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虽然斯大林向哈里曼保证说，苏联的主攻方向是德累斯顿，但是，到了4月22日，即使对于最天真的人来说，他的真实意图也已经暴露无遗了。的确，科涅夫的一支部队正在向德累斯顿前进，然而，另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已经利用舍尔纳和海因里希中间的空隙，朝西北方向横扫而去。拂晓时分，这支部队到达了地下掩体以南三十五英里的卢肯瓦尔德。早晨六点，一辆俄国微型装甲汽车沿着大路风驰电掣般开到了附近的IIIA军官战俘营。一万七千名盟国战俘赤着上身涌出营房，疯狂地欢呼着。小小的汽车停下之后，驾驶员打开顶上的活动门爬出车外。俄国战俘一拥而上，抓起他一次次抛向空中。
四个小时之后，一支小型俄国装甲部队来到了战俘营门口。一名身材高大的步兵战士站在第一辆坦克上，拉着手风琴放声歌唱。在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上，一名战士漫不经心地弹着三弦琴，就好像奏着音乐奔赴战场是理所应当的事。粗犷的俄国人跳到地上，与战俘们握手，并拿出葡萄酒、伏特加和啤酒，不停地为三巨头、艾森豪威尔、科涅夫、“空中堡垒”(1)、斯图莫维克攻击机和斯蒂倍克汽车干杯。
当红军的坦克车队轰鸣着离开时，一辆坦克转向栅栏，把铁丝网连根拔起。“你们现在自由了！”坦克指挥官用德语喊道。
在卢肯瓦尔德南面，科涅夫向德累斯顿发起的攻势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希特勒把他最强大的防御力量部署在了这里——他错误地相信这里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在其中的几个地方，俄国人对舍尔纳的反扑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有一段将近一英里的防线，负责把守的是一支由十八名预备役军官组成的奇特队伍。其中包括米哈伊尔·科里亚科夫，一名空军记者，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他被调到了步兵部队。现在，科里亚科夫上尉只是一个职位低下的通信员。
4月22日黎明，科里亚科夫把他的步枪倚在排指挥所小屋的墙上，拿出一个珐琅圣母像，跪下来开始祷告。然后，他开始给躺在散兵坑里的战士们送食物。散兵坑挖在长满绿色禾苗的冬麦地里。前面几百米处有一片树林，一条公路从树林中间穿过。一派安静平和。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些人影。
“通信员！”排长大声喊道，“去看看是什么人！”
科里亚科夫走上前去，看见了一支长长的难民队伍。有人推着装满行李的婴儿车，有人骑着自行车，还有一些人跟在装得满满当当的马车后面徒步走着。忽然，很多土块溅在了科里亚科夫的脚上，他听到从树林里传来了德国自动步枪那短促清脆的射击声。马匹向前奔去，掀翻了好几辆马车，孩子们掉了出来。紧接着，炮弹开始爆炸，科里亚科夫连忙卧倒，动弹不得。每次他试图爬走，树林里都射出一排子弹将他困住。他趴在地上，大声祷告：“没人可以帮我们，除了你，圣母！没有其他的希望……”
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拎了起来。一个高大的德国人低头盯着他，举着枪托，“波兰人？”他吼道。
科里亚科夫设法向他解释了自己是一名俄国上尉。德国人放下枪，把他推向另一个士兵，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在一个指挥所里，德国人问科里亚科夫是否曾虐待过德国妇女。
他摇摇头。
“好，好！”一名上尉嘲弄地说。他扬手给了科里亚科夫一记耳光，把他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开始愤怒地用德语大喊大叫。科里亚科夫只听懂了一个词：“枪毙！”
四个肥胖的德国女人向他们跑过来，歇斯底里地朝困惑不解的德国上尉喊叫着。为首的女人擦去脸上的眼泪，对科里亚科夫微笑着。在她险些被奸污时，是科里亚科夫救了她。她的三个女儿挤在一起，一边点头，一边流着眼泪微笑。
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上校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捡起科里亚科夫的眼镜，一声不响地递给了这个俄国人。
<h4>2</h4>
当天早晨，在地下掩体里，斯坦纳是人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是否已从北面发动了解救柏林的进攻？如果已经发动了，那现在打到哪里了？希特勒三番五次地问克雷布斯同样的问题，而每次都被告知：没有消息。
十一点，克雷布斯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海因里希。他还没有机会开口，这位小个子将军就说：“今天是希特勒离开柏林的最后机会。我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救他！”
