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在克里米亚会议的公报于2月12日发表后，几乎所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热情地对其表示赞同。在英国，多份风格迥异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如《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快报》《每日工人报》等，赞扬三巨头做出的各项决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C.哈希表达了大多数美国人衷心的反响：

……克里米亚会议与之前的此类会议明显不同，因为它有着做出决策的意愿。从政治角度而言，产生了《大西洋宪章》的那些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魁北克会议，都受着发表宣言的意愿所控制。它们宣布了各种政策、渴望与意图。但是，它们都不是决策性的会议。而雅尔塔会议则显然是被做出有效决策的渴望、意志和决心所控制着。

苏联全国上下也表现出同样的赞赏。《真理报》出版了一期会议专刊。它认为，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各项决议表明“三大国的联盟不仅掌握了历史的昨天，还将拥有伟大的未来”。而《消息报》则声称，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

公报也让戈培尔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加强对摩根索计划和无条件投降问题的宣传，并且宣称三巨头在雅尔塔做出的瓜分德国并强迫其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只证明了德国必须重新拾起斗志坚持下去——或者被消灭。

在法国，对于在德国给其一个占领区并在中央管理机构里给其代表权的决定，人们充满了热情。不过，这种热情却被戴高乐个人的辛酸冲淡了。将军的恼怒可以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他参加会议的要求被当即回绝，而且，直到2月12日美国驻法国大使杰斐逊·卡弗里交给他一份备忘录之前，他对会议的结果还蒙在鼓里。一名在法国的政治官员R.W.雷伯发电报给罗斯福说，戴高乐“冷淡地”接待了他。他肯定“希望自己在公报中能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对这份报告，以及戴高乐对两人在阿尔及尔会面一事的拒绝，总统只是耸了耸肩膀。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位将军。“好吧，我只是想和他讨论几个我们的问题，”他对莱希说，“如果他不愿意，也没什么区别。”

至少在表面上，戴高乐对雅尔塔的决议还算有礼有节，但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却已经骂不绝口了。在米科瓦伊奇克的接替者托马什·阿尔奇谢夫斯基总理的带领下，他们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了两国的团结，实际上是把波兰当成牺牲品送给了苏联。有一个波兰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进行谴责。这就是曾在夺取卡西诺山一战中扮演英勇角色的波兰第二军指挥官，陆军中将W.安德斯。他威胁说要从战场上撤回他的部队，并发无线电报给共和国总统，说自己不能接受。

……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因为它把波兰和波兰民族作为战利品让给了布尔什维克。

……凭良心说，现在我不能要求我的士兵再流一滴血……

有一个波兰人本来应该提出更为激烈的抗议，然而却始终未发一言。这就是驻英国宫廷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伯爵。欧文·奥马利爵士对一万一千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遭到大屠杀一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于不久之前让拉仁斯基看了自己的最终报告。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暴行并不是纳粹干的，而是俄国人。欧文爵士还告诉伯爵，英国内阁读过这份报告后，命令将其查禁，然后另外写了一份不会冒犯苏联的报告。不过拉仁斯基已向奥马利发誓保密，作为一位绅士，他认为自己必须加入攻守同盟。

将近正午时分，古德里安将军走进了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一大群人坐在元首的大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在来柏林的途中，古德里安对自己年轻的参谋长瓦尔特·温克将军说：“今天，温克，我们要拿全部身家去冒险，甚至是你我的脑袋。”如果由希姆莱指挥，在奥得河上对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进行的有限反击必将失败，因为他纯属一个外行，“在一名职业士兵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部队在那里艰难地挣扎。”

希姆莱身材中等，一双薄唇毫无血色，五官带着几分东方人的特征。像往常参加此类会议时一样，他看上去不太自在。他不喜欢面对希特勒，这不是个秘密。他甚至曾经告诉沃尔夫将军，元首总让他感觉自己是个没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在希姆莱身上，现实的自己与理想的自己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然而却狂热地钦羡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并且一再称赞普鲁士人的节俭与刻苦。他盲目地相信，理想的德国人都是北欧人——高个子、金头发、蓝眼睛——并且很喜欢自己身边的这种人。他羡慕体态的完美和运动的技能，并且常说：“你应该经常运动，这样可以保持青春。”不过，他却终生受着胃痉挛的折磨，而且在滑雪或游泳时，总是显得很可笑。一次，他试图在长跑中赢得一枚铜牌，结果却晕倒了。在德国，除了希特勒，他比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力——但他却是一个谦逊的或者说谨慎的学究，拥有德国小学教师水平的学识。他无情地抨击基督教，然而，据他最亲密的一个伙伴说，他却依照耶稣会的教规重建了党卫军，并且勤奋地抄写了《依纳爵·罗耀拉提出的训诫和修养准则……》。

