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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

——德军总参谋长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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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坦南堡战役因其清晰性和简洁性而被视为典范，但巨大、混乱、冗长的马恩河战役却更有名气一些。这不仅是因为马恩河战役拯救了巴黎，而且是因为战役的结束方式十分特别。当时，交战双方中一方决定不继续打了，这才结束了这次战役。

与坦南堡战役截然不同，“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四年后，在同一地点还有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并不是一次巨大的遭遇战，而是在数周时间里一系列惨烈战斗组成的运动战。战役所涉及的兵力不是数十万人，而是高达数百万人，覆盖地域异常广阔。战役的起始日期已经难以确定。一般认为9月5日是开始日期。尽管如此，实际上在8月底的时候就有征兆了，那时正好是德国人在东普鲁士消灭俄军第二集团军的阶段。

8月底，法军和德军的布阵次序与战争开始时完全一样。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还是施利芬计划的右翼，此时在比利时的南面，这支部队决定其他德军部队的步调，就像一座大钟表的时针按照逆时针方向扫向巴黎一样。

在凡尔登（Verdun）的南面，德军的左翼也在向巴黎推进，但进度很慢。在城市，在乡镇，在树林，在田野，在山顶，双方投入无数次战斗，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战斗中被野蛮地杀死，而许多当时激战的战场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在战线的另一端，朗勒扎克和英国远征军甚至不愿停下撤退的脚步与德军战斗，双方的军队都处于运动之中，这变成最显著的战斗特征。巴黎北面的局势变得很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数十万疲惫的法国兵和英国兵固执地向南跋涉，数十万同样疲惫的德国兵紧跟其后，这些兵只是走却不打仗。在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是巴黎城的幻影，那个幻影代表着最高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异常坚固的城堡，在这座城市60英里（约95公里）的周边，布满了防御工事和炮台。比洛抵达巴黎城后的任务是围攻，克卢克的任务是迂回包抄。有几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比洛是否真的能抵达巴黎？即使他能抵达巴黎，他是否能攻下巴黎？德军在普法战争中曾包围巴黎，但没能进入巴黎市区。

施利芬计划预言，在战争动员开始后的第40天，将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爆发。第25天过去了，第30天过去了，局势越来越紧张，随着军队越来越靠近巴黎，士兵也越来越精疲力竭，这些仿佛预示一次爆发即将来临。

双方的指挥员无法感觉到自己能控制局势，实际上他们只能对所发生的事做出反应。德军的总部已经非常谨慎地向西面转移了几次地点，原先在柏林，后来到了科布伦茨，再后来到了卢森堡。克卢克和比洛不断送回好消息，引发了德军总部内的阵阵庆贺。毛奇没有参与庆贺。随着他的军队越来越深入法国境内，他与军队之间的联络却越来越微弱，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霞飞每天都指示法军将领在何时何地与德军作战或吸引德军追击（无线电此时还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通信手段）。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盲目性，知道在拥有前线信息如此少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战役，于是他变得不愿发布命令。朦胧的期待，不可能的预测，每一片信息都非常珍贵，这些使他内心充满了问题。克卢克的部队还有给养吗？即使克卢克能包围巴黎，还有精力能发起进攻吗？据情报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军防御虚弱，目前最好的机会是不是应该在那两个地方？

虽然霞飞失去了大片国土，但他实际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他使得德军的右翼无法与左翼汇拢，迫使德军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他的部队很有秩序：通常后撤是混乱不堪的，但他的部队处于完全受控状态。部队的运动都是按法军总部制定的路线和时间表进行的，运动过程是协调的、谨慎的。

然而，法军不能总是撤退。除非他们敢撤退到巴黎之后继续撤退，这样等于把巴黎拱手送给了德国人。所以，法国人和英国人必须停止后撤而开始抵抗。什么时候，在哪里，是否应该，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高深莫测的霞飞从来不与别人谈论他的计划，也许他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计划。

朗勒扎克的悲观与日俱增。约翰·弗伦奇爵士感觉法国已经失败，不断谈论如何用后撤的方法去节约使用他的小军队，他甚至开始考虑撤回英格兰。此时，真正好斗的只有克卢克，但他的好斗给他的部队带来沉重的代价。他的士兵每天要走20英里（约32公里），每个人携带一支10磅（约4.5千克）重的步枪，60磅（约27千克）重的个人物品，在1914年干燥的夏日太阳下艰难行进。一天行军结束后，士兵们常常分散到田野中，四处寻找肉食和蔬菜，感谢上帝的安排，夏末是收获的季节。他们已经超过铁路供应最远点60至80英里（约95至130公里）了，马匹都累趴下了，供应短缺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德军的骑兵在法国难以运作；河流、运河、森林等障碍使得骑兵袭击变得缓慢、复杂。当他们接近敌人部队时，发现根本无法对抗敌人的机关枪和步枪。运输大炮和炮弹的任务，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恐怖。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处境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是走近自己的供应点和炮台。以巴黎为中心分布的公路和铁路，他们越后撤，条件就越好。

