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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恐怖的8月。

——亚瑟·科南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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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此时已经到了法国，却不太清楚德军的去向。即使德国人就在他眼前，他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战。

弗伦奇，就是那位在卡勒兵变中辞职的皇家总参谋长，此时带着令人敬畏的陆军大元帅、战争大臣基钦纳伯爵（Field Marshal Earl Herbert Kitchener）的亲笔手谕来到了法国。然而，基钦纳手谕的内容却不是弗伦奇这个职位的人想要的。手谕没有要求弗伦奇全力追击德军并与之交战，就好像英格兰从来不期望胜利、盟友法国人没有处于绝望状态不需要最大限度的支持似的。

事实上，弗伦奇发现手谕与他的期待相反。他被告知，必须节省使用英国远征军，因为这支军队占用英国大部分的常规部队，有5个师的兵力，包括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显然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将部队伤亡降到最低限度。”基钦纳写道，“我希望你清晰地理解这支军队是完全独立的，你不必接受任何同盟军将军的指挥。”换言之，弗伦奇不能指挥这支军队去冒险，不能把自己看作霞飞、朗勒扎克，或其他法军将军的下级。基钦纳用这种方式制造了大量的问题。

的确，英国远征军比法国和德国部署在西线的巨大军队小了许多，似乎有被忽视的危险。愚勇有余的德皇威廉，为了激励德军争取胜利，称英军为“可怜的小军队”。但是，英国远征军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接受过良好的培训，纪律性极高，经常被送到英国海军都无力触及的天涯海角。这些士兵渴望战斗，有极高的精神素养。大部分普通士兵是职业军人或英国城镇里的穷人，他们对团队的忠诚和相互之间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帝国荣耀的浪漫追求，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们不敢开玩笑。德皇的奚落传到他们的耳中，于是他们开始称自己是“老可怜”。当他们乘坐货轮刚从南安普敦抵达法国的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时，听到簇拥在港口的人群高唱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数千英国兵与法国人群对唱起来，他们没有唱英国国歌《上帝保佑我王》，却唱了一首供行军时娱乐用的粗俗歌曲。法国人边看边听，面带虔诚，有的还把手放在胸前，就好像这首一个词也听不懂的歌曲是英国国歌似的。

英国远征军先在比利时南部集结，然后于8月20日向北移动，目的地是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的左翼，形成并列阵形。8月21日，当比洛的德军第二集团军在桑布尔河附近的沙勒罗瓦（Charleroi）对朗勒扎克的部队发动攻击时，英国远征军正在行军中。弗伦奇在得知法、德两军交火的消息后，立刻命令第一军团（贺瑞斯·史密斯–多林爵士指挥的两个师）进驻离沙勒罗瓦8英里（约13公里）远的蒙斯（Mons）。英军占据了蒙斯，便能保护朗勒扎克的侧翼。

第二天，德军和法军在桑布尔河边交替地向对方发动攻击（鲁登道夫恰巧是比洛的参谋，他组织部队抢占了桑布尔上的一座桥梁）。一队英军侦察兵与从北面来的德军骑兵相遇。德军骑兵后撤。精明的英军马上下马，开始挖战壕，等待史密斯–多林的主力步兵增援。他们不知道明天日出时德军将如何攻击，但他们知道自己手中只有步枪，此时只能尽最大可能做好战斗准备。

德军第一集团军就躲在英军对面的黑暗之中。德军指挥官克卢克（英军业余歌词作者特别喜欢他的名字）只知道自己的侦察兵遭遇了一些有武器的骑马人，侦察兵说这些骑马人是英国人。克卢克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发现，他判断英军主力要么还没有抵达法国，要么还距离很远。似乎没有必要立刻发动攻击。

此时，克卢克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失落，因为他不想来此地，实际上他也不应该来此地。比洛为人比较慎重，最近才被任命为克卢克的上级领导，比洛的部队在克卢克的左翼。与法军类似，德军也处于学习如何管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的阶段，他们还没有看出为自己巨大的右翼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指挥结构。法军和德军都没有看到集团军之间需要协调，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不能依靠让某个集团军司令员去指挥其他集团军司令员。由于人类天性的作用，每个集团军的司令员必然总是优先考虑自己集团军的目标和需要。

