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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将失血而亡。

——埃里希·冯·法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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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寒冷的雪天持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是3个连续的晴天，这3天的最后一天是2月21日，早晨7点稍后，位于巴黎150英里（约240公里）外的一段8英里（约13公里）长的德军防线上喷发出猛烈的炮火，其猛烈程度是世界从未领略过的。大约有1200门大炮，突然向默兹河（Meuse River）东岸的法国阵地发动猛烈轰击，大战初期用于摧毁比利时堡垒的那30门重型迫击炮也在其中，还有能发射2000磅（约907千克）重炮弹的海军重炮。在整个上午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大炮发射了10万发炸弹、榴霰弹、毒气弹——每小时向每英里倾泻12500发炮弹。法军的空战侦察机报告说看不清德军的炮位：在德军阵地后面的森林里耸立起巨大的火焰高墙直插云天。法军占领的森林被炸成树桩，到处是弹坑，泉水从弹坑喷涌而出。双方的观察员都认为森林里的士兵无法生存。“成千上万的炮弹在天上四处纷飞，有的吹着口哨，有的怒吼，有的呻吟，但它们加在一起组成一曲地狱里的怒号。”一名法国军官在派遣手下人去修理被毁坏的电话线后写道，“不时有空投鱼雷（aerial torpedo）飞过头顶，发出的声音就像巨大的摩托车。轰的一声巨响，一枚大型炮弹在离我们观察哨所很近的地方爆炸，炸断了电话线，炸坏了电池，通信都断了。这场炮弹雨，大得超乎想象，逃跑恐怕不可能了；战争里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轰炸。我派去干活的那个人似乎被爆炸包围着，他躲在被炸出的蜂巢般的弹坑里；最后，他到达爆炸稍弱一些的地方，修理好电缆，躲在一个弹坑里等待炮弹风暴过去，因为现在跑回来简直就是疯了。”

午后，“炮弹雨”突然停止了，它结束得异常突然，就如同它开始时一样突然。德军的远距离重炮开始向纵深进行探索性轰炸，短距离的大炮都平息下来。法国士兵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弹幕轰炸之后的步兵进攻就要开始，然而他们中了德国人的诡计。法国士兵从掩体里走出来，把头露出地面检查受损情况，瞭望即将到来的步兵进攻。德军的观察哨看到他们后，指引炮火轰击有法国人出现的地点。德国人的炮击又持续了几小时。

下午4点45分，太阳已经落下地平线，弹幕轰击再次停止。德国士兵这次真的出现了，他们从地洞里爬出来，向法军阵地走去。德国人的进攻与以往有惊人的不同，首先是时序改变了，原先步兵总是在早晨发动进攻；其次是进攻相当有节制，不像以往的杂乱进攻。9个师的兵力向前进攻，不过好像是在试探什么，不是一窝蜂式拥挤在一起，而是分成小群，分散在7公里的战线上，德国士兵尽可能地利用周围的丘陵保护自己，给他们的任务不是要打垮法军，而是去寻找法军，看一看法军第一道防御线在何处，查一查法军的防御能力还残留下多少。一旦遇到抵抗，德军立刻停止前进。待他们向后撤出后，迫击炮恢复轰击，像打高球那样把迫击炮弹投掷向法军士兵出现的地方。

德军前锋线上的军官报告说，不必停止前进，因为法军防守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了，即使没有被消灭，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于是，德军的迫击炮再次停止轰击。从德国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要求攻击部队大胆进攻，尽量多占领阵地。但是，命令太迟了：太阳下山了，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了。德国人躲藏起来过夜，大部分法军防线，此时的防御状态极差，这是大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法国人与德国人一样躲藏起来过夜。德军的远程大炮继续轰击着，阵阵的小雪降落到被摧毁的阵地上。这个长长的冬夜给了法国人一个缓解危险的机会：法军重新集合被打得晕头转向的部队，加固堑壕，把自己的大炮运上前线来。

