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1945年1月27日清晨，距柏林东南仅一百空英里(1)远的萨岗，斯特拉格·卢夫特第三战俘营（空军战俘营）里，上万名盟军囚徒中弥漫着一股克制的兴奋。尽管寒气彻骨，鹅毛大雪连绵不停，战俘们仍挤在营房外，议论着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国人已攻至距萨岗东边不足二十英里之处，并且仍在继续进军。
两周之前，红军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这消息第一次通过焦虑不安的看守们传进了战俘营。战俘们群情高涨，然而，不久，几名暴徒——即看守们——暗示说，柏林已传来命令，要使战俘营成为一座要塞，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几天之后，另一谣言不胫而走，德国人将以战俘为人质，一旦俄国人试图占据此地，便立即枪决他们。更恐怖的传闻紧随其后：德国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直接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令人甚为担忧，于是，萨岗战俘营中的盟军高级军官，美军准将阿瑟·瓦纳曼，不得不对战俘营的五个营区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谣传，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军的准备。
一名战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营房看上去就像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在举办集会。”男人们盘腿坐在床铺上，有的从大衣下摆裁下手套的形状，有的在设计风雪帽和护面罩，还有的在用裤子改制行军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废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谣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一间礼堂里召开了会议。他阔步迈上讲台，宣布自己刚刚通过秘密无线电偷听到了BBC的新闻，得知俄国人距此仅余二十二英里。战俘们欢呼不已，他举手示意安静，然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将全体行军横跨德国。“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最佳机会在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准备好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已经整装待发。撤退时需要的装备大包小包地堆放在各营房的门前；其他一些用品则摆放在床铺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积越高，大家怀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感警惕地等待着。很多人一直在透过高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松树，树枝上压满了厚厚的雪。而松树前边，则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h4>2</h4>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全部欧洲和北非的领土。他的军队深入俄国境内，比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所控制的疆域更为广袤。如今，在将近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辽阔帝国已被压缩至德国的边界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已沿着从荷兰至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做好部署，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而从温暖的亚得里亚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罗的海，这条曲折的东部战线，也有数个蚁穴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三分之一，至此，这一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万俄国军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日”军队人数的十二倍还多——在大规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式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上的七十五万装备落后的德军发动了突袭。在最北部，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2)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苏联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向波罗的海附近的东普鲁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进。在他左侧，年轻精悍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3)进军，正在接近坦能堡。那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侧，是红军将领中声名最盛的G.K.朱可夫元帅。他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三日内便攻下了华沙，此刻正在包围波兹南。他的终极目标是柏林。最后，这一伟大进攻的最南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统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此刻逼近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锋部队。
