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已通过我的特别指示被废除。我的行动自由无可争议。我禁止你采取任何你打算采取的行动。
然后，希特勒又发出了第三封电报。这封电报与前两封截然不同，也许更确切地表明了他本人的态度：
你认为我已不能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不知这个可笑的想法出自何处。我要求立即坚决地进行辟谣。顺便说一下，我只会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把权力交给我认为合适的人。在那之前，我本人仍将拥有指挥权。
鲍曼肯定是担心这封电报将是元首原谅戈林的前奏。他通过无线电秘密通知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要求立即以高度叛国罪逮捕戈林。(2)
<h4>5</h4>
过去几周里接连的灾难，让司令部的神圣性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德国军官们来说，司令部曾是如此不可侵犯。很多指挥官宣布独立，甚至发动兵变，这在国防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首先，古德里安公开反对希特勒，并且最终希望自己被解职；接着，海因里希当面反抗希特勒，甚至下达含糊不清的命令，妄图先发制人；最后，温克无视希特勒的直接命令，擅自决定向东进攻。
反抗之风从上吹到下。例如，海因里希阻挠希特勒，布塞反抗海因里希，而且，没有比布塞自己的司令部更混乱的地方了。他手下的第五十六装甲军暂时调离第九集团军，目前正在柏林以东二十英里处，企图阻击突破希娄的俄国人。该部队指挥官赫尔默特·魏德林将军接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布塞要求他向东南推进，与第九集团军主力会合；希特勒则威胁说，如果他不马上向柏林城界靠拢，便会立即被枪决——有人向他误报，魏德林已经一路逃回了波茨坦。
由于魏德林皮肤粗糙，举止粗鲁，他的手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带刺的卡尔”。他是一名头脑简单的职业士兵，只想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决定亲自去见克雷布斯，彻底弄清状况。
在地下掩体，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冷淡地接待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枪毙我？”魏德林脱口而出。
克雷布斯严厉地回答道，元首非常生气，因为魏德林迁走了设在柏林西面的指挥所。太荒唐了！魏德林发作了。他拿过—张形势图，想证明他的指挥所与俄国战线的距离从未大于过两英里。这很明显是事实。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让魏德林放心，他们马上去向元首汇报真实情况。
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回来时，发现魏德林情绪非常激动。他刚收到自己的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电报，通知他最高统帅部已解除了他的职务。他谴责两位将军是走狗，胆小得不敢向元首反映关于同僚的真实情况，生怕自己因此而失宠。
克雷布斯没有生气。他告诉魏德林，解除他职务的命令已经被取消，元首希望马上见他。他们下了一段楼梯，沿着一条走廊走进了候见室。房间里的长凳上坐着几个人，魏德林只认出了里宾特洛甫。
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快步陪着他走进了主会议室，希特勒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研究一张地图。他们进来之后，希特勒转过身，露出了他那肿胀的脸和狂热的眼神。他毫无诚意地笑了笑，伸出手低声问道：“我们见过面吗？”
魏德林说见过——一年前在上萨尔茨堡，他被授予橡树叶勋章的时候。
“我记得你的名字，”希特勒说，“但是想不起来你的模样。”魏德林心想，你自己的脸只是一张强颜欢笑的面具。他注意到，元首坐下时，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魏德林透露，根据克雷布斯的建议，他已经命令部队向东南方向挺进，与布塞集团军的主力会合。克雷布斯说，如果不取消这一命令，柏林东南将出现缺口，来自希娄方向的朱可夫部队将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入。
希特勒的右腿不住地颤抖。他连连点头称是，然后，滔滔不绝地解释起了他制订的解救柏林的计划。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将从西南方向发起进攻，而布塞将从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这两支部队将合力打败柏林南面的俄国人。与此同时，斯坦纳将从东北方向打过去，牵制柏林背面的朱可夫部队。一旦打败南面的俄国人之后，温克和布塞便将挥师北上，发动大规模联合进攻，帮助扫清北面的敌军。
