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登道夫与法金汉之间，1915年的胜利未能冷却他俩的相互仇恨。他俩在考那斯举行的庆功会上见面了，法金汉利用这次机会对鲁登道夫交叉射击。

“你现在相信我的计划的正确性了吧？”法金汉质问鲁登道夫。

“恰恰相反。”鲁登道夫回答。俄国还没有投降。俄国还没有和谈。现在不应该自满。有人听到法金汉说，战争结束后要在军事法庭上控告鲁登道夫。

9月25日，霞飞发动秋季攻势，西线爆发新一轮的腥风血雨。这是一场巨大的风暴：霞飞在3个不同的地点同时发动进攻。第二次香巴尼战役的战场在凡尔登西面，前线有36英里（约58公里）长，自东向西展开，27个法国师向7个德国师发动攻击，法军的后面是900门重炮和1600门轻型野战炮，这些大炮是霞飞从附近的防御堡垒中抽调来的。第三次阿图瓦战役由费迪南德·福煦指挥，17个法国师向只有2个德国师把守的南北向阵地发动攻击。在稍北一点的卢斯（Loos），英军拥有绝对优势兵力：6个英国师对阵1个德国师。英军这次进攻，比春季发动的进攻规模要大。进攻的目标是努瓦永的德军突出阵地（Noyon salient），从而切断连接德军战线两端的铁路线，迫使德军全线撤退。

然而，德国人早在春季就已经显示出巨大的防御能力，他们能抵御兵力超过自己的敌人。整个夏天，虽然敌人炮火轰击不断，他们仍然暗中修建新的防线，这些新防线都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外，并配有垂直的战壕和地道将这些新防线连接起来。德军配有重炮，技术娴熟。德国人还学会了如何合理地安排机关枪的位置，使那些逃脱大炮轰击的进攻者处于机关枪的射程内。知道了这些情况，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英国方面对秋季攻势缺少乐观态度。虽然基钦纳不相信秋季攻势能成功，但他坚持英国必须全面参与，驱动他的动机有可能是害怕拒绝合作的后果，他知道人们正在谈论将所有协约国军队置于一人之下的方案，他担心如果自己不支持秋季攻势，自己有可能会失去那个职位。约翰·弗伦奇一直渴望进攻，但此时变得小心谨慎。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增加三分之一的兵力，他难以取胜。他还指出，他的士兵将要进攻的阵地由于缺少炮火掩护，因而十分危险。但是，他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所以不愿过于强烈地反对秋季攻势：他相信，只要有霞飞和福煦的支持，他就不会被英国政府剥夺指挥权，他的前途仍然依赖于法国方面的支持。亨利·罗林森将军指挥一个英军军团打前锋，他在战前预言说：“我们的损失将惨重，不会走很远。”法国将军贝当指挥香巴尼战役，对整个攻势抱有类似的怀疑态度。

黑格是唯一持有乐观态度的指挥官，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他当初反对霞飞的计划。他当时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他看到英国远征军只有117门重炮，而进攻却有5英里（约8公里）宽，他的每英里大炮数目比霞飞计划放在香巴尼前线的每英里大炮数要少一半，他像弗伦奇一样感到自己缺少炮火掩护。他后来态度有转变，是因为他被允许在进攻前释放氯气。他幻想着自己能在一个高塔上看着他的部队冲过德军防线的情景，这个念头鼓舞了他。

黑格高昂的精神因英王乔治五世来访而遭受短暂的挫折。英王来到英国远征军总部，从一名英军将军那里借了一匹马骑。英军舍伍德森林人团的一名下士记录下士兵们那天排列好等待检阅的情况：“国王骑马走过前三排（或许是四排），然后跨过马路去检阅另一边，国王与军官们不断交谈。上级给我们下达了指令，在检阅结束的时候，我们脱帽举到刺刀尖的高度，然后挥舞和欢呼。所以，我们山呼‘万岁’。就在这个时候，国王的马暴跳起来，国王摔下马来。他似乎在地上打滑，但我们此时再次山呼‘万岁’。这个场面很丢脸，我们看见许多高官都从马上跳下来去帮助国王。最后，国王在帮助下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下匆忙地骑着马跑了。”