恐惧笼罩着巴黎。政客们质问霞飞是否要永远后撤下去。霞飞不回答。政客们嚷着要他下台。

在朗勒扎克左侧的英国远征军逃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步兵每24小时只许休息4小时，骑兵则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甚至不知道英国人在哪里，或者是不是还应该把英国人看作一个有待考虑的因素。由于弗伦奇撤退得太快，朗勒扎克的侧翼再一次暴露在外。但是，德国人也很难把部队协调好。克卢克超出比洛太远，他发现前面有一个十分诱惑人的目标——朗勒扎克暴露在外的侧翼。8月27日，毛奇再次重复给克卢克的命令，要求他继续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绕过巴黎，然后向东攻击。然而，毛奇此时收到一些简略的报告说巴黎附近有新组建的法军。这就是法军第六集团军，这支部队是霞飞让加利埃尼组建用来保卫巴黎的。毛奇认为，这个新集团军威胁德军的右翼。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8月28日，毛奇给出新命令。克卢克不仅不能与比洛保持一线，而且要稍滞后一点，要排成梯队。但是，毛奇没有提及巴黎方向出现的新威胁，这就使得克卢克看不出新命令的必要性或者说有何意义。如果克卢克要与比洛排成梯队，克卢克必须停止前进至少一天，也许应该向回走。那么，他将丢失打击朗勒扎克侧翼的机会，这个机会有可能撕开法国人的左翼，甚至赢得战争胜利。他决定继续前进，但偏向东南方向，这样虽说不算站在比洛的旁边却可以称得上靠近比洛前进的方向，同时还能追求自己的机会，最后还能算完成毛奇给他的新命令。如果克卢克能消灭朗勒扎克的部队，或者将其向东挤压，给比洛向巴黎进军的方向让出道路，虽说是违反新命令，但在精神实质上还算是满足了新命令的。所以，克卢克在9月3日跨过马恩河，向前推进。他之所以随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新组建集团军在他的西面已经形成战斗力。此外，他错误地判断英国远征军神秘失踪后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杀人机器。

此时，霞飞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要使英国远征军返回战场。为此，他需要弗伦奇的合作，可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位英军指挥官认为法国盟友既不可靠且命中注定要失败。霞飞希望能恢复弗伦奇的信心。霞飞还希望朗勒扎克能在圣康坦（St. Quentin）和吉斯（Guise）附近向比洛发动攻击，借以阻止德军的前进步伐。听说朗勒扎克不愿意，他立刻来到第五集团军的总部，当面质疑自己的朋友。两人见面后，朗勒扎克继续反对，霞飞则以撤职相威胁。有人听到霞飞说：“如果你拒绝执行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了你！”

接着，霞飞来到英国远征军在贡比涅（Compiegne）的总部，弗伦奇把总部设在一个宏伟的城堡中，这里成为英国远征军参谋部的工作基地。在这里，霞飞请求弗伦奇掉转英军的方向，并向弗伦奇保证英军的右翼由朗勒扎克守护，其左翼由新第六集团军守护。弗伦奇拒绝了霞飞的要求。霞飞说自己的部队状态很差，他别无选择，只能将部队带到巴黎南面，进行至少10天的休整。

朗勒扎克开始发动进攻，但进攻很快演变成一场艰难的搏斗。德军重重地鞭打法军的左翼。朗勒扎克又一次说对了，他曾警告说德军第二集团军在法军左翼有压倒性优势。在吉斯，法军右翼部队与德军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各有胜负，就像玩秋千一样难以评价谁是胜方，不过，法军艰难地守住了阵地。在一次危急时刻，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 Esperey）将军救了法军，他有一种过人的勇气，崇拜他的英国兵称呼他是“拼命弗兰基”。当时，他骑在马上，挥舞着长剑，举着迎风飘展的团旗，招呼乐队演奏《马赛进行曲》，带领士兵发动了一次极具戏剧效果的反攻。德军也有自己的光荣时刻。普鲁士第一步兵警卫团，是一支德军精英部队，丝毫不输于德军中的任何一支精英部队，但被法军击退，临近崩溃的边缘。普鲁士亲王埃特尔·弗里德里希（Prince Eitel Fredrich），是德皇威廉六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他受命于危难时刻，开始指挥该团。他敲打着鼓，带领着重新集结起来的部队实现一次成功的反击。战后，亲王还活着，但该团原团长的儿子战死了。双方将军的年龄大都有50岁到60岁了，他们的儿子也都是战士。随着战争的延续，组织进攻和防御的年轻官兵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许多将军的儿子战死沙场。

