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人命讨价还价，这让克莱斯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说，即使是半开化的中欧也不会出面做这种买卖。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为战争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以使德国不致彻底灭亡。

“这不是一笔商业上的交易，”施托希说，“这仅仅是一笔救人的买卖。”

“我不能也不想卷入这笔‘买卖’，因为对我而言，这只代表着可憎和肮脏。”克莱斯特回答说，“并且，这种个别的操作也不可能解决整个犹太问题。”他主张，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他说，在与反犹太主义的第三帝国的战斗中，罗斯福受到了像摩根索那样有影响的犹太商人的鼓励。这一点以及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只会强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作为其结果，整个犹太民族和全部欧洲人都将被灭绝，而将大陆留给布尔什维克。“如果保留犹太民族可以换取保留欧洲，”克莱斯特继续说道，“那么，倒真是值得我冒生命危险去做的一笔‘买卖’。”

“你应该和伊瓦尔·奥尔森谈谈，”施托希插话说，“他是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是罗斯福总统派驻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他和总统有直接的联系。”

几天之后，施托希显然非常兴奋地告诉克莱斯特，据奥尔森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手段”来赎取集中营里一百五十万犹太人的性命。这正是克莱斯特所希望的——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他得意地向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重复了施托希的话，但伯爵只流露出一副怀疑的神情。接下来，克莱斯特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维尔纳·贝斯特，丹麦政府里的纳粹代表。贝斯特和克莱斯特一样，都属于党卫军。和贝纳多特不同，他对此深有感触，因此建议克莱斯特直接与希姆莱的助手卡尔滕布鲁纳讨论这个敏感的问题。

克莱斯特认识卡尔滕布鲁纳。回到柏林之后，他通知卡尔滕布鲁纳，施托希答应“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以换取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卡尔滕布鲁纳知道施托希和世界犹太人大会之间的联系，开始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了下来，用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说道：“你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必须立即将这件事报告党卫军全国领袖。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对于你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克莱斯特被软禁在了自己家中，以防他和里宾特洛甫谈话。“在事情澄清之前，不许迈出你的花园大门。”卡尔滕布鲁纳警告他。

几天后，卡尔滕布鲁纳派人请来了克莱斯特，并且和蔼可亲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党卫军全国领袖肯定愿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机会。”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手里有的不是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而是两百五十万。”这让克莱斯特十分意外。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意外：要由克莱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启动谈判。同时，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将带大约两千名犹太人去瑞典。

克莱斯特刚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总部。但是这一次，卡尔滕布鲁纳怒视着他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没你的事了。别问我为什么。你本来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这件事和你再也无关了。就这样吧！”卡尔滕布鲁纳没费心去解释为什么有此突变：施伦堡刚刚与希姆莱谈过，要派克尔斯滕医生去处理这笔交易。为什么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荣誉呢？

克尔斯滕前往瑞典，开始与瑞典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冈瑟协商释放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战俘。希姆莱告诉他，如果第一步进展良好，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冈瑟的会谈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纳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莱本人一起做最后的安排。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知地给希姆莱发来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见贝纳多特——当然，信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检查，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对手已经背着他在瑞典进行了谈判。

希姆莱害怕里宾特洛甫会告诉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电话给卡尔滕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纳多特要来柏林访问，看看他的反应。为了更加保险，希姆莱还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菲格莱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巨大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施伦堡“走漏消息”说，贝纳多特与希姆莱的谈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党卫军全国领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拯救德国于灭顶之灾中。计谋奏效了。次日早上，2月18日，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贝纳多特伯爵正在城里，准备会见希姆莱。”他责备地宣布，并说希望尽快与伯爵谈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碰巧在大厅遇到了贝纳多特，对方答应与里宾特洛甫见面。不过，在那之前，伯爵与卡尔滕布鲁纳和施伦堡有一个会面，是党卫军全国领袖定下的会面。希姆莱仍旧在等待着，想看看在自己行动之前，里宾特洛甫会做些什么。

贝纳多特被载往卡尔滕布鲁纳在柏林郊区奢华的住宅。伯爵既优雅又朴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潇洒地穿着自己非常有个性的红十字会制服，手里拿着一根似乎与生俱来的手杖。不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上，他却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树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国夫人，从前的埃斯特尔·曼维尔，教会了他如何取笑自己。

