还会打电话来，两人叽里呱啦讲个不停。幸好电话线很长，我可以把她赶到客厅去，否则我根本别想睡觉。
德国占领的欧洲，日常生活常有出其不意之处，食物配给制度亦然。深海渔船因为近海海域布有水雷及大西洋海战停止作业，鱼类因此极难买到，或严格配给；但甲壳类，像是过去豪富才吃得起的龙虾及蚝等，却一直很多，直到1944年盟军登陆为止。同样的，德国境内很快就找不到像样的啤酒，但法国境内需要配给的法国葡萄酒及香槟，却在帝国内泛滥。
12月1日，星期日
巴伐利亚的康斯坦丁王子陪我上俄国教堂，因为他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去动物园及水族馆；有好多恶心的水蛇在那儿游来游去，还有很多爬虫类。现在空袭情况越来越糟，还养这些动物，真奇怪。
12月2日，星期一
大家开始对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闲言闲语。我必须不断否认他们已订婚的事，真烦。他们现在还不想宣布，因为计划明年夏末再结婚。
希腊人正把意大利人赶出阿尔巴尼亚，不过后者仍占有都拉斯及发罗拉。柏林人现在流行一句俏皮话：法国人在里维埃拉（蓝色海岸）[15]挂起告示：“希腊人止步！这里是法国！”
12月3日，星期二
前巴黎警察署长夏普在飞往叙利亚途中，座机被击落，接着两名埃及部长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德国宣传部门针对“背信弃义的英格兰”不断轰炸外国政客的尴尬事件大做文章。
前巴黎警察署长让·夏普（1878—1940）是右翼政客，贝当指派他出任叙利亚行政长官，但叙利亚很快被英法盟军占领。
12月5日，星期四
许久没有罗马的消息。意军总司令巴多格里奥元帅已辞职；海军司令卡瓦纳里上将亦然。意军似乎在毫无准备下草率进攻希腊，败得一塌糊涂。
意大利进攻希腊很快演变成一次大灾难。希腊人在帕帕戈斯将军睿智的领导下，顽强抵抗，在数周之内不仅驱退敌军，还进占了阿尔巴尼亚。同时不出希特勒所料，英国部队及补给大量涌进希腊本岛及外围群岛。
12月7日，星期六
晚祷。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先送我去教堂，再去戏院。稍后我去歌剧院看卡拉扬指挥。他非常时髦，有些人认为他胜过富特文格勒，真是胡说。卡拉扬当然是个天才，而且热情洋溢，不过却很自负。
12月8日，星期日
和塔蒂阿娜、保罗·梅特涅及奥亚尔萨瓦尔夫妇（西班牙大使馆外交官）到阿德隆旅馆午餐。本想饱餐一顿，不巧碰上“一菜餐日”——政府规定每家餐厅每周必须供应一次的无味炖菜。大家很失望地开车去C.C.普菲尔家。
12月11日，星期三
现在意大利在非洲也吃了败仗。英军开始发动攻势，已经死了一名意大利将军。
意军于9月12日开始在北非发动攻势，不到一周便占领塞卢姆和西迪巴拉尼，但后继无力。12月9日，英军反扑，将意军赶出西部沙漠，拿下托布鲁克，占领大部分的昔兰尼加并俘虏了大约12万意军。1941年2月初，韦维尔将军抵达欧盖莱一线，六周后，隆美尔将会发起他著名的反攻，将轴心国军队带到亚历山大港的城门下。
12月12日，星期四
英国宣称已占领西迪巴拉尼。意军正逐渐被驱出阿尔巴尼亚半岛。尽管如此，还是会替很多爱国的意大利好人感到难过。
12月16日，星期一
昨晚炸弹落在柏林的一条主要购物街陶恩沁恩大街上，大部分玻璃都被震碎了。整条街全是碎玻璃。
12月17日，星期二
昨天在圣马蒂诺餐厅吃晚餐，大部分意大利客人都忙着跳舞，疯得很，似乎完全不在意祖国军事上的败绩。
12月18日，星期三
亚当·特罗特向塔蒂阿娜建议，要我去外交部当他的私人秘书。他是极优秀的知识分子，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达到他的标准；不过外交部的工作气氛比我们广播电台好太多了，他的同事大多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眼界较开阔，不只盯着第三帝国。而我现在这份工作也变得公式化，非常琐碎。但我的合约要到3月才到期，必须找个正当理由离职。战时想换工作很麻烦。
前几天我们替办公室餐厅开了一份菜单，非常简短且缺乏创意：
星期一：紫甘蓝菜淋肉汁。
星期二：无肉。鳕鱼淋芥末酱。
星期三：石头鱼排（名副其实）。
星期四：素什锦（紫甘蓝菜、白甘蓝菜、土豆、紫甘蓝菜、白甘蓝菜……）。
星期五：葡萄酒烩淡菜（这道菜很“特别”，通常一转眼就会被抢光，只能吃酒汁土豆馄饨凑合凑合）。
星期六：以上任选一项。
星期日：以上任选另一项。
每日甜点：香草布丁淋覆盆子酱。
12月23日，星期一
下班后和亚当·特罗特晤谈。新工作似乎很有意思，但内容并不明确。他显然想把我变成一名信得过的杂役。他自己是多头马车，但正式职务只有一项：“解放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意见分歧，苏巴斯·钱德拉·鲍斯（1897—1945）所领导的激进派主张以武力推翻英国殖民政权，甘地和尼赫鲁则继续坚持非暴力政策。鲍斯认为纳粹德国是理想的盟友，便于1941年1月逃到柏林，立刻由德国外交部印度司保护。挂名该司主管的虽是纳粹文人即副国务秘书威廉·开普勒尔，实际负责公务的却是两名坚决反纳粹人士：亚当·特罗特及亚历山大·韦特博士。
不久，鲍斯获准成立“解放印度中心”，并享有外交特权，开始以不同的印度语言广播反英国的谈话，甚至“以解放印度之名”对英国宣战。但他对于“印度军团”（征用北非俘虏到的印度战俘）的计划却因缺乏志愿工作者而成为泡影。反讽的是，最后成为鲍斯计划最大阻力的，竟是希特勒本人，因为他生来厌恶有色人种，私底下其实很仰慕英国的帝国主义角色。
1943年2月，一艘德国潜水艇在马达加斯加岛外海将鲍斯运送到一艘日本潜水艇上。之后，一支印度兵团在日本援助下在缅甸对抗英军，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鲍斯欲前往伪满洲国向苏联求助，结果专机在8月18日坠入中国海。
12月25日，星期三
和保罗·梅特涅做午夜弥撒。我们很辛苦地在积雪中跋涉，走到教堂，却听说因为可能有空袭，礼拜将延期到明天早上举行。
12月30日，星期一
保罗·梅特涅今早离城回部队。
12月31日，星期二
和提诺·索达提及一帮朋友在侯切尔餐厅一间小房间内晚餐。饭后去提诺家，高朋满座，大家为新年举杯。他请了一个很棒的乐团，可惜在午夜时分竟演奏德国国歌，令所有人既惊愕又狼狈。幸好提诺早已溜出去，到瑞士公使馆跟他上司拜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