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大将（相当于美国的四星上将）的北方集团军群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集团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该军的司令，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不顾希特勒的严令禁止，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深入该军腹部约二百英里。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战且退，他的部队将会全军覆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那些赶着马车或徒步西去避难的五十万东普鲁士人民开辟一条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责任。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特对此表示认可。然而，在得知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在几乎毫无挣扎——甚至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放弃时，陆军总参谋长、东部战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雷霆大发。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维斯瓦河畔，从小便认定俄国是自己最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早已下定决心，要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救出来。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召其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叛国之时，他还是坚决地替两人辩解。
“他们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元首说，“他们应该立即被解职，还有他们的幕僚。”
“我愿意拿我的右臂替莱因哈特将军担保。”古德里安答道，至于霍斯巴赫，他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叛徒。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说辞毫不理会。他当即免了莱因哈特的职，取而代之的这位则非同寻常。不久之前，这个人对自己陷入围困的部队说：“当形势变得绝望，你们不知所措之时，就以拳击胸，大喊：‘我是一名国社党党员，我能移山倒海。’”这就是洛塔尔·伦杜利克大将。他是奥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喜爱舒适的生活。他聪明敏锐，对希特勒应付自如。而对于他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他还很称职。
此前，洛塔尔·伦杜利克右方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刚刚被希特勒剥夺了指挥权。当时古德里安同样对此事强烈反对，尤其是因为继任者是费迪南德·舍尔纳大将，希特勒的爱将之一。
舍尔纳是个身强力壮、乐观开朗的巴伐利亚人。他正需要这些品质来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毁，右翼也在科涅夫的进攻下动荡不已。他开始巡视前线和后方，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系统，普遍震动了他所视察过的所有机构。在后方，他把文职人员从桌子后面赶出来，发给他们武器，这让人们对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线，士兵和年轻军官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集团军群司令，因此，他赢得了下属的极大尊敬。他威胁道，如有逃兵，就地枪决；他答应，将最好的粮食和服装运到前线；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样，轻拍对方的肩膀，这使那些旧式军官非常反感；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活该挨骂的将军，却把饼干和糖果发给士兵吃。
对于希特勒来说，舍尔纳就是拿破仑的内伊元帅(4)。在1月27日之前，舍尔纳已经通过他极度非常规的方式，将中央集团军群拼凑成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条战线，它一度顶住了俄国人势如潮涌的可怕进攻。当然，他没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缺口。朱可夫，是德国人最害怕的俄国人。
这是古德里安最为担忧的问题。他对希特勒说，要阻止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那势不可当的进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应急集团军群，去堵住舍尔纳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缺口。古德里安希望，这支队伍可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指挥，他是一位杰出骁勇的长官。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样一支新集团军群，但他认为，魏克斯已经筋疲力尽。“我怀疑他是否还能够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他说，并且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拥有至高权力的第二人。
