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法国的春季攻势也影响了法金汉，其受影响程度明显不及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丘吉尔所受到的大。他明白第二次阿图瓦战役是侥幸脱险——如果自己所需要的后备部队没有碰巧离顶峰不远，贝当就将成功占领顶峰了。毫无疑问，协约国几个月后将会再次发动进攻。这个预感使他对德国在西线的劣势感到焦虑，他急于把部队从东线调回西线，更加不愿答应鲁登道夫一直在鼓吹的拿破仑式的大计划。他害怕自己像拿破仑在1812年那样因过度深人俄国腹地而毁灭，这种恐惧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恐惧中的他无法与兴登堡、鲁登道夫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西线在整个夏天都比较安静——这是一种相对的“安静”，每天只有数百人在各种小型战斗中丧生。一名叫杰克·麦肯哲的士兵在7月3日给苏格兰的妻子写信，形容了貌似平静的前线。“我们替换第四营来这里，为了占领这里的战壕，我们损失了许多人，这些战壕就是一个大停尸所，有些地方极度恶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壕挖深，然后修复破损的部分。四周到处是尸体，德国人占领这些战壕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的损失很严重。必须把德国人的尸体埋在战壕里，到处是人的大腿、胳膊，我们需要适当地掩埋这些残破肢体。我们后面的地上躺着许多喀麦隆人、德国人，他们是在5月17日被打死的。我们晚上出去把他们埋了，这是一份极讨厌的工作，尸体都分解了，但是任务必须完成。”麦肯哲（1916年战死）感谢妻子用邮件寄来的食品和衣服，对最近寄来的短裤都是白色的感到遗憾。最后，他说：“十分感谢寄来的东西，都很不错。”

与西线相反，东线的夏天是一场漫长的危机。5月10日，俄国第三集团军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战役中损失惨重，最终获准退却到圣河（San River），然后在那里站住脚。德国人迅猛追击，于5月16日再次攻破俄军的新防线（第三集团军的装备很差，俄国人把在年初攻占普热梅希尔缴获的大量军需品卖给当地的商人）。德国人很快跨越圣河，不过此后的攻势开始减弱，主要原因是道路条件恶劣供应跟不上。俄国人发动一次针对康拉德的反击，开始时是成功的，俘虏了大量康拉德的士兵。但是，这个成功比不上德国人的胜利。俄国人的反攻仅一个星期后就停止了。俄国政府曾经表示愿意先向加里波利派兵，此时宣布无法兑现这个承诺。俄军此时正在东南面处于混乱的撤退之中，波兰的俄军也受到威胁，俄军仅在5月份里就损失了40万人（10个月总共损失了大约400万人）。在南面，由于俄军撤退的速度不够快，差点就被德军追杀。

彼得堡政府由于害怕未来的灾难性后果，重新燃起吸引意大利参战的兴趣。意大利总理萨兰德拉打算把赌注押在同盟国失败上，他判断此时是获得协约国最大让步的最佳时刻，于是将意大利变成参与签署伦敦协定的一方。为了回报他承诺意大利能在30天后参战，他获得了几乎所有他想要的东西。然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意大利国内的有影响力的团体反对战争，其中包括天主教会和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几乎什么都不同意。当他们听说萨兰德拉所做的交易后，马上进行抗议，意大利政府垮台。萨兰德拉所做的交易似乎随他而去。但是，意大利国内发生了一次典型的法西斯式政变，预示着墨索里尼时代的来临。5月23日，意大利向奥匈宣战。意大利政府并没有向德国宣战，愚蠢地认为避免与德国宣战将减少麻烦。

