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控制任何重要海域的国家,就必须在海上夺得战略据点以立足,哪怕这些地方遥远而又分散。深思熟虑所选定的战略据点可用作基地,这样的基地对本土是次要的,但对其邻近区域的作用很重大。
一支陆军部队远离本土远征时,必须在战场附近按照建立第一基地的原理再建立第二基地,二者之间必须有可靠的交通联系。这是军事学家们所归纳的一条原理,在海上仍然适用。须牢记,安全的海上交通就意味着海军优势,尤其是在基地离本土很远时,更是如此。这些二级基地同本土边境的那些基地一样,都应该遵照:必须有两个设防的港口,以一个居于头等地位,它们之间的距离必须便于互相支援,但其距离又不能便于敌人无须分散兵力就可监视两个港口。1803—1805年,纳尔逊监视土伦时,马耳他和直布罗陀都可供他使用。两个港口不仅可以支援舰队,还互相支援以护卫英吉利海峡至东地中海的商业航线。假如俄国在战前就把舰队派到远东,就能使舰船数量超过日本,而事实是,日本因为拥有濑户内海和多处出口,其舰队便可出敌不意地联合行动。在这些实例中,拥有两个港口,就意味着拥有两个或更多的据点,这样的基地便可被视为一条线,就如本土的海岸边境一样。更为理想的是,这个港口具有水陆交通的便利,如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哈瓦那都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任何一岛上,港口都相距太近,其实就和一个港口没什么两样了。
假如海战的预计战场范围很广并且含有许多可供使用的战略据点,那么对这些据点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如果据点位于中央,在该位置上的舰队所施加的影响就更加平衡,而且可容易地到达战场的所有部分。但是,如果影响不能延伸到边缘,它与本土的交通联系就会不安全。正如牙买加,它是加勒比海地区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如果英国力量仅限于这里,那么来自英国本土的交通联系,势必要通过其他国家控制的地区,安全也就没有保障。1798年,法国与埃及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马耳他或者其他据点,尽管埃及是欧洲和印度的中央位置,但是也和牙买加一样。虽然英国控制着埃及,但是它对自己与埃及的交通仍然感到不安,尽管它控制着的直布罗陀和马耳他,都能为舰队提供隐蔽并且防御敌海军的进攻。海外位置中,离本土最近的位置才是第一位的,因为它们更安全可靠。例如,直布罗陀是迈向埃及的第一步,圣卢西亚岛则是迈向牙买加的第一步。那些距离本土最远的位置,无论如何重要,总是最为暴露,例如埃及和巴拿马,必须注意通过中间据点来加强它与本土的交通联系。英国便拥有一系列这样的据点。
当一国认识到特定地区的国家权益可能诉诸军事行动时,就应该组织专业人士详细研究该地区,以确定哪些据点具有战略价值,哪些据点最为有利。对于这些地域的占领,则需要政治家来决定。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为了保护权益诉诸军事时,就可能需要控制海域。一旦如此,战争就形成了。该国的目的可能在于取得控制或扩张,与此相对应国家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威胁,以保卫现有的控制区域。
如果是为了占有尚未控制的区域,这样的战争就是进攻。然而,军事行动可能并不直接指向想要取得的目标,而是直接进攻对方更重视的、易于攻击的一点,这样可能更有把握。这就关系到整个作战实施的问题。对于发起进攻的一国而言,想要把敌人赶出一个位置,将面临正面攻击还是迂回夺取的问题。正面攻击需要更多的兵力,迂回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和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进攻就是个例子。直接攻击英国在地中海最为强固的基地,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将同样的兵力直接攻击英吉利海峡或英国海岸,两国很有可能从英国手中要回直布罗陀。战争中征服的地区往往在结束战争签订合约时作为筹码。
因而,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仅是直接的军事的目标。事实上,战争的目的也可能并未全是为了获得领土,而是为了获得优惠或权利。所以,对敌方某个属地的攻击可能只是作战计划的组成部分。
