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　先停火后谈判</h3>

麦克阿瑟在东京宣布：“没有人能把我们赶下海去，本司令打算在朝鲜保持一个军事阵地。”

1951年1月9日，华盛顿满地冰雪。

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布莱德雷正在起草给麦克阿瑟的回电。麦克阿瑟于12月30日曾提出要求扩大战争，轰炸和封锁中国人，以及使用蒋介石军队。

近段时间，李奇微在战线上平均后撤了60英里，后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南朝鲜首都汉城再次丢失。布莱德雷为之震惊。因为美军差不多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在三八线附近构筑了一条自称“固若金汤”的防线，却经不起中国军队数小时的猛攻即彻底崩溃了。但到1月5日，中国军队停止了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了李奇微鼓舞人心的报告，他当时正在奇迹般地恢复第8集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中国军队的进攻很奇特，开始进攻很猛烈，追击时规模有限，然后出现一段平静的时间。李奇微能经得住中国军队的再一次全面进攻吗？布莱德雷正在考虑把4个国民警卫师中的两个师派往日本，迅速武装日本的保安部队，通过断绝贸易形式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于是，布莱德雷正式拒绝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并重申对他的指示：

请你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99935号命令，组织梯次阵地实施防御，在优先考虑你部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

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很快发回了一封令人不安的电报，电文称：

经过一场长期的艰苦战役之后，部队疲劳了。他们对无耻的宣传感到愤怒，这种宣传对他们在一场被曲解了的撤退行动中所表现的战斗精神，进行了错误的指责，除非明确地说明要求士兵们用生命换取时间的政治意义，使他们充分理解其目的，产生紧迫感，否则，他们是不会甘心情愿地冒险上战场的。部队士气将严重影响战场效果。

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布莱德雷宣读了麦克阿瑟的电报，马歇尔听后十分反感地说：

“高级军官抱怨全心全意的部队士气低落时，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士兵们的士气反映了他们对领导人的信心。”

“这份电报简直是一份遗书。麦克阿瑟的目的是：一是在形势一旦恶化时为自己开脱一切责任；二是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主意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艾奇逊愤愤地说：“麦克阿瑟已经到了顽固不化和完全不服从命令的地步了。”

“看到这份电报深感不安。”杜鲁门忧郁地说：“这种撤退似乎已经强加在我们头上了，但是我仍然认为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和团结’的基本政策不能改变，既要不冒扩大战争的危险，又要联合国军尽量留在朝鲜，非到最后关头不言撤退，同时我们要求盟国尽快在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

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布莱德雷致电麦克阿瑟：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情况，特别是你在最近电报中提到的那些情况，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要在朝鲜持久坚守住阵地是不现实的。但是，在你下达从朝鲜开始撤军的正式命令之前，为了我国的利益，也为了联合国的利益，我们有必要再争取一些时间，以便同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磋商。

除非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确实迫不得已，否则我们不应放弃朝鲜，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地最大限度地打击共产主义侵略者，这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对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前途，以及对努力在亚洲组织的反共抵抗运动，同样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时，李奇微从朝鲜发来消息，“联合国军”已巩固了防御阵地，他对联合国军守住阵地的能力信心百倍。他正命令第8集团军司令部制订有限进攻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打乱中国人的部署，破坏他们进攻的计划。

马歇尔建议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前往东京和朝鲜，以便进一步地了解第8集团军的真实情况。

柯林斯和范登堡离开华盛顿后，杜鲁门仍然放心不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信渠道发给麦克阿瑟。杜鲁门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在这封信中就在朝鲜继续抵抗侵略的问题，让你了解我对我国和国际上的基本目的的看法。我们希望你统率下的联合国军能支持我们力图在世界基础上迅速组织起来的抵抗侵略的行动，我们需要你就联合国军队能合理地提供的最大力量做出判断。眼下这封信不具任何指令的意义。信的目的是使你对我们对待政治因素的观点有所了解。”

杜鲁门在信中道明了美国在朝鲜抵抗侵略所要达到的目的：要使自由世界的力量动员起来，以应付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所发出的威胁；打击共产党中国已被夸大至危险地步的政治和军事威望，这种威望现在大有破坏非共产党的亚洲的抵抗，并且巩固共产主义对中国本身的威胁。杜鲁门还指出：