和他既敬又怕的那个人一样，他对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生活非常简朴。他饮食有度，只喝一点点酒，并且限制自己每天只抽两支雪茄。和希特勒一样，他工作的强度大得可以累死大多数人。他喜欢孩子，并以对待母亲那种的尊敬去对待所有的女性。和希特勒一样，他有一个情妇。更确切地说，他至少有两个。十九岁时，他和一个比自己大七岁的妓女弗蕾达·瓦格纳同居。后来，有人发现她被谋杀了。年轻的希姆莱因此被送上法庭，不过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七岁的护士，名叫玛格丽特·康采尔佐瓦。他用妻子的钱在慕尼黑附近办了一座养鸡场，不过失败了。他的婚姻也是同样的下场。

夫妇俩有一个女儿，古特伦，但是希姆莱想要个儿子。然而，他对离婚的观点和他所受到的严格的天主教教育是一致的；而希特勒也持同样的态度，这肯定进一步导致了他过上一种双重的生活。他和他的私人秘书海德薇格开始了一段长期的暧昧关系。海德薇格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分别名为赫尔吉和娜内塔·多萝西娅。希姆莱是个浪漫主义者，定期给他的情妇写充满感情的长信。信上，他怜爱地叫她“小兔子”。与此同时，至少在表面上，他对自己的合法妻子还保持着尊敬和爱慕的态度。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他给每个家庭都提供了奢华的生活方式，以致自己债务缠身。

作为严父之子，他在办公室里胡乱贴满了说教性的标语。比如：“一条小路通向自由。它的里程碑是服从、专心、诚实、朴素、廉洁、牺牲精神、秩序、纪律和爱国。”正像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卡尔·盖布哈尔德特曾说过的，“他说话时，对自己所言总是深信不疑，于是大家也都相信他的话。”不过，他的某些信仰非常古怪，以至于他那些忠诚的追随者发现自己难以接受：冰河时期的天体演化论、磁学、顺势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透视术、信仰疗法以及巫术。

他有洁癖，整天漱口清洁。他有着严格的习惯——节俭、整洁、细心——但却没有被赋予原创性、判断力和直觉。他的下巴往里收，看上去很倔强，显示他是一个固执得近乎可笑的人。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秘密的热爱，他发布的含糊命令，以及几乎一直挂在脸上的蒙娜丽莎式的笑容，将他隐藏在了一团迷雾之中。简而言之，用曾经帮助他组织武装纳粹党卫军的保罗·豪赛尔将军刻薄的话来说，这个从前的养鸡人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两只脚坚定地站在距地面几英寸的空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家伙”。

他是全德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但是，在此刻正在召开的元首会议上，古德里安却对他的出席表示欢迎。古德里安转向党卫军全国领袖，不加铺垫地要求两天后开始反攻。希姆莱眨了眨夹鼻眼镜后面那双灰蓝色的小眼睛，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军火和燃料还没有全部发放给前线的部队。他摘下眼镜，开始专心地擦了起来。

“我们不能等到最后一罐汽油和最后一发炮弹都发放完！”古德里安喊道，“到那时，俄国人就挡不住了！”

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不许指责我耽搁时间。”

“我没指责您任何事情。我只是说，没道理等到所有物资都发放完——进攻的最佳时机就要过去了。”

“我刚告诉过你，不许指责我耽搁时间！”

古德里安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拙劣的外交家。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说道：“我希望由温克担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否则，就无法保证进攻的成功。”他瞥了一眼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补充说：“这个人当不了指挥官。他怎么可能呢？”

希特勒痛苦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怒地说道：“党卫军全国领袖完全可以单独指挥进攻！”

