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尔和陆军人事局长威廉·布格道夫陆续举出一些相关的事例支持元首，在三百万心怀报复的俄国人正在祖国东部边境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这些论据几近荒诞。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继续惴惴不安。
最终，希特勒开始逐条列举他的论据。
“首先，我不能让这些人回家。我不能偏心地征用一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不适合的人，却遣散那些服役多年的四十多岁的士兵。这不可能。其次，我不能把部队交给那些没有能力带兵的人。”
戈林打断他的话：“再次，而我，不能告诉那些曾经有能力指挥部队的人……他们不能再带兵了……”
争论兜了个大圈，又一次从头开始。
“如果他们有能力，”希特勒说，“他们就可以再去带兵。”
“他们曾经有……”
“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将很快再有。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重新学习。那不算丢脸。毕竟，我不也得学习如何做一个帝国总理吗？我是政党的领袖，是我自己的主人，然而，作为帝国总理，我必须服从帝国总统。我以前甚至还做过不伦瑞克的政府官员。”
1932年，不伦瑞克的一个纳粹部长安排希特勒在自己的政府任职，这样，希特勒就可以自动获得德国国籍。不过，希特勒很不愿意回忆此事。
“但没有服现役。”戈林简短地回应道。突然之间，会场上出现了一阵令人窘迫的沉默。
“你怎么敢这么说！”希特勒怒道，“我为那个地区做了很多工作。”
尽管流言四起，说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衰落，希特勒对戈林已经毫无信任可言，但此刻他们这样的一场谈话，让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仍旧非常亲密，并且凸显了一个事实，帝国元帅依然是元首的合法继承人。
此时，一个传令兵走了进来，把一份报告交给了菲格莱因。这名矮胖的将军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萨岗的一万名英美军官和士官将在两小时内被押送走。”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已经通知萨岗以东的另外一千五百名战俘，他们可以留在战俘营，等待俄国人的解放。“他们拒绝了，”他激动地说，“他们愿意为我们而战！”
甚至连约德尔这个老顽固都被菲格莱因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如果我们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去对付俄国人，”他说，“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希特勒仍有所怀疑：“也许是他们中的某个人说了句类似的话，然后被夸大了。我对整件事非常怀疑。”
“非常好。”菲格莱因说，似乎元首方才表现出的不是怀疑而是热情，“如果这事真有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两个年轻的军官互相碰了碰胳膊肘。
“但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战俘这样说了一句。”希特勒厌烦地说道。
下午六点五十分，会议结束了。古德里安和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动身返回距柏林正南二十英里的措森。将军早已厌烦了。他们喋喋不休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却没有就东部战线的危急局势做出任何重要决策。
东部战线集团军群的司令之一，费迪南德·舍尔纳刚刚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并试图和希特勒通电话。他想方设法地堵上了朱可夫渡过奥得河时在自己动荡不安的北翼打开的缺口，然而另一场危机却接踵而来，这次，是在他的南翼。在那里，科涅夫正向第十七集团军发动猛烈的进攻。
舍尔纳匆忙视察了告急地段。他深信，如果不立即撤离，整个部队将会全军覆没。然而，撤退就意味着放弃上西里西亚最关键的工业区，那里是除鲁尔区以外，帝国仅存的最大的工业区和产煤区。希特勒已经数次发电报给舍尔纳，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放弃该区域。但是，无论他做何挣扎，这里终将失守。舍尔纳命令第十七集团军司令撤退。他告诉他的参谋长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胥兰德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在自己跟希特勒通话时，让他在分机上监听。
“元首，”舍尔纳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刚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撤离上西里西亚工业区。”
胥兰德草草记下他们的对话，等待着元首勃然大怒，要求撤销命令，但是柏林那头却悄然无声。
“这些部队已鏖战两周，如今已经筋疲力尽。”舍尔纳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再不让他们撤退，将会失去整个第十七集团军，而通往巴伐利亚的公路也将四敞大开。我们要撤回奥得河地区，并且在那里驻扎。”
话筒那端是长久的沉默，终于，一个疲惫的声音说道：“好的，舍尔纳，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h4>5</h4>
在萨岗，几名战俘正在阅读一本恳请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的小册子。
英联邦的士兵们！
美利坚合众国的士兵们！
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强大攻势已经越过德国的边境。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要人相信，征服西方世界的道路已然打开。无疑，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对于英国、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维系来说，这同样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向你们提出，作为白人向白人提出……我们确信，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了解，欧洲的毁灭——不仅仅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毁灭——将意味着你们自己国家的毁灭……