受本书主题限制,我所举的例证都只涉及对海域的控制,可以是部分的控制也可以是全部的。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可进行这样的战争并取得预想的战果:第一,边境安全,不会遭受致命损伤;第二,海军有与敌方海军争夺海洋控制权的实力。海岸或边境,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战争的根据地,以它为基础进行防御。海战中,海军是主要进攻者,它在防御中起次要作用。在大规模的联合作战中,舰船也起着主要作用,只有敌方没有海军时,舰船才无用武之地,如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当时有两条交通线通往战场:一条陆上交通线,完全处于俄国实力范围之内;一条海上交通线,完全控制在英法手中,敌人将其舰船上的装备拆除之后便将舰船沉掉。最后战争变成了围攻战,围攻者的交通线丝毫不受干扰。1779—1782年直布罗陀之战,进攻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在于其软弱无力的海军所致,如果海军称职,英国舰队完全无法投送补给。
在超出本土直接相邻范围的海域进行战争,就是海上远征,它是一般军事行动的一种特例。进行海上远征的国家,不管它是否在遥远海域拥有可以用于战争目的的位置,都必须进攻,以便达到获取领土的目的。
海上远征,其特点表现在搭乘舰船的陆军在海上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陆军的安全完全依赖于海军对海洋的控制。请牢记,不论这支陆军的规模如何之大,士气如何高昂,纪律如何严明,战斗力如何强大,它在航渡期间则处于完全无力的状态,无法有效地作战。这期间陆军所面对的危险,以及其交通线所承担的风险,始终依赖海军对海洋的控制。
我先对这种远征的主要特点说几点看法,接下来,我将引述两个实例并加以论证。
本土边境相当安全,海军能与敌人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这两条基本条件前面已经讲明了,之后就是制订最佳的作战计划达成目标,这包括选择一个基地,一个目标,一条战线。
关于在控制以外的地区进攻的问题,由于涉及范围过广,暂时不提。进攻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对总态势具有最重要影响的位置、线或者区域,即要害。假如所指向的区域与本土海上边境比它与其他海上边境更靠近,则作战计划中的基地应该靠近海上边境,除非另有重大原因,如缺乏良港或船坞。德国如今已经是海军强国,大不列颠又在北海的罗赛斯另设坞修船厂。这显然是为了北海的战争做准备,英国基地已经从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为界限的海峡转移至北海。奥匈帝国和俄国已经把势力伸向了地中海,因为它们的其他出海口远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和黑海,过于遥远,而且通往海上的交通过于暴露,不适合用作作战基地。
美国在墨西哥湾拥有一条基地线,它比诺福克和纽约两个位于大西洋海岸的主要港口,更靠近巴拿马地峡和加勒比海西北部。随着战列舰尺寸的剧增,加之密西西比河坞修困难,墨西哥湾各港口能否和大西洋各港口提供同样的作战基地,我十分怀疑。它们位置太过靠近,较之坞修能力,反而物资补给更为突出,能否构成中间前进港口也值得怀疑。而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在指向地峡的作战中,能互相支援而具有明显的优势,哪怕它们只有二等的坞修设备,也能高度符合需要并且极为方便。当然这也会承担某些风险,例如大不列颠的船坞,位于阿尔赫西拉斯海岸射程之内。
大型海军船厂决定着基地线的位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长度。这些船厂所造的鱼雷艇和潜艇有助于保卫它们之间的海岸线及其两端稍远地区的安全。从这个固定的基地向选定目标运动,则涉及对作战线的选择。开阔的海面上,最直接的、最佳的航线就是天然的航线,但是,它也会受到其他情况影响。其中最重要就是海军力量,海军力量不仅取决于总吨位,而且还取决于总吨位在各级舰船之间的分配。另外各级舰船在武备、装甲、速度、煤炭续航能力等各方面的特点对海军力量也有影响。所有这些质量都关系到战略实力,有时各方面互相矛盾,在它们之间的调整也会影响到战略计算。这说明,国家舰队的组成其实是战略问题。在已知交战国的海军实力及其与目标的相对距离时,如果双方为争夺同一目标,也会影响到作战线的选择,因为需要包围的交通线的长度会影响到交战双方的力量。在这些线上或是海域里快速巡逻舰可进行干扰作战,迫使敌方从舰队中抽调兵力应付。这些线越多,距敌港越远,敌人的任务也就越重,它们也就越安全。
