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兰城堡　1月1日，星期一

奥尔加·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里德兰城堡度过一个安静的新年。我们打开装饰圣诞树的小灯，往一碗水里滴熔蜡和熔铅算命。我们期望母亲和乔吉随时可能从立陶宛搬来，他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却没有行动。午夜时分，全村钟声一齐鸣响。我们探出窗外聆听——这是新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开战时，立陶宛——当时蜜丝的父母及弟弟乔治仍住在那里——仍是个独立的共和国，不过，却在9月28日签订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此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之续约）中被秘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红军自10月10日开始进驻几个重要城市及空军机场。从那时开始，蜜丝的家人就一直准备逃往西欧。

柏林1月3日，星期三

我们带着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声机，前往柏林。早晨5点出发时，天色仍一片漆黑，别墅管家开车送我们到奥珀伦[4]。奥尔加·皮克勒借给我们足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必须找到工作。塔蒂阿娜已经写信给杰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国大使馆认识的男孩。我们在考纳斯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的资历或许有用。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紧接着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之后，美国大使馆才撤出柏林。

火车拥挤不堪，我们站在列车通廊里。幸好有两名士兵替我们抬行李，否则绝对挤不上车。抵达柏林时已迟了三个小时。塔蒂阿娜一踏进皮克勒夫妇好心借给我们暂住的公寓，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这让我们俩都觉得安心一点。位于利岑贝格街与库达姆大街[5]交叉口的这栋公寓极大，但奥尔加要求我们别请外人来打扫，因为屋内有许多贵重物品，所以我们只用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厨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单罩起来。

1月4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涂黑窗户上，因为从去年9月开战，这栋房子就没人住过。

1月6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后，我们大胆钻进屋外的黑夜中，很幸运在库达姆大街上拦到计程车，愿意载我们去蒂尔加滕区[6]外围的智利大使馆参加舞会。主人莫尔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曾派驻马德里担任大使，尽管智利政府亲共和派，大使馆却收容了3000多名会遭到枪决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馆里长达三年，睡在地板上、楼梯上，挤得到处都是。莫尔拉不理会来自共和政府的压力，没有交出一个人。同一时期，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阿尔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却遭到礼貌的拒绝，随后被捕处决。相较之下，莫尔拉的表现更令人钦佩。

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刚开始我还担心认识的人不多，很快却发现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见过面（蜜丝曾在1938—1939年冬天来柏林探望塔蒂阿娜）。初次见面的包括维尔切克姐妹，两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装扮入时。她们的父亲是德国派驻巴黎的最后一任大使；哥哥汉西和他可爱的新娘西吉·冯·拉费特也在场。还有很多朋友，像是罗尼·克拉里——非常英俊，刚从鲁汶大学毕业，一口地道的英语。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脱，因为我的德文还不太溜。在场的年轻男士多半来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稍晚，智利红歌星罗西塔·塞拉诺献唱，对着年仅19岁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让他好不受用！我们好久没跳舞了，一直玩到凌晨5点才回家，一票人全挤进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时外交官的车里，他是维尔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们仍在费力找工作，并决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业界的熟人。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面谈。他颇友善，而且立刻让我们考试，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紧张。他唤人推出两台打字机，还送来速记本，然后用极重的口音、极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长串，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最糟糕的是，我们俩最后交出来的信，内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会打电话给我们，但我们不能等太久，这段时间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国际贸易都已停摆，柏林没有一家公司需要会说法语或英语的秘书。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汉西·维尔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费特来家里喝茶；她真是个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德国美女”。晚上赖因哈德·施皮兹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去一家名叫“西罗”的夜总会喝香槟、听现场演奏，现在公共场所已禁止跳舞。

1月13日，星期六

母亲和乔吉在天蒙蒙亮时抵达。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乔吉了，他还是老样子，非常迷人，对母亲很体贴。母亲看起来疲惫不堪，身体很差。立陶宛逐渐苏维埃化，他们经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该离开了。父亲决定暂时留下，因为他在等着做一笔很大的生意。