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已经同样变成你们的战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入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打垮、征服的东欧国家的上万名志愿者的队伍。那些东欧国家曾经必须做出抉择：是屈服于最残暴的亚洲统治，还是将来在欧洲理念中作为国家而存在？当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们自己的理想……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领队的军官，那么你们将享有和我国士兵同样的特权，因为我们期望你们能够分担他们的职责。这远远超越了一切国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着东方与西方的战斗。我们要求诸位仔细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还是支持东方亚洲式的野蛮？
现在，做出你们的选择！
萨岗的战俘们的反应，与更东面的那些战俘刚好一样——也与希特勒的预期恰恰相同。没有人主动请缨。那些细心地把小册子装进行囊的人，只不过是想留作纪念，或是当作厕纸。
当晚，五个营区的大多数战俘都在为行军做着最后的准备。但是在南营里，却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观看一场生动的演出：他们的小剧场作品——《你不能带走它》。演出厅是战俘们自行设计建造的，座席都是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木箱。票需要预订，价格是一块煤砖。脚灯和反射镜都是用大个的英国饼干罐做的。舞台两侧的上方甚至还有悬空的窄道，架着可以移动的聚光灯。自从2月份的首演之后，南营的战俘们创作了多出音乐杂耍、独幕剧，以及一些百老汇剧目，比如《首页……谈情说爱》，还有《客房服务》。当然，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们自愿扮演的。
大厅四角燃着的炉火只能稍稍缓解演出厅内的严寒，但是人们沉迷于考夫曼和哈尔特的喜剧之中，忘记了身体的不适。七点三十分，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C.G.“罗戈”·古德里奇上校，南营里的高级军官，穿着他手工刻制的木头鞋子“梆梆”地从座席间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壮，以前是名美国轰炸机驾驶员，后来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坏了脊梁。他刚登上舞台，厅里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们刚才来了，让我们在三十分钟内到前门集合，”他说，“收拾东西，整队！”
战俘们连忙赶回营房。他们换上干净的内衣、袜子以及最好的军装，彼此没有多说话。有些幸运儿还拿出了替换的鞋子。带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干掉”。大家互相帮着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罗德·德克尔中校用皮带把营区秘密电台捆在背上，耳机已经缝在帽子里了。其他人正在挖着坚硬的地面，如果冻得太硬，还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面的密码本、地图和钱。
各个营区里的战俘分别站成一队。大家互相检查，系紧背包，然后在寒风中站成一圈，双脚无意识地踏着拍子，等待着——自从入伍以来，他们早已习惯等待。寒风刺骨，没有面罩的那些人感到头疼。三十分钟之后——似乎足有几个小时——大概一百名看守紧紧地扯着十多只狂吠的警犬开始将战俘们赶出南营。当他们列队在西营和北营中间走过时，他们的战俘伙伴们向他们大喊“再见”“好运”。当这支两千人的长队终于跨出前门，冒着漫天暴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十点过几分了。
接下来出发的是西营。走出大门时，本已行囊沉重的人们又依次接过一个重达十一磅的红十字会的包裹。很多人只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鱼之类的特殊物品。很快，路边的沟渠里就丢满了食物。
中营里的高级军官德尔马·斯皮维上校告诉营里的战俘们，瓦纳曼将军将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从德国人的一切命令。“只要万众一心，我们就能安然无恙。”斯皮维说道，并且警告大家不要试图逃跑。
由于已经上路的人们行进缓慢，所以直到将近1月28日凌晨四点，最后一支队伍才走出大门。
此时，走在这条八英里长的队伍最前端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已经跋涉了大约六个小时。一阵狂风扬起，再加上足有两英尺厚的雪堆，让迈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尽管如此，艾伯特·克拉克中校，这位1942年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还是不愿丢掉他那两本厚重的德国报纸剪贴簿。他开玩笑说，如果谁能帮他搬书，就送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威利·兰福德中校信以为真，临时打造了一架雪橇，现在正拉着书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内的其他六个人轮流跟他换班，因为精明的兰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面放着他们全部的背包。
每隔几个小时，队伍就要停下来。人们在路上挤成一团，两腿伸直，就像坐在一个平底雪橇上。每个人都靠在后面的人身上。没人说话，也很少开玩笑。替换用的鞋子、衣服、纪念品——长期细心攒下来的——都丢在了路边，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记生起了火。
重新上路后，尽管已经扔掉了很多东西，但背包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了。一个人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两个伙伴怕他会被枪毙，连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着他继续往前走。不过，筋疲力尽的战俘们只是被拉上了车子。因为现在战俘和看守已经差不多了。看守们也都扔掉了背包。有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素来对战俘们很和善，现在，几乎是由两个美国人在抬着他走，而另一个美国人则背着他的枪。
上午十点左右，先头部队在距萨岗十八英里的一个村子停了下来，在三个谷仓里扎了营。落在后面的人们继续赶路，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湿透了。通常，一个同伴会留下来替体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车辆赶到。如果车上已经塞满了人，某个身体状况稍好些的就会下车，让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点，中营的战俘们抵达哈尔堡镇。再不休息，他们就寸步难行了。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国中士去寻找宿营地。最终，一位教士打开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着又打开了停尸房、几间地下室和一所小学校。