某些人认为,由一批战舰护送一支搭乘运输舰的陆军部队的这类大规模海上远征是不可能的,过去从未发生过,未来也不可能发生。但请记住,1798年拿破仑就是这样做的,他当时还被纳尔逊所指挥的舰队追击。我要提出的问题,可能也曾经令纳尔逊和拿破仑都困惑过。要使这样的事情永不重现,那就必须认识到西印度洋群岛和加勒比海在未来的重要性,它们是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路,航渡时间很短。还要记住,加勒比海海域小,长度仅为地中海的一半,所以,一旦环境特别有利时,大规模海上远征便会出现。
拿破仑历次战争期间,英国就曾不断地进行海上远征。美国在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中也是如此。1830年,法国远征阿尔及尔以及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亦是如此。拿破仑时代,尽管英国实力超过法国,但因为繁多而艰巨的任务所致,英国舰队无法到处分兵,这就会出现敌方分舰队与英国运输船队相遇的情况。因此,运输船队必须得到保护,即有一支武装舰船伴随运输船队活动,武装舰船的力量与运输活动的重要性相对应。绿水学派或存在舰队学派则主张,当敌方舰队存在于必经航线附近之时,运输船队就不应出航。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双方的海军力量实质上相等,交战双方都曾派出过运输船队。
在派出确保作战线安全所需兵力后,如果还拥有一支超过对方的海军时,不妨迅速攻击渴望夺取的目标。在进行这样的攻击时,如果经过一个敌人控制并能掩护其舰船的港口,就必须对这个位置严加防范,确保它不足为害。因为从这种港口能截击进攻方的煤炭或弹药补给。
牙买加和圣地亚哥紧靠的向风海峡是美国大西洋各港口至巴拿马地峡的直接航道;加的斯和直布罗陀紧靠所有航船自大西洋驶入地中海的必经航道。这些位置的特点是,它们从翼侧威胁航道。假如敌人把战舰藏在港内,则必须派分遣队护航。这支兵力的组成和驻泊地点应该靠近该港,以能遏制港内舰船的活动为准。当敌人在活动范围之内的任何一港口,拥有一支优于这支分遣队的舰队时,它就会暴露在敌人舰队之下。1799年,法国布勒斯特舰队在地中海出现时,英国海军却分散成若干分舰队,其中可能不止一支分舰队被击破。分遣队可能会削弱主力部队的实力,但并不会削弱到使其无法向目标挺进的程度。英国拥有各种分布很广的重要权益,军事的、商业上,它曾感到其海上航线在许多地方受到许多港口在侧面的威胁,诸如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土伦等。这些威胁迫使它在每个港口外配置同港内兵力相称的分遣队。这种兵力部署以及它在阻止敌方数支分舰队联合进攻的行动中所发挥作用,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海上位置遭到了监视和钳制。正如一位陆军将领在陆上保卫进军路线以阻止一座要塞的威胁一样,不能攻克这个要塞,它就能威胁他的交通。
近来有人怀疑翼侧位置对交通线的作用,认为对交通线的目的地点进行集中设防更为有效。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对比。马耳他能对一支前往埃及作战的西地中海国家的远征军的交通线施加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在埃及设防的军事价值。1813年,威灵顿在控制托里什·韦德拉什以抵御陆上攻击,确保其在里斯本的海上基地的安全时,活动于菲尼斯特雷角外的美国私掠船竟能严重地扰乱该港同英国诸岛的交通联系。
假如一个据点,位于或靠近作战线,战斗舰队可从该线上安全通过,也可以通过迂回航线避开这个据点,完全摆脱敌人的搜索,则就可以改变交通线。或者,根据据点的特点或港内战舰的数量,派遣一支大型分遣队护送运输舰船通过这条线上比较暴露的部分。1779—1782年,英国就是用大型护航船队在战斗舰队的保护下支援直布罗陀。
舰队的补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补给舰船通过己方海军巡逻控制的航线输送补给;另一种是大型护航船队在一支武装舰船的保护下输送。主要补给需要依赖护航舰队,偶尔有运输船单独补充。必须严密防护护航舰队,因为敌人必定以其为攻击对象。因此,为保卫护航舰队而战,在海战中很常见。单独的补给舰船进行补给输送时,需要速度,避险的航线,巡洋舰级军舰的海上警戒。无论哪种方式,拥有两条或更多的补给线通往目的地或者舰队的位置,都是有好处的。此外,单艘舰船补给比大型护航船队更方便,因为保护大型护航船队会削弱作战兵力。美国正准备在巴拿马地峡设防,一旦发生冲突,便能便利地从海湾和大西洋、太平洋运送补给。
一支舰队离开本土远征时,不宜只靠一条补给线。对于作战兵力或战斗准备而言,集中是好事,但补给机制应该尽量避免单线。拿破仑就曾说:“战争的艺术在于巧妙地实行分散便于生存,并在这种方式之中迅速地实行集中以便进行战斗。”
