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指挥官们对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感到愤怒，他们的这种反应在预料之中。“首先，”3月29日晚上，布鲁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没有道理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交涉，他应该通过联合参谋部来与之联络；其次，他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最后，电报中所暗示的一切似乎纯属信口开河，同我们之前已达成一致的安排完全矛盾。”

在这种愤怒情绪的支配下，英国参谋长们没有征求丘吉尔的意见就给美国参谋长们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他们声称，艾森豪威尔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是一种越权行为。更糟糕的是，改变进攻方向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他们还指出，英国情报部门对有关所谓“民族堡垒”的谣传根本不感兴趣，在决定未来的战略时，不应对其予以考虑。

面对这种尖锐的反驳，马歇尔的反应是，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私人电报，其中列举了英国人主要的异议，并要求他做出解释。这令艾森豪威尔不禁也开始重新考虑，并立即致电在莫斯科的迪恩，告诉他，如果为时还不算晚的话，不要把信交给斯大林。迪恩回电说，信件还未递交，他将扣住信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听到这些话，艾森豪威尔肯定如释重负。

和他的军事首脑们一样，丘吉尔也觉得艾森豪威尔犯了一个大错误。在战争的开始几年，他也像罗斯福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打垮希特勒，因此，常常牺牲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但是，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他变得越来越相信，东方的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危险，而随着胜利的临近，政治问题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他而言，事情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苏联“已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必须立即建立一条对付苏联日后扫荡的新阵线……在欧洲，这条阵线越往东越好……柏林应是英美军队的首要和真正目标”。

此外，他还坚定地相信，布拉格应由美国人解放，奥地利应由西方和苏联共同管制，而铁托的野心应受到压制。最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应该在西方交出自己解放的任何德国领土之前，在西方军队解体之前，解决掉苏联和西方之间的主要问题。

丘吉尔集多愁善感和玩世不恭于一身，是个不同寻常的混合体。他是一个有贵族气质的保守党人，但却平易近人。尽管也会犯错，但丘吉尔证明了，他是最善于做出现实主义判断的西方领袖。一个多月以来，他不断地试图说服罗斯福，现在他们应该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斯大林将来的侵略。

“如果我们不想承认彻底失败，那么似乎只有一个选择。”他曾在一封充满恳求的信中对罗斯福说，“那就是坚持我们对《雅尔塔宣言》的解释……考虑到这一点，难道现在不是就波兰问题共同致函斯大林的时候吗？”

在丘吉尔一再地恳求，以及莫洛托夫那封侮辱性的信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驱使下，罗斯福终于在3月29日致电首相说，现在应该“直接同斯大林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讨论一下苏联的态度”。他把给斯大林的信的副本发给了丘吉尔。内容如下：

我不能对您掩饰我的担忧。怀着这种忧虑的心情，我审视了自富有成效的雅尔塔会议召开以来，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事件的进展情况。我们当时达成的决议都很好，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没有权利使他们失望。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我们能够执行会上做出的政治决议，特别是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然而，令人气馁的是，迄今为止，在执行问题上还没有什么进展。坦率地说，我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感到困惑不解。并且，我必须告诉您，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不理解贵国政府明显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希望能向您转达，公正而迅速地解决波兰问题，对我们的国际合作计划的成功进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所有的困难，以及我们在克里米亚达成决议时，曾深深担忧的那些威胁盟国团结的危险，将会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

这封信或许并不像丘吉尔所希望的那样强硬，但至少是前进了一步，也让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变得更加令人沮丧。现在是在各条战线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了。

发出这封信那天，罗斯福正准备出发去温泉疗养院度假。临行前，他与内阁成员们一一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他对弗朗西丝·珀金斯说：“我要去旧金山参加会议开幕式，发表演说，并以社交和个人的双重方式会晤议员们。”虽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仍然压低了嗓门，悄声说道：“然后，我们要去英国，埃莉诺和我要去做正式访问。”他满怀期望地笑了，“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访问英国。我想亲眼看看英国人民……我告诉埃莉诺去定做一些衣服，定做一些漂亮的衣服，那样她就真的漂亮极了。”