1月14日，星期日

我们把母亲和乔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里，省下住旅馆的钱——他俩身上加起来只有40元！我们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务状况凄惨。他们想留在这里，无疑大错特错：这里天气寒冷，食物不够，政治状况又极不稳定。我们试着劝他们去罗马，母亲在那儿有很多朋友，城里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这里一定会很寂寞，因为除了随战争范围如油渍般扩大，数目不断锐减的各大使馆驻派人员之外，柏林毫无家庭生活情趣可言。现在城内全是年轻单身汉，年龄都和我们差不多，不是军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总会。伊连娜已在罗马安定下来，就算只考虑气候这一项因素，生活也会舒服很多，况且一等到我们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钱过去。

1月15日，星期一

政府新法令：只有星期六及星期日才准洗澡！真糟糕，住在大城市里这么脏，而且泡澡是少数几种保暖的方法。

1月17日，星期三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陪家人。母亲的精神很脆弱，亚历山大死后，她受了不少苦，现在症状陆续出现。

1月18日，星期四

乔吉胃口奇大，食粮（我们从弗里德兰带来的一些牛油和香肠）正迅速消失，令我们更加觉得他们应该去罗马。他若留在这里一定很快就会营养不良。感谢老天，至少意大利尚未参战，也还没实施食物配给。

1月19日，星期五

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德国新闻广播电台英语部门上班，或许能帮我找份工作。我们现在愈来愈焦急，美国大使馆一直没下文，又不能去烦人家。家人来投奔后，我们已濒临破产，仅剩的钱也在迅速消失中。我们去见过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人，可惜他们需要一个德文速记很强的人，这方面我们俩都不拿手。

德国新闻广播电台等于是德国的BBC。蜜丝进去之后，曾经在未来的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

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腓特烈街的办公室，花一个早上听英文口述打字。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测验，非常简单，只测验速度。他们说会再通知我。那个地方像个疯人院，为了配合新闻播报时间，每个人做事都像火烧屁股。我碰到在捷克出生的前世界网球冠军罗德里克·门策尔，他可能成为我未来的同事。

1月27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家认识一名男士，建议她去他的办公室上班——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他们需要法文流利的人。这里的朋友大多劝我们别去美国大使馆工作，身为外国人，我们或许早已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德国现在又和苏联友好，我们是白俄人，已经够糟了，而且以前我们还替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现在我们这么穷，不论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都非接不可。美国大使馆仍毫无音讯。

前几天在朋友家，有人介绍我认识柏林最有名的女主人，冯·德克森太太。她用手撩过我的头发——令我生厌——然后问我们是白俄还是赤俄，如果是后者，“你们便是我们的敌人！”令我颇为惊讶，德国和苏联现在不是亲热得很吗？！

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俩都开始正式上班：我进德国广播电台，塔蒂阿娜进外交部情报司。我的办公室群龙无首，每个人都在发号施令，不过听说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是最后做决策的人。我们俩的薪水都是300马克：扣掉110马克的税，还剩下190马克。必须凑合着过。

1月30日，星期二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抄录有关英国经济战大臣[7]罗尼·克罗斯的冗长故事；战前塔蒂阿娜去英国时正好住他家。我的直属上司E先生蓄了一撮非常巨大的仁丹胡，似乎大半辈子都住在英国，他太太也和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两人都是中年人，显然是个大麻烦。他整天口述文件，多半是诽谤文章，错综复杂，到最后常变得无法理解。德国人若外国语文学得好，通常就会变成这样。我从早上7点一直打字打到下午5点，纸一抽出打字机，E先生便对着纸猛敲，纠正错误。这份工作还有人上夜班，日以继夜地进行。

蜜丝为了顾念某些人物的生还家属，少数情况下人名只用缩写，不过这些人都不具政治色彩。

今天美国大使馆终于打电话通知有工作了，两份薪水都比我们现在拿得多，可惜太迟了。

2月13日，星期二

母亲和乔吉今早离开，去西里西亚探望奥尔加·皮克勒。我们希望他们能在那里待久一点，恢复元气后再前往罗马。

2月14日，星期三

最近很少看到塔蒂阿娜，我每天早上5：30起床，下午6点左右才回家。每天通车进城的时间十分漫长。塔蒂阿娜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8点，还经常加班。

2月22日，星期四

经过两天的煎熬，今天收到一个已付费的包裹，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真是非常幸运。