如果由于监视途中港口而造成兵力分散,形成敌我兵力相当,或者所有兵力虽占优势,但在适当援兵到来前不能制服目标,兵力不应该分散,而是应夺取整个港口,或者在预估现有补给能维持到行动完成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暂时放弃交通线,切断与基地的联系,使敌方的翼侧港口无下手机会。这种冒险,必须是在燃料非常充足之下采取的。没有武器,还可以逃跑,口粮不足,只要能维持生命就好,如果没有燃料,这艘船就既不能战也不能逃。
如果目标是敌人控制的一个港口或一座岛屿,则征服之后它未必能像在陆地上一样,立即对战争起决定作用。因为必需而有限的陆上交通线往往在一个要冲集中,占据这里就占据了绝对控制权。海上则几乎没有这样的要冲,因为海洋很开阔,可以采用多条航线,避免从战略据点近旁通过。一个陆上战略位置所具备的重要性在于被迫循一定的道路前进,如果改走其他道路,就会招致危险。当然,海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要地,如直布罗陀。如果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达达尼尔海峡,便可钳制黑海的俄国海军。假如一个海上强国控制了北海两岸,另一个海上强国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线,则谁掌握多佛尔海峡谁就能阻止另一方的活动。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也是类似的据点。
上述实例实为罕见,海上要冲的威力同陆上的相似,只是程度稍弱而已。拿破仑占领埃及和马耳他证明了这一点,法国掌握了西方通向东方的钥匙,却未能加以利用,最后反而被敌国夺走。掌握了道路交叉点是好事,如果不利用这些道路,又无法阻止敌人利用它们,又有何意义呢?
可见,先发制人[1]攻占目标,在尚未建立起海军优势以控制与本土的交通线,以及控制这个位置附近的那些重要通路之前的征服,是不稳固的。征服可使敌人失去一个必需的基地和一部分舰船,建立起优势。更为常见的则是舰队数量和质量优于敌人而出现优势。显然,对于那些早在战争爆发前掌握的位置,也是如此。例如,巴拿马运河地区和夏威夷,只有依赖舰队的力量以保存。请牢记,门罗主义并非军事力量,而是美国的一项政治宣言。
如果决定性优势并不存在,就应该做好海战的准备,这一战将决定新取得位置的最后命运。东乡平八郎对对马海峡外的舰队疾呼“敌国兴亡全赖今日一战”,尽管主要是为了激励将士的爱国热忱,也不失为对这条原理的运用。日本人准备充分、技能纯熟、行动迅速果断,抢先将本国部队派至海外。它已经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现控制,并取得了旅顺口。如果东乡舰队战败,则前功尽弃,就如纳尔逊断送拿破仑的战绩一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舰队以相同的方式迫近其渴望取得的位置,远程作战的俄国舰队满载煤炭并伴有护航船队同行,然而,在其接近到达点的一战中,俄国舰队、煤炭和护航船队全部覆灭。
这场战斗如果能在旅顺口陷落之前进行,则其效果可能更好。如果一方远征军向虚弱无力的陆上进攻,而敌方舰队与远征军舰队大体相当,则敌方舰队必定会在港口一定距离处发起进攻,远征军舰队由于必须照管运输和补给舰船而受到拖累。如果敌方舰队是向本土港口移动,远征军舰队的目的就是对其阻截,如东乡平八郎对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那样。
假如1798年纳尔逊追上拿破仑,他就应该立刻发起进攻,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的进攻成功了,便能阻断拿破仑的远征。1759年,当法国已经做好入侵英国的准备时,以及1795年打算从土伦派遣1.8万人的部队再度征伐科西嘉岛时,法国当局认为法国舰队应当首先同英国舰队会战,这正是因为双方海军等,必须将英国舰队除掉才能确保航道安全。不过,法国海军将领能力和士兵技能都不如英国,这也是法国海军部长极力主张这样做的原因之一。
联合远征中,究竟舰队和护航舰队同行,还是取得制海权后护航舰船才活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显而易见,问题取决于目标的距离。1759年和1803—1805年,法国都试图入侵英国,这种入侵,因为目标和预想的海战地点都很近,能够快速获得战果,可立即运送陆上部队乘胜扩大战果,而敌方则没有时间重新组织抵抗。所以,陆军完全可以不用事先暴露,避免遭受舰队一旦失败所致的损失。因此,拿破仑在1805年将陆军部队部署在布洛涅,就是等待其舰队出现在海峡取得他希望的六个小时的制海权。