希特勒或许觉得这个计划很清楚，但是，对于魏德林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军人来说，这简直太混乱了。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突然，克雷布斯宣布，将由魏德林负责柏林东部和东南部的防守。魏德林不知所措。当他站起来时，希特勒也试图起身，但是又跌坐在了椅子里，只好伸出了手。魏德林走出了会议室。元首的身体状况让他非常难过。他感觉头晕眼花。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国防军还有没有最高统帅？在地下掩体的上层，他打电话给他的部队，命其改变阵地，防守柏林东郊。然后，他问克雷布斯：“我归谁指挥？”
“由元首直接指挥。”
魏德林研究着柏林地图，建议由一个人统一负责柏林的防守。
“有这么一个人，”克雷布斯说，“那就是元首。”
“我感觉自己是在做梦！”魏德林叫道。他的坦克军和布塞集团军里的其他作战单位都已受到重创。难道克雷布斯认为眨眼之间就可以击退强大的俄国军队？“如果守不住奥得河，”他说，“那就必须宣布柏林为不设防城市！”
然而，克雷布斯只是微微一笑，似乎这不过是陈词滥调。他说道：“元首之所以命令守住柏林，是因为他很肯定：一旦柏林陷落，战争就会结束。”
<h4>6</h4>
午夜即将到来之际，几辆小汽车开到了卢贝克市内一座公园附近的一座小房子前。卢贝克是汉堡北面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德国港口。希姆莱和施伦堡在几名党卫军军官的随从下，走进了这座房子——这是瑞典的领事馆——受到了贝纳多特的欢迎。贝纳多特把他们带进一个只点着蜡烛照明的小房间。谈话刚开始，就响起了空袭警报。贝纳多特问希姆莱是否愿意和其他人一起钻进下面的掩体。希姆莱还是那副样子，好久都下不了决心。当他得知掩体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下室时，不禁又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才走了进去。在地下待着的一个小时里，希姆莱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逐一向大家提出问题，就好像在做民意测验一样。贝纳多特觉得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只是强打精神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警报解除后，他们回到了上面的小房间。贝纳多特请他们喝一杯，但希姆莱只想喝汽水。“我认识到了，你说的是对的。”他出人意料地说，“战争必须结束。”他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我承认德国败了。”他说，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必再受自己誓言的约束。
在两支蜡烛那摇曳的烛光映照下，希姆莱的面容越发显得鬼鬼祟祟，优柔寡断。这全取决于一件事情，他继续说道，那就是盟国怎样对待德国人。如果他们把德国人民全部消灭的话，那么希特勒便将成为英雄和烈士。“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矜持地喝了一小口汽水，然后说道，“我完全有权做主。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免遭俄国侵略，我希望在西线投降……但不能在东线投降。我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问伯爵是否愿意把这个提议转达给瑞典外交部，从而转达给西方各国。
贝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说，如果东线不停战，那么盟国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
“我非常清楚这有多困难，”希姆莱回答，“但我依然想试着使几百万德国人免遭俄国侵略。”
贝纳多特同意向其政府转达投降的要求，但他想知道，如果遭到拒绝，希姆莱有何打算：“如果那样的话，我将接过东线的指挥权，战斗至死。”
他说他希望会见艾森豪威尔，并愿意立即无条件投降。“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我应该向艾森豪威尔伸出手吗？”他推心置腹地问道。
临走时，希姆莱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天，他必须立刻赶往东线。他果断地大步迈向黑暗之中，爬上汽车，坐在方向盘前。他踩下油门，汽车冲过一道栅栏，一头撞上房子周围的一道铁丝网。在场的瑞典人和德国人设法把汽车拖了出来，希姆莱东倒西歪地下了车。伯爵对领事馆的几名随员说，这似乎有所象征。
<h4>7</h4>
次日，即4月24日早上，克雷布斯和他的两名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格哈德·博尔特上尉，被允许进入了元首的会议室。戈培尔和鲍曼也在里面。