3月2日，星期六

今晚巴西人举办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大使住在城郊。我不喜欢看到美丽的俄国圣像挂在留声机上，这些外国人着迷于搜藏圣像，随处乱挂，令我们这些东正教教徒大为震惊。我提早离开，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艾许文·祖尔·利珀—比斯特费尔德从齐格菲防线（盟军替德国在1938—1940年间所修筑，大致与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平行的碉堡及据点网的名字。后来因为一首英国通俗歌曲《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晒衣服》而声名大噪）归来。

3月3日，星期日

早上俄国教堂内的圣诗唱得美极了。通常星期天我仍需上班，做完礼拜待在家里弹钢琴，四周围绕奥尔加·皮克勒鬼气森森、覆罩家具的床单。

3月4日，星期一

我感冒严重，决定这几天晚上都待在家里。塔蒂阿娜每天晚上都出去，认识了一大票西线上的男孩。

3月12日，星期二

正从西里西亚赴罗马途中的母亲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说乔吉不见了。火车停进小站时他去检查行李，没想到工作人员趁他不注意，把行李车厢卸下来挂到另一截火车上，现在他正随行李驶往华沙。两个人的车票都在他身上，他没有护照，口袋里只有五马克。母亲只好满怀希望地在维也纳等他。

3月13日，星期三

去参加弗雷德家的派对。我到的时候，只有双胞胎姐妹埃达（“迪基”）和卡门（“西塔”）在，她们陪我在浴室里整理头发、聊天，很骄傲地拿西班牙内战时期雅各将军及莫斯卡多将军的信给我看；那时她们替驻守西班牙的德国秃鹰军团担任护士。现今世界名流她俩全认识，包括教宗本人。这是她们的嗜好。

德国秃鹰军团是德国空军的一支单位，加上一些地面部队于1936年组成，使命为帮助西班牙内战的民族主义者，其中还包括专业的医护人员。

3月14日，星期四

下午陪艾拉·皮克勒去埃琳娜·柏纳索家。她虽在俄国出生，却完全不懂俄文，父母看起来倒像百分之百的俄国人。她的丈夫阿戈斯蒂诺在这里的意大利大使馆工作。稍后，一大群意大利女士来串门，显然每个人都在为戈林元帅的新生宝宝织小衣服，有点太肉麻了吧！

3月16日，星期六

海伦·比龙来喝茶，我们在弗里德兰及这里的男主人卡尔—弗里德里希·皮克勒也来了。他一如往常，非常乐观，认为战争将在圣灵降临节前结束。虽然他对我们一直很好，但我总觉得在他面前就是不太自在。

后来，大家移师到邻居阿加·冯·菲尔斯滕贝格家里，她开了香槟。

3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睡到11点，然后去塔蒂阿娜办公室找她，一起吃午餐。午后，我们走到仍是一片冬日景致的蒂尔加滕区内散步。傍晚去参加丹麦大使德·威特夫妇开的盛大派对。

3月20日，星期三

今晚我们俩都很早上床。法国总理达拉第辞职了。

达拉第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最后一任的任期为1938—1940年（同时兼任陆军部长），曾在慕尼黑协定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继任者为其政敌雷诺（1878—1966）。

3月22日，星期五

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我却仍得上班，忙得头昏脑胀，连续打字九个小时。我的老板E先生见我快昏倒了，拿出一瓶荷兰杜松子酒，虽然能够提神，却非常难喝。他和他老婆整天吵架。看他们这样，我坚决反对夫妻共事。我不喜欢他，与他保持距离。不过有一次他俩刚吵完一架，他探出窗口去透气，我却有股想把他推下去的冲动。现在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上同一个班次，经常打照面，每次觉得快受不了他们夫妻时，我们便轮流躲到打字机后面。办公室已迁到夏洛特街上的另一栋建筑内，老板们因此不必整天听戈培尔唠叨。以前部长先生每隔一个钟头就会召见他们一次，现在只能在电话里口沫横飞……

回家时已精疲力竭。

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放一整天假。塔蒂阿娜和我去波茨坦玩。天气好极了，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可爱的驻防小城，柏林完全缺乏那种魅力。回柏林时，正好赶上一场白俄哥萨克“黑海”演奏会，极为成功。德国人很喜欢这类玩意儿。