法军在发动步兵进攻前，足足进行了4个昼夜的大炮轰击。这样的大炮轰击有一个优点，能摧毁德军的第一条防线和守卫部队。不过，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让德军知道有大的进攻要来了。步兵攻击的那个早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英国发动进攻的地段出现问题，风向不合适，黑格不敢决定是否释放毒气。黑格的士兵蜷缩在战壕中。有人回忆道：“有人在哭，有人在祈祷。”士兵们一边等待命令，一边喝朗姆酒，他们喝干了手中所有的酒。大约早晨5点50分，风向似乎变得合适了，黑格发出命令，然后爬上高塔。突然，风向又变了。毒气反向飘往英国士兵。毒气散尽后，没有被毒倒的英军士兵开始发动进攻。像北面和东面的法国士兵一样，英国士兵的进攻进展很快。

此后，各地的战斗接连出现失误，而且失误的方式新鲜得离奇古怪。在香巴尼战场，法国人越过被炮火摧毁的德军第一道防线，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快速度提前抵达德军第二道防线。当法军士兵刚进入德军第二道防线的战壕，法军炮击的炮弹正好落在法军士兵的头上。没被自家炮弹炸死的法军士兵为活命赶快逃跑。当法军再次组织起进攻时，机会早已消失。德军的后备部队赶到，并带来机关枪，很快地占领法军放弃的阵地。德军增援部队中有法金汉从东线急速调来的两个军。法金汉本人也在场，他看到眼前的局面正是他所担忧的兵力短缺问题，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恢复德军的防御线。稍早，当法军发动猛烈攻击时，他抵达德国第三集团军总部，不料竟发现其参谋长正准备下命令撤退。法金汉当场解除那参谋长的职务，命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坚守阵地，等待他盼望即将到达的增援部队。

阿图瓦的战况也出现类似情况。法军首先取得极好的战绩，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占领了维米岭顶峰，可是受阻于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最后被德军击退。霞飞一直认为，取得香巴尼的胜利是关键，而阿图瓦的重要性不高，于是他开始玩起阴谋诡计。此时，英军正在卢斯发动进攻，目的是策应法军在阿图瓦的战斗。霞飞要求英军继续在卢斯的进攻，但是他暗中却让法军停止在阿图瓦的进攻，因为他判断法军在阿图瓦难以取得任何战果。所以，他一方面停止了阿图瓦的进攻，而另一方面却假装向英国表示法军正继续在阿图瓦作战。然而，即使是在单独作战，英军的表现仍然是很好的。像法军一样，英军顺利通过了被炮火研磨成粉的德军第一道防线。与法军不同，虽然英军攻破了德军第二道防线，但伤亡惨重。前方的战场已经没有敌人，如果后备部队能跟随上来，长期渴望的攻入德军腹地的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弗伦奇把英国远征军的后备部队安排在背后10英里（约16公里）远的地方，而黑格违背军事常规没有从自己的部队中留出一部分做后备部队。调动后备部队上前线花费了几小时；当后备部队到达时，德军已经弥补了防御线的漏洞，机关枪又开始了扫射。当英军再次发动进攻时，结果是一次对英军最不公平的大屠杀：仅在数小时内就有7861名士兵和385名军官伤亡。在英军最后撤退的时候，德军停止了射击，让英军安静地离去。一名德国人在写这段历史时说：“德国机关枪手因看到布满战场的尸体而感到恶心。”

一名英国士兵写道：“从战场上回来我一天都失魂落魄。我不敢相信眼睛看到的情景。如果你能想象一群羊躺在田里睡觉，英国士兵的尸体就密到那个程度。有些人还活着，他们呻吟着，要水喝，拉我们的腿。一个肌肉发达的家伙抱住我的双膝。‘水，水！’他哭叫着。我记得我水壶里还剩下一点水，于是准备把我的水壶的软木塞打开，后面的人立刻推我：‘快走，快走，我们再不走就落入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了。’同情不得不服从于纪律，所以我走开了。”

霞飞继续在香巴尼猛攻，一直猛攻到11月份还不住手，后来贝当开始不执行他的命令。最后，第二次香巴尼战役法军的伤亡人数是14.3万人，德军伤亡人数是8.5万人（包括2万战俘）。英军在卢斯和阿图瓦的进攻中损失6.1万人（2名将军、28名营级军官），德军5.6万人，法军4.8万人。法国再一次被打晕了。然而，霞飞在告诉巴黎报界时说，总体上看，他的损失不如德国人多，所以他的战役胜利了。实际上，德军的兵力远不如协约国，但给协约国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保住了自己的阵地。在秋季攻势过程中，德国人用事实说明，协约国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派遣到加里波利或其他战场。霞飞和弗伦奇一直想说明这一点，但他俩的说服工作做得不如德国人好。对那些了解实际战况的人来说，霞飞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但是他熬过了这一关。