“但现在在打仗！”珀金斯小姐反对说，“我认为您不应该去，太危险了。德国人会跟踪您。”

罗斯福把手挡在嘴边，低声说：“欧洲的战争到5月底就会结束了。”

总统还跟伯恩斯和卢修斯·D.克莱进行了谈话。克莱刚刚被任命为驻德副军事长官，可是他对这一任命并不满意，因为他想去太平洋地区参战。所以，他只是默不作声地在那里立正站着。总统说，他很高兴，一个身兼工程师和将军双重身份的人将前往德国。他问克莱，能否在中欧成立一个类似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的机构，以缓和煤炭日渐匮乏的问题。克莱还没来得及回答，罗斯福又谈起了他在德国学习的日子。当时，他便“对德国的傲慢自大和地方观念产生了厌恶情绪”。

会晤结束后，伯恩斯开玩笑地告诉克莱：“将军，您说得太多了。”

“长官，就算是总统给了我机会，我都怀疑自己有没有跟他聊什么，因为我当时被他的外表惊呆了。”

“您的意见让我很担心。”伯恩斯说。他经常见到总统，但直到此刻，他才注意到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如此迅速。

当罗斯福离开办公室，准备搭乘去佐治亚州的火车时，海军上将莱希陪在他的轮椅旁，向白宫南门走去。“总统先生，您去度假，这很不错。”他说，“这对我们来说也很不错。因为当您不在白宫时，我们要比您在这里时清闲得多。”

罗斯福高声笑了：“很好，比尔。趁我不在，你们就好好玩吧。因为等我回来时，会有一大堆活儿要你们干。到那会儿，你们得拼命工作。”

在奥肯切，华沙机场，波兰地下运动的十二位领导人——身着借来的大杂烩，比如条纹短裤和休闲夹克——登上一架红军飞机。有人向他们保证，这是要他们去朱可夫的司令部和朱可夫开会。

起初，有几个波兰人不愿意抛头露面，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朱可夫的邀请表明俄国人愿意讲道理；只有通过这样一场会议才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安全。作为善意的象征，苏联人同意释放被关押的地下运动领导人，包括右倾的全国民主人士组织主席亚历山大·兹维尔斯基。他们还答应用飞机把地下运动的八名主要代表直接从朱可夫的司令部送到英国，以使他们能够同伦敦的流亡政府取得联系。当然，其他的波兰人将安全地回国。

在这种许诺和希望的蒙骗下，十二名波兰人一无所知地登上了苏联的“解放者”号飞机。(2)进去之后，他们不禁大吃一惊，兹维尔斯基竟然也在这里。他自己也迷惑不已，告诉他们，他一直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饱受拳打脚踢，然后又突然被带上了这架飞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飞机起飞了。不一会儿，这些波兰人就发现他们是在向东飞。正当他们焦虑地对此做着种种猜测时，一名友善的年轻的苏联上尉告诉他们，他们要去莫斯科。他说，朱可夫出人意料地被召回了那里。

一些波兰人非常肯定他们是被绑架了，但其他人却认为在莫斯科开会是合乎逻辑的，在那里，他们可以和地位最高的苏联军官打交道。再说，苏联人不是履行了释放兹维尔斯基的承诺吗？

发动机隆隆作响了几个小时，然后突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飞机滑向了一个雪坡。没有人受伤，但是旅客们被困在了一片白茫茫的荒野之中。等了好长时间，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雪地中开辟出了一条路。他们被送到一个火车站，登上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到达时，他们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全国民主人士组织的一名成员兹比涅夫·斯蒂普科夫斯基和其他两名代表登上了第一辆汽车。汽车从外交部门前驶过，他们本以为自己会待在那里。最后，车子终于在一座庄严的大理石建筑前停了下来，衣着考究的俄国秘密警察卫兵在那里巡逻。

