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4月18日上午，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几乎已经彻底解体，而军官们也已濒临公开叛乱的边缘。
布塞的第九集团军不再是一支军事部队，而只是身处包围之中的一群筋疲力尽的人，一心只想着和数千名平民一起逃到温克将军的战线后面，以使自己处于安全之地。海因里希集团军群的另外一半人马，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也已放弃了他们的阵地，正向西线且战且退。这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俄国人，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投降。
曼托菲尔公然挑衅希特勒，下令进行了这次全面撤退。当海因里希在上午十点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有一个军已经退到了哈弗尔河时，一贯温和冷静的约德尔咆哮了起来：“每个地区都在对我撒谎！”
凯特尔直接打电话给曼托菲尔，指责他的“纯粹失败主义”。他说，他下午要去设在新勃兰登堡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指挥部，亲自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海因里希得到通知后，立即驱车来到新勃兰登堡，一直在那里和曼托菲尔一起等到了两点三十分。这时，他们接到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到十八英里以南的新施特雷利茨市去见凯特尔。两位将军上路了。不过，半路上，他们就看见凯特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正迎面走来。在一片湖附近，双方的人都下了公路。会议在一片小树林里开始了。曼托菲尔的三名参谋藏在附近。他们手持冲锋枪，决定一旦凯特尔做出任何要逮捕他们指挥官的举动，就动手抓住他。
“集团军群一直在后退！”凯特尔叫道，“领导队伍太软弱了。你们要是能学学其他人的榜样，有勇气采取严厉的措施，枪毙掉一千个逃兵，集团军群就能守住阵地！”
海因里希生硬地答道，他“不会这么干”。凯特尔转向曼托菲尔，指责他没接到命令便擅自撤退。海因里希高声为他的属下辩解，凯特尔告诉他，他就是“不够强硬”。
海因里希冲动地抓住凯特尔的胳膊，把他拉到公路上。公路上乱成一团，挤满了四散逃亡的车辆。海因里希指着一辆马拉小篷车，上面坐满了厌战的空军人员。“你自己为什么不给我做个榜样呢？”他问道。
凯特尔拦住那辆小篷车，命令乘客下来。“把他们带回第三装甲集团军指挥部，送交军事法庭！”说完，他便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突然，他又停住了脚步，生气地向海因里希晃动着一根手指。“从现在起，要严格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吼道。
然而，海因里希并没有被吓住：“最高统帅部连现在的真实情况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执行它的命令呢？”
凯特尔被激怒了，高声叫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么跟我说话的后果！”
曼托菲尔像海因里希一样目中无人地走上前来：“第三装甲集团军只执行冯·曼托菲尔将军下达的命令！”
凯特尔怒视着两位叛逆的将军，再次对他们说，要一字不差地服从命令，“你们要对历史的定论负责！”
“我对我下的一切命令负责，”曼托菲尔说，“我不会将其归咎给其他任何人！”他的三名参谋手持上膛的冲锋枪，缓缓走上前来。
然而，凯特尔只是绕过他们，连句再见都没说，就登上了他的汽车。
日暮时分，俄国人突破了掩护曼托菲尔撤退的防线，向新勃兰登堡蜂拥而来。海因里希打电话给凯特尔。
“你一擅自放弃阵地，就发生了这种事！”凯特尔恼怒地厉声喝道。
“我从未擅自放弃任何阵地，”海因里希冷冷地反驳道，“这是形势使然。”他要求准许放弃斯维内明德，防守这里的只有一个未经训练的新兵师。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对元首说，奥得河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将被放弃吗？”
“我为什么要让这些新兵去白白送死呢？”海因里希对他喊道，“我要对我的手下完全负责。我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你根本没有任何责任。责任首先应该由下达命令的人承担。”
“我一直认为要对我的良心和德国人民负责。我不能草菅人命。”他再一次正式要求撤退。
“你必须守住斯维内明德。”
“你要是坚持的话，就另外去找一个人来执行你的命令吧。”
“我警告你，”凯特尔气急败坏地说，“你活得够久了，应该知道在战时违抗命令意味着什么。”
“元帅先生，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您希望有人执行这道命令，请另找别人。”
“我第二次警告你。违抗命令意味着上军事法庭受审。”
这一次，是海因里希大发雷霆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我！”他叫嚷道，努力控制住自己，“我尽我所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得到了全体同僚的一致认可。如果我允许别人强迫我做明知不对的事，那就会失去我的尊严。我会通知斯维内明德，凯特尔元帅坚持要防守那里。但是，鉴于我不同意这道命令，我要把我的指挥权交给您处置！”
