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时——8月25日，在这一英军从蒙斯撤退的日子，也在这一克卢克恢复向巴黎进发的日子——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小事，但有些国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这件奇怪的小事，非常类似于当年美国内战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人在马里兰的一条街道上发现包裹着一包香烟的纸，这张纸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发出的攻击北方的命令。这个发现直接导致罗伯特·李攻击的失败。在东普鲁士发生的类似事件中，一名俄国军官在一次小冲突中被杀死，从他身上发现两个俄军集团军的行动计划。这种好事简直让德国人不敢相信，但是计划的真实性不久被一份破译的俄军电报所证实。

德国人手中的情报显示，萨姆索诺夫计划继续西进，但是，如果莱宁坎普不想跟进，俄军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距离就会因而加大。德国人以前不知道吸引萨姆索诺夫前进的原因是萨姆索诺夫发现他前面的一个德军步兵军团后撤了。这个后撤本是德军的一次小战术调整，这个军团的指挥官决定将自己的部队转移到一个比从前位置更好的山脊上。但是，萨姆索诺夫认为德军败退了。他想向前加压，驱使德军后撤，试着冲散德军。德国人破译的从萨姆索诺夫指挥部发出的电报，告诉德国人他前进的确切方向和时间表。电报还要求莱宁坎普跟进与他会师。

莱宁坎普的回电说明，他此时有其他的安排。他不知道在贡宾向他发动攻击的德军哪里去了。他猜测德军向北撤退了，撤退到海岸城市哥尼斯堡（Konigsberg，普鲁士国王在此地加冕）了。他打算朝这个方向前进，所以没有必要跟随萨姆索诺夫；他不认为有德军主力在他和萨姆索诺夫之间。如果他能围攻哥尼斯堡，并将德军第八集团军困在其中，东普鲁士则失去防御能力。然而，他不急于行动，因为他还不知道德军走了多远。莱宁坎普无法知道，毛奇早就警告过普里特维茨，不允许第八集团军在哥尼斯堡作茧自缚。

对德国人来说，局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萨姆索诺夫单独运动，他招引德国人准备一个陷阱让他陷入。莱宁坎普拒绝跟进，这意味着他无法去营救陷入陷阱的萨姆索诺夫。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一起使德国人不必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了。德国人此时可以倾其所有攻击萨姆索诺夫了。

鲁登道夫与霍夫曼结束首次会议后便乘车去见兴登堡，俄国人的电报就交到霍夫曼的手里。霍夫曼将电报交给少将军需官格鲁纳特（Grunert），希望能用这封电报证明可以把整个第八集团军调遣去攻击萨姆索诺夫。格鲁纳特表示怀疑，因为太美好的东西让人不敢相信。格鲁纳特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俄军指挥员违反了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分散兵力的基本军事原则。

在这个关键时刻，霍夫曼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虽然拥有较低的官阶但还能说服格鲁纳特的人。霍夫曼是俄国军事问题专家，他曾在10年前以战场观察员的身份被派往日俄战争的战场。在那里，他观察到战场上的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在满洲里火车站，他亲眼看到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这两位俄国将军动手打架。霍夫曼这次偶然的惊人发现，是日俄战争的一个小传奇。尽管现在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霍夫曼确实知道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属于俄军中的不同派别，相互之间非常不友好。霍夫曼坚信，他俩谁也不会帮助对方。霍夫曼解释完这段历史，格鲁纳特被说服了。霍夫曼和格鲁纳特跳上一辆参谋部的汽车，开快车追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出示了破译的俄军电报。反对冒险的阻力立刻消失了。

此时此刻，这是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径：德军只派一个骑兵师阻挡莱宁坎普。这不能形成有力的阻挡，而只是一个掩护；其作用是不让俄国人看到掩护部队之后的情况。余下的第八集团军绝大部分将先向南后向西运动，挡住萨姆索诺夫的去路。许多部队能乘坐火车，所以一夜之间能跑100英里（约160公里）。德军9个师的兵力形成一个口朝东南、宽有60英里（约95公里）的弧状包围。这个弧状包围的中部较弱，两翼强劲，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意图。萨姆索诺夫前进时，先撞击弧的中部，他会发现那个方向不结实，这就刺激他继续沿这个方向前进。一旦他的部队深入弧状包围，德军的两翼将发动对他的两侧的攻击。

