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东看，战火在前线燃烧。毛奇指挥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向法国的第四、第三、第二、第一集团军发动猛攻。法军顽强抵抗，德军后撤，法军再反攻。霞飞开始大批量撤换军官。截至9月6日，他撤换了5个集团军司令官中的2个，任命了7个新军长、20个新师长、2个新骑兵师长。许多军官获得提升。费迪南德·福煦被提升为新第九集团军司令官，他在洛林指挥一个军时表现很好，在随后的撤退中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在朗勒扎克领导下做旅长的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由于在与大战早期入侵比利时的德军作战中表现突出，他被提升为师长。

不安变成恐慌。法国政府迁出巴黎到大西洋沿岸的波尔多（Bordeaux）。在如此恐怖、紧急、混乱的局面中，霞飞却能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令人发狂般的沉静。这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大元帅似乎永远不受惊扰。他有一种习惯十分闻名，无论局势如何，精美的午餐后要小睡一会儿，再用一顿精美的晚餐结束一天的工作，然后睡一夜完整的觉（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即使局势十分紧急，他也告诉自己的参谋人员，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他的休息。然而，除了吃饭时间和睡觉时间之外，他总是处于运动状态，坐着由一位国际汽车大奖赛冠军开着的大号旅行车，重复不断地走访他手下的将军们，特别是处于左路的将军。这样，他总能触及正在发生的事件，观察下属的工作情况。他在走访中说得很少，即使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或下属请求帮助时，他也不多说。他的这种缄默习惯，使得许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说他简直就是假装庄严肃穆的白痴，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他榜样式的缄默。有人还把他描绘成一个外表坚硬如岩石，内心却隐藏险恶政治野心的自私小人。他解职下属的方式也遭人指责，有人说他解职下属不看表现好坏，而是看下属是不是威胁到他的地位，或者看下属是否会映衬出他的错误。

但是，白痴从来没有能在类似于霞飞所面临的环境里成功过，局势最终按照他所预想的发展。他曾决定从艰苦鏖战的右翼剥离部队，用火车运送到西线。这个决定的后果意义非常重大。他调遣法军，使与德军右翼对峙的法军从8月23日的17个半师，猛增到9月6日的41个师。于是，霞飞逐渐地获得了军事上的最大优势：绝对的兵力优势。霞飞的决定彰显出毛奇的错误：毛奇不断地从其右翼抽调出大约100万兵力，这使得德军的右翼不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施利芬在死前吐最后一口气时都在强调的宏大的打击兵力，如今被法国的兵力超越。不仅如此，德军右翼的士兵异常疲惫，供给短缺，食品匮乏，因而变得非常虚弱。毛奇所犯的最大错误，也许就是向德军的左翼增兵，左翼没有危险，左翼胜利的战略意义也不大。相反，毛奇应该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他俩才能带来意义重大的胜利。此外，比利时人破坏了几条关键的铁路线，这明显阻止了毛奇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

与德国人不同，法国人得益于在自己国土打仗的优点，充分利用各种交通线。每24小时，就有32列火车抵达巴黎，从东部运送来士兵和武器。

即使此时，霞飞还是无法阻止大撤退。他等待着，观望着。“人们内心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不愿放弃或暂时放弃自己的国土，”他在9月3日写信给战争部长时说，“但我们不能过早地发动攻击，要等待有利的时机。”

此时，毛奇改变了策略，这个改变意义深远，因为这等于毛奇停止了施利芬计划。他命令克卢克和比洛停止前进，原地准备与任何在巴黎集结的法军交锋。其余德国集团军则恢复攻击。第三集团军向南攻击，目标是塞纳河。第四、第五集团军向西进发，目标是凡尔登。第六、第七集团军跨过摩泽尔河，目标是突破法军防线，将法军的右翼包围在凡尔登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胆的包围行动；坦南堡战役将黯然失色。谁也没有信心这个计划能成功。这个突然的大变化，导致德军陷入一个战略困境。德军的左翼只有攻破沿路上法军坚固的堡垒后，才能使毛奇的新策略获得成功。可是，正是为了躲避法军坚固的堡垒，德军才制订了施利芬计划。

很难判断毛奇改变策略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或许他已经绝望地预感到右翼注定失败。前线有源源不断的凯旋报告送到德军总部，总部里的参谋们看了充满喜悦，毛奇一定不相信那些报告。“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他对一位政府官员说，“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胜利意味着必须消灭敌人抵御的能力。数百万人对峙作战，胜利一方将有大量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呢？我们缴获的枪械数目较少，这说明法国人撤退的秩序很好，他们是按照计划撤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

毛奇此时远离前线，也不拥有完整的战场信息，但他的直觉是非常可靠的。

背景：法国指挥官

也许猛然一听会让人感到奇怪，几乎所有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军队的研究都要提及路易斯·劳泽易·德·格朗迈松（Louis Loyzeau de Grandmaison）这个人。格朗迈松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军阶不高，在大战中并没有辉煌的战绩，于1915年阵亡（他的这个结局被批评家们说成是一种只能在诗歌中才能找到的正义）。

