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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绝望地争夺只砖片瓦。

——德国官方伊普尔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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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从马恩河后撤，法国人和英国人除了感到喜悦外还有几分惊讶。但是，他们自己也被打得够呛，感到疲惫不堪，缺少各种作战装备。许多士兵疲惫得不愿动弹一下。一名英国士兵写道：“连续5天没日没夜的战斗，每10个人中就有人被杀，我们精疲力竭，饥渴难忍，躺在光秃秃的大地上，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尽早去死。”确实，他们的大炮没有了炮弹。衡量新式战争持续强度的指标是看炮弹的消耗量，法军最有效的大炮是75毫米加农炮，但是其炮弹的供应严重短缺，法国每天只能生产1万发炮弹，这个产量只是战场需求的20%。

由于有类似于上述的原因，协约国的军队没有能包围撤退中的德军，也没有能占据德国后撤遗留下的巨大空隙。德军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一直撤退到埃纳河（Aisne River），这条河在马恩河北面，是一条从东向西流淌的河流。德军在埃纳河的北岸高地上修建防御工事。此时，协约国的军队才开始发动攻击，但是为时太晚。战斗非常惨烈，英军企图攻占德军的防御工事，但是伤亡惨重，并且毫无战果。“3天前，我们的部队占领这些高地，并挖了战壕，”一名德国军官给父母写信道，“两天前，凌晨，我们受到一股有巨大优势的英军的攻击，大约有1个旅和2个营的兵力，把我们赶出阵地。那些家伙抢走了我们5支枪。我们展开肉搏。我都忘记了自己如何逃脱的。我步行去求援……在炮火的帮助下，那些家伙又被赶出了阵地。我们的机关枪发挥巨大作用；英国人成批倒下……在战斗的头两天中，我只吃了一块面包，没有水喝。晚上，我不穿雨衣站在雨里。我的用具包留在马背上，马和行李都放在后面，不能带马匹到战场上，鼻子一伸到保护掩体之外，子弹就呼啸着过来了。战争是可怕的。我们都希望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战斗至今难以决出胜负。英军和法军失去了迫使德国大撤退的机会。法国最富饶的矿区和工业区还握在德国人手中。

德国人再次对凡尔登发动攻击，攻击失败，没有能占领凡尔登。如果能占领凡尔登，德国人就有了一个长期盘踞马恩河的强大据点。没有凡尔登，法军在马恩河一线是防守不住的。如果德国人被迫后撤，就意味着丧失有价值的战略要地——通往兰斯（Reims）、亚眠（Amiens）、阿拉斯（Arras）的铁路中转站。

英军和法军的总部里洋溢着乐观气氛。约翰·弗伦奇预言英军将在6周后抵达柏林。埃里希·冯·法金汉则较敏锐地看出未来的战争将是长期的，这位53岁的将军，前任战争大臣，最近才替代极度失望的毛奇成为德军的总参谋长（撤换毛奇的理由是他的健康状态不好）。他鼓励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谋求东线或者西线的停战协议，如果德国能与俄国停战，或许可以说服法国也同意停战条款。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表示，华盛顿政府愿意充当调解人。丹麦政府也表达了类似意愿。但是，提出这类的建议实在是太晚了。所有交战国都认为，在没有赢得足够的战果去弥补巨大损失之前，不可能接受停战协议。这场战争变得不仅有能力自我延长，而且有一种自我辩解的能力。

虽然法金汉不如弗伦奇、霞飞那样热情洋溢，但他仍然相信可以在战场上决出胜负。他上任没有几天，就制订出新的攻击计划，并决心在9月底前付诸实施。他有两个目标：第一要纠正德国现有的最大弱点，即暴露在外的右翼，右翼的一端在巴黎北面突出在外没有任何保护。第二个目标是占领安特卫普，那里是比利时军队最后的藏身之地，它还是北面最大的港口，只要比利时人和英国人还占据此地，他们就可以利用现有防御工事打击德军的供应线。