对俄国人来说，有两个集团军能进入东普鲁士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德国人以为俄国的战争动员至少要花费6个星期，所以德国人没有重视驻扎在波兰境内的俄军。波兰境内的俄军占俄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这部分俄军极为靠近东普鲁士，能随时采取行动。因为有如此良好的条件，所以莱宁坎普在开战两周后便进入东普鲁士，萨姆索诺夫紧随其后也进入东普鲁士。但是，这样快的速度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俄军开始行动时，后勤工作还没有做好，部队没有足够的供给，缺乏救治伤员的条件，缺乏通信条件（不加密码的电报给了德国人巨大的恩惠）。有些士兵连鞋都没有，行军时用破布缠绕自己的脚；有些士兵没有枪。许多士兵在遇到敌人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莱宁坎普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前，已经行军了一周的时间，部队的供应体系错误百出。

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i）将军要对这些供给问题负责，他是俄国西北战区的指挥官，所以他负责两个进入东普鲁士的集团军。两年前，他还是俄军总参谋长的时候，曾对法国人承诺说俄军能在15天内进入战场。此时，他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过，他的指挥部离战场实在是太远了——从东普鲁士战场到他的指挥部足有150英里（约240公里）——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次历史性胜利的总策划人。

8月26日，有谣言说莱宁坎普方向有大量俄军出现，这引发鲁登道夫的恐惧，他害怕莱宁坎普有可能突然向前猛冲，神经紧张的鲁登道夫试图提前开启为萨姆索诺夫设计的陷阱。然而，当他发出攻击命令时，平时有闯劲的赫尔曼·冯·弗朗索瓦（Hermann von François）将军（他的姓是法国人的姓，原因是他的祖先在17世纪时为逃避法国迫害新教徒而移民到德国）立刻拒绝了。他的部队还处于休整状态，正等着配齐弹药、重型火炮、野战炮。他说，如果此时发动进攻，他的士兵就只能用刺刀上战场。鲁登道夫重复发出攻击命令，弗朗索瓦无奈只能服从，但将作战目标限定为去占领一座没人争夺的山脊。在这场最奇怪的战役中，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无意识差错，弗朗索瓦没能按命令进攻竟成为德军的优势。弗朗索瓦的无效进攻使得萨姆索诺夫继续相信面前的敌人较弱，可以继续向前推进，于是萨姆索诺夫更加陷入德军安排的陷阱。萨姆索诺夫的两侧遭受德军的猛烈打击，但他与部队之间的通信极差，以至于他一整天都不了解从中路抽出的几个师的兵力补充侧翼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德国人渴望发动对萨姆索诺夫的攻击。德军第八集团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东普鲁士人，他们个个都想把人侵者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去。8月26日，一名德军军官命令炮火轰击自己的家，因为被俄国人占领了。

日林斯基继续促使萨姆索诺夫沿着现有路线前进。萨姆索诺夫不断获得一些零星的情报，这些情报令他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情报显示有大量的德军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的左面，他给日林斯基发电报建议停止向前，转头迎战左面的这支德军。“我决不让萨姆索诺夫当懦夫，”日林斯基专横地回答，“我要求他继续向前攻击。”

萨姆索诺夫服从了命令，但他当天就发现问题严重。谨慎的后撤应该是正确的步骤。也许是因为日林斯基拒绝了，他不仅没有撤退，也没有在原地驻扎伺机而动，反而是继续向前。尽管他的两翼越来越混乱，尽管他的部队既缺食品也缺弹药，但他仍然保持中路不变。那天晚上，他在电报中悲哀地询问莱宁坎普是否能来与他会合。没有回答。

