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2月14日清晨，戈培尔和他的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驱车前往老朋友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去那里见希姆莱。这个静居之所位于柏林以北七十五英里的霍亨里亨，如今已成了希姆莱非正式的司令部。他喜欢这里宁静的环境以及独处的乐趣。在病历本上，希姆莱治疗的是扁桃体炎，而实际上，让他烦扰的却是他的神经——他仍旧因昨天局面火爆的元首会议而激动不已。在会上，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差点因为他打起来。
几天前，在戈培尔家晚餐时，戈培尔悄悄告诉泽姆勒，他打算就一项牵强的计划去寻求希姆莱的支持。这项计划就是重组内阁，由他自己做帝国总理，而希姆莱做武装部队的首脑。正在这时，一个男高音在收音机里唱起了莱哈尔的？亲爱的，不要去摘星星？。戈培尔夫人不禁大笑起来。戈培尔暴躁地说：“把那东西关掉。”
泽姆勒未能获准出席与希姆莱的会见。当两人沉默地返回柏林时，新闻官猜测谈话不太顺利。
中午时分，希姆莱接见了另一位来访者——温克将军，古德里安刚刚硬塞给他的参谋长。此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事实上的指挥官温克将军急于返回前线，因为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进攻就要开始了。但是希姆莱说，他们应该先吃午餐，“然后我们可以聊一下总体形势。”
“吃完饭后，”直言不讳的温克说，“我不能留下来聊天。我要去奥得河的彼岸——我属于那里。”
希姆莱明白，他在柏林的政敌正在散播关于他的笑话，说他的指挥部和前线相距过远。于是，他恼火地说：“你是否在暗示我是个胆小鬼？”
“我什么都没有暗示，党卫军全国领袖。我只是想去一个我能身先士卒的地方。”他解释道，他要在奥得河东岸发动一场战役，以赢得时间加强奥得河以西的防御，并且给难民一个逃走的机会。
温克所面临的问题在军事手册上没有先例。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实际上是在两条各自独立的战线上作战：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保卫柏林的一百五十英里长的奥得河战线；第二条，是保护波美拉尼亚的战线——这条战线不堪一击，曲折迂回。西起奥得河，然后蜿蜒向东，直达维斯瓦河。再往东去，则是一些小块的德国抵抗地区，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一直延伸到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但泽。几支从东普鲁士来的难民队伍正设法逃往这个前途未卜的避难之地。然而，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也正在开赴但泽，并且已经阻断了难民进入但泽的道路。如今，难民们唯一的希望是，跨过淡水湾维斯瓦潟湖(1)上的冰层，前往沙嘴滩。沙嘴滩是一个狭长的地区，将潟湖与波罗的海分开了。一旦抵达此处，难民们就可以继续西行，踏上陆地，前往但泽。
一场意外的解冻融化了淡水湾的冰层，这条唯一安全的路线每隔五十码便做了一个标记。前一天晚上，车夫们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数百辆大车都翻倒了。在南岸等待的人群吓得要死，一步也不敢前进。然而，俄国炮火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这更加恐怖。因此，大雾刚一消散，几千人便冒险踏上了冰层，向五英里外的沙嘴滩走去。上午十点左右，打头的人群看见了前方的沙丘，于是便开始喊叫：“到沙嘴滩了！到沙嘴滩了！”他们疯狂地向前走去，但却举步维艰，因为冰层在升起的太阳底下融化得非常快。突然，四面八方都落下了俄国人的炮弹，顿时爆发了一阵恐慌。难民们不顾路标，仓皇向岸边跑去。很多人安全地到达了，但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掉到了纸一样薄的冰层下面。
温克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反攻包括两次出击：第一次在奥得河以东约五十英里处，第二次是再往东五十英里处。第十一集团军向南挺进至乌加滕村，然后继续前进几英里，直抵奥得河与瓦尔塔河的交汇处。大约一天后，根据第一次出击的进展情况，第三装甲集团军将发起主攻，迫使朱可夫撤退，或者至少延迟他对柏林的进攻。
当年轻而冲动的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费利克斯·斯坦纳接到命令时，不禁目瞪口呆：凭着仅仅五万士兵和三百辆坦克，根本不可能一鼓作气地向南攻至瓦尔塔河。他决定，向西南方向做更有限的进攻也许更好。这样可以使他较少地暴露于必然随之而来的朱可夫的反攻面前，而且也可以为保卫波美拉尼亚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他越过温克，直接打电话给古德里安。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最后，斯坦纳喊道：“要么接受我的计划，要么撤我的职！”
“随你的便。”古德里安答道，然后摔了电话。
2月16日早晨，斯坦纳离开了他设在火车车厢里的司令部，搬到南面一座可以俯瞰施塔加德的别墅里。这里位于乌加滕村西北方向四十英里处，正是进攻的出发点。黄昏时分，施塔加德周围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一队队的战车。大炮、卡车和坦克都已各就各位，准备在黎明发起进攻。斯坦纳给大家朗读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傀儡司令发来的一份紧急公告。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写道：“前进！在泥泞中前进！在大雪中前进！白天前进！黑夜前进！为解放德国的土地而前进！”为了掩饰自己的悲观，斯坦纳让大家举起标语：“这里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前线！”并且亲自鼓励了师里的每一位指挥官。