为了解决德军右翼暴露在外的问题，法金汉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继续后撤，撤退到埃纳河至布鲁塞尔一线，甚至到安特卫普以东。但是，这个方案要求法金汉放弃毛奇所获得的大部分战果，严重打击德军的士气，激怒所有德国人。所以，他不敢选择这个方案。实际上，他采取了大胆进攻的策略，把自己的战线沿着索姆河的西面推进，直到大西洋。这个策略有一个可行性条件，只有法军不能防御巴黎以北地区时，这个策略才有效果。如果这个策略成功，德国将控制法国北部，包括通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此外，德军还将有条件从巴黎的东西两侧再次发动对巴黎的进攻。

然而，法金汉有一点很像克卢克和毛奇，他总是想利用手中的资源尽量多做事。为了加强右翼，他命令从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出第六和第七集团军（用两个新组织起来的集团军替代）。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困难；移动一个集团军需要140列火车，但在德军左、右翼之间只有一条铁路线。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延误，法金汉沿索姆河向西的攻势才没有计划中那么强劲；进攻的德军遭遇新的法军第十集团军抵抗而停止了。至此，他的第二个目标安特卫普，似乎变得较容易实现，但实际上，安特卫普的防御堡垒比列日还要强大（由19个最现代化、武器精良的堡垒保护着，周围还有小型堡垒，守军兵力多达10万人）。

在德军把用于攻坚的大炮运抵安特卫普之前，英国远征军代理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建议英军调整战场位置，从目前夹在两个法国集团军之间，转移到法军战线的最左端，那里曾经是英军最初的位置。这意味着，英国远征军将移动到比利时西部的佛兰德斯（Flanders）。威尔逊说，英军的位置这样才符合逻辑，因为这使得英军距离提供后勤的海港近一些。一开始，约翰·弗伦奇反对，觉得两侧都有法军保护是一个优势。后来，温斯顿·丘吉尔说，如果英国远征军在佛兰德斯，皇家海军的大炮就能从海上支持他们，弗伦奇立刻改变了主意。弗伦奇早先是骑兵出身，他认为佛兰德斯开阔的田野能证明骑马打仗的价值，骑兵可以充当先锋，猛地插人比利时，然后再从比利时进入德国。

此时，霞飞反倒犹豫不决了，他害怕英国远征军逃跑。如果英国远征军再次遇到麻烦，或者弗伦奇又想撤回英格兰，靠近海岸使得英国远征军能比较容易地逃跑。后来。弗伦奇宣布，无论有没有霞飞的同意，他都将向北转移。霞飞只能无奈地要求英军转移过程应该是缓慢的、慎重的。然而，弗伦奇的转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使得霞飞开始抱怨弗伦奇的匆忙转移实际上帮助了德军趁机取胜。霞飞认为，德军利用弗伦奇的匆忙转移，沿埃纳河发动了成功的攻击。霞飞还认为，由于弗伦奇霸占了稀缺的铁路线，德国人才获得了机会占领了工业城市里尔（Lille）。法金汉向安特卫普运送军队和大炮的动作惊动了霞飞，霞飞此时意识到自己左翼的危险。他命令由福煦指挥的第二集团军与英国人一起向北进入佛兰德斯。英国远征军的目的地是伊普尔（Ypres）的西面。伊普尔是饰带制造中心，有大量中世纪的建筑。伊普尔向东直抵比利时中部，向西直抵法国和英吉利海峡上的港口，有如此便利的交通使其重要性骤然增加。