在克雷布斯汇报情况时，博尔特被喊去接电话，听取前线发来的紧急消息。他回来时，戈培尔探身过来，低声问道：“有什么消息？”博尔特告诉他，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坦克突然攻击了曼托菲尔的北翼，并已推进了三十英里。它不仅像朱可夫在曼托菲尔的南翼所做的那样，切断了其北翼，并且表明了斯大林的主攻方向是柏林。俄国的三个方面军——约二百五十万人——正在向首都会聚。
希特勒满怀希望地转向博尔特。元首一个劲地摇着头，这让博尔特感到有些紧张。博尔特汇报了这一新灾难。希特勒沉默了片刻，然后厉声说道：“鉴于我们拥有奥得河这道天险，因此，俄国人这次之所以胜利，完全是由于那里的德军指挥官无能。”
克雷布斯试图为海因里希和曼托菲尔辩解。他们的后备队伍——包括斯坦纳的军队——全都被调走了，有的被调去加强曼托菲尔的右翼，那里的压力非常大；有的被撤回来防守柏林。这让希特勒想起了斯坦纳那次夭折的进攻。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地图说，明天必须从柏林北面发起一次进攻：“第三装甲集团军要把全部可用兵力都投进去，这肯定会无情地削弱未受到攻击的其他地段的兵力。北面必须重新建立与柏林的联系。立刻把这个命令传下去。”
布格道夫建议由斯坦纳指挥这次进攻，希特勒一听就火了：“我用不着这些骄傲自大、令人讨厌、优柔寡断的党卫军军官！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需要斯坦纳担任指挥官。”
克雷布斯走出会议室时，看见魏德林正在候见室里等待。“昨天晚上，你给元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说，“现在，他命令你全权指挥柏林防御战。”
“你还是把我枪毙了更好。”魏德林答道。他接受了这个任务，条件是只有他可以下达有关柏林防御的命令。他不想受到戈培尔这样的柏林卫士的任何干涉。
当天下午，约德尔来到一个人——斯坦纳——的司令部。斯坦纳本应与这场从北面发起的新攻势毫无关系。“元首命令，”约德尔宣布，“你必须立即发起进攻。”
“我不愿向柏林进发。”斯坦纳回答道。他的语气从未如此轻蔑过，不过，如今这在国防军中已属司空见惯。他说，掩护力量太少，他的大部分手下都会被歼灭。“我不想干！”他重复道。
约德尔怒视着他，秃顶涨得通红，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他的怒火正越烧越旺。可是斯坦纳也不示弱，他死盯着约德尔，把他看得局促不安。斯坦纳的行为并非一时冲动。他深信只有同西方和谈才能挽救德国。一个星期前，他与曼托菲尔秘密商定，要尽快和艾森豪威尔联系，告诉他盟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线直抵奥得河。
斯坦纳正在和约德尔争论，这时，有人报告说，一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和五千名飞行员刚刚抵达。把他们动员起来，投入解放柏林的进攻！约德尔命令道。斯坦纳又一次拒绝了。他说，他们未经训练，会在战斗中丧命。他把这些人派回了他们原来的基地。
约德尔放弃了，返回了最高统帅部。几个小时后，凯特尔来了，还是劝斯坦纳发起进攻。
斯坦纳非常为难。有哪一位德国陆军元帅曾像凯特尔这样低声下气过？但他只能回答：“不，我不会进攻。这次进攻太愚蠢了——只是白白送死。随你怎么处置我吧！”
凯特尔同样发现毫无希望，于是便离开了。
<h4>8</h4>
虽然希姆莱和盖世太保首脑缪勒都明确许诺，但国际红十字会还是没能制止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的转移。不过，红十字会仍然希望拯救附近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两万名妇女。他们派出一名代表，阿尔伯特·德·科加特里克斯。他带着一封急件去找党卫军上校鲁道夫·赫斯。赫斯是德国集中营的副主管，曾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科加特里克斯朝北面走去。路上塞满了难民，因此，他拖延了许久，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拉文斯布吕克。他找到集中营指挥官、党卫军少校弗里茨·祖伦茨，说他必须要见赫斯。可是，赫斯不久前出了车祸，现在不在这里。
科加特里克斯描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在转移途中遭受的残暴虐待，并警告祖伦茨，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将来是要受到清算的。他提议由红十字会代表负责管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妇女，让她们留在营区里，直至俄国人到来。
但是祖伦茨说，他已接到希姆莱本人的明确指示，要撤空集中营。此外，军事形势并未绝望。俄国人不仅将被拦住，而且还会被即将发起的大规模反攻将他们打回到西伯利亚大草原。
“只有一千五百个病号可以留下。”他说，“你知道吗？俄国病号都跪在地上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扔下，生怕落在他们同胞的手里。他们哭喊着：‘布尔什维克是妖怪！’”