但是，格朗迈松确实值得关注。在大战开始之前的三年，他是法军总部作战局的陆军中校，他所做的讲演曾吓得法国将军们浑身发抖。他大肆嘲笑法国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法国军事学说，并提出了一个新学说。他的这个学说很快主导了法国的军事思想。

他的学说，今天被称之为“攻势邪教”，其基本的想法是：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关键就是要有一种竭尽全力、永不言退的攻击性。在1914年的法军内部，谁不接受这个学说，谁就会失宠、被怀疑、被贬到次要地位。所以，称之为“邪教”再贴切不过。

这学说的结果是致命性的，几乎接近于毁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对发动进攻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坚信挥舞刺刀的人有能力战胜任何敌人，在大战初期的几个月里，这些信念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命令法国士兵用身体去对抗德国人的机关枪和大炮，即使伤亡严重到令人感到惊恐的地步，他们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类似的思想在大战前的法国已经流行了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鼓吹，生命力具有神秘的力量，只要法国能控制生命力，就能打败强大、富裕的邻居德国。费迪南德·福煦是另一个鼓吹者，这位有才华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于1908年成为巴黎军事学院的总监。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有征服欲是赢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格朗迈松进入巴黎军事学院的时候，福煦是该校教师，所以格朗迈松是福煦的门徒。仅几年的工夫，格朗迈松就独创出“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的新教条，他比老师福煦走得更远。对早已厌倦听到法国的唯一希望就是防御德国战争机器的法军军官来说，格朗迈松的言辞有一种神奇的抚慰作用，他们感谢格朗迈松的学说。格朗迈松坚持认为，将军的任务就是去征服。这种说法，对法国军官来说听上去简直就是音乐。

1911年，格朗迈松的新学说获得凯旋。那年的7月，也就是格朗迈松掀起震惊后的六个月，未来的战争战略成为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激烈争辩焦点。新任命的总司令维克托·迈克尔（Victor Michel），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些有关未来如何与德国作战的想法。他建议的核心是“在防御中攻击”：如果战争爆发，法军将沿东部边境线在一定距离之处布防，等待德军发动第一轮的攻击（迈克尔预言德军将入侵比利时，这点很感人），然后再决定在何处发动反击。这种战略有几个优点。一是法国人可以根据德军的实际动向派遣军队反击。二是德军为了发动攻击必须集中布置兵力，而法军则自由度较高。但是，对“攻势邪教”的信徒们来说，这样的战略思考就是异端邪说，不能容忍。迈克尔的战略不符合格朗迈松的教条，格朗迈松说：“发动攻击只需要两个东西。一是知道敌人在何处，二是决定做什么。敌人究竟有什么企图，这并不重要。”这些话意味着对战场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式的盲目，但类似的信念在当时很流行。迈克尔只能辞职。格朗迈松成为公众眼里的明星，信奉格朗迈松学说的人成为法军战争策划的主导派别。

此时，需要寻找一个能替代迈克尔的继任者，约瑟夫·加利埃尼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那个后来在1914年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的人。他反对迈克尔的建议，主要不是反对迈克尔的理论，而是反对迈克尔的性格和意图。迈克尔计划在战争期间把后备役士兵推上前线（这种措施，法军的将军们憎恶，但德国人却实施得很成功）。

战争部长阿道尔夫·梅西米打算让受各方尊重的加利埃尼成为迈克尔的继任者，但加利埃尼拒绝了。梅西米要求加利埃尼再考虑几天，加利埃尼则立即予以否定。加利埃尼认为自己太老了，已经有62岁了，健康条件也不稳定，再过两年要退休。他认为自己没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不过，对他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维护自己的正直——他绝对不会把迈克尔赶走后，自己却要去占迈克尔原先的位置。当被邀请推荐别人时，他推荐了保罗–马里·波（Paul–Marie Pau），此人在普法战争中丢掉了一条胳膊，是法军中威望很高的高级将领。然而，保罗–马里·波在政治上不合适，他是天主教徒，当时共和党人怀疑天主教徒密谋恢复君主制国家（福煦曾在天主教修会接受教育，有一个在天主教修会做牧师的哥哥，如果提名也会遇到阻力）。加利埃尼推荐的第二个人是约瑟夫·霞飞，此人没有历史问题，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也不介入政治斗争。霞飞热情地接受格朗迈松的学说，不过，他不爱空想，他其实对任何思想都不感兴趣。他从来没有进入过高级军校学习，也没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而且至今还未有学习高级战略的计划。然而，加利埃尼知道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就在法国向德国宣战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加利埃尼（他跟拿破仑一样祖籍意大利，从科西嘉来到法国）刚满21岁，刚从圣西尔军事学院（St. Cyrmilitary academy）毕业。法国海军陆战队雇佣了他，从此他的命运就与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普法战争中，他做了德军的俘虏。战后，他接受法军任命曾到过西非、加勒比海、越南。他的责任越来越多，官职越来越高。他40岁时成为法国殖民地苏丹的长官。从1896年开始，他担任法国在印度洋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长官和总司令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马达加斯加爆发叛乱，他在镇压了叛乱之后，推行一套新管理办法，从此，马达加斯加变得不仅社会安宁，而且经济繁荣。