古德里安甚为愤怒，他抗议道，希姆莱毫无军事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党卫军全国领袖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单凭他的名字就能激励士兵们誓死战斗。古德里安决心避免“在不幸的东部战线干出这样的蠢事”，继续直率地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他的固执激怒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同僚们总是嘲弄凯特尔，按他名字的德文谐音给他起了一个意为“奴才”的绰号。
希特勒的态度同样强硬。他说，希姆莱作为预备军司令，是唯一有能力在一夜之间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的人选。言外之意，希姆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他仍然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之一。
对元首提出的任何倡议，希姆莱都表现出一种盲目的热情，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热情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宣称自己要把俄国人堵截在维斯瓦河。与之相应地，这支新部队被命名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希姆莱乘坐专列前往东部战线。在距柏林五十英里处，他渡过了奥得河，然后继续前进，停在了但泽南边的一个地方，这里距维斯瓦河仅有咫尺之遥。要堵截朱可夫，他只有寥寥几个参谋和一张过时的态势图。除了几支分散的部队外，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纯属纸上谈兵。几个新建师抵达后，希姆莱接受了错误的建议，开始架设一道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道防线只能为北面的波美拉尼亚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侧门，却让正门四敞大开。
朱可夫可没打算被转移视线。他直接绕过希姆莱的侧面防线，继续西进，一路上，只遭到了一些零散敌军的骚扰。1月27日，他的先头部队距柏林仅剩一百英里。前面，就是奥得河。这是抵达帝国总理府之前，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
<h4>3</h4>
萨岗以东那些战俘营中的战俘已经开始向西撤退。此刻，他们正与难民队伍一同在漫天大雪中艰难跋涉。一支美国人的队伍一星期之前便上路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阿登战役(5)中被俘的。自那之后，在持续不断的营与营之间的转移中，平均每人的体重都减轻了三十磅，因此非常容易成为肺炎和痢疾的猎物。在离开维斯瓦河附近的舒宾战俘营时，全队共有一千四百人，而到了1月27日，则仅余九百五十人。
天气非常寒冷，以至于詹姆斯·洛基特中校的围巾刚刚被风从耳边掀开一角，裸露出来的皮肤立刻像被烧伤一样脱落了。这天傍晚，战俘们被带到一个农庄，在四面透风的谷仓和猪圈里歇下了脚。病得无法继续步行的一百一十八人被送上了一列货车，其他人则生起了一堆堆的小火，烘烤着他们的鞋袜。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全都情绪高涨，下定决心要一路步行抵达目的地——无论那将是哪里。
晚饭是热乎乎的大麦土豆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临睡之前，男人们幻想中的不是女人，而是食物。很多人都想起了一个前广告撰稿人拉里·费伦中尉所写的诗。他将这首诗献给自己的妻子，“世上最可爱的女孩——她丝毫都不会喜欢这首诗”。
我如囚徒般梦想，回味着已逝的人生；
摊鸡蛋，油酥松饼，
洋葱汤，法式焗龙虾；
烤牛肉，排骨，炸里脊，
火鸡胸，鸡腿，或鸡翅；
香肠，枫蜜，荞麦蛋糕，
烤鸡，炒鸡肉，或奶油浓汤。
我日复一日地渴望着圆面包或者面包卷，
热乎乎的玉米面包，饼干和费城玉米肉饼，
奶油芦笋或者酸辣芦笋，
深盘烘制的肉馅饼，或者越橘馅饼，苹果馅饼。
我渴望着浸着黄油的炖奶油牡蛎，
并且偶尔，亲爱的，我渴望着你。
几十万德国百姓逃离他们在波兰的农场，赶着大车，与战俘们沿着同一路线并肩前进。孩子、老人和病号骑马或者坐牛车，身强体壮的则在一旁步行，他们头上套着装土豆的麻袋，眼睛的位置开了洞。农场的大型货车、轻便的双轮马车，甚至还有雪橇——凡是有轮子和冰刀，可以走动的东西全在这里。只有少数的车子有篷，其他乘客们都在潮湿的稻草上挤作一团，或者钻在湿透的鸭绒被里，徒劳地试图抵御这刺骨的寒风与纷飞的大雪。
漫长的队伍在越来越高的雪堆中缓慢前行。大多数时候，是那些年轻的农场奴工推进了队伍的行程。他们中有法国人、波兰人，还有乌克兰人。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此时他们也急于远离身后的俄国人。不仅如此，过去主人们对他们大多数人都不错，所以，如今他们决心要将“他们的”家人带往安全之处。
不过，与再往东二百五十英里那些正试图逃离东普鲁士的人相比，这些逃亡者算是幸运的了。当地纳粹党领袖埃里希·科赫宣称，东普鲁士永远不会落入俄国人之手，严禁向西转移。但是，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闯过了边界之后，几个勇敢的地方长官便开始公然反对科赫，命令自己的百姓出逃。百姓们即刻动身，此时，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正在齐膝深的大雪中艰难地前进着。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将来势汹汹的红军抛在身后。