凡尔登战役开始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间最长、最残酷的战役。这场战役之所以要打，是因为西线1915年底的局势所迫。进入大战的第二个冬天，双方喜忧参半。协约国的领导人回顾了过去一年的感受，觉得有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其中有些应该算是灾难。塞尔维亚崩溃了，其军队基本上被消灭了。俄国失去了波兰、加利西亚。仅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中，就有15万人被杀，68万人受伤，90万人被俘。埃里希·冯·法金汉告诉德皇威廉俄国的处境时说：“受到如此打击的俄国已经非常虚弱，在未来可预测的时期俄国已经不是危险。”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法军一直处于攻击状态，但几乎没有战果，而且代价极高。仅在香巴尼和阿图瓦这两个地区，就有33.5万法国人被杀（还有许多人被列为失踪而不是死亡，其实是他们的尸体在混乱中遗失了）。自大战开始至今，法国伤亡总数已经有200万。大约20万英国人战死，这个数目是英国远征军最初派出人数的2倍，而总伤亡人数达到55万。

意大利参战本来被认为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但实际上只产生了另一个僵局。在远东的高加索地区，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和里海之间发生冲突，双方伤亡极大，但毫无战略意义。

然而，巴黎和伦敦仍然保持一种乐观态度，彼得堡对前途也有相当的乐观。协约国在西线的兵力优势明显，并且有扩大的趋势。意大利虽然没有在南方取得突破，但带来数十万兵力。即使意大利军队不能取得任何战役性胜利，但他们能牵制原本计划送到其他战场上的奥匈军队。俄军的管理有所改善，新领导层既诚实又有能力（后来证明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受重创的军队正在重建之中。英军参战时规模不大，后来伤亡很大，名声不佳，但其规模却增长得较快。

到1916年初，英国大约有100万军队在欧洲大陆，而且每月都增加10万人。德国人当初打了一个战争赌注，他们认为只要德国入侵比利时就可以在英国全面参战前把法国打败。如今，每当有一个营的英国新兵到达欧洲大陆，就是增加了一份德国人打赌失败的代价。英国和法国从殖民地抽调出军队来欧洲也增加了兵力。德国和奥地利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利用，也不能依靠海洋运输兵力。伦敦打赢战争的决心非常大，1916年1月，英国下院通过《兵役法》。这部法在英国并不受欢迎，即使在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阿斯奎斯拒绝对其表示个人意见），下院之所以能通过，主要靠劳合·乔治像钢铁般的意志的推动。这部法在英国第一次引人强迫征募士兵，保证有数百万新兵能参加英国远征军，借以克服人伍人数下降的趋势。协约国炮弹供应危机也受到控制。

英军、法军总参谋部的人员认为协约国的兵力实际优势比统计数字还要大。不断有情报说，德军浪费兵力的速度惊人，无法持续，很快枯竭。然而，德军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军比英军、法军更仔细地节省兵力，其伤亡在1915年仅是敌人的一半。霞飞和黑格非常喜欢听自己参谋人员的美好愿望，他俩相信1916年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找到能打得德国人无力还手的最佳进攻方式。答案很明显：继续进攻，消灭德国人，直到德军的防线崩溃。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何时、何地发动进攻，但两位指挥官并不担心。他俩给1916年的攻势定下了基调，就是要在所有可能进攻的地方发动进攻。如果所有部队能同时发动进攻，德军就无法在阵地之间转移兵力应付进攻的顺次。很难想象，在如此的攻势下，德军能躲避崩溃的命运。

协约国的兵力正在增加，柏林显然知道这个事实。所以，东线胜利没有给德国人多少快慰，打退霞飞的进攻也没有带来多少快慰。他们知道留给德国结束战争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道理不难理解，无论防御如何精良，防御意味着消耗和失败。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实力，截至1916年初，德军在西线有94个师，外加26个后备师，而协约国是91个师，外加90个后备师。德国必须在还有实力的情况下打一次胜仗。然而，德国无法确定如何打这一仗，法金汉支持西线，兴登堡、鲁登道夫支持东线，双方一直处于令人厌倦的争执之中。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德国人感到有两个因素比较确定：在未来几个月里，俄国的实力将会严重削弱；法国肯定会进攻，法国人的进攻往往不计代价、不顾胜负。

双方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在1915年底前都有了答案。12月6日，霞飞在自己地处尚蒂伊的豪华河岸城堡总部里，主持协约国军事首脑会议，英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甚至日本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将军们一致同意针对德国的战略，德国已经虚弱到致命的程度，一次联合攻击就能彻底击败德国，所有交战国在每个战场都发动进攻。他们还同意在夏天之前不发动这次宏大的战役。似乎匆忙开战的意义不大，在半年时间里协约国能聚集起具有决定性优势的大炮和弹药。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可以培训新兵，俄国也能从重创中恢复过来。