斯坦纳怎么样？
海因里希差点大笑出来，但是，他彬彬有礼地说，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斯坦纳身上实在太愚蠢了。克雷布斯的语气尖刻了起来，他说，阻止柏林被困是海因里希的职责。抛弃希特勒是可耻的！
这番话的结果只是激怒了海因里希。“你说我必须阻止元首不体面地落入包围。然而，你不顾我的意愿，不听我的劝，不考虑我已把指挥权交给你支配这一事实，仍然不允许我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保卫他。”
克雷布斯还没来得及回应，电话便断了。他设法再次接通了海因里希，对他说：“元首不同意部队撤退，因为这会把德国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这一分割早已是事实。”海因里希说道。接着，他要求克雷布斯再次请示元首，并在一点之前给他答复。
三点钟，克雷布斯终于打电话给他，说布塞可以撤回一部分部队。
海因里希立即给布塞打电话，然而布塞却一点儿都不满意。“这只是一些不完全的措施。”他说，“要么我和我的所有部队一起撤，要么我就留在这里。”
“好吧！撤退。”海因里希做出了决定。他故意下达了这么一个含糊的命令，布塞可以将其解释成允许他撤出全军人马。
但是，布塞不能让海因里希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有元首的命令。他要求我原地不动。”他不动声色地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假如现在撤退，他将不得不抛弃法兰克福要塞里的比勒的部队。他们已经陷入了重围。二十四个小时以来，他们一直试图在俄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却始终没有成功。只有等比勒成功地与第九集团军余部会合之后，布塞才能撤退。
<h4>3</h4>
戈培尔博士似乎已将昨天抨击德国人民的激烈言论完全忘记了。“我应该承认柏林人的优秀和勇敢，”他一边看着窗外在柏林上空盘旋的盟国飞机，一边对他的新闻官说，“他们甚至不躲进掩体，而是抬头看向天空，看看要发生什么。”
街道被破砖烂瓦和抛锚的汽车堵住了。戈培尔不得不取消了每日的记者招待会，开始录制一篇对人民的演讲。但是，录音还没结束，俄国的炮弹便在附近爆炸了。一颗炮弹的落点特别近，窗上仅剩的几块玻璃都被震得粉碎。戈培尔镇静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录音。结束之后，他转身问录音师，电台播放这篇讲话时，人们是否能听到刚才的爆炸声，“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音响效果吗？”
午餐时，戈培尔盛气凌人，甚至可以说很愉快。提到丘吉尔时，戈培尔说他是个“小矮子”，又把艾登描述成一个“装腔作势的假绅士”。然而，当他的老朋友温克勒医生打电话给他时，他郑重地感谢了温克勒过去为他所做的一切，然后低沉地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希特勒越来越紧张烦躁。他无法得知斯坦纳攻势的进展情况。每当克雷布斯向他报告说没有确切消息时，他都更加沮丧。事实上，斯坦纳那支可怜的仅有一万人的“装甲军”仅仅向西南方向前进了八英里，现在已被彻底拦在了那里。
当天下午的元首会议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海军中将埃里希·沃斯代表邓尼茨。邓尼茨正在德国北方建立一个独立司令部。娶了希特勒一名女秘书的空军上将埃卡德·克里斯蒂安代替科勒尔出席。科勒尔的新司令部位于柏林西北方向。当然，鲍曼也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凯特尔、约德尔、克雷布斯以及古德里安留给他的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其他副官、秘书们。
约德尔不顾克雷布斯一贯的乐观态度，向希特勒报告了真实情况：柏林已有三面被围。朱可夫的一支部队已到达城东。另一支部队由北面向波茨坦逼近，很可能将在一周后与来自南方的一支科涅夫的部队在那里会师。
约德尔的话让希特勒非常不安。他要求知道全部情况。斯坦纳向前推进了多远？最后，克雷布斯被迫承认，斯坦纳的“装甲军”仍然存在，但没有其他的消息。
希特勒猛地抬起头，开始粗重地呼吸起来。他用紧张嘶哑的声音命令道，除了几位将军和鲍曼之外，所有人都出去。其他人急忙推推搡搡地走出会议室，一声不响地站在候见室里，心里非常忧虑。
门刚一关上，希特勒就跳了起来，他的左臂砰地垂了下去。他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激动地挥舞着右臂，大骂他身边的人都是叛徒和骗子。他尖声叫道，他们都太低微，太可怜了，根本不能理解他的伟大抱负。他是腐化和怯懦的受害者，而今天所有人都背弃了他。