奥斯威辛集中营看上去清白无辜，甚至还有几分吸引人。几排整齐坚固的砖房，街道两侧种着绿树，前门上方挂着一条大字标语：“劳动使人自由。”这里曾经关押了二十多万战俘，但是当红军到来时，只剩下五千人了，而且他们虚弱得甚至无法鼓掌欢呼。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逼步行或乘船去了西部的其他集中营，以防他们被解救。在过去的一周里，党卫军焚烧了几个库房的鞋子、衣服和头发，目的是掩藏大屠杀的痕迹。1941年夏天，希姆莱对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说：“元首下令，要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而我们党卫军，要执行这一命令。”奥斯威辛是最大的死亡营，因为它远离公众的视线，又有极其发达的公路、铁路网。
赫斯是一名非常认真严谨的党卫军成员，在占地四十平方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亲自监督了三个中央集中营和三十九个卫星集中营尽可能多地行刑。他想为部下做出优秀的表率，并且“免遭‘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指责”。因此，从犹太人的车队抵达铁路调车线，到焚烧他们的尸体，赫斯一直身处第一线，高效地进行工作。在路上，党卫军就选出了大约两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并告诉他们要去淋浴室，然后把赤身裸体的他们赶进了毒气室。有些人猜出了真相，犹豫却步，于是便被棒打狗咬。
抹去一切屠杀痕迹的努力持续到了1月27日清晨。那天，所有毒气室和五座焚尸炉全部被炸毁。然而，尽管如此，也无法消除过去四年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可怕证据。虽然大火焚烧，炸药轰炸，但红军仍然发现了几吨重的牙刷、眼镜、鞋子和假肢，以及埋着数十万人(6)的大墓穴。
<h4>4</h4>
首批难民的车队带着有关红军暴行的故事到达了柏林郊区，恐慌的巨浪顿时席卷全城。不过，很多市民仍然相信戈培尔(7)的诺言：几件神奇的武器将在最后时刻拯救德国。值得盟军庆幸的是，V-2型火箭直到去年秋天仍未能付诸大规模使用，否则，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很可能被一笔勾销”。然而眼下，由三十四岁的韦纳·冯·布劳恩博士领导，在佩内明德火箭实验中心进行开发的V-2型火箭，正在给伦敦、安特卫普和列日带来浩劫。最近，布劳恩重新检查了一枚多级火箭的初步设计，用一枚带翼的V-2型火箭作为上面的一级。这一级位于助推火箭的顶端，可以将卫星送入轨道，或是攻打纽约——当时更为流行的一个概念。
制造这些神奇武器的负责人之一，瓦尔特·多尔贝格尔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此时正在柏林召开一次会议。他刚刚被委以重任，要负责生产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可以万无一失地摧毁任何企图攻击德国的飞机，并且终结盟军的空中优势。在仔细研究了这一领域中进行过的多次实验之后——由无制导防空火箭到从地面或空中发射的远程遥控导弹，“多尔贝格尔参谋部”的十名成员得出了结论：他们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他们一致同意仅保留四枚制导防空火箭：瓦格纳教授的“蝴蝶”；一枚与之类似的能达到超音速的火箭；克拉梅尔博士的“X-4”，一种由飞机发射的导弹；以及“瀑布”，一枚正在佩内明德开发的由无线电控制的大型火箭。多尔贝格尔小组更达成进一步的一致意见，所有与制造这些武器相关的工厂、技术研究所和研发中心都要迁至德国境内，尽可能地远离战区。比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它很可能将在几周之内被朱可夫占领。
几个街区以外，那些计划去参加下午的元首会议的人，正走进帝国总理府。军人走一个门，党员走另一个门。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贝尔恩德·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一名少校——登上十二级台阶，走到沉重的橡木门前。进门之后，两人要绕段路才能走到元首办公室，直通那里的走廊已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他们从贴着纸板的窗前走过，穿过没有任何壁画、地毯和挂毯的几条走廊和几个房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候见厅。警卫们手持冲锋枪站在那里。一名党卫军军官礼貌地要求他们交出随身武器，并且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文包。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元首会议开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自那之后，这种检查已经成了常规。当时，有两名与会者在炸弹爆炸时死于非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从那天开始，甚至对总参谋长、东部战线总司令古德里安，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点，候见厅内已坐满了军政两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凯特尔和他那位能干的作战参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几分钟之后，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的房间十分宽敞，但装潢却很简单。房间的一端，法式窗户上挂着灰色窗帘，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面。一面墙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着希特勒那巨大的桌子，桌后是一把铺着软垫的黑色椅子，正对着花园。高级与会人员坐在厚实的皮椅上，他们的副官和地位较低的与会者或是站着，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间里总共有二十四个人。
