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魏贝尔无法确定，在收到积极的答复之前，他能否把这三位客人留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走来走去。沃尔夫说，他必须立刻回自己的司令部，因为军事形势发生了突变。几个月来，博洛尼亚以南的哥特防线战事寥寥。这条防线从利古里亚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由二十五个德国师和五个意大利法西斯师防守。但是，马克·克拉克中将的第十五集团军刚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想夺取博洛尼亚，渡过波河，并且已经突破了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防线。现在，克拉克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可以出动坦克，穿过波河河谷的平原，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

更糟糕的是，沃尔夫收到了一封希姆莱发来的电报。电报十万火急，沃尔夫不得不从瑞士边界魏贝尔的家中给他打去电话。希姆莱说：

坚守意大利前线，并保证其完整无损，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停止进行任何谈判。

然而，沃尔夫对魏贝尔说，他仍然希望圆满完成“日出”行动。不过，随着时间慢慢逝去，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司令部始终没有任何答复。

沃尔夫的处境甚至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糟糕。他一直在与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德国投降一事——但这些谈判只不过是烟幕弹，期望能在“日出”行动成功之前，稳住游击队员。

沃尔夫带领两名密使进入瑞士那天，舒斯特大主教警告多尔曼上校，除非沃尔夫本人立即前来米兰，否则，与游击队员的一切接触都将被切断。多尔曼打电话给沃尔夫，向其报告这一最新的危机。沃尔夫指示他“拖延时间”，并告诉舒斯特大主教，自己接受游击队员的条件，并将“尽快”去米兰。

舒斯特大主教告诉多尔曼，他安排在三天后，即4月25日，与游击队员会面。地点在米兰的大主教府。沃尔夫必须出席这次会议。

大主教还要求墨索里尼参加这次会议，但墨索里尼还没有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人们给他提供了六七种逃跑的办法，包括开飞机送他和克拉拉·贝塔西去西班牙，但他始终无动于衷。

在大主教府举行会议那天上午，格拉齐亚尼元帅试图取得墨索里尼的许可，让他把在克拉克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的部队撤至北方的新阵地，但是墨索里尼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他说，他六点钟与舒斯特大主教有个约会，他要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投降，以“避免军队受到更大的损失”。

午后，墨索里尼走出他设在省政府里的总部，登上一辆破旧的高级汽车，准备前往大主教府。正在这时，工厂的汽笛长鸣，宣告大罢工开始了。游击队员公开地列队走上了街道。这位意大利领袖要出去一事，甚至都没告诉他的保镖——党卫军中尉弗里茨·比策尔。在最后关头，比策尔冲到了院子里，勉强挤上了汽车。汽车缓缓开动，他摇摇晃晃地竭力稳住身子，因为他的半个屁股坐在领袖的膝盖上。

当墨索里尼走进大主教府的接待室时，舒斯特大主教感觉自己看见了“一个被巨大灾难吓呆了的人”。大主教试图使他振奋起来，但他始终无精打采，不愿说话。大主教请求他投降，以免使意大利遭到无谓的破坏。但是墨索里尼说，他要率领三千名黑衫党党员在瓦尔泰利纳战斗到底。

“领袖，”大主教说道，“别再抱任何幻想了。”他暗示说，这个数字应该是三百。

“可能要多一点。”墨索里尼答道。然后，他又微笑着补充说，“尽管不会多很多。我没有抱任何幻想。”

当大主教提醒他想想拿破仑垮台时的情况时，墨索里尼那疲倦的眼睛里突然泛起了生气：“我的百日帝国同样即将灭亡。我必须像波拿巴那样听天由命。”

游击队的三名代表被带进了房间：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高级军事代表拉法埃莱·卡多尔纳将军、笃信基督教的民主党律师阿塞莱·马拉扎，以及共和党（或行动党）的一名工程师里卡多·尤巴迪。新来的这几位吻了吻大主教的戒指，然后被介绍给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微笑着快步走到他们面前，向他们伸出手。代表们局促不安地同他握了握手。

当满头银发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在墨索里尼的两名部长陪同下大步跨进客厅时，气氛变得越发尴尬。大主教指向房间中央的一张椭圆形大桌子，说道：“我们都坐过去好吗？”

“好，”墨索里尼急躁地说，“你们有什么建议？”

“我得到的命令简单明确，”游击队的发言人马拉扎说，“我只需要求你投降，并且接受你的投降。”

墨索里尼心生不快：“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我只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开会讨论条件。我为什么来这里？为了保护我的手下、他们的家人，以及法西斯民兵。我必须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我的政府成员的家人必须得到保护。此外，我还听说会把民兵作为战俘交给敌人。”

“这些只是细枝末节。”另一名游击队员插话说，“我相信我们有权决定这些问题。”