莱宁坎普没有去救萨姆索诺夫，不能归咎于他俩之间的恩怨。莱宁坎普在贡宾战役中损失了1700人，在施塔卢珀南战役中损失了数千人。他认定，大部分德军第八集团军仍然在他的北面靠近哥尼斯堡的某处。他害怕如果自己向西运动，德军将攻击他的侧翼。他也害怕追击德军会驱使他们在萨姆索诺夫切断其退路之前越过维斯瓦河逃脱。考虑到他掌握的信息，他的判断还算理性，只不过是有些过度谨慎。

毛奇一直都没有收到第八集团军的战报，所以他不知道局势已经不像他与鲁登道夫在科布伦茨相见时那么危险，他命令自己的参谋长给鲁登道夫打电话，宣布将抽调德军右翼的3个军的兵力，从法国用火车送部队去东普鲁士。鲁登道夫回答说不必增兵。但是，他并没有绝对地拒绝增兵。最终，毛奇决定向东普鲁士派遣2个军，而不是原计划的3个军。后来，新增的兵力帮了鲁登道夫大忙。

8月27日，早晨4点钟，弗朗索瓦终于准备好发动攻击，他命令进行弹幕炮击，摧毁了萨姆索诺夫的左翼。此时的俄军士兵已经强行军整整一周时间了，每天要走12小时，由于给养不足，他们感到饥饿、疲惫、困惑。在德军炮火的打击下，他们四散逃跑。弗朗索瓦命令他的部队向前冲，完成他计划的机动包围，但没有成功。萨姆索诺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命令他的中路恢复攻击。他的攻击非常凶猛，鲁登道夫开始担忧俄国人有可能击穿德军安排的陷阱。鲁登道夫决定让弗朗索瓦回撤，增援德军的中路。如果执行这个决定，德军对俄军的包围将功亏一篑。兴登堡温和地撤销了鲁登道夫的决定。

8月28日，凌晨，弗朗索瓦再次发动攻击，发现俄军的左翼人间蒸发了。原来，俄军全体跑入了附近的树林。从此，德军行动一切顺利。弗朗索瓦一见阻力全无，立刻指挥部队绕道俄军南面，截断其退路。隐藏在东普鲁士各角落的第八集团军的诸作战单元开始集合。一个军从西面打击萨姆索诺夫。西北面冒出一个师的兵力对俄军发动攻击。那个被派遣去西北面防止莱宁坎普参战的军团，最终转身向萨姆索诺夫所在地进发。陷阱最终完成了。萨姆索诺夫说他辜负了沙皇，感觉没脸回家，走入一片树林开枪自杀了。

剩下的只是扫尾工作了。但是，恐惧继续折磨着鲁登道夫，他的判断出现畸变。在听说弗朗索瓦的军团分散于包围俄军的35英里长的薄弱战线上后，鲁登道夫命令弗朗索瓦收缩兵力，使战线更加集中。弗朗索瓦没理会鲁登道夫；弗朗索瓦亲眼看到萨姆索诺夫的部队正在解体，他知道剩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拦截因混乱而失去战斗力向波兰慌乱逃跑的俄国兵。在接下来的三天中，弗朗索瓦的薄弱包围网，一网捕获了6万名俄国战俘。德军一共俘虏了9.2万名俄国人。俄国人的总伤亡人数是25万，德国人数是3.7万。德国人决定称这次东普鲁士之战为坦南堡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取这个名字很有讲究，波兰人在几百年前曾在附近的坦南堡镇给了普鲁士人一次惨痛的打击。兴登堡的祖先曾参加那次战役。

就在萨姆索诺夫崩溃的当天，南面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康拉德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加利西亚向实力较强的俄军发动攻击，这次攻击遭受严重的失败，其严重程度要超过不久前攻击塞尔维亚造成的失败。康拉德本不该攻击俄军（俄军的兵力大大超过康拉德的，此外，俄军利用喀尔巴阡山进行防御），但此次失败不是康拉德一个人的错。毛奇害怕加利西亚的俄军开赴东普鲁士参战，便要求康拉德发动对俄军的攻击。毛奇为了安抚康拉德的担心，一方面承诺在6周内打败法国之后立刻派兵增援，另一方面说了一句让康拉德安心的话，“俄国的命运不取决于加利西亚的巴格河，而是取决于法国的塞纳河”。换句话说，让俄国人疲惫比打败俄国人更重要。