对于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称职。尽管他绝不是个知识分子，却有一种更为宝贵的品质：杰出的判断力。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进行谈判，而仍不失其出众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势变得紧张，他便开始讲故事。不过，也许他最为可贵的优点是，单纯地渴望帮助不幸之人，以及坚定地相信几乎每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正直的，可以劝说其去做正确的事。

卡尔滕布鲁纳礼貌而略带冷淡地给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杜本内酒。伯爵态度自若地接了过来，心中暗忖，这肯定是从法国抢来的。卡尔滕布鲁纳冷冷地用质问的眼神盯着他，问他为什么想见希姆莱。在眼下这么关键的时刻，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非常困难。不能由他转达伯爵的消息吗？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他一天要抽四包烟。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相对短粗的手指让挑剔的施伦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你的行动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尔滕布鲁纳问。

可以理解，贝纳多特想与希姆莱直接进行谈判，因此决定尽量少向他透露内情：“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仅瑞典政府，而且全体瑞典人民都赞同我刚刚简单陈述的观点。”

卡尔滕布鲁纳说，他痛惜当前的形势，希姆莱也是如此。希姆莱非常急于在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质。

“如果瑞典也被拉进反对德国的战争，”施伦堡指出，“这对德国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对间谍头子的绅士风度留下了很深印象，认为他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非德国人。施伦堡同样也对伯爵印象深刻。他面前是一位在国际舞台上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为联系人，也许，对北欧的安定特别感兴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说服去调停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和平。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卡尔滕布鲁纳问贝纳多特，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伯爵建议，应该允许瑞典红十字会到集中营去工作。让他意外的是，卡尔滕布鲁纳不仅点头同意，并且还说，他“非常赞成”贝纳多特直接与党卫军全国领袖会面。一个小时之后，伯爵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谈起了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听对方讲话：自从他在暖暖的炉火旁坐下，外交部长便滔滔不绝地演讲了起来。贝纳多特很好奇，想知道他能讲多久，于是偷偷按下了秒表。

里宾特洛甫首先论述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假设，如果德国输了这场战争，不出六个月，俄国轰炸机便会飞临斯德哥尔摩上空，红军将枪杀所有皇族，包括伯爵本人。他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鹦鹉学舌般一刻不停地重复着纳粹的陈词滥调——就像一张坏唱片，伯爵想。最后，里宾特洛甫宣称，在世之人中，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然后，他结束了讲话。贝纳多特按停了秒表，已经六十七分钟了。

次日，即2月19日，施伦堡驱车将贝纳多特送到了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盟国持续的空袭使这段行程险象丛生，对身患血友病的伯爵来说尤其如此。一个小伤口就可能致命。途中，施伦堡出乎意料地向伯爵吐露道，不能信任卡尔滕布鲁纳；而希姆莱则是一个软弱之人，总是被前一个与其交谈者影响。

在霍亨里亨，伯爵与格布哈特医生初次见面。医生忧郁地说，他的医院里住了八十个从东部来的难民儿童，他们因为冻伤或枪伤而不得不截肢。贝纳多特猜想这篇开场白是提前安排好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同情心。接着，施伦堡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身穿党卫军制服却没有佩戴勋章的矮个子男人。这个男人有着一双纤细的小手，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这就是希姆莱。贝纳多特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当谈话出现冷场时，他甚至还会开个玩笑。在他的外表里，找不到一点残忍之处。他看上去很快活，只是每当提到元首的名字时，便会有些感伤。

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就因希姆莱性格中的矛盾之处而迷惑不解了。奥斯陆大学的校长迪德里克·塞普教授是一名忠实的挪威爱国者。最近，他告诉贝纳多特，他认为希姆莱“有几分理想主义，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喜爱”。

“既然德国不可能战胜，难道您不认为继续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吗？”贝纳多特问道。

“在放弃希望之前，每个德国人都会像狮子一样战斗。”希姆莱回答道。军事形势的确很严峻，他说，非常严峻，但是并非毫无希望：“俄国人不会马上穿越奥得河战线。”

贝纳多特说，在瑞典激起人们义愤的是逮捕人质和屠杀无辜百姓；希姆莱对后者予以否认，于是贝纳多特便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希姆莱激动地反驳道，显然，伯爵听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并且询问伯爵，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对你来说，提出一些可以改善当前局势的措施不是更好吗？”