他的听众们从未见过他如此彻底地失去控制。他指着将军们责骂，将战争的灾难归咎于他们这类人。只有鲍曼提出了抗议，军官们不禁大吃一惊。可是，鲍曼的话无疑是为了让希特勒冷静下来，而并不是为军人们辩解。
希特勒喊了几句斯坦纳，然后突然跌坐在椅子里。他痛苦地说：“战争输了！”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只有一死。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身体开始断断续续地抽搐，仿佛是受到了强烈中风的折磨。
忽然，他不动了。他微张着嘴，坐在那里，用他那空洞的双眼盯着前面。这比他狂怒的时候更让旁观者惊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后来谁也不记得究竟过了多久。终于，元首脸上慢慢泛起了血色。他猛地抽动了一下。鲍曼、凯特尔和布格道夫恳求他保持信心。如果连他都丧失了信心，那么一切就真的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动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是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他决不离开地下掩体。如果他们想走，随他们的便，但他要在首都等死。接着，他要求见戈培尔。
外面房间的人几乎听到了发生的一切。菲格莱因抓起电话，告诉希姆莱刚刚发生的事。大吃一惊的党卫军全国领袖赶忙打电话给希特勒，恳请他不要放弃希望。他答应立刻派党卫军去。
“柏林的人都疯了。”希姆莱对党卫军中央办公室主任戈特洛布·伯格尔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说。伯格尔头脑简单，从来没怀疑过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他认为，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您应该立即去柏林，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他说，“当然，要带上您的警卫营。如果元首打算留在帝国总理府，您没有权力把一个警卫营的人留在这里。”看到希姆莱毫无反应，伯格尔反感地说：“好吧，我去柏林，您也应该去。”
希姆莱没有去，而是再次给地下掩体打电话，恳求希特勒离开柏林——但是徒劳无功；菲格莱因接过电话，催他的上司亲自前来劝说。他们争论了许久，最后，希姆莱终于同意在瑙恩与菲格莱因见面。瑙恩位于地下掩体以西二十五英里处——就在柏林仅剩的一条逃生走廊正中。
希姆莱和格布哈特医生一起在约定的地点等候菲格莱因。格拉维茨教授自杀之后，格布哈特被提名为德国红十字会的新主席。两个小时后，格布哈特建议由自己单独去见希特勒，请求元首批准他的这一任命。
希姆莱欣然同意，如释重负，他不必再等菲格莱因，可以返回他的司令部了。他要格布哈特放心，元首肯定会同意这项任命的，并让他告诉希特勒，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警卫营将誓死保卫地下掩体。说完，他转身向北走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当得到元首精神崩溃的消息时，戈培尔还在自己的家里。他得到通知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这一灾难性的消息对他的刺激比对任何人都大。正准备出门时，他又接到通知说，希特勒还想见玛格达和孩子们。五点左右，戈培尔夫人镇静地吩咐保姆，给孩子们收拾一下去见元首。孩子们非常高兴，想知道阿道夫叔叔会不会给他们巧克力和糕点。他们的母亲推测，他们可能是要去赴死。她强颜欢笑，告诉孩子们：“你们每人可以带一件玩具，只准带一件。”
戈培尔全家分乘两辆汽车朝地下掩体驶去。送他们离开时，泽姆勒注意到他的上司神情冷静，郑重其事，但玛格达和孩子们却哭了。
这一家人被安顿在了离希特勒房间不远的四个小房间里；然后，戈培尔和妻子便前去见元首。戈培尔宣布，他也要留在地下掩体里自杀。玛格达说，她也要这样做，谁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甚至连希特勒也不行。她还坚持让六个孩子跟他们一起死。
凯特尔终于清空了会议室，这样，他便可以和希特勒单独谈谈。他想说服希特勒在当晚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开始谈判投降事宜。与之前的很多次一样，元帅刚说了几个字，就被希特勒打断了。“我知道你要说的每一个字：‘必须立刻做出决定！’”希特勒提高了嗓门，“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决不离开柏林。我要守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一刻！”