次日，即4月25日，上午九点，几千名妇女在指挥部门前排成了长队。祖伦茨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科加特里克斯，谈及他的这些“女士”士气很高，并让他看了她们写的介绍信。
一名女党卫军成员走进办公室，报告说：“文件已全部销毁。”
指挥官偷偷做了个手势，让这个女人闭嘴。然后，他向红十字会代表介绍了她，并且问道，最近转移的那些囚犯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人道的对待。”她简练地回答。
“你看！你看！”祖伦茨叫道。他耀武扬威地举起双臂，开始滔滔不绝地为集中营体系辩护，赞扬在对囚犯的教育和训练中取得的显著成绩。他声称，关于集中营的那些可怕故事都只不过是“诽谤宣传”，并且要带科加特里克斯去亲眼看看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情况。
尽管营房里塞满了三层的床铺，但科加特里克斯所看到的更像一座战俘营。他参观了医务室、图书室和干净得让人吃惊的监狱大楼。但是祖伦茨不许他参观集中营东部的几座楼房，据说那是为国防军生产纺织品的工厂。
祖伦茨似乎很偶然地叫住一名女囚犯，问她是否遭到过虐待或者挨过打，她有没有什么委屈。这个女人对看守人员只有夸奖。又有几名女囚被选了出来——都是祖伦茨选的——得到了完全一样的回答。每名囚犯回答之后，祖伦茨都要转向红十字会的代表，低沉地说：“请看吧！”他叫过来一名党卫军女看守。
“你虐待过囚犯吗？”他问。
“那是被禁止的！”她似乎被冒犯了似的说道。
“要是你打她们会怎样？”
“那我们会被处罚的。”
他又问了几名看守同样的问题，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离开集中营时，科加特里克斯非常想要求祖伦茨带他参观毒气室和焚尸炉，不过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在办公室里，他会见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党卫军上校凯因德尔。上校非常冷漠地否认了在转移囚犯的途中曾发生过任何暴行。科加特里克斯指控说，红十字会的两名司机和一名代表曾亲眼看到一些犯人被打死。
凯因德尔耸了耸肩：“也许有些党卫军看守的确这样做了，但这只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痛苦——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对这几个死人大惊小怪——而对德累斯顿的德国平民遭到的可怕轰炸却不发一言。”他承认，某些党卫军士兵确实可能有过分鲁莽的举动。但经常虐待犯人的是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
科加特里克斯和祖伦茨一起走了出来。祖伦茨亲密地挽住他的胳膊，诡秘地——令人反感地——说：“有我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事。”
<h4>9</h4>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接到鲍曼的电报之后，立即听命把戈林及其家人禁闭在他们的家里。在帝国元帅戏剧性的职业生涯中，要数过去的四十八小时最为疯狂：元首崩溃了；他以为自己将被召去接管第三帝国；接下来，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而现在，他确信自己将被处决。
前一天夜里，一名党卫军成员把一支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放在戈林的床头柜上。“我不会自杀。”戈林对他的门房齐希斯基说，并轻蔑地把枪扔到了一旁，“我要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次日，即4月25日上午，几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及其侍从长的面，试图劝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宣布自己由于身体的原因，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接到了那些电报，但他还是无法相信希特勒真是这样想的。不过，当党卫军的人掏出手枪时，戈林马上便签了字。正在此时，天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大家连忙钻进了房子下面的掩体里。
盟国飞机经常在去轰炸萨尔茨堡、林茨和其他目标的路上飞越贝希特斯加登上空。不过迄今为止，元首在上萨尔茨堡的住所尚未遭到轰炸。可是今天，两大批盟国轰炸机要集中力量摧毁山上的希特勒隐居处。艾森豪威尔虽然确信元首仍在柏林，但同样确信纳粹政府的其余人员已经向这个“民族堡垒”撤退，准备在上萨尔茨堡建立司令部。
十点，第一批轰炸机冲向山脊，在元首住所上空投下烈性炸弹。半个小时后，第二批轰炸机飞来了，这次数量更多。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架接一架的轰炸机向上萨尔茨堡投下了大量巨型炸弹。