党卫军全国领袖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我没有任何建议。”

贝纳多特建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里的挪威人和丹麦人，由瑞典人来监管。这个不算过分的请求却触发了一连串对瑞典人强烈的指责。这些指责对贝纳多特来说毫无意义，很可能是由希姆莱突如其来的一阵恐惧所引起的。“如果我同意你的建议，”希姆莱痉挛般地眨着眼睛说，“瑞典各报将用大字标题报道，战争罪犯希姆莱，由于害怕因其罪恶而受到惩罚，企图赎买他的自由。”但是他又说，如果瑞典和盟国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他会照贝纳多特的要求去做。

“这是无法接受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改变了话题，“瑞典红十字会非常渴望得到您的允许，能够去集中营里工作，特别是那些关押着挪威人和丹麦人的集中营。”

“那大概非常有好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希姆莱回答。

伯爵开始习惯希姆莱那狂想家式的出尔反尔，并要求其再做一些小的让步，希姆莱马上同意了。贝纳多特受到了鼓励，想知道嫁给德国人的瑞典女人是否可以回到她们的祖国。

“我不想把德国儿童送到瑞典，”希姆莱皱起眉头答道，“在那里，他们会被教育得仇恨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玩伴会向他们吐口水，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

伯爵指出，知道他们能够安然无恙，他们的父亲会感到安慰的。

“毫无疑问，他们的父亲宁愿看到他们在简陋的茅屋里长大，也不愿意他们在一个像瑞典这样敌视德国的国家的城堡里苟且偷生。”希姆莱反驳说，不过表示愿意尽力而为。贝纳多特已经将他逼到了极限，他的语气变了，“你也许会认为这过于情绪化，甚至有些荒谬，但是我曾宣誓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士兵，一名德国人，我不能违背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有违元首的计划和意愿的事。”就在片刻之前，他刚刚同意做出一些可能会惹恼希特勒的让步，但是此刻，他却开始详尽地重述希特勒关于“布尔什维克威胁”的论调，并且预言，如果东线彻底失败，欧洲便会完蛋。

“但是，在战争的某个阶段，德国曾经和俄国结过盟，”伯爵说，“这和你刚才所说的怎么能一致呢？”

“我就知道你会说起这个。”希姆莱答道。他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他开始怀旧地谈论起自己在德国南部度过的青年时期。当时，他的父亲是一位巴伐利亚亲王的家庭教师。接着，他又谈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军士长，并在国家社会党诞生初期便加入了其中。“那是一段光荣的岁月！”他说，“我们这些党员始终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但是我们从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带领着我们，将我们凝聚在一起。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因此，我可以为我所认为的德国复兴而战。”

贝纳多特礼貌地问起了犹太人所受的待遇。“您难道不承认，像别的种族一样，犹太人中也有很多正派人？”他说，“我有很多犹太朋友。”

“你说得对，”希姆莱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你不能理解德国人的观点。”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贝纳多特返回瑞典前，对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给予确定的答复。贝纳多特向希姆莱赠送了礼物。因为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民间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礼物是一件十七世纪的关于食人妖之鼓的作品。

希姆莱说，他“深受感动”，并问施伦堡，是否为伯爵选了个好司机。施伦堡说，他选的是最好的司机。党卫军全国领袖微笑起来：“好。不然瑞典报纸会用大字标题报道：战争罪犯希姆莱谋杀贝纳多特伯爵。”

在柏林，施伦堡向卡尔滕布鲁纳简要汇报了会晤的情况。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指责他“对党卫军全国领袖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盖世太保的头子、党卫军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海因里希·缪勒嘟哝说：“那些自以为是政治家的绅士想让希姆莱接受自己的某一想法时，总是办这种事。”这种独特的想法，缪勒说，是“纯粹的乌托邦”。

贝纳多特回到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外交部长似乎比之前更加渴望帮助伯爵。不过，贝纳多特对他那专横的脾气感到心中不快，于是便尽快彬彬有礼地告辞了。

里宾特洛甫随即召来了克莱斯特博士，并让他坐到了壁炉旁贝纳多特刚刚坐过的那把扶手椅上。“贝纳多特到底是什么人？”他问，“是谁在背后支持他？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之外，他究竟要干什么？”