“太好了，”这位意大利领袖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某种协议。”

格拉齐亚尼将军跳了起来。他说：“不，不行，领袖！请让我提醒你，我们对我们的盟友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抛弃德国人，不能单独进行这种有关投降的谈判。不经德国人同意，我们不能签署任何协议。我们不能忘记责任和荣誉的规则。”

“恐怕德国人并没有被这种顾忌所困扰。”游击队将军卡多尔纳说道，“在过去的四天里，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讨论投降条件。我们已经就所有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随时都会签订条约。”

马拉扎注意到墨索里尼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问：“德国人没有通知你的政府吗？”

“不可能！”这位意大利领袖吼道，“把条约给我看看！”

当然，墨索里尼其实了解很多，但在与会者们看来，他的惊讶与愤怒似乎很真实。“德国人背着我干这种事！”他跳了起来，宣称在与德国领事交涉之前，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德国背叛了意大利！”

他威胁说要对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谴责德国人，然后便咚咚地走出了客厅。

最后，墨索里尼终于做出了决定。在省政府，他用手指戳着一张地图喊道：“立刻离开米兰。目标科莫！”

他身穿法西斯民兵的制服，大步迈上走廊，他的部长们紧跟在他身后。一位部长求他别再去大主教府，另一位想确定他会留在米兰，还有两位建议他飞往西班牙，而几乎是与此同时，又有一位大叫道：“别去！领袖！”在这期间，他的秘书一直在他眼前挥舞着一沓文件，要他签字。这简直像是诙谐歌剧里的一幕。

墨索里尼肩挎冲锋枪，两只手里各拎一个塞得满满的公文包。他拥抱了两位老同志，然后大声叫道：“到瓦尔泰利纳去！”

晚上八点左右，墨索里尼的随行人员——包括格拉齐亚尼元帅和德国卫队——分乘十辆汽车在一片狂乱的告别声中开出了院子，向北面的科莫驶去。

“我们去哪儿？”一位部长问另一位。

“上帝才知道，也许是去地狱。”

在一辆挂着西班牙牌照的阿尔法-罗密欧上，坐着克拉拉·贝塔西。“我听任命运摆布，”她给一位朋友写道，“我不知道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但是我不能质问我的命运。”

<h4>3</h4>

在卢塞恩，沃尔夫仍然没有收到杜勒斯的回音。他告诉魏贝尔，他不能再留在瑞士了。克拉克正在向意大利北部继续深入，而游击队则要求在米兰一决生死。此外，多尔曼还报告说，墨索里尼行动诡秘，不知道在干什么。

午夜前后，沃尔夫从基亚索穿过边界，回到了意大利。由于旅途劳累，他决定在科莫湖西岸的党卫军边防警察总部洛加特利别墅过夜。他正准备上床，格拉齐亚尼元帅突然闯了进来。他在科莫逃离了墨索里尼一伙，想寻求党卫军的保护。

格拉齐亚尼元帅的到来给了沃尔夫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他想说服这位老人，让他相信率部投降是拯救意大利的最佳方式。起初，格拉齐亚尼严词指责他背叛领袖，但是沃尔夫反驳道，他一直在为意大利的利益着想。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最后，格拉齐亚尼元帅拟就了一份文件，授权沃尔夫率意大利的全部军队投降。

在外面的黑暗之中，还有其他一些不把党卫军看作保护者的意大利人。这就是武装的游击队员。他们刚刚得知沃尔夫到了这里，于是便开始悄悄地包围别墅。4月26日拂晓，整个别墅已被牢牢围住。不过，他们忘了割断电话线。

上午晚些时候，魏贝尔少校接到报告，说即将在科莫湖抓到“一条大鱼”。魏贝尔谨慎地询问了几句，便断定了这是沃尔夫。他安排当晚同一个名叫布斯泰利的特工在基亚索车站见面，试图找一个解救沃尔夫的办法。

然后，魏贝尔打电话给格韦尔尼茨。“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他说，“沃尔夫就会被杀掉，谈判的事就完了。”

格韦尔尼茨向杜勒斯报告了这个情况。杜勒斯说他很遗憾。他知道沃尔夫有多么重要，但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能再同沃尔夫接触。“我无能为力。”格韦尔尼茨问，他是否可以得到战略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唐纳德·琼斯的援助。琼斯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卢加诺副领事。杜勒斯摇了摇头，再次说他已被缚住了手脚。格韦尔尼茨决定自己行动，冲动地说：“我要出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再见。”杜勒斯只说了这么一句。但是格韦尔尼茨确信，杜勒斯的眼里闪过了一道光芒。八个小时后，格韦尔尼茨和魏贝尔在基亚索下了火车。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琼斯竟然在那里等着他们。“我已等候你们多时了，”他说，“我听说你们想解救沃尔夫。”