“如果没人帮忙，要指挥这次进攻，党卫军全国领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合适的参谋人员。温克将军的参与是非常必要的。”

“你怎敢批评党卫军全国领袖？我不许你批评他！”希特勒的话里的确有几分愠怒，不过却充满了戏剧性。他反对得太激烈了。

古德里安毫不退让，反而重复道：“我必须坚持我的意见，一定要把温克将军调到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参谋部，这样才能恰当地指挥行动。”古德里安的一再挑衅彻底激怒了希特勒。两人开始激烈地争论起来。与会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偷偷离开了房间，只剩下了希姆莱、温克和几个面无表情的副官。

希特勒转身背对着古德里安，大步走向大壁炉，那里挂着一幅俾斯麦的肖像。在古德里安眼里，俾斯麦好像是在谴责地瞪着希特勒。而房间的另一头，兴登堡的半身铜像也正在责备地问：“你们在对德国做些什么？我的普鲁士人将会有何遭遇？”这恼人的幻觉进一步坚定了古德里安的决心。争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每次希特勒喊道“你怎敢”并且深吸一口气时，古德里安都会再次重申他的要求，让温克给希姆莱做助手。而他每提一次这个要求，希姆莱的脸色似乎就更加苍白一点。

最后，希特勒突然停止神经质的踱步，站在了希姆莱的椅子前。他听之任之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会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接任参谋长一职。”他转向温克，“进攻将在2月15日开始。”说着，他重重地坐了下去。然后，他看着古德里安喃喃说道：“请让我们重新开会吧。”他的笑容非常迷人，“陆军上将，今天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局。”

几分钟后，古德里安来到候见厅，筋疲力尽地坐在了一张小桌子前。凯特尔走到他身边。“你怎么敢那样顶撞元首？”他喊道，“你没看到他多着急吗？要是他中风了怎么办？”

古德里安冷冷地看着他。“一个政治家应该预料到会被顶撞，并且期待听到无情的现实。否则，他就不能被称为政治家。”

其他人也开始对凯特尔的指责随声附和，但是古德里安却转身走开了。他告诉温克，发布命令，在2月15日发动进攻。

<h4>2</h4>

空军元帅阿瑟·T.哈里斯爵士今年五十三岁，身材矮胖健壮，精力充沛。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应征入伍，在罗得西亚步兵团担任司号员。参加过赴西南非的德国殖民地的历次远征之后，他发誓再也不去行军，于是便加入了皇家空军。如今，他领导着轰炸机大队。当天夜里，他的队伍按计划要发动对德累斯顿的攻击；这是针对德国东部各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大规模空袭的开始，目的是给德国的士气最后一次重击。“霹雳”行动，这是所有突袭的代号。它只是英国战时内阁计划的区域轰炸行动的又一步。在哈里斯看来，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方式。大家都叫他“轰炸机”哈里斯，他对这个绰号丝毫不以为意。而在几个记者的笔下，他总是被写成“屠夫”哈里斯，他对此也视若无睹。他认为，炸平德国的军工生产基地是他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不得不毁坏城市，杀掉百姓。但是，这些计划并不是他制订的。

哈里斯狂暴易怒，并且总是强势地为地毯式轰炸辩护，这让某些人很不喜欢他。不过，同样的攻击性却使他深受飞行员们的喜爱，因为在执行轰炸任务时，他总是同样坚决地争取使用最精良的装备和最安全的方法。

“霹雳”行动的背景深远而复杂。诺曼底登陆两个月后，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建议，在德国接近军事崩溃时，对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心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空袭；这些袭击也许可以加速全面的投降。联合情报委员会——一个英国情报专家小组——对于“霹雳”行动无动于衷，因为它不太可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胜利”。美国空军领导人则认为，放弃精确轰炸过于鲁莽。此外，美国空军司令H.H.“哈普”·阿诺德将军原则上也反对这种轰炸，而艾森豪威尔的心理作战处甚至称之为“恐怖主义”。

于是，“霹雳”行动便被暂时搁置了。1945年1月12日，苏联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十天之后，轰炸行动的指挥官对波特尔的副手诺曼·博顿利爵士建议说：“如果趁着俄国进攻的势头还没有明显减弱时开始行动，那么，在大家看来，俄国人和我们在计划上似乎是在紧密协作着。”