“根据元首授予我的权力，我要解除你的指挥权！立即将你手中的所有事务移交给冯·曼托菲尔将军。”
不过，曼托菲尔可没心情扮演一个千依百顺的角色。他发电报给凯特尔，说他拒绝接受指挥权和随之而来的晋升。电报的结尾，是一句极其挑衅的话：“这就是曼托菲尔下达的全部命令。”
事实上，这就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终结。
<h4>2</h4>
上下级之间的裂痕在地下掩体里也同样明显。4月28日黎明即将到来之时，鲍曼、克雷布斯和陆军人事局长布格道夫陷入了一场酒后的争论。“九个月前，我带着全部的力量与理想开始着手做我现在的工作！”布格道夫抱怨道，“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协调党和军队的工作。”因此，他说，他的军官同僚们开始蔑视他，甚至说他是军官队伍的叛徒，“而今天，事实摆在眼前，这些指责都是对的，我的工作徒劳无功。我的理想主义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它还天真而愚蠢！”
克雷布斯试图让他安静一些，但喧闹声已经把隔壁房间的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吵醒了。他推了推睡在上铺的年轻的博尔特。“你错过了一场好戏，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他们可以听见布格道夫正对安慰他的克雷布斯大吼：“不要管我，汉斯——我必须把这些说出来！就这些！再过四十八小时可能就太晚了……充满信念和理想的年轻军官已经大批大批地死去了。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祖国吗？不！他们是为你们去死的！”
布格道夫把矛头转向了鲍曼。他吼道，为了党员们个人的发展，已经有数百万人牺牲了，“为了你们奢侈的生活，为了你们对权力的欲望，你们摧毁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摧毁了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最为可怕的罪行！”
“我亲爱的朋友，”鲍曼用安慰的语调说道，“你不应该在这方面进行这么过分的人身攻击。即使其他所有人都中饱私囊，至少我是无可指摘的。我可以拿我的全部身家发誓。为您的健康干杯，我的朋友！”
隔壁房间的两个偷听者听见了一阵杯子的碰撞声，接着便悄无声息了。
整个上午，魏德林将军都在忙着拟定一个分成三个梯队逃出柏林的计划。显然，俄国人一两天内就会抵达帝国总理府。魏德林深信，他可以在晚间会议上得到元首的赞同，因此，他命令属下所有的指挥官在午夜之前来地下掩体报到。
戈培尔夫人正在她的居所写信给前一次婚姻生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此刻，克万特已成为盟军的战俘。她告诉他，全家人，包括六个孩子，上个星期以来一直住在元首的地下掩体里，“以便给我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生命一个唯一可能并且最为光荣的结局”。
纳粹主义的“光荣思想”就要终结了，“和它一起终结的，还有我这辈子所见过的美好的、崇高的、善良的一切”。她继续说道，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生存于其中的。这就是为什么她把孩子们带到了地下掩体里。对于战败后的生活来说，他们太善良了，根本无法承受，“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舍弃那种生活”。
她说，前一天晚上，元首把他自己的党徽别在了她胸前，那使她感到无比的骄傲与快乐。“希望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完成我最后也是最艰难的职责。”她写道，“我们现在期望的只有一件事情：忠心地为元首而死，并且和他一起结束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结局是“命运的恩赐”，她和“爸爸”过去从不敢期望于此。
“我亲爱的儿子，”戈培尔夫人最后写道，“为德国而活下去吧！”
<h4>3</h4>
在旧金山，为成立联合国组织而召开的会议仍在进行之中。安东尼·艾登与英国代表团在马克·霍普金斯酒店八楼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
“顺便说一下，”在向同僚们简要介绍了波兰问题之后，他说，“有一条来自欧洲的消息可能会让你们感兴趣。我们从斯德哥尔摩获悉，希姆莱通过贝纳多特提议，他要率德国向美国人和我们无条件投降。当然，我们要让俄国人也知道此事。”
他的态度非常漫不经心，以至于大多数听众都对此无动于衷。不过，杰克·威诺克，一名年轻的新闻官员，却暗暗想到，我的天，多好的一个题材！回到设在佩利斯酒店的指挥部之后，他发现报纸上并没有谈及这一投降提议。他推测，伦敦的某个人肯定是“在开关上睡着了”。
就是这个题材，他自言自语道，有了它，一夜之间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如果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并且被人查出来，那么，他的仕途便将走到末日。他怀着满心沮丧去睡了。
4月28日凌晨一点左右，他被路透社的保罗·斯科特·兰金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发生什么事了吗？”兰金问道，“我要为今天下午的报纸找些材料。”
威诺克犹豫了一下，然后决定碰碰运气。所有的报纸都会转载路透社的电讯，英国广播公司也会播发。威诺克将希姆莱提议的细节都告诉了兰金，并要求他不要透露消息来源。