法国在马达加斯加有许多项目，其中之一是要为法军建设一个军事基地，1896年，一位比加利埃尼年轻3岁的工程兵开始为加利埃尼做事，负责海军基地建筑工程，此人就是霞飞。霞飞来自法国南部一个有11个孩子的家庭，家庭以制作木桶为生，他因成绩优秀赢得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奖学金，普法战争中德军围困巴黎中断他的学业而参加巴黎防御战斗，毕业后因没有找到一份民用工作而进入军队。他结婚早，妻子死后，主动申请到海外工作。1885年，他成为河内的总工程师。1893年，他在非洲的延巴克图工作，一次部族暴乱，当时的法军指挥官被杀，霞飞成功地带领部队快速镇压了暴乱，这次行动为他赢得声誉，被提升为陆军中校。他于1900年被召回巴黎，加利埃尼5年后回到巴黎，他俩在1911年时都是法军高级将领。

霞飞任总司令一职没让人失望。他改善了法国军队的培训体系，更新军备，改革晋升体制。他的新晋升体制更加强调能力和实际表现，淡化政治裙带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他接受总司令一职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委任出身贵族、信奉天主教、才华横溢的诺埃尔·卡斯特劳为总参谋长）。他同意让格朗迈松及其追随者继续把持负责战争策划的作战部。在作战部的影响下，炮兵的重要性被忽视。作战部的理由很容易理解：战争的最高武器是刺刀，而不是大炮。

法军作战部在1913年5月颁发两组野战法规，第一个针对军和集团军，第二个针对师建制以下的部队。两组法规都浸透了格朗迈松的学说。“战斗首先是道德的搏斗，”法规中写道，“如果征服的欲望没有了，失败随即而来。胜利不归属于遭受痛苦最少的人，而是归属于那些拥有最顽强意志和最强硬道德的人。”格朗迈松的参谋人员还制订了“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彻底抛弃了迈克尔的战略，霞飞随即批准这个计划，并把它作为战争爆发时调遣法军的权威性陈述。这个计划类似于德国的施利芬计划，完全排除了德国入侵比利时西部的可能性，迈克尔在几年前曾说德国入侵比利时是一种无法说明的可能性。与德国的施利芬计划相比，“第17号计划”更加灵活，留给霞飞充分的自由权决定发动攻击的地点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灵活，霞飞肯定要发动攻击，这是毫无疑问的。

“攻势邪教”的信徒们在大战前的几年都有较好的表现。被称为“攻势邪教”的教父的福煦，于1911年被任命为师长，一年后即被提升为军长。大战开始后，没让他担任集团军指挥官是一件奇怪的事，很可能与他的宗教背景有关。格朗迈松被提升为陆军准将，但没多久就战死沙场。

那些对“攻势邪教”没有足够信念的人都没有发达。亨利·菲利浦·贝当是众多受冷遇的军官之一，他是法国战争学院的低级助教，教授步兵战术，他不断地警告人们，士兵的血肉在20世纪的战争炮火中软弱无力，当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他在1914年时已经有58岁，仅有上校军阶，一个地位卑微的局外人，即将退休。即使战争动员和开战也没能改变贝当的境遇。当第五集团军集结时（朗勒扎克是司令官，比贝当大4岁），贝当指挥一个团，仍然维持上校军阶。

加利埃尼就像所有即将离开舞台的演员那样，陷入一种离场前的暗淡之中。大战开始前，他重新认识了迈克尔的观点。迈克尔认为，如果德国想入侵法国，肯定从比利时进入。加利埃尼试着向霞飞和作战部的思想家做出解释，但没有人理睬他。考虑到霞飞将包揽一切责任，加利埃尼回到自己在乡下的家里，开始提前过孤独的退休生活。7月，他的妻子过世。7月的最后一天，战争部长梅西米告诉他，如果战争动员开始，他将是霞飞的副手，而且还要做好接替霞飞的准备。战争动员开始后，他被授予军阶，但没有参谋，没有任务，没有军事情报，没有人给予支持。霞飞显然把他看作竞争对手，让他没有机会看到什么，也没有机会听到什么。所以，加利埃尼，这个瘦弱、戴着小眼镜、蓄着漂亮的浓密胡子、看上去非常滑稽的家居男人，在大战初期孤独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在地图上跟踪军队的运动，内心十分忧虑。

他是一个坦率的人。当危险逼近巴黎时，政府官员开始抱怨霞飞的退却，谈论取代霞飞的可能性，是加利埃尼——那个政客们希望给予最高权力的人——要求人们保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