凯特尔说，这简直是“疯了”。他不得不“要求”元首立即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元首可以继续指挥帝国和武装部队，但在柏林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柏林同外界的联系随时可能被切断。
“没人阻拦你立即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回答道，“事实上，我命令你这样做。但是我本人将留在柏林。仅仅一个小时前，我通过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我不能食言。”
凯特尔痛苦地说，如果希特勒不走，他也不走。正在这时，约德尔走进了会议室。
希特勒又召来了鲍曼，命令他们三人飞去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凯特尔将拥有指挥权，而戈林则作为元首的私人代表。
“七年来，我从未违抗过您的任何命令，”凯特尔回答道，“但是，这个命令我拒绝执行。”他提醒元首，他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您指引并领导了我们这么久，现在您突然要把您的参谋部派走，并且希望由他们自己去指挥战斗，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无论如何，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我再也无能为力了。”希特勒回答道。他又说，剩下的事留给戈林处理。
“没有一个战士会为帝国元帅而战斗。”其中的一位将军说。
“你说‘战斗’是什么意思？今后可能没有什么战斗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谈判的话，帝国元帅会比我做得更好。至于我，要么就投身于柏林战役并打赢它，要么就死在柏林。”他不能冒落在敌人手中的危险，所以会在最后一刻自杀，他说。“这就是我最终的、不能改变的决定。”
将军们发誓说，情况并没糟糕到这种地步。舍尔纳仍然很强大，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可以掉头回来解救柏林。几天之后，斯坦纳将得到足够的人力，可以在北面同时发起进攻。
希特勒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地，希望回来了，也带回了他的决心。他开始提出各种问题。很快，他便详细地拟出了拯救柏林的方法。
凯特尔说，他马上亲自去向温克下达命令。希特勒完全恢复了常态，热情地一定要凯特尔留下，先喝一碗豌豆汤。最终，他们决定，由凯特尔和约德尔在柏林西面的波茨坦附近设立一个新的最高统帅部。这样的话，如果柏林被围，他们就可以轻松地撤到邓尼茨那里去。而克雷布斯将留在地下掩体，担任元首的军事顾问。
凯特尔和约德尔拿着一野餐篮的三明治、白兰地和巧克力——元首亲自下的命令——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离开了帝国总理府的废墟。天已经黑了。“我能够告诉温克的只有一件事，”凯特尔悲伤地说，“那就是，柏林战役已经开始，元首的命运危在旦夕。”
午夜即将到来之际，地下掩体西南约六十英里处，凯特尔在一座偏僻的护林人小屋中，纯属偶然地找到了温克的指挥所。凯特尔命令他掉头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突破科涅夫的包围圈。与此同时，布塞将向西北方向进攻。他们将一起解救柏林。温克说这不可能：布塞已陷入重围，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了。
凯特尔开始恳求他。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他说，这次战役的胜败决定着希特勒和德国的命运。援救希特勒是第十二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责任。他说，元首的生命如今完全取决于温克，并且吐露了一个甚至没有告诉过约德尔的想法：他决心把元首从地下掩体里弄出来，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温克表示反对。解救柏林的计划基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师。但是，凯特尔却继续恳求。最后，这位年轻的将军只得答应尽力而为。他看着凯特尔的汽车渐渐消失，心里惦记着自己生长于斯的柏林，惦记着城里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
这些天来，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一直在劝克雷布斯想想办法，以免两人都死在地下掩体里。可是，他的上司要么是不愿有所行动，要么是不能，只是放任自己随波逐流。他告诉这位年轻的男爵，他对自己被选为元首的最后一任军事顾问一事丝毫不感到骄傲，“但是现在，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奉命留下，所以你必须跟我一起留下。”