“今年，我们将再一次打到第聂伯河。”他对比利时志愿师的指挥官莱昂·德格雷勒上校说，并且亲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补充说，他们从北侧的出击将与从南侧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会合，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起初，德格雷勒想道，多么大胆！多么戏剧化的策略啊！随后，在最后时刻的准备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纳的参谋人员全都表情严肃；当年拿破仑在蒙米赖发起最后攻击时肯定也是这种气氛。
德格雷勒是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领袖。他今年三十八岁，热情满怀，是其他一百万非德裔志愿军的楷模。这些志愿兵相信，整个欧洲的未来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时，敌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但他自认为两者皆非。雷克斯主义对他而言，是对当代腐败的一种回击；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不负责任和不安定的一场战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国时，德格雷勒对他的同伴说，像比利时和法国这种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志愿加入希特勒的部队，并且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战斗的兄弟情谊，才能产生一个正义的新欧洲。他的狂热之火越烧越旺：他主张，非德国人只有加入这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战斗，才能获得在新欧洲的话语权。否则，德国人将会变得过于强大。随后，尽管可以获得更高级别，他却作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只有当希特勒往我胸前挂十字勋章时，我才会见他。到那时，我将有权与他平等对话。我会问他：‘你是打算要一个联合的欧洲呢，还是只想要一个大德国？’”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雷勒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赢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真的询问了元首关于联合欧洲的问题。希特勒耐心倾听了冲动的德格雷勒的问题，并预言说，下一代欧洲青年人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住满了欧洲的青年人。他们将在那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雷勒经常在谈话中把话题扯远，而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雷勒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但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只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
2月16日黎明，德格雷勒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起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雷勒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集团军正在后退，但是却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雷勒奉命回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火红的背景映衬出了它们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朴素的东方新教的塔楼，与比利时梅赫伦市圣朗博尔德大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温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报告他的进展。筋疲力尽的温克离开帝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温克急于回去督战，第三装甲集团军将于两个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告诉司机赫曼·多恩把车开往什切青。他已有三个晚上没睡了。当多恩把大宝马停在路边时，他正在打瞌睡。“将军，”多恩说，“我困得不行了。”
“我们必须回前线。”温克说着接过了方向盘。他们沿着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驰着。温克把一根没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咀嚼着烟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他睡着了。他们撞上了一座铁路桥的桥墩。多恩和一位睡在后座的少校被撞击甩出了车外，滚到了铁路路堤上，而温克却被卡在方向盘后面，不省人事。悬在桥上的汽车突然着起了大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自动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多恩。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奋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温克拉了出来。这时，温克的衣服已经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好把火灭掉。