德国人开始用大炮有条不紊地摧毁安特卫普的堡垒，这让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加警觉。如果离英格兰如此之近的港口落入拥有强大的海军的德国之手，其后果就不是一件小事了。温斯顿·丘吉尔将现有的海军陆战队组织起来，尽管很小，但丘吉尔要求他们尽快帮助比利时人进行防御。丘吉尔自己也随部队来到比利时，他拜见了比利时国王、王后，会见了比利时军队的指挥官，共同商讨了如何阻击德军。他给伦敦政府发电报，建议授予他英军驻安特卫普指挥官的头衔，取代海军大臣的称呼。据说内阁成员们看到丘吉尔的这份电报时都笑了。这是典型的丘吉尔作风，太喜欢冒险，总是有新花招，永远觉得自己能胜任。然而，基钦纳觉得丘吉尔的建议不荒谬。（基钦纳可不是普通人，他不仅是英国战争大臣，而且是英国军队的象征，就是他的头像出现在征兵广告上，告诉英国年轻人：“你的祖国需要你！”）他非常了解海军大臣，显然丘吉尔的建议吸引他的注意力。他记得丘吉尔是唯一认识到英吉利海峡港口重要性的人，在马恩河战役发生转折时，丘吉尔就提出要加强对港口的防御。基钦纳建议，立刻在安特卫普现场授予丘吉尔中将官阶。但是，英国首相不同意。

连续不断的德军炮火，震撼了比利时人的信心。10月6日，比利时人决定放弃无法坚守的安特卫普，借以保护比利时的军队。于是丘吉尔离开安特卫普，返回英国。一天后，比利时国王率领6万比利时的军队撤离安特卫普。比利时军队此时士气受挫，精神紧张，匆忙向西走，几乎进入法国，他们在伊普尔北面利用流入大海的伊瑟河（Yser River）做屏障形成防御线。与此同时，福煦的军队开始向南扩张战线，英军从西面鱼贯而入伊普尔。德军此时占据了安特卫普。攻下安特卫普，释放出4个军的兵力，可供其他用途。从德国来了一个新军到比利时，新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学生志愿者，几乎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

作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法金汉所面临的困难，要比弗伦奇、霞飞所面临的困难更广泛。宏大的东线是他的难题之一，在500英里（约800公里）长的战线上，德军和奥军的兵力，远不如对面的俄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位坦南堡英雄，正挣扎着应付俄国人的威胁，东普鲁士有俄军的威胁，西里西亚（Silesia）以南地区也有，再往南，受损严重的维也纳军队驻扎的地区还有俄军的威胁。法金汉有两件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德军必须向南运动，与奥地利的左翼相连，必须在康拉德的军队被压垮前提供必要的支撑。其次，由于德军已经没有足够兵力防御所有该防御的地点，所以必须主动发动进攻。一旦俄军发动攻击，就有一种碾碎沿路一切障碍的力量，因而德军必须在其启动前将其摧毁。

兴登堡、鲁登道夫与作战主任马克斯·霍夫曼商量，决定同时解决两个难题，方案是将新成立的第九集团军用火车向南运送到华沙附近，华沙是俄军的作战指挥中心。在那里，德军可以与奥地利的左翼相连，一起向驻扎在华沙的四个俄国集团军发动攻击。此时，俄军总司令正坐镇华沙，此人就是沙皇的表兄大公爵尼古拉·罗曼诺夫（Grand Duke Nicholas Romanov）。尼古拉正计划派遣四个集团军前往西里西亚。德军第八集团军可以继续留在东普鲁士。一贯大胆的鲁登道夫，想同时包揽南面。但是，法金汉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因而加以拒绝。