事实上，康拉德攻击俄军对坦南堡战役的胜利有帮助。康拉德不仅将加利西亚的俄军纠缠住不能脱身，而且将原本可以派遣到东普鲁士的俄军波兰后备部队吸引到加利西亚。当然，从长远看，康拉德的失败是一场灾难，奥地利永远失去了对付俄国人的能力，德国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同盟。

同时，西线的战火已经烧到巴黎附近，德军都能用肉眼看到巴黎了。但是，西线战争的性质发生突然的改变。从整个欧洲的角度看，双方各有胜负，就像隐藏着一个神秘、完美的平衡似的。双方谁也无法完全获胜。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月的屠杀只能是一个大屠杀的开始。

背景：容克贵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首揭示战争黑暗的奇怪诗歌，这首诗歌有一部分是讲坦南堡战役，这场可以称得上是四年喋血大战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大战役，是在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展开的。

东普鲁士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是德意志联邦中最边远的贫困地区。有多边远呢？1914年，俄国统治着波兰，而东普鲁士就在毗邻波兰的北面。今天，东普鲁士属于波兰。但是，霍亨索伦家族把东普鲁士看作德意志帝国的心脏。在那里居住着一些古老的家族，这些家族既不特别富足，也没有什么惊人的特征。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看作德意志的领导阶层，而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也有类似的看法。

兴登堡是其中一个家族的后代，所以他觉得坦南堡战役的胜利格外美好。他在一夜间成为德国人的偶像，因为是他使得德国的圣殿免于破坏。他不仅使德国人燃起赢得战争胜利的希望，而且也使他的同族亲戚们燃起继续保持自己特权的希望。他的同族亲戚们希望看到自己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地位不会丧失，希望德国人继续漠视这些特权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和矛盾。

自普法战争以来，德国在兴登堡这类人的统治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德国自古盛产音乐家、空想哲学家、黑森林精灵的故事。到了1914年以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现代、最有效、最有创意、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不仅在工业产出方面是欧洲的领袖，而且在科学、艺术方面也是。德国在军事方面非常强大，这使得欧洲另外的三个强国英国、法国、俄国感到异常害怕，他们感到即使三国组成联盟也无法与德国一国抗衡。

但是，德国在政治上却是一部因为结构太复杂而显得笨拙的机器。德国政治体系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演化发展，也不像俄国那样继承古老传统，也不像奥地利那样偏爱临时拼凑。相反，德国的政治体系完全出自奥托·冯·俾斯麦一人之手。他设计政治体系的目标，不是帮助德国变得更现代化，而是延缓德国的现代化，他希望德国权力都尽可能向他的手中集中。他的政治体系有明显的缺陷，时间越长，问题越多。世界在变，俾斯麦的政治体系却不改变。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这些缺陷变得危险起来，然而，俾斯麦此时早就撒手人间。最终，俾斯麦的政治体系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停止了运作。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71年德国人在凡尔赛的镜宫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完全被普鲁士支配，普鲁士是众多德意志邦国中最强大的，它带领德意志邦国打败法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一群兴奋得挥舞着长剑的亲王和将军们的欢呼声中宣布成为德意志皇帝。要想理解普鲁士的本质，要理解为什么普鲁士不仅失败而且灭亡，就必须先理解德皇威廉一世在创造他的新帝国时说的一句话。他说，新帝国创生给他的感觉就像死亡，新帝国的生日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让威廉一世感到害怕的是“老普鲁士”的消亡。从中世纪起，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就把“老普鲁士”看作一种神圣的东西，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也有类似的看法。老普鲁士是欧洲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其居民也是一群极其特殊的欧洲人。这块地方位于波兰北部，维斯瓦河之东，波罗的海的北岸。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德意志人的地盘，而是斯拉夫人的。13世纪，一些虔诚的德意志武士为了参加“十字军东征”组成一个修道会，自称为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野心勃勃的德意志贵族邀请他们帮助去抢夺维斯瓦河附近的土地。维斯瓦河东岸的地区被斯拉夫人部落占有，这些部落里的人叫普鲁士人，这些最早的普鲁士人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但他们的名字却留给了霍亨索伦家族，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需要这个名字称呼自己的还称不上王国的小王国，有了这个称呼，神圣罗马皇帝才能批准他们在德意志世界的外围建立起一个王国。