“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团结联合国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在苏联向我们发动进攻时，它们也是我们迫切需要依赖的盟国。此外，在我国的力量尚未建立以前，只要涉及扩大战区的问题，我们的行动一定得十分谨慎。除非军事上迫于无奈，我们是不会离开朝鲜的。”

1月13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解决朝鲜战事的五步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二）一旦停火实现，则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三）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当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完成第三条的步骤之前，依据联合国原则订立适当的临时措施，管理朝鲜和维护朝鲜和平与安全；（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讨论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通过的五步方案是美国精心安排的，美国的目的：一方面是借此继续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为美国军队争取喘息的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一旦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就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在朝鲜战场上，李奇微为了贯彻美国政府确定的政策，积极调整部署，并利用各种手段对志愿军前沿阵地进行侦察。

1月上旬的一天，一架AH-6高级教练机，在朝鲜中部低空飞行。

飞机时而掠树飞行，时而在山谷中盘旋。乘坐这架飞机的李奇微和空军第5航空队司令官厄尔·帕特里奇正在搜寻中国军队的足迹。

李奇微把眼睛瞪得发酸，还是几乎连个人影都没发现。没有营火的烟雾，没有车轮的痕迹，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能表明大量部队的存在。中国军队到哪里去了？难道藏得如此严实吗？李奇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了尽快查明中国军队的情况，1月15日，李奇微发动了一次有限的协同反攻，作战计划的代号是“狼狗行动”。

这天拂晓，美军第1军第25师第27团团长马凯莱斯指挥7个步兵营和约150辆坦克，在3个重炮营的协同下，沿公路北上乌山。

就在李奇微发动“狼狗行动”的当天，柯林斯和范登堡到达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

柯林斯和范登堡交给麦克阿瑟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假设如果朝鲜出现了比现在更为严重的形势，建议麦克阿瑟可采取如下行动。

（1）如果第8集团军能在朝鲜进行卓有成效的防御，可考虑将两个经过部分训练的国民师派往日本。

（2）加强日本的防卫部队。

（3）继续加强对赤色中国的经济封锁。

（4）现在就着手准备对赤色中国进行海上封锁。无论我们是否被赶出朝鲜，根据当时出现的情况，立即进行封锁。

（5）解除对东北地区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空中战斗的限制。

（6）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向他们提供后勤支援。

（7）派一个军事团去台湾，增加军援。

（8）向在中国的有作战能力的国民党游击队提供一切切实和秘密援助。

（9）一旦中共对我们在朝鲜以外（冲绳、日本等地）的部队发动进攻，就对共产党中国的目标实施毁灭性的海空打击。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令麦克阿瑟兴奋不已，他感到当局已经回心转意，并且接受了他的观点。他又找出杜鲁门写给他的信，大声宣读，然后激动地说：

“先生们，这封信终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不会有什么撤军了。我理解这封信的含义，是要我们永久留在朝鲜。”

告别麦克阿瑟后，柯林斯和范登堡又飞往朝鲜。范登堡视察了空军部队和军事设施。柯林斯在李奇微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前线。

这时，马凯莱斯正率领美军向北推进，沿途看不到中国军队的影子，只在水原以南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他用无线电话向李奇微报告侦察的结果：

“中国部队的警戒线，大致在水原—利川一线，目前还不是继续南下的态势。”

李奇微得到这一消息，兴奋地对柯林斯说：“中共军队的攻势真好像鼓起的气球，看准只能鼓起一周左右时间的地方，用大头针刺破一点，就会立刻瘪了。”

柯林斯在视察中同前线的军、师指挥官以及许多下级进行了会谈。他不时地夸奖李奇微：“将军，在你的感染下，你的部下的精神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已经振作起来了。”

1月16日，在大邱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柯林斯和李奇微发表了非同寻常的声明。柯林斯告诉记者：

“我坚信第8集团军将东山再起，进行战斗。从现在起，我们准备留下来，打下去。”

李奇微接过他的话题说道：“在我的脑海里，第8集团军在目前的局势中，毫无疑义地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麦克阿瑟也在东京宣布：“没有人能把我们赶下海去，本司令打算在朝鲜保持一个军事阵地，只要联合国的政治家们做出决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柯林斯一回到东京就打电报给布莱德雷说：

