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1月30日早上恰好五点，一架巨型客机——美制C-54运输机——降落在了马耳他岛。机上载着温斯顿·丘吉尔和其他英国要人。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要参加一次与美国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代号为“蟋蟀”的四日会谈。这是三巨头在克里米亚胜地雅尔塔会晤的前奏。

马耳他总督、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来到了机场迎接。丘吉尔的私人助手C.R.汤普森推开舱门向外看了一眼。让他尴尬的是，他发现仅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衣的自己，完全暴露在聚光灯下面。而当他得知马耳他总督已经在严寒中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更为不安了——宣告丘吉尔到来的电报上说的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也已经醒了。一个小时之前，一名热心的英国士官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特急”。这是一份雕花请帖，邀请他次日到总督官邸赴晚宴，并且请求立即答复。

十点钟，马歇尔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蒙哥马利酒店开会，打算决定他们在“蟋蟀”首次正式会议上所要采取的立场。他们就黎明前收到的邀请开了几句玩笑，又讨论了一会儿眼下身处的这所冰冷的石头房子，然后，便开始讨论“蟋蟀”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军事问题：西部战线的最终战略。

施陶芬贝格对希特勒的暗杀发生几天之后，盟军在诺曼底取得了重大突破。就之后如何进一步攻入德国领土这一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曾有过严重的分歧。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从他在法国的司令部给出意见，认为应该通过鲁尔区向德国北部进军——由他来指挥。他需要的，除了他自己的部队外，只有美国第一集团军。但是美国陆军指挥官们同样坚持，迫切要求在他们所处的遥远的南部，向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同时发起进攻。鉴于德国军队的无序撤退，英美陆军指挥官们都不无理由地认为，如果可以不受约束的话，到1944年底，他们将大获全胜。不过，盟军总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上将不但是陆军司令官，更是位军事政治家。他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蒙哥马利在北部主攻，给养优先，而乔治·S.巴顿中将则率领美国第三集团军，在南部较小的范围上发动进攻。

作为这一方案的结果，盟军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不断向东推进，并于9月份抵达德国边境——仅因缺乏给养才暂时中止。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这条战线上的战事寥寥可数，以致希特勒得以将在法国受到重创的军队，重组为一条自荷兰到瑞士的坚固防线。战事的暂停也为他提供了机会，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突袭——阿登战役。趁美国武装力量失去平衡之际，德国人一路猛捣，直达默兹河。尽管希特勒的部队已经被逼回德国边境，但美国军队的士气与威望仍然被大大削弱了。

蒙哥马利要求单刀直入德国境内，这一行为所引起的争论，在阿登战役期间进一步激化了。艾森豪威尔突然将阿登战场的北部移交给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布雷德利极为震怒，因为正当他感觉自己已经控制了局面时，却失去了一半兵力。继而，在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当蒙哥马利告诉记者他如何“收拾”残局时，布雷德利大发雷霆。他认为，蒙哥马利夸大了他自己的角色，并且“利用了我们在阿登的危急困境”。

艾森豪威尔对这场争执心下了然，于是制订了进攻德国的最后计划。战线与去年秋天大体相同，沿自荷兰到瑞士的德国边境依次排开。最北端，是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包括三个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英国第二集团军和美国第九集团军。然后是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包括美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南部是雅各布·L.德弗斯中将的第六集团军群，包括美国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

在这一背景下，美军参谋长们此刻正在倾听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甲壳虫”·史密斯中将阐述盟军总司令的战略：蒙哥马利将率领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通过鲁尔区发起主攻；布雷德利则发起第二主攻，率领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攻向南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时机的选择，史密斯说，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当德国人正在红军势不可当的攻势下受到重创之时，盟军应该向东发起猛烈的进攻。