德军最高领导层认为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之间发动攻势大获凯旋，但这个结论也引发进一步的争论。法金汉希望马肯森的部队抵达圣河后便停止，但是康拉德说服马肯森继续前进。康拉德一听说意大利宣战的消息，马上要求对意大利北部平原发动攻击。法金汉想要征服塞尔维亚——德国非常需要一条从巴尔干到土耳其的陆路通道。6月3日，包括德皇在内的所有德军主要人物都在德军总部开会。法金汉警告英军的援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抵达欧洲大陆，他说如今是调遣4个师的兵力去西线的时候了。康拉德敦促大家考虑他的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没有人严肃地考虑他的计划。鲁登道夫展示他的最新大计划：从北部出发（他指挥的地区）包围整个俄军。法金汉进行了争辩，他认为德军没有足够兵力完成如此大的军事行动。鲁登道夫说，任何规模较小的军事行动都不能有长久的战果——只能击退俄军，而不能消灭俄军的战争能力。

德皇再次选择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中庸之策。马肯森部队将获得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增援（他俩一定会异常激愤）。获得增援的马肯森部队与奥匈的部队一起恢复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的进攻。剩下的奥匈军队将向南挺进，不对意大利发动攻击，而是准备防御意大利的进攻。

两周后，马肯森采取行动，行动又是惊人的成功。德军在6月22日占领莱姆堡（Lemberg），接着跨越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俄军后撤回到布格河（Bug River）。俄国人被彻底赶出加利西亚，放弃了自开战以来夺取的所有地盘，俄军很可能已经失去了防御能力。在遥远北面的库尔兰，鲁登道夫的牵制性行动开始威胁到俄国波罗的海的城市。俄国人感觉到库尔兰战役的危险，害怕德军有可能进一步威胁彼得堡。沙皇访问了大公爵尼古拉的总部，大公爵汇报了他的军队所遭受的所有灾难，悲恸欲绝。“可怜的尼古拉，是在我的私人房间里告诉我这些情况的，他哭泣起来，询问我是否想取代他，”沙皇给他妻子的信里写道，沙皇很有可能是在想让她不要对大公爵过于敌对，“他不断感谢我能来，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我给予的支持。”莫斯科爆发暴乱。有德国人名字的房屋和企业被洗劫，并被摧毁，但愤怒不只限于德国人。红场出现大规模游行，暴乱的人群提出要求：废除沙皇、把德裔的沙皇皇后送入女修道院、吊死拉斯普廷。罗曼诺夫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开始了。

即使现在德国将军们也不能在战略上达成一致。东线的领导在6月底开了一次会。鲁登道夫带来了新的计划，新计划比上一次被拒绝的计划还要野心勃勃。这个计划是霍夫曼的构想，鲁登道夫与他手下的四位司令官整整争论了一夜，最后四位负责执行的司令官都同意了后，鲁登道夫才接受该计划。新计划要求北方的德军向东运动，切断关键铁路线，然后向南回转，包围波兰境内的俄军。被包围的俄军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这个计划赢得了鲁登道夫的心，他变得非常积极。他命令霍夫曼在北部总部等待德皇批准计划的电话。这个电话比预期的时间晚了几小时，狂怒的鲁登道夫在电话里告诉霍夫曼一个坏消息，法金汉再次拒绝了新计划，德皇支持提出的一个较保守的进攻计划。

法金汉没有提出新的作战计划，而是建议停战并与俄国人开始和谈。虽然德皇不愿讨论这个方案，但同意法金汉的一个说法。法金汉说：“俄国人能退回他们巨大的国土上，我们却不能永远在追歼他们。”于是出现一个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三路进攻，虽说不如鲁登道夫的计划宏大，但有一个大目标：迫使俄国人退出波兰。