4月23日午夜刚过，克雷布斯终于使希特勒做出了让步——至少他认为是个让步。布塞可以撤退。克雷布斯立刻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海因里希。当然，允许撤退的唯一目的是让布塞和温克一起进攻，解救柏林。
但是，布塞仍然拒绝撤退。不过，这次他告诉了海因里希真正的原因。他说：“在比勒的所有部队撤出法兰克福之前，我不能撤退，”他说，“我要一直等到比勒同我们会合。”
海因里希被激怒了——但是他能理解，于是，他挂了电话。
<h4>4</h4>
在希特勒崩溃的几个小时之后，克里斯蒂安将军闯进了位于柏林城外的科勒尔的指挥部。“元首崩溃了！”他描述了刚才发生的可怕事情。
科勒尔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戈林——帝国元帅是希特勒的合法继承人。“我们通常请示的那个人不愿意离开他所在的地方，”科勒尔对戈林的副官贝尔恩德·冯·布劳希奇上校说，“但我必须离开这里。”
布劳希奇知道科勒尔指的是希特勒。他说：“帝国元帅希望你马上来这里。”
挂了电话后，科勒尔转向克里斯蒂安，问道：“最高统帅部在干什么？”
“最高统帅部将离开柏林，并于今晚在坎普林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的一个坦克训练学院）集合。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西线的部队投入东线，继续进行战斗。”
科勒尔拨通了地下掩体的电话。“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布洛上校，“克里斯蒂安告诉了我很多事……我大吃一惊。这都是真的吗？”
“对，是真的。”
科勒尔问，他是否应继续在北线防御。
“是的。”
但科勒尔要的是另外一个答复。“这样不好，”他恼怒地说，“现在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说他必须去南方，亲自向帝国元帅报告一切情况。
“好吧。”对方答道。
“他（希特勒）不可能改变决定吗？”
这一次布洛做了否定的答复。
科勒尔急忙驱车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新指挥部，向约德尔求证克里斯蒂安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克里斯蒂安告诉你的都是真的。”约德尔冷静地回答。
科勒尔问，元首是否真的会自杀。
“在这个问题上，元首非常固执。”
“莱比锡市长全家自杀后，元首曾说：‘这是在愚蠢而怯懦地逃避责任。’”科勒尔非常愤慨，“而现在，他要做同样的事！”
“你说得对。”
“那么，你要怎么办？对我有什么吩咐？”
“没有。”约德尔说。
科勒尔说，他必须立刻出发，亲自去向戈林汇报。应该去告诉戈林，元首说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谈判的话，帝国元帅会比我做得更好”。这种消息，科勒尔说，绝不能通过电报对其说明。他必须亲自去。
“你说得对，”约德尔言简意赅地答道，“没有其他办法。”
4月23日拂晓之前，科勒尔及其参谋部全体人员乘坐十五架JU-52式飞机，动身前往慕尼黑。
在俯瞰贝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茨堡胜地，戈林已经通过一条不太靠得住的渠道得知了许多相关消息。当天上午，他告诉他的门房约瑟夫·齐希斯基——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鲍曼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神经崩溃了，要戈林行使指挥权。戈林半信半疑。他该怎么办呢？立刻行动，还是等待？
直到中午，科勒尔才到了戈林那所位于上萨尔茨堡的舒适而朴素的房子。他激动地向帝国元帅和纳粹党官员菲利普·布勒讲述了希特勒崩溃的事情。当然，戈林已经知道了大部分细节，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这让科勒尔很意外。戈林问希特勒是否还活着。他有没有任命鲍曼为其继承人？科勒尔答道，他离开柏林时，希特勒还健在，柏林还有一条，或者也许两条逃生走廊。这座城市大概还可以再守一周。“无论如何，”他最后说，“现在是您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帝国元帅先生！”
布勒表示同意，可是戈林仍犹豫不决。希特勒没任命鲍曼为继承人吗？他再次问道。他的死对头鲍曼也许会发来一封电报，诱使他过早地接管政权，“如果我照办，他会说我是叛徒。如果我不行动，他会指控我没能抓住最关键的时机。”
他召来了恰巧在附近的鲍曼的私人助手，以及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他还派人去找汉斯·拉默斯部长。此人是帝国总理府的主管，一名法律专家。1941年，希特勒亲自起草了两份正式文件，指定了元首的继承人。而拉默斯正是这两份文件的保管人。这些文件规定，在元首暂时或永远不能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指定戈林为希特勒的代表。同时，在元首逝世后，戈林将成为他的继承人。