这些动作构成了第一次华沙战役的准备工作。在250英里（约400公里）宽的战线上，60个俄国师正向由18个师组成的德奥联合部队扑过来。康拉德的任务是跨越加利西亚的桑河（San River）攻破俄国在南部的战线，但是他的进攻失败了。在北线，德军右翼和中路取得快速进展，但倾盆大雨阻止德国进攻有几天的时间。“从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出发，我们强行军，”一名负责军需品运输的军官写道，“最开始的两天，道路还能走，此后变得艰难，因为每天下雨。有些地段原来的路根本看不见了，只有泥泞和沼泽。有一次我们花费了一小时移动一辆四轮马车，装载上军需品，用15匹马拉，走了15英尺（约4.6米）的路程……水深得开始淹没马的身体和马车的轴……有一夜，我们遇到一处完全无法通过的地点。唯一可绕行的道路是一片浓密森林，但要想通过森林需要劈出一条通道来。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们砍倒了500码（约455米）远的树木……在过去8天里，我们每晚都在行军，有一次我连续骑马30小时。那段时间里，我没有休息过。我们回到军营常常是凌晨或半夜。如果我们七个人能睡在一间屋子里铺着稻草的地板上，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一连10天，我都没有脱衣服。在睡了一小会儿后，一切将又从头开始……黄油、香肠等美味，那都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如果能有面包、猪油吃，我们就非常高兴。”

就在德军挣扎向前推进的时候，俄军集结了大量军队，并开始反击。在俄军的不断打击下，德军的左翼逐渐被迫后撤，最后其朝向从向东变得向北，部队似乎也到了支离破碎的边缘。

10月17日，德军看出一个问题，如果不撤退，就有可能被消灭。第九集团军在6天里后撤了60英里（约95公里）。虽然躲开了俄国人了，但德军也损失了4万人。这次战役，德国人最终有10万人伤亡，其中3.6万人战死，奥地利人有4.5万人战死。俄国人从烂泥中把大炮拖出来，尼古拉大公爵开始重新集结湿漉漉的部队，要求部队恢复前进。

就在德国人开始从华沙撤退的时候，约翰·弗伦奇爵士开始向佛兰德斯的东部调动部队。几乎同时，法金汉在相邻的地区向西发动攻击。双方在相遇前几小时，谁都不知道会遇见对方。双方的指挥官都想占领更多的地盘：弗伦奇的目标是途经根特（Ghent）占领布鲁塞尔，而法金汉想占领比利时西部的地区和该地区的港口。双方都意识到，只要不断前进，就有可能找到机会包围对手；双方都盼望实现这个愿望。荣耀似乎就在地平线上。

几乎就在眨眼之间，双方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支英法联军在向根特强行推进中，遭遇法金汉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德国人想砸碎比利时人在伊瑟河的防线，但受到阻击而不能前进。从此，开始了一个月的屠杀，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

德军与比利时残部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之惨烈难以形容，就如同梦魇中的地狱一般。由于佛兰德斯低地是涝地而无法挖堑壕，比利时军队伤亡惨重；德军过河时，不仅受到步兵的射击，而且开进运河里的英国海军战舰把大量炮弹倾泻向德军；冬天渐渐逼近，双方士兵都不仅处于湿漉漉状态，也处于几乎被冻僵的状态，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

比利时国王艾伯特不断鼓励士兵。他是一个好战士，有勇气的年轻人。他有明确的动机：福煦曾严厉地警告他，如果不能坚守住比利时剩余的国土，他在战后将无法保留王位。于是，这位国王命令没有战斗任务的军官站在他划出的线后，无论谁敢后撤，就枪毙谁。

连续几天的德军炮火屠杀了三分之一的比利时人，基本消灭了比利时人的抵抗能力。国王艾伯特打出最后的王牌，他命令打开水闸泄海水淹德军。此时的德军正处于兴奋状态，越来越多的德国兵跨越伊瑟河，胜利似乎就在眼前，无法理解眼见的现实。早晨，水深淹没足踝。德国人以为这是连日降雨的结果，继续猛击比利时军队。午夜，水深淹没膝盖，而且水面还在上升。德军不得不放弃继续攻击的愿望，而且还连夜艰难地把部队撤退到干燥的地段。很快，一条5英里宽、水深淹没胸脯的湖泊将德军与比利时军队分隔开来，双方的战斗平息下来。后来，跨越伊瑟河作战的德军部队被转移到伊普尔附近作战。那里的战斗异常惨烈，士兵们徒手相搏，战场是环绕伊普尔东面、南面、北面的山脊上的村庄。德军的目标是占领那条山脊，攻破协约国的战线，最后包围伊普尔。