粗犷的克卢克与精细的比洛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克卢克想要向右摆得更远，要远远地包抄法军，比洛坚决要求克卢克靠近自己，于是比洛居中、克卢克在右、马克斯·冯·豪森（Max von Hausen）的第三集团军在左，三军一起对付朗勒扎克。克卢克抗议这种做法，但抗议无效。比洛是一位非常可靠的职业军人，长期充当德军高级职务，10年前曾有机会成为施利芬的后继者，后来败给毛奇，原因很可能是他比较偏爱直接攻击法国，而不是像毛奇一样比较偏爱采取包围法军的办法。比洛在1914年8月采用的方案，是典型的常规战法。如果他与朗勒扎克对峙，克卢克和豪森将保护其侧翼，然后伺机从侧翼包抄朗勒扎克的。但是，比洛的正统战法将使德军丧失巨大机会（如果在1905年让比洛而不是毛奇负责战争计划，大战将有一个不同的开局）。如果允许克卢克按自己的意愿行动，他将不仅围绕法军，而且要围绕英国远征军。他有可能进攻史密斯–多林的侧翼，并将其击溃，然后将被击溃的英军推挤入朗勒扎克的侧翼。这个可能性的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朗勒扎克溃败——任何一个法军集团军溃败也一样——西线的战事将迅速结束。克卢克不断抗议，甚至向毛奇诉求，都毫无结果，他只能听从比洛的命令。按照比洛的命令，他将头对着头地与英军最强大的部分撞上，而不是英军最弱的侧翼。他没有连夜发动攻击，这给英军准备防御的时间，原因是他不知道面前的敌人要比小股流浪骑兵危险得多。

8月23日的早晨（日本对德国宣战之日），克卢克命令炮火轰击挡住自己去路的敌人阵地。9点30分，炮火结束，他认为面前的敌人已经处于混乱之中，于是命令攻击。德军立刻遭受猛烈的射击，射击的强度之大以至于德军认为敌人在使用机关枪扫射。德军不断发动进攻，但每次都被击退。大量杀伤德军的是英军已经训练多年的步枪射击法。英国远征军的士兵都拿着李–恩菲尔德0.303英寸步枪（Lee Enfield 8毫米步枪），这种步枪的弹匣能装10发子弹，弹匣装卸相当容易，经过训练的士兵们能每分钟瞄准300英尺（约91米）开外的目标射击15次。大部分士兵能做得更好。士兵定期给予足够弹药进行训练，射击成绩好的士兵能获得现金奖励。这些训练措施都是南非战争后引入英国的。在南非战场上，英国兵发现布尔人的游击队的枪法比自己要好。

双方激战一天，几乎是寸土必争。德军的兵力远远超过英军，英军不得不后撤。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史密斯–多林的手下有1600人阵亡，德军损失5000人。克卢克的部队休战一天。一天的时间，应该不算什么。但是，这意味着德军有可能被阻止两天、三天……毛奇的计划将开始分崩离析。

太阳下山后，由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第二军团与史密斯–多林的部队会合。英军再次修建防御工事。然而，在夜里，一名法国联络官抵达英军指挥部，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朗勒扎克的部队没有坚守沙勒罗瓦的阵地，已经后撤了。这样，英军的右翼就暴露在外了，在别无选择下只能也后撤。弗伦奇非常气愤，他认为朗勒扎克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实际上，法军很可能因朗勒扎克此举而得救，而且应该算是法军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做出的高明战术。弗伦奇来法国参战前就轻视法国人。此后，他对法国人的轻视变成毫无根据的藐视。

这场战斗之后，出现一些非常美妙的传说。有人说，当英军在最危险的关头时，一个宏伟的身影出现在天空，双臂举起。另一些人说，他的手指向胜利的方向。还有一些人说，他在英军撤离后将德军拖住。他就是人们常说的蒙斯天使。更富有色彩的传说是阿金库尔弓箭手。在中世纪，离蒙斯不远的阿金库尔，英国的弓箭手击败穿着厚重盔甲的法国武士。在499年后，有人发现德军士兵在蒙斯被弓箭射穿身体而死。