如果距离遥远,如埃及之于法国,巴拿马之于美国,夏威夷之于太平洋海岸,则应该在海战胜利后,立刻登陆,以免敌人获得喘息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乘胜追击则是非常重要的,追击的部队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也就是说,陆军部队应当跟随舰队,其数量应该保证攻占一个位置并固守以等待援兵到达。这和敌前强渡的方法一致。渡海就是规模扩大的渡江。其随行陆军部队的数量要同固守位置以待援兵的任务相称,数量主要属于细节问题,并非原则问题,它受到许多其他细节的影响。决定性的细节是不过多地暴露部队,以免战舰战败时被俘。
近距离入侵可分为:大规模的主力战和佯攻性质的牵制战。牵制战所承担的风险要大于大规模主力战。用一艘艇就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宜动用一支舰队。在战略上,牵制战的胜利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突出作用,但却不如大规模主力军所获得的胜利那样重要。大规模远征,具有牢固持久的特点,既要速战速决,又要稳扎稳打,必须严谨地配合,每一步都需要各方面紧密衔接。从整体上看,它是一次持久的连续作战,就如1870年德法战争一样。牵制战尤其是海上牵制战,一切作战手段必须能随时运用,以便全军达到目的地点能即时展开,这就意味着陆军部队必须伴随舰队同行。英国陆军部队伴随舰队同行的实例很多,诸如多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1762年远征哈瓦那,都是海军同陆军一起航行。
1690年,法国企图入侵英国,这也是寄希望于牵制战,法国人希望发动一场支持詹姆斯二世的叛乱。舰队没有偕陆军同行。法国在比奇岬一战的巨大胜利,迫使英荷联合舰队退出海峡,但由于陆军没有同行,战果也无从扩大了。
如果海军在适当时机还未取得优势,就不应该进行大规模远征。理由我已经说过了,战争中,主力行动的每一步都必须紧密衔接,如果海军无法控制海洋,就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即使海军处于劣势,发动牵制战也是允许的,但必须权衡得失。如果双方兵力相等,1690年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般都是双方毫不犹豫地在护航之下适当地派出小股陆军部队。
防御方舰队选择什么位置搜索、打击途中的远征军,这属于战略范畴。1805年,纳尔逊从西印度洋群岛返回欧洲时,对下属舰长们说,假如遇到他所追踪的同盟舰队时,敌舰与他的舰艇为20:12时,他定会与其交战,但是他又补充,不接近欧洲,他不会主动出击,除非机会太过诱人无法抗拒。我不能准确地说出他选择位置的理由。我推测,面对这样的差距,他会尾随敌人寻找战机。我在前文曾引述过他的话:“当敌人将我彻底战败时,在这一年里,他对英国就再也不能为害了。”
如果入侵部队被固定在一条或几条航线上,选择在何处交战,一定程度上仍有防御一方决定,其位置取决于防御方对入侵方动向的了解。假如纳尔逊在1798年尼罗河之战之前,就已得知法国舰队的动向,并选择攻击地点,那么他最好选择靠近埃及的地方,因为如果法国人战败,纳尔逊在这个远离法国的地方更能彻底摧毁敌人。如果他被打败,也会因为远离本土而不致本土遭到损害。如果一方希望在某一位置与敌人交战,那么选择位置的理由也会是另一方极力避免在该地作战的原因。总而言之,防御者应该尽量迫使入侵者把交战地点选在远离本土基地处,越远越好。但是,在这些地方的小胜利,并不能阻止远征军登陆。假如一支远征军从古巴出发,目的地是圣卢西亚,防御方的舰队就可能在远征军行进途中骚扰或拦截。这种战法可以帮助防御方取得一定的机动优势,因为它无须顾及运输舰船,而这种骚扰和寻找战机正是纳尔逊所倡导的,他还主张在距离敌人目的地足够远的点上发动攻击,一举决战。
尚未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海军,必须在攻占目标前后发起一次攻击,如果存在决定性优势,更应该充分利用它,将所到之处的敌舰全部摧毁。如果海军还处于劣势,那么就不用再讨论了。因为据我考虑,面对占优势的敌人舰队,是不可能发动长途远征的。1798年,拿破仑率领13艘战列舰远征埃及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3艘战列舰,纳尔逊仍在援兵到来之前追上并超过法军。法国对爱尔兰的几次远征失败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海军处于劣势。正因为处于劣势,他们选择在一年中风暴最大时起航,以为这样可以避免优势的英国海军,结果却陷入绝望境地。如果选在好时节,英国海军的控制力就更强大了。请不要把我的评论理解为是在谴责特殊行动。这种特殊行动只是为牵制战设计的,而且预期的收获大大超过失败所招致的可能损失。
远征军在途中应该尽量地集中。在此期间,它无须担心交通,应为补给一直伴随它航行。它该担心的是战术问题,即如何保护运输船队的问题,以及一旦与敌人遭遇应该如何机动的问题。远征军的警戒和通讯任务应该由巡洋舰担任,战斗序列中的中型舰船则需在舰队司令及护航船队进行支援的所及范围以内。