戈林想知道柏林的军事形势如何，是否能保证他接管政权——毕竟，希特勒已陷入重围——但是拉默斯无法判断。
戈林清楚地知道，随着鲍曼对元首的影响日益扩大，自己的影响正在逐渐缩小。他问，自1941年以来，希特勒是否曾下达过什么废除他的继承资格的指示。
拉默斯回答说没有。“如果元首曾经下达过其他任何指令，我肯定能知道。”他时常会确定一下，这些文件有没有被撤销。他声称，这项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甚至不需要再次公布。
有人建议他给元首发封电报，问他是否想让戈林做他的代表。大家都赞成这一建议，于是，戈林开始草拟电文。过了很久他还没写完，科勒尔急忙打断了他，说这么长的电报根本发不过去。
“对，确实如此，”戈林表示同意，“你另写一封吧。”
科勒尔和布劳希奇分别起草了一封电报，戈林选中了其中一封，上面写道：“元首，鉴于您决定留在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根据1941年6月29日颁布的命令，接管帝国的完全指挥权？”
戈林又读了一遍电报，然后拿起笔添上：“……拥有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全权。”这样，他便可以与盟国进行和谈。他还有些担心，便说：“假如他不答复我怎么办？我们应该定个时限，在那之前，我必须得到答复。”
科勒尔建议给希特勒八个小时的时间，于是，戈林草草写道：“如果晚上十点之前没有答复，我将假设您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我会认为您的命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并为我们的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匆忙写道，“您应该能意识到，在这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我对您的感受，这种感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愿上帝保佑您，尽快将您带来这里。您最忠实的，赫尔曼·戈林。”
他重重地向后靠去。“太可怕了。”他说，“今晚十点，如果得不到答复，我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比如发表告武装部队书、告人民书等等。”他的行动方针已趋于明确，“我要马上停止战争。”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阿尔伯特·施佩尔正在建议希特勒任命邓尼茨为继承人。已有想法的希特勒反复思考着这个建议，但是什么都没说。
施佩尔乘飞机来柏林是想向希特勒当面告别，并且要坦白一件事。他没有为之道歉，只是透露说，几周来，他一直在劝说军事长官和重要领导人保全工厂和桥梁，阻挠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当然，他没有坦白自己最近计划暗杀希特勒的事。他想通过通风系统把毒气灌进地下掩体——但是却发现通风管旁边有一根新安的烟囱。）二十九岁那年，施佩尔在希特勒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教授手下工作。不久，元首便把他拉入了自己人的圈子，如今更是钟爱地把他看作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施佩尔认为自己会被逮捕，甚至可能会被枪毙，可希特勒似乎只是因他的部长能够坦白以告而“深受感动”。
施佩尔还没跟希特勒告别，戈林的电报便到了。不等元首说话，鲍曼就愤愤不平地说，戈林竟然要求在晚上十点之前做出答复，这简直像是最后通牒。他受的侮辱似乎比任何人都大，并与戈培尔一同要求处决戈林。
希特勒迟疑了片刻，然后承认说，他早就意识到了戈林的不足；此外，帝国元帅还非常堕落——他是一个吸毒的瘾君子。不过，他的语气突然又变了，说道：“可他还是能够就投降一事去进行谈判。事实上，无论谁去都没关系。”虽然他拒绝下令处决戈林，但还是被大家说服，给戈林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
你的行动代表了对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高度背叛。对背叛的处罚是死亡。但是，鉴于你过去曾为党效劳，如果你辞去一切职务，那么元首将免去你的死罪。请回答是否同意。
这封电报是由鲍曼起草的。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又发出了另外一封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