“那当然。”兰金向他保证。接着，他在佩利斯酒店的大厅里，用电报将这条消息发回了通讯社：
昨日，这里的官方权威人士透露，据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得到的消息，希姆莱保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信件已送至英国和美国政府，但并未发给俄国。据上述权威人士透露，希姆莱已通知西方盟国，他可以安排无条件投降，他本人赞成这一解决办法。兰金。
电报未经审查便传到了路透社。当美联社驻旧金山记者杰克·贝尔得知这条最重要的战争新闻已经被人抢了先时，他把会议代表汤姆·康纳利参议员逼到角落里，要求证实这一消息。几分钟后，美联社的一条题为《投降》的新闻简报发布了。
美联社旧金山4月28日电，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今日证实，德国已无条件向盟国政府投降，正式公告即将发表。
旧金山《呼声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头版的通栏大字标题是“纳粹投降了”。几份号外被带到了歌剧院，莫洛托夫正在这里主持大会的一次会议。代表们开始四下奔走，争相祝贺。然而，莫洛托夫瞥了一眼报纸后，只是正了正他的夹鼻眼镜，然后敲了敲他的小木槌，让大家遵守会场秩序。
在华盛顿，白宫被电话铃声淹没了。兴奋的人群迅速聚集在一起，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国？。在马路对面的布莱尔大厦，杜鲁门打电话给正在家里的海军上将莱希，让他向艾森豪威尔核实这一消息。莱希打电话给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比德尔·史密斯。“有报道说，德国人已向艾森豪威尔要求停战。”他说，“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事实究竟如何？”
史密斯说，并未接到这样的要求。杜鲁门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姆莱向贝纳多特提出的建议。
当杜鲁门离开布莱尔大厦，穿过马路回到白宫时，天已经黑了。“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正在那边工作，谣言便出笼了。”他告诉新闻记者们，“我接到了来自旧金山的一个电话，国务院召我过去。我刚刚与海军上将莱希联系过，让他打电话给我们驻欧洲的总司令。这个谣言毫无根据。这就是我要讲的全部。”
<h4>4</h4>
在地下掩体的上层，德国官方新闻机构德通社的小办公室里，海因茨·洛伦茨的助手沃尔夫冈·博伊格斯正在收听敌方广播。差几分钟九点时，他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播发的兰金的报道。他翻译了报道，然后立即送到了“金笼子”，这是德通社记者们给希特勒居处起的绰号。
希特勒无动于衷地看着这篇报道，似乎已经接受了末日的来临。他要求另外找个人核查一下译文，确定译文正确无误之后，他平静地把博伊格斯打发走了。(1)
希特勒召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三人锁起门来进行秘密商议。整整一天，鲍曼一直在指责这种叛逆行为。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他发电报给邓尼茨说：“背叛似乎已代替了忠诚。”当门终于打开时，整个地下掩体已弥漫着各种谣言。希特勒命人把关在上层由武装人员看守的菲格莱因带下来。此前一天，这名希姆莱的联络官从地下掩体逃走，偷偷去了他位于夏洛滕堡郊区的房子，不料却被抓了回来，并被希特勒亲口下令逮捕。
希特勒怀疑任何与希姆莱有关的人——甚至包括爱娃的妹夫。一小时之后，菲格莱因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随后，他被押到总理府花园枪决了。(2)
当魏德林前来参加晚间会议时，地下掩体仍然处于骚乱之中。他向希特勒通报了俄国人的最新进展，并告诉他，所有的弹药、粮食和军需品供应站不是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是正受着炮火摧毁。两天后，他的部队就会断掉给养，无法再继续抵抗。“因此，作为一名战士，我建议我们立即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予置评，他便立即阐述了这一计划的细节。
纯属臆想！戈培尔奚落道。但克雷布斯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可行的。“当然，”他连忙补充道，“这要由元首来做出决定。”
希特勒沉默不语。最后，他终于问道，如果突围成功会怎么样？“我们将仅仅是从一个‘凯瑟尔’逃往另一个。而我，元首，难道要睡在旷野里，一个农庄里，或者类似的什么地方，在那里等死吗？不，对于我来说，留在总理府要比那好得多。”
午夜时分，魏德林离开了会议室。他的指挥官们在候见室里围住了他。他告诉他们，他失败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阴郁地说道，“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过，他答应他会再次试着说服元首。
希特勒离开会议室，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也在那里。希特勒跌坐在格莱姆床边，脸色非常苍白。“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他说道，“为了让他进入柏林，我们应该召集一切可以动用的飞机，来掩护他的部队前进。”温克的大炮，他宣称，已经轰炸了波茨坦—普拉茨一线的俄国人。