醒来时，温克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的颅骨骨折，五根肋骨断裂，还有多处挫伤。没有了温克，德军绝望的反攻便毫无成功的可能了。
<h4>2</h4>
本应从南部揳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边钳子，甚至根本就没有动起来。负责这半边的德国人，竭尽全力地避免了进攻俄国人。红军的一支部队最近占领了德累斯顿以东八十空英里的博莱斯瓦维茨城。入城的队伍五彩缤纷，充满了异国情调。在溅满油渍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顶上，满身油腻的坦克手坐在色调浓重的毯子上面，边喝边唱。后面跟着一队重炮，炮手们跨在绣花的垫子上，演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老式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年轻军官，他们头顶大礼帽，手拿雨伞，带着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着步兵部队。另一辆四轮马车卷起了顶篷，里面的士兵一边大笑一边痛饮。
俄国上尉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军随军记者。因为到一座乡村天主教堂去参加安魂弥撒，他被降级进了步兵部队。此刻，他正失望地看着眼前这幅狂热混乱的场景。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对经过的醉汉们视而不见，而乘坐美国吉普快速驶过的官员们显然也无暇关注这一切。他只看见一位高级军官试图阻止这场流动的狂欢，那是一名上校——而其本人也已经喝醉了。
在博莱斯瓦维茨，科里阿科夫参观了一个小广场，想对库图佐夫将军的墓碑致敬。这位俄国英雄是在追击拿破仑的途中牺牲在这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德文的颂词：
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公爵率领得胜的俄国军队追至此处。他从压迫中解放了欧洲，并从奴隶制中解放了欧洲人民。在这里，死亡结束了他光荣的日子。关于他的记忆将会永存。
他悲伤地想着，俄国人的变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个波兰铁匠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战争呢？”波兰人问道，“六年来，战争从德国开始，一直打到了这里，然后打到俄国，打到了俄国的心脏，直到伏尔加河。然后又打回去，又打到这里。现在，又要打到德国的心脏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顿。为什么？俄国的一半土地都被烧光了；而德国现在又燃起了大火，并且会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得精光。”
科里阿科夫认为，答案很简单：德国人焚烧了俄国，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残暴杀戮了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而现在俄国人正在响应伊里亚·爱伦堡(2)的号召：“以两只眼还一只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加倍地报复德国人。
就连斯大林也已经对这种残暴行为感到不安了。他声称：“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要继续生存。”2月9日的《红星报》社论反映了他的疑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句老话。但是不能依其字面意义行事。虽然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家奸淫劫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做出同样的事情。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这样。我们的战士不会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可怜我们的敌人，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尊严——他们明白，每一次破坏军纪，都只会削弱获胜的红军……
这一告诫既切实可行又合乎道德准则。
我们的复仇不能盲目。我们的愤怒不能毫无理性。在盲目的盛怒之下，人会摧毁被征服的敌国领土上的某座工厂——某座对我们有价值的工厂。而这样一种态度只会被敌人利用。
<h4>3</h4>
在三次空袭德累斯顿的四天后，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还在冒着烟。数千名救援人员，包括英国战俘，仍在挖着幸存者。
十五岁的约阿希姆·巴尔特正好奇地独自在城中漫步。他穿着一件女孩的外衣，趿着一双木鞋，病态般痴迷地看着火焰喷射器焚烧阿尔特马克特广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他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从尸体上偷手镯、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来，然后押到墙边枪毙了。
年轻的博多·鲍曼正在老城区火车站前面帮忙堆放尸体。尸堆长一百码，高三码，宽十码。数千具尸体被装上船运往下游；其余的则被撒上石灰，搬到布鲁勒台地，用火焰喷射器焚烧；还有一些被扔进了壕沟里，或者堆在边道上，用稻草、沙土或瓦砾盖住，这样就不会被幸存者看见了。
车站地区清理完之后，博多和他的小队被派往大花园，处理那里的一万多具尸体。徒手收拾那些尸体，实在是一项恶心的工作。最让博多厌恶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略带甜味，与烟雾和腐烂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呕。