当然，这些传说都不是真的，均是新闻记者发明出来的。这些传说早就有，这些新闻记者谁也没有见到过天使、弓箭等。

德军于8月24日早晨恢复进攻，准备迎接更顽强的抵抗，但他们没有发现英军，只有被抛弃的战壕。德军快速追赶，两天后，于8月26日在勒卡托（LeCateau）追赶上史密斯–多林的部队。由于条件艰苦，史密斯–多林的部队此时已经非常疲惫了，难以按照弗伦奇的命令立刻摆脱德军，继续撤退。此时，他仿佛就是寓言中的人物，被恶毒魔鬼控制着，既不能前进，也无法逃脱。于是，他只好组织起一个殿后部队，令其与大部队维持最小距离而不被德军包围。勒卡托的战斗演化成一个比蒙斯更大、更血腥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5. 5万英国士兵阻止了14万德国士兵的进攻。最后，德军感到必须让部队撤下来进行重组，英军此后才又继续后撤。英军有8000士兵伤亡（比惠灵顿在滑铁卢的伤亡还多），损失36门大炮。英国远征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恶化了。弗伦奇一直不喜欢史密斯–多林，很不愿意让史密斯–多林指挥军队，此时坚决认为史密斯–多林是在故意违抗军令。另外，史密斯–多林则认为黑格在蒙斯和勒卡托都贻误战机。后来，英国的宣传机构竟将勒卡托之战当作胜利来欢庆，这表明英国人的绝望心理。然而，英国逃跑时还能保持完整性，这才是唯一值得庆贺的事。

在西线的其他地区，德军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德军先阻击法军的攻击，然后发动高效的反攻，德军的伤亡数也比法军少。德军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士兵多；我们知道，法、德双方的兵力大体相当。德军右翼也没有明显的兵力优势。例如，法国人在沙勒罗瓦进行了一次反攻，其结果是德国人的3个师不仅阻止了朗勒扎克的9个师，而且最终迫使法国人后撤了7英里（约11公里），被击退的法军实力其实很强，其中包括了10个殖民地精英团，这些来自法国殖民地的精英团的实力与英国远征军的精英部队类似。那么，德军的胜利是德军做对了一些事吗？还是法军做错了一些事？或者是两种原因都有？

答案是两种原因都有。即使面对连续的失败，法军将领们还是不断地驱赶法国兵攻击德国人，无论战场的实际情况有何不同，无论这种攻击的后果有多么可怕，他们还是不断地照样重复。朗勒扎克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在攻击沙勒罗瓦前犹豫不决，原因是他的两个军团指挥员坚决反对。霞飞手下的其他指挥官们坚信，法军应该发动攻击，不应该像蚯蚓一样在地底下蠕动。他们要在刺刀尖上赢得胜利，而不是靠将炸药包装钢铁里然后投掷到天空中去获得胜利。德国人则不同，他们身手机敏，一旦遭遇敌人，立刻挖掘掩体，等待敌人进攻，然后用手中的武器扫倒进攻者，他们不仅使用步枪射击，也使用每分钟能射出600发子弹的大口径机关枪扫射，而且还使用火炮（加农炮自始至终都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当攻击者撤退后，德国人将继续用野战炮发射榴霰弹和装有烈性炸药的炮弹惩罚敌人。然后，德国人从掩体中钻出来，四处追击敌人。从战争开始，德国人就比英国人更会使用防御工事，每个士兵都携带着战地工程师分发的锄头、铁铲。德国人在蒙斯、勒卡托的战斗中有浪费士兵生命的现象，在后来更大的战斗中同样也有，但德国人在1914年西线上的伤亡人数远远少于法国和英国，这归功于德国人高明的战术。

虽然法国士兵伤亡惨重，却没有带来任何战果。英国作家亚瑟·科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称1914年的8月为“历史上最恐怖的8月”。霞飞将军在总结战况后发现，必须抛弃法军的军事教条“攻势邪教”。他在8月24日痛苦地宣布，法军从今以后“被迫采取守势，必须利用堡垒和天然障碍，尽可能长久地防守，同时利用一切机会磨损敌人的优势，最后寻机恢复攻势”。他命令自己左翼的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开始所谓的“大撤退”。在炎热的酷暑中，成千上万疲惫的法军士兵向南跋涉。英国远征军也随法军后撤，在13天里后退了190英里（约305公里），有一个营甚至在36小时里逃跑了55英里（约88公里）。