一千五百人挤进了教堂，占据了从地下室的厕所到阳台的每一英寸空间。他们紧紧地挤在长凳上，谁都动弹不得；而其他人则睡在长凳下面的地板上。很快，这么多人身体的热量就让教堂里热得很不舒服。大家开始不断地挤向门口的浴盆，那里面盛着融化的雪水。黑暗之中，抢着去厕所的人更多。但是，要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实在太难了，那些病号还没走到门口就吐在了熟睡的伙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拼命地挤进人群。没过几个小时，教堂里的气味便变得令人作呕。想睡觉的和推推搡搡要挤出去的争执起来，几乎酿成了一场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安静！”是斯皮维上校。他穿着内衣站在讲坛旁，身边是年轻的丹尼尔牧师。
“如果再让我发现谁打架，”骚动终于平息之后，斯皮维说道，“就让他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一整夜。告诉你们，被推、被挤、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远远好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现在，我们待在屋子里，而三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户外，冻得要死。”他让大家帮助病号，礼貌对待紧挨着的伙伴，“如果你睡不着，就坐起来想想家里。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闭上该死的嘴。晚安！”
年轻的牧师走上前来，柔声说道：“你们可曾想过，也许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保护那些病号和疲惫的人。“给予我们必需的力量吧，让我们得以生存，向着自由与解放继续前进！阿门。”
人们平静了下来，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恰好在朱可夫针对柏林的主攻路线上，有另一队盟军战俘正在前进。八天前，他们离开了位于波兰什科肯的战俘营，此刻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二十英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七十九个美国人，二百个意大利人，其中还包括在翁伯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三十位老将军。战俘们的领导者是赫尔利·富勒，美国第二十八师的一名团长。他在阿登战役中被俘时，属下的一名士官曾说过：“德国佬肯定会为抓到赫尔利而感到后悔的。”从一开始，富勒就实践了这一预言。在东进(9)的第一天，就像是在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休息，然后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们从富勒的上级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四十九岁的得克萨斯人非常难以对付。他对威胁视而不见，看守们不得不让他来领导队伍的前进。在过去的一周里，富勒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向西的艰难撤离；他希望被俄国人解救。因此，现在他们才刚刚到达乌加滕村，否则早就应该渡过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所学校里为战俘们找到了宿营地，并且给他们送来了食物。他曾经在纽约学习过银行业务，度过了将近五年愉快的时光。因此，他很亲美。“跟我们合作吧，”富勒对他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再去美国。”
那天晚上，黑格尔在广播里听到戈培尔正在发表一则安抚人心的报道：虽然东部形势严峻，但我们绝无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臻于完美，俄国人将轻而易举被击退。然而，黑格尔刚刚关掉无线电，就清楚地听见了隆隆的炮火声。
次日拂晓，即1月29日，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不远处传来机枪的嗒嗒声，他断定，不被俄国人追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战俘们丢下。他来到学校，把黑格尔喊醒，然后开始用德文写一张便条。大概七点钟，他把便条交给富勒。上面写道：“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国军官丢下，因为俄国重型坦克已经突破防线，并且他们也无力再继续行进。”
“等俄国人赶上我们，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他们借件武器，追上你，把你杀掉。”富勒厉声说道，假装很愤怒，但实际上，他非常高兴终于摆脱了马茨。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名翻译。他走向正在匆忙着装的黑格尔，拿走他的瓦尔特枪和账簿，说道：“你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然后，他让黑格尔穿上一整套美国军官制服，包括美军的内裤和短袜，还分配他一个军人身份识别编号。“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美国人了——乔治·马尔鲍尔中尉。”马尔鲍尔不久前从队伍中逃跑了。“别担心，”富勒对茫然不安的黑格尔说，“你一直对我们不错。我会让你平安无事的。”
上校召集了全部美国人，让大家待在学校里，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抢劫，将会受到严惩。马茨离开的消息迅速传开，没出几分钟，乌加滕村的村长便来了。他从富勒那儿得到唯一一个任务，负责食物和其他供给。随后来了两个波兰士兵，说有一百八十五名波兰人愿意为他们效力。富勒接纳了他们。几分钟之后，他又收留了十七名法国俘虏，其中一人会讲俄语。他在村公所为这支不断扩大的部队建立了指挥部，并且命令收缴村中全部武器。一经武装之后，他准备抵御任何来乌加滕村的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
富勒的队伍中已有三个人此刻正在与德国人作战。一个星期前，多伊尔·亚德利中校和另外两个美国人逃离了西行的队伍。随后，当一支红军装甲部队追上他们时，红军指挥官搂住亚德利的肩膀，轻拍着他的后背喊道：“美国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斯蒂倍克，雪佛兰(10)，棒极了！”他给美国人拿来伏特加、食物和毯子，并且坚持要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作为盟友与德国人作战。
1月29日，这三名美国人正在乌加滕村附近参与一次红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突然，三架ME-109飞机向装甲部队俯冲下来。美国人本能地跳进了战壕，这让俄国人大笑不止。俄国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路上，用步枪、机枪，甚至手枪向飞机开火。部队一刻不停地继续前进，把牺牲的战友留在路上，径直开进了克罗依茨村。在那里，俄国步兵们彻底清除了最后一小撮负隅顽抗的敌人。
到了当天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已经使乌加滕村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除了马茨和他手下丢弃的二十六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外，他们还从村民手里收缴了所有的猎枪、步枪、手枪和匕首。富勒武装了美国人和一百八十五个波兰人，并在村子的四边布置了哨兵。他们在村东挖了散兵坑，把那两挺机枪架在里面。到九点钟为止，他们已经吓走了好几支德国小分队，并抓获了三十六名掉队的士兵。