当天早些时候，汉斯·科勒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顿。正当他们准备踏上通往老城区的一座桥时，一个人说：“别过去。他们要让所有人都参加人民冲锋队。”
“现在你该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国战线那里。”赫尔·科勒对儿子说，“等到一切都结束再回来。”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年轻人冒着寒冷的细雨开始西行。他身上没钱，也没有吃的。
戈培尔可以利用德累斯顿大屠杀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国家的义愤之情。但是，这次轰炸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宣传的机会。2月18日，在与部里的官员们开会时，戈培尔慷慨激昂地宣称：“既然敌人的飞行员在两个小时内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那么，《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由于这一公约，德国不能因敌人机组成员的“恐怖主义战术”而对其进行报复。但是，他辩称，如果公约无效了，他们就可以按“屠杀平民罪(3)”处决全部英美空军战俘，从而防止德累斯顿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数听众表示反对，尤其是鲁道夫·泽姆勒。他告诫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行动会使我们承受的巨大风险，以及落入敌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报复”。戈培尔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让自己的新闻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国飞行员落在德国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国飞行员在盟国的手中。泽姆勒再次表示反对，但是戈培尔的副官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于是他闭上了嘴。
当晚，戈培尔将这一问题提交元首。元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决定稍迟再做出最后决定。幸运的是，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劝阻了他。
<h4>4</h4>
其他的德国人极力争取的是和平而非复仇。2月18日，四个欧洲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谈判的报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报道纯属虚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报道则是近日柏林一次会议的成果。会上，希特勒沉默不语，给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们与西方谈和。
党卫军和外交部都试图独力完成这件事情，这并不算奇怪。还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就挑动他的下属彼此竞争，以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多年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直是竞争对手，但他们都同样有一个生理上的怪癖：只要元首责备一句，他们就要闹胃病。目前，他们竞争的重点是实现和谈。竞争变得非常激烈，以至于两个部门之间几乎要开始打仗。
与争取和平的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是两人为拯救集中营的战俘而进行的谈判。希姆莱之所以特别努力，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一种勒索。因为很显然，几百万条生命可以成为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要素。有两个人鼓励他去拯救战俘。一个是他的按摩师菲利克斯·克尔斯滕医生。克尔斯滕是波罗的海人，于1898年出生在爱沙尼亚。他外貌和善，长着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动笨拙。虽然没有医学学位，但他非常擅长“推拿疗法”，因此欧洲有钱有势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战开始前夕，希姆莱患了严重的胃病——很可能因为他自己内心的战斗而更为恶化了。于是，克尔斯滕被召来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治病。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希姆莱完全依赖于他。克尔斯滕早已开始施展他的影响，让集中营里的很多战俘都免于了一死。有一次，希姆莱说：“克尔斯滕每次给我按摩，都会向我讨取一条生命。”
另一个人是希姆莱的间谍头子，党卫军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瓦尔特·施伦堡。他赞同克尔斯滕所做的一切，并且正在设法说服希姆莱，对政治犯和战俘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并非妖魔鬼怪。尽管施伦堡的职位居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希姆莱的副手，党卫军将军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之下，但是他处事灵活，如今可以直接和希姆莱打交道。施伦堡时年三十五岁，是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身材矮小，相貌英俊，有点过于讲究。