12月底，霞飞和黑格再一次会面，勾勒出西线进攻计划的概貌。霞飞想把进攻放在法国境内巴黎的北面，阵地跨过索姆河。黑格偏向于把战场放在更北面的比利时，这样能夺回靠海的港口，这些港口极具战略价值。霞飞的索姆河计划几乎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只是逼退德军的防御线，多杀一些德国士兵。尽管如此，霞飞的计划胜出，因为他打算完成计划的大部分工作。40个法国师将参与战斗，而英国只提供25个师。65个师的进攻应该是难以阻挡的，特别是考虑到有俄国人同时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意大利也将发动对奥地利的进攻。

就在协约国的司令官们微调进攻计划的同时，他们的德国同行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计划。性格内向、喜欢神秘的法金汉，在12月份的前半个月里像往常一样孤独地整理自己的思路。除了西线之外，没有哪里能给予德国所需要的大结局，这是他最后的结论。他相信俄国军队的状态不佳，虽说没有到完全被推翻的地步，但是其攻击能力受到严重破坏，他判断俄国很可能接近革命和崩溃的边缘（他在此处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洞察力），所以把德国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如此一个虚弱的敌人身上并不明智。鲁登道夫应该会猛烈地反对这个观点。但是，鲁登道夫此时正在东线的北部忙于清理事务，他最近刚夺取了一块大小如同法国的土地，不会有人向他通风报信，也不会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法金汉相信，只有诱导英国退出战争，战争才能结束。他巧妙地利用德皇威廉对英国的不满情绪，早在1915年秋天时就宣称英国不仅是德国的敌人，而且是妄想毁灭德国的撒旦。“英国正在赌一场消耗战，”他写道，“我们至今还没有打碎英国想利用消耗战制伏德国的念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驱散英国人的那个幻觉。”

但是，德国无法直接攻击英国而给予伤害。将英国带人谈判的唯一办法就是证明持续的战争毫无意义。法金汉有两个办法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是利用潜艇战攻击商船，导致英国这个岛屿国家饥馑。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个他担任总参谋长期间的决定。他的政治诡辩能力极强，比鲁登道夫要强许多。德国潜艇击沉卢西塔尼亚邮轮后，他与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站在一起要求停止第一次潜艇战役。此后，他的悲观情绪加深，特别是当德军没有能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削弱俄国人志气时，他就停止做任何努力了。当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向他保证实力大增的德国潜艇舰队能在两个月内消灭英国的战争能力（另一些海军将领认为需要四个月或六个月），他发现不能抵抗的期待。“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进一步使用我们最有希望的武器，”他宣称，“我们需要无情地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打击英格兰及其基地。”他安慰害怕美国介入的贝特曼道：“美国进行干预的意志并不坚决。”这个观点听上去似曾相识，那些决定入侵比利时的将军们也是用类似的思维判断英国是不会出兵干预的。

在全面审视了局势后，法金汉认定，另一个办法就是将英国的盟友法国挤出战场。像法国的贝当一样，他相信1914年令人失望的战果说明了一件事，用传统的突破和包围手段难以取得胜利。由于有铁路网，军队可以快速移动，防御线的破绽能很快被修复，想通过巨大的围攻消灭敌人在工业社会里已经不可能，他理解了这个道理，霞飞和黑格却不理解。唯一可能的选择是打破法国的战争意愿。他手中的一组法国和德国之间伤亡人数对比的数据帮助他下定决心，他手中的这组数据比协约国将军们的要准确。“法国已经接近军事行动的终结点，”他告诉德皇，“如果法国民众能了解到军事胜利毫无可能，他们肯定会崩溃，于是英国人手中最好的武器就被敲掉了。”他的梦想不是在战场上直接战胜法国，也不是挥兵进入巴黎的凯旋门。他想集中精力使法国绝望，然后使英国也绝望。这些希望构成了他的凡尔登战略的基础。

法金汉观察到霞飞有个特点，霞飞为追求狭窄的目标往往不惜任何代价，法金汉决定利用霞飞的这个特点。法金汉为法国人设计了一个圈套，他计划攻击一些法军不得不救的阵地，同时命令德军的大炮控制这些阵地，引诱法国人进入德国人的杀人机器中。法金汉说：“法军将失血而亡。”