3月26日，星期二

和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一起吃午餐。她非常风趣，办公室里有她真好。通常在街上或餐厅里，我们都用英语交谈，从来没有人反对。

3月28日，星期四

罗马来信，报告母亲与乔吉平安抵达，只是有些东西在威尼斯被偷了，包括母亲一直保存的俄国沙皇时代艺术品，像是法贝热[8]的珐琅相框等。此外，乔吉装衣服的行李被人用空箱掉了包。他们的冒险经历似乎永无止境。

3月29日，星期五

到克莱道夫的绍姆堡—利珀府邸吃晚餐，客人只有几位。餐后，普鲁士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他已60多岁，是前普鲁士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在炉火前讲了许多过去有趣的故事。

3月31日，星期日

与朋友到“罗马”吃晚餐，现在意大利餐厅极受欢迎，因为意大利面有营养，又不需要用粮票。

4月1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逛街购物。这年头“购物”基本上就是购买食物。每样东西都需配给，而且每家店都大排长龙。晚上和塔蒂阿娜去汉斯·冯·弗洛托家晚餐。汉斯因为经营一间防御武器工厂，至今未被征召，仍是平民身份。

4月2日，星期二

和意大利使馆空军武官马里奥·加斯佩里去看电影，然后去罗马餐厅。他有一辆全新的菲亚特跑车，就跟一台无线电报机一样小，昵称“托波里诺”[9]！太久没坐小汽车，感觉好怪。

4月3日，星期三

10点才进办公室。现在工作时数不再那么长，因为换班次数较频繁。今天拿到第一份独立翻译的稿件——或许是因为老板度假去了——主题为经济。上早班的人有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我和一位外交部调来的年轻人。他脾气很好，英文说得不太顺，所以我们得带着他。这点他心里明白，所以对我们很尊重。大家相处融洽，更让我意识到跟E先生共事的压力。听说他度假回来将升任新闻总编辑，想让我做他的私人秘书。我宁愿辞职！

4月4日，星期四

每天我们都会接到一份BBC及其他外国广播电台新闻报道的逐字监听记录，全盖有“最高机密”（<i>streng geheim</i>）的戳记；每份的颜色又因“机密”程度不同而异，粉红色最机密。读起来很有意思。住在德国的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实在有限），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浑然不觉，我们电台却是例外。今天下午从外交部调来的那位同事，午餐后进办公室脸色惨白，原来他把这样的一份文件忘在餐厅里了。这个罪名可不小，要砍头的——用斧头砍！（咱们领袖的最新发明）——这把他吓坏了，忙不迭奔回外交部去“坦白”。

纳粹德国的处决方式一般都用迷你断头台，但碰上特殊案件（如叛国罪），希特勒命令仿效中世纪用斧头砍头。

4月9日，星期二

今天德军占领丹麦并入侵挪威，害我们忙得要死，因为必须想些正当理由向世界其他国家交代。无数备忘录因此在办公室内往返，讨论该怎么处理。回家时我发高烧。马里奥·加斯佩里打电话来，他和其他武官才刚从齐格菲防线视察回来。

占领丹麦及挪威的这场“西线战争”原本不在希特勒计划之内，但德国必须仰赖瑞典的铁矿，且须经由挪威北部纳尔维克港输出；而且也想防止盟军参战后，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丹麦、挪威两国控制大西洋，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盟军为了同样的理由，自1939年秋天便公开喊话，将先发制人，进击北欧，协助遭受苏联攻击的芬兰。德军突袭时，盟军正前往挪威途中。

丹麦在一天之内便被攻占，直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德国的保护国。挪威则抵抗到6月，其间盟军数度企图守住挪威北部的据点，都没有成功。德军对西欧发动攻势之后，盟军撤出，挪威被占领，国王哈康七世（HaakonⅦ）逃到英国，成立流亡政府。

这场战争是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的第二次重要胜利；他因此保住了瑞典的铁矿资源（持续到战争结束），波罗的海则成为德国的内陆湖。德军现在站稳脚跟，蠢蠢欲动，觊觎从北角到阿尔卑斯山脉的整个欧洲。

4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发烧烧到39.5℃。

4月11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也被传染了！早上她被盖世太保盘问了很久——他们对我们跟罗马通信感到好奇——中午便从办公室回家，立刻上床休息。两边办公室都不断有人打电话来；他们既担心，又焦躁、生气。