他早就笃信，希特勒正在将德国带向彻底的毁灭，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督促希姆莱去探索谋求和平的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谈判都必须在希特勒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卡尔滕布鲁纳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他不喜欢也不信任施伦堡，这一点也是个障碍。卡尔滕布鲁纳不断地敦促希姆莱，不要过度卷入可能会让希特勒不高兴或者产生更坏结果的计划。这些警告因卡尔滕布鲁纳那令人敬畏的外表而显得更有分量。卡尔滕布鲁纳身材魁梧，足有六英尺七英寸高。他的前额宽大而平坦，一双褐色的小眼睛目光非常锐利。他的下巴又细又长，一道马刀留下的伤痕横在他苍白的脸颊上，划过他宽厚的肩膀以及类人猿一般晃晃荡荡的胳膊。卡尔滕布鲁纳于1903年出生在希特勒的出生地附近，家里是生产农具的。他的父亲打破传统，做了一名律师，而儿子也步其后尘。二十九岁那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其后通过刻苦努力和坚持不懈，一步步获得了如今的职位，但表现却中规中矩，庸庸碌碌。
他的上司希姆莱起初反对屠杀犹太人，后来又对克尔斯滕承认：“种族灭绝不是德国人的特征。”党卫军全国领袖厌恶暴力——虽然他曾因同性恋行为而下令处死自己的一个侄子——第一次目睹处决人的经过时，他恶心得吐了。仅仅是因为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近乎迷信，再加上对元首深深的畏惧，他才留了下来，冷酷地看着最后一个受害者倒下去。在对国防军军官的一次演讲中，他曾在笔记上用他细长的字体写道：“处决所有潜在的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这很残酷，然而非常必要……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对上帝负责。”
这个偶尔可笑，但始终痛苦的男人天生神经质。他最终接受了将暴力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刽子手。1943年，他对一群党卫军将军说：
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可以非常坦白地提及这一点——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谈论它……我是说消灭犹太人，灭绝犹太种族……你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知道，当一百具、五百具，或者是一千具尸体肩并肩地躺在那里，这意味着什么。要坚持到底，同时（除了那些由于人类的软弱所引起的例外），还要继续做个正派的家伙，这就是使我们如此冷酷的原因。这光荣的一页从未被写入我们的历史，永远都不会。
一年之后，他在波兹南坦率地对军官们谈起了灭绝犹太人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被迫做出无情的决定，一定要使这个民族在地球上消失。组织这项工作是我们迄今为止最为困难的任务。然而，我们必须去解决它，并且将其进行到底。而且，先生们，我希望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领袖们和他们的部下不会因此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受到任何损害。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只有一条狭窄的通路。他们要么成为无情的暴徒，从今以后再不能珍惜人生；要么变得心肠软弱，遭受神经崩溃的痛苦……这就是此刻关于犹太问题我想说的全部。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最好保守这个秘密。也许以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将这些多告诉德国人民一点。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要！我们在场的这些人已经担起了责任，行动上和思想上的责任，我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话虽如此，但希姆莱本人还是被自己被迫犯下的残忍罪行折磨着。他对克尔斯滕说：“必须踏着死尸才能创造新生活，这是一个大祸根。美国人不也无情地灭绝了印第安人吗？然而，我们必须创造新生活，我们必须净化这片土地，否则它永远都不会结出果实。这将是我必须挑起的重担。”
事实上，大屠杀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胃痉挛也越发严重了。这让他更加易受唯一能为他减轻病痛之人的影响——这就是克尔斯滕。如今，在施伦堡的帮助下，克尔斯滕正在利用这一权力引诱希姆莱拯救那些还未被他杀害的犹太人。希姆莱是一个天生的追随者，如今却被迫自作主张；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忠实的弟子，如今却被唆使背叛他的领袖；他是一个纯粹的胆小鬼，如今却在别人的鼓励下满口豪言壮语。而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这一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并且在纤弱迷人的施伦堡和身材魁梧的卡尔滕布鲁纳之间犹豫不决，一直处于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最近，施伦堡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说服了希姆莱秘密会见瑞士前总统尚-马里·姆希。姆希许诺，每释放一个犹太人，他便会付一笔瑞士法郎作为奖金，并且尝试着去减弱自由世界对德国的愤慨。希姆莱欣然同意每隔两周便遣送一千二百名犹太俘虏去瑞士。
彼得·克莱斯特博士，里宾特洛甫的下属之一，也开始尝试和世界犹太人大会进行谈判。他已经会见过这个组织的重要代表之一，吉勒尔·施托希。在斯德哥尔摩酒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施托希提议，双方应协商从不同的集中营共释放约四千三百名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