霞飞命令创建一个新集团军，用以延长其左翼。关于新第六集团军的任务，霞飞说：“在规定时间内，当其他几个集团军把敌人包围住时，它能发动对敌人的不断进攻。”但是，这个新集团军被部署在巴黎附近，其防御性质不言自明。德军在勒卡托击退朗勒扎克的部队之后，继续追击，巴黎政府开始意识到巴黎城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法国战争部长阿道尔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仔细检查了巴黎的防御状况，实际情况让他感到震惊。由于法军对攻击的迷恋，几乎没有注意防御问题，巴黎的防御工事少得可怜。

梅西米没有求助于霞飞，而是去找了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Joseph Gallieni）求得帮助，梅西米邀请加利埃尼担当巴黎市的军事长官，组织巴黎的防务，并承诺给予近乎独裁者的权力。在大战开始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加利埃尼接受了邀请，不过提出一个条件。他说，不仅巴黎的卫戍部队归他管，而且当德国人接近巴黎时有能力对德军进行攻击的机动部队也要归他管。他估计这需要6个军的兵力（1个军有2个或3个师，2万人左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梅西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实际上，只有霞飞有权决定军队的调动。针对加利埃尼和法国政府，霞飞没有兴趣提供帮助，甚至连听取意见的兴趣也没有。

尽管如此，加利埃尼立刻开始工作，准备迎接德国人对巴黎的围攻，他命令准备大量的家畜以解决食物的需要，修建新的战壕，部署炮火，拆除影响枪炮射击的建筑物。随着这类工作进展，人们开始质问这些工作为什么不早做，巴黎因此而陷入一次政治危机，政府垮台，梅西米被撤换（部分原因是他拒绝将霞飞解职，这确实有些讽刺意义）。他接受预留给他的委任，去前线做了一名少校。加利埃尼最终获得他要的机动部队，就是霞飞的新第六集团军，这个集团军还正处于集结之中。集结中的部队大多数来自西线的东部，那里战况趋于稳定，这些部队坐火车进入以巴黎为中心的防御圈。他们已经与朗勒扎克和英国远征军完全失去联系，还不能马上进入作战状态。霞飞的意图很明显，为了平息来自政府的批评，他宁愿让加利埃尼临时管理他们。

大量的德国兵跟随在撤退的法军后面行进，有时甚至糊里糊涂地同法军并排行进，德国兵非常疲惫，但同时又很兴奋，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驱赶着法国人逃跑，胜利仿佛就在前头。霞飞计划把法军撤退到索姆河（Somme River）一段东西向的河道后就停止撤退，然后就地等待时机反扑。然而，霞飞的这个计划并不可行，因为德军紧紧地跟随着法军抵达索姆河。法军别无选择，跨过索姆河，继续后撤。

没有人了解前线的详细情况，甚至总部的将军也不知道。英国和法国的报纸向读者提供了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描绘野蛮的德国人如何以卵击石，置身于勇敢的文明卫士的刀枪下进行大规模的自杀。在德国的报纸上，德国人被描绘成文明卫士，正在勇敢地向蓄谋破坏德国的国家开进，占领他们的土地。只要一场战斗不是彻底的失败，交战双方就都视之为可以庆祝的理由。每一次后撤，要么被描绘成聪明的战术安排，要么忽略不理。记者不许去前线。即使是高级指挥员，大量鱼目混珠的战况报告也让他们失去了解真相的信心，他们不知道敌人在做什么，不知道哪一方杀敌较多。

由于英国远征军和朗勒扎克的军队慌忙逃跑，毛奇的许多参谋官感觉西线的胜负已成定局，他们开始宣传西线的“大胜利”。比利时已经牢牢地握在手里。德军右翼已经进入法国领土，施利芬计划进展顺利。德军第四、第五集团军打败法国人在阿登高地的攻势，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在东南战场不断报告有新斩获，已经收押了数千战俘和枪械。鲁普雷希特继续迫使毛奇给他更多的军队加强自己的优势。毛奇满足了鲁普雷希特的要求。此外，毛奇还派遣3个军和1个骑兵师到东普鲁士。这些都是毛奇所犯的致命错误。此前，毛奇还犯过两个大错，其一是派遣2个军去围攻安特卫普，其二是派遣1个军围攻法国人设在莫伯日（Maubeuge）的据点。这些错误加在一起，致使德军右翼兵力大量减少，从17个军减少到12个军，这相当于减少了27.5万人，还不包括伤亡人数。施利芬把赌注都押在右翼这个“铁锤”上，但毛奇使之萎缩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霞飞正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铁路将其右翼的士兵转移到左翼。即使德国人继续向前开进，从兵力的角度看，西线局势也逐渐地对法国有利起来。