“黎明之前要召集一切可动用的飞机。”他命令格莱姆飞往离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不远的雷希林机场，在那里召集他的飞机。只有靠德国空军的支持，温克的部队才能成功。“这是你必须离开掩体的第一个理由；理由之二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他的嘴唇和双手哆嗦着，语调也变得不稳定，“一个叛徒绝对不能继任我做元首。你必须出去，好保证他不能成为元首。”
格莱姆说，他不可能抵达雷希林，而且，他更想死在地下掩体里。
“作为帝国的士兵，竭尽一切可能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希特勒说道，“这是剩下的唯一一个成功机会。我们有责任抓住它。”
“就算我们必须要成功，可现在又能做些什么呢？”汉娜问道。
然而，格莱姆已被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汉娜，我们是留在这里的那些人的唯一希望。哪怕只有最微小的机会，我们也应该为了他们而抓住它……也许我们能帮上忙，但是，不管能不能，我们都会去的。”
这番话让希特勒的情感突然流露了出来。“在所有的武装力量中，德国空军自始至终是打得最好的。”他说，“至于它的技术劣势，应归咎于其他人。”
格莱姆忍住疼痛开始着装。汉娜含着眼泪走向元首：“元首，为什么，为什么您不让我们留下来呢？”
希特勒看着她：“愿上帝保护你们。”
戈培尔夫人交给汉娜两封给她儿子的信。她摘下一枚钻戒，要汉娜戴上它，做个纪念。爱娃·布劳恩也交给汉娜一封信，是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夫人的。后来汉娜忍不住看了这封信；她认为其中的言辞“非常庸俗，矫揉造作，并且非常幼稚”，以至于把信给撕了。
黑暗的夜晚被烈焰熊熊的建筑物照亮了。当一辆装甲车把汉娜和格莱姆拉到藏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架“阿拉多96”式训练机前时，他们可以听到一阵密集的轻武器的射击声。汉娜发动小飞机，沿着东—西轴心大街向前滑去，然后在密集的炮火中起飞了。刚飞到屋顶的高度，这架阿拉多就被俄国人的探照灯发现了。在高射炮火的接连轰炸中，它像根羽毛一样翻来覆去。汉娜把油门推到底，飞离了炮火的旋涡——下方，柏林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汉娜朝北面出发了。
<h4>5</h4>
希姆莱的背叛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与希望。尽管他对格莱姆表露了信心，但是，如今他认识到，温克的行动同样注定会失败，为末日做准备的时候终于到了。准备工作以地下掩体小地图室里异乎寻常的一幕开始：一场婚礼。希特勒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也许他还害怕这样可能会削弱他作为元首的唯一性；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耶稣基督般的人物。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资产阶级本能驱使着他，要用这场推迟已久的神圣婚礼来报答他忠诚的情妇。
有人从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找到一名低级官员，把他带到掩体里主持仪式——非常相称的是，他的名字叫瓦格纳。希特勒和爱娃起誓说他们是纯雅利安血统，戈培尔和鲍曼在一旁见证。在简短的仪式之后，爱娃签下了“爱娃·布……”有人提醒了她，于是，她画掉“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布劳恩”。
随后，希特勒邀请鲍曼、戈培尔夫妇，以及他的两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与荣格夫人到他的房间去喝香槟。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直在追忆往事。不时有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京舍、克雷布斯、布格道夫、布洛，甚至还有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最后，希特勒说道，这是他的生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后时刻；在他最亲密的同志叛变之后，死亡将是一种解脱。然后，他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对荣格夫人口述他的政治遗嘱。
他控诉说，无论是他，还是德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发起战争，战争“完全是由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治家挑起的”。他谴责英国人逼他入侵波兰，“因为英国的政治派系需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他宣称，他之所以留在柏林，“是为了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的职位再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可以自愿以身殉国”，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是，他已命令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继续参加祖国的战斗”。任何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投降，都是不可能的。他号召指挥官们“要树立恪尽职守、死而后已的光辉榜样”。