战斗舰船持久的集中,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条件。1796年,法国远征爱尔兰,如果陆、海军指挥官坚持与战列舰一起不脱离战斗兵力,就很可能获得之后拿破仑登陆埃及一样的战果。可能是记住了1796年的这次教训,拿破仑始终与舰队司令待在一艘最大的战列舰上。运载陆军部队开赴埃及的护航船队则是从几个港口出发,在途中集结的。当已经可以看见奇维塔韦基亚时,法国舰队司令曾向拿破仑请求派出4艘战列舰和3艘护航舰前去保护来自该港的船队,直到它与远征军主力会合为止,而拿破仑则批示:“假如在这次分兵之后的24小时内发现10艘英国战列舰,而我将只有9艘而不是13艘。”法国舰队司令无言以对。拿破仑的批示为意图和目的必须集中的论点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他的名言可能更具说服力:“目的的专一”。法国舰队司令是想通过分兵,既保护主力船队,又保护即将到达的分遣队。拿破仑则看到,对这二者进行防护,二者都有可能暴露而遭到毁灭性打击。因为,如果分遣队同英军遭遇,英法对比将是13:4;若主力同其遭遇,则对比为13:9。那支较小的船队在无法逃避的时刻里,只能冒险行动。这和我们所遇到的情况何其相似,将舰队分开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也和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错误部署很相似。
只要陆军还在海上,护航舰队就该以护卫部队为中心而部署,这属于战术范畴,其所依据的法则同陆军部队在行军中防备与敌遭遇所遵循的法则是一致的。当到达目的地并获得胜利时,陆军部队便能负责自己的安全,舰队的战术部署随之解除,之后其任务便是保障陆军的交通联系、控制海洋、部署舰队确保目的达成的战略问题。
以上是我就一般性原理对当前主题进行的论述或实例。现在我将详细地列举两个远征史实加以讨论。它们相隔两千年,但其所提供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重大的普遍性战略原理具有永久性特点。
罗马同迦太基大战(史称布匿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雅典拥有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大的海权。其海上实力延伸至爱琴海诸岛,并以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和现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大陆为基地,雅典的贸易推进到黑海和克里米亚。将近二十年,雅典曾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诸联邦进行战争。虽然雅典缺少既有力又安全的岛国位置(像英国),眼见阿提卡城下的小片领土被敌人陆军毁坏殆尽,但依靠其庞大的海军和商业财富,即海权,一直傲然固守。雅典凭借海权在敌人海岸上控制了两个前进哨所:一个是纳瓦里诺湾,1827年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在这里统率英、法、俄联合舰队摧毁了土耳其海军;一个位于科林斯湾入口的纳夫帕克托斯。它们都是很有价值的战略据点,既可用于入侵敌国领土,又可用来切断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贸易。此外,雅典同克基拉岛(即今科孚岛)结成联盟。该岛对控制者极具价值,从希腊通往西西里岛的航线就是沿岸航行至克基拉岛,然后航行至艾厄皮吉恩角(即今圣玛丽亚-迪莱乌卡角),由此沿意大利海岸前进。这里被选为运输船的集合点。
这就是大约公元前413年雅典政府攻击叙拉古作为攻取西西里岛前奏时的形势。雅典采取这一步的军事动机为,谋求海上的势力范围。我只会附带提及这些动机,因为我关心的只是军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次远征,而非整个战争。
为什么要攻击西西里岛?首先是因为岛上的希腊城邦大部分都对雅典怀有敌意,雅典担心这些城邦会加入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如果联合形成,雅典赖以维持安全的制海权就会遭到严重损害。这很像1897年英国政府得知拿破仑同沙皇打算合作,迫使丹麦海军加入法俄联盟,立即在哥本哈根俘获丹麦舰队。第二个原因是,西西里岛供给敌人小麦。雅典有足够的势力和理由实现夺取目的,并控制其主要港口,而雅典统帅对海上困难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但我仍然相信,雅典的海上实力足能胜任该任务。