“我刚从朝鲜返回东京，第8集团军状态良好，在李奇微的领导下，每天都有提高。考虑到目前的处境，其士气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大韩民国的部队缺乏信心，对中国人有一种本能的惧怕心理，但是仍然可以对付北朝鲜军队。没有不满意或精神崩溃的迹象，虽然这也可能在遭受严重挫折时迅速改变。

“除非出现意外的变化，李奇微自信他在不得不开始撤退之前，可以争取到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在部队退至过去的桥头堡之前，他不想撤离朝鲜。

“没有发现中国人向汉江以南做任何移动，在我军进行反击时，他们通常已经逃逸。他们供应困难。许多士兵情绪低落……总之，第8集团军现在已进入阵地，准备给任何规模的进攻予以严厉的惩罚。”

1月17日，布莱德雷收到柯林斯的电报，他立即将这封电报交给马歇尔。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当这个消息传到政府高层的那天，几乎能听见一片松了一口气令人宽慰的声音。”

杜鲁门得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十分放心。就在同一天，杜鲁门从联合国得到了中国政府就联合国通过的五步方案的答复。

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指出：“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周恩来同时向联合国建议：

甲：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迅速结束朝鲜战争；

乙：谈判的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

丙：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

丁：七国会议的地点，应选在中国。

周恩来外长指出：“上述提议，如获得联合国及其有关国家的同意，我们认为及早举行谈判，对于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亚洲问题是有益的。”

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使杜鲁门不再畏首畏尾了。在他的授意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对中国政府的答复大肆歪曲，诬蔑是“完全拒绝”。

2月1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美国提案。艾奇逊后来也承认：“我们的盟国……有点勉强地于2月1日和我们一起通过了对中国侵略的谴责。”

2月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严厉驳斥美国对中国的诬蔑。周恩来指出：

美国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明明是美国政府制造朝鲜事件，干涉和侵略朝鲜，干涉和侵略中国的台湾，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共产党干涉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侵略朝鲜。明明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主张制裁美国侵略，要求美军撤退出朝鲜和台湾，而美国提案却反而要求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采取措施，反而要求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自朝鲜撤退。明明是美国政府无数次地拒绝中国和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各项建议，最后甚至拒绝了十二国关于召开七国会议的提案，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接受联合国关于停止朝鲜战争以求得和平解决的各项建议。……明明是美国侵略部队要继续侵占朝鲜，侵占台湾，继续大规模地进攻和屠杀，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继续侵犯朝鲜，故号召其帮凶国家给它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以什么“任何援助”。

周恩来最后指出，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军”每天以多路小股的形式，用汽车搭乘步兵并配合少量坦克，在宽大正面上进行武力搜索。一周之内，“联合国军”的小分队即多次进出乌山里、金良场里和利川。之后，又把这种活动扩大到原州、宁越一带。

经过不断侦察与试探，以及以往同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李奇微发现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由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磁性战术”，即倚仗美军现代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的优势，始终同中国军队保持接触，以进行消耗战的办法来制约中国军队。

1月25日，李奇微又发起了“霹雳行动”。李奇微集中5个军16个师3个旅一个空降团共23万兵力，全线发起攻进击。他吸取了过去失败的经验，采用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队，由美军担任主要突击力量，互相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以汉城为主要攻击方向。目的是重占汉城，将中朝军队压回到三八线以北。

<h3>2　与金日成的会谈</h3>

苏联驻朝鲜大使要求迅速追击敌人；金日成提议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但敌人明明是在引诱我军南下，我们怎么能硬往敌人设下的圈套里钻呢？

1951年1月8日，朝鲜北部白雪皑皑，朔风怒吼。

成川郡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接到柴军武的电报：金首相拟10日晚赴彭总处商谈尔后作战问题。金日成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即足，若时间过长，待河川化冰后，增加部队运动困难。

彭德怀看着柴军武的电报，当天与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的争论历历在目……

拉佐瓦耶夫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进入朝鲜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即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总顾问。当拉佐瓦耶夫得知彭德怀下达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命令时，立即与彭德怀会晤，指责道：