俄国控制下的波兰，像一个朝南的楔子陷入东普鲁士和哈布斯堡之间，有三面暴露在外。7月12日，新战役开始，一个德国集团军从南面向华沙的东面进发，另一个集团军攻击华沙的西面，马肯森朝着卢布林（Lublin）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向北移动。俄国驻波兰的司令官感到形势不妙，建议撤退，但是大公爵尼古拉不同意，他反对的理由非常类似当初他反对第三集团军撤退的理由。他的理由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一些在彼得堡（为了擦除德意志精神的污垢，此时改名叫彼得格勒）的人害怕俄国失去波兰后将失去为获取君士坦丁堡的筹码，因而英国和法国有可能取得加里波利的胜利。他们也害怕意大利得势，如果俄国继续后退，而意大利打败奥匈帝国（很有希望），那么意大利将进入巴尔干。俄国人在波兰修建了强大的堡垒，花巨资更新了大炮，补充了足够的弹药和各种军需品，条件比其他战场要强许多；大公爵尼古拉坚信俄军能坚守，忽略了列日和纳慕尔的教训。

德军向波兰进军在开始的时候速度较慢。重点不是步兵进攻，而是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每天都发射数万发炮弹，给予俄国以毁灭性的打击。进攻的速度逐渐加快。俄军抛弃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华沙处于危机之中，这座城市被俄国人占领已经有100年了。市民和农夫向四处逃命，抛弃所有财产，几乎无处藏身。“他们处于绝望之中，痛苦地抗争着，”一名俄国士兵写道，“晚上8点，我再次行军。我们上路了。天很黑。什么声音那么嘈杂？上帝，前面的路上发生了什么？路被车堵死了，到处是小孩子、生活用品。牛在吼，狗在吠。穷人们正在逃跑，上帝都不知他们要去哪里，反正是为了逃避战乱。但是，老马拉不动重物；四处充满了马嘶、人喊。我们不忍心穿越而去。这是一幅伤心的景象，我们从泥里拉出一辆又一辆的推车，让人们走上大路，走上桥，走过纳雷夫河。我同情他们，特别是小孩，坐在车里，睡在妈妈的怀里。他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我想起了我的家庭，我感到伤心，泪水流过我的脸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德国人在东线的战果都是巨大的。俄军的抵抗力量破碎了。但是，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轻视所获得的一切。德军仅仅是迫使俄军后撤。俄军并没有被消灭。

法国人和英国人十分担忧。必须有大动作才能逆转战局——俄国已经临近进行单独和谈的边缘。霞飞和弗伦奇相信有一件事能达到目的——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要大得足以抵消东线的失败。另一些人认为，加里波利必须有一个胜利的结局。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两个目标都必须达到，基钦纳持这个观点。

背景：大屠杀

在君士坦丁堡，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人满怀希望地投入到大战之中，他们希望夺回失去的土地，向宿敌复仇（首先是俄国），复兴帝国的荣耀，然而这些希望很快变成恐惧。1914年12月，恩维尔·帕夏亲自带领军队入侵高加索，目的是将俄国人赶出这个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的地区，但战果很糟糕，有大约10万土耳其人阵亡。接着，协约国攻击加里波利，土耳其人意识到君士坦丁堡正受到威胁。大战已经6个月了，那个由苏莱曼大帝及其祖先建立的伟大帝国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

土耳其遭受欧洲人的羞辱已经有一个世纪了，自1912年土耳其被从巴尔干半岛驱赶出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使土耳其人的领导层更趋颓废。在大战爆发前的一代人中，有许多民族主义土耳其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断地宣传一个主张，只有排除异己才能救奥斯曼帝国，即清除非穆斯林元素。到1915年春天的时候，这个主张变成国家政策。土耳其政府开始20世纪第一次真正的大屠杀，在近代世界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灭绝整个民族。灭绝目标是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在失去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后，亚美尼亚成为帝国内唯一信奉基督教的民族。

