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雅典总体的军事策略，现在我们来研究下这次远征战场的种种条件。

在希腊诸邦中雅典距离西西里岛最远。伯罗奔尼撒半岛恰在西西里和雅典之间。雅典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外海的基西拉岛和位于其西面的克基拉岛，同时它还控制了爱奥尼亚海的其他岛屿，以及纳夫帕克托斯和皮洛斯。雅典舰队经常经过的意大利南岸到墨西拿海峡，每个城邦对雅典都不太友好，该线的两端的塔兰托和洛克里，更是对雅典怀有敌意。西西里东岸还有三个友好城邦。

叙拉古是雅典不二之选。它是来自西方的敌人对雅典形成的威胁的前沿和中心，更是其基地和支柱。如果雅典的海上实力的确非常强大，进攻叙拉古则是非常正确的。具体行动时，远征军必须在能掩蔽敌人舰队的敌方战略点附近通过，但雅典当局估计，这些战略据点如果不妨碍雅典远征军作战，就不用发起攻击。这是对的，它们虽然怀疑雅典，供应了淡水、允许抛锚，但拒绝援助雅典，也没有一个沿海城邦直接反对这支远征军。远离基地的雅典人拥有一支在援助到达之前就能打败叙拉古的兵力，他们依靠制海权就能吓倒靠近其交通线的敌对城邦。这些敌对城邦，除了塔兰托之外，最后也都允许雅典人从它们的市场上获得补给，并成为雅典人的新的供应和资源基地。

对于叙拉古所面临的威胁，赫摩克拉底认为，叙拉古舰队虽然居于劣势，但是数量却相当可观，其所处的战略条件对战舰和运输船所组成的远征军造成了许多无法摆脱的麻烦。赫摩克拉底建议主动利用塔兰托，在那里派遣一支舰队威胁敌人的交通，阻止其前进，如果它继续前进，则等待时机成熟之时直接攻击远征军。赫摩克拉底在公众集会上表达了此看法，其演说词如下：

依我看，有一点比所有其他各点更要紧，你们可能不会赞同，但是我还是要提出来。如果所有西西里岛民或者至少是叙拉古人，同支援我们的人，立即派准备好的舰船开赴海上，携带足够两个月的食粮，我们就能在塔兰托或艾厄皮吉恩角迎击雅典人，如果他们进入西西里岛之前，打算通过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将会回以极其恐怖的措施来阻止他们。我们还要迷惑他们，认为我们会从其友好港口冲出去保卫我们的外围，因为塔兰托会欣然接受我们。敌人的舰队和笨重运输船经过漫长的航程，必然难以保持正规队形。他们只能缓慢地前进，而我们则有无数机会攻击他们。待他们耗尽力气，我们就向他们发起进攻。或者，当情况不利时，我们总能退入塔兰托港内。

因此，雅典人在海上时常处于待战状态，他们只有不多的给养，当他们沿着无法取得补给的海岸航行时，他们就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如果想继续选择在补给站[2]，他们就会被封锁在那里；如果他们冒险出航，他们就只能将补给船留下。因为无法确保海岸各城邦是否友好，他们也会陷入惊慌，他们也会担心交通。我认为，在这样的复杂混乱的环境下，他们绝不敢离开补给站，或者在他们不断犹豫地派出监视船探测我方舰队的情报时，时间已经快到冬季了。

从赫摩克拉底的演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战略以及战术对海上作战的影响，那就是古代舰队如果想要在海上停留一段时间，就不得不装载大量食粮和淡水，因而战船会加大吃水，从而影响舰船机动，造成迟缓。也就是说，对航线进行选择，是选择较短航线还是沿着友好海岸前进，涉及舰队速度和旋回能力的问题。这种思考也适用于另一作战方的战术思考，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超载装煤。还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由于划桨极度劳累，必须为桨手提供充足的营养品，而热天又特别需要饮水。

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具有以下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肯定塔兰托这个敌人必经航线翼侧位置的战略价值；建议利用塔兰托，动员舰队并将其集结在雅典舰队航线翼侧的一处可以免遭攻击的位置上。他的建议意味着，对敌人形成一种威胁，之后用一支劣势海军随时准备攻击敌人作战计划中最为薄弱、致命的环节。

我从他的建议中得到一种真实而丰富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没有被战术条件所限制，它出自于两千年前一个从未听说过“战略”或“战术”这类术语的人之口，虽然他并未系统地表达出来。然而，从修昔底德的笔下我发现，赫摩克拉底的忠告遭到拒绝，雅典人长驱直入，叙拉古被围，其他与叙拉古友好的各城邦也改变了态度。不管叙拉古公众集会的动机如何，但只要懂得战争原理，就会提出正确的策略，使这座城邦免于濒临毁灭，幸亏雅典将领无能，叙拉古才未被彻底摧毁。

