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随着敌人从东西两侧推进德国领土，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终于明白了，他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进行有条件投降的尝试越来越多。从希姆莱到格恩格罗斯，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都卷了进来。

3月1日，一个国家元首也企图同西方谈判：这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派他的儿子维托里奥给米兰的舒斯特大主教带去了口信。大主教要求见到书面文件。于是，3月中旬，小墨索里尼带着一份名为《国家元首的谈判建议》的文件再次来到米兰。在这份文件中，墨索里尼提出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投降，“以免给意大利北部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并保护仅存的工农业财富免遭彻底毁灭……”，从而挽救他的国家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中。如果能够达成谅解，“当前专门审判法西斯党员的罗马法庭”就不会去迫害那些曾向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宣誓效忠的人，墨索里尼会进一步答应解散法西斯共和党。

梵蒂冈对投降感兴趣有三个原因：它希望使意大利北部人民不用忍受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最后的绝望挣扎带来的恐怖；保存国家的工业设施；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几个月以来，多尔曼上校一直在代表沃尔夫将军同舒斯特大主教讨论和谈的可能性。大主教是沃尔夫与梵蒂冈沟通的渠道。大主教曾答应，如果德国人不破坏意大利北部的工业设施，他就会充当沃尔夫和意大利游击队之间的调停人。

舒斯特大主教通过驻伯尔尼的教廷大使向盟国转达了墨索里尼的提议，但是，直到4月6日，墨索里尼还是没有收到答复。然而，当天他读到了一则来自瑞士的报道，获悉了另一个寻求和平的行动。当然，这就是“日出”行动。这篇报道与事实非常接近。

星期三（4月4日），驻米兰德军接到命令，不得离开营房。据新法西斯和纳粹圈子的人说，这项措施与旨在解决驻意大利德军命运的谈判有关。游击队运动的两名成员获释，并被送往边界。据说他们随身携带着明确的提议。两人之一名为费卢西奥·帕里，是解放北意大利全国委员会的军事部门首脑。帕里被捕于米兰，并被党卫军关押在维罗纳。

墨索里尼迷惑不解，心烦意乱。他召来了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鲁道夫·拉恩博士，要求他做出解释。拉恩当然知道并赞成“日出”行动，但却佯装不知。他告知沃尔夫，这位意大利领袖非常不安。

第二天，拉恩和沃尔夫打电话给加尔达湖畔大本营里的墨索里尼。这位领袖开始详细介绍他的一个计划。他准备在科莫湖以北的瓦尔泰利纳山区进行最后的死守。沃尔夫忧心忡忡地听着。这样一个行动会危及“日出”行动。他告诉墨索里尼，在瓦尔泰利纳设防毫不实际，并建议他“在我们附近活动”。

盟军于1943年7月打进意大利之后，法西斯领导人发动了政变。他们逮捕并废黜了墨索里尼，让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重登王位。9月份被斯科尔兹内营救出来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畔建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政府。但是，他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傀儡，因为德国部队控制着整个地区。现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间出现了一条深深的裂痕。墨索里尼的最后一线希望是为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寻求某种“意大利解决办法”。因此，他甚至从未向希特勒报告过在瑞士进行的和平谈判。(1)

1945年4月11日，墨索里尼收到了梵蒂冈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盟国已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墨索里尼顿时觉得万念俱灰。

自从希特勒发动阿登战役这一搏失败以来，墨索里尼变得格外狂躁，“他纯粹是靠梦想活着，一直生活在梦境之中”。他年轻的通俗文化部长费尔南多·梅扎索马说：“他与现实没有一丁点儿的联系。他在一个他为自己臆造出来的世界里生活和行动，一个完全虚幻的世界。他活在时间之外。他的反应，他的欢乐和沮丧与生活从未有过任何关系。它们都是莫名奇妙突然产生的。”

当伊瓦诺·福萨尼在加尔达湖中的一座小岛上采访这位领袖时，墨索里尼似乎处于半疯癫状态。“如果现在是夏天，”他对这名记者说，“我会脱掉大衣，像个精力充沛的孩子一样在草地上打滚。”福萨尼将这一冲动的幻想归因于如下事实：墨索里尼的卫兵、部长，他喋喋不休的夫人多娜·拉凯莱，以及哭哭啼啼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暂时不在他的身边。