许多人批评毛奇向东普鲁士增派部队的决定。但是，毛奇的决定并不难理解。他有很充分的理由不仅对东普鲁士的局势保持警惕，而且对整个东线的局势保持警惕。他知道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彻底失败了，他是反对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的，他反对的理由是正确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所有军队都应该用于对抗俄国人。他也知道有大量的俄军正在塞尔维亚北面的加利西亚平原（Galician plain）作战，如果奥地利在那里也以失败而告终，康拉德将处于绝望地步。东普鲁士的德军指挥官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向他报告东普鲁士的局势已经很糟，普里特维茨是一个肥胖的老人，有足够的明智，但缺少实战经验。他名下的第八集团军有13.5万名士兵，一共11个未满员的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大约是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以1914年的标准看，德国第八集团军的规模算是小的。与其对阵的是两个超大规模的俄国集团军，兵力数远远超过德国第八集团军。俄国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是保罗·冯·莱宁坎普（Pavel von Rennenkampf，俄国贵族和高级军官中有德国人的姓很少见），他首先带着部队越过边境从东部进入德国境内。此后，他一路直行，攻占城镇，烧毁容克人的农场，他与普里特维茨的部队先后在施塔卢珀南和贡宾相遇。贡宾战斗开始后不久，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Alexander Samsonov）将军指挥的俄国第二集团军从南部进入东普鲁士，这个集团军大约有14.5个师的兵力、4个骑兵师、1160门大炮。普里特维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毛奇打电话说他打算放弃东普鲁士。如果留在东普鲁士不动，他害怕萨姆索诺夫将从后面包抄他的退路。一旦包围成熟，等待德国第八集团军的结果就是被消灭，那样德国将在东线失去防御能力。他说，除了后撤到南北走向的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之后，别无其他选择。毛奇没有提出异议。放弃普鲁士的发祥地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如果失去了第八集团军，德军在法国所取得的一切战果都变得毫无意义。

此时，普鲁士的发祥地深深地陷入战争之中，甚至比德国其他地区更直接地陷入战争之中。入侵者难免与居民发生冲突，双方施暴不断。英国人约翰·莫尔斯（John Morse）当时正在俄军任职，他后来写下他看到的暴行。“哥萨克人强烈厌恶做俘虏，”他写下自己的耳闻目睹，“我知道好几个哥萨克人宁可自杀也不愿落人德国人之手。根据我们获得的报告，德国人非常讨厌哥萨克人，抓住哥萨克人后，施以酷刑，然后杀死他们。农民照样对落人他们手中的落伍士兵没有怜悯之心。农民用稻草叉子杀人；边境双方的妇女也喜欢这种致命武器，许多纯种条顿人就是被稻草叉子戳死的。”

毛奇的参谋们开始给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军团指挥员打电话。那时的电话技术水平较低，打电话非常费力，需要耐心等待连接，对着话筒大喊，难以理解对方微弱、嘈杂的声音。毛奇的人打电话就谈一个问题：撤退果真必须吗？四个军团指挥员的回答是一致的：第八集团军不必撤退，也不能撤退。前线指挥员的回答报告给了毛奇，毛奇的结论是普里特维茨已经丧失了勇气，不能继续指挥部队了。

几乎同时，普里特维茨也改变了主意。说服普里特维茨的是他的参谋陆军中校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他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特别爱喝酒，有反普鲁士倾向。德国进行战争动员时，他刚从阿尔萨斯调入第八集团军。说服普里特维茨改变主意，这是他变成伟大战术家的第一步。他只用地图和罗盘，便让普里特维茨看到萨姆索诺夫的位置已经比德军主力更靠近维斯瓦河，所以想干干净净地逃跑已经不可能。他谈了自己的一个新构想，德军不必撤退，而是应该去打败俄国人的两个集团军。首先，德军要再次打击还停留在贡宾地区的莱宁坎普的部队，莱宁坎普很显然正在该地对参战部队进行重组。根据霍夫曼的计算，在打败莱宁坎普后，德军只需最多几天的时间就能补充战斗减员，从而转身对付萨姆索诺夫。