最后一架轰炸机飞走之后，驻扎在慕尼黑的第六航空舰队指挥官、空军上将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莱姆驱车来到上萨尔茨堡。希特勒的美梦变成了一堆烧焦的废墟。格莱姆沮丧地环顾四周。元首的住处，著名的伯格霍夫，正好中了一颗炸弹。它的一侧已全部倒塌，锡皮屋顶被爆炸的气浪掀开，悬在半空中。几百码开外，鲍曼的房子也被炸得很厉害，还在冒着滚滚的黑烟。再往前，是戈林房子的断壁残垣。党卫军的营房、普拉特霍夫旅馆，以及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一书的小屋，全都燃着熊熊的火焰。
作为一名忠诚的纳粹分子，格莱姆接到了柏林发来的电报，命他去地下掩体报到。这时，他找到了科勒尔，他听说科勒尔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格莱姆开始指责戈林离开地下掩体，并且做出“叛变”的行为。起初，科勒尔还为他的上司辩护，后来，他埋在心底已久的不平爆发了。“我根本不应该为帝国元帅辩护。”他说，“他犯下的错误不胜枚举。他让我的人生痛苦不堪——他卑鄙地对待我，无缘无故地说要把我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他还当着总参谋部全体人员的面，威胁要枪毙总参谋部的军官。”不过，科勒尔不愿像格莱姆一样说得那么过分，“不过我知道，4月22日和23日，帝国元帅没有做出任何可以被称为叛变的行为。”
格莱姆丝毫不为所动。他声称，根本无法为戈林的行为辩解。然后，他便起程去了柏林。
<h4>10</h4>
当天清晨，舍尔纳——最近刚被晋升为陆军元帅——降落在了柏林附近的一个机场。他下了飞机，驱车直奔地下掩体。希特勒要见他。他怀疑，元首可能得知了他同西方谈判的企图。像希姆莱、沃尔夫和斯坦纳——他们都是党卫军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在独立地做这件事。不过，与西方谈判的倡议最早是由汉斯·考夫曼博士(3)提出的。考夫曼本是外交部的官员，因与里宾特洛甫发生争吵，而被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的一个机枪营。他说服了舍尔纳，他们可以利用捷克的民族主义者，设法与盟国单独媾和。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是在考夫曼的多次秘密行程之后，两架德国军用飞机载着捷克人起飞了——一架去瑞士，一架去意大利——想展开谈判。可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后台是舍尔纳，草率地拒绝了。
舍尔纳虚惊一场。希特勒热情如常地欢迎了他钟爱的这名战地指挥官。不过，舍尔纳对希特勒接下来的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你去组织一个阿尔卑斯山要塞。”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山区应该尽快设防，并且调集现有的精锐部队进行防守，希特勒解释道；这道防线并非针对西方，而是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舍尔纳走出地下掩体，去找戈培尔和瑙曼博士接受进一步的详细指示。宣传部长解释说，还有一个类似的“北方工程”将由邓尼茨在基尔运河河畔修建。这两个要塞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他说，在这两个地区一定要保持严格的军纪，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话，如果某天必须向西方投降，但我们手中将仍然牢牢掌握着这些部队，那么，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会让德国参谋长继续指挥它们。
戈培尔继续说道，当西方各国人民像他一样，得知了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那些可耻协议——协议允许俄国人占领大部分东欧时，他们会逼杜鲁门和丘吉尔进攻俄国。盟国军事首脑们知道，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战胜红军的，因此，他们必将感激不尽地接受南北要塞的德国部队的帮助。
红军对柏林的钳形攻势就要合拢了。朱可夫和科涅夫之间的逃生走廊只剩下了几英里宽。柏林南郊的滕珀尔霍夫国际机场附近，战斗特别激烈。任何飞机想在这个机场降落，简直就等于自杀。
“带刺的卡尔”——魏德林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重新布置了柏林四周的防御。当他赶往地下掩体报告战况时，时间已近午夜。希特勒伏在铺满地图的桌子上；戈培尔像一只鸟似的蹲在桌子对面的一条凳子上。魏德林从其他人面前走过，指向一张大地图。柏林的包围圈即将收口，他粗声粗气地说。希特勒猛地抬起头，蹙起了眉头。魏德林对此视若无睹，继续说道，从地图上看来，双方兵力相当：一个德国师对一个俄国师。“但我们的师名存实亡，”他讥讽地说道，“在兵力上是一比十。至于火力，更为悬殊。”
希特勒拒绝承认这种悬殊。他说，柏林的陷落就是整个德国的毁灭。他要留在地下掩体里——与柏林共存亡。只有戈培尔开了口——他附和着希特勒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的看法如此一致，你来我往，一唱一和。