联合情报委员会受命从这一角度重新评价“霹雳”行动。他们报告说，四天四夜的系列轰炸会导致德国难民的大批转移，这“势必造成巨大的混乱，干扰军队有秩序地向前线运动，并妨碍德国军事和行政机器的运转”，并且“在物质上帮助正在东线这场关键战役中激战的俄国人，同时还将证明，从交通线，或者甚至从除炼油厂、坦克厂之外的任何目标上暂时转移都是正确的”。此外，“向俄国人证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目前的战斗中很愿意帮助他们，这很可能是有政治价值的”。

1月25日，博顿利致电哈里斯，与其讨论最终将“霹雳”行动付诸实施一事。“柏林已是我的盘中餐。”哈里斯回答说。然后，他转达了自己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联络官的请求：行动的其他目标必须是克姆尼茨、莱比锡、德累斯顿。这三个城市不仅是东部难民的主要居住中心，还是濒临瓦解的东部战线的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丘吉尔恰巧也正在与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讨论这次空袭。他问，为了“痛击正在撤离布雷斯劳（位于奥得河畔）的德国人”，皇家空军有何计划。事实上，这并非巧合，因为“轰炸机”哈里斯经常拜访首相的乡间别墅，多次和丘吉尔讨论类似“霹雳”行动的进攻，并且曾经非正式地要求开始行动。(1)

次日，辛克莱把问题转达给了空军参谋部。不过，“霹雳”行动的策划人波特尔却对这一行动没有多少热情。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应该继续以石油为主要目标，其次是喷气机工厂和潜水艇制造厂。一旦解决了这三类目标，他说：“我们将竭尽全力对柏林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并对德累斯顿、莱比锡、克姆尼茨等地也发起进攻。”

读过这份缺乏热情的表示赞成的报告，又与空军参谋部的其他人商议过之后，辛克莱对整个计划也比较冷淡。“昨晚您问我，是否有计划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他写信给丘吉尔，建议该任务更适合由空军战术部执行。他继续写道，如果天气允许，轰炸机应该继续打击石油目标；如果不允许，便对德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发动区域进攻。

这份备忘录从丘吉尔那儿得到了一个迅速而又充满挖苦的回复。他显然忘记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昨晚我并没问你什么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的计划。相反，我是问你，柏林，无疑还有德国东部的其他大城市，是否现在还不应被看作特别吸引人的目标。很高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请明天向我报告，你们打算做些什么。

丘吉尔突然对“霹雳”行动产生了兴趣，这也许是由于受到了即将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的鼓舞，也许是他急于向斯大林表明，盟国的战略空军对于当前俄国的进攻来说多么有价值。在阿登战役之后，西方的确需要在会议桌上重振一下军事威望。无论是什么刺激了丘吉尔，他给辛克莱的信中挖苦的要求立即产生了反响。哈里斯受命即刻袭击柏林、德累斯顿、克姆尼茨等城市，“在那里进行迅猛的闪电战不仅能给从东线撤退的德军造成混乱，还可以牵制部队从西线向他处运动。”

然而，哈里斯的副手，空军元帅罗伯特·桑德比爵士有着他个人的疑虑。一看到命令，他便想知道为何把德累斯顿包括在内。他认为，它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尽管它是一个关键的铁路枢纽，却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它是工业中心，或者正被用于军队的大规模运动。因此，他要求空军部重新考虑，是否应把德累斯顿也作为目标囊括在内。通常，这样的要求都是通过电话立即给以回复。而这一次，桑德比却被告知，问题要提交上级机关。他等了数日才得到确认，德累斯顿的确将被轰炸。他被告知，事情之所以延误，是因为丘吉尔本人对“霹雳”行动很感兴趣——而当时他正在雅尔塔。

现在，只剩下了天气问题。2月13日早上，终于报告说天气条件转好。九点前，哈里斯命令五号机群于当晚进攻德累斯顿，之后立即由四个机群联合，进行第二波打击。到了第二天清晨，美国的“空中堡垒”将第三次打击这个城市。然而，当天中午，气象员报告说，天气条件发生了改变。云层开始在整个中欧上空聚集，目标上方的天空要到晚上十点才能放晴。