“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

彭德怀冷静地回答道：“经过三次战役，我军伤亡很大，兵员不足，现已很疲劳，又没有制空权，后方供应上不去。敌人是摩托化，我军是两条腿，这怎么能够追上敌人呢？而且如果再将敌人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角，敌人集中了，又有洛东江阻隔，更不利于我军歼灭敌人。”

“歼灭不了敌人，我们多占领一些地方也是好的。”拉佐瓦耶夫不服地说。

“歼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占领了地方也保不住，地方还会被敌人夺过去的。因为我军并不占优势，又是疲劳之师，后方空虚，供应也补给不上，增援部队还上不来。”彭德怀反驳道。

“只要我们继续追击，不给敌人喘息时间。敌人肯定会继续败退。敌人为避免被歼灭，肯定会撤出朝鲜。”

“敌人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来侵略朝鲜的，因此肯定不会轻易撤出朝鲜的。你们说，敌人肯定会退出朝鲜，那么就让敌人自动退出，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可以留一点面子吗？这比逼着敌人退出不是更好一些吗？何况依我军现在的情况，也不可能逼迫敌人退出朝鲜。”

入朝以后，彭德怀襟怀坦白，处处以身作则，对金日成等朝鲜领导同志和苏联顾问谦逊礼让。中、苏、朝三方之间相敬如宾。但是，在作战问题上，中、苏、朝三方之间曾经产生过分歧和争论。

第一次战役后，中、苏、朝发生了第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采取诱敌深入呢，还是采取乘胜追击的战术”。彭德怀进行了耐心的说服，终于使苏联顾问和朝鲜同志接受了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第一次战役是在志愿军不意之中与美李军遭遇，我们利用了志愿军（人民解放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敌人利用机械化迅速退集清川江左岸，并在新安州、价川地区构筑野战工事，严阵固守。当时，敌人技术装备比我军是占绝对优势的，我军如果采取粗鲁的强攻，是毫无取胜把握的，而且很有可能打败仗。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傲和诱敌深入的战术……这是当时进行第二次战役唯一正确的战术方针……但是朝鲜领导同志，当时不同意我们这个作战方针，他们当时忽视了敌优我弱的具体条件，主张乘胜追击。我们当时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他们的意见，那是肯定不会取得第二次战役那样大的胜利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战告捷，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朝鲜人民军隔在三八线以南的部队逐渐收拢，并补充了大量的兵员，至1950年11月中旬，人民军在北朝鲜地区的部队已有4个军团，计17个师另两个旅两个团，共16.8万人。另外，留在敌人后方进行战斗的第2军团有一个师另一个旅一个团。其中，人民军第1军团4个师计4万人已投入一线作战。人民军刚刚恢复战斗力，情绪很高，积极要求参战。

这时，志愿军在朝鲜参战的部队共有9个军30个师，共38万余人。中朝一线作战的部队共计42万余人。从11月份开始，苏联防空军部分部队出动到鸭绿江的上空作战。此外，朝鲜人民军尚有一部分空军可参加作战，志愿军空军也将参加实战练习。于是，中、朝、苏三方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成了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前两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人民军零星部队的配合下进行战役行动的，如在第一次战役的东线战场，志愿军第42军在人民军一部的配合下，完成了黄草岭、赴战岭阻击敌人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西线战场作战。但是，中朝两国军队在组织指挥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中朝军队在战役行动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协调与指挥，造成在作战中有时发生混乱现象，影响了战役行动的顺利展开。例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正在博川东南围攻美24师，而朝鲜人民军坦克师却奉命向顺川挺进，误击志愿军围攻部队，使被围之敌逃脱。另外，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有时形成忙乱的局面。尽管这些现象还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必将给以后的军事行动造成不利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11月3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并告彭德怀、高岗：“目前正值战役间隙期间，毛主席向金首相建议，可否于本月10日前后到彭德怀同志处与高岗、彭德怀两同志晤面，商讨在朝作战和供应，朝鲜人民军和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及其他一切问题，不知金首相意见如何，请速询告，以便通知高岗同志赶往。”

11月7日，彭德怀就开辟敌后战场、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对俘虏兵政策以及对逃避兵役者政策等问题，以协商的方式请朴一禹回满浦面见金日成。11月1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高岗报告了以上问题的商谈结果。在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问题上，金日成同意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不同意朝、中两个司令部靠近，更不承认联合形式。彭德怀在电报中强调：“事实上现在迫切需要统一指挥。”