中午，英国参谋长们加入了美国人的行列。他们共同组成了联合参谋部——负责指挥西线的战事。英国陆军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担任主席。他外表迷人，却在自己忠实记录的日记里写满了尖刻的思想。他自信远比艾森豪威尔更知道该怎样赢得战争，但却极力掩饰自己对总司令的判断的怀疑。不过，对于他的密友来说，有一点绝非秘密；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总是被前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布鲁克对马歇尔也持保留意见。他更希望麦克阿瑟——他心目中这场战争里最伟大的将军——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他礼貌地听着史密斯介绍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心里一直在想，布雷德利的所谓第二主攻很有可能变得与蒙哥马利的主攻近乎同样重要。最后，他温和地说道，英国人认为，要进行两个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兵力不够充足，必须对其做出选择。而在这两者之中，蒙哥马利在北部的行动似乎最有前途。

史密斯因为皮肤溃疡而变得更加暴躁。他回击道，艾森豪威尔打算交给蒙哥马利他可以解决后勤供给的所有部队——三十六个师，还有十个备用。他补充说：“南部的挺进并不打算和北部的进攻竞争。”这番解释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布鲁克的怀疑。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解释，但是仍然感觉布雷德利的进攻可能会过多地分散北部的兵力，导致蒙哥马利陷入困境。马歇尔显然恼了。他忍住怒气说——与之前众多美国将军所说的相同——仅仅依靠对柏林单枪匹马的挺进是不安全的。如果蒙哥马利陷入困境，他认为，有另一条可供求助的进攻线路是非常必要的。

英国人现在确信无疑了，美国人正在策划一个第二主攻，于是，他们开始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的另一计划。这一计划在还没有任何人渡过莱茵河之时，就把全部兵力调集到莱茵河附近。史密斯非常不悦，反驳道，艾森豪威尔从未打算在渡河之前就把莱茵河以西整个地区的德国人全部赶走。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参谋，能言善道的哈罗德·“粉红”·布尔少将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靠近莱茵河意味着耽搁，这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布鲁克私底下仍然相信，这最终只会成为沿莱茵河发起一次全面进攻的借口，以取代蒙哥马利的主攻。他认为，任何有乔治·巴顿参与其中的第二主攻必然会成为一次主要行动，因此，他礼貌而又坚定地说道，联合参谋部与其马上通过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不如暂时只是提请注意。

行动被推迟了。会议刚一结束，比德尔·史密斯便立刻发电报给身在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

……英国参谋长们坚持要求一份书面说明，以确定北部的主攻将被按计划推进，并且在消灭莱茵河西岸的所有德国人之前，您不会推迟其他军事行动。

在这场辩论进行的同时，两国的政界领袖都在船上。停泊在瓦莱塔港口的“H.M.S.猎户座”号上，丘吉尔正因为发烧而被迫卧床休息。而罗斯福总统乘坐的“昆西”号美国新巡洋舰三天来一直在马耳他附近海面航行。罗斯福认为，“蟋蟀”有一天就足够了。重要的是，他不愿就他穿过巴尔干向维也纳和布拉格进军的宝贵计划，与丘吉尔展开冗长的辩论。

这天是总统六十三岁的生日。他的独生女安娜·伯蒂格夫人为他举行了一场宴会。全美国都在为他最钟爱的慈善团体——“优生优育基金会”募捐，以此庆祝总统的生日。

<h4>2</h4>

在德国，1月30日也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1933年——也就是罗斯福第一届任期开始的那年——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十二年后的今天，人们认为，各条战线上的党的领袖们，都应该向他们的手下讲讲光明的前景，并且向他们保证，这场战争终会胜利。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警察首脑，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卡尔·沃尔夫尽职地召集起了手下的重要成员。他曾任希特勒的副官，大块头，精力充沛，头脑非常简单，笃信国家社会主义。他与党卫军全国领袖过往甚密，在写给党卫军全国领袖的私人信件上，他都署名为“小狼”。(1)然而，当沃尔夫看向他本来应该讲的那些话时——比如“最终的胜利”——它们全都卡在了喉咙里。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这场战争怎么可能胜利？结果，他即席讲了一番话，里面只字未提未来的光明日子。