4月12日，星期五

继续感冒！两人都觉得很虚弱。

4月13日，星期六

医生要我再休息五天，让我大松一口气！像我们这样营养不良的人，一旦感冒对心脏很不好。

4月14日，星期日

英军登陆挪威。

4月16日，星期二

在卢茨·哈德根家晚餐；又是男孩比女孩多出许多，这似乎已成了常态。维提·沙夫戈奇突然出现，本来他正打算经俄国赴美国，但盖世太保却驳回他的外交任务，老远把他从莫斯科召回来。现在他准备入伍。

4月17日，星期三

复活节采购。替乔吉买了一条抢眼的领带，不需配给票。

认识一位名叫哈索·冯·埃茨多夫的人，听说他既聪明又可靠，我倒觉得他有点呆板，不过普鲁士人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放松。目前他在外交部担任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

埃茨多夫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重伤，退役后于1928年进入外交界服务，连续派驻东京及罗马。蜜丝认识他时，他正担任外交部与参谋长哈尔德（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上将之间的联络官及大使馆顾问。埃茨多夫与多位立场同哈尔德一致的高级将领亲近，企图说服他们采取行动。然而西欧各国在大战爆发前采取姑息政策，加上大战刚开始希特勒连连奏捷，这两项因素有效地削弱了所有反希特勒派的势力。

4月20日，星期六，棕树节

早上我们半正式地去晋见普鲁士的路易—斐迪南王子的妻子基拉。他是皇储的次子，她则是罗曼诺夫家族少数生还者的大家长，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爵的女儿。她有两个小宝宝。

4月22日，星期一

母亲得了腿部血栓症，卧病在床，令人忧心。

我们彻底断食。教会顾及战时营养不良的情况普遍存在，准许我们不断食，但我们的食物本来就少，又想多存点粮票过复活节。

4月23日，星期二

上教堂。

4月24日，星期三

上教堂。

4月25日，星期四

今晚在教堂里，依惯例阅读“十二福音书”。

4月26日，星期五

刻意断食到今天，我们俩都处于半饿死状态。

4月27日，星期六

两边办公室都特准我们上教堂告解及领受圣餐。晨间弥撒持续到2点。午夜弥撒在俄国大教堂内举行，但人太多，我们被挤到街上。然后我们到迪基·埃尔茨家和一群朋友聚会，玩到早上5点才散。我们已经好久没出去玩了。埃氏兄弟是奥地利人，产业在南斯拉夫。迪基是唯一没被动员的人。

4月28日，星期日

复活节。我们去波茨坦，巧遇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的父亲，奥斯卡王子；他也是先皇帝的儿子之一，是位身穿红金俊挺制服的老绅士。

我们做了一道复活节奶渣糕[10]，可口极了，非常得意，因为材料缺得厉害。

战争开始后许多必需品几乎完全消失，我的办公室内因此出现一个极滑稽的现象：近来老板们不停抱怨卫生纸消耗量神秘大增，起先他们认为职员一定得了某种新型的传染性痢疾，但几星期下来，耗损量不见下降，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每个人上厕所时都撕下十倍的卫生纸，偷偷带回家。于是上面发布了一道新规定：所有职员必须到“中央核发处”领取每天所需的卫生纸！

5月2日，星期四

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弃守挪威；情势急转直下，令这里的人大为震惊，因为很多德国人其实私底下还是挺佩服英国人的。

5月4日，星期六

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外交官接待会。外交部的职员现在都得穿一套很难看的制服——深蓝色，加上一条白色宽皮带。自助餐宴席极丰盛，但没人敢露出馋相，率先去拿。

广播电台现在来了一位非常怪异的同事，姓伊利恩，每天都穿得破破烂烂，戴副厚眼镜。他持美国护照，在芬兰出生，大半辈子待在西藏，和喇嘛住在一起——他吹嘘说他从来不洗澡——虽然他薪水领得不少，但他现在也从不洗澡，对其他人来说是个酷刑！偶尔他会教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讲几句简单的藏语。

5月7日，星期二

刚拿到一份机密新闻——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政府别支持柏林的俄国教会，因为教会领导人对苏维埃不友善！