约翰·弗伦奇没有能熬过这一关。在卢斯战役还在进行之中，黑格就开始向众多身居要职的朋友抱怨弗伦奇。黑格说自己没有取胜是因为弗伦奇的无能。“只要附近再有一个师的后备兵力，”他后来声称，“我们就能走过敌人的阵地。”实际上，黑格自己也有失误——自己不准备后备部队，这是他在卢斯战役中犯的错误之一。但是，弗伦奇在拼命为自己做辩护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愚蠢地伪造战役中所发布命令的记录。黑格知道了这件事后，通报给英王乔治，英王乔治命令首相干预此事。阿斯奎斯给弗伦奇一个辞职的机会，他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意辞职。黑格从而获得自大战开始以来就不断争取的职位，几乎没有人对黑格获得任命感到吃惊。弗伦奇回到英格兰，被授予伊普尔子爵。

就在西线的战斗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东线疲惫不堪的士兵停顿下来准备过冬，人们的注意力回到巴尔干和爱琴海，具有关联性的事件接连发生，频率很高。还在夏天的时候，保加利亚是双方竞价争抢的对象，很像早先意大利被拉进战争的过程。保加利亚政府与意大利政府很相似，主要考虑哪一方能帮助自己从邻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其在9月初的态度是参加轴心国一方。在西线秋季攻势前，德国和保加利亚有较明显的意图，要一起去攻击塞尔维亚。加里波利登陆失利后，塞尔维亚的陷落将危及协约国在欧洲东南角落最后的一个小落脚点。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拼命想把保加利亚拉回来，提出了许多优惠条件。由于塞尔维亚是英国的同盟，格雷无法像德国那样能把塞尔维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夺取的土地还给保加利亚。此时局势严峻，如果不能保护塞尔维亚，俄国人将进一步陷入士气低落的状态，希腊和罗马尼亚也有可能随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要保护塞尔维亚，就等于要派兵去塞尔维亚。由于俄国被赶出加利西亚，去塞尔维亚只有一条道路：通过希腊中北部港市萨洛尼卡，它曾经是爱琴海进攻计划中攻击达达尼尔海峡方案之外的另一个选项。

9月底，法国有几个师的兵力开赴萨洛尼卡，其中有一个师是从加里波利战场撤退下来的。指挥法军的是莫里斯·萨瑞尔（Maurice Sarrail）将军，他刚从西线被替换下来，但他利用有力的政治关系迫使法国政府为他在别的战场寻找一个职位。英国不愿法国独占巴尔干，命令第十师从苏弗拉湾赶赴萨洛尼卡。此时还有希望说服俄国派兵前往，但是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在10月3日宣布俄国不可能出兵，他的解释难以反驳，因为是赤裸裸的客观事实：俄国以每个月23.5万人的速度损失兵力；大战开始前储备的职业军队都消耗殆尽；许多集团军都受到重创。

10月5日，萨瑞尔带领几个法国师、英国师在萨洛尼卡登陆。两天后，马肯森带领德国部队和奥匈部队从北面进入塞尔维亚。又过了两天，两个保加利亚集团军从东面进入塞尔维亚，其中的一个集团军向马肯森方向挤压塞尔维亚军队，另一个切断连接萨洛尼卡和塞尔维亚的铁路线。萨瑞尔在前进中发现自己被阻断。塞尔维亚军队陷入从两个方向挤压过来拥有明显兵力优势之敌人的包围，决定向大海中退却。大量平民跟随军队退却；整个国家处于逃跑之中。大量疲惫不堪、缺少食品、缺少日用品的人群希望跨越阿尔巴尼亚的雪山，一些阿尔巴尼亚部落向他们发动攻击，渴望清算多年恩怨老债。“我记得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名塞尔维亚军官米洛拉德·马科维奇（Milorad Markovic）在回忆录中写道，“马和人坠入山崖；阿尔巴尼亚人发动攻击；抓女人和小孩。一名医生不给一名负伤的军官敷药；士兵推开受伤的同志或军官。私人物品被抛弃；饥饿；抓着马尾巴涉水过河；老人、妇女、小孩爬岩石；路上看见快死的人；路边有一个被打碎的人脑壳；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尸体，被抢劫过，剥光了衣服，被砍得血肉模糊；士兵、警察、平民、妇女、囚犯。瓦拉斯塔的表兄，光着身子穿外套大衣，戴着手铐，发抖，发着狂。士兵们像鬼怪，极瘦，惨白，疲惫，深陷的眼睛，头发和胡子很长，衣服成碎布，几乎裸体，光着脚。像鬼一样地向人要面包，用木棍当拐杖，脚面有伤，摇晃着走。混乱；女人穿着军服；绝望的母亲太疲惫而走不动了。”马科维奇活下来，后来生了一个名叫米里亚娜的女儿。这个女孩后来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结婚，此人是塞尔维亚的强人。90年后，他因引发新一轮巴尔干暴行而被投入战争罪法庭。