讲话结束之前，沃尔夫已经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要去见他的上司希姆莱，要求他对一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那些希特勒许诺说将会使战争取胜的惊人的飞机和神奇的武器到底在哪里？如果希姆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就会去问元首；如果问题仍然被回避，他将支持光荣的和平。他已经对意大利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为什么他们要再多受一天煎熬？为什么又有一名党卫军成员或是国防军士兵要毫无必要地丧生？

沃尔夫打电话给希姆莱的司令部，得知党卫军全国领袖已远赴东部战场指挥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不过，如果非常必要的话，不久将有一项任命。沃尔夫说，几天内他将飞往德国。

那天下午，马丁·鲍曼——纳粹党二号人物，希特勒目前最为依赖的人——又给鲍曼夫人，他“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如往常一样多愁善感的信，寄往贝希特斯加登附近他们的住所。他建议她贮存干菜和“五十磅蜂蜜”，还对她谈到了东部战场上发生的种种暴行。

布尔什维克正在毁灭一切。他们视强奸为玩笑，视开枪屠杀——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为家常便饭。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蛮禽兽的手中。不过，我极其希望这种危险永远不要来临，希望元首可以如从前的许多次一样，成功地避开这次重击。有二三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你可以想象，在他们中间，有多少难以形容的痛苦与不幸。孩子们忍饥挨饿，寒冷至死，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硬起心肠，更加猛烈地战斗，以挽救余下的同胞，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我们必须成功。

你最忠实的M.

在鲍曼信中所提到的难民里，有三万多人正试图乘四艘客轮从海路逃回德国。船队刚刚绕过海尔半岛，离开但泽湾进入波罗的海，驶向汉堡附近的一个港口。四艘船中最大的一艘是荷重两万五千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它从未运载过如此多的旅客——一千五百名年轻的潜艇训练兵，还有将近八千名平民——是“卢西塔尼亚”号上人数的八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但泽有多少疯狂的难民挤上了船。尽管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船票和撤离的文件，仍有几百人偷偷上了船。有的藏在箱子里，有的穿上裙子，假扮成女人。为了从俄国人的手中逃脱，难民们无所不用其极，已经顾不得脸面。不久前在皮拉乌，有一艘难民船规定只许带小孩的成年人上船。于是，有些母亲就从甲板上把自己的孩子扔给码头上的亲戚。同一个小孩往往当了六七次船票。在混乱中，有些小孩掉进了水里，有些则被陌生人抢走。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向西驶入了浪涛滚滚的波罗的海。此时，一名中年难民，保罗·乌施德拉维特登上了甲板。他正是那些反对科赫，让自己的百姓出逃的东普鲁士地方官员之一。他本人和他的司机理查德·法比安则与一路挺进的红军勉强擦肩而过。

其他的三艘船正沿着波美拉尼亚海岸航行，以避开俄国的潜水艇。但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吃水太深，只能由一艘扫雷舰开道，独自行驶。乌施德拉维特四下寻找另外三艘船，不过只能看见一英里开外的扫雷舰。他很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早就查看好了船上的最佳逃生路径，以防船被炸沉。正在这时，船长通过扬声器宣布，有救生带的男子请立即将其交出，分发给妇女和儿童。禁止收听无线电，禁止使用手电筒。

波罗的海波涛汹涌，大多数妇女和儿童都晕船晕得厉害。因为禁止大家去栏杆处，船上很快就臭不可闻了。病号都被集中到船腹，那儿颠簸不那么猛烈。乌施德拉维特发现一把空闲的安乐椅，连忙坐了下来。在过去的一周里，他睡得很少。此刻，他一边打着瞌睡，一边想着是否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妻子。还有，如果他能安全抵达德国，是否会因为不服从科赫的严格命令而受到惩处呢？