魏德林非常生气，竟然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默认了。他们真的胆怯到如此地步，连话都不敢讲？他真想大声疾呼：“我的元首，这太疯狂了！这些兵力薄弱、弹药不足的部队根本守不住柏林这样一座大城市。想想吧，我的元首，如果继续战斗，柏林人民要遭受多么惨重的苦难啊！”但是，他同样一言未发。
海因里希的整条战线已经摇摇欲坠，不过，他刚刚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比勒终于在法兰克福附近突破了俄国人的包围圈，与第九集团军主力会合了——布塞终于开始向西面的温克那里撤退。
曼托菲尔也将陷入包围，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从南北两面夹击过来。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已经渡过奥得河，占领了长二十五英里、宽四十五英里的一块阵地。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坚持要求曼托菲尔守住阵地。
“你能够执行这个命令吗？”海因里希问道。
“我们大概可以守到晚上，”曼托菲尔直率地回答，“到时我们就得撤退。”
海因里希指出，这将意味着要打一场运动战。
“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曼托菲尔答道，“如果我们原地不动，就会像第九集团军那样陷入重围。”
海因里希承认，曼托菲尔必须尽快撤退。随后，他驱车前往西南方向去见斯坦纳。斯坦纳在电话里告诉他，最高统帅部仍然希望他向柏林方向发起进攻。
海因里希见到斯坦纳时，斯坦纳正跟约德尔争得面红耳赤。斯坦纳说，想发动这次进攻是不可能的。这只是让他的手下去白白送死。
“这是一项特殊任务，”海因里希劝他，“解救元首的这种机会毕生只有一次。你至少可以试试。”他还说，从战术角度来看，也应该发动进攻。这可以掩护一下曼托菲尔的侧翼。但是，斯坦纳仍然拒绝给出明确的答复。
海因里希和约德尔驱车冒着大雨向最高统帅部驶去。最高统帅部刚刚迁到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附近。海因里希让约德尔看路上的大群难民和空袭后仍在燃烧的房屋。“你看看这些。”他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在继续战斗？看看百姓受了多大的苦。”
“我们必须救出元首。”
“救出他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约德尔含糊地答道，一旦把元首救出来，便只有元首一个人能够掌控局面。
这一含糊其词的答复让海因里希更加确信，最高统帅部根本没有制定继续战争的有效战略。夜幕降临之后，他走进了自己的指挥所。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连大衣也没顾上脱，便急忙拿起听筒。
“我是曼托菲尔。”听筒里传来清晰的声音，俄国人已冲进沼泽地，他的第二道防区，“我要求立即允许我向预定阵地撤退。否则就来不及了！”
希特勒最近刚刚重申了他的命令：不经最高统帅部的许可，严禁任何部队大规模撤退。但海因里希毫不犹豫地说道：“开始撤退。同时放弃什切青要塞。”他挂断了电话，命令艾斯曼上校马上通知最高统帅部，他已亲自下令让第三装甲集团军撤退——让希特勒的命令见鬼去吧。
<hr/>
(1)指B-29轰炸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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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雷布斯从地下掩体打电话给凯特尔，对他详细讲了戈林被解职的事。凯特尔“被吓坏了”，坚持说这里面肯定有“误会”。突然，鲍曼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大叫着说，戈林甚至失去了“元首的首席猎手的工作”。凯特尔不屑回答。他想，形势“如此严峻，怎么还能说这些讽刺挖苦的话”。听到这一令人痛心的消息之后，陆军元帅始终无法入睡。这件事突然加剧了“帝国总理府的绝望情绪”，尤其是加剧了“鲍曼日益增长的影响”。只有他可以让元首变得如此轻率，凯特尔想；然后，他想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否决定处死戈林，然后在最后一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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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不是他的真名。他仍担心因试图与盟国单独谈判而受到某些同胞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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