条顿骑士本想招聘德意志人来维斯瓦河东岸定居，但这个地区的土地十分贫瘠，气候又非常阴湿寒冷，许多德意志人不愿意来此。于是，斯拉夫人被允许留下，条件是必须信奉基督教。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联姻，逐渐混合出一个新人种，叫容克人。当普鲁士取得了德意志众多邦国中的支配地位、德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使德国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后，全世界都认为半德意志人、半斯拉夫人的容克精英是德意志人中最德意志的，这实在极具讽刺意义。一些最普鲁士人的普鲁士人，在他们的名字中还留有斯拉夫的痕迹，例如，普鲁士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写了《战争论》，他的姓却是斯拉夫人的姓。

整体看，容克人并不富裕，庄园也不大，生活拮据，需要勤奋劳动才能产出足够的收入负担看上去像贵族的生活。这些庄园里成长出来的人，一般既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也不善于言辞。他们是虔诚地信奉新教的乡下人，性格冷静、勤劳、顽固、冷酷，从内心深处崇拜法律、财产、阶级。容克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只与霍亨索伦王朝建立起一种神秘的盟约，却不愿与普鲁士这个国家建立类似的盟约。这种盟约是长时间发展的结果，其发展的动力是霍亨索伦王朝给容克的特权。容克奉献出忠诚，回报是容克保证能独占普鲁士军队和政府里最令人垂涎的职位，这些好职位给予他们的后代各种好机会去赢得权力、攫取荣耀、积攒财富。容克演化成为普鲁士的世袭军事精英。这就使得普鲁士拥有一种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的文化，国家成为军队的附庸。19世纪初，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威胁到了这种文化模式，1848年蔓延欧洲的革命浪潮也冲击了它（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承认革命党人提出的一部宪法，尽管很快被废除，但这还是吓坏了容克）。在经历了这些变故并艰难生存下来后，容克变得比从前更加保守，他们对变革的痛恨是根深蒂固的。

德皇威廉一世，并非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却能理解建立新帝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庆贺的。表面看，建立一个帝国是一种耀眼的成就，不仅威廉本人成为德意志的巅峰，也成为欧洲的巅峰，而且为容克精英们准备的机会成倍地增加了。但是，如果深入地看，新帝国却充满了困难，而容克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第一是合法性问题。容克注定想要维持与皇位的特殊关系和自己因此而拥有的特权。霍亨索伦王朝也有同样的希望。但是，容克仅仅是普鲁士社会中的少数分子，在新帝国中所占的比例更小。德国已经进入巨型工业、巨型城市的时代，容克只不过是乡下农民组成的缺乏经济实力的小部落。

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了解到美国、英国、法国的发展，他们不可避免地把容克的存在看作一个时代错误。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这个变化威胁容克从前所拥有的小繁荣。随着德国变得更富有，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杰出的人才越来越多，继续让东普鲁士支配德国显得越来越荒谬。

不过，最荒谬的莫过于德国人在帝国存在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限制容克的特权。俾斯麦仍然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俾斯麦本人有深远的容克渊源，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农场工作，但容克阶层并不真正地信任或接受俾斯麦（俾斯麦的母亲来自职业阶层，教育他成为一个对世界有广博看法的人，这被容克贵族们认为不正经）。容克贵族只允许他在一个特殊条件下创立帝国。新帝国不是一个极权国家，而是由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邦国组成的联邦国家，这些邦国由各自的统治家族实行半自治管理。在众多邦国中，普鲁士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新帝国的宪法将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和由君主所任命的人手中（德皇同时保留普鲁士王位）。俾斯麦能当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必须默许容克继续保留其特权。容克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不过，容克也知道，政治现实不允许所有重要的职位都由容克担任，所以容克只要求在统计上有一个公平份额就行。俾斯麦为经济自由预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但绝不让政治自由变成可能，特别不允许民主存在。道理很简单，经济自由增进国家收入，从而军队能有更多的钱。