他解除了希姆莱和戈林的一切职务，原因是他们“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秘密与敌人进行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
至于他自己的继承人——国家元首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两个职位——希特勒指定了海军元帅邓尼茨。戈培尔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舍尔纳任陆军最高统帅；希特勒说，前两人曾要求和他一起死，但是他命令他们，“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感情之上”，保留自己的生命。
遗嘱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也是对犹太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持种族法，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害各民族的国际犹太人。”一直到死，他都坚持自己的执念。
荣格夫人在遗嘱上注明日期：1945年4月29日凌晨四点。希特勒在底下草草签上了名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雷布斯作为证人也签了字。
接着，希特勒又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他把他的财产留给党，“或者，如果党不存在了，就留给国家”，并指定“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作为遗嘱执行人。“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或用于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尤其适用于我夫人的母亲，以及我所熟知的忠诚的男女同事们——特别是我以前的秘书们，温特夫人以及其他所有人，他们多年来的工作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的夫人和我选择了死亡，以此逃离被打倒或者被迫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将我们的遗体，在我为人民服务十二年来从事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这些消沉的准备工作终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元首告诉戈培尔，要他和他的家人离开地下掩体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种蔑视而非优待。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叫道。希特勒坚持如此，因此争执变得非常激烈，以至希特勒终于说道：“连我最忠实的信徒也要不服从我了！”说完，他就去睡了。
戈培尔含着泪水回到了他的卧室。他没有沮丧，也开始写自己的遗言，题为《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命令我，如果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就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去担任一名领导。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与我一起拒绝。在元首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抛弃他，不仅为人性和忠贞所不容，而且也将导致我在余生之中，被世人看作一个可耻的叛徒和下贱的无赖。同时，我还会失去我的尊严，以及同胞对我的尊重，而日后再造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未来的一切尝试中，都将需要这一尊重。
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危急的这些日子里，在纠缠着元首的叛变的梦魇中，至少还有一人会无条件地陪他到死；即使这与元首在政治遗嘱中正式下达给我的，而且从实质上来说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背道而驰。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着最大的贡献。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榜样将比人类更为重要。总能找到把祖国领向自由之路的人；但是，如果不是从清晰醒目的榜样的基础上开始的话，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将毫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