还要补充一点，虽然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很巧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但他的计划不一定就能确保叙拉古的安全，因为叙拉古力量过于弱小。只能说他的计划可使叙拉古能获得更多的获胜机会，然而，假如雅典人的技能能够胜任，则较强者终将获胜。

这个小插曲为我们指出了渡海远征的所有情况。本土基地，雅典；前进中途基地，克基拉和其他各点，其作用于现在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海外煤站一样；目的地，叙拉古；沿途所经历的国家，有的中立，有的怀有敌意，有的态度暧昧；地方前进据点，塔兰托和其他城邦；双方海军实力对比，雅典强于叙拉古，但叙拉古数量可观；困难的交通，累赘的供应船队，长途超载航行；以及中途迎击敌人，本土守势待敌的危险，等等。这些要点和细节，大部分还体现了我们今天应用的一些原理。把这次远征放大，则每种海上入侵的主要特征就可尽收眼底。

雅典人虽然失败，但是证明了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的海军实力，可以横渡其控制的海洋，远征作战。

而拿破仑远征埃及，情况却不一样。当远征军离开土伦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3艘战列舰，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远征军在阻击兵力到达前就可以完成登陆。一旦完成登陆，他就可以凭借被征服国家之资源和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获得进展。这种想法并非不可信，而且似乎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假如他采取类似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便可令英国舰队司令困惑不已，从而增加自己获胜的机会。

埃及形势稳定后，拿破仑已经达成了第一个目的，进攻的目的已经达到，之后他就需要用劣势海军保持防御。他的位置恰好同叙拉古相对于雅典的位置，他必须考虑如何使用舰队的问题。身为统帅，拿破仑深感忧虑。政治上的考虑必然对他造成影响，但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他的决策显然考虑到了最坏的可能。

保持与本土的交通，不仅是拿破仑获得最后胜利的保证，也是法国陆军在埃及维持生存的来源。无疑，他能击败埃及，然而战斗力和疾病将导致兵力损耗。如果前进，则不可避免地要分散兵力，损失也就更大，从而需要补充兵力。另外，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装备都需要从本土运输，陆军部队中弥漫着的无法返回本土的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等等情况无不让他伤透脑筋。

英国舰队是他困难的来源。任由它随意四处游弋，法国交通线上就受到威胁。尽管法国舰队司令很乐观，深信能够抵御英国舰队，虽然他们当时力量不相上下。

事后诸葛亮总是高明的，有人责备拿破仑的这次远征与雅典远征叙拉古一样都是妄想。我认为，尽管失败了，但当时也确实存在着有获胜的机会，这说明他的企图是不无道理的。不要总是责难失败，请先牢记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何谈战争”。夸大“存在舰队”论以及其对敌人的威胁作用，实际上就是在假定战争只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进行。想一想格兰特将军不顾谢尔曼的劝告经维克斯堡南下时，他所冒的风险；法拉格特经过各个要塞南下新奥尔良，而任凭这些要塞控制其背后的河流时，他又是冒了何等的风险。

拿破仑命令，如果亚历山大旧港港口水够深，舰队则驶入该港；如果水不够深，舰队开赴科孚岛或土伦。他的命令首先保证了舰队的安全，其次如果可能则将舰队集中在拿破仑的指挥之下。进入亚历山大港其实有点疏忽了：首先，舰队暂时安全了，却容易被英国舰队封锁在港内；其次，这会将英国舰队吸引至法国运输舰和补给船的集合点。进入亚历山大港，就完全摒弃了海军的机动和进攻的特点，而且无法保证它与本土交通的安全。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指出，由于出口的问题，一支劣势敌军舰队就可将法国舰队堵在港内，当法国舰队以纵队队形驶出时，先头舰船就会立刻遭到这支舰队的痛击。

可惜的是法国舰队司令没有执行这些命令。他锚泊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一个开阔锚地，除水道有利之外，这里便于敌人毫无困难地攻击法国舰队，而且他的防御部署严重迟缓和不足。一次军事会议上，与会人员曾经讨论过舰队是在行进中迎敌还是在锚泊中迎敌，会议决定采取后者，其停泊线就是根据这一决定设置的。这一会议决定违背了拿破仑在其战略部署中关于海军实际任务的命令。在战术上，法国舰队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放弃了机动和攻击的能力；在战略上，拿破仑这次则是在以“存在舰队”威慑土耳其。