船在距离波美拉尼亚海岸二十五英里的位置向西航行。还有很多灯亮着，在黑暗的波罗的海的映衬下，清晰地勾画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轮廓。晚上九点十分，乌施德拉维特被一声沉闷而又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他努力地想记起自己身在何处，这时，又传来了第二声巨响。他的司机法比安从他的身边冲了过去，对他的呼喊充耳不闻。然后是第三次爆炸声。那些早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该熄灭的灯光灭掉了。港口附近埋伏着一艘俄国潜艇，正等待着在必要时刻向客轮发射第四枚鱼雷——或者击沉赶来救援的任何船只。

乌施德拉维特起初以为是有人向船上投了炸弹。当他看到船身向港口方向倾斜时，才意识到是中了鱼雷。他沿着一条漆黑的走廊摸索前行，不知怎么就找到了他的行李。他取出一件毛皮里子的狩猎夹克、一顶滑雪帽、一把手枪，以及一个装着公文的地图盒。他打开窗户，跳到下一层的散步甲板上。这里没那么黑，他可以看见一个男人正挥动一把椅子，砸向一扇厚玻璃窗。那窗户不可能砸开。乌施德拉维特发现了一扇通往船头的门。他跑过去，看见喧嚷的人群正向甲板蜂拥而去。他们都没有救生带。在塞满了人的一道道门口，男人们用力推开歇斯底里的妇女和儿童，把他们挤到一旁，为自己撕扯出一条通路。高级船员们试图制止大家的恐慌。有几个人掏出手枪，做出威胁的手势，但是他们下不了狠心开火，结果被人群推搡到了一旁。

船身向港口的方向倾斜了二十五度。机房里的船员们仍坚守岗位，而其他船员则关闭了舱壁，开动了抽水机。甲板上，船员们与港口那侧的救生艇斗争着，可是吊柱冻得太结实了。发狂的乘客们推开船员，跌跌撞撞地滚进了救生艇。

船头，乌施德拉维特看见几朵红色的烟火腾空而起——是呼救信号——他希望尽快有船前来搭救。在他下方，是一片疯狂的景象。数百名旅客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手足并用地向正在翘起的船尾攀爬。他登上梯子，朝剩下的救生艇爬去。一条铁梁掉落在他前面；他跳了回来，绕过舰桥。突然，“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猛地一歪，他听到了无数失魂落魄的尖叫。他转过身来，只见几名妇女和孩子从一艘翻倒的救生艇上跌进了漆黑一片的大海之中。

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是一名妇女。在码头等船时两人曾交谈过。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还有两个孩子紧拉着她的裙子。“救救我！”她哭喊道，“您是个男人，您一定知道我该怎么办！”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船都开走了。这时，他想起了橡皮筏。“跟着我，”他说，“我试试找个橡皮筏，来救你和孩子们。”

“你疯了！我不能让孩子们待在冰冷的水里。”她愤怒地盯着他，“你们男人只会袖手旁观，无计可施。”她惊恐地瞪大眼睛，拥着孩子们向后甲板走去。

她的恐惧让乌施德拉维特动摇了。他看向狂暴的波涛。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冰冷刺骨。他听见几声枪响，压过了尖叫声。波涛溅起的飞沫打湿了他的脸庞。他突然感到本能的恐惧：他不想死。他怎么能够留下妻子孤单一人在这样的世界上？终于，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要体面地死去。”他想。他记起曾经有个海军军官禁止他在船上吸烟，当时他开玩笑地回答：“如果船沉了，就肯定会允许我吸烟。”他决定在死之前最后吸一支烟。吸了几口之后，他把烟丢进水中，然后又点燃一支，又神经兮兮地扔掉了。第三支烟，他终于吸完了。

“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抽烟？”有人气愤地问道。那是一名高级军官，胸前佩戴着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你也来一支吧。不管怎样，很快就能抽完了。”

那人像看个疯子一样看看他，嘟哝了一句什么，然后消失了。一名船员在船栏杆旁边脱下制服，跳入水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昏暗之中拖着步子，向乌施德拉维特走了过来。那是一名潜艇训练兵。他面色苍白，两眼圆睁，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大腿。一块腿骨从他的制服裤子里刺了出来，鲜血淌到了结冰的甲板上。

“怎么搞的，孩子？”乌施德拉维特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