他谈及自己的错误，但是又指责其他人犯的错误更大。英国采取了“残忍的外交政策”，而希特勒又不听他的劝告，入侵了俄国，是这些迫使他卷入了战争。他猛烈抨击国王、反动宫廷、总参谋部，以及自私的工业和财政集团。然后，他平静而悲伤地坦承，自从在王宫被捕之后，他一直都被监禁着，“我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生命仅是永恒之中的短短一瞬。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会朝我吐口水，但是以后，他们可能会来把我擦干净。那时我将微笑，因为我会同我的人民握手言和。”

另一名记者玛德莱娜·莫勒觉得他看上去很像一名罪犯，因为他脸色苍白，脑袋剃得精光，两颗黑眼珠毫无生气。他似乎不只是顺从，甚至还有些低声下气。“你想知道些什么？”他问道，“我记得七年前你到过罗马。当时，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而现在，我已经过时了……今天早晨，一只小燕子被困在了我的房间。它拼命地飞来飞去，最后精疲力竭，掉在了我的床上。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它，这样就不会把它吓着。我拔出窗户插销，然后松开了手。起初，小燕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它四下看了看，然后便张开翅膀，愉快地轻啼一声，飞向了自由。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愉快的鸣叫。但是，窗户永远不会为我打开，除非是让我走进地狱……

“是的，夫人，我完了。我的星辰已经落入了尘埃。我仍旧在工作，但我知道一切都只不过是闹剧。我在等待这场悲剧的结局，却奇怪地置身其外。一年来，我感觉很糟糕，除了流食没吃过别的。我不抽烟，不喝酒……总之，也许我是注定了要为我的人民指明道路。可是，你是否听说过一位谨慎而精明的独裁者……

“痛苦如此漫长。我就像风暴中一条船上的船长。船只遇难了，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艘本无法控制的木筏上，正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漂流。再也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但是，可能有一天，全世界都将聆听我的声音。”

4月13日夜里，希姆莱打电话给沃尔夫，命他“火速”返回柏林报到——他刚刚获悉这名属下一再尝试进行和谈的事。沃尔夫答应立刻就去。随后，他仔细考虑了一番，写信给希姆莱说，他不能去柏林。

次日，希姆莱打了两次电话，再次命令沃尔夫到柏林来。沃尔夫置之不理，若无其事地参加了墨索里尼在加尔达湖畔召开的每日会议。这位意大利领袖仍然想在瓦尔泰利纳进行最后的顽抗，但是，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意大利军队总司令，一位上了年纪的白发老人——嚷得最凶：就算有可能，如果没有取得德国盟友的完全同意，就把他的部队从前线调回来，那简直太可耻了。

“没人必须去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平静地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出决定。”

会后，沃尔夫再次试图劝阻墨索里尼去瓦尔泰利纳。

“我还有什么其他牌可出？”墨索里尼问道。

“放弃你的社会主义计划，与西方资本主义讨价还价。”

“太棒了！”领袖回答。沃尔夫觉得他很认真。

“只要耐心一点。”沃尔夫说。他警告墨索里尼，不要再通过舒斯特大主教做任何和谈的准备工作。

沃尔夫或许已经暂时稳住了墨索里尼，但他自己的问题却日益增多。他该如何应付希姆莱要他飞去柏林的命令呢？他发电报给杜勒斯征求意见。杜勒斯通过帕尔里利警告他，不要去柏林，并且建议他立即带参谋部和家人到瑞士去。

尽管如此，沃尔夫仍然决定冒险前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和希姆莱。4月16日晚上——朱可夫对柏林发起总攻那天——沃尔夫在首都以南约十六英里处的一个机场降落。格布哈特医生在那里等着他。谨慎的希姆莱想让格布哈特试探一下沃尔夫。格布哈特把沃尔夫带到地下掩体附近的阿德隆酒店，两人在那里过了夜。次日上午，他们驱车来到疗养院，同希姆莱共进午餐。午餐结束之时，沃尔夫已经让希姆莱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希特勒的愿望。

这时，卡尔滕布鲁纳闯了进来，说他必须同希姆莱单独谈谈：他刚刚收到一名特工发来的电报，说沃尔夫与舒斯特大主教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并且可能在几天后签订意大利全线停火协定。

沃尔夫又被叫回房间，希姆莱愤怒地指责了他。

“我从未亲自同舒斯特大主教进行过关于投降的谈判！”沃尔夫发誓说。这是真的；他一直将该责任委派给一名部下。他的愤怒非常真实，以致希姆莱开始动摇了。但是，卡尔滕布鲁纳却没有这么轻信。他们争论了一个小时。希姆莱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又相信那个。沃尔夫想，这就像是在拔河，而希姆莱就是那根绳子。他很纳闷，这个优柔寡断的小个子怎么竟然曾是他所崇拜的英雄呢？