大家都承认，战略失误比战术失误更可怕。如果战略部署不当，战术则发挥不了作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战略上。即使尼罗河之战获胜方是法国，此役后舰队遵照拿破仑的命令进入亚历山大港，也无益于埃及远征的结果。如果法国舰队能攻击孤立的英国分遣队，使其遭受损失或失去战斗力，就可取得优势，但拿破仑命令它进入亚历山大港，则舰队即使胜利了也是徒劳。因为法国舰队进入港口后，英国分遣队就会锚泊于港外，截击来自法国本土的补给。

在错误的战略部署下，如何使用海军呢？

遇此情况，坚定地坚持原理定会受益颇深。正确的军事原理有益于军事行动。但须承认，将军事原理运用于特例，往往很困难。

如果拿破仑采纳赫摩克拉底所遵循的原理，使用担负防御作战的那部分海军随时准备进攻，那么将舰队驶入亚历山大港是个错误的决定。在该处被英国舰队封锁，就像把老虎关进了牢笼。

如果不进入亚历山大港呢？拿破仑提出了两个选择：土伦和科孚岛。在这两个港口中，舰队不会像在亚历山大港一样被轻易封锁，敌人即使要想封锁也需要一支较大的兵力，哪怕敌人形成了封锁，它阻挡法国与埃及交通线的兵力也会减少。在土伦，英国舰队正好位于法国起运补给的战略据点，从这里驶出要比从一封锁的港口中驶出容易得多。

其实，科孚岛的位置比土伦更具决定性优势。如果英国舰队监视该岛，就必须至少远离土伦和埃及之间的直接航线300海里，相当于帆船两天的航行距离，更别说接收情报的困难。一支处于防御的海军的职责，是采取行动，以进攻来保持交通畅通。舰队只有发挥机动能力，抓住时机发动进攻才能达到该目的。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保持交通畅通，主要手段是引开敌人或者驱逐敌人。如果力量不足，就要采取牵制，在其他地方威胁其利益，诱使它偏离目的。想要达到这种影响，就必须选定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据点。科孚岛虽然有缺陷，但它比法国其他的港口条件更好，因为只要有一支法国分舰队在这里，就能将敌人的舰队引开法国舰队的交通线，而马耳他和土伦，就在这条交通线上。

牵制敌人，意味着兵力的劣势，如同法国海军整体实力不如英国海军一样。然而，尽管较弱，当与一支分遣队相遇时如果占优势，就应该果断在敌援军到来前发起攻击。这种小分遣队一般都是为了保护已经暴露的据点而派出的。因此，弱方应该尽量保持制海权，集中战列舰一起运动，造成草木皆兵之势，引发敌人的忧虑，使他们派出分遣队，就是要造成达夫吕伊所说的不利于对方的“兵力转移”。如果对方一旦失误，不是各个分遣队遭到攻击，便是其主力被过分削弱遭到攻击。

这些运动都带有战略性质。如果运动导致与敌人一部分兵力相遇，则需在随后的战斗中对敌人的一部分军舰形成优势。这属于战术范围，确切地说，是大战术范围。

现在结合原理来分析下当时的情况。1798年6月28日，纳尔逊首次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外，比拿破仑早三天。他没有发现法国舰队，于是匆忙赶回墨西拿海峡，因为他非常担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如果纳尔逊在返航途中，法国舰队正起航，则等他再返回亚历山大港时，法国陆军和给养都已经登陆，运输船和巡洋舰也都进入港内，截击已经不可能，把全部兵力留在港外也毫无用武之地。那么，追击已经离开的法国舰队呢？留下一支分遣队，譬如说留下两艘战列舰[3]，这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亚历山大港并非法国所控制的唯一港口，它与法国地中海体系相连，法国还握有土伦、马耳他、科孚岛。因此，土伦、马耳他、亚历山大、科孚岛这四个据点，纳尔逊都需要注意。如果不分散舰队，就无法对这些据点进行监视，也无法切断它们同埃及的交通，如果分兵，则每支兵力都将十分脆弱。1799年，法国布勒斯特舰队进入地中海致使英国舰队分兵。当时，英国的盟邦和友邦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毫无防卫，全都暴露于海上攻击之下，而法国舰队却拥有数个良好的战略据点可供隐蔽，它可先发制人。另外，法国还威胁和勒索英国盟友提供给养。拉图什·特雷韦尔率领的法国海军分遣舰队就曾以炮击，胁迫那不勒斯王国一度屈服。