塞尔维亚在这场灾难中损失了20万士兵。有15万士兵抵达亚得里亚海岸，只有一半人还能继续服兵役，英国军舰将他们转移到科孚岛（Corfu）上的一个凄凉的兵营中。

遭遇了许多不幸之后，萨瑞尔还是没能阻止德国人征服塞尔维亚，这些失败导致法国政府垮台。总理维维安尼被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取代。战争部长米勒兰被约瑟夫·加利埃尼取代，他是霞飞一年前拯救法国时的幕后英雄。霞飞曾是加利埃尼的下属，是加利埃尼推荐他成为法国的总司令的，而他竟在马恩河战役前后因为嫉妒加利埃尼而弃之不理。批评霞飞的人越来越多，都希望加利埃尼能解除霞飞的职务。加利埃尼再次为霞飞辩护并保护他。

10月11日，基钦纳给汉密尔顿打电报，询问如果从加里波利海滩撤退将会有多少伤亡。汉密尔顿给出答复，他说大约有一半的还留在半岛上的英国、法国士兵将会伤亡。汉密尔顿被解除了职务，他在大战中的角色就此完结。格雷答应把塞浦路斯给希腊，条件是希腊加入协约国。希腊政府被加里波利、塞尔维亚的悲惨事件所吓坏，拒绝了格雷的建议。

11月中旬，基钦纳抵达加里波利，他做了一次简短的巡视，最后总结说应该撤出半岛。他回到伦敦后，发现阿斯奎斯利用他离开伦敦的机会进一步削减了他的权力。阿斯奎斯重组了战争策略委员会，成员数目被减少为5人，基钦纳不在其中。曾做过军士的威廉·罗伯逊将军被从法国召回，成为皇家总参谋长、战争委员会作战总顾问，政府对战争的指令通过他传递到英国远征军。基钦纳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向阿斯奎斯提出辞职，阿斯奎斯拒绝了。基钦纳仍然有做挂名首脑的价值，可供宣传战争之用的符号。

温斯顿·丘吉尔也没能进入战争委员会。他自从被解除海军大臣职务以来，除了一个名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的官位外，没有具有实权的职务。他既生气又痛苦，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参加西线军队做了一名少校（他希望成为一个旅的将军）。他绝不是一般的战场军官，去法国时带着仆人，带着自己的马夫和牡马，行李多得像一座小山，一个自带加热器的澡盆。有一辆豪华轿车接送他，住在城堡的豪华套间里。然而，他在新年1月份的实战中证明自己是一名有能力的营指挥官。

年底前还有一出好戏要演：必须从加里波利撤退，但不能有大伤亡，否则政治上不能支持。11月23日，战争委员会批准了由汉密尔顿的继任者提出的撤军计划。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这次不光彩的撤退却变成协约国自马恩河战役以来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每天晚上，皇家海军以恒定的、秘密的方式把海滩上的士兵在夜幕的掩蔽下分批撤出，竟没有让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察觉到。撤退的时间越长，留下的部队兵力就越显薄弱，就越容易被消灭。1916年1月7日，留在赫勒海角的协约国士兵只有1.9万人了，李曼·冯·桑德斯将军发动了一次进攻。

加里波利惨败竟以最奇怪的方式结束。面对英军的步枪和机关枪，土耳其士兵在战役开始以来第一次拒绝发动进攻。即使受到军官们的威胁，或者受到军官们的猛推、掌击，土耳其士兵就是不前进。也许，原因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在场；他的健康崩溃了，在12月份离开了战场。也许，土耳其人是受够了。“我21岁了，”一名土耳其中尉在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头发变灰了。我的胡子变白了。我的脸起了皱纹。我的身体在腐烂。我不能再忍受这份艰苦，不想被剥夺得更多。”

这次兵变后36小时，最后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安全地回到海上。这次战役夺走了8.7万土耳其人的生命（土耳其官方数字，一般认为此数目太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死亡了4.6万人（被杀、因伤而亡、因病而亡）。双方总伤亡人数大约是50万。

1915年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