“这是哪座大酒店？”一名深受感动的代表问道。

“这是一座监狱。”斯蒂普科夫斯基告诉他。大门开了。汽车开进一个院子。院子四周都是围墙。围墙上开着窗户，窗口装着铁栅栏。

“但这不可能！”他天真的同志惊呼道。

波兰人下了车，被分别关进单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撕碎了那份授权他领导与伦敦波兰人和英美人士谈判的文件，然后开始往下吞咽纸片。尽管喉咙非常干，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冷冷地对他说：“把衣服脱下来！”他只脱下了大衣，摘下了帽子。那女人跺着脚说：“我告诉你——把衣服脱下来！”他把衬衣脱了。她又吼叫起来，于是他把短裤也脱了。在仔细全面地检查了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以后，她问：“你有梅毒吗？”然后她离开了。

一个俄国秘密警察走了进来，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剪掉，把帽子撕成两半，把大衣衬里撕开，又把鞋底撕下来。一个看守拿走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钱包，然后命令他穿好衣服。他被带到走廊上，来到另一间屋子。在那里，他又被搜查了一次。最后，他被带到了顶层，关进第九十九号牢房。这是一间深绿色的牢房，有一个小窗子，可以俯瞰昏暗的院子——这就是卢比安卡监狱。

“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看守说着锁上了门。

<h4>6</h4>

在决定让红军攻占柏林一事上，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抛开了政治因素，并始终强调这一决定是基于“纯军事”因素——即使在他实现了巴顿的预言，并且赢得了美国最高的政治宝座之后。但是事实上，他的动因恰恰相反。在1945年春天，影响这一决定的并不仅仅是德国战败这一军事因素，因为这几乎已是既成事实了。

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是由美国军事机构独有的演变过程所决定的。在战前，它是一支人数不多的高度职业化的队伍，只关心那些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而从不考虑政治联盟或政治友谊。军人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文职思想分割开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国家的军事安全。他们的工作就是准备防御未来的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只基于这样一条原则：它对军事安全是有利还是有害？实际上，军人们只履行自己分内的传统职责，而不理会公众舆论或政治。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保守而现实地评价了他们的长期目标，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力量的均衡。他们强烈建议总统要谨慎从事，避免同德国和日本断绝关系。与此同时，霍普金斯、伊克思(3)、摩根索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都力劝罗斯福去援助英国。军人们一再地反对采取禁止贸易令，或任何可能导致双线作战的挑衅性行动。但罗斯福最终还是确信，只有进行干预才能拯救世界。所以，尽管军人们都建议不要采取“任何鲁莽的军事行动”，美国还是在1941年秋仓促卷进了对日战争。

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立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力，而文职领导人们也心甘情愿地把空前的责任交到了他们手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史汀生：“我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该由您和诺克斯(4)——陆军和海军掌控局面了。”而史汀生也声称，他现在的责任是“支持、保护、维护他的将军们”。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在“世外桃源”，英美第一次在华盛顿召开的战争会议上——就决定必须成立联合指挥部。于是，由英国参谋长们及其美国同行组成的联合参谋部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早已组织有序。美国人意识到，如果不想让英国人占上风，他们也应该组织一条美国阵线。因此，他们就成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由陆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组成。几个月后，又加入了第四个成员，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莱希一直是总统的老搭档。除了霍普金斯，他同罗斯福的私人联系可能要多过任何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由于他们与罗斯福亲密的私人关系，参谋长联席会议日益变得政治味十足。作为总司令，总统和丘吉尔一样，也很享受与他的军事首脑们的亲密交往。

是哈里·霍普金斯“发现”了马歇尔，并推荐他任总参谋长。起初，他是马歇尔和总统的中间人，但是到了1943年，总参谋长已经取得了罗斯福的信任，也就不再需要中间人了。

有了如此直接的途径，莱希和马歇尔几乎完全拥有了处理所有军事问题的权力。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这两位年长的共和党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甚至都没见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脑和罗斯福。他们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最后，连采购和后勤问题也落到了他们的副部长帕特森(5)和福雷斯特尔(6)的手中。

国务院的声音也被削弱了。当然，外交，而不是军事，仍是它的职责。但是，在战争期间，外交主要局限于与中立国、小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订新世界组织的计划。罗斯福甚至不允许国务卿赫尔参加大型的军事会议。