最后，沃尔夫要求他们一起去柏林，当着元首的面洗清卡尔滕布鲁纳对他的指控。当然，希姆莱拒绝前往。沃尔夫一再坚持，至少要让卡尔滕布鲁纳跟他去。他若有所指地说道，他准备告诉元首，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已收到了关于在瑞士进行谈判一事的详细报告——而希姆莱特地禁止他向元首报告有关谈判的消息。他希望，在元首得知此事时，卡尔滕布鲁纳能够在场。

这是要挟，他们三人都清楚。但是卡尔滕布鲁纳没有被吓住。他说他会去地下掩体，而这听起来就像是在恐吓。4月18日凌晨一点，两个死对头出发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肩并着肩，一言不发，车厢里一片难堪的寂静。但是，就在他们走进地下掩体之前，沃尔夫说了几句话，把卡尔滕布鲁纳气得脸都白了：“如果你向元首复述你的特工发来的消息，那么，我不会孤身一人上绞架。你和党卫军全国领袖会在我身边一起被绞死！”

他们在走廊里遇到了希特勒。“啊！你来了，沃尔夫，”希特勒惊讶地说，“太好了！请等一下，等情况报告会开完。”

凌晨四点，会议室的门开了，菲格莱因招手示意沃尔夫进去。希特勒十分冷淡，开口便直奔主题。“卡尔滕布鲁纳和希姆莱已经告诉我了，你在瑞士与杜勒斯进行了谈判。”他迈步走近沃尔夫，两眼盯着他，“是什么让你公然无视我的权威？作为驻意大利的党卫军指挥官，你只熟悉政治和军事总形势的一小部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向每一位指挥官介绍其他战场的战况，或者政治形势。你要承担多么重大的责任，你明白吗？”

“明白，元首。”

“是什么让你这样做的？”

沃尔夫提醒希特勒，他们在2月6日与里宾特洛甫举行过一次会议：“您在会上听到了我提出的建议，如果不能确定那些秘密的特殊武器可以及时制造出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开始同盟国谈判。”

他飞快地说着，谁都没有打断他。他始终直视着元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移开——他觉得，如果他移开自己的视线，就会把命丢掉。沃尔夫说，他把元首在那次会议上明显的赞成态度解释成了“祝福”，因此，他便相应地采取了行动。他解释道，由于没时间请示柏林，3月8口，他自作主张地会见了杜勒斯，随后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我欣喜地向您报告，元首。通过杜勒斯，我已成功地与总统、丘吉尔首相和亚历山大元帅取得了联系。我请求您给我进一步的指示。”

他说完之后，希特勒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好，”他终于说道，“我接受你的建议。你太幸运了。如果你没能跟他们取得联系，我就会像抛弃赫斯那样抛弃你。”(2)

沃尔夫如释重负，向希特勒介绍了粉饰一番之后的瑞士谈判的情况。他强调指出，鉴于当前的军事形势与俄国的态度，无条件投降不可避免。

“好吧，我会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希特勒说，“但是我得先睡一会儿。”

傍晚，他们在空袭的间隙又会了一次面。希特勒决定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叫人拿来了大衣。他与沃尔夫、卡尔滕布鲁纳和菲格莱因一边在总理府花园的废墟中间漫步，一边继续讨论。

“我考虑了今天上午你提出的问题。”希特勒开口说道，但他很快又改变了话题。他首先描述了他为保卫柏林而建立的纵深配备的反坦克系统。每天都有两百五十辆俄国坦克被击毁，他说。即使是红军，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他们的进攻很快便会停止，但他承认，俄国部队和英美部队最终会在柏林以南的某地会师。他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让俄国人进入欧洲，但是，他确信俄国人不会止步于预定的位置。

“然而，美国人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不得不用武力击退俄国人。到那时，”希特勒忽然停了下来，用锐利而得意的目光盯着沃尔夫，“到那时，人们会花大价钱来请我参加决战——帮助这一方或那一方！”他说，他可以在柏林坚守至少六周，甚至八周，顶住东方和西方的攻势，“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冲突定会爆发，然后我便可以做出决定。”

沃尔夫张口结舌：“元首，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您应该站在哪一边还不清楚吗？”