胡乱吃完一顿晚餐——小圆面包、酸乳酪、热茶和果酱。现在买酸乳酪尚不需受限制，于是成为我们在家里的主食，偶尔配上水煮燕麦粥。每个人每月大约分到一罐果酱，牛油太珍贵，根本维持不了多久。塔蒂阿娜提议在厨房餐桌上轮流挂上“早餐”、“午餐”、“晚餐”牌，加以辨识，因为食物内容基本上完全一样。我有一位荷兰籍送牛奶的朋友，偶尔他会从“孕妇”存货中留一瓶牛奶给我。可惜他马上就要回荷兰了。有时下班后还得大排长龙，只为买一小块跟指头差不多大的乳酪，令我绝望。幸好店里的人态度都很友善，还有笑容。

5月9日，星期四

晚上加班，然后去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家，认识一位大家都叫他C.C.的冯·普菲尔先生。派对是为荷兰大使美丽的夫人尼尼·德·威特举行的。

5月10日，星期五

德军进驻比利时及荷兰。但昨晚尼尼·德·威特在派对里却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我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塔蒂阿娜，决定一起吃午餐，讨论事情。情势发展令人震惊，这意味着“假战”已结束。安特卫普已遭德军轰炸，盟军则炸了布莱斯高地区的弗莱堡，两地死伤人数都很多。巴黎弃守，张伯伦辞职，现在首相是丘吉尔，和盟军达成和平协议可能完全没指望了。

去阿托利科（即将离开的意大利大使）宅邸参加送别晚会。每人都一副苦瓜脸。

战争结束后，大家才知道轰炸布莱斯高地区的弗莱堡的不是盟军，而是纳粹空军；后者将该城错认为莱茵河另一岸的法国城市。

希特勒一直不相信法国，尤其是英国，会为波兰参战。维持“假战”（盟军对开战后西线无战事、头一个冬季的称呼）的那几个月，盟军由于缺乏明确的参战策略（主要因为英法之间的歧见），加上德国大众天真的想法（大多数人根本不希望开战），德国境内一直存在一种错觉——蜜丝亦不能免俗：只要流血不太多，达成和平协议仍有可能。1939—1940年间的冬天，对峙双方的确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集团纷纷进行试探，企图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停战方法。

但德军从5月9日、10日的夜间开始，对中立国荷兰及比利时进行大规模部队空降。5月15日，大批德国武装部队已穿越阿登高地森林，进入比利时南部，接着突破法国国界，很快向西抵达海边，将盟军部队一切为二，逼迫北方的驻军（包括英国远征军）撤出比利时，退回英吉利海峡。荷兰军队于5月15日投降；5月27日，比利时亦然。6月3日，最后一艘英国战舰离开敦刻尔克。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25日，法国签署休战协议，将三分之二的国土交由德国控制，剩下三分之一由贝当元帅统治，形成所谓“维希政府”。

5月11日，星期六

安托瓦内特·冯·克罗伊及卢卢·冯·克罗伊来看我们，两姐妹都非常漂亮。她们的母亲是丹麦及美国混血，父亲则是法国、比利时、德国混血的公爵。这年头有这样的背景可不好过。

5月13日，星期一

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休假了，想把所有的假存起来，去波希米亚特普利茨探望克拉里家族。自从在威尼斯分手后，一直没见面。想让塔蒂阿娜也认识他们。

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从科隆写信给她，他正奔赴前线途中。

5月16日，星期四

昨天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令人失眠。

5月17日，星期五

我不断提醒现在的老板我打算去特普利茨，祈祷在我的努力渗透下，他终将接受这个事实。

5月19日，星期日

晚上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的厨房里吃意大利面。瑞士大使馆新任武官提诺·索达提不断来电话，他说德军随时可能入侵瑞士。

5月20日，星期一

我的上司E先生今天回来上班，皮肤晒伤，怒气冲天，只见他气急败坏地转来转去，不停吼叫：“猪！一群猪猡！”——想必指的是我们。因为我们趁他不在时，发动了一次“宫廷革命”——越级报告。大老板冯·维茨莱本先生甚至把我叫去，问我是否真的“到处下最后通牒”？！幸好E先生人缘极差，我们胜利了！