只要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一支13艘[4]战列舰组成的舰队[5]，纳尔逊就必须密切监视数个重要目标。这些目标为：四个港口，敌人通往埃及的交通线，英国的盟邦，法国的舰队。毫无疑问，纳尔逊的天才必定使他扑向敌人舰队，这也是当时战略形势下的关键所在。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纳尔逊，即使是纳尔逊在未发现和击溃敌人舰队前，也无法有效阻断敌人的交通。尼罗河之战后，纳尔逊的舰队分散了，有的在那不勒斯，有的在马耳他，有的在直布罗陀，有的位于亚历山大港外。这样的分散表明形势之危急，如果法国的13艘战列舰都集中在科孚岛，则纳尔逊的分散兵力简直就是大错特错。幸亏敌人的舰队不足为虑，所以上述每支英国分遣队都在选定的位置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毫发无伤。

一旦法国舰队集中停留在亚历山大港，纳尔逊的任务就非常简单了。他只需要封锁该港就能切断法国的交通，他也不用再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担忧。英国舰队部署在法国可能派出的任何增援的必经之路上，土伦就失去其主要作用，而纳尔逊也可以从14艘军舰中抽出2艘来封锁马耳他。在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只有在水深足够时，通过狭窄的航道驶出，使其在战术上处于不利，它必须以纵队出港，面对强敌，先头舰船就会受严重损伤。

可能也有人反对，认为法国舰队素质低下，即使派分遣队游弋牵制，其结局也可能不会太好。这种看法是有些依据，而且还有我未提到的政治上和执行上的理由。但是我引用本实例，只是为阐明战略，所以对这些考虑不予理会，就如研究抽象的军事问题时，可以假定等同就是数量的等同为依据一样。只有空谈理论的人，才会否认环境可以有力地修正原理的运用。然而，在众多实例中除掉特殊条件，总结出原理，才会形成所有实例的共同真理。

如果法国海军像我说的那样部署，则可能对纳尔逊产生影响。但是，这也只是后人观察前人时的“事后聪明”罢了。纳尔逊一度晕头转向，因为他第一次赶到亚历山大不见法国人踪影，他也曾极度忧郁地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将其归咎于“焦虑热”。如今我们可以将这些意外情况一笔带过，但是不要忘了这位伟大统帅对意外事件是如何深感焦虑的。我们还可以说，如果纳尔逊搜寻法国舰队两次落空，或者费时太久，他也可能被免职，他的第一次失败已经令人议论纷纷了，而那时还没有一名将领能带领英国舰队同势均力敌的法国舰队周旋。内皮尔曾估计，拿破仑在战场上可抵三万军队，那么在对付敌人舰队方面，纳尔逊可抵三艘战列舰的增援部队。法国舰队只要能成功地躲开追击并造成恐惧，就可使英国失去其极为伟大的海上指挥官。

有意思的是，赫摩克拉底的方针原理与某些陆战战例完全相同。1794年，奥地利、英国、荷兰三国联军，面对法军的胜利挺进，从比利时后撤，之后便各自分兵；英荷联军退向荷兰以掩护荷兰，奥地利则取道日耳曼。若米尼在《共和国之战》一书中指出，假如它们不分兵，而是集中在一个位置上，掩护通往日耳曼的交通并在通往荷兰一线的那一侧靠拢，法军根本不敢越过这一点而将交通暴露于联军的攻击之下。在触及荷兰之前，法国就被迫与敌人在其选定的位置上进行决战。

1800年，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将一支守备重兵投入热那亚时，又使用了该原理。当这支守备部队位于奥军交通线翼侧时，奥军不敢越过它，也不敢全力沿里维埃拉河前进攻击法国南部。它被迫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支庞大的分遣队监视该地，从而影响作战。1808年，约翰·穆尔爵士从葡萄牙向西班牙萨阿贡的进军，再一次体现了这一原理。当时，法国交通受到威胁，拿破仑的进军因而受到影响，延缓了他对西班牙的作战，为奥军赢得了作战时间，拿破仑因而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战中，这对拿破仑的最后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内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穆尔无此一举，历史上也不会留下关于他的记述。

请时刻铭记，这种部署之所以有如此效果，不只是依赖于固定的要塞，更多的是依赖于士兵、海员，要塞只是有助于他们达成目标。“战争就是处置位置”，位置本身的作用远不及人的作用。1798—1800年，马耳他就是一个例证，它对法国毫无用处。虽然它从翼侧威胁着西方至地中海东部的交通，但如果这里没有部署舰队，马耳他也就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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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是由于战争准备比较充分，或是由于行动比较迅速，或是由于比较靠近战场。

[2] 即科孚岛。

[3] 当时纳尔逊没有巡洋舰。

[4] 尼罗河之战法国舰船数量。

[5] 除巡洋舰外略优于纳尔逊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