俾斯麦的体系很难应付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产生的压力。即使俾斯麦在运作自己的体系时也遇到麻烦。他死后，继任者有时几乎不能运作他遗留下的体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容克庄园必然破产；为了保护容克庄园，政府颁布大量的食品关税，从而德国被称为“贫困地主的福利机构”。德意志帝国国会是立法机构，但根本没有权力。随着时间推移，国会中信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起来，为了压制这些议员，容克谋求与工业资本建立联盟，这就是人们说的钢铁和黑麦的同盟。德国的选举制度对容克建立的这个同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更多的选票都在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手中。

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几乎对国家事务没有发言权。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萎缩状态。表面看，国会有预算权，但实际上仅是一个辩论社区。在英国和法国，有立法权的众议院能决定总理的任命。所以，选举人对权力有制约作用，他们可以被看作权力的终结点。相反，选举人在德国是软弱无力的。选举人中有党派，但这些党派无法通过竞争去控制政府，他们被一个封建专制的政府排斥在政权之外，而实际上德国政权掌握在由德皇挑选出的一群容克手里。短期的后果是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当德国处于艰难时刻，公众将孤立政府。

究竟容克如何保存老普鲁士的完整性，这个问题甚至延展到军界。虽然容克精英们既有局限也有弱点，但他们不是宣扬扩张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甚至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关心德意志，而只关心普鲁士的权力延续。他们真正想要的仅是祖先留给他们的世界。每一次的增加和扩张，都使得他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能维持。20世纪初，欧洲强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军队规模。然而，德国扩大军队规模竟让许多保守的容克感到心烦意乱。就像一个合格的军官必须是有东普鲁士背景的容克一样，可靠的士兵人选是既无知又顺服的东普鲁士农家小伙子。越来越多的城市士兵候选者来自城市无业游民和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被现代观念污染，他们与容克不同，为容克所不信任。

这种容克与平民之间的紧张对立导致埃里希·鲁登道夫在大战开始前一年丧失了为毛奇做战争策划的工作。鲁登道夫是一个平民新贵，他的父亲靠卖保险为生。他通过分析确信德国必须扩大军队规模，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法国和俄国都增强了国力，施利芬计划需要跟得上形势的变化。于是，他开始要求新建6个集团军。在批准了他要求的一半后，他继续要求另一半。有人让他闭嘴，他不闭，于是他被驱逐出参谋部。这对他是一个打击，因而他将不会成为毛奇军事行动的主管。这份惩罚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触犯了两个痛处。德国政府和军队不想因为军费增长过多和过快而招致国会反对。许多有影响力的容克知道，根本找不到足够数目的容克贵族充满6个军团的职位。于是，大量的平民将被授予权力。德国的军队越大，就越不像容克能继续维持其特有控制的军队。

去职的鲁登道夫离开柏林，去了杜塞尔多夫，他在那里指挥一个非精英团（不给他一个普鲁士警卫团指挥，是对他的另一个打击）。那个替代他的人，几乎毫不费力就获得升迁。埃里希·冯·法金汉，比鲁登道夫大4岁，自1911年被德皇威廉任命为警卫团指挥员以来，一直就是皇帝的红人。一年后被任命为少将，于1913年再次升迁为战争大臣。虽然许多德军将军感到吃惊，但法金汉的升迁可以从他的背景中找到解释。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容克人。他的体形高大、消瘦，有一股傲慢的文雅风度。他成长于东普鲁士的最东端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他的家谱能追溯到12世纪的条顿骑士，他家出过一位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将军。

法金汉是老普鲁士的精粹产品，鲁登道夫与他相比在许多方面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