“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赫尔愤愤不平地写道，“因为总统不邀请我参加此类会议。我曾多次向他提过这个问题……关于军队从何处登陆，军队在战胜希特勒的大行动中穿过大陆时应走哪条路线，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高级军事将领，都从未与我讨论过这类问题，虽然我早就得知了他们的决定。他们也没跟我谈起过原子弹的问题。”

另一方面，马歇尔和莱希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提议只被罗斯福驳回过寥寥几次：一次是在1942年，关于入侵北非的问题；另一次是在1943年，关于对印度洋发动攻势的问题。这两次，罗斯福都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但后来又迫于英国的压力而改变了主意。总之，所有关于战争的重要决定都是由罗斯福、霍普金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军人越来越介入政治了。

随着美国军事指挥官们的权力和领域日益扩大，他们开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为其出台做了不少工作。而另一方面，英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却仍然保持着职业军人的态度，常常叫嚣着反对政府的观点，直到最终决定达成为止。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坚决地支持丘吉尔。

如今，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普遍都接受罗斯福关于指挥战争的概念。(7)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再是纯粹而简单的士兵，而是政治家式的士兵，常常同见多识广的文职官员见解一致——就好像是凶猛的看门狗被去了势。罗斯福很少听到他们的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军将领现在同他非常融洽，本能地知道他需要什么，因此，在呈交意见之前，他们已过滤了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军人和文官的观点之间已经失去了平衡，没有人发表纯军事的观点了。

“的确有过几次，总统正式地驳回了他们的建议，这应该是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的T.基特里奇上尉这样写道，“但是，这只是由于，总统同莱希、马歇尔、金，以及阿诺德的非正式讨论通常可以使他们提前了解总统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经常意识到，与其冒着被驳回的风险提出一个明知不会被采纳的正式提议，不如接受总统的建议，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

这样，在方便和融洽的名义下——一种最为危险的融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执行他们的基本职能，即在严格的军事基础上为总统提出建议。他们甚至变得非常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以至于奋力争取以美国人员的最少伤亡换取战争的胜利。他们认为，任何一次行程，例如攻打柏林，只会带来无谓的伤亡。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在柏林损失一点儿人，可以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安全做出贡献。

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认识到了，俄国将成为欧洲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在1943年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不但投票帮助苏联人，还“尽一切努力”以赢得苏联的友谊。一年后，他们同意了罗斯福的意见，即三大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恢复欧洲权力的均衡。他们宣称，国家基本政策“应该寻求维护三大国的团结……同时，希望可以完善预防未来世界冲突的措施”。

尽管这种同俄国融洽相处的愿望，部分出自取得俄国帮助以战胜日本的渴望，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推理。如果放在五年前，同样一批人一定会嘲笑这种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忽视了他们基本的军事职责：首先要为国家未来的安全服务。

这种准军事思想最终并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了一种难以维持的刺刀下的和平。参谋长联席会议本应警告他们的总统，在现实世界里，将永远存在权力之争；联盟只是暂时的，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反之亦然；欧洲和亚洲的强权政治尽管从哲学和道德的观点上来说非常令人遗憾，但其不可避免地将成为需要历经多年才能战胜的一个因素。

不过，也不能责备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人民迫使他们改变了思想。如果他们保留那种置身事外的军事判断，坚持控制或至少调和诸如无条件投降或同俄国合作之类的军事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冒被解除指挥权的危险。美国要的是全面的胜利和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而罗斯福的成就和志向已获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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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大岛浩的确把德国人尝试媾和一事报告给了日本当局，但是，他所传递的消息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如今是首次进行披露。小野寺信将军证明了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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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几个小时之前，苏联人绑架了另外三名波兰地下运动领导人，然后用飞机运往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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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哈罗德·伊克思（Harold Ickes，1874—1952），美国政治家，时任内政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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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1874—1944），美国报纸编辑和出版商，政治家，时任海军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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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erson，1891—1952），时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1945年后任战争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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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1892—1949），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1944年后任海军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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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但是，在1944年3月，马歇尔和其他美国将领曾力劝罗斯福重申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以使德国人民放心，不过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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