塔蒂阿娜加薪了。我的薪水继续封冻，令人气恼。

5月22日，星期三

新任意大利大使阿尔菲耶里办了一场招待会。马克斯·绍姆堡—利珀突然出现；他刚从那慕尔回来，带回前线的第一手消息。弗里德里希·冯·施图姆已阵亡，他母亲也来参加招待会，却没人敢告诉她。

5月25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和我早晨7点出发，前往特普利茨，克拉里家族在波希米亚的城堡。坐在计程车上，我突然不确定自己是否关了厨房的电炉，但立刻就忘了这回事儿。迎接我们的人是阿尔菲·克拉里（他是母亲的远房表兄弟）和他的姐妹伊莉莎莱克斯·德·贝耶—拉图尔；她先生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比利时主席。随后我们去探望阿尔菲的母亲泰瑞斯——非常美的一位老太太，原为金斯基女伯爵；萨金特曾经替她画过肖像，那幅画现在就挂在她后方。

特普利茨　5月26日，星期日

基督圣体节。大家都去教堂，祈祷游行队伍由阿尔菲·克拉里率领，他走在神父的后面。我们在窗户后面观看。他们一直没有在法国作战的两个大儿子罗尼及马库斯的消息，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16岁的小儿子查理。他看起来像极了哈罗德·劳埃德[11]。他把地毯卷起来，并表演踢踏舞给我们看，他的舞跳得极好。（后来查理·克拉里被征召入伍，1944年在南斯拉夫战场上阵亡。）

5月27日，星期一

莉蒂·克拉里从来不提她的两个儿子，但她昨天在教堂里哭了。艾菲看起来满腹忧思。今天我们一起玩桥牌，晚上塔蒂阿娜先行离开，我要再待几天。我们去城里观光。彼得大帝曾经来此地治过一次病，因为特普利茨的矿泉温泉浴非常有名。

普鲁士皇储的长子，威廉王子，今天在布鲁塞尔一家医院去世，死因是他13日肺部、胃部所受的伤。

5月28日，星期二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今天宣布投降。伊莉莎莱克斯·德·贝耶—拉图尔很高兴，因为她希望因此能拯救许多比利时人的性命。

莉蒂的两个大儿子终于来信。罗尼的军团俘虏了他们的法国表弟。阿尔菲已决定该如何通知他的家人。阿尔菲仍固守19世纪式的理想爱国主义，似乎跟现实脱了节。

今天我们看了一段轰炸鹿特丹的新闻纪录片，好惨！让人替巴黎不寒而栗。

德国在与荷兰进行投降协商期间，纳粹空军竟轰炸鹿特丹，犯下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昂贵的错误。轰炸机队没有看到德国陆军发射的警告照明弹，几乎将大半个城市夷为平地，不过死伤人数（盟军宣传部宣称高达2.5万至3万）其实只有814人。即使如此，轰炸鹿特丹仍成为纳粹残酷不仁的典型例证，加上后来对英国各城镇的轰炸，逐渐改变了英国大众的想法，开始赞成对德国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造成远胜过盟国阵营的受害人数。

柏林　5月29日，星期三

塔蒂阿娜回家时我已上床。她对我大发脾气，因为她从特普利茨回来时，发现炉子插头没拔，结果铁圈烧穿了台架，幸好掉在了铁炉上。可是三天后，塔蒂阿娜进门时，一道火焰已窜上墙壁。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万一皮克勒家的公寓着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威廉王子的葬礼在波茨坦举行，听说王室安排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5月30日，星期四

在柏纳索家吃了一顿安静丰盛的晚餐。奥古斯汀诺强烈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且不像他的很多同事，他是最勇于直言的。他预言整个欧洲都将面对悲惨的命运。

6月2日，星期日

昨天领薪水，我们去逛街。每到月底，我们似乎都穷得一毛不剩；薪水少得可怜，也难怪！我们俩现在加起来总共赚450马克，100马克寄给罗马的家人，另外100马克还债；200马克买食物、付交通费等，最后剩下50马克做我们俩的个人花费、买衣服、付邮资等等。不过这个月我省下足够的钱，可以买下我几个月前看上的一件连衣裙。同时，我也省下足够的衣服配给票，但店主人居然忘了跟我要！