山脊上有一个村庄叫韦茨哈特（Wytschaete），自堤防打开后，这个村庄里的战斗就非常激烈。一支来自巴伐利亚的部队想攻占这个村庄，但失败了，上尉霍夫曼受伤严重，躺在德军阵地和法军阵地之间。霍夫曼的一名部下跑出自己的掩体，在敌人的炮火下将霍夫曼抢救到安全地带。这次救援应该算是失败了，因为上尉死了。但是，那名救助者几年后在他的一本臭名昭著的书里宣称，他能毫发无损地活着回来，是命运暗示他在未来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那场战斗结束后，他被授予勇敢者的称号。在阿道夫·希特勒完成他的英勇行为之后几天，德皇威廉把一枚铁十字二级勋章别在他的军装上。

德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同比利时人的战斗。但是，当英国远征军和福煦发动进攻时，却很快被德国人击败。然而，此处的战场没有堤防可供开启，无法将敌对双方分隔开来，借以终止双方的痛苦。战斗没日没夜地进行，双方轮流发动攻击，随着伤亡不断增加，连变成排，作战单位的剩余士兵被乱七八糟地揉合在一起。军官死亡率非常高，有的年轻的中尉眨眼之间便变成营长或团长。

雨继续下，夜晚越来越冷，士兵躺在地面睡觉，因为只要挖洞水就冒出来，战斗仍然进行着。战场是平原，但点缀着村庄，一片一片的树林像贴在大地上的补丁，河流、运河、灌木篱墙向四面八方延展而去。这样的战场比较适合防守，而不是攻击，骑兵难有用武之地（无论在何种战场，机关枪都让骑兵失去胜利的希望）。英军在人数上总是处于劣势，人数有时少得难以取胜，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坚守阵地，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英军有一种在布尔战争中总结出的骑兵战术帮了大忙，这种战术让骑兵跳下战马，像步兵一样战斗。不过，最终拯救英国人的是步枪手的准确性和速度，类似于英国人在蒙斯和勒卡托时的情况。被英国步枪手撂倒的人实在太多，德国人都以为他们面对的是机关枪，而不是步枪。

大战在1914年后半期出现了几次残酷的血腥屠杀，伊普尔是其中最令人痛苦的绞肉机，英国人破坏力极强的好枪法是原因之一，而德国人把没有经验的后备人员丢进战场是另一个原因。数千刚从学校招聘来的年轻学生，有的才只有16岁，在同样没有战场经验的后备役军士和军官的带领下，形成大规模编队，走进英国远征军的射程。那是人肉构造出的墙——根据英国士兵回忆，他们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前进，戴着兄弟会的帽子，拿着鲜花——瞎子的子弹也许都射不偏。他们被成片地扫倒。他们曾经成功地击退敌人，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毫无目的地闲逛，直到敌人发动反击。在伊普尔北面不远，有一个巨型的集体墓穴，数千战死的年轻人被埋葬在这里。墓穴前竖立着一尊雕塑，雕塑中一对父母悲痛地跪着。这尊雕塑作者的孩子，就被掩埋在这座集体墓穴中。

佛兰德斯给交战双方带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一次恐怖跟着一次恐怖。一天傍晚，经过一整天的炮火攻击和步兵交火，一支德军后备役部队以极大的代价将英国人赶出了一个叫博凯（Bixshoote）的村庄。后来，上级传下命令让他们退出阵地休息。由于没有经验，在援兵到来前，他们集合完毕后便撤出了阵地。看到这种情况，英国人迅速赶到，再次抢下阵地。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德军不断企图夺回被放弃的阵地，但都被英国人击退，伤亡情况比第一次夺下阵地时要惨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