普里特维茨恢复了镇静，他同意不必撤退。但是，他修改了霍夫曼的计划。他决定不打莱宁坎普，直接攻打萨姆索诺夫。速度就是生命——在两个敌人合拢前，必须先击败其中的一个，以免使敌人变得强大得无法对付。理智告诉普里特维茨，希望自己的部队在几天里战胜两个强大的敌人，实属过分要求。

然而，普里特维茨在备战过程中犯了两个错误。由于十分兴奋，他竟忘了告诉霍夫曼和其他参谋曾向毛奇要求撤退。另外，他在决定不撤退后，又忘记把这个消息告诉毛奇。毛奇此时还以为第八集团军已经开始撤退。

毛奇害怕第八集团军战败，所以想找一个解决之道。他想起1913年之前一直充当自己最重要的参谋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如今的鲁登道夫已经是列日之战的英雄。“除他外，我不会对任何人有绝对的信任。”毛奇说。于是他下令让鲁登道夫加入第八集团军，但不是担任司令员，而是参谋长。毛奇认为，鲁登道夫做集团军司令太显年轻，资历也不够，不能给一个暴发户式的平民太多的东西。

去东普鲁士的路上，鲁登道夫中途在科布伦茨（Koblenz）停了一下，拜会了毛奇，他俩一致认为东普鲁士的局势还未希望全无。鲁登道夫建议应该在俄军的两个集团军合并前加以各个击破，毛奇表示同意。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用相同的方案，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便分别说服了毛奇和普里特维茨，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什么惊人之作。德军参谋部早就在认真考虑东普鲁士的防御问题，已经预测到俄国人将从两个方向到达，从而准备好了相应的计划。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建议其实就是基于已有的考虑，毛奇和普里特维茨同意他俩的建议其实就是在核准那个已经形成的考虑。

离开科布伦茨前，鲁登道夫去拜见德皇威廉。德皇威廉授予鲁登道夫蓝玛斯克勋章（德国授予军人的最高勋章，比铁十字勋章的级别要高，腓特烈大帝创立并命名），并告诉他第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已有任命，是已经退休年龄高达67岁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他为人稳重，比较了解复杂的东普鲁士地形。鲁登道夫随后登上一列特别快车向东飞驶，中途停下让他妻子登上列车一道旅行。兴登堡在凌晨4点在汉诺威登上列车，他穿着过时军装，那身军装是他两年前退休时留下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简短交谈了几句，鲁登道夫大概描绘了一下他与毛奇讨论过的计划，然后他要稍微睡几小时。

列车在第二天早晨抵达东普鲁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有许多工作要做。兴登堡通知普里特维茨，他已经被置于德军的停职名单中，立即有效。普里特维茨是兴登堡妻子的表兄。与此同时，鲁登道夫召开一个情况介绍会。会上，霍夫曼介绍了他的计划，并解释了计划的执行情况。鲁登道夫表示同意，并没有做任何修改。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相识已久，他俩早年甚至住在同一间寝室里有四年之久。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人，但相互尊重对方的能力。他俩相互协作融洽。

局势极度紧急，因为第八集团军必须双线作战。东普鲁士的地形复杂，有像人脸上麻子一样密布的湖泊、沼泽，有像装饰钉一样四处矗立的树林和山丘，大部队运动极为困难，特别是靠近俄国的边境地区。沿着南北走向，有大量的不规则水域，被称为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莱宁坎普的部队在马祖里湖区的北面，而萨姆索诺夫在南面。这两支俄国部队向西走才能会合，中间是德军，此时德军已经在马祖里湖区西部驻扎，随时可攻击两支俄国部队中的一支。德军还有一个地理优势，他们每年都来此演习，并铺设了铁路为日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显然，俄国人应该毫不迟延地会师。如果俄国人果真会师了，德国第八集团军肯定前景暗淡。另外，德国人很显然也需要极为小心。如果攻击俄军的一支，就必须留下足够的部队殿后，防备另一支俄军从背后攻击。德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做到这两件事，答案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