一个小时之后，睡在村长家二楼的富勒、克雷格·坎贝尔中尉和黑格尔被炮火惊醒了。富勒望向窗外，只见十多辆关着灯的坦克正隆隆地开过来。看上去不像德国人的；高高的轮廓应该是美国的“谢尔曼”坦克。三人还没穿好衣服，前门就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有人在门外喊叫。
“他们喊的不是德语。”坎贝尔说。
“我认为是俄语。”富勒说，“把门打开。”
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咔嗒咔嗒的脚步声。黑格尔连忙喊道：“美国人！美国人！”
门开了，几个俄国人向三人冲来，猛地将冲锋枪顶上他们的胸膛。富勒一直用手指着隔壁房间的门，苏联人终于明白了，过去找到了亚历克斯·贝尔坦，那个会说俄语的法国战俘，把他带了过来。当俄国人的头目马雅丘克上尉得知三人是美国军官时，不禁挖苦地笑了。“美国人怎么会在东部战线？而且走到了红军的前头？”说着，他把枪向富勒的胸口顶得更紧。
贝尔坦连忙解释了一番。俄国人紧紧拥抱富勒，并且亲吻他的脸颊。他说，不管美国人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富勒说，他需要德国弹药和蜡烛，还想摆脱那三十六名俘虏。上尉说，他可以带走他们，接着试图再次亲吻富勒。然后他说，必须立即对德国百姓实行宵禁，于是富勒叫人找来了村长。村长非常愿意合作，说他会立刻让街头公告员公布下去，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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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irmile，空中飞行的长度单位，一空英里等于一海里（1852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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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原书此处军衔为Marshal，但据史实，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生前并未授元帅衔，应为作者笔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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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nzig，德语称“但泽”，波兰语称“格但斯克”。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省会，也是波兰北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在二战前为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隶属德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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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米歇尔·内伊（MichelNey，1769—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帝国“军中三杰”之一，拿破仑的爱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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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Battle of Bulge，当时同盟国媒体依战役爆发地称之为阿登战役，但盟军将士依作战经过称之为突出部之役，而德国B集团军群则称之为守望莱茵河作战，发生于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是指纳粹德国于二战末期在欧洲西线战场比利时瓦隆的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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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联政府提供的数字是四百万，但是杰拉尔德·里特林格在他的论文《最后解决》中认为，在奥斯威辛焚尸炉中有六十万人被杀，另外还有三十万人死于疾病、饥饿或枪杀。鲁道夫·赫斯在一份宣誓口供中证明，共有二百五十万战俘被屠杀，另外五十万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但是后来在华沙审判中，他又把总数改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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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指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党宣传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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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爆炸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来为希特勒体检的眼耳鼻喉科专家埃尔温·吉森医生发现，莫雷尔两年来用以舒缓元首慢性疼痛的“克斯特尔医生的防毒药丸”含有士的宁与颠茄。莫雷尔简单地把大量药物给了希特勒的贴身侍从海因茨·林格。元首一要求用药，林格便拿出来。吉森把他的发现报告给希特勒的首席医生卡尔·勃兰特，勃兰特警告希特勒，他被慢性下毒了。然而，勃兰特却被立即解了职。很有可能，正是因为大量服用这些药物，才加剧了1945年希特勒身体情况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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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文如此，似应为西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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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蒂倍克和雪佛兰指两个美国汽车品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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