希特勒再次转向沃尔夫。稍加思索之后，他说：“谁给我好处最多，我就站在谁那边。”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抬头望向天空，“或者帮助首先同我建立联系的一方。”

沃尔夫心目中的所有英雄都一个一个地倒下了。“这场西欧诸国讨伐本世纪的新成吉思汗的战斗”怎么了？他想，昔日的理想主义哪里去了？

希特勒继续说道，由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盟国的队伍很可能分裂。

“没错，元首，”沃尔夫说，“但是，难道没有人向你报告，我们头顶上每天都盘旋着一万五千架次到两万架次的飞机吗？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他几乎是在“不可宽恕”地说着，“都有生命和财产损失。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不能允许自己因为这些报告而软下心肠。”希特勒草率地答道，必须做出最终决定的人不能让自己被战争的恐怖吓倒，“因此，按我说的做：乘飞机回去，代我向冯·菲廷霍夫将军问好！”

他的情绪变了，开始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如果我领导的这场德国人民的决战最终失败了，那么，德国人民就不配存在。”这个来自东方的种族将证明自己在“物种上的优越性”。到那时，除了“英勇地倒下”之外，别无事情可做。他抬起头，恍惚地看向沃尔夫，突然，他的乐观情绪又回来了：“回意大利去，同美国人保持联系，但是，要看看是否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尽量拖延一下，因为建立在这种含糊不清的许诺之上的无条件投降实在荒谬。”

一个仆人走到他们面前，说道：“元首，晚间情况报告会的时间到了。”

<h4>2</h4>

沃尔夫认为墨索里尼被稳住了，其实他错了。这位意大利领袖正准备去米兰，隐约地希望通过与民族解放委员会（游击队）或西方同盟国谈判，寻求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大利解决办法”。如果不行，他总归还是可以去北面的瓦尔泰利纳，进行最后的防守。“最终，”他对格拉齐亚尼元帅说，“法西斯主义将在这样一个地方英勇地倒下。”

那天，当多恩·潘西诺神父来看他时，他仿佛有些不祥的预感似的说：“现在向我告别吧，神父。谢谢你为我做的祷告。请你继续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它们。我知道，我就要被枪毙了。”

太阳落山时，他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的花园里同他的妻子告别，也跟他的姐姐埃德维杰说了再见。他还说，他已准备好“进入死亡的无边寂静之中”。然后，他带领一支小车队动身去了米兰。

4月20日，沃尔夫返回了他的指挥部。不管希姆莱(3)和希特勒有何意见，他都比从前更加坚定了在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决心。经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之后，凯塞林的继任者冯·菲廷霍夫将军终于同意派两名军官去亚历山大的司令部，进行关于投降的谈判。

讽刺的是，此时杜鲁门和丘吉尔刚刚做出了决定，要停止与沃尔夫或其代表的进一步接触，以避免同斯大林产生更多的摩擦。当天晚些时候，联合参谋部给设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司令部发出了一封电报：

……非常明显，至少在目前，驻意大利德军总司令（菲廷霍夫）并未打算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让他的部队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个问题在我们同俄国人之间引起的错综复杂的新困难，我们两国政府决定：美国战略情报局应该立即停止与德国密使的接触。美国参谋长们应据此要求战略情报局。

你应该视此事为已经结束，并且照此通知俄国人……

4月23日，沃尔夫带着他和菲廷霍夫亲自挑选的两个人秘密穿过了瑞士边界，准备协商投降条件事宜。菲廷霍夫的代表是维克多·冯·施韦尼茨中校，此人的祖母是美国第一任联邦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的直系后裔。沃尔夫选的是文纳少校。此刻文纳正穿着这位党卫军将军的软呢格子猎服。

三人由魏贝尔少校和胡斯曼博士护送到了卢塞恩。但是，直到他们在魏贝尔家安顿好，魏贝尔才透露说，盟国已终止了一切谈判。几乎和德国人同样愤慨的魏贝尔试图安抚他们。最后，他打电话给杜勒斯：“我们的局势非常棘手！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这件事，那么，我们就会被人嘲笑几百年。”

杜勒斯重申，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准再同沃尔夫进行任何接触。“可是我们恰恰不能这样做，”魏贝尔对其施加压力，“德国代表已经到了，准备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可是盟国却不想见他们！看起来你们似乎是想通过杀人来结束战争。”杜勒斯终于让步了：他会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让他请求联合参谋部允许杜勒斯同沃尔夫恢复“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