法金汉轻松地找到了放置杀人机器的地方。凡尔登是一座隐蔽在一群堡垒中的小城市，自从大战爆发就在发挥阻止德军进攻的作用，成为伸入德军防线的前锋。不过，1914年之后，凡尔登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法国人已经不再需要这类只有大撤退时才需要的据点，即使撤出凡尔登，也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是，凡尔登是德国和法国争夺的焦点已经有多年。除了巴黎之外，地图上的任何地方，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都不会比凡尔登更重要。凡尔登最符合法金汉的需要。

凡尔登的价值还不止于此，至少在说服德皇时有特殊价值。凡尔登对面驻扎着德国第五集团军，其指挥官是德国皇储威廉。执行法金汉计划的责任放在皇子身上，皇子的成功是霍亨索伦皇室成员亲自凯旋的荣耀。

12月，法金汉花了几天的工夫与皇储威廉和第五集团军的参谋长施密特·冯·斯多夫瓦茨拉夫（Schmidt von Knobelsdorf）讨论作战计划。法金汉赢得他俩的支持，但并不顺利，原因是法金汉没有把战役的确切目标说得十分清楚（是要占领凡尔登吗？或者是吸引法军防守凡尔登而将其消灭），这为未来播下了一粒相互不理解的种子，这粒种子将产生悲惨的结果。此后，法金汉去波茨坦见德皇威廉，威廉批准了他的所有计划。战役准备立刻开始，秘密程度极高。德军能在霞飞发动进攻之前发动凡尔登战役，着实让法国人吃了一惊。

法国人当然不知道法金汉的计划。但是，法金汉也不知道法国人的一个动向，就在法金汉制订他的进攻计划时，凡尔登变成法国政治争论的中心，不仅法军参与进来，就连法国政府的最高官员也参与进来。争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大战开始的战场形势，德军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列日和纳慕尔的堡垒，霞飞看到这个情况后，开始对堡垒军事价值失去信心。1914年底之前，德军企图从阿尔萨斯、洛林向西推进，霞飞命令放弃凡尔登。在这个地区的法军指挥官是莫里斯·萨瑞尔，他没有理会霞飞的命令，成功地阻止了企图包围他的德军，他就是那个后来带领多国部队受困于萨洛尼卡的将军。这个成功没有给霞飞留下什么印象，霞飞从1915年开始把凡尔登的大炮和士兵转移到他在别处的进攻之中。8月，年老的海尔将军（General Herr）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地方长官，他警告说凡尔登的防御力量太薄弱，需要加强。但是，他的前任就是因为提出同样的抱怨而被解职的。这次，海尔将军没有被解职，但他没有获得所需的帮助。

海尔并不孤单。许多在巴黎和战场上的将领都抱有与海尔类似的观点。年纪已有60多岁但官阶较低仅为中校的埃米尔·德利扬（Emile Driant）就是其中的一名较有影响力、较勇敢的人。大战前30年，德利扬事业刚刚起步，他是性格怪异的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将军的侍从武官（也是女婿）。性格既狂暴又极度滑稽的布朗热有一个不幸的人生，他曾经是法国的战争部长，利用1880年法国处于恐慌之中的机会几乎就要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拿破仑式的独裁政权，但因没有抓住危机中的机会而失败，最后在自己情人的坟墓前自杀身亡。德利扬与布朗热的这层关系给他带来麻烦，后来他又加入一个自称是布朗热主义者的右翼好战派别，这就更使得他成为法国军界怀疑的目标，当时法国军界由反对皇权、反对教权的共和党人控制。他50岁时还只是一个少校，毫无提升的希望。他离开了军界，转入政治和写作。他被推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大战开始后他还保留这个职位），写了几本畅销书，呼吁恢复国家锐气，与德国打仗不可避免，要准备打仗。他迫切要求加强法国东部的防御线，出版了一篇有关堡垒战的论文。

或许是因为他的年纪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他的出身背景的问题，德利扬只获得了一个卑微的参谋职位。他的新位置恰巧就在凡尔登大本营中心。凡尔登在1915年基本上没有战事，所以丝毫未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他转移出大本营，开始指挥两个步兵营，阵地位置在一块名叫考斯（Bois des Caures）的林地，对面就是德军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