克莱斯特发现扶手椅的衬里中夹着一个装满了文件的皮包。当他拿起来时，一本护照掉了出来。

“那是什么？”里宾特洛甫问。

“你上一个来访者的皮包。”克莱斯特把它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肯定会检查里面的文件。但是里宾特洛甫只是把皮包装进了一个光面的大信封里。“请把这个还给贝纳多特，”他说，“我相信他会发现自己把它弄丢了。”

克莱斯特很受感动。这似乎是“在一场全面战争恶化的过程中唯一的骑士精神”。

就在希姆莱进行这些他希望能够带来对德国有利的和平的谈判时，他的集团军群正在土崩瓦解。斯坦纳被迫把自己的部队全部撤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第三装甲集团军发起的主攻——没有温克在场监督作战——毫无进展。东线的彻底溃败已迫在眉睫，以至于不仅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其他的德国要人也都开始认为，德国唯一的希望取决于外交手段——或者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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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的泥沙封闭所形成的湖，涨潮时可与海相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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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lya Ehrenburg，1891—1967，苏联犹太人作家。青年时参加革命，在流亡巴黎期间开始文学生涯。曾长期作为记者派驻国外，卫国战争中发表了不少反法西斯的政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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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轰炸德累斯顿的道义性问题，不仅德国和中立国，就连盟国也表示了质疑。空袭三天之后，皇家空军驾驶员C.M.格里尔森上尉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们，空军计划轰炸较大的人口中心，企图造成德国经济的崩溃。格里尔森提到了德国人所指控的“恐怖轰炸”。次日早上，美联社记者的电讯在美国被广泛阅读，其中强调了这一短语：盟国空军领导人做出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人口聚集中心进行蓄意的恐怖轰炸，这是为加速希特勒灭亡而采取的残忍的应急手段。这篇报道在英国掀起了一场争议。两周之后，当工党议员理查德·斯托克斯在下议院谴责对大城市不加选择地进行轰炸时，这一争论达到了高峰。他引用了《曼彻斯特卫报》最近的一篇报道：2月13日晚上发生了什么？德累斯顿有一百万人，包括六十万从受轰炸地区撤下来的以及东部的难民。疯狂的大火无法控制地在狭窄的街道上蔓延，大批百姓因为缺氧而死亡。接着，斯托克斯用尖锐的讽刺语气指出，俄国人夺取城市，但似乎并不彻底毁灭它们。“你们想从那些被炸成碎片，疾病猖獗的城市里得到什么？”他问，“即将来临的疾病、肮脏和贫困是否绝不可能被控制或克服？我非常想知道，在这一阶段，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我听到部长（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谈到‘加强破坏’时，我想：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对于一个英国内阁部长来说，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斯托克斯提请大家注意美联社据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记者招待会上格里尔森的讲话所作的报道。他想知道，是否从现在开始，“恐怖轰炸”将成为政府的政策。这一讲话对西方世界的良知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丘吉尔感到，必须给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和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写一篇备忘录：在我看来，尽管采取了其他借口，但轰炸这些德国城市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气氛，现在是时候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否则，我们控制的将是一片已被彻底毁灭的土地。例如，我们将不能从德国获得我们自己需要的建设物资，因为首先需要为德国人提供一些临时的物资。摧毁德累斯顿是一个有违盟国轰炸准则的严重问题。我认为，与其说是为敌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今后应更为严格地研究军事目标。外交部长已同我讨论过此事。我感觉，需要更准确地集中轰炸军事目标，比如当前战区后方的石油和交通枢纽，而不是纯粹的恐怖行动，肆意地进行破坏，尽管这种破坏更有威慑力。显然，首相已经忘记了，正是他致辛克莱的一封讽刺而强硬的信件触发了对德累斯顿的空袭。看过丘吉尔的信之后，波特尔提醒首相，不应谴责轰炸机指挥人员，因为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政府的政策。丘吉尔收回了备忘录，重新写了另外一篇。这次，他把“恐怖轰炸”改成了“地区轰炸”，并且没有提及德累斯顿。他相当理性地评述道：“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进攻给我们自己带来的长期危害，不能比目前给敌人的打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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