哈里斯认为，要放弃空袭，理由并不充足。当天下午，第一波的主投弹手、空军中校莫里斯·A.史密斯前往位于科宁斯比的54基地情报局领取简令。他接到了一个危险的任务，在目标上方持续低空飞行，为整个机群的轰炸指示方向。他将驾驶一架纯木制双发高速“蚊”式轰炸机。这种飞机飞行高度较高，因此相对安全，不过，它几乎完全没有配备任何装甲板。史密斯曾经指挥过对卡尔斯鲁厄、海尔布隆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大城市的轰炸，但当时的辅助条件要好得多。如今，甚至连德累斯顿的目标分布图都找不到，他只能拿1943年拍的一张很差劲的航空照片做参考，绘制了一张目标分布图。

史密斯接到命令，要将五号机群的炸弹集中投向铁路和德累斯顿老城区的各个交通中心。这座老城因其美丽的建筑和古迹而闻名于世。基地司令说，他有一次住在老城区中心广场上的一家酒店里，竟然被人骗了。他开玩笑地补充说，他希望这种不义之事能够尽快得到处理。

由于天气的关系，成功要取决于时间的精确选择。首批到达德累斯顿的飞机是先遣的测位机——那是两个中队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晚上十点零四分，他们将投掷绿色曳光弹和绿色信号弹，以确定城市建筑的大体方位。几分钟后，八架“蚊”式轰炸机将紧随其后，在绿色照明弹的引导下，向体育场投掷红色信号弹。这个体育场正好挨着主要的轰炸目标——铁路调车场。最后，在轰炸预定开始的时刻，晚上十点十五分，呼叫名为“餐具架”的主力飞机将到达此处，轰炸红色信号弹勾画出的目标。

就在下午五点三十分之前，八架“蚊”式轰炸机起飞了。机上的驾驶员们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收到指示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德累斯顿以东迫降；反之，如果万不得已，他们必须掉头西飞，在敌人的领土上降落，不能让最新研制的电子装备落入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手里。

几分钟后，首批共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开始飞离五号机组位于英国中部的机场，晚上六点之前，所有投弹手都已上了天。晚上七点五十七分，主投弹手、空军中校史密斯驾着他的“蚊”式轰炸机离开了科宁斯比。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刮起了强劲的西风，他借此追上了正在迂回前进的其他八架“蚊”式轰炸机。在德国西北部上空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地方，九架飞机遇上了八十五节(2)的顺风。晚上九点四十九分，驾驶员们第一次看到了美国制造的电子导航仪“洛兰”屏幕上的光，这将指引他们直接飞向目标。但是史密斯的“洛兰”导航仪没有捕捉到第二次光信号，而需要两次光信号才能确定一个位置。他看了看表，已经九点五十六分了。八分钟后，先遣的测位机就要投掷绿色的曳光弹。十点左右，第二道光终于出现了，史密斯的导航仪确定了它们的位置：克姆尼茨以南十五英里。

九架“蚊”式轰炸机全体向西北方向急转，等待着四分钟内即将掷出的绿色曳光弹。正当他们下降时，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去——和预测的一模一样。德累斯顿上空覆盖着的屏障似乎正在被人故意拉走。

尽管德累斯顿并非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但是，它只经历过两次相对规模较小的空袭。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当时，三十架美国轰炸机袭击了铁路调车场，炸死四百三十五人。另一次是1945年1月16日。那天，一百三十三架美“解放者”式飞机袭击了差不多同一个目标，炸死三百七十六人。

后来又响过几次空袭警报，结果都是虚假警告，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已与盟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如果德国不破坏牛津，那么德累斯顿便不会遭到攻击。毕竟，这个城市的军事价值不大，而城中的诸多博物馆、教堂以及其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已被公认为世界的建筑宝藏。

谣言四散。传说盟国已空投了很多传单，允诺不会轰炸德累斯顿，因为其将成为战后德国的首都。这显然是假的。但是，这一切骗取了六十三万常住居民暂时的心安。2月13日晚上，尽管东线战场惨败，但城中却弥漫着喜庆的气氛。这是斋戒节的星期二(3)，德国人最喜欢的节日。当第一声“布谷鸟”警报在十点左右响起时，很多孩子还穿着狂欢节的盛装，人们还都残有一丝兴奋。对于全城没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防空洞的现实，几乎没有人担心。