在吉斯，朗勒扎克发现自己的两翼处于危急之中，不得不撤退。比洛虽然遭受严重伤亡，但还是向毛奇报告胜利。比洛决定停止攻击一天，并让克卢克向东运动，靠近自己。虽然克卢克更加急于攻击朗勒扎克的侧翼，但还是同意了。霞飞最终同意了朗勒扎克后撤的决定。由于没有英国远征军的协助，他缺少兵力在德军面前站稳，其实他只想要绝望之中的一个立脚点。

弗伦奇显然在顽固地执行他离开英格兰前基钦纳给他的指令：要把英国远征军视为独立于法国人的军队，一定保护好这支军队不被歼灭。尽管弗伦奇很担忧英军的命运，但英国远征军的状况并非真的那么绝望。史密斯–多林领导的军团在蒙斯和勒卡托受到重创，这支部队确实难以执行新任务。但是，黑格手下的部队还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战斗。事实上，黑格已经同意朗勒扎克的请求，带领他的部队到吉斯参加战斗，但行动前被弗伦奇制止。朗勒扎克有一种深深受骗的感觉。

英国远征军指挥官弗伦奇在给伦敦的报告中，除了大谈特谈自己对法国人失去信心外，丝毫不谈他自己军队的行动计划。英国内阁是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的一些所作所为的，比如他拒绝向霞飞提供帮助，又比如他计划躲避到巴黎后面，又比如他正考虑撤退到海边。基钦纳发电报要他解释。弗伦奇回复说他确实撤退到塞纳河南面，他在电报中还说：“我对法军领导人是否能领导这场战役的信心正在迅速消失。”基钦纳马上回电说：“请马上同意霞飞将军有关这场战役的计划。”弗伦奇在回电中再次发泄对法国同盟的轻蔑，强调英国远征军还未准备好应付未来的战斗。弗伦奇电报中有一句显得格外傲慢，他说：“你最好相信我，让我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也许，就是这句话激起基钦纳的怒火，他穿上陆军大元帅的制服，连夜乘坐驱逐舰跨越英吉利海峡。

第二天下午，基钦纳、弗伦奇、霞飞在英国驻法使馆见面。霞飞告诉两位英国人一个最新的进展，大量的士兵坐火车从东面到达巴黎，这些士兵可以组成两个集团军——除了第六集团军外，还有一个新第八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将布置在第五军的东侧。他认为，德国人很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新部队，肯定不知道有新的法国军队将被布置在他们的右边。所以，如果英国远征军向前运动，很有可能逆转这盘游戏。弗伦奇则继续争辩、抱怨、抵制。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坦白，他不仅对英国的盟友法国人没信心，更对基钦纳的突然出现感到非常生气。他认为，基钦纳利用法国人降低他的价值。此外，他还觉得基钦纳穿元帅制服是在侮辱他，因为他现在代表英国政府，不代表英王，所以基钦纳应该穿便装才正确。基钦纳把弗伦奇带入另外一间房间。他俩在那间房间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根据弗伦奇后来描述，他让基钦纳自己来干一阵子指挥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但他俩谈完话后他发现这建议不可能实现。当基钦纳和弗伦奇再次出现时，争执没有了。弗伦奇准备带着英国远征军向北运动。

霞飞来到第五集团军总部，他带着自己的老朋友朗勒扎克走到附近一所学校的院子里散步。霞飞在散步中解除了朗勒扎克的职务。朗勒扎克也许曾经拯救过法国，他是第一个理解德国人入侵比利时动机的人，他用自己的部队阻挡施利芬计划的右翼，他是法军集团军司令官中唯一不拿士兵生命做无谓牺牲的人，他承受了德军的一次接一次的打击，他的部队在沙勒罗瓦和吉斯有很好的表现，在撤退中的部队次序很好。但是，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可牺牲的物品。真的是像霞飞所宣称的那样，朗勒扎克因太疲惫而无法果断地指挥部队了吗？难道是霞飞无法容忍自己部下的判断比自己更正确？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朗勒扎克恨弗伦奇，而同时弗伦奇也恨朗勒扎克。霞飞只能尽量满足英国人的要求。朗勒扎克的替代者是弗兰谢·德斯佩雷，也就是英国兵特别喜欢的那个“拼命弗兰基”。这样的结局一点都不让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