亚美尼亚人一直都不顺利。在古代，亚美尼亚是罗马帝国东部边界上最强大的独立帝国。公元4世纪的时候，亚美尼亚成为第一个正式把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的帝国。在14和15世纪的时候，土耳其人向北开拓，加上拜占庭帝国坍塌，亚美尼亚像其他巴尔干基督教王国一样变成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民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由于俄国人开始向南开拓，亚美尼亚深陷于土耳其人与俄国人的争斗之中。到了19世纪，亚美尼亚被分裂，有150万人在土耳其人管辖之下，另有100万人生活在被俄国人吞并的土地上。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在亚美尼亚的国土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亚美尼亚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给亚美尼亚人带来巨大灾难。俄国为自己的扩展寻找理由，声称自己是被土耳其人压迫的基督徒的捍卫者和解放者。一直对非穆斯林民族采取野蛮管理的土耳其人做出反应，决定把亚美尼亚视为有敌意的异族人。土耳其人将亚美尼亚人的税负提高到让人破产的水平，并鼓励库尔德人用武力从亚美尼亚人那里夺取利益。这些政策自然引发亚美尼亚出现极端分子要求自治，这反过来又导致土耳其人进一步镇压。

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君士坦丁堡当局以残暴的手段对付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国际社会谴责这一行径，美国红十字协会把救助重点也放在亚美尼亚人身上。君士坦丁堡认为这是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政府实施野蛮镇压，即使以奥斯曼帝国的标准看也显过度。数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许多人被赶出家园，许多乡镇被夷为平地。

在1908年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有一些人想把奥斯曼帝国变成一个多文化的联合体，尊重不同宗教、民族的权利。然而，这些人受到排挤，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控制了政府，他们把亚美尼亚人视为仇恨的对象。在一次针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变失败后，亚美尼亚人成为替罪羊。在亚达那，有1.5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包括大量耸人听闻的强奸妇女、伤害人体、毁坏财产事件。

巴尔干战事致使许多穆斯林进入土耳其，许多人被送到亚美尼亚（基督徒没有法定权利，是库尔德人首领的附庸），这些迁入的穆斯林被赋予一种奇怪的特许权，他们可以拿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杀死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有10万亚美尼亚人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很自然，亚美尼亚人的忠诚变成一个大问题，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在俄国一侧的亚美尼亚人参加沙皇的军队，他们鼓励对面的同族兄弟反抗那个完全不值得效忠的政体。1914年12月，一个由俄国人指挥的亚美尼亚师跨过边境杀死了12万非亚美尼亚人（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

至此，青年土耳其党人找到了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理由。最初，他们的行动是无害的，亚美尼亚人被缴械，被分配去做苦力，让这些亚美尼亚士兵在疲惫和饥俄中死去。在消灭了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亚美尼亚人后，他们派军队进入一直是亚美尼亚人生活的平原地带。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他们把年龄在12岁以上的男性亚美尼亚人汇集在一起枪杀，或大量砍死。妇女被强奸并致残。没有被杀的亚美尼亚人被变卖成奴隶。数万人被带向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沙漠逃遁。在路上，许多人因暴晒、饥饿、疲惫而死亡，还有许多人被库尔德护卫杀死。这样的屠杀程序遍布整个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数千罪犯被释放出来组织成死亡小组，任务就是看见亚美尼亚人就杀，重点是杀那些有可能成为反抗领袖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宗教人士、政治领导人。土耳其官员拿走最好的劫掠来的财物；死亡小组和暴民拿走剩余之物。

截至1915年，大约有5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而且屠杀还在继续。1916年，向叙利亚迁徙亚美尼亚人的过程中有屠杀发生。稍后，俄军撤出高加索后，原来受俄军保护的亚美尼亚人成为土耳其人的劫掠对象。最后一次震撼人的屠杀发生在1922年，新一届的土耳其政府占领了士麦那，放火焚烧这座城市，系统地屠杀数万名亚美尼亚、希腊居民。

屠杀凶手竟没有受到惩罚。在大战后的几年里，美国发现与其纠正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所犯的过错，还不如与中东的穆斯林谈论丰厚的石油条款。一名美国专员在伊斯坦布尔说：“亚美尼亚人就像犹太人；他们没有民族精神，缺少道德特征。”他的这番话集中反映了美国对待大屠杀的态度。

后继的土耳其政府在21世纪继续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并且起诉任何敢于涉及这个话题的土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