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将彭德怀提出的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建议转告斯大林，以征求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彭德怀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斯蒂科夫（苏联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彭德怀组成党的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指出：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敌人第一个打击，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8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5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战局。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若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

11月15日，金日成、斯蒂科夫前往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高岗就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12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前来访问中国的金日成在北京就朝鲜战争的若干重要问题举行友好协商。在会谈中，毛泽东就朝鲜战争发展前途及今后方针，回答金日成：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有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做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消灭敌人，首先全歼南朝鲜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国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国的诺言和协定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在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上，金日成说：斯大林来电报同意中朝军队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已同意。最后双方商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均由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合司令部应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铁路运输修理亦归联合司令部指挥。联合司令部下属两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

12月7日，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进行会谈，决定在数日内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8日，周恩来起草了关于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及其职权范围的协议，拟征求金日成的意见后付诸实施，协议除上述中朝领导人已经商定的内容外，还补充了以下内容：联合司令部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联合司令部凡关此类命令，视其管辖关系，分别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司令部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凡有关作战的新闻报道，统一由联合司令部指定机关负责编审，然后交朝鲜新闻机关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统一发布。

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合司令部或联司）正式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不久增补邓华为副司令员）。从此，中朝军队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

现在苏联驻朝鲜大使要求迅速追击敌人；金日成提议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中国人民志愿军毕竟是在朝鲜国土上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国侵略者，应该尊重朝鲜领导人的意见，但敌人明明是在引诱我军南下，我们怎么能硬往敌人设下的圈套里钻呢？

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思冥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由于部队伤亡很大，现兵员不足，供应极差，体力削弱，难以继续作战，必须休整补充。

10日晚，金日成在柴军武的陪同下来到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金日成、彭德怀开始会谈。邓华、洪学智及柴军武参加会谈。

“我先介绍一下志愿军的现状。”性格爽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西线志愿军6个军，三个战役的战斗伤亡3万人，冻伤2万人，共5万人；东线3个军，战斗伤亡1.9万人，冻伤及患病2.2万人，总共减员9.1万人。现运输困难，粮弹、棉衣、被毯运不上来，体力削弱，人员极不充实，急需补充休整，改善运输条件，以利再战。”

“现敌军兵力尚有20余万人，已在平泽、安城、堤川、宁越、三陟等线布防就绪。”彭德怀用征询的目光看了金日成一眼，说：“我应进行充分的准备，求得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不让敌人退至釜山狭小地区，此着甚为重要。从各方面考虑，不消灭敌人主力，美军是不会退出朝鲜的。”

接着，金日成和彭德怀就休整的时间、能不能追击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会谈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第二天，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急电：10日午电悉。人民军一、二、三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城以北休整两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当日黄昏，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继续会谈。邓华、洪学智及柴军武仍参加会谈。

“拉佐瓦耶夫的观点是对的。志愿军不应在此时休整，如志愿军继续南进，美军就肯定退出朝鲜。”会谈一开始，朴宪永就直截了当地说。

“你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彭德怀耐心地说，“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后，减员甚大，疲劳异常。另外，随着运输线的延长，既无空军掩护，又缺高射炮部队掩护，供应非常困难。而美军是全部机械化的，每天只撤退30公里，恰好是我军一夜行程。敌人利用飞机轰炸，使我在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白天根本不能通行，而且敌人的长射程大炮亦昼夜射击。造成我军追击十分困难。志愿军必须休整两个月，才能对敌发起攻势。”

朴宪永坚持己见，双方争执不下。彭德怀见说服不了对方，只好说：“如果你坚持要追击，那就由人民军追击，由你们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金日成、朴宪永同意志愿军就地休整，暂不向南进攻。双方商定近期召开中朝两军高干会议，以总结交流经验。

1月25日，中朝军队高级干部在朝鲜成川郡君子里召开联席会议。

彭德怀在会议上做了《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携手作战，从1950年10月25日到今年1月6日，已经取得三个战役的伟大胜利。现在正准备下一个战役。他在报告中就三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取得胜利的原因、战术中的几个问题，下次战役的思想准备，加强后勤工作，在新解放区应实施的政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学习等七个问题，做了明确而深刻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