市民们的安全感也感染了来自东部以及柏林和德国西部的几十万难民。铁路候车室里塞满了这些流浪者和他们成堆的行李。公共建筑物摆满了临时的睡铺。难民如潮水泛滥，就连可爱的德累斯顿大花园——和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差不多——都遍布着帐篷和匆忙搭起的小屋，以安置将近二十万的难民和奴工。

从东部开来的最后几列火车挤进了火车站，而从前线通往这里的公路上，仍黑压压地塞满了步行或搭乘马车、汽车、卡车的难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变得越来越臃肿。现在，德累斯顿有大约一百三十万居民，其中包括数百名英美战俘。

这座城市的空防非常可怜。令人望而生畏的防空大炮醒目地安放在四周的山冈上，它们只是纸造的赝品。真正的大炮已被征用到了东西两线，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混凝土发射台。

空军的空防也好不到哪里去。设在法国的中央预警通信系统早已被盟国俘获。当五号机组的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德国境内的警报系统的屏幕上时，已无法判断它们的目标为何。而片刻之后，又有三百架“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出现在屏幕上，它们将对莱比锡正南的一座炼油厂进行空袭，不过真正的目的却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它们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始终不知道哪组飞机才是主攻。也可能两组飞机都是佯攻，因为“轰炸机”哈里斯还有另外四百五十架轰炸机可以支配。

德国第一歼击师驻扎在德累斯顿以北几英里的克洛切。此时，他们准备保卫这座城市。然而，由于不知道该把他们有限的几架歼击机派往何处，他们不得不等待敌人的航线确定。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飞越莱比锡，然后掉头径直飞向德累斯顿，这时，保卫者们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直到晚上九点五十五分，第一歼击师才得到命令，紧急派出夜间歼击中队。这些飞机起飞时已经太迟了。先遣测位机已经投下了绿色曳光弹。

主投弹手史密斯此时正在接近德累斯顿。他第一次打破了无线电里的沉默：“控制者呼叫信号长，能听到我说话吗？完毕。”

领头的“蚊”式轰炸机上，信号长回答说，他听得很清楚。

“你到云层下面了吗？”史密斯问道。

“还没有。”他回答。

主投弹手又问是否能看见先遣测位机投下的绿色曳光弹。

“是的，我能看见。云层不算太厚。”信号长回答。他很快飞到了目标上空，惊奇地发现竟找不到一盏探照灯，也没有一发高射炮火。他可以看见下方有几座桥梁，正优雅地横跨在德累斯顿中心的易北河上。易北河蜿蜒而流，将新城区和老城区分开。这幅景象让他想起了什罗普郡、赫里福德和勒德洛。

他低低地从铁路调车场上空掠过，只见一辆冒着烟的机车停在一幢大楼附近，他猜那便是老城区的中心车站。他开始从两千英尺的高空向着一座体育场俯冲（附近还有另外两座）。“这里是信号长，发现目标。”他呼叫道。在距地面八百英尺处，弹舱门打开了，一个一千磅重的目标指示弹滚了下去，扯出一道耀眼的红色轨迹。当另一架“蚊”式轰炸机的驾驶员看见信号长的飞机旁闪过一道白光时，不禁大喊道：“天啊！信号长中弹了。”其实，那只是信号长照相机上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主投弹手迅速核对了一下自己地图上德累斯顿的三个体育场。“你标错了。”他简洁地说。他又核对了一次地图，然后松了口气，说道：“噢，不对，很好，请继续。”他可以看见一道红光在正确的体育场附近亮了起来。他说：“喂，信号长——目标指示弹在标记点以东约一百码。”

这时差不多是晚上十点零七分，离预定开始的时刻还有八分钟。其他“蚊”式轰炸机开始将指示弹扔向第一批轰炸目标。主投弹手的下一个担心是，后面的轰炸机能否透过薄薄的云层看见标记。他呼叫其中的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这架飞机已经投下了先遣绿色曳光弹，此刻正在城市上方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中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