魏贝尔很快便发现，琼斯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是因为布斯泰利的关系才插手此事。“解救沃尔夫对瑞士来说相当有好处。”魏贝尔说道，假装这与杜勒斯毫无关系。他请求琼斯助他一臂之力，并提醒他，自己曾多次帮过他的忙：“现在，我希望你也帮我一次忙。”

琼斯欣然同意。他们都认为，解救沃尔夫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琼斯大胆地冲过游击队的防线。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代号为“斯科蒂”的他非常有名。他们打电话给洛加特利别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电话竟然还通着。他们告诉沃尔夫，很快将有两辆汽车尝试突破游击队的防线去救他。

晚上十点，琼斯的突击小组驱车驶离了基亚索，留下魏贝尔和格韦尔尼茨在一家灯火昏黄的车站小饭馆紧张地等待。琼斯刚进入意大利境内便遭到了射击。他跳下车，站在前车灯的光柱中。

“是斯科蒂朋友！”黑暗中有人叫道。枪声停止了。他们挥手示意“斯科蒂”继续前行。

格韦尔尼茨和魏贝尔在那家饭馆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午夜时分，他们紧张得受不了，便步行来到了瑞士海关。在那里可以看到从意大利来的所有汽车的灯光。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不时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要是琼斯在别墅打起来被人发现怎么办？格韦尔尼茨可以想象出一个标题：美国领事从意大利游击队手中营救德国党卫军将军沃尔夫。更何况现在杜鲁门和丘吉尔已经答应了斯大林，要停止—切谈判！

他们回到饭馆，坐立不安地又等了一小时，然后再次来到边界。意大利那一侧一团漆黑。他们几次听到汽车驶近的声音，然后又渐渐淡去。凌晨两点，几道细弱的光柱突然刺破了黑暗。两辆汽车靠近了边界。是琼斯他们。格韦尔尼茨走向自己的汽车。他打算一看到沃尔夫确实获救，便立刻毫不引人注目地离开。

但是，一个高大的身影拨开人群，径直向格韦尔尼茨走来。那正是沃尔夫。“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事。”他说。格韦尔尼茨决定利用一下沃尔夫的感激之情。他们一起驱车来到卢加诺的一家旅馆。格韦尔尼茨建议沃尔夫给米兰的党卫军指挥官写一封信，命令他停止与游击队作战。

沃尔夫不仅写了这封信，还交出了格拉齐亚尼签署的那份文件。此外，他还答应，要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止对国家财产的破坏，并保护政治犯的生命安全。

格韦尔尼茨问道：“如果希姆莱突然在这里出现，说：‘我要收回指挥权，我要逮捕你。’你会怎么办？”

“如果这样的话，我当然会反过来逮捕希姆莱。”

4月27日下午，沃尔夫独自离开了。他要返回他设在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的新指挥部。为了避免遇到游击队，他不得不从奥地利境内绕行。格韦尔尼茨驱车前往阿斯科纳，想回家睡一会儿，但刚睡着就被杜勒斯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华盛顿刚刚发来一封电报，允许他同德国人恢复谈判。(4)而亚历山大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命令他马上把沃尔夫的两名密使送到意大利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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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几个星期前，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希特勒对亲信承认，他与墨索里尼“牢不可破的友谊”可能是一个错误。“事实上，非常明显，同意大利结盟给我们敌人提供的好处比给我们自己的还要多……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无法赢得这场战争，那么，同意大利结盟将成为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意大利不卷入冲突，倒是本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他说，他仍然对意大利人民保持着“本能的友好感情”，“但是，我真的怪自己没有听从理智的声音。理智曾告诉我，要慎重把握对意大利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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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特勒可能是故意误导沃尔夫。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就意味着他已秘密派赫斯去英国了。那样的话，一旦谈判成功，他便可以抢得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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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几个小时前，希姆莱打电话给沃尔夫，命其不得再前往瑞士，并且威胁地补充说，“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他已把将军的家人从意大利的布伦纳地区转移到了提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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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显然，在杜勒斯得知此事之前，斯大林便已被告知了盟国政策的这一突然转变。就在前一天，丘吉尔致电斯大林：我们在几天前已与其中断了一切联系的德国使者现在又来到了卢塞恩湖。他们声称可以全权率驻意大利军队投降。因此，我们已经通知亚历山大元帅：他可以允许这些使者去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请您即刻派俄国代表前往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亚历山大元帅有权接受他战线上的大批敌军无条件投降，但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将留给三国政府解决……我们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擒获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德军是对不列颠民族珍贵的奖赏，而在这一事件中，美国曾经和我们患难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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