今晚洗了个澡。现在盆浴也受限制，所以这是大事一桩。

6月3日，星期一

巴黎今天首次遭到轰炸。德军正式宣布他们在西线上的损失——1万人死亡、8000人失踪（可能已死亡）。目前盟军俘虏已多达120万人。

6月6日，星期四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兄弟葛菲拿到一个英勇荣誉假，被送去军官学校受训。虽然他从未服过兵役，却显然表现得像位英雄，获颁铁十字勋章及肩章。然而他却痛恨战争，战前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

6月9日，星期日

佩勒姆·G.伍德豪斯在阿布维尔附近打高尔夫球时被俘。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要他为英国战俘编一份报纸，所以把他带来柏林。

大战爆发时，伍德豪斯（英国国民，却长期住在美国）及其妻住在勒图凯的房子里，正准备逃往西欧，却被德军捉住。他以敌方外国居民的身份被拘留，后来在美国官方（当时尚未参战）要求下被释放。柏林的美国广播电台说服他为美国听众制作五集录音，描述自己的经历，内容机智俏皮，隐隐嘲讽德国人，但完全不具政治色彩。然而，因为他使用了德国的广播频道，已犯了技术上的通敌罪，在英国造成极大的骚动，英国方面因此建议他最好永远不要回国。

下午下班后，几位匈牙利朋友开车来接我去海尔格—李·绍姆堡家里，大家躺在太阳下。葛菲·菲尔斯滕贝格也在场，看起来形容枯槁，仿佛疲累不堪，几乎无法参与谈话。艾许文·利珀已被军方撤职，因为他哥哥，即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之夫伯恩哈德亲王，也与女王一起逃往了英国。其实或许这样反而救了艾许文一命，但他仍然很气愤；他很爱他的部下，和他们一起经历过波兰及法国战役，现在他觉得自己遭到驱逐，无家可归。更糟的是，他们家族的产业都在他哥哥名下，肯定会被没收。

6月10日，星期一

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非常愤怒，他表兄弟威廉阵亡之后，所有德国男性皇族都被调离前线，“勉强留下”担任参谋工作。这些人全是出色的军人，希特勒不希望他们战功彪炳，获得“不健康的声望”。

昨天盟军弃守纳尔维克，挪威投降。今天下午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参战，此举不仅愚蠢，而且极不漂亮——赶在法国战役最后关头，“凯旋”进驻法国南部！

6月12日，星期三

谣传巴黎将抗战，但愿不是真的，因为这样并不能改变任何事。

6月13日，星期四

和C.C.普菲尔去戏院看格林德根斯演的《菲耶斯科》。这是难得的享受，现在戏票难求，总是全部卖光，不然就保留给休假的军人。散场后，我们到一家小餐厅吃点心，讨论战事。C.C.很聪明，不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基本上颇悲观。

6月14日，星期五

巴黎今天投降，怪的是柏林的反应出奇冷淡，毫无庆祝的气氛。

6月15日，星期六

谣传法国签订了投降协定。

晚上我们与西吉·拉费特和朋友去格林瓦尔德公园划船，然后围坐在花园旁。奥古斯汀诺·柏纳索突然出现，把我们拉到一旁耳语道：“苏联刚刚吞并了立陶宛！”但父亲仍在那里！我们立刻回家，花一整个晚上与外交部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联络。结果每个人都再三推托，生怕破坏了他们和苏维埃的“和谐关系”。

6月16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再一次尝试向外交部求援，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则陪我上教堂。他也在设法及时拯救我父亲。

6月17日，星期一

连续几晚无法入眠。传闻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及大部分内阁部长已越过德国边境逃跑。

自1926年起便以温和独裁姿态统治立陶宛的斯梅托纳总统，成功逃到美国，死于1944年。

虽然德苏在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秘密协约里，将立陶宛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希特勒并未同意苏联直接吞并立陶宛。莫斯科紧跟着拿下罗马尼亚占领的比萨拉比亚及布科维纳北部（苏联空军因此可以就近攻击德国的主要油田普洛耶什蒂）。希特勒认为此乃背信之举，因此他只有一个选择：实现他长久的梦想——征服苏联。

艾伯特·埃尔茨刚打电话来说，贝当元帅代表法国签订了投降协定；法国内阁似乎已树倒猢狲散。经过两个月的抵抗，这个结果令人不敢置信。

6月1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