四点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慢吞吞地走了进来。他双肩佝偻，左臂垂悬，跟几个人无力地握了握手，然后缓慢地走向他的办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只是偶尔见过希特勒的人，会认为他那几乎已经废掉的左手是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的结果，但事实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轻伤的是他的右臂，并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过一次严重的流感，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为他注射的药剂最终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瘫痪。注射之后，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却开始不时地流泪。几周之后，左腿开始感觉麻木，不久又转移到左手。希特勒时常对他的私人司机、党卫军中校埃里希·肯普卡说，这只手只是略感不适，最近自己养成了把手插进口袋里的习惯。
那次爆炸之后，希特勒苍老了许多(8)。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他痛苦地得知，这一阴谋中竟然卷入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尽管已有数十名嫌犯在一次残酷的清洗中被处决，另外还有数十名在等待审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觉心神不宁，几乎对所有军官都不信任。与此同时，他又过度地嘉奖那些在7月20日表现忠诚的人。比如，他把奥托·雷麦少校擢升为将军，并且一再用饱含情感的言辞感谢凯特尔，仅仅是因为他们把自己从废墟中挖了出来。对于军人的怀疑只是让他进一步靠近了所谓的核心集团——即他的秘书、侍者、军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他像父亲一样，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私人问题，提出建议或是训斥他们。他对他们的衣食安乐关心有加，给予他们尊严与礼遇。“我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这样对肯普卡说。
会议开始了。首先，古德里安对东部战场的每况愈下作了一份非常现实的报告。希特勒打断了他，说道，必须在俄国人解放他们之前，采取措施把萨岗的战俘全部撤离。一名副官离场去执行这项命令，古德里安继续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仅提出了几条建议。然而，当西部战线的问题提上议程时，他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当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用夹杂着很多行话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应该继续指挥在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H集团军群时，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戈林说，斯图登特的诋毁者不能理解，他讲话时非常慢只是一种个人习惯。“他们认为他是个傻瓜，但是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调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给他的空降兵带来士气。”然后他模仿斯图登特那慢吞吞的语气说道：“他说，‘元首……告诉……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问我，他是不是个傻瓜。我说，‘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这样说话……’”
“他的确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希特勒承认道。
“那么，如果他能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危机爆发，你就会勃然大怒，并且立即将他召回。我期待着那一天。”
“我不会。”希特勒冷冷地反驳道。
戈林继续这个话题：“也许以后他讲话会更慢，这很有可能，但是同样，他撤退得也会更慢一些。”
“他让我想起了费尔斯，我那个来自荷尔斯泰因的新侍者，”希特勒说，“每次我让他去做什么事，他总得过几分钟才明白。他简直像头牛一样沉默寡言，但是的确工作很努力，只是反应慢了些。”
接下来，话题转移到了西线的另一名司令官，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兼党卫军大将（相当于美国的上将）保罗·豪赛尔的身上。
“他看上去像只狐狸……”希特勒思忖着说道。
“他就像鞭子一样灵巧。”古德里安插嘴道。
“行动非常迅速。”凯特尔说。
“……有双狡猾的眼睛，”希特勒继续说道，他的思绪并未被打断，“但是，可能刚刚受到的重伤对他会有影响（豪赛尔的脸被炮弹炸掉了一部分）。”
“不，他的伤并不是很严重。”党卫军少将（相当于美国的准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说。他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联络官，以前是个马夫，举止十分粗俗，在武装党卫军里一步登天之后，整个人却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他之所以受到重用，主要是因为在东部战线的战绩不俗，同时也与他刚刚娶了格利特·布劳恩分不开。格利特是爱娃的妹妹，而后者则是希特勒多年的情妇。“如果不是对此事非常有把握，党卫军全国领袖（指希姆莱）是不会建议任命他（指豪赛尔）的。否则，他就会受到指责。党卫军全国领袖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
“难道我们不是都很敏感吗？”希特勒不无幽默地说。
“但是党卫军全国领袖总是受到批评。”菲格莱因坚持道。几名年轻军官强忍住没有笑出来。背地里，他们都叫他“土包子”。
“那只是在把什么事情办糟的时候。”希特勒咕哝道。
菲格莱因没有意识到元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继续笨拙地辩护说：“不仅如此，豪赛尔认为，一个六十五岁老兵的最佳归宿，就是在前线英勇赴死。”
“但是我并不希望这样，”希特勒说，“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哲学。”
“并非完全如此，”古德里安表示反对，“豪赛尔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如何，他甘冒一切风险，”菲格莱因继续道，“他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前进……”
“要是我，肯定会躲起来。”希特勒说。然后，像往常一样，他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手下只有一位将军不会躲避——因为他的耳朵不太好使。”过了几分钟，又有件事让他回忆起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和1916年，弹药限额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回忆起当年部队的炮火，似乎不愿正视眼前军事上的惨败，“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发动进攻时，我们就可以尽情开炮。我记得，5月9日那天，帕赛瓦尔少校的炮兵连发射了将近五千发炮弹。他们一整天都在全力开火，也就意味着，每门炮打了一百发炮弹。”
约德尔试图将话题转向平静的意大利前线。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很明显，他一直在考虑另外一件事，因为他突然开口说道：“难道你们没有仔细想过，其实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胜利并不是那么高兴吗？”
“他们当然不高兴。”约德尔说。他感觉丘吉尔也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
“如果事态继续如此发展，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收到一封电报。”戈林插话道，“他们（英国人）可没想到，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在西线奋力抵抗，牵制了他们的脚步。而与此同时，俄国人却日益深入德国境内，几乎攻占了大部分领土。”他的语气尖酸刻薄。因为，和古德里安一样，他也认为，当东线濒临崩溃之时，西线却仍在顽强抵抗，实在是荒谬之至。
希特勒对帝国元帅的挖苦语气恍若未闻，热情高涨地谈论起了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怎样故意让一份情报落入了英国人手中。该情报透露，俄国人正将一支由二十万“彻底感染了共产主义”的德国战俘组成的军队派往德国。“这将使他们（英国人）彻夜不眠，心生警惕。”他得出结论道。
“他们向我们宣战，是为了阻止我们赶赴东线，”戈林说，“可不是想让东线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这点毋庸置疑。但事实上，这毫无意义。英国报纸已经在刻薄地追问：‘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漫无边际地随意谈着，从约德尔就南斯拉夫的战事作的报告到希特勒大谈俄国人的一种新型坦克，并且要设计一种新型炮弹去摧毁它。不久，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降低级别重新服役的退休军官的地位问题上，两人始终意见相左。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远播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任司令，总是像军官一样看待事情；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思考起问题来则像个士兵。此外，自从遭遇谋杀之后，希特勒对整个军事系统变得更加不信任。“这整个官僚主义的体系，都应该立刻清除干净，”他尖锐地说道，“机构过分臃肿，文职机关的官僚机构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兔子与恐龙。”
戈林没有理会他，继续激动地争论说，军官们应该量才而用，但是要保持他们以前的军衔。
“但我不能按以前的军衔来用他们。如果因为某人以前是个上校，就把一个团交给他，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谋杀这三千人。他现在也许甚至连一个班都领导不了。”
“要是那样的话，就让他去当警卫。我已经向我的几位将军提供了这个选择……”戈林不肯松口，于是两人开始像小学生一样争吵起来。希特勒再次重复道，军衔与工作应当相称。帝国元帅立即驳道：“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杂种才会接受降级。只要不是个杂种，他肯定宁愿自杀。”
希特勒试图让他冷静下来，许诺说，即使将退休军官作为中士重新征用，也不会降低他们的饷银。但是戈林大叫道：“我会把钱丢到他们的脸上，对他们说：‘你们让我丢尽了脸！’你要知道，直到如今，这仍被视为对一名军官最大的侮辱。”
希特勒可没漏掉“直到如今”这几个字。“并非完全如此，”他气冲冲地说道，“这只是你这种人的看法。”
争论无休止地继续着。古德里安在椅子里心神不宁地挪来动去，不耐烦地想要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处理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来自东部战线的难题。
“今天，我们正处于紧急状态，”希特勒抑扬顿挫地说道，“我必须为一名连队指挥官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个连队指挥官是一名中尉，对于领导一个连队游刃有余。而他的上级虽是一名上校，却根本无法领导一个连队，因为他已经远离这行足足二十五年。那么，让这么一个身着上校军装的人去领导一个排，甚至也许不只是一个排，这将导致多么糟糕的后果？该让那名连队指挥官向这个上校行礼致敬吗？”
“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会颠覆并且摧毁迄今为止存在的一切。”戈林坚持道，“这种想法至今